1、江姐，小说中的名字叫江雪琴，是《红岩》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2、监狱之花是狱中一对牺牲了的革命者遗下的女婴。
她父亲入狱后很快就被敌人枪杀了，她的母亲因难产而去世。
难友们给她起了“监狱之花”这个美好的名字。
3、“猩猩”渣滓洞集中营的特务头子。
因为他长着人的面孔，穿戴着人的衣冠，但没有人的心肝，而是一头类似人的刁诈的动物，所以大家都叫他“猩猩”。
4、丁长发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在农民武装起义时，指挥战斗负了重伤而被捕。
《红岩》是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
该书讲述了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的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刑，敌人为了得到口供，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但在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前，敌人却是一筹莫展，一败涂地的故事。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
红岩，这一史诗般的称号，是重庆的光荣象征。
《红岩》这一神品般的小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质最高度的概括。
红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人生伟大实践；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红岩》小说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
我们不能否认，艺术的东西有些可能要比生活的真实更完美一些，但当真实地接触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史实材料时，不能不承认没有夸大的真实很多时候要比加工过的艺术更具冲击力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岩
你最喜欢《红岩》中的哪一个人物形象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一9二一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一]。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一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二]《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一9四0年三月一吧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一9四陆年吧月一吧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一9四漆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一9四吧年漆月二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 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一9四吧年漆月二二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一9二一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一9三9年到一9四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一90吧年出生，一9三二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一9三三年一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一9三四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一9四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一9四漆年吧月一吧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一9四吧年一月二三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一95吧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一99二年5月一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吧四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一9三四年入党，一9三漆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一9三吧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一9四吧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一9四吧年吧月二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一9四9年一一月二漆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一9三吧年一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一9四二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一9三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一9四吧年漆月四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一9四吧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一9四吧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一9四吧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一9四吧年四月一日下午三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一9四漆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一9四吧年四月四日，许建业被捕。
一9四吧年四月陆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一9一吧年生，四川新都人，一9三吧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四月吧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一9一0年生，四川酉阳人，一9三陆年参加国民党，一9三吧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一9四漆年一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中国措施。
约定在一漆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一二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
红岩中的人物,情节,作者,阅读感受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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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写一封信给十大感动中国人2016年哦的其中一人
