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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eeljubz669437 &2-15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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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迅速成功是如何可能的？
作者：老田
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开始，中国历代第一波起来反抗统治阶级暴政的起义者，多数都在与旧精英阶层撕拼的过程中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奋斗到取得最后胜利。从技术和兵器差距看，毛泽东和同志们是非常不利的，从前的冷兵器时期，起义者与统治者的武器差距是大刀长矛对锄头镰刀，而毛泽东却是面临着锄头镰刀对洋枪洋炮，在这样的差距之下，胜利是如何可能的，需要我们来重新审视。
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上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要经由权力运用来实现，在一个经典意义上，所有运用权力去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过程就是管理过程，就是运用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话语权）去整合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但是所有的革命，都是从前掌握权力最少的平民阶层，推翻了掌握几乎全部权力的精英阶层而告终，因此革命过程必然意味着常规管理手段的失效，新的整合因素在革命过程中间起主导作用。
如果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是管理过程中间的常规整合因素的话，那么革命过程中间肯定是有“非常规整合因素”起作用，否则所有的革命都只能是归于失败。我们就距离今天最近的中国革命为例，去追寻一下当年的“穷鬼”是如何“变天”的。中国革命过程中间，毛泽东的见解最为超卓，因此本文也将意味着要在管理学的视野里来界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及其战略战术。
由于革命时代的状况，与平时截然相区别，因此需要使用一些新的概念，并重新定义。需要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立，是如何形成的，考察力量格局、利益格局和思想格局的形成与作用效果。
一、 毛泽东对竞争社会的认识和矛盾论的完善
毛泽东承认唯一的方法论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论。而矛盾论本身只是承认一种日常现实，是对社会处在竞争状态中间的把握，可以在“大同社会崩溃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的状态下，直接得到把握，无须经由论证。由于大同没有了，社会就总是处在竞争中间，这其实就是矛盾论（或者竞争论）的依据。这样就可以忽略西方的思想发展里程，也同样无须自然界的现象进行类比说明，自然辩证法也不需要，直接就在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的把握中间中间求得。
在竞争社会中间，竞争到底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还是在集团层面进行，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需要实践检验了。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竞争都是群体竞争为主的，一个社会总是分化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野主要是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不同。精英阶层的强势地位，除了有形资源掌握多之外，还有控制无形资源的话语权去瓦解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因此强势群体的竞争优势并非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还在精神层面。
竞争的目标是资源的分配，而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的有利份额，就必须取得相应的支配权或者控制权。根据古今中外的历史，支配权只存在于三个方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最开始的竞争仅仅局限于资源分配关系上的互为消长，然而由于资源分配的依据是三种“支配权”决定的，因此竞争就相应地发展到了关于支配权的竞争，这个竞争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掌握更多的“竞争力”而发起的竞争。对资源分配的竞争还可能出现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就是马克思所指望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状态，去消解人们的竞争意志和愿望。但是竞争已经发展到“支配权”的这样的竞争力上，这就没有解决的希望了，人们在指望自己竞争力上升的同时还追求对手竞争力的相对下降，瓦解或者消灭对方的竞争力。因而矛盾论将适用到地老天荒。
