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星野，我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民国时期著名新闻理论家、报人，被后人誉为“新闻界苦行僧”“新闻界斗士”“中国新闻界的孔子”，等等。他最早到外国最古老的新闻学院——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新闻，确实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引进从来没有的新闻教学模式和先进的新闻事业管理理念，培养出大批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编辑，为战时的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值得今人永远的怀念和深入的研究。

马星野（1909—1991），原名允伟，入学读书时名马伟，字之奇。出生于万全镇湖岭陈岙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幼承庭训，颖悟绝伦，家人对他寄以厚望，所以取名“伟”。祖父马莲屏，皓首穷经，因家后山流下来的泉水汇成一井，清冽甘甜，附近罕有其匹，被誉为“第一泉边第一儒”。祖父育有五子，长子少屏，名毓骐，有神童之誉，后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归国后任教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即今温州中学），不久接着刘绍宽任该中学校长。长子如父，在家时，由他来教弟弟们。他们都刻苦好学，每天天还没亮即起床读书，以点完菜油灯里的一条灯芯为准，这是他们家的传统，马星野撰有《青灯有味似儿时》，回忆自己少年时青灯伴他读书的难忘岁月。他父亲敏中（名毓驎），排行第四，和第五季洪（名毓骧），后来都成为刘绍宽的高第弟子，有“马氏五常”之目，刘氏有诗道：“马氏多才贤，相逢眉皆白。兄弟各称难，此自关世泽。”

祖父在他呱呱坠地之初，就在门上写了“马人忠孝”四个大字，用来策励他。古人在“忠”和“孝”这两方面是息息相关，这个忠字以后就伴随了他的一生，成为他一生为人做事的标准，无论是从政，还是办报，都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读者，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以言报国，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他三四岁时，祖父就整天抱他在怀中，与他同床而眠，教他背诵唐诗、古文。他说自己少年时对诗歌的爱好胜过古文，尤其爱好杜甫诗，后来在海外求学时，发回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所用的“星野”笔名即出自杜的《旅夜书怀》五律。

到了入学年龄，马伟随父母从陈岙迁居到县城西门担水巷原工具厂处（据他外甥周超群先生说，他们家后来又搬到了北门桑果园街吉祥院附近），与再向西点的刘绍宽家刘宅和荫泽巷的马翀中（毓骅）、蔡墨笑他们夫妇家都很近，他也在马、蔡办的扶风学塾里读过书。父亲敏中经常参加刘绍宽他们老人的戊社诗钟活动，有时就在他家举行。戊社坚持十来年后停止了，他父亲和其他年轻的本地人又成立了星社，老师刘绍宽也参加。马伟在县小读书，也和同学阮汝楠、王建之、蔡孟平等人成立了辛社，也经常诗词唱酬。有次他们请王建之父亲、拔贡王鼎铭出了一个诗钟题为“雨、春”嵌第七字，每人做七副对子，马伟有一对为“留得残荷听夜雨；聊将旧酒醉新春”，被评为第一，得到了王父的激赏，当时只有十一岁，可见他少年捷才的表现。十四岁考入了温州省立十中（即今温州中学），有幸遇到了一生中引以为骄傲的国文老师朱自清，在春草池畔一年半时间的传道解惑里，给予了他很多的启示。有次朱氏看了他的作文，在后面写了李商隐《宋玉》“何事荆台十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诗句，对他的才华给予了无比的赞赏。他后来所写的新闻报导和回忆散文，清丽浏亮，“窃攀屈宋宜方驾”，如朱氏“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杜诗），有乃师风格。在中学里，他也常主编校刊壁报，对新闻工作渐有偏好。

