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1942年河南大饥荒食人肉惨剧
　　一九四二&&&向刘震云、冯小刚致敬，向300万父老乡亲默哀1942年河南大饥荒纪实□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牛亚皓 发自河南1942年，河南遭遇大旱，多灾交织，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忍辱负重的河南人民，在这场大饥荒中，遭受了难以描述的巨大苦痛。据公开资料，此次灾难河南死亡人数高达300万人。1.“天鼓”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一天晌午，河南省汜水县虎牢关村，刘万通和爹各端着一碗稀汤蹲在田头，正出太阳，天上突然炸雷，从东往西，咚咚咚响。“爹，啥响？”“天鼓！”“咋了？”“反正不好，不是收人，就是啥。”刘万通这年25岁。九口之家，三亩半地，“好年景也不顾吃”。何况这年多灾。据《荥阳文史资料》，1938年，汜水县属黄河以北四个“保”被日军占领。1941年冬，经郑州、广武战事，汜水紧临前线，连年军事供应繁重，多数村民早无余储。适于同年麦秋，粮食遭歉收。秋后麦播又因缺雨失时，一冬无雪，从而造成1942年麦季只收一成。刘万通的记忆中，大旱灾是从那天突然炸雷开始的，此后就越来越重。本来村子紧靠黄河故道，刘万通在河口渡船下力，挣个工钱。然大旱来袭，渡船停运。到这年秋季，粮食几乎绝收。“庄稼不收非小可，大饥荒要来了！”他记得爹喊。日，刘万通又沿着村中土路向家走。他已95岁高龄，不拄拐棍。但往年太多，年份在记忆里绕。“你说哪一年？”刘万通向成都商报记者瞪着眼，白胡子在下巴上晃。“民国三十一年？！”他佝偻着腰，“那一年，天要收人！”2.饥饿那一年，河南全省大旱。《南阳地区志》：民国三十一年春，南阳大饥，村村断炊。《信阳县志》：民国三十一年，赤地无禾。《登封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大旱，绝收。……据《河南省志》：河南处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区，气象灾害频繁。河南《农业志》：元明清三朝的654年中，河南出现旱灾395次。清光绪三年，河南赤地千里，相食者众。1942年这场旱灾，据《偃师县志》，为六十年间之罕见。偃师市邙岭乡东蔡庄村的76岁的韩雷松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年夏秋颗粒无收，村民吃光存粮，吃红薯秧、柿糠、野菜、榆钱、树皮、草根、雁粪甚至石头。韩雷松记得，当年树叶、树皮全被吃光，连4公里外孟津大沟背阴处的野菜也被挖光。他们收集雁粪，晒干了磨成面吃。吃石头，将风化的石头磨成粉，称之为“观音土”。“在我吃过的食物中，最不好吃的是观音土。”李玉震，1932年生，曾任鲁山县政协办公室主任，他说，“那时俺村的人往返六十里背石头。我也去背了20多斤，娘高兴得不得了。这种东西吃了才知道上当，性冷而味腥，吃少量即饱，腹部胀痛，大便不易。”饥不择食，村民纷纷害病。“开头是红眼病，后来满脸浮肿。”刘万通说，“那种东西吃了屙不出来，有的人活活憋死、坠死。”无食可寻，村民开始变卖家产，换钱买吃。镰刀、锄头、铁锨、纺花车、织布机、桌椅板凳、床、席甚至铁钉，都拿出变卖。最后连铁锅、水缸、面盆等也卖掉，甚至将门劈掉当柴卖。奸商趁机渔利，物价飞涨。据《扶沟县志》：1942年秋，小麦已由10元（纸币）一斗（十四市斤）涨至22元一斗。1942年冬，涨至百元一斗。1943年春，暴涨至800元一斗。那时村民将祖传的古董和上好的大衣卖掉，也只够喝一顿稀粥。为活命，只好贱卖田产。米当时330元一市斗，土地一亩才200元。最后，卖得只剩一只碗——那是讨饭必须用的。2.多灾这次不仅是旱灾，而是多灾交错。大旱之中，蝗灾更甚，且一直延续到年。据河南省档案局编纂的《水旱蝗汤悲歌》：1942年大旱，河南110个县受灾。1942年蝗灾，受害县40个，1943年发展到90个，1944年则达106个。据《河南省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度各县蝗灾调查表》：1942年蝗灾发生面积在百万亩以上的有9个县；1943年，这个数字上升至21个。刘永增，洛阳市伊川县高山乡刘庄人，1929年生，他回忆当时闹蝗灾的情景：“蝗虫漫天飞来，离地七八米高，像乌云蔽日。”孟庆礼，伊川县白沙人，1933年生，他回忆：“成群的蝗虫像乌云在空中翻滚，被蝗虫遮住阳光的地上，出现了大片的阴影。”刘永增说，为了保住庄稼，村民用棍子绑上包袱或布片，左右摆动驱赶蝗虫。“口里喊着嚎呀——嚎呀，一遍又一遍，满地都是“嚎呀”。“也有用烟熏的，还有烧香磕头许愿的。”孟庆礼：“满地的人吼叫着，敲打着锣鼓、脸盆，拍击着铜铙、铜钹，有的朝空中放纸炮，富户人家拿着快枪朝空中放。人们站在一道山丘上，结成堵截蝗群的防线。蝗虫在空中忽东忽西，折腾了一阵，突破了人们的防线，像暴风雨似地呼啸而下。”刘永增：“蝗虫落在地面、树枝、草地、田间，能听见‘嚓嚓嚓’地吃庄稼声。谷子玉米和高粱全被吃成光棍，玉米穗也被吃去半截，连田埂边的杂草也荡然无存。”这一年，正阳县城郊乡台天村农民孙克明出生，娘给他起小名叫“蚂蚱”。“他是过蚂蚱那一年生的。”村中的老人不假思索地说。“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据《水旱蝗汤悲歌》，所谓“汤”，“即汤恩伯，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其在河南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当时兵荒马乱，不但有兵灾，还有匪灾，土匪盘踞河南，横行乡里，烧杀抢夺。”南阳籍学者、曾出版《民国时期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专著的苏留新说。