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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黎兵个头高， 出任中锋。以及个人的魅力与高耸的山的形象相对接在球队有威信，故尊称为“山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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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贵州为什么这么穷?
贵州的穷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按官方的资料，在西南几省区中，贵州的经济只在西藏之上，当然，西藏情况特殊，和贵州没有可比性，但是贵州还不如自然条件比自己更差的省（例如甘肃），似乎有点说不过去。&&&&&&&&说到贵州穷，肯定有人会找借口，说什么历史原因了，自然条件了，交通条件了，国家不支持了等等。找借口是中国人的一贯做风，当年头脑发热搞什么“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不是怪赫鲁晓夫逼债吗。&&&&&&&&先说历史原因，有人说贵州比起东部地区穷是因为东部地区在历史上是发达的，而贵州则是蛮夷之地。所以贵州现在比它们穷。这个理由似乎有点道理，但经不起推敲。历史上发达不等于现在就发达，否则的话，西安就应该比温州富了。河南洛阳、开封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但其经济发展却不如郑州，山东的曲阜是历史文件名城，孔夫子的老家嘛，但其经济却不是诸城的对手。再看国外，希腊、罗马的历史够长的吧，但希腊和意大利的经济却不如法国和德国。特别是德国，在欧洲一直是默默无闻，直到1871才统一，但用不了几年就成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还有美国，有多少年的历史？经济发展又怎样？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后来居上，原因之一是由于其历史短，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包袱，新的思想容易被接受。而那些文明古国，由于历史上太发达了，思想保守，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象中国清朝时，把现代科技说成是奇技淫巧，君子不为。所以先是被英国人用鸦片打入中国，后又被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甲午战争连小日本都打不过，再往后就是辛丑条约。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历史发达不等于现在发达，否则阿Q就不会成天说他先前阔了。&&&&&&&&再说自然条件，有人说贵州没有平原，但是没有平原就等于贫穷落后？现在是工业时代，有的地区已经是信息时代了，平原不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象在浙江省，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是平原，在历史上它们也的确是浙江省最富的地区，但现在浙江最富的地区却是处于山区的涌（宁波）台（台州）温（温州），温州平均每人才两分地。山东也一样，处于平原的荷泽、聊城的经济不如处于山区的临沂、潍坊。这说明，现代一个地区要想发展经济，没有平原也是可行的。&&&&&&&&有人说贵州的交通条件差，贵州的交通也的确差，象娄山关有什么72道拐，晴隆有24道拐，所以贵州的司机的技术是全国一流的。但是贵州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早就通铁路的，而浙江温州直到90年代才通火车。有人说贵州是因为交通差，外来客商不愿来贵州投资，还编了一个故事说，一个浙江客商从凯里坐车去从江，才跑到雷山就吓得不敢走了。但事实是，现在贵州的一些地方允许外地客商来投资小水电，那些浙江人还不是照样坐着车在贵州的大山里跑来跑去。资本天生就是在追逐利润的，那里有利就到哪里去，它才不怕路不好走呢。&&&&&&&&还有人说贵州落后是因为国家没有政策支持，当然，国家的政策支持在一定层度上是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靠当地人干出来。象当年的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最初的条件都差不多，但现在相互却差了一大截。珠海一年的GDP还不到深圳的一个季度。还有浙江温州、台州、和宁波，当年是海防前线，国家不投一分钱，也没有任何政策支持。但它们照样能把当地的经济搞得好好地。没有国家投资，温州人自己把铁路修通。贵州其实也得到了国家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说当年搞什么所谓的汽车产业政策时，贵州产的云雀汽车就上了国家的目录，而浙江吉利的汽车却上不了，要不是朱镕基对此专门讲话，吉利就被这个产业政策给弄死了。