《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2月14晚在综合频道播出。
颁奖盛典仍由白岩松和已经退休的敬一丹共同主持。
【颁奖词】窄条凳，自行车，弓腰扛背，沐雨栉风。
身边的人们追逐很多，可你的目标只有一个。
刀剪越磨越亮，照见皱纹，照见你的梦。
吆喝渐行渐远，一摞一摞硬币，带着汗水，沉甸甸称量出高尚。
2010年8月9日，吴锦泉收听广播时得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将磨刀挣来的硬币凑上1000元钱送给红十字会捐给灾区。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吴锦泉得知此消息后，将两年来走街串巷替人磨刀挣下的1966.2元辛苦钱，通过红十字会捐给灾区。
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累计捐款37000多元钱。
吴锦泉，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五星村一名普通村民，如今年过八旬，仅靠磨刀为生，生活并不富裕，老两口还住在三间破旧的瓦房里，但他关心社会，为村里修桥补路，去福利院看望孤儿，将自己的辛苦钱毫无保留地捐献出来。
【张宝艳秦艳友阳春布德泽】
【颁奖词】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茫茫暗夜，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亮。
三千个日夜奔忙，一千个家庭团聚。
你们连缀起星星点点的爱，织起一张网。
1992年，儿子的一次意外走失，让张宝艳、秦艳友夫妇体会到了走失孩子后的焦急，此后他们开始关注寻亲信息，并尝试为丢失孩子的父母提供帮助。
2007年，夫妇二人建起“宝贝回家寻子网”，帮助家长们寻找孩子。
为了运营好网站，张宝艳辞去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
2009年，张宝艳提出的“关于建立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议”得到公安部采纳，DNA数据库为侦破案件、帮被拐儿童准确找到亲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成立8年来，“宝贝回家寻子网”不断壮大，志愿者发展到15万多人，遍布全国各地，成为照亮宝贝回家路的一支中坚力量。
目前，“宝贝回家”寻子网是唯一与公安部打拐办合作的全国性寻子网站，截至2015年11月，“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帮助超过1200个被拐及走失的孩子寻找到亲人。
【颁奖词】青蒿一握，水二升，浸渍了千多年，直到你出现。
为了一个使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
萃取出古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帮人类渡过一劫。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这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
1968年，中药研究所开始抗疟中药研究，39岁的屠呦呦担任该项目的组长。
经过两年的研究对象筛选，并受到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的启发，项目组将重点放在了对青蒿的研究上。
1971年，在失败了190次之后，项目组终于通过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并在接下来的反复试验中得出了青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的结果。
在没有先进实验设备、科研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屠呦呦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面对失败不退缩，终于胜利完成科研任务。
青蒿素问世44年来，共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
未来，屠呦呦希望通过研究，让青蒿素应用于更多地方，为更多人带来福音。
【颁奖词】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是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
唱红岩，唱蓝天，你一生都在唱，你的心一直和人民相连。
是一滴水，你要把自己溶入大海；是一树梅，你要让自己开在悬崖。
一个兵，一条路，一颗心，一面旗。
《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唱lianpu》《团结就是力量》…这些被置于艺术殿堂宝座的艺术作品，都出自著名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阎肃之手。
1950年，20岁的阎肃来到西南青年文工团，并于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成为一名文艺兵。
自那时起，阎肃就常常跑基层，慰问广大官兵，把官兵们的生活点滴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很多作品都是在连队的马扎上完成的。
为了创作歌剧《江姐》，阎肃来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反铐双手，戴上脚镣，并坐上老虎凳来真实感受当年共产党员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
2016年2月12日与世长辞，阎肃的夫人说，昏迷期间，阎肃只有听到自己写的歌时才有反应，甚至会流泪。
在阎肃心中，他的作品里饱含着的对兵、对民的深情，正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即使昏迷，也依旧共鸣不绝。
他永远是一个兵，一个人民的优秀子弟兵。
【颁奖词】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
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
就象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
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
自1987年入厂以来，一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
目前，火药整形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
下刀的力道，完全要靠工人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
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而经徐立平之手雕刻出的火药药面误差不超过0.2毫米，堪称完美。
为了杜绝安全隐患，徐立平还自己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命名为“立平刀”。
由于长年一个姿势雕刻火药，以及火药中毒后遗症，徐立平的身体变得向一边倾斜，头发也掉了大半。
28年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雕刻火药，被人们誉为“大国工匠”。
【颁奖词】千万里，他们从天南地北回来为你送行。
教书、家访、化缘，埋头苦干，拼命硬干。
你是不灭的蜡烛，是不倒的脊梁。
那一夜，孩子们熄灭了校园所有的灯，而你在天上却熠熠闪亮。
莫振高，学生口中的“莫爸爸”“校长爸爸”，是广西都安高中的原校长。
都安是全国贫困县，这个大山里的瑶乡，有着众多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
于是，莫振高将“让瑶乡儿女走向世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任教三十多年来跑遍每一位贫困生的家，将了解的情况一一记录在册，并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了近300名学生，圆了他们的大学梦。
