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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反右斗争，全省只划了13349名右派分子，约占全国右派分子55万（改正时公布数）总数的2.4%，“省、市、县三级主要
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
。南京大学只划了131名右派分子，仅占江苏省右派总数的2%，比全省还低，也许这不是巧合，却是事出有因，那里有个不听党的话决不唯上的省委书记江渭
改革开放后，本博秦全耀注意到曾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一把手万里、许世友、苏振华、张鼎承、陈丕显、叶飞、江华、彭冲、毛致用和吴官正纷纷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系列后，1926年就参加革命资历最老的江渭清却一直享受着“省领导”待遇，直到2000年去世。
划右派跟毛主席说不，总数勉强够“2”。谁不喜欢听话的，这么“2”的江渭清当然当不成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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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屡“抗旨”与“打坝”的江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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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江渭清()的回忆录《七
十年征程》，发现这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高级干部，是一个“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人
物。所以，无论是在“反右”、“反右倾”还是在“公共食堂”和“四清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中，都能如实地讲出自己的看法，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与毛泽
东、刘少奇，彭真、柯庆施这些党的领导人，也都曾经发生过正面的争论与冲突。可以说，他是我们党内一个少见的、能为革命事业披肝沥胆、敢讲真话的炮筒子。
回忆录中写道，在1957年7月的“反右”斗争中，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按照当时的说
法，此时的政治气候正是从“和风细雨的春季形势”转向“疾风暴雨的夏季形势”之际，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
么不反？”江渭清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
到江渭清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里有“右派”，那他就是“头”，所以他对毛泽东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
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我是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江渭清这么表态，毛泽东反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了嘛”，并还幽默地
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在这次同江渭清的个别谈话之后，毛泽东在别的会上当着各省第一书记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
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们要执行；不正确的，你们要过滤，打坝嘛！”（编者按，打坝即筑坝拦截之意）回忆录说，话虽如此，但按照毛泽东《一
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精神，中央要求各地的反右派运动要“继续扩展和深入”。这年8月，彭真又来到南京，坐镇江苏的反右派运动。他先同江渭清个别谈话，
说：“渭清同志，这次主席要我来打招呼，他说你‘右’。”江渭清回答：“主席说我‘右’，就不要同我个人打招呼，明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请你在会上当众宣
布，向全体常委打招呼。让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在第二天上午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彭真到会讲话，传达了毛泽东向江渭清个别打招呼的话，
并且发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江渭清当即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作者回忆这两次谈话，一次是毛泽东亲自向他下指示，一次是派彭真来传话，他都给“打坝”了。所以他认为，可否这样说，江苏省虽然也反了右派，并且同样出现
了“扩大化”错误，但就党内来说，还是没有因为反右而到过分“伤筋动骨”的地步。从省委常委起到地市县这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扣“右派”的帽子，给保
护了下来。30年后，彭真同传主谈起往事，还说：“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当时毛主席威信有多高，他老人家说你‘右’，要你反省委的‘右派’，你却不怕扣
‘右’的帽子。发右派这么大个运动，你们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尽管如此，江渭清还是觉得“一直内疚在心”，认为“打坝”也只能说
是顶住了一部分，江苏省当年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国右派总数的2.4%，属于全国打右派比较低的，但还是伤害了一些同志、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