&&&&&&&&要说贵州一贯穷，那倒是不客观的。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贵阳的酱油凯里的醋，华日电视机风华冰箱”。除此之外，当重庆生产嘉陵摩托时，贵州也已经生产出山鹰摩托了。在84年，贵阳矿山机械厂生产的W4-60型轮式液压挖掘机可是全国有名的。我们小时候看电视时就记得安顺起重设备厂的劲雕牌起重机。而且，我们搞改革开放的时间也不算晚，80年安顺的蔡关开发区就开始搞改革了，而江苏直到86年才解散了人民公社。80年代有句话，叫四川（赵）紫阳高照，安徽鹏程万里，贵州马力不足。当时贵州的省委书记是马力。虽然我们比不上四川和安徽，但在全国也不算差的。80年代的贵州电视台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央台。象谢红、冯刚等节目主持人一点都不比赵忠祥和敬一丹差。&&&&&&&&贵州原来的条件应该说不错，但为什么现在这么落后，这值得我们每一个贵州人好好地思考一番。&&&&&&&&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当时贵州那些弄得比较好的企业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在80年代，中国当开始搞改革开放，市场上什么东西都缺，只要你把它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而贵州作为70年代三线建设的重点，有一大批的国有工业企业，它们的技术在当时是挺先进的，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很受欢迎。象生产风华冰箱的是061系统，造导弹的。但是这些国有企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产权问题。在短缺经济时期这一问题还不怎么样，因为它会被企业的利润所掩盖，一旦走过了短缺经济，这个问题就会要企业的命。例如象江苏南部的那些乡镇企业，名义上是村所有，实际上谁都没有，但村镇干部却可以对其指手划脚，又可以不负责任。在短缺经济时期，由于其二国有的性质，能够到银行去弄到贷款，东西也可以卖出去，日子似乎过得挺好的，但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被迫学温州进行改制，搞私有化。但这些外表光鲜的企业内部却是一大包草，欠银行一屁股帐，有的甚至资不抵债，改制代价极大（有兴趣者可以去看新望写的《苏南模式的终结》）。&&&&&&&&是否原先有公有企业的地方就不能搞产权改革，也不尽然，广东就给我们一个好例子。当初搞改革开放时广东也有不少的乡镇企业，但是到了90年代后，他们提出了“靓女先嫁”的政策，把那些经营状况好的乡镇企业给卖出去，既可以卖给企业的领导班子，也可以卖给其他人（如香港商人等）。那些卖出去的企业由于完成了所有权改造，变成了真正的企业，所以在市场中多数都能站住脚，而且还能做大做强。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象广东那样，也许是由于广东挨着香港，当地人几乎家家在国外都有亲戚，思想开放吧。而其它的地方，别说卖好的企业，就是不好的、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都不见得敢卖，前两年搞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个郎咸平，大叫国有资产流失，那些极左人士（如左大培、韩德强、吴易风、喻权域等）马上跟着大叫，还上书国务院，那些愤青也跟着瞎叫唤，还把郎咸平吹为中国的良心。这些愤青真是一群笨蛋，国有企业挣钱了给你分过利润？象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国有企业对你有什么好处。可见，在中国搞国企的产权改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就连广东都有的企业改不动，例如科龙电器，当潘宁当老总时官们不但不进行产权改革，反而将其赶走，换了一帮草包上来，最后落得个被人收购的结局。各种旧体进制下的利益集团坚决反对产权改革，那些愤青和群氓也会在那里瞎叫唤。这需要官员有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象山东诸城现在算是山东的首富县了，但是当年搞改革时它的县委书记陈光可是把自己的政治前途给押上去了的。&&&&&&&&山东诸城原来并不怎么样，到是出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女人——江青。当时陈光作为潍坊市的团委书记来到诸城当县委书记（诸城是潍坊的一个下属的县），那时的诸城的国有企业几乎是家家亏本，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陈光提出来让企业的职工出40%多，再由国家出50%多的钱来搞企业，而职工却说，我们出40%几，国家还是占大头，企业的机制还是转不过来。要么一分都不出，要么就让我们把企业给买下来。陈光接受了职工的意见，把所属的国有企业全卖给了职工。