1926年，马伟考取厦门大学，1927年又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1930年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很有文名。1928年11月，回家，他与同学蔡孟平去拜访耆宿刘绍宽，刘在日记中说他将往清华学校肄业，评他“此君气宇甚佳”。他当时气宇轩昂，风流倜傥，可谓“春风得意马蹄急”。12月，他与一胡氏女结婚，刘氏在日记中说：“之奇今日结婚，午与宴。”1929年春，到北平清华大学半工半读了半年，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非常赏识他，安排他任校长室秘书，同时编清华校刊。是年夏，回南京任《党军日报》主编，还未满二十岁，共做了三年时间，这是他从事新闻行业的牛刀初试。1931年1月1日元旦，刘氏在日记中又记载道：“午后往县政府将看演剧，以人拥挤，遂回。至昆山下，见马伟妻胡秀英嬲伟狂哭，旁观甚众。询为马伟悔婚事，秀英急欲投河，赖众拦阻。”不久，在刘绍宽等地方绅士的调解下，他们离了婚。

1931年，马伟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公费留学。因为他办过报，政校当局也认为新闻学很重要，于是选择了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深造，成为中国政府派遣出去学新闻的第一人。此新闻学院创办于1908年，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创办人为威廉博士，马星野后来被誉为“中国的威廉博士”。也就是在这求学期间，他把自己发表文章用的“星野”笔名作为自己的正式名字用。刘绍宽有《马颐钧示以送侄之奇赴美国诗，闻马少坪亦有作》诗：“马氏多材几白眉，竹林唱和有新诗。当前兰玉真堪喜，彼美榛苓况可思。时局已成皮画虎，异邦应许颔探骊。病痱足炙盭长沙痛，倘觅奇方任国医。”当时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蒿目时艰，刘氏希望他从海外探骊得珠，寻来奇方妙药，成为一个“国医”，好来救救“重病”中的国家。后来刘氏在《和马敏中生日述怀次韵》诗中又说：“有子羡龙文，鞭影善驱策。负笈出重洋，远泛海天碧。”龙文是古代一种千里马的名称，它只要一看见主人鞭子的影子，就会奔跑驰骋。

密苏里新闻学院将新闻教学和新闻实践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切注重实际。新闻学院大楼就是密苏里人报馆，除新闻学原理、新闻史、广告学等新闻理论课外，其他如采访学、编辑学、社论研究等，全是在报馆里一边教，一边做。留学四年，“此时所学益专，所涉益广，所诣益深，毕生志业之所趣，于斯大定”。1983年，他到华盛顿、纽约视察中央日报社各单位，顺路拜访了母校，“以留鸿爪”，写下了《密苏里大学感怀十首》诗，其一《过先师威廉校长纪念室》：“采采丹枫恻恻心，威廉师骨已成尘。依稀五十年前事，只见双狮不见人。”其四《旧图书馆》：“故馆犹藏万卷书，青灯照读夜窗虚。徘徊觅遍少年迹，头白重来一老儒。”情真意切，清新动人。一年后，他接受密苏里新闻学院颁授“杰出新闻事业终身服务最高荣誉奖章”，其分量与美国新闻普利策奖一样。

1934年5月回国，7月到黄埔军校见蒋介石校长。校长问他要做什么，他说办报，校长就说：“一个人办报不成，现在优秀的新闻记者很少，应先训练一些好的青年记者。”蒋校长的一席话成为他一生的又一个转捩点，从此他以培养国家新闻人材为己任，也成为他创办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的契机。创办新闻系的这个理念与创办黄埔军校一样，政校的新闻系似乎成为新闻记者的“黄埔军校”，为当时中国培养了不少有职业道德，有理想抱负的新闻人材。

1935年，政校新闻系成立，马星野任系主任，独当一面，才二十七岁。他的弟子耿修业回忆当时上课情景说：“马老师的温州话，很不易懂。初上他的课，听他的话，就像读艰深的古文，很是闷气。”大概他也有点像当年同乡陈介石在京师大学堂那样，因为上课没有人听得懂，只好在黑板上写板书。他引进了密苏里新闻学教育模式，注重实践。他的新闻课程设计不同一般，认为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需要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语文学科的综合素养，于是当时新闻课程的分配比例为社会科学占百分之五十，语文学科占百分之二十五，新闻专业科目占百分之二十五，新闻的只占四分之一，注重通识教育。同年他还创作了新闻系系歌，把新闻工作提高到中国传统“三不朽”的高度，其中道：“新闻记者责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