让他们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与痛苦，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运动中，江苏省委接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需要处理的“老右倾”，在大跃
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就是分管农业的书记刘顺元。这次，江渭清又一次站出来“抗旨”、“打坝”，全力保护刘顺元。据《江渭
清纪念文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苏南分会编)中子女的怀念文章记述，庐山会议后，柯庆施到江渭清家中，二人在刘顺元问题上发生争吵，柯庆施质问，反右你不
打刘顺元，反右倾你又不打刘顺元，为什么死保啊？江渭清回答，谁不讲几句错话，办几件错事？一讲错话就是右派，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的话，省里有刘
顺元，地市有张顺元，县里有王顺元，那要打多少啊！柯庆施说，主席当面问过你，你是知道主席意思的，怎么向主席交代？江渭清说，主席那里我去说。柯庆施反
问，那你就是不打了？江渭清答道，你先撤了我的第一书记，你来打！柯庆施说：你这是抗旨！说完后就出了客厅上车走了。有人评介，在轰轰烈烈的反右和反右倾
运动中，江苏省居然没有给一个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戴这两顶“帽子”，在全国这也是惟一的，很了不起。
江渭清何来的胆量与勇气，敢于屡屡“抗旨”与
“打坝”，在历次运动中敢于发出自己的不同声音？这自然是出于他胸怀坦荡、不计个人得失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此，曾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也曾明确讲
过，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教训，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
(见2010年12期《纵横》梁金泉《真诚、坦荡胡耀邦》一文)。正是有了江渭清说真话的勇气，才会出现全国惟一的“了不起”，也让不少如刘顺元这样的干
部为此而避免遭受无端的伤害与人生的苦痛。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江渭清这种“抗旨”与“打坝”的勇气，不仅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也是一种需要继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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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阳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发言
尊敬的储江会长、郑竹波等副会长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兄弟姐妹
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感谢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举办今天的活动，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很多同志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感谢前面发言的几位同志，也感谢郑竹波副会长将要作的总结发言。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乔信明诞辰一百周年。参加今天的活动，不由我想起两个月前在北京参加钟期光伯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当时我发言说，参加钟伯伯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就想起50年前，1959年在南京，叶飞叔叔的夫人王于耕阿姨为钟伯伯、张藩伯伯、惠浴宇伯伯和我父亲举办的二百岁寿宴，当时他们4人都是50岁。50年过去，如今他们的子女已都是近60岁或60多岁的人了。就我们家来说，按实足年龄，大姐乔阿光67岁，弟弟乔泰阳60岁，大妹乔春雷58岁，小妹乔文雷57岁，我63岁。我们的母亲于玲今年92岁，身体不太好，但她对今天的纪念活动很关心，坚持来和大家见了个面。我们和母亲商量在今天的纪念会上讲些什么，母亲说就讲讲你们父亲“一生战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这是你们最要继承的宝贵财富。“一生战斗、百折不挠”这八个字，是叶飞叔叔在我父亲逝世30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的标题，发表在 日的人民日报上； 10年后的2003年9月，在我父亲逝世40周年我们出版纪念文集时，张震叔叔为这本纪念文集题写的书名，也是这八个字。今天，妈妈要我们继承发扬光大的又是这八个字。的确，“一生战斗、百折不挠”可以说是我父亲一生最真切的写照。
我们的父亲乔信明，1909年3月出生在湖北省大冶县陈贵镇乔清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他1928年参加农民自卫队，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红赤游击队，1930年5月参加彭德怀将军领导的红三军团，1932年转为正式党员。1933年从中央红军学校被挑选到赣东北根据地创办红军五分校，爸爸先后担任了红五分校的政治队长和军事总教员。不久，爸爸被方志敏同志发现，1934年2月在乐平战斗即将打响前，方志敏同志破格任命爸爸为红十军八十二团团长。不久，爸爸又被任命为红十军主力团八十七团政委。虽然爸爸已是团级干部，却经常上第一线和敌人刺刀见红，因此多次受伤。1934年秋爸爸作战受伤的一条腿竟然被通知要锯掉，在这巨大打击来临时，方志敏同志及时做出重要批示：“无论花多少钱也要保住这条腿。药，苏区没有，到白区去买，钱，由省委报销。”方志敏同志代表党的关怀激励爸爸在革命队伍里飞速地成长。1934年11月，爸爸被任命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20师参谋长，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因遭敌人重兵追剿，先遣队被围困在怀玉山。方志敏同志将所有剩余人员组成一个团，任命在危难时刻一直忠贞坚强的爸爸当团长，命令他上怀玉山坚持斗争，吸引敌人，掩护方志敏等先遣队主要领导同志返回苏区。