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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page=21;}if(page伪满时期日本人修建新惠城始末
日本侵华期间的1937年，日本人在新惠镇修建了一座城墙，至今整整70年了，当年的城墙现大多不存了，那么当年日本人是什么原因修建城墙的呢？又是怎样组织修建城墙的呢？修了多长时间？用了多少人？采取什么办法修的呢？八路军攻打过个塞外的城池吗？城墙是怎么毁坏的？
因为日本侵略者所修的城墙是日本人侵华的罪证和历史见证，因而考证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勿忘国耻，反对战争。为此我们从文史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证。
我算了一下，1937年城墙修成至现在已70多年了，那么就要采访近90岁的知情人才行，因为80岁以下的人当年不到10岁，是说不清楚的。
我首先找到我小学时的老师朱金山，他从小在新惠街长大，朱老师70多岁，我找他不是请他讲城墙怎么修的，而是请他给提供一些90岁左右的知情人，在朱老师的指点下，我陆续采访了新惠镇离休干部87岁的史国忠老人、新惠街老地户89岁的齐广信老人和新惠镇西郊红娘沟村苑家洼子86岁的苑清启和沟北村85岁的兰清禄，兰清禄的大爷兰路国当年就是伪保长，曾带村民修过城墙，还采访了小水流村的祝永苓、各各召村的王作臣、金厂沟梁镇罗洛沟村的
“刘木匠”等老人，经过10个月的采访，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1912年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华民国成立，但民国从成立那天起就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从1912年到1925年的14年中，孙中山的大总统位子就没稳当过，一会是袁世凯，一会是黎元洪，一会又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总之十多年只不过是军阀混战，1925年蒋介石接手后又内战风涌，中国内政的不稳定，给外国人入侵创造了时机，早已对中国垂涎三尺的日本人见中国内乱日深，日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东北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向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日本的侵华战争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命令。东北军全部撤到了长城以南，东北全境在“九一八”事变后的4个月后全部沦陷，敖汉也在那个时候落入日本人之手。
1932年日本人扶持清末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傀儡政权，立年号为“大同”。1934年伪政权改称“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
1937年（伪康德四年）3月，根据长春伪政权的指令，原归属热河府建平县的敖汉旗从建平县分出，3月份成立了伪新惠县，和伪敖汉旗并存，伪县公署和伪旗公署都设在菜园子，也就是从那时起菜园子才有了新惠这个新名称，公署相当于今天的政府，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1937年成立的伪县公署县长为中国人王国生，赤峰街人。县公署还配了两名日本人做副县长，一个叫神田重太郎，一个叫石田武夫，县长王国生实际是傀儡，真正说的算的是任副县长的日本人。
伪旗公署旗长是中国人勒扎勒林钦旺宝，蒙古族，乌敦套海人。在旗政府的日本参事官是关米其，仍然向县公署一样，旗公署也是由日本人掌权。参事官和旗长平级，意思是同旗长一起参与旗事管理。
日本人组成伪旗政府后，设了几个特殊机构，有鸦片组合、兴农合作社、协和会等。