1941年，中国新闻学会成立，马星野是创始人，大家推荐他起草了《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他参照了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1914年的《记者信条》八则等，吸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当时国情，撰写了十二条，从各个方面对新闻记者提出了要求和规范，这是马星野为中国新闻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之一。他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新闻思想，记者要以民族、民权、民生至上。报纸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下达上通，与国家前途、民生情况息息相关。他在《释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一文的开头说：“我们新闻记者，无间昼夜，不分寒暑地工作，目标决不在为自己谋什么利益。新闻记者既不为利，也不为名，而是纯纯粹粹替读者听众服务……最大多数读者的最高幸福，便是我们终生努力的目标。”他还撰有《给青年记者——新闻采访应守什么原则》，对“新速实简”四字作了具体的阐述。

1945年11月，马星野接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书生办报，开始有人怀疑他是否能胜任。他对报社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就是实行股份制，进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不再依靠津贴，实现了自负盈亏，取得了成功。耿修业说：“马星野先生时代的《中央日报》，在南京时赚钱，在台北也赚钱。办党报而能有大量盈余，星野师是第一人。”他不是靠歪门邪道来赚钱，而是坚持新闻职业道德。他采取了报纸杂志化等措施，增加了报纸的可读性、趣味性。1949年，报社迁到了台北。至1952年辞去社长一职，他共主政了七年时间，在这七年里，《中央日报》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发行量从原来只有一万份，增加到七万份。

1964年，出任中央通讯社社长，1972年卸作。1973年，中央通讯社改股份制，马星野被选为第一任董事长，后来多年连任董事长。1985年，首次中风，仍惦记着社内的工作，同年在中央社退休，一丝不苟做好交接工作，先后又因病请辞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国大代表。1990年，突患脑干中风，在经六七年病魔缠身之后，翌年逝世，一颗极其明亮的大星从天上陨落了。在身无实职的时候，他有次对自己的好友、后期中央日报社长楚崧秋吐露了无奈的心声：“如果我不是从事新闻实务，而以教育终身，可能我的贡献会比今天多一点。如果我有能力，又有机会自己办报，可能我对社会大众有更多一点交代。”

杜甫《旅夜书怀》诗道：“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是以文章著名，官应老病而休，老骥伏枥，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大概也很切合他晚年的心境。他晚年夜深睡不着时，为了消磨长夜，就默诵杜甫五古、五律等诗，就像胡适晚年临睡前都要背诵杜诗《秋兴八首》，“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甫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他们是“漂泊东南天海间”。

2015年，女儿马大安夫妇回乡  张昌业 摄

平阳西郭，现代语境中的“城乡接合部”。曾经，她是平阳“文献之邦”重要后方——名流云集、人文荟萃。当“平阳西郭”频频闪现在发黄的册页上时，你可能会问，她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空间？曾经活跃着一群什么样的人物？发生了哪些在平阳文史上都值得一书的往事？

古时，平阳县城西门称“登瀛门”，与东门“挹仙门”遥相呼应。出西门，即白石里与雅山里，这一带即是俗称中的“平阳西郭”之所在。登瀛门以西，沿锦屏山下，一直穿过如今九凰山隧道北出口前的104国道，进入对面村落，这么一片地方，即平阳西郭的大致范围。

走在今天的西直街上，两旁店铺鳞次栉比，应接不暇。但新旧程度不一、高度参差不齐的房子，已无声表示，这是一片还残存旧日痕迹的街区。西直街改造工程即将启动，不知道它的将来，是怎样一番模样。

往西门走，过一座尚无明确名称的石桥，就是白石里了。这一带是出县城进入平阳西郭的必经之路。街上曾有一条以“登瀛”命名的巷子，又名孔夫子堂巷，据说以前有孔氏家庙，这些已荡然无存了。附近还有白石巷，巷中有宋林景熙故居遗址。还有白石井、白石亭。

相比于县治之内的繁华喧嚣，西郭显得颇为寂寥，但“积淀”相当深厚；若提及平阳厚重的乡土文化，西郭现象估计很难被忽略，但“旧痕”几近消逝……

西郭有二“里”，即“白石里”与“雅山里”，属平阳一都最前面的两个“里”。“里”是古代的一种行政区域的用词，类似于现在的行政村。

在白石里，我们寻寻觅觅，总算在俞宅巷里见到了一座老宅还遗有一门台。门楣上还依稀可辨有一个“庐”字的痕迹。在这座老宅里，写满了诸如“全民皆兵无坚不摧人民战争威力无穷”等语句。据说这是一位俞姓人家的大宅，原平阳中学校长俞爽眉就住此，但如今居住的多为外来人员。