有一个美国佬的故事，是说上帝去考验一个人，说可以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条件是给他邻居以双倍，最后这个人选择“瞎一只眼睛”同时邻居“瞎两只眼睛”，这个故事就非常形象地表现了竞争发展到“支配权竞争”层面的现实选择。在支配权问题的竞争上，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的，为了更好与竞争对手竞争，必须时刻牢记掌握“优势竞争力”。
竞争社会的控制成本趋于上升，内部整合成效下降，革命胜利的曙光就在这里。航船与婴儿。
二、 竞争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有形资源是人财物，无形资源是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竞争力是两者的乘积。把阶级斗争作为有组织竞争来看待，追寻竞争优势的转换过程。
矛盾论在竞争社会里面表现为群体竞争关系，这个竞争关系可以借助克莱因国力方程来帮助理解，克莱因方程表示如下：
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包括GNP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战略打击能力和常规军事力量。克莱因认为“战略意图”的最高值是1，多数国家的的战略意图是自卫和保护性的，评分居中为0.5分，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历史久远，则大于0.5分，战略目标模糊或者摇摆不定，则低于0.5分。克莱因把“战略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约占33%，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34%，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33%。（王恩涌等《政治地理学－大时空中间的政治格局》）
克莱因原来是分析国家之间的竞争力量问题，我们为了表示国内对垒阶层竞争优势的形成原理，把有形资源构成划分为掌握国家机器（军事力量）、经济资源（资本和分配权），把无形资源划分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总是掌握着国家机器并占有或者支配大部分资本和社会剩余分配，在有形资源方面，平民阶层是永远处于劣势的。但是在无形资源方面，竞争意志的强弱，最终是要和个人生存处境相联系的，而组织程度可以合理归结为平民阶层能否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问题，在高认同条件下，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会急剧下降，最终在无形资源方面的胜出，这个条件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兵必胜”。
这样在一个国家的内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竞争力对比关系公式就是：
阶层竞争优势＝（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竞争意志＋组织程度）
在这个公式里面，有形资源部分曾经被先秦法家总结为“农战”，无形资源被高存在于老子定义的“哀兵”中间。文化资源和话语权没有直接表示出来，而是通过影响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来实现的。其中政权的理论除了体现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体现为影响组织程度，依托政权的精英阶层在通常情况下组织程度要高于平民阶层。通常情况下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优势地位是绝对的。
社会剩余的分配最终会形成特定社会的利益格局，如果平民阶层的利益能够体现在利益格局中间，那么他们的竞争意志就肯定会下降，对精英阶层的秩序认同感上升，其实这就是恩格斯的关门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当时面临的形势：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可以指望在资本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经济要求，所以阶级斗争手段和暴力推翻资本家的优势地位并非必须，后来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出笼，其实就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利益实现同时伴随着竞争意志的瓦解过程。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其实就是工人竞争意志的下降，这样一份修正主义的思想格局的出现，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人阶级对斗争手段的选择。所以竞争意志是自身经济利益实现程度的函数，是文化资源影响的函数。如果反抗的机会成本和风险很高，那么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和组织意愿肯定要受到抑制，反过来统治力量有限，势必就要鼓励反抗的产生，所以竞争意志还是反抗风险与成本的函数，用公式表示就是：
竞争意志＝f【(1/利益格局)×（1/力量格局）×（1/思想格局）】
上面公式的含义是：如果平民阶层得到的利益越多、与精英阶层的差距越小，那么竞争意志就越是下降（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国家机器越是强大、对反抗的镇压达到“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程度，那么竞争意志越是难以凝聚；如果平民阶层越是信奉精神的鸦片，老是相信精英阶层许给的“安乐窝”幻想，相信自己的处境就是天生的“命”，不想着起来反抗，那么显然竞争意志就难以凝聚，精英阶层的思想格局越是被接受，那么竞争的意志就越小。