正由于旱灾、蝗灾、匪灾等多灾交错，这场大饥荒愈演愈烈。3.死亡据《河南文史资料》，当时河南国民政府瞒报灾情，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救济措施。政府甚至在报纸上发布《灾荒食谱》，向灾民推荐“吃一次七天不饿”的食品配方。成都商报记者找到了这份食谱，满篇栗子柿饼芝麻之类，令人啼笑皆非。另见原始文件资料显示，河南上蔡县当时还下发文件，要求“全体官民停止娱乐、素食三日，以表虔诚、乞求天佑”。据公开资料，1943年2月，《大公报》因真实报道灾情被停刊三日。美国记者白修德、英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到河南采访后，去重庆见蒋介石，蒋不信灾情如此严重。据《河南文史资料》，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开会，试图弹劾汤恩伯，险些被暗杀。如此“白色恐怖”下，河南南阳《前锋报》派记者李蕤采访灾情。“不能为百姓说话，比死还痛苦。”李说。随后，《前锋报》发出《无尽的死亡线——1942年豫灾剪影》，轰动一时：“河南3000万人，饥寒交迫中正大批地死亡。河南农民，是一只牛，抗战六年来，拿出一切交给国家，默默捧出粮食和儿子，谁都知道河南兵役第一、征购征实第一。但是，他们被赶上了绝路。他们只会忍受，认为是命中注定的折磨。他们贫血、瘦弱、面部浮肿，迅速地死亡。他们曾经挣扎过。宰杀鸡犬、耕牛，卖掉锄头、破袄，卖出土地、儿女、老婆。然而，结局还是死去。他们好像苦霜后的树叶子一样，正默默无声地飘落着。”1942年冬，刘万通记得，从洛阳到汜水的一路上，死尸累累。《前锋报》：“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广武和广大的黄泛区，每天死亡人口以千计，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南山有个姓朱的老头，没儿没女，将仅有的两亩地卖完了，吃得剩60元。他想自己难逃一死，与其被狼拉狗嚼，不如早死。结果他出60元，请人把自己活埋了。”大饥荒，发生着一出出人间惨剧。据当年旱灾亲历者口述编纂的《豫灾惨状拾零》：“洛宁，冯姓兄弟二人，俱已成家。兄欲卖其妻，弟曰：嫂有儿女，不如出弟妇。兄曰：弟妇年轻，可以佐家务，不如出尔嫂。两争不决，相对痛哭。当夜，弟辗转难寐。翌日晨再找兄商图，不料兄已投环死矣。弟大恸，投洛水而亡。妯娌哀夫，尽货所有，置毒锅中，率子女共食，一日之间全家丧命。”“卖儿卖女，当时司空见惯。”靳士伦，1912年生，1942年夏，他随国民党第五十五军某团驻扎在南阳唐河县源潭镇。他回忆，每日都看到多名妇女被像犯人一般押到“人市”上卖。《前锋报》：有的卖给“老鸨”当娼妓，每次性交易可得30元。按当时市价，能买一升米。《南阳地区志》：饥民卖儿卖女者甚多。《密县志》：卖儿卖女者甚多，亦有人相食。《信阳县志》：人相食，民有绝户。《许昌县志》：卖儿卖女者1.4万人，桂村、陈曹等乡食人肉充饥者102户、159人。《驻马店县志》：1942年冬，土地庙一老妪饿极，勒死一女孩，碎尸后在瓦盆中煮食。当年灾民的一份食谱统计，除了树皮、软石等，“人肉”作为一种食品竟也赫然在列。“下午见到一个死尸，夜里就会缺胳膊少腿。那时马路边的饺子摊，时常吃到带指甲的肉。”《前锋报》当年报道：“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马永道夫妇，亲手煮吃了女儿香菊。”成都商报记者找到了当年马刘氏对郑州警察局的“供单”：警察：“你女儿叫甚么名字，年几岁？”马刘氏：“叫香菊，年五岁。”警察：“你女孩几时饿死的？”马刘氏：“女孩比他爹早死四天。”警察：“怎么？你们想他？”马刘氏：“他爹因我不能埋他，强迫我与他煮熟充饥不可。如我不给他煮食，他就自缢。我无奈给他煮了，他吃了一把，他也死了。”警察：“以前吃过这种肉吗？”马刘氏：“以前没吃过，这是我男的临死想的这个法子。”“大灾荒，人相食现象时有发生，人的道德约束机制陷入瘫痪。精神层面的负面影响如精神颓废、麻木不仁更甚（于物质层面的损害）。”河南省档案局编纂的《水旱蝗汤悲歌》中说。4.逃荒《许昌县志》：1942年全县饿死4.3万人，逃荒4万多人。《密县志》：1942年全县饿死万余人，逃荒者15万余人。《登封县志》：1942年全县饿死万余人，许多灾民逃荒至陕西。《汜水县志》：1943年春，饿死3446人，外出逃荒者29648人。1942年冬，汜水县虎老关村（现为荥阳市汜水镇虎牢关村），刘万通的哥哥活活饿死在家，弟媳妇被拐。25岁的刘万通选择逃荒，“我再不走也要饿死。”那天，他背上一个包袱，包袱里装一条被子。“走前，我爹给了我十元钱。”他说，他从村里步行去洛阳，天黑了住在一家小饭馆里，天明再接着走，一百多里的路走了一天半。刘万通有十元钱。登封县石道乡赵村村民赵喜云，两手空空。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年他只有11岁，跟着妗子、表哥、表姐外出逃荒，走了两天两夜才走到洛阳。“灾民有的北上进入抗日边区，有的南下逃亡湖北，有的无奈向东进入日占区，而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境内。”据《前锋报》，当时日军已侵入新乡，开封和信阳沦陷。河南半壁河山，遍地烽火，只有从洛阳到西安，还有一段铁路可走。洛阳火车站成为灾民的大聚口。据《前锋报》当年引述车站负责人的话：“该路自8月10日起灾民强占车辆赴西北逃荒，每日达三千人，月底每日即达五千人，乘车未遂步行西逃者每日均6800余人”。刘万通用七元多买了一张车票，坐上了火车。而赵喜云则和多数人，只能扒车。“那是一列拉煤的闷罐火车。车上车下都挤满了人。”赵喜云回忆，“又挤又饿。”李蕤这样描述当时火车站的情形：“时间是正午，距火车开行还须等一夜零半天。他们，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突然一阵骚乱。一个黄瘦的中年人，追赶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年人。