由白石街经雅山桥，才算是进入雅山里。如今通往雅山里的路，汽车也可行驶直达。“雅山桥”也只是一个发黄的地名，存在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记忆里。

在西直街西段一处早已找不到河痕迹的“雅山桥头”故址，转弯拐入一条小巷，即昆雅南路。在路边一块石碑上，我们见到了《水雅路碑志》，从简单的碑文上可知，城西旧有大道经此以达雅山各处。

白石里、雅山里南依锦屏山、马鞍山。“昆山（即九凰山）雄丽峻拔，为县城表镇。”昆山往东为锦屏山，因形似画屏而称锦屏山。锦屏山之西为马鞍山，有一峰特别高耸，像被勒回的马首，其旁起中伏，如马背负鞍，于是叫马鞍山。据称山上有清代总兵官蔡朝佑镌刻的字。刘绍宽《厚庄日记》记载：民国4年（十二月）廿五午后，他同周喟等几位友人前往西门外看马鞍山题名，有“康熙癸丑冬月，三山蔡朝佐志”，其“马鞍山”三字，用双钩横书之。

雅山里有两大寺院，一是白莲堂，一是太平归元寺。

白莲堂如今也称“白顺寺”，据说是顺孝堂与以往的白莲堂合并而称之。在“白顺寺”前方，有一口古井，旁边围墙上写着“白莲古井”。方志上称，锦屏山四时苍翠，下有白莲井，其泉甘美，即便在大旱的日子，也经得起“日汲数千家而不竭”的考验。而今，白莲古井因水源阻截已废弃。

古井围墙外的一部分校舍，据说是白莲堂的故址所在。原系明朝鲍忠谏辉别业，改作白莲堂，也称永寿寺，故民国时鲍氏后裔鲍铭书对此寺情有独钟，平阳先贤王理孚曾为其“重修西郊白莲寺观斗楼落成”作诗曰：“曲径通幽古寺新，高楼迢递接宫闉。白莲劫外开诗社，红蓼山中结道邻。香火因缘天有斗，风流照耀海之滨。漫言剑气腾千尺，文字光芒射北辰。”（原注：离该寺里许山中，有红蓼庵。）刘绍宽等人组织的戊社诗钟活动经常在此举行。

而新建的太平归元寺，已全无当年的痕迹了。《温州文献丛书·瓯海轶闻》中有相关太平归元寺的些许记录：“其规模雄杰巨丽，环邑之境，唐末以来列刹未能或过之。元后至元中，邑长者吴君良佐之所创也。”这座寺院从至元乙卯（1339）秋动土到至正乙酉（1345）春竣工。当地老人告诉我们，称此寺“有九进”。这个说法朴素地印证此寺在民间的影响。

在寺院竣工的这一年秋天，迎来了逆川禅师主持寺院事宜，后来又增加一千二百亩田地为寺院恒产，当朝皇帝还敕赐匾额，下玺书护持。吴良佐还被皇帝赐号“正心德大圜悟居士”。可见这件事在当年的影响相当深广。

在这座“新生”的寺院里已很难找到当年的遗存，连寺额也没有见到。但在墙体外电表盒外表上，见到了手写的“归元寺”三个不注意就被忽略的字。曾有苏渊雷等几位先贤为此寺撰写的楹联，据说也已不知去向了。

紧挨归元寺，是一所叫“寺西庙”的建筑。门前立有一对石马。这是一对吕察使坟墓前搬迁至此的石马。至此，我们才算是见到了远去时代留在此地的一个深刻、厚重但也有些模糊的背影。

在由白石里与雅山里构成的平阳西郭，在各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些文化人前往此地居住，成为那个时代平阳的一种聚落现象。