一般而言，由于精英阶层总是执行“枪打出头鸟”政策，组织平民阶层进行竞争和反抗的人总是优先予以镇压，例如《中国农民调查》里面的上访代表就是如此，所以组织成本的克服需要有牺牲精神的人挺身而出；同时，组织和管理成本还与个人追求利益实现的通道有关，如果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显然对于集体竞争的兴趣就会下降，组织和管理这些人就困难得多，如果个人已经无法单独追求目标实现，就只有转而追求集体努力了，例如杨献珍在解放前好不容易谋到一个中学校长职位，结果还受到别人的勾结起来排挤，就一气之下去了延安，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无法在个人努力的渠道上解决一些基本问题，那么反抗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就会急剧下降，组织效能就会急剧上升。那么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就是个人努力是否成功的函数，在个人努力无法生效的情况下，“毫不利己”的人就会大量涌现出来，毛泽东“老三篇”也更容易深入人心。这样的时代，按照老子的说法就是“哀兵必胜”，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忧患时代个人努力已经无效了，个人只能是主动融入集体努力的努力过程），精英阶层的优势就是被压倒了。毛泽东说“小米弭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坦克”，基本原理就是在这样的忧患时代，平民阶层在竞争中间所具有的无形资源方面的优势太大，精英阶层在有形资源方面的优势无法抵消。
这样组织程度就可以益公式表示如下：
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f【（1/个人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个人为整体利益牺牲的意愿）】
对于全球竞争中间的弱小国家而言，对于国内的平民阶层而言，由于在有形资源方面不可逆转的劣势存在，为捍卫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在无形资源增长上面下功夫，在精英阶层掌握着大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有形资源的情况下，平民阶层必须增强竞争意志的作用，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错觉，否则将难以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地位，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天天讲”，其实就是要砥砺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
老子说“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哀兵”的竞争意志是最高的，“当兵吃粮”和“抓壮丁”的队伍其竞争意志就不怎么样。哀兵的整合成本很低，因此无形资源很丰富，毛泽东“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坦克”的依据，在于无形资源方面的优势超越了有形资源的差距。
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天下叛之，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其实就是统一战线的奥妙所在，国民党无法整合知识精英，无法整合小地主小资本家，上海的一个小资本家对他的学徒说“现在坏了，共产党要得天下了，99％的人反蒋，80％的人支持老共，老共要得天下了。”统一战线成绩主要是国民党的失败造成的，而不是共产党的成功。
军队与民众关系上的根本区别，使得解放军能够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可以实现集中优势兵力，以弱打强。
三、 管理成本与整合成效
实现目标总是以人力物力整合为凭借，管理成本越高，整合成效就越差。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管理成本差距，是精英阶层造就哀兵而扩张的。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样一条分化与整合成本的变得曲线。忧患时代对整体利益认同程度高，整合成本就低，安乐时期利益分化严重，整合成本急剧上升。私欲之蔽和天理之明的认知条件，个人奋斗无效自然就把目光转向整体努力过程。
《礼记－礼运》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段落非常有名，就是解说个人行为模式的决定机制的，清楚的表述了国家的宏观管理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个段落里面，实际上把国家和社会之所以还能够管理的奥秘都讲清楚了，少数管理者为什么可以影响和管理多数人的奥秘仅仅在于：如果多数人能够根据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完成自我调节的话，那么强制性的管理仅仅需要针对少数人的出轨行为进行纠偏就可以了，而这个强制性的纠偏措施的目的主要还是着眼于改变人们的预期，帮助他们实现自我调节。也就是说，管理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在于：多数人能够最终在对于未来的预期之下进行自我调节，而个人对于未来的预期是可以经由强制力量外在进行安排和肯定的。管理最终是经由调节个人预期的手段来实现的，调节个人预期包括软硬两手：软的是教化，硬的是刑罚，这两者可以经由国家政权的力量帮助实施，去帮助人们确立稳定的预期，按照孔夫子的话说就是“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孔夫子还反复提到，这个稳定预期的建立最终要靠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来实现，让人们的生命过程和各个阶段都能够取得适当的资源和剩余，支持生命的过程与循环。