爸爸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敌众我寡，不幸被捕，被判无期徒刑，脚戴九斤重的铁镣在南昌军人监狱坐牢三年。爸爸在生死关头的杰出表现使方志敏同志坚信他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好同志，所以在狱中，方志敏同志想方设法，多次秘密指示爸爸组织难友开展狱中斗争。爸爸遵循方志敏同志的指示，有勇有谋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各类难友团结在党的周围，成功地组织难友开展狱中斗争，建立起了狱中党支部，担任了狱中党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和难友们的支持下，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狱中斗争并多次获得胜利。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党倡议下，国共合作，两党达成了释放政治犯的协议。但国民党依旧阴谋暗害爸爸这些被判重刑的同志们。只要他们和党接上关系，敌人就把他们转移走，从南昌到高安，再转移到长沙，最后被囚禁在湖南的小县城桃园。但是爸爸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的努力，最后终于和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同志联系上。徐老亲自到狱中来看望他们，亲自找到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交涉，才使他们在入狱三年后最终获得了自由，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走上了抗日战场。
出狱后，他先是在新四军皖南军部教导总队担任队长、大队长。1938年11月他被派往叶飞担任团长的新四军老六团任团参谋长，1939年5月又担任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参谋长。1940年1月，爸爸担任了挺进纵队老一团团长后，成功地指挥和参与指挥了一系列著名战斗。尤其是在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等战斗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上至陈毅、粟裕首长下到各级干部战士乃至苏北老百姓交口称赞、念念不忘的乔团长。
由于爸爸出狱后没有休息就投入紧张的战斗和工作，残酷的病魔开始悄悄袭来。陈毅司令员发现他病情严重，立即用自己乘坐的小火轮把他送到后方。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在陈毅军长的指示下，粟裕师长、刘炎政委和钟期光主任安排他到比较稳定的华中党校边学习边休养。在党校，爸爸的身体逐渐好起来，能骑马、能行军了。粟师长、钟主任等师党委领导立即分配他到苏中二分区管文蔚司令那里担任副司令，专管组建二分区的武装。在苏中二分区他忘我地带病工作，甚至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地方武装，打了一仓河战斗等几个好仗。但身体也因此彻底垮台，一场撕心裂肺的病痛突然降临到了爸爸身上，双脚瘫痪，疼痛异常，日夜在床上翻滚、叫喊。在爸爸生不如死的痛苦时刻，陈毅军长下令把爸爸接到军部来治疗休养。管文蔚司令员给他提供了休养费，使爸爸在军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向军部要一分钱。爸爸刚到军部，陈毅军长和赖传珠参谋长就来看望他，陈毅军长还指示说，“乔信明治病用钱不受限制。”在解放后公开出版的《赖传珠日记》这本书里好几处记载了他陪同陈老总和他自己看望爸爸的事。陈老总不仅自己去，还号召同志们经常去看望爸爸，帮助爸爸。陶勇、王必成、张藩、刘飞、廖政国、薛为民等爸爸的老战友都曾去看望他，谭震林同志一调到军部，就去看望他。使他一直沐浴在爱的海洋中。
1942年11月华中局安排爸爸在妈妈的陪同下到上海去治病。为此陈毅军长做了具体细致周到的安排。顾复生同志为爸爸在上海治病提供了落脚点，请自己的亲戚为爸爸介绍了看病的医院，这位亲戚还冒着危险做了爸爸住院的担保人。当爸爸在上海经费极端困难时，季崇威同志和任天石同志的夫人陈颖芝同志等凑钱给爸妈解困。当爸妈在上海和组织失去联系时，粟裕师长三次派人到上海去找他们。陈丕显同志也努力寻找，幸好妈妈到根据地筹措看病和生活用费，才和组织接上了关系。戴克林同志当即给了妈妈100元。陈丕显同志帮助爸爸解决了在上海的一切问题。
1943年7月爸爸妈妈从上海回到苏北根据地，陈毅军长不怕背包袱，主动把双腿瘫痪的爸爸接到黄花塘军部休养。甚至在自己受到诬告的重压，离开黄花塘军部去延安时，还徒步几里路，来和爸爸告别，告诉他已请张云逸副军长负责爸爸的休养生活。张云逸副军长对爸爸也非常关心，曾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爸爸住。在黄花塘休养期间，谭震林、叶飞、陈同生等同志都来看望过爸爸。粟裕师长和陈丕显、储江等同志还送来了营养费。曾入清同志自己就是一个老病号,却把仅有的一个月买几斤鸡蛋的营养费节省下来按月寄给在黄花塘休养的爸爸。因而在黄花塘休养的一年多期间，爸爸身体虽然有病，但精神却很愉快。在敌人即将来黄花塘扫荡时，曾山同志安排爸爸回苏中军区休养，上路前，他亲自检查行李是否捆紧，绳子是否结实。爸爸刚到苏中军区政治部所在地石轮庄休养，钟期光主任已经派人专门为爸爸建造了新房子，还细心地配备了两条小船，以备情况紧急时转移。廖政国同志立即送来桌椅板凳和门板等，还有一只奶羊和一对大白鹅，为爸爸增加营养。
1945年8月，爸爸虽然还不能走路，但病情已稳定。苏中军区领导就对爸爸委以苏中军区后勤部长之任，他们对爸爸的高度信任和关爱促使他带病坚持工作并努力出色地去完成任务。爸爸的老领导叶飞司令员深知爸爸在部队干部中的威望，在1946年北撤时，把爸爸留下来，安排到人员复杂、难以管理的一纵队的后方坐镇。1947年春夏之交，粟裕司令员在准备去外线作战前，任命爸爸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负责人，把华野后方几万老弱病残、妇女儿童、荣誉军人和难以管教的残废俘虏兵的担子压在了爸爸的肩上。爸爸领导总留守处的同志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清理财务，挖掘资金，上交了折合本币一百六十二亿五千五百九十余万元的资财，为解决自卫战争的经费困难出了一份力。他创办的子弟学校和幼儿园，得到了陈毅和粟裕同志的赞扬。粟裕司令员还在豫东战役繁忙的指挥中，把工作人员为他自己做的一辆马车从河南送到数百里之外、地处山东的华野总留守处给爸爸，使爸爸行动时可以不再坐担架。