赶上之后，那老人像风中的芦苇似的被按到地上，那瘦子边打边骂：‘我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那老头什么也不说，只死命地握着他手里的一块硬饼。这时，从四周跑过来十几个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里那块硬饼上。几秒钟后，硬饼成了粉末。大人小孩连土一块吞进口里。”“当时逃荒的人很多，多数外出要饭。没有门路的，很多饿死在路上。”刘万通说，幸亏他有个亲戚在陕西凤翔县的一家饭馆当厨子，于是他投奔凤翔。赵喜云的目的地是陕西富平。妗子曾在富平一个地主家当长工。他记得，火车开了两天三夜，时走时停；临到潼关站停了半天，到夜里才“闯关”。“那时日本人在山上把守，看见火车冒烟，探照灯照着，用大炮把山上的石头打飞，砸死了车顶上的很多人。”赵喜云回忆，车到渭南后，他又走了两天两夜才到达富平的张宝山，给地主家放牛。刘万通到凤翔的小饭馆后，这年春节，忽然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是别人代写的。爹说他快病死了，让我赶紧回家。可我不能回家啊，回家也是饿死！恕孩儿不孝！”他眼夹泪说。之后，刘万通辞去饭馆零工，到山里“收鸡子”，担到宝鸡集市上去卖。每趟来回半个月。一回能挣十几元钱。慢慢生存下来。赵喜云在富平放了一年牛之后，经老乡介绍，到铜川一家煤矿当矿工，从此落户铜川。1942年过完年，刘万通返回老家，父亲口中仅剩一缕残丝。“四五天后，爹就死了。”刘万通将母亲、弟弟“搬”到陕西，一直到“日本投降”才回来。赵喜云一直生活在铜川，和众多从河南逃荒来的人们一起，继续新的生活。赵喜云今年82岁高龄。在众子孙为他过八十大寿那年夏天，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是河南人，是民国三十一年坐闷罐火车逃荒逃到陕西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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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饭e只吃水果就能减肥Wy这种20年前就该淘汰的减肥理论速速仍掉e水果虽然被大众视为减肥食物e其实热量出人意料的高啊高！尤其不适合作为餐后水果e更加别在临睡前吃水果Wy(～ o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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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挺好，从 订购第二天就到了，吃了几天除了需要多喝水外没有感觉其他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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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旱灾真相：亲历者称吃“石头面”
[导读]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等，这些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珍贵的历史记录。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灾荒1942：是谁揭露了真相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500万人”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 300 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 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甚至吃“石头面”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他们村当时有200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刘春发家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商丘虞城人万翠兰，今年87岁，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娘家是虞城曹余庄的，因处于低洼地带，四周常年积水，旱情没有郑州那边严重，但还是有很多土地干裂、庄稼旱死。她记得后来的蝗灾比较严重：蝗虫飞来时一大片，遮住了太阳，庄稼很快变成一片光杆。遇到墙壁，蝗虫能爬满墙。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沟，把打死的蝗虫就地掩埋。勇于披露灾情的媒体由于时隔久远，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70年前那场大灾荒的详细情节。而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则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而在连“霉花”也没得吃的叶县，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在河南灾区，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大公报》被停刊三天1943年2月初，《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三天。