然而，自己的工资毕竟只是杯水车薪。
面对数量众多的贫困学生，这位从未向别人伸手的“莫爸爸”走上了“化缘”之路。
他利用休息时间，来到全国各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做演讲、做动员，只为通过社会力量，帮助更多的瑶乡儿女走出大山。
就这样，莫振高一共筹集了3000多万元善款，让1.8万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因积劳成疾，莫振高于2015年3月9日突发心脏病去世。
“莫爸爸”的“化缘”之路改变了数以万计贫困孩子的命运，现在他已桃李满天下，九泉之下也可含笑。
【颁奖词】来不及思量，就一跃而入，冰冷、漆黑、缺氧，那是长江之下最牵动人心的地方，别紧张，有我在，轻声的安抚，稳住倾覆的船舱，摘下生命软管，那肩膀上剩下的只有担当，人们夸你帅，不仅仅指的是面庞。
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号客轮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翻沉。
官东主动请缨加入海军工程大学抢险救援分队。
6月2日抵达救援现场后，他第一个跳入水中，面对水流湍急、能见度极低的双重考验，官东首先在船舱内发现朱红美老人，他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帮她穿戴好装具，最终成功将其救出，这是第一位被成功救出的生还者。
14时15分，官东再次下水，在机舱部位找到了船员陈书涵。
面对体力严重透支，陷入绝望的陈书涵，官东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装备给了陈书涵，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仅靠轻潜装具支撑。
撤退时，他身上的信号绳被缠住，危急之下，官东割断信号绳，与水面彻底失联。
官东在黑漆漆的舱内摸索近20分钟，终于找到出舱口，怎料，一个暗流瞬间将他卷入深水区，而此时，装具里的氧气即将耗尽，官东果断丢掉所有装具，憋着一口气猛地往上游。
由于上升速度过快，刚出水的官东双眼通红、鼻孔流血。
面对大家的赞许，这个帅气的90后小伙儿，没有多言。
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军人应有的担当。
【买买提江·吾买尔盛德表一乡】
【颁奖词】一碗茶水端的平，两个肩膀闲不住。
三十多年的老支书，村民离不开的顶梁柱。
你是伊犁河上筑起的拦河坝，是戈壁滩上引来的天山水，给村民温暖，带大家致富。
木卡姆唱了再唱，冬不拉弹了再弹，买买提江·吾买尔的故事说不完。
买买提江·吾买尔是新疆伊犁地区布力开村村支部书记，维吾尔族。
3岁时，吾买尔的父亲就过世了，第二年母亲也改嫁了。
就这样，吾买尔是吃着村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等各族人家的百家饭长大的，也由此对乡亲们产生了化都化不开的浓浓感情。
当上村支书之后，吾买尔把“不让一个人受穷，不让一个人掉队”作为自己的工作宗旨，全力带领村民奔小康。
在布力开村，各族群众和谐相处，从没有红过脸，更没有出现过民族歧视。
吾买尔说，只有民族团结经济才能发展。
如今，布力开村已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截止到2015年底，布力开村1120户村民全都盖起了有网有电话的新房，铺上了总长42公里的柏油路，全村三分之一的人家买上了小汽车。
在民族团结的大道上，布力开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团结带来的生产力。
【颁奖词】重返舞台，放不下人间悲欢，再当爷娘，学的是前代圣贤，为救孤，你古稀高龄去卖唱，为救孤，你含辛茹苦十六年，十六年，哪一年不是三百六十天，台上，你苍凉开腔，台下，你给人间作榜样。
郑州戏曲圈里有这样一位老艺术家：台上兢兢业业唱好戏，台下尽心尽力做善事，戏迷们夸他是德艺双馨的好人，他就是74岁的王宽。
1998年退休后，王宽夫妇陆续收养了6名老家的孤儿。
为了供养这些孩子吃饭穿衣、读书学艺，王宽决定放下自己国家一级演员的身段，去茶楼卖唱，这一唱就是7年。
起初，他的“上台率”并不高，每晚冷板凳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
但王宽依旧坚持每天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茶馆地跑，常常晚上六七点就去了茶馆，等到天亮才回家。
后来为了能够让更多人点他的戏，王宽又学起了川剧变脸。
如今，王宽夫妇苦心抚养的几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自食其力，而老两口却还在坚持资助老家的孩子。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办起一个孤儿艺校，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余热，让这些孩子学到一技之长。
王宽老师用他的行动向大家传达爱的意义。
【特别致敬：抗战老兵和爱国侨胞】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9.3”阅兵式上，赢得最多掌声和最高敬意。
他们是历史，也是现在。
他们中既有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也有抗战老兵的后代，还有海外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当300余名抗战老兵组成的乘车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苍苍白发，熠熠勋章，这群耄耋老人用微微颤抖的军礼表达着对祖国强盛的崇高敬意。
70多年前，他们是走上抵御外辱、保家卫国之路的勇士，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他们依旧对国家和民族怀抱拳拳之心。
和抗战老兵群体一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海外华侨华人或是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或是捐款捐物支持抗战，或是直接回国参军，爱国侨胞们众志成城，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血脉长城。
积淀在他们身上的赤子情怀和文化血脉，将助推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共圆“中国梦”的未来。
在这里，我们向抗战老兵、爱国侨胞两个群体特别致敬，不仅是为了重温历史、缅怀先烈，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为民族尽忠义的担当。
红岩书中人物及描写其语句
这青年衣衫破旧，举止有些寒伧，看样子不像学生，大概是个小职员吧
不过，要是职员，他怎能一天到晚不去上班，把时光都消磨在书店里
甫志高几次想问，却不好启齿。
余新江愤怒地将双手往衣袋里一插，大步跨到丁长发面前，“老丁
他叫了一声，忽然停住了，因为他的手在衣袋里触到一点什么东西。
余新江慢慢从特务搜查过的衣袋里抽出手来，竟摸出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小纸团。
余新江诧异地打开纸团一看。
陈松林在忙乱中逐渐察觉到，顾客已经减少了许多。
这时，甫志高跨进书店来了，他也像普通的顾客那样，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浏览着图书。
甫志高到书店来，是有目的的。
眼看着工人生活的艰难困苦，成岗心里感到十分痛楚。
他在几座工棚里转来转去，想和工人商量。
工人却冷淡地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新来的管理员，始终保持着沉默，像火山爆发前的沉默…
烟囱冒着浓烟，车间里闪耀着铁水浇铸砂型的火花，流着汗水的工人，操纵着车床，车床飞快地旋转，工人辛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
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