上海一解放，陈毅司令员就指示将爸爸送到上海治疗瘫痪的双脚，崔义田同志遵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具体周到地安排了爸爸在上海开刀的一切事宜，使瘫痪七年的爸爸终于站了起来。爸爸刚治好脚，当时担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粟裕同志就安排他到南京军管会房产处任处长，后来又调到华东空军后勤部任政委。粟裕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后没有忘记爸爸，在国外访问，还想着买一个放大镜送给爸爸，方便他工作学习。国庆十周年，爸爸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粟裕大将亲自陪爸爸和曾经一同进行狱中斗争的亲密难友曾如清、赖荣光、单子辉等同志参观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在观礼期间，爸爸突然胃部大出血，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崔义田同志马上安排爸爸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1959年当爸爸的住房需要调整时，张震、张藩两位领导在军事学院党委的支持下帮助爸爸解决了这个难题。
正是在这些真诚关怀下，爸爸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去。在短短七年里，和同志们一起，在中央军委和空军党委的领导下，从无到有地创建了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掌握了空军后勤工作的特点，和其他同志一起较好地完成了空军后勤保障工作。然而正当爸爸踌躇满志，准备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人民空军事业时，他伤病缠身的身体经不住几年紧张的工作，又垮下来了。心脏病、胃病、高血压迫使他只得退下来休养。又开始了和病魔进行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这次休养期间，他仍然得到了众多同志的关怀。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谓清同志决定让妈妈半天工作，以便照顾爸爸。钟期光伯伯邀请我们全家一同到黄山休假，叶飞叔叔邀请爸爸妈妈到福建做客，王于耕阿姨在南京为爸爸过50岁生日。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在召开党委会时专门以全体党委委员的名义热情地写信慰问爸爸。爸爸病危时，崔义田部长专门用飞机送来了6支当时只有中央首长才使用的人体白蛋白，陈丕显书记也从上海派人专程送来抢救的药物，许多同志为挽救爸爸的生命奔波。这些来自党的关怀，战友情谊的爱，是爸爸一生对党的无限忠诚、无私奉献和立下的不朽功绩的体现和回报，它建起了一座无形的爱的丰碑，让我们永远难以忘怀。日，爸爸走了，他带着无数战友的爱走了。
父亲一生战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是我们作儿女得天独厚的人生教科书，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是我们的骄傲。母亲是与父亲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革命，两代“江抗”老战士，曾被谭震林同志任命为江阴祝塘常备队大队长，被誉为江南第一女区长。她要求我们不光以父亲的光荣历史为骄傲，更要以父亲无限热爱党和人民、无私无畏、大忠大勇，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作为激励自己不断成长的动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为党和国家作出自己应有贡献。即使在十年动乱中，母亲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心中仍然放心不下孩子们的成长方向，在艰苦的劳作之余，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她亲笔撰写了一万多字的《关于你爸爸的革命斗争史》，详细叙述了父亲的革命斗争经历，分别寄给我们每个子女，要求我们学习父亲的革命精神，紧紧把握党性原则，在大风大浪中辨明方向，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在那动荡复杂的年代，我们5个子女辗转漂泊，天各一方，母亲的宝贵书信，父亲的光辉典范，为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指明了方向。
父亲一生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家庭，英勇奋斗，历经磨难而不衰，久经风雨而弥坚，最终却以54岁英年过早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离开了他无限挚爱的亲人。父亲去世时，大姐22岁，弟弟15岁，两个妹妹一个12岁，一个11岁，我18岁，从那时起，我们就逐渐变得坚强和成熟起来，决心将巨大的悲痛和对父亲的不尽思念，化为发奋学习，努力工作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40多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父亲的革命事迹，父亲淡泊名利，光明磊落的高尚风范，总在启发、教育、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努力继承他的遗志，用自己有限的智慧和精力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我们5个儿女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随波逐流，不贪念虚荣。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父亲，您和无数的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灌的中华大地，如您所希翼的那样，今天已是鲜花盛开，欣欣向荣。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正高举着你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沿着你们奋斗的足迹，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时代阔步前进！
敬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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