换言之，就是稳定预期虽然可以经由软硬两手帮助明确，但是其基础还只能是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按照孔夫子的说法，关键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就是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去榨取平民阶层的有限剩余，“安”的重大价值是没有精英阶层的压迫和剥削，平民阶层就肯定不会有反抗的意愿和行动。换言之，稳定预期建立不能依靠老百姓对利益的放弃和禁欲，而是精英阶层不依仗自己的优势地位去榨取社会剩余，那么老百姓就肯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保障的。换言之，老百姓都知道：损害老百姓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不是什么豺狼虎豹，而是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去过分提取社会剩余的结果。所以老百姓对长远利益的把握和信心、稳定预期的建立的前提条件都是：精英阶层不滥用优势地位去提取社会剩余。
毛泽东对孔夫子他们发现并反复申说的管理奥秘领会最深，从井冈山时期就要求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辽沈战役的时候进攻锦州的战士不吃老百姓的那个苹果，再到三野九兵团进入上海的时候要求他们露宿街头，都是向老百姓展示“强势群体不会滥用优势去侵占老百姓的剩余”这一根本管理要点。这不是简单的行为公共关系学展示那么简单，而是对管理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素的反复重申，而且要宣传得让全国人们都知道，以帮助老百姓确立关于长远利益的信心，帮助人们建立稳定的预期并完成自我调节。解放后社会风气迅速好转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势群体，要求自身不滥用优势地位去提取剩余剩余，因此老百姓在这样的事实教育面前能够迅速完成预期的变换，全国人民大多数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都迅速地建立起关于未来的信心，调整了自己对于未来的预期，并据以进行自我调节，所以新中国的社会风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根本好转，从而证实了儒家“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英明论断。
毛泽东时代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并不仅仅是“以身作则”那样只有简单的学习和模仿价值，而是深刻地反应了管理的核心问题――精英阶层不能滥用优势去榨取社会剩余，这是民众的信心和确立稳定预期的关键。解放军在上海露宿的事实，不仅是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保证和信心，就连资本家也不例外，荣毅仁自己后来回忆说：“解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怕共产党，跟国民党政府倒有不少关系。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我自己‘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以后逐步加入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行列。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是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与几天前还在城里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痞相比，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资本家对共产党政权和对自己未来的信心，也是在这样简单的事实中间提取有用信息的。
因为精英们总是忍不住到处乱伸手，总是想着要把社会剩余的多数攫为己有，因此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推卸精英阶层作为社会风气决定者的责任，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精英们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表现。变着法子把本应是精英阶层应该承担的责任，加在老百姓的头上去，当时所谓的禁欲主义宣传，实际上就是精英们在自己控制的舆论中间，推卸精英们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故意把水搅浑，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人人有份，借以模糊精英阶层的首要责任，逃避老百姓的监督。
在最近20年里，中国的精英们利用一切优势，拼命地朝自己怀里大捞特捞，老百姓一看，不用多么高深的逻辑和数学知识，就很清楚在这些“大老鼠”们的狼偷鼠窃之下，我们过去辛勤劳动的积累不仅会被他们瓜分光，未来的日子也不知道咋过，长远利益肯定是没有保障的了，短期里能多捞一点算一点，除了物质利益之外，精英们什么的美妙许诺都对老百姓不起作用了，因此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可能再维持了。从而证实了儒家另一半论断“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从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看，精英阶层也清楚失去了老百姓的信赖，所以也不再指望他们少数人能够持久地控制住多数人，换言之，精英们也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势了，所以自己的行为模式也很快的陷入短期化，就像胡长清对他儿子说“中国以后终究是不行的”，所以能捞多少算多少，也不考虑可持续剥削了。看来历史的经验还要加上：中国今天精英们不仅通过自己的极端行为让老百姓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精英们自己就首先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结果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陷入了短期化和利益化。