鸦片组合是日本资本家办的国际性的以盈利为目的的贩毒组织。其职能是收缴和贩卖“大烟”。那时热河省北部的广大地区，只要能绕上水的土地，日本人的鸦片组合都勒命老百姓种“大烟”。出苗后丈量土地面积亩数，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定出等级及应缴“大烟”的数量。“大烟”割下后是浆糊状的，含有水分，收时刨水分，叫“大烟干”。农民卖“大烟”经鉴定，如果掺假或交不够春定的数量，警察便吊打逼索，实在没有，老百姓也得花高价买来完成上缴任务。如果缴足“大烟”任务的会奖励一定尺数的白布，叫“大烟干布”。“大烟”收上来后，经过晾晒，加工成方柱形，一块12市斤，老百姓称“大烟砖”。日本人将在中国种植并加工成形的成品烟砖，运销到南洋及世界各地。
兴农合作社是伪满后期成立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向农村推广以日本良种为主的新农作物种植，主要品种有西红柿、茄子、甘兰、黄瓜、土豆等。“九·一八”以前敖汉地区不种西红柿，是兴农合作社后才在新惠发展起来的。还有，敖汉以前的土豆是晚熟的紫土豆，现在也有种的，兴农合作社引入“男爵”土豆。早熟又高产，农民叫它“站秧”土豆。甘兰，南瓜、长茄子也是那时日本人引进的。日本人还通过兴农合作社推广淹咸菜用的白色大长萝卜，品种叫“美浓早生”，要求农民当任务种，秋后按规定的任务数收购，这种萝卜最长可达1.5米，农民叫它“拌倒驴”，现在也有种的，但已退化，长度不足1米，也推广水稻，同时改良猪、羊、马的品种，也号召农民使用化肥，叫“肥田粉”，主要含量是“硫酸铵”。
协和会实质是一个日本在中国设置的公开特务组织，日本在东北的统治者，很早就研究在中国民间建立这样的特务组织，开始叫“协和党”，后因忌讳共产党的“党”字才改定为“协和会”。
协和即公开宣传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体现和协的意思，协和会所吸收会员类似吸收党员，参加者都是当地亲日的绅士、名人、大商人等。在众多的会员中选出最具影响的亲日派代表为理事，头头叫理事长，伪满时一般的文职官员都是协和会会员，都穿特制的黄色协和服，戴协和帽。协和会通过所有会员了解中国人对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态度是亲日还是反日，会员定期汇报，特别是知识分子或职员，如有被汇报有反日言行的，则由协和会通知日本特务机关或宪兵队、警务科，予以逮捕审问。因而长期坐牢、杀头、枪毙者大有人在。所以协和会的权力特别大。协和会领导下的“勤劳奉工队”是官方劳工组织。伪满实行兵役征兵制，凡年满19岁的男青年，不管是群众、职员，还是官吏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秋季由军方的征兵军官和若干军医、军务人员组成征兵审查队，对应征者进行检查，合格的于第二年3月1日按兵种入营（入伍），经检查未合格的便成为“勤劳奉公队”队员，义务劳动三年，不挣钱。
日本人侵入中国东北后激起了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东北民众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便开始了坚持不懈的抗日斗争。在敖汉旗的民众也一样，采取不同的方式反抗日寇，除少数汉奸外，给日本人当伪村长、保甲长的人是明里给日本人当差，暗地里帮助老百姓少受一些日本人的罪，民众里的抗日情绪时有爆发。
1937年3月，伪县公署和伪旗公署成立后不久，新惠街即险些遭到了带有反日情绪的土匪“压五洋”和“老二嫂”等匪帮的袭击。因为伪满时期民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持不抵抗政策，除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在东北活动外，有反日情绪的一些土匪武装也打起了抗日的旗帜。