宋末著名诗人林景熙先居西郭白石巷，后在马鞍山下找了一块地，建赵奥别业。后人苏椿（著有《马鞍山人诗草》）曾写有《雅山本赵地也，不知何时易以今名，偶读林霁山〈别业〉诗，慨作》诗：“赵奥当年岂赵家，霁山心事寄无涯。而今故址荒凉甚，那觅冬青一树花？”当年可是“开池纳在影，种竹引秋声”的一片园林大宅，最后成了“而今故址荒凉甚，哪觅冬青一树花”的败迹。在林景熙去世的百余年之后，曾官至广东按察使的吕洪（平阳白石里人）在其故址上进行重建，林氏“赵奥别业”于是嬗变成了吕洪按察使的豪宅。

吕洪格外崇拜林景熙，也关心家乡文献的传承。他将林景熙的诗文编成五卷本《霁山先生文集》进行雕版印行以广其传，此后还整理刊行了陈高、史伯璇等人文集。

吕洪百年之后的清中叶间，行将衰败的吕宅由金石篆刻家苏璠（平阳城西人）“接棒”。经之营之，曰“大雅山房”。据称这大雅山房得名，也是沿袭林景熙生前“大雅凋零尚此翁”一句。可见苏璠对林景熙的景仰之情。大雅山房占地面积多达十余亩，仿苏州园林风格建造，由永嘉人项维仁设计。

苏璠见吕洪刊行的五卷本《霁山先生文集》因岁久版已散失，于是便重镌其集。他有次在杭州听说歙人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收有《霁山集》，于是买舟前往抄书，以作底本，对新刻本加以校刊，再度刊行林景熙诗文。

昆雅南路一处房子前，还残余一些柱础、四五米长的石构件和三级石阶。据当地村民一些零碎、断裂的忆述，苏家花园很大，水井的大致位置、假山是什么样子，当地村民还能说出一二，甚至他们还说50年前还有一些残余。

周元龟、陈梦诗、林景熙、吕洪4人，在平阳文化史上有“雅山四贤”之称。

周家世居马鞍山下，“箕裘诗礼逾二百年”。周元龟少时天资聪明，落笔惊人，宋嘉熙二年中进士。开庆年间，有太学生六人叩阍，当轴者怒其攻己，将擢元龟入台，讽以己意。元龟正色曰：“台谏，天子之耳目，不可以市私恩；直士，国家之元气，不可以报私忿。祖宗三百年学校，公论所自出，奈何摧折之乎？”第二天便被弹劾革职。有诗赞道曰：“侍郎海岳姿，特立见古道。进退两不阿，邪佞迹如扫。风骨仰棱棱，疏表惜无考。岿然五百年，寂寂孤此老。”

陈梦诗，诗称：“宋有陈进士，姓氏列武科。云是雅山人，志乘谅无讹。安抚琼筦地，未知政如何。文献无所考，凭吊空薜萝。”（以上二诗见苏椿《雅山四贤》诗）

翻开当地地方史料，称西郭、白石里、雅山里人氏的，并不在少数。他们如一颗颗璀璨的星星，镶嵌在城西的历史里，形成厚实、独特的“西郭文化场”。

孔延，孔子四十九世孙。居西郭，以龟山之学教授乡里，学者称为“南鲁先生”；

应节严，宋淳祐四年武科进士，六年后转文，再中进士；

张思诚、章参（其父字子诚，由福建浦城徙居县西白石屏山下）；

徐钦，字启寅，明成化间例贡，授江都簿署。岁饥力请赈济，民赖之。卒后归葬，士民哭奠；

黄云岫，恬淡寡营，以诗礼持躬，虽盛夏，必衣冠见客；

郑得标，号芝亭，晚徙西郭。清同治元年，粤匪寇温，得标以武童率团，勇随军攻，复瑞安马屿金谷山等处；

张南英，曾迁至平阳西郭居住，并纂修乾隆《平阳县志》20卷。

据不完全统计，在民国时期，这一片土地上聚居的名流，后来基本成为平阳文化界乃至在全国各界、都有不菲影响人物——刘绍宽（一生二度执掌温州府中学堂）、谢侠逊（棋王）、苏昧朔、苏步青、马翊中、马星野、游侠、张鹏翼（著名书法家）、蔡英（以画花鸟著称，时人称清末民初永嘉四大画家之一）等……