孔夫子还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是只要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走极端，过分提取社会剩余，多数人将能够建立稳定预期并据以完成自我调节，这就叫做“德治”，老百姓就会主动认同精英阶层的管理，从而国家管理成本会急剧下降，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走极端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关键，这其实就是儒家著名的“中庸政治”主张。但是精英们总是忍不住要乱伸手，但是又害怕老百姓起来反抗，就编造一个主流经济学理论说“只有让精英们发财足够多，资本积累顺利实现，才能带来经济发展，最终导致结果公平。”这就是著名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言说，但是事实终归要胜于雄辩，纸面的东西跟现实一比，就没有多少让人信赖的价值了。
理论破产总是现实破产带来的，老百姓认同的下降必然带来管理成本的上升，最终精英们将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管理成本，以应付老百姓的最后反抗，这对精英阶层而言是“管理破产”，对老百姓而言是“革命胜利”。一般而言，根据历史经验，精英们总是说社会风气败坏是别人的责任，不是自己过分榨取社会剩余造成的；等到精英们在政治上垮台了，他们肯定又要说是一些专门喜欢干革命的坏人，象神仙那样法力无边，通过“散布仇恨”召唤来向来就不受他们节制的“天兵天将”把他们打垮的，而不是精英们自取灭亡的结果。
低成本认知与思想整合
只要是个人努力无效，那么肯定对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的认同迅速上升，管理成本会迅速下降。此时话语权和思想传播很简单，只需要启发就行了。林彪的忆苦思甜活动，对激发阶级意志和主动认同的作用。一个顺口溜就管用“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穷人参军为革命，红军打仗为穷人。”至于长远目标的胜利实现，在反抗成本为零的时候，也变得很简单：“马桑树，起红苔，砍一根，长满岩；一个红军倒下去，千人万人跟上来。”选择站在哪一边，以及必胜信念的输灌，很简单实现了，接受程度空前高。
知识精英的高招基本上无所施其技。革命思想的不适应也仍然起作用。王明的作用和知识精英分化，一大代表的选择和分化过程。内部整合和信任问题与这个过程适应。整个内部都是左得很，团长对杨守正说，如果十年之前看见戴眼镜的，问都不问，就给拉出去枪毙了。与共产党内部的分化过程呈现一致性。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的。
孙子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持久战是规避短期内的决战，等待对方的分化瓦解，自己一方的低成本整合过程的完成。
革命成功对精英阶层而言是管理破产的结果，对于革命者而言是新的管理体制建立过程。
四、 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推翻旧政权
政治势能的积累过程，毛泽东说人愈穷才愈要革命。
竞争意志就是一种政治势能，政治势能可以用力量格局与利益格局的落差来表示。列宁说“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的局面，就是利益格局遭遇极度不满情绪。
被统治者无法生存的处境，使得反抗的风险和成本急剧下降为零，这时单个人的努力过程已经无效了，必然是通过追求整体利益实现而实现个人利益。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写照，杨献珍去延安的背景。老三篇为什么能够被广泛接受，都是因为个人努力已经无效了。个人努力的有效，就是死于安乐的条件。
分化的限度，大贫小贫与赤贫的区别，没有阶级斗争。从表面上看，倒也不无道理。竞争分化不显著本身竞争受到极大的自发舆论抵制的结果，乡村社会分化的看法。
国民党对农民的政策变化过程，同盟会“地权平均”到“节制资本”“扶助农工”，到1930年代实施的“保甲连坐”。国民党的不得已是要节省管理成本，就需要与精英阶层保持更高程度的一致，结果达到无法兼容民众的生存利益的地步，以威胁农民的生存权转嫁作为管理成本，本身就是管理破产的自己承认：我没有能力继续承担管理成本了。
“社鼠城狐”之患，精英们总是把提取社会剩余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政权。形成以政权为中心的利益同盟。信息成本不为零，所以转嫁成本和风险成为可能。
宋之酤酒者有庄氏者，其酒常美。或使仆往酤庄氏之酒，其狗龁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问曰：“何为不酤庄氏之酒？”对曰：“今日庄氏之酒酸。”故曰：不杀其狗则酒酸。桓公问管仲曰：“治国何患？”对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涂之，鼠因自托也。熏之则木焚，灌之则涂陁，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则为势重以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谩侮，蔽恶以欺于君，不诛则乱法，诛之则人主危。据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执柄擅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壮大，实际上是无法正常规则化实现积累过程，就是向政权转嫁资本积累的成本和风险。即便是按照市场化的意识形态，这个也是没有认同感的。