土匪的反日情绪虽然不是纯正的抗日理念，但看到日本人对国人的侵略和烧杀奸淫确也十分气愤，从“压五洋”这个匪号上就可看出他们是反日的，意思就是压倒东洋人，但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土匪当然也没有更高的觉悟，一方面他们打日本，一方面匪性不改，同样也危害百姓，无恶不作，这就形成了特殊时期土匪所特有的两面性。但也有不少抗日土匪后来在共产党的引导下真正走上抗日道路。如敖汉下洼一带的贺生和他的土匪头目兰天林后来在共产党的引导下组织的“抗日灭满救国军”，辽西地区有名的土匪“老梯子”，本名高鹏振，组织的抗日队伍都是威震东北的抗日武装，兰天林，高鹏振后都死在日本人之手，新中国成立后都被追任为烈士。
我们说的这个“压五洋”，原名王玉合，1911年生于敖汉老府（现已被红山淹没），自小家境贫寒，幼年父母先后去世，9岁他就给地主放马，18岁因丢马让地主两个耳光打聋后跑到了张作霖的东北军陆军第九旅当了兵，1930年他偷带一支大枪和一只手枪开小差回了老家，后他打死了伪满洲国的警察，被日本人和伪警察追剿的无路可走，于是和日本人结下了仇。1933年他拉起一些散匪组成了一个匪帮，匪号“压五洋”，1934年7月，王玉合率匪一举攻打下绥中县伪公署，抓获日本鬼子12名，枪毙36名，把其中4名日本女人放走，给了日本人很大的打击。
1937年3月“压五洋”等土匪武装来到敖汉玛尼罕一带，宣称准备攻打刚成立的伪新惠县和伪旗公署所在地新惠，杀死日本人，得到消息的日本人和伪警察等组织镇内民众准备抗击，东北的3月还是冬天，洽巧连日降大雪，因下大雪，“压五洋”等土匪取消了进攻的计划。
我曾在以前采访过新惠镇小各各召的一位老人，他叫王作臣，伪满时期为日本人服过务，也同土匪有来往，为此，解放后他也坐过牢，晚年时同侄子生活在一起，王作臣老人曾对我讲：“我年青时是个场面上的人，日本人、土匪、伪官吏、三教九流我都结交，讲义气，讲朋友，因而也风光过，也倒霉过，解放后蹲大狱就为这。要说‘压五洋’要攻敖汉我还是知情人，那是伪满康德四年三月，按公历说就是1937年3月份，我和一个伙计拉了两匹骆驼带了一些布匹棉花往北准备去老哈河北的翁牛特旗那边贩卖，骆驼驼东西多，但走的慢，第一天早晨走的略晚一些，因而下午3点多走到了玛尼罕北的马头山，冬天黑天早，我们就决定住马头山，这个营子不大，姓田的多，过去我来过这里也认得他们，就奔了营子，因天已擦黑，看不太清，到了村口才发现营子里到处栓着马，我一下就知道是土匪在这，站岗的匪兵也发现了我，走是走不了啦，只得跟匪兵进了营子，我被带去见‘压五洋’，因这个人我虽没见过，可他的事我听说的不少，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胆大心细又能说，因而我一见面就大吹特吹他攻打绥中县公署的事，说老百姓可拥护你啦，杀了日本人给中国人出了气，这一来，‘压五洋’也挺高兴，问清了我的来历，就说：‘论年龄你长我1岁，老王大哥，我带着弟兄们四海为家，不象你们，你们有家有室，有后顾之忧，日本人咋着你们也不敢反抗，我不同，我不怕他小日本，再说了，中国的东西有我抢的，没他们抢的，你个外国人到我中国的地界上横耍，你就是找死。王大哥，这天这么冷，你也别往北走了，你的布和棉花我留下了，不过你别担心，我买你的，你要大烟也行，满洲票也行，咱们算交个朋友，我跟你说，过个十天半月天暖一点我就去攻打新惠，就新惠街那几个鬼子和跟手（注“指跟日本人做事的人）我不费吹灰之力就灭了他。’
我一听，心里想快把布和棉花给他们留下吧，别说给大烟土，不给也得受着，我立马就答应了，‘压五洋’看我爽快就要留我住几天，我心想我新惠城里还有一些货存在朋友家，过几天‘压五洋’攻打下新惠那些货可就不好办了，于是我就跟‘压五洋’说：‘我在这跟兄弟推两天牌九，让我的小伙计先回去准备点货早晚还得去北边，活着得挣钱哪。’‘压五洋’同意后我让小伙计回城，并悄悄告诉他跟我的朋友说‘压五洋’要打新惠。把货先移到南边毛兰官我的朋友老冯那，没想到我的朋友又告诉了他的朋友亲戚，这样一传，一下城里就都知道‘压五洋’要攻打新惠了，日本人也有了耳闻。那时新惠好打，没城墙，巧的是没几天下大雪，一天冷，一天暖，路上全是冰，土匪的马没法跑，‘压五洋’打新惠的事就撩下了，开春土匪们往北过了老哈河。‘压五洋’和我就算交上了朋友，不但如数给了我布和棉花的钱还给了我一支手枪，回城后我当时觉得很风光，人前人后的显白，解放后我蹲监狱这也是其中一条罪状，通匪吗。后来日本人也让我给‘压五洋’捎过信，意思是你也别打我，我也不打你，这信我也捎了。‘压五洋’说日本人说了不算，想打我就打，可后来，‘压五洋’就没机会打了。”