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
象这样的年轻同志，刚脱离熟悉的环境，担任这种新的、特殊的任务，多少有点不习惯，是很难怪的；自己当年刚脱离群众运动转入长期隐蔽时，何尝不感到苦闷
甫志高并不急于说更多的话，只是默默地抽烟，端详着面前的年轻小伙子。
天色快黑尽了，顾客进进出出的似乎更多。
每天黄昏，是买书、看书的人最多的时刻，书店里挤来挤去的都是晚饭后从学校出来的学生。
陈松林忙着在人丛中取书、收钱、找钱，无暇细听那些学生嘈杂的闲谈。
书店是甫志高领导的，他仍旧在银行作会计主任，兼着书店经理的名义。
最近，他常到书店来，帮助业务不熟的陈松林。
他的领导很具体，而且经验丰富，办法又多，很快就博得陈松林对他的尊敬和信赖。
牛角沱码头上挤满了等候过江的人。
成瑶排在一个老太婆背后，性急地蹬着脚，又踮起脚尖朝前望。
前面，一条线的人头一直排到趸船边。
趸船上站着两个戴黑眼镜的人，嘴角上叼着烟卷，在那里指手划脚。
丁长发扫了他一眼，沉默着。
如果敌特搜出了女室的来信，如果女室有关越狱的重要意见被敌特搜去，那么，接踵而来的，定是不堪设想的危险。
丁长发举目四顾，看见了余新江的手已握成拳头，所有战友的目光，都惊惶地射向牢门口。
只有老大哥没有什么反应。
他早已离开了铁窗口，和更多的战友们一样，半坐半躺在他简陋的铺位上。
和前几次回家一样，仍然听不见嘈杂的金属撞击声和电动机嗡嗡的低鸣，厂里全是静悄悄的。
成瑶不管这些，朝一座小小的灰色砖房的楼上直跑。
过了江，北岸高高的石级，爬得成瑶直喘气，衬衣有点湿了，江风吹来，背心凉飕飕地很不舒服。
擦擦额角上冒出的汗珠，渐渐望见了一座熟悉的烟囱的上半截，到家了
关好店门以后，甫志高便到楼上那一小间陈松林的寝室去了。
他坐在陈松林那张小书桌旁，翻阅了一下小陈的读书笔记，他发现，小陈很用功，虽然文化不高，但做的《大众哲学》笔记很认真。
笔记本的封面上还写了几行自勉的话。
合上笔记本，甫志高点燃一支烟，深深地思索起来。
他平素不大抽烟，近来因为工作顺利，精神比较兴奋，有时就抽上一支两支。
愤怒的陈松林，什么也不想看了，绕过松林坡，径直朝华为的宿舍走去。
他对那个受了伤的，被叫作黎纪纲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和同情。
店员是个圆圆脸的小伙子，十八九岁，矮笃笃的，长得很结实。
他是从修配厂调出来的陈松林。
离厂以后，便没有回去过，谁也不知道他当了店员。
初干这样的工作，他不习惯；脱离了厂里火热的斗争，更感到分外寂寞。
他很关心炮厂的情况，却又无法打听，也不能随便去打听。
偏偏这书店还只是一处备用的联络站，老许一次也没有来过，所以他心里总感到自己给党作的工作太少。
成岗象猛然醒悟，立刻把江姐的手拉到自己面前，他清楚地看见，江姐的食指和中指，隐隐地现出铁笔磨伤的痕迹。
成岗、肖师傅和那个圆圆脸的青年工人陈松林，在城里一家电机厂里等了一整天，又冷又饿，直到黄昏时分，马达才修好。
可是抬到江边时，洪水早已淹没码头，水还在一股劲朝上涨，轮渡和木船都封渡，过不了江。
而且，就是等到明天，也不知道能不能过江，嘉陵江发洪水，雨又下个不停，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开渡的。
陈松林记得，他第一次遇到黎纪纲，就是在这里。
黎纪纲躺在床上，扶他回来的同学们，正用毛巾浸湿冷水帮他止血。
此刻，他觉得奇怪，看看宿舍里没有什么人，所以一见到华为就向他低声打听这青年的来历。
红岩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吗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红岩》小说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
作品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剧《江姐》等，从1961年出版至今51次再版，发行800多万册，是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
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
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
红岩，这一史诗般的称号，是重庆的光荣象征。
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3064，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辩证地统一起来。
《红岩》是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岩
红岩书中人物特点是什么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红岩》有鲜明的特点。
一、江姐是政治上成熟的共产党员。
她稳重精细安详深沉坚强，处处表现出纯洁的党性和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
如她第一次出现在成岗家里，九表现出地下工作者机敏干练的特有风度。
在去川北的路上，她看到挂在城头的丈夫的头颅，顿时热泪盈眶，禁不住要痛苦出声。
但她以想到当时的处境和新的战斗任务很快就控制了悲痛的感情，更英勇的投入了新的战斗。
作者细腻的写出了作为妻子的江姐所具有的丰富感情，写出了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在狱中经历各种酷刑后，难友们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其中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的诗这样赞颂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这首诗在渣滓洞牢房里被传诵一时。
正是像江竹筠一样的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
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给人不畏牺牲的精神，给人崇尚光明的力量。
人生缺乏信仰，就会变得浮躁。
在物欲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坚定的信仰。
二、许云峰是一个工人出身，长期从事地下党工运领导工作，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形象。
在沙坪书店一出场就显示出她高度的革命警惕2性和处理意外情况的果断，镇静。
在监狱中与狡猾的特务投头子徐鹏飞面对面的斗争中，他沉着冷静，巧妙地把敌人引入错误的判断，保护了同志和组织。
这显示出他非凡的胆识和过人的机智。
最后，他以顽强的意志在潮湿阴森的地窖里用手指挖通了石壁，把越狱的通道留给了同志们。
自己则带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从容就义。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风格。
《红岩》是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
该书讲述了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的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刑，敌人为了得到口供，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但在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前，敌人却是一筹莫展，一败涂地的故事。
1961年12月，正式出版，此书重印113次，再版2次，册数则超过了一千万。
作为红色经典作品，轰动一时。
作者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此长篇小说《红岩》，后改编为红色电影《烈火中永生》。
建国初期，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罗广斌、杨益言和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刘德彬三个人共同把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