张高峰(;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不仅如此，《豫灾实录》作者张高峰亦受到当局报复。据张高峰之子张刃回忆，1943年 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之后侥幸脱身。“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王芸生后来知道，《大公报》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日，本刊记者在陕西省图书馆收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至第二十八辑)中看到，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撰写的《的旧大公报》一文，披露了《大公报》被停刊事件的真实原因。王芸生回忆，当时，因为停刊事件他向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回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关于“蒋介石大骂报灾者”一事，本刊记者搜索民国史料时发现，民国时期著名军阀、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也进行了生动记载。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外媒实地调查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提到的“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指的正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灾区实地调查事件。白修德(;1986)，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美国人，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1943年2月，《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动，决定亲赴河南实地调查。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一路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飞驰的火车顶篷上，不时有拥挤的难民从车上摔下来。其中一个刚刚摔下来的难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0.46%)秆。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等待收成》。日，该报道在《时代》周刊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贷款，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拒绝。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后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关于蒋介石会见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进行了详尽记述：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会见中，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也坚称“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直到同行的福尔曼当场出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白修德写道：(看到这些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白修德事后发现，这短短20分钟的会见，起到了一些作用：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引发“民变”与旱灾同样严重的是蝗灾。《河南灾情实况》记述，在1942年之后蝗灾连续大暴发期间，大批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蝗虫长自泛区渐次年延，遍及全境??总计四年(年)受害面积达亩！日，《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饥饿的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发生“民变”。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汤恩伯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毁于一旦。(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档案馆等单位和宜阳县委宣传部金燕芳等人的大力支持，亦参考了宋致新等学者的著作，一并致谢。)(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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