通过王作臣的回忆，我们就能知道这没能施实的攻击也给日本人带来不小的振动，于是很快日本人和伪县长决定修建新惠城墙，以增强抵御能力。后“压五洋”在开鲁被日本人抓获，押到长春准备处死，正巧赶上日本投降，他被释放，后又从匪杀害我八路军和农会干部，日被人民政府镇压。如果他也能坚持抗日，不与人民为敌，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抗日英雄，一步走错，便成了民族的败类。
“压五洋”要攻击新惠的事件加快了日本人修城墙的决心和步伐，1937年3月中旬，召开了伪县公署和伪旗公署的联席会议，由日本参事官神田重太郎主持，伪县长王国生，伪旗长勒扎勒林钦旺宝及其它日本人和伪警察署署长、商会会长等职的中国人参加，最后商定于4月开工建筑城墙，由伪旗公署所辖的3个村的村长和伪县公署所辖的32个村的村长，计35个村长带民工到新惠按设计分段同时施工，这35个村包括了当时全旗东至下洼、宝国吐，西至四德堂，南至四家子，北至梧桐好来的壮年男子计约3000人。
各村长兼着保长一职，他们领到任务后又分给下属的甲长，因为修城墙日本人不给工钱，也不给粮食，就是出义务工，这样全旗各村的保甲长带人赶着大车，拉着柴草粮食和民工集中到新惠施工地段，就近挖地窨子住下，在日本人和伪警察的棍棒下开始修建城墙。
城墙的规划依据小镇坐落在孟克河西岸而设计，当年孟克河水长年不断，两岸长有茂密的芦苇、柳树和杂草，有利于隐避，日本人考虑为防袭击，东面城墙向西缩了很多，东城墙距河岸约220米，位于现天马农机公司大门口东的热力酒楼处，正南正北直线沿伸，总长1500米，东城门就设在现武安小区这条街上，向北约200多米又开设一个小门，东城墙上共两个门，北城墙位于现甜草站南墙处，正西正东沿伸总长500米，中间是北门，设在现新北村委会路南东侧路口处，北门名为惠远门，出北门过石羊石虎山可至小各各召（当时称葛根召），南城墙走向即现新化路北沿位置，西至汽车站院西南角，东在现新东街南口处，南城门位于中间250米处，就是现水利局十字路口处南北大街正中位置，名为新化门，现在的新化路就是根据这个名字而起的，现在的新中街就是1937年贯穿新化门和惠远门的中央大直街，这条街从1937年至现在一直未移动，西城墙因地势关系没有成直线，而是在中间偏北的现在旗工商局路东处为凸点伸向南北，最后同南北城墙西端相连，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五边形，全部城墙周长4.3公里，整个城区面积0.8平方公里。新惠城共形成五个城门，东面的2个城门和西面的1个城门都是圆脊土门洞，木栅栏门，也无正式名称，人们习惯称东门、北东门（指偏北的门）和西门，而南边的新化门为砖砌高大门楼，上有“新化门”三字，门楼上面有垛口，厚厚的木头大门，北面的“惠远门”也如此。城墙四周共建五座三层高的炮楼，在城墙四角各一座，还有一座位于西城墙凸出处偏南的现旗医院西的新兴街居委会对面20多米处。此外在新兴街居委会以西200米处的至高点上设一城外炮楼，用以观察至高点以西的大片开阔地，这个炮楼有战壕同城墙处的炮楼相连。
炮楼共三层，底层是休息和放东西的地方，有木梯上二层，二层四周有枪眼，用以观察和射击，二层又有木梯通三层，三层是露天的，四周有1人左右高的垛口，站岗的可站在三层上向四周瞭望。炮楼上备有铜锣，有情况敲锣报警。炮楼通高八米左右。
城墙采取就地使土，墙底宽2.1米，先把地基下挖1米，然后从地基处向上打起，使墙和地基成为一体，地面以上墙高5米，如算地基计6米，墙顶宽1米。每幅墙板12至16人。墙板长度两种，小的长3米，大的长5米。1937年4月份动工，因为35个村长把到的地段又分给下辖的个保甲长，这样全旗计约有近200个保甲长带民工同时施工，一来民工没打过这么高的墙，没经验。二来吃不饱干的慢。三是磨阳工。四是破坏。所以进度不快，加上六七月份又赶上连阴雨连天，原计划10月完工，不但没能完工，打好的墙也倒塌了一些，据说是一些反满抗日民众在雨夜偷偷把打好的墙根挖上洞，雨水一泡就倒了，日本人觉得不太对劲，刚打好的墙怎么这么容易就让雨水泡倒了呢，经过观察发现墙下有铁铣打洞的痕迹，意识到是有人破坏，于是就组织“勤劳奉公队”日夜巡逻，防止破坏。