1950年7月1日开始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后华东、华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
1958年又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在此基础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红岩》。
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
“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
罗广斌和杨益言在“文革”爆发后受到残酷迫害，其中作者之一罗广斌于1967年2月含冤去世。
“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岩
红岩里全部的英雄人物名字
红岩人物名：1、江雪琴（即江姐）—江志炜
2、孙明霞—曾紫霞（1949年8月被营救出狱）
16、华子良—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狱，是唯一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
19、小萝卜头—宋振中（1949年9月6日与父亲宋绮云烈士、母亲徐林侠烈士一起在重庆松林坡遇难）
20、双枪老太婆—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烈士，1949年11月27日和次子邓诚烈士同时牺牲于渣滓洞监狱）
21、“监狱之花”的原型：第一个是王璞烈士（1948年9月在组织华蒙山武装起义时牺牲）的妻子左绍英烈士，被捕后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狱中生下“监狱之花”卓娅；第二个是中共龙市妇女支部书记彭灿碧烈士，被捕后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狱中生下“监狱之花”。
左绍英、彭灿碧及其她们的“监狱之花”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同时殉难于渣滓洞。
22、叛徒甫志高原型人物：刘国定、甫益智、刘文祥、涂孝文等
23、大特务徐鹏飞原型人物：徐远举
24、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严醉：沈醉
26、渣滓洞看守长“猩猩”原型人物：李磊
27、渣滓洞看守长“猫头鹰”原型人物：徐贵林
28、特务黎纪纲—曾纪纲
29、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
渣滓洞仅有15人脱险成功：肖钟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张泽厚、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盛国玉（女）。
30、白公馆仅有19人脱险成功（谭模被提出枪杀，身中三枪未死，他从尸坑中挣扎出来顺利脱险，加上他一共是20人）：
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郭德贤（女）、郭小波、郭小可、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
扩展资料红岩，这一史诗般的称号，是重庆的光荣象征。
《红岩》这一神品般的小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质最高度的概括。
红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人生伟大实践；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参考资料：红岩-百度百科
☆江竹筠（1920—1949），原名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4年夏，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
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
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
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
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
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
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
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
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
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江姐在临死前还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
而这封遗书现在保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
而就在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向世人写开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14日是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牺牲58周年之日，三峡博物馆昨天公开展示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江姐遗书。
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这封遗书是江姐写给表弟谭竹安的，约十多厘米见方，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
“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
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
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
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是怎样悄悄写下遗书，又是怎样把遗书送出监狱的
三峡博物馆有关人士揭开了谜底。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
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
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
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
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
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舞剧《红岩》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这就是歌剧《江姐》。
此剧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
全剧以四川民歌的音乐为主要素材，广泛吸取川剧、婺剧、越剧、杭滩、洋琴、四川清音、京剧等音乐与会和手法进行创作，既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优美流畅的歌唱性段落，深刻刻画了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