自宋元历经明清，直至民国，在平阳西郭这块地域上，相继有文人墨客及社会贤达在此落脚，他们或生于斯长于斯，或成为此地过客，“平阳西郭”与众多文化人相联系，这不得不让我们对此予以审视。

陈高笔下的雅山寺：“野寺春逾静，禅房晚更幽。山花将雨落，松影共云流。悟法知生幻，观身是梦游。池莲如吐白，止酒亦何愁。”勾勒出雅山一带一个春天的傍晚山雨将来、风拂松树、影随云动的山居图。

林景熙在《鞍山斋记》中这样描写西郭一带的景色：“春时杖履西郊，见云雾吞吐，花木纷披，宛然紫茸翠毛之饰，晃眩吾目。”

这种佳境，也算是文人雅士心中的圣地。而对于林景熙、周元龟等一些硬骨头的“遗民”而言，改朝换代让他们身陷无奈，但隐居此地，应该说是无奈之中的上策。况且这是一块适宜修身养性、春风弦诵的宝地。即便在历经人间宿命之后，即便西郭“风情”全然消逝，但还是引得后人频频瞻仰——

从刘绍宽《厚庄日记》可以看到：民国4年四月十四，他偕友人同至雅山，看吕洪墓碑。两天后，与友人再度到雅山看苏、吕、鲍三处故址。他在日记中称，吕洪为明御史，其故居即宋林霁山别业，苏石缘大雅山房亦因其地，傍有鲍氏，有二十四窗舫斋，今皆一片荒地而已。民国27年五月初十，刘又一次在午后至雅山参观苏氏、吕氏园宅旧址。

1972年冬，苏渊雷探访西郭，“游甸垟山寺、大雅山房旧址，不得”，他写了一首诗：“名园萧寺不堪寻，锦幄屏风翠满襟。日暖欣逢三喜鹊，霜轻难点赤枫林。缘溪路转冈峦现，平奥场开竹树森。极目城闉浮暮霭，始知身已入山深。”

孔家第42世孙孔桧（孔子后裔一支），为目前所知最早迁至平阳西门外白石巷内的家族。据说当年为避乱，于后唐同光二年徙居此地，并建家庙。这就是西门外白石巷也叫孔夫子堂巷的缘由。孔子后裔南迁，开始了中原礼教在西郭乃至浙南的传播，续上了洙泗弦歌。

此后，又有南宋武状元项桂发后裔及族人寓居、肇基于白石（见《瀛桥项氏宗谱·人物录》）。

清时，苏家从南港观美迁此。《厚庄日记》民国21年（四月）初九写道：“此前于孔若云处购得苏廷锡楷书等件，审其图章，系雅山人，而苏谱无其名。”后经过考证得知，廷锡系清康熙间秀才，世居观美溪边。其母清晨出外洗菜，为虎衔去，只剩一股……廷锡伤其母之死于虎，决意迁居雅山。

民国8年二月初五，“西门外白石街旧节孝祠址改建宋元四先生祠，祀宋林霁山景熙、郑朴翁、元史文玑伯璿、陈子上高四先生。是日入祠，叶知事邀与祭……又祭新节孝祠于大岩上，即昆山之麓。四先生祠缘起见闰七月初二日下（《厚庄日记》语）”。

由于敬重文化、敬仰先贤，西郭更让此后文人雅士向往。仅以民国年间那一些名流在此生活为例，我们不难想像，这拨人又会带来多少同好来此游玩交流，舞文弄墨，吟诗酬唱。据说，当年尚幼的张鹏翼就因邻里关系而深受圈内文化气息熏陶，为他日后成长打下了良好底子。著名诗人王建之曾有《岱豪同志属题泉上楼，率成七律一首呈政》诗，曰：“清溪曲曲向东流，环碧山庄记昔游。沙井泉甘人事异，雁声风远海天秋。万家灯火鱼龙夜，壮岁功名百尺头。白石结邻知有意，为君更上一层楼。”“白石结邻”，此诗不是更好地传达出个中的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