日上午，我到住在新惠北街东的离休干部史国忠老人处采访，史国忠老人说：“我是1920年本地生人，今年87岁，1937年修城墙时我17岁，伪满洲国时年青人都要由伪公署从中把强壮年青人先挑一些去当“国兵”，也就是到伪满洲国的军队里当兵，稍差一些的年青人选到伪公署组成的“勤劳奉公队”，这个队随时听从公署的调遣，有什么活干什么活，站岗，放哨，巡逻，修街路，抢险，救火，植树，打狼，埋讨饭冻死的死人，杂七马八的事都是这些人干，选不上“国兵”和“勤劳奉工队”的就得去当劳工了，我就去西山小柳条沟莹石矿当了二年多劳工，那年月中国人都有一种亡国奴的感觉，其实无论是当“国兵”还是当“勤劳奉工队”队员，人们都不情愿，可俗语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咱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能有啥法，再加上个别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中国人给日本人帮凶，城里的百姓就成了一帮绵羊，日本人的手段就是让中国人整治中国人，比如在工地上吃饭，有哪个民工吃完饭没有洗干净碗筷，日本人就再找一个没洗净碗筷或乘饭的中国人，让两人面对面站好，互相打嘴吧子，一边打，两人还得一边说：“你不嫌脏我嫌脏，看你下回还不还。”一直打到脸肿起来才罢休。有人小偷小摸，抓住了先揍一顿，然后第二天再罚你扫大街或绑在人多的地方的树上示众。警察也都分片，是中国人，谁的片一年内打仗的或小偷小摸的事发生的少，就升职，所以警察抓到小偷就边打边说：“你他妈的是不让爷们升职呀！”可我们暗地里也同日本人顶着干，比如磨阳工，植树时把根铲断等，那时咱们敖汉偏避，没有党的组织，所以抗日活动也不成气候，大家就是从心里对日本人不满，所以蔫抗，现在河东林场伪满洲国时就是日本人开的林场，育树苗往新惠街里栽，我去那干过小工，每天五角满洲票，就是满洲国的钱，当时育苗也用化肥，是日本产的叫“肥田粉”，我们也不给好好上，都偷偷挖坑埋在一堆了，不过“肥田粉”还是管用的，埋“肥田粉”的地方的树就长的好。所以修城墙民众也搞破坏，有些勤劳奉工队员白天打墙，晚上下雨就去放倒白天打起的城墙，然后第二天又成了巡逻队员，日本人明知有人破坏，但抓不到人也没办法，老百姓背后高兴，说“勤劳奉工队”的队员那才是“贼喊捉贼”，所以新惠的城墙第一年没打完。”
日上午我又到住在新惠街西北角的新惠街老居民89岁的齐广信老人家，老人说他生于民国7年（1918年），伪满康德四年（1937年）修的城墙，那年他19岁，老人讲新惠在1937年以前叫菜园子，他记事的时候起菜园子就曾有一个小城墙，听他的父辈讲是清末民初时居民自发打的小城墙，主要是为了防“马达子”（注：土匪），小城墙不高，二米多一点，小城的东城墙从现在的五金商厦（百货公司北面）起到新南村路南折向西至现甜草站西头又折向南至现在万强商厦对面原粮食局东南角又折向东同东城墙汇合，日本人来时这个小城墙已远远起不到防护作用了，其实伪康德三年日本人已开始进行城区规划，设有南北三条大街，当中的叫中央大直街，又设了一些东西街，形成很多井字街，临街规划出众多的住宅地，每户1.8亩，并根据地段的差别编成甲等乙等和丙等向居民出售，甲等地段多是中心临街区，不但可居住还可经商，所以最贵，这样的地段多是本街有钱的人买去了，如候老品，马署长，王凤祥，张甲长等，而且要求临街的商铺都要盖成统一的“洋门脸”，即门垛等都要用白灰雕上花鸟鱼虫等，房顶外沿都做统一的“女儿墙”，这样一来街面很漂亮，这些商铺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有部分存在，现在也都不见了。另外许多公署的办事机构也临街占了一些地段，如鸦片组合会，日中协合会，警察署，公收粮站，税务局，医院，汽车站等，伪满时的汽车站就在原武装部那院，这样伪康德三年（1936年）城内已规划出街道，当时也规划了准备新修建的城墙的位置，当时日本人修新城墙主要是防备八路和一些大股的土匪，伪康德四年，土匪“压五洋”就扬言要进城杀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加快了修城墙的步伐，从伪康德四年到伪康德五年（1938年）10月全部修完，第1年主要是修城墙，第二年主要是修没完成的城墙和南北两个城门楼，这两个城门楼是砖修的，比城墙高出2米，计7米高，上面有垛口可架枪炮射击，日本人为了抗击八路军和土匪，把镇内居民中的青壮年组成“联庄会”，就是地方武装，每户都要准备枪支，有钱的买好一点的快枪，困难点的买洋枪，也就是土枪