然而马上就有人出来反对，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卖光”。这件事后来还惊动了国务院，以致朱镕基派来了调查组，最后调查组肯定了诸城的做法。陈光终于过了关。改制后的诸城令人刮目相看，在山东的县中其人均收入第一，人均拥有的小汽车第一。原来快破产的诸城拖拉机厂卖给北汽后成了北汽福田，全国最大的农用车生产厂。&&&&看了别人再来看看贵州，别人在搞产权改革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自从胡哥到西藏去当书记之后，贵州来了一大帮贪官，他们个个只知道贪，你上台你捞一把，我上台我捞一把，根本不想去搞什么企业的产权改革。再说了，搞了企业的产权改革后他们就不那么好捞了。而贵州的这帮国有企业产权上的问题却逐渐暴露出来。例如都匀有一个长红，就是当年搞三线建商时由四川的那个长虹搬一部分过来的。80年代时电子工业部到外国引进了一条彩电生产线，本来是想给他们的，他们却说，我们的黑白电视机现在都供不应求，不要。结果那条生产线被四川长虹拿去了。还有那个贵阳矿山机械厂，他们的W4—60型挖掘机到现在还在生产，当然不能和美国卡特（CAT）、日本小松（KOMATSU）的新产品相抗衡，经济效益只会越来越差。由于这些厂都是国有企业，厂长们不会去找市场，只会去找市长。而市长们又能做什么？只能叫银行给他们贷款，而这些贷款多数是肉包子打狗，没几年，下一个厂长又要来找市长。我有一个朋友在银行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去收贷款，他跟我说，每次去收贷款，当地的领导就叫他们去吃饭，在席间上不但不想还款，还说，你们再贷点给他们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又要肉包子打狗。现在银行也不太敢贷了，因为收不回贷款就有可能撤销分行，大家一起失业。弄不来贷款，贵州的国有企业更是不思进取。在贵州除了那几个国有垄断企业和吃资源饭的企业之外，你根本找不出一个好的国有企业。有时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也能象东莞一样把这些企业给改制了，那贵州将会是个什么样。可惜的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贵州老是那么穷，官员们脸上也挂不住，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但贵州的官员们在发展经济上却异想天开，一下子搞什么贵州软件园了，一下子又搞什么高科技了，还在贵州日报上吹什么贵州财政在高科技上投了几万。这真是笑话，搞高科技本来就是要靠民间投资，当官的懂什么叫佬做高科技，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钱，难保他们不会乱来。只有老百姓用自己真金白银去投资，他们才会心痛。象美国当年由政府在128号高速公路边搞的高科技区没搞成，而民间搞的硅谷却搞成了。再说，你那几千万就象撒胡椒面一样，能干成什么，还难免会有部分会不明不白地消失。象贵阳小河的刀具不错，但是生产厂挺多的。他们相互杀价。这本来应让他们相互竞争，让市场来实现优胜劣汰，但有人却说，要把他们统一起来，由人专门采购，有人专门销售。这不是搞计划经济吗。经济搞不好，贵州人就来抱怨了，说什么三不沿了，交通不便了，没有平原了，政策不支持了，自然条件不好了等等。经济搞不好，都是别人的错。在97年有时候，在北京开什么党委会，贵州的官员又抱怨，江泽民把贵州的官说了一通，说你们老说你们的条件不好，那么甘肃的条件比你们还要差，你们的无霜期比他们长。降水也比他们多。有一次到息烽，那里的坡改梯一直搞到坡顶，这不错。但你们贵州又有几个地方这样做了。（这是我们开会传达文件时听到的）&&&&&&&&最不能忍受的是贵州人的麻木和得可且过，地方虽然穷但自然资源不少，六盘水号称江南煤海，这可不是吹的。贵州的水电资源也不少，仅次于四川和云南，还有会国贮量第一的瓮福磷矿，就靠坐着收税，贵州的官们虽然年年难过年年过，小日子还过得不错。所以贵州人特别想考公务员，而且一但当上了公务员，就可以象亚当——斯密说的那样，做一个清闲的人，吃喝玩乐，打打麻将，混日子。我看了一下，南京的饭店密度远小于贵阳，贵阳是吃喝玩乐一条龙。贵州人成天就知道打麻将有可能是从公务员那里流传出来的。虽然国家要修贵阳到广州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但我敢说，如果贵州人还是这个状态，修了也还是穷。&&&&&&&&那么贵州还有没有希望，我认为还有。我们贵州人并不笨，象我现在在的研究生院，我们班那些江苏浙江的无论是学习还是搞科研一个都不如我。只要当官的别乱掺和，我们贵州人就能把事情干好。象贵州的那一帮民营的制药厂，还有神鹰西服、老干妈等，没有国家支持，他们照样干得好好地。但是贵州的优势资源都被那些国有企业控制了，所以目前贵州这个样子，从内部改革的动力已经没有了，只能靠外部的压力，比如人才流失、企业外迁等才能让贵州的改革上路。只有烂到一定程度，等旧体制的经济基础都烂掉后，改革的动力才会超过阻力。但是要等多久，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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