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完成，政治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的整合过程，政权、资本和话语权的高度整合，竞争力的集中化和服务方向单一化，就是革命的基础。反动派的反动性越强，越是造就革命前提条件。孟子说“为丛驱雀者，雕也；为渊驱鱼者，獭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在毛泽东看来桀纣有这么三拨人：日本侵略军、美国人、蒋政权。
五、 革命前后新管理权威的建设成本与革命的正义性问题
整风、反地方主义域中央权威建设得成本支付，自己人好使唤，信任感问题，了解程度高些，拒绝信息成本的承担。
三波干部转换，武汉的红工，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有点心里过不得。新政权的高成本阶段。
共产党处理得最好。还有谁整合谁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与已有的思想格局相反带来的反抗。高华的结论，精英们被淘汰，想以此论证共产党本来都不是好人，或者从来就没有好制度。认同越低，整合过程越是痛苦。高华继承父辈的心灵创通。实际上不明白。政治家和革命家之不同。
革命过程的落伍者的反抗，张国焘和王明的意气。山头力量对比，地下党的冷遇。精英阶层内部矛盾长期不能缓和的角力与竞争。刘邓的弱势地位的风险敏感性。
马基亚维里和韩非，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化，度量指标不同，道德不准不同。没有秩序是最糟糕的，精英阶层的合法性何在，为什么可以作为秩序的化身的，反革命永远有理由。新生事物的支持者，会如何。革命的正义性何在。建设新权威的成本，老权威的机会成本，净损失。一个政权的重建成本有多高，一个新制度的建设成本有多高，谁来承担。
毛泽东时代的管理手段欠缺，政治帽子作管理手段使用的后果。拔白旗结果需要670万反右倾的大帽子才把错误盖住。越错误的政策，推行成本越高，认同感越低，结果败坏了刘邓的执政基础。毛泽东与刘邓分歧的就是。
革命的正义性，在于高成本支付后的收益，革命前的苦难作为影子价格计算。
六、 革命后的遗产总结问题
毛泽东认为一些人“贪天之功为己有”，革命成功不是英雄和精英们的努力成就。而是要感谢日本侵略军、感谢美国佬、感谢屠杀人民的蒋介石反动派。重视反面教员。
建立管理权威的需要，干扰了宣传的实际化。知识精英傍大款的诉求，讴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格局经过革命之后，没有能够总结革命的成就和遗产。只有毛泽东是例外。王明说毛泽东长期逼迫80％的干部做检讨。
双方的遗产总结都不对，苏联第五纵队阴谋论，共产党无信义论，东北有60万伪军被接收，间谍迫害国民党，包括共产党一方的英雄高人等等论调，都是无法通常的理论无法解释优势国民党集团垮台的结果，或者不服输的竞争意志在起作用。我要和他不肯，孔夫子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毛泽东的专政理论，所指与马克思不同。意味着力量的平衡要点是政权的服务方向，必须为多数人服务，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竞争阶层的力量均衡，有组织的少数人优势存在自我扩张趋势，分化会加强精英阶层的优势，并加速优势的发展，优势发展永无停止之日直到管理破产。毛泽东在革命过后，矢志不忘革命遗产，他坚持要走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重申多数人一个基于“避免革命”如何可能的认知。他在发动文革之前说，中国革命死了多数人他们都忘了。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不搞运动我就不是毛泽东。
由于全球竞争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低成本国家控制方式必须强制淘汰，新的国家机器支持基础问题有待解决。低成本整合的关键在非西方的管理模式，其基础在于平民主义的，而非精英主义的。梁漱溟的蠢材认识，不识时势，世道急变，中国不再有可能固守传统。工业化成为必须，战争工业化尤为迫切，安全与历史成本记忆的对照。
毛泽东时代政治势能的反向积累过程，高积累政策和平民主义分配方案，与力量格局的落差，最终积累为政治势能，可以用来变天。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作者看到了。今天感受到的反向政治势能，觉得很危险，需要调整，政治家不是书斋里的观念人，误解了毛泽东，最后不要再误解胡温。知识精英要有前瞻性和责任意识，要从改造“国民性”和“启蒙”的僭妄中间走出来，面对现实。
二○○四年八月九日初稿
题记：2002年7月，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上，偶然参与了佩里－安德森的讲座，他提到“我不知道1949年那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思想遗产，至今还留下多少？”自此之后，笔者就一直希望就这个问题作些探索。2003年10月，笔者在北京期间，得到一些老同志的帮助，得以访问十多位老红军、老八路，他们向笔者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给笔者提供了书本无法传递的“现场感”，使得笔者能够就此形成一些相对系统的思考，特此致谢。这个草稿在老田的计算机里面停留了很长时间，一直无法深入下去，所以先拿出来在网上接受网友们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