，再没钱的就要做扎枪，就是把杀猪的长条刀插在长木棍上，扎枪头上绑上红缨，就是人们说的红缨枪，同时枪头上用绳栓上一个秤砣，在城墙内沿墙搭着可以来回走的木板交手，如有攻墙时吹响一个海螺，所有的“联庄会”队员集中后上城墙内的交手上防卫，每隔几米一人，可射击的枪从城墙上向外射击，不能射击的红缨枪如有攻城人爬上来就用枪刺或甩动红缨枪头上的秤砣打攻城人，“联庄会”组成后还进行过演练，有一次土匪兰天林从南边乃林皋来到新惠南城门，城内早已得信，于是关紧大门，“联庄会”队员都上了城墙，兰天林见城墙上枪炮林立，有所防备，没有攻打就往东从喇嘛蒿村奔小河子村去了下洼，这样从伪满开始到日本人投降，新惠城一直没有八路军和土匪攻打。但城内每天晚上都有“联庄会”队员巡逻。日本人怕巡逻的人不按规定巡逻到位，就在南北城门楼上各设一个带锁的小木箱，上面写着三个字“巡逻箱”，就是每天晚上值班的队员到宪兵队拿上钥匙，开始巡逻，到南门从马道上城门楼上打开“巡逻箱”，箱里的木牌划着31个格，因为一个月最多31天，巡逻的人在他巡逻的这个日子上盖上自己名字的印章，然后锁上箱再巡到北门，依然上城门楼盖上印章，早上巡逻完了到宪兵队交还“巡逻箱”的钥匙，隔几天日本人开箱检验一回，如发现谁没去盖章，就说明这个人当晚没巡逻，是要追究的，因日本人太凶，那么多年还没听说谁敢不巡逻。当时日本人在新惠有一个骑兵连，全是骑日本的大洋马，穿一色的日本军衣，其实真正的日本人最多时只有7人，其余都是伪满洲国的“国兵”，穿的和日本人一样，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长的一样，所以一看全成了日本兵，每天早上骑兵队都出操，每匹日本洋马都有名字，这些洋马排成一队，非常整齐，当给马点名时，每叫到一匹马的名字，这匹马就会向前走一步，立正站好，全点完了，所有的马都向前一步，并排的非常整齐。
以上齐广信老人讲的这些让我们对日本人修建城墙又有了近一步的了解。
下面我把1999年我下乡在金厂沟梁罗罗沟村同当年80岁的村民老刘了解到的他参加修建新惠城墙的经过记述一下，老刘说：“旧社会我家穷，也没起过名字，因为我会木匠活，人们就一直叫我刘木匠，年记大了早就不做木匠活了。新惠修建大城墙那年我19岁，阳历4月份，一天下午我和本村的小伙计上山去套山兔，当背着套来的山兔回到家时本村的保甲长正在我家，告诉说日本人派下“奉勤工”，去新惠修城墙，我家我年青力壮，就抽我去，并让带上小米、玉米和咸菜，每个人还得带50个秫桔做烧柴，这样第三天我们村26个人和保甲长上路去新惠，一个车拉着粮，一个车拉着柴，人们步下走着。走了四天到了新惠，新惠街边上路近的民工早都到了，已开始挖地基，地还冻着，但也得用镐刨。我们村的地段位于西边中间炮楼的南侧不远，先在一条小沟里搭窝棚住下，支好锅灶，第一顿饭是做的小米饭，熬干白菜。这活太累，人们说坨坯、打墙、磨房三大累活，可这打墙可不是在家打的那个墙，这墙5米高，2米多宽，往上扔土的先搭上交手，地面的人扔到交手上，交手上的人再扔到墙上，日本人和伪警察还经常打骂民工，我们就非常反感，尽干面子活，日本人来了好好干，走了就磨阳工，扔一铣土落下一大半，那年夏天雨多，大约是七月份，一天我们北边的几个打好的墙倒了，有人说是水泡倒的，民工背后说是把墙特意挖洞灌进水泡倒的，我那时年轻，也恨日本鬼子，晚上就和我一个村的一个姓王的把我们那段的一个墙根也撺上几个洞，把雨水放进去，果然两天多墙就泡的堆下来了，后来日本人好象有警觉，晚上让人巡逻，我们就不敢干了。秋天时我们相邻的是木头营子那边的保甲，有个小伙子吃年糕后又喝凉水，结果撑死了，打那个城墙可把人们累苦了，因为放倒的墙还得打起来，也有人不满意，说咱们在这多干一天，就得多吃一天粮，家里那有粮让咱们在这吃呢，这样以后我也不再撺洞泡墙了。秋天一圈城墙差不多都打完了。冬天了，保甲长带人回家，第二年春天又去新惠打墙和修门楼，我因为会木匠活就抽去做南城门，另一些人垛墙头帽子，因为墙头宽1米多，垛墙头帽子活更累，我做木匠活也不轻松，我们十几个人干了20多天才打完木门，都是用上好的松木，门高4.2米，每扇门宽3米，整个门楼6米多高，木门上都打上铆钉，门厚3寸半，特沉，整个城墙完工后已是6月份，各地的甲长带人回了家，这城墙修完60多年了，现在我也忘不了日本鬼子打人的场面，那年月中国人就是亡国奴，让日本人当牲口使，后来我还被抓去北票煤矿做过劳工，那人可死老啦，我好逮还活着回来了，中国人可不能忘了那种牛马不如的日子，要不我现在常对我的儿孙们说，你们现在吃饱穿暖别不知足，一顿饭没菜都撅嘴，那怎么能行，过去常说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到啥时都不能忘了本。”