剧中的著名唱段《红梅赞》《革命到底志如钢》《绣红旗》等，琅琅上口，过耳不忘，至今仍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江姐》1964年在北京首演后，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舞台演出本拍摄了同名故事片。
1948年春，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战略反攻。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重庆，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我地下党员江姐带着省委的重要指示，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离别山城，奔赴川北革命根据地。
在途中，她突然听到丈夫—华莹山纵队政委彭松涛同志牺牲的消息，抑制住内心的悲痛，毅然直上华莹山，见到了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率领游击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四处通缉江姐。
江姐在群众的掩护下，和同志们一道又一次拦住敌人的军车，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里，面对特务头子沈养斋的威逼利诱，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江姐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的罪行，表现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精神。
重庆解放前夕，敌人在逃跑前，策划屠杀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阴谋。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我军胜利进军，江姐在集中营组织和领导越狱斗争。
在这生死的紧急关头，敌人要提前杀害江姐。
为了不暴露越狱计划，保护同志们，江姐毅然走向刑场。
山城解放了，五星红旗在新中国的上空飘扬，它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
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
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
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
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她最崇拜苏联女英雄“丹娘”；狱中难友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
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
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
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
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
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
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
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
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
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
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
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
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
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
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
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
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
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
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感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
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
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
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
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
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
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
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
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
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
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建业同志是否有遗孤，我不清楚。
但是能够继承先烈遗志的后来人也可以说都是先烈的后代。
江姐的儿子彭云，据说后来去了美国读博士，现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教。
彭云也有儿子叫彭壮壮。
说明：这是江姐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照片,是江姐和老彭于1947年9月，去下川东工作前留下的一张珍贵照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
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
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
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
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
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
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
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
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
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
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
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
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江竹筠牺牲时年仅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