作者本人从小在新惠镇长大的，我十几岁时虽然四面城墙有倒塌，但大部都在，小时候还在城墙上跑着玩，到炮楼里躲雨，随着这些年的城镇建设，居民区早以突破到城墙以外，所以城墙也在建筑中大都扒掉。当我2006年5月调查城墙时以很难找到了，但巧的是我采访的齐广信老人宅院的后墙就正是当年的北城墙，老人带我去看了这段残存的古城墙，我又按老人的指点找到了位于他家西边不远的一段残存的城墙，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指着城墙对我说：“这段城墙至今70年了，比当年已低了不少啦。就是这低了不少的城墙，残高仍有4米多，可见当年的城墙是很高的。”这段城墙向北20余米就是原西北角的炮楼遗址，现长有几棵小树，我分别都进行了拍照。这天我围着四周城墙遗址查看了一圈，目前东南两面的城墙以荡然无存，只有西北两面残存着几小段，再过几年也许就都消失了。
城墙的最早毁坏始于1945年。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新惠城就成了一座独城。据小各各召村的王作臣回忆说：“1945年我正在伪满日本人在新惠的伪法院做事，那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之前在新惠的中国人除了我别人一点都不知道日本要完了，为啥呢？因为全新惠街只有日本人宿舍有一台收音机，那收音机能收日本人的广播。日晚我正在日本参事官宿舍值班，半夜突然听见日本人哭成一团，偷着一听才知是他们从收音机中听到了天皇的投降讲话，接着日本人就连夜收拾东西，我想他们是怕我走了风声，所以把我叫到参事官渡边兰治的屋告诉了我这件事，接着又让我帮助备马车，其实早几天日本人可能就得到了消息，一些东西早就都装了箱，打了捆，我当时没太在意，这下就都明白了，那时因我给日本人干事，说实在的也没想日本人走后谁来管这个满洲国，加上那时新惠这地处一没国民党的部队，二没有共产党的人，从心里说也没想去向谁报告，只是觉得他们走的突然，一边帮他们备车马，一边想日本人有啥不要的东西我得捡点。8月15日早天还没亮，日本人就悄悄地赶着车马从东门逃出向沈阳方向去了。日本人走后新惠街里的人还不知道，我又忙着把日本人留下的箱柜往自己家弄，天刚亮，遇见几个熟人，一看就问我你咋把参事官的东西往家搬，我吱唔了几句也没说，因为还有一些东西没搬完，怕别人抢，当我再到日本人宿舍时已聚了一些人，这些人立刻围上我问参事官宿舍咋人也没了，东西也没了，我一看瞒不过去了，才对人们说日本人向中国投降了，日本人全走了，人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根本不相信，我说是昨晚参事官‘戏匣子’（指收音机）里播了他们天皇投降的诏书，他们起早出东门往沈阳跑了，这时人们才相信，各人往各人家里跑去报信，我又忙着往家里搬了一些东西，忙了半宿也饿了，在家开始吃饭，约摸9点钟左右，警察署马子祥署长来找我又对日本人投降的事针对了一遍，问完后，马署长说：‘别吃了，跟我走，得组织人守城，要不土匪进来谁家也别想囫囵’。到了伪旗政府找到伪旗长西里杜棱等人商量后，马署长依旧把原来的‘联庄会’的人召集起来，向人们讲了日本人投降了，往后是满洲国管咱们还是民国管咱们说不准，但不管咋样得把城守好，别让土匪抢了。接着组成了维持会，西里杜棱为会长，申洪德为副会长，兼治安部长，还有马歧国、吴文荣等人。维持会给‘联庄会’的人都分了工，有的守各各城门，有的守各段城墙，一般市民也都准备了刀子和镐把等武器，一但有土匪来好自卫。从8月15日中午，所有的城门都关的紧紧的，只准把关在城外的镇里人放进来，不准城里人出去。当时人们在议论，日本人走了，满洲国可能就不存在了，所以多数人认为用不了多久，咱们就会回到民国政府的统治下，因为民国政府是满清后中国的合法政府，满洲国是傀儡政府，没日本人的保护一准要解散，咱们在满洲之前就是中国人，是南京政府的人，是蒋委员长的人，自然是回归中华民国了，也有人说会不会是共产党来接收呢？人们说国民党、共产党谁来接收都一样，现在是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吗，八路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所有的国民革命军是一样的，都归蒋委员长管。于是人们致意见是国民党、共产党谁来接收都行，就是不能让土匪进来。说实在的，当时绝对没有人提出一定要共产党八路军来接收才行，因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日后共产党要建新中国，而是一致把民国政府当做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是客观和事实存在的，所以有人说当时的某某人积极主动去找八路军
，一定要把敖汉交到八路军手里，这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因为八路军来的早，所以当地维持会就按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交给谁都行的原则交给了八路军，其实如果国民党先来到，也会毫不犹豫地交给国民党，因为当时敖汉这个小镇上的头面人物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而拥护八路军的思想是八路军来了之后的所作所为让人们逐步认识到八路军和国民党不一样，这些“穷八路”都是向着穷人的，不欺负穷人，还帮群众做些家务农活，待人和气，不牛逼，使东西讲借讲还，损坏了还要赔，更不对女人下手，进行土改，全是给穷人分土地，让大多数人有地种，有饭吃，专门镇压过去那些土匪、恶霸、地主老财。这时老百姓才真正开始认识共产党，拥护共产党。8月18日，苏联红军5万多人和5000多辆坦克由奈曼方面进入我旗的下洼、贝子府和丰收等地，后一部分去北票，一部分在四家子老虎山休整，后去朝阳方面，期间有苏联红军到新惠来换马，但新惠没有马，苏联红军就走了，再也没来。那之前，我们敖汉山有很多野生向日葵，人们根本不知道向日葵籽可以吃，所以秋后都让牛羊猪等啃了，苏联人来后，住在老乡家，他们就把向日葵籽弄下来炒着吃，那时人们叫苏联红军“老毛子”，看“老毛子”吃炒向日葵籽，也学着吃，才知道向日葵籽很好吃，那以后人们才开始吃向日葵籽，因为管苏联人叫“老毛子”，所以直到现在也有人管葵花籽叫“毛嗑”，后来才知道葵花籽还可以炸油。从此人们才开始将野生向日葵进行种植。”
日我采访新惠镇小水流村74岁的祝永苓，他说城墙毁坏就是在1945年秋冬，日本人走后，成立了维持会，伪警察署马署长带人巡逻，街上还算平静，可时间不长，西里杜冷和马署长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都悄悄的不辞而别了，这样维持会也名存实亡了，新惠城外的老百姓立刻云集攻城，手持棍棒、铁铣、扎枪等风涌而至，气势很大，后攻进城内，这样日伪时期的棉布组合、大满号（鸦片）组合，日本人宿舍等一些地方存在的东西被一抢而光。从此城里的百姓日夜慌慌不知所以然，终于1个多月后的9月20日，八路军十七旅一0三团团长孙国华等进驻了新惠镇，接管维持会后便重新组建了民团，基本是原“联庄会”的人。紧接着国民党为夺地盘，就从朝阳开始向新惠进攻，在新惠城中的八路军为了在战时撤退方便，就在西北扒了几处口子，埋上地雷，做上标记，派人看守，如遇国民党进攻，地雷就起作用，如撤退把地雷起出来，城里的百姓就能跑。
这次扒的城墙口子是新惠城墙第一次遭到破坏，此后因无人维护，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又毁坏了一些，原来的豁子也越扒越大，到了上世纪70年代，人们为了走路方便，又扒了很多口子，城墙虽然还能看出原样，但已支离破碎。大规模消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民房建筑大量向城墙外沿伸，包在民居中的城墙渐渐被扒掉了，到了现在，所有残存的城墙也不过百米了。
城墙消失了，但那段被日本人侵略的历史却永远不能抺去。 （资料来源：敖汉旗政协文史学习民族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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