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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四轮巡视逐一过关 中央权威加速浸透地方
7月16日，随着王岐山出席动员部署会，2014年第二轮巡视工作正式启动，此轮巡视将涉及广西、上海、青海、西藏、浙江、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十个省份。至此，自2013年5月起，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已启动四轮巡视，巡视范围除中央机构外，地方31个省份完全覆盖。四轮巡视两大看点梳理这四轮巡视工作截至目前的工作进展，两个点尤为值得关注。首先是四轮巡视覆盖全部31个省份，做到逐一过关。截至目前，第一轮和第二轮巡视分别于2013年5月和10月启动，巡视范围包括内蒙、山西等11省份。在这11个被巡视省份中，除吉林之外的10个省份均有“老虎”应声落马。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轮巡视中落马的内蒙古党委原常委王素毅，刚刚于本周（7月17日）被判无期，成为十八大后落马高官中首名获刑者。而刚刚结束的第三轮巡视，最新“成果”7月20日刚刚出炉：中纪委网站20日12时55分发布消息，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在不到一周前的7月15日，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刚刚主持召开天津市委常委会议，研究部署巡视组对天津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孙在会上承诺，要确保巡视组反馈意见“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言犹在耳掷地有声，5天后武长顺有了“着落”。按照此前的“打虎”节奏，第三轮巡视成果不仅限于天津、更不仅限于武长顺。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四轮巡视成果中共十八大后巡视工作的第二个看点是，巡视周期缩短，节奏加快。截至目前的四轮巡视，启动时间分别为2013年5月、2013年10月、2014年3月和2014年7月，每一轮巡视结束后立即启动下一轮。据大公网查询，中央并未有每一轮巡视持续时间的具体规定。不过，截至目前已结束的三轮巡视中，第一、第三轮巡视，时间跨度均为6个月，只有第二轮巡视为7个月。不过，如果考虑春节的因素，大致可以推断每一轮巡视从启动到全部结案，耗时在半年左右。以此类推，第四轮巡视料将于2014年底结束。这意味着，新一届中央高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上一届中央高层五年的巡视工作安排，巡视节奏明显提速。据查阅，在胡温高层时代，中央完成一次对全国31个省份的全覆盖式巡视，时间跨度长达五年。中央权威浸透加速在中国当前单一制的国家架构中，省一级权力机构起着承上启下的政治作用，大公网因此推出《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专门聚焦省级层面的政治经济生态。如何打造一支能够“顶天立地”--对上能贯彻中央精神，对下能因地制宜--的省级执政团队，对任何单一制大国来讲，都是重大政治课题。甚至从历史来讲，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实践，其主轴都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重要领袖，远至秦皇汉武、近至毛泽东邓小平，无不从重树中央与地方关系开始。当下，随着第四轮巡视的加速推进，以王岐山直接挂帅的巡视工作，做到了对省级权力机构的逐一扫描、逐一过关。而辅之以由另一位常委、被称为党务COO的刘云山挂帅的中央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统领的中共高层，以巡视打虎为“硬手段”、以群众路线教育为“软方法”，软硬兼施，十八大后组建的新一届中央高层，实现了与地方31个省级领导班子的一对一交底，实现了中央权威对地方的加速浸透。（文/陈国栋）
地方改革动力机制须现代化
最近,关于地方改革热情不高、动力不足的新闻报道频繁出现，也将社会对改革的聚焦点转移到了地方政府身上，对地方改革施加压力。然而，地方改革的动力为什么不足？现有的动力机制为什么会失效？要真正激发地方的改革动力和热情，必须从反思现有的动力机制入手，否则，任何试图推动地方改革的措施都会失效。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动力，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来自中央的推动。作为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高层和改革的设计者，中央的改革决心对地方有重大影响。中央改革决心大，推动地方改革的力度就会强，地方在感受到中央改革决心的同时，也会顺应这种决心，否则将会冒着被惩罚的巨大风险。近日，中央政府出台了公车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出台后，有地方官员反映，公车改革涉及面大，改革前期地方肯定会观望，肯定会不积极，他们会观望中央的改革决心，只有等到摸清了中央的改革决心后，才会真正的落实公车改革方案。第二，来自自身政绩的驱动。地方官员在安排地方工作时，往往把那些能出政绩、能尽快出政绩的工作列为重点，而对于那些耗时长、不容易出政绩的工作，则会冷处理。涉及到改革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改革涉及面广，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从事，且不能增加本地GDP等和官员考核指标有关的项目，所以他们就会不积极，典型的如教育体制、文化体制改革，这两个改革喊了好多年，每年都说要增加教育投入，但实际上实现的很少。教育改革做得再好，也不能增加GDP，不能改善城市的外在面貌，这种政绩别人很难看到。第三，对本地利益的追求。在中央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的改革措施中央出台后，地方没多大反映，甚至领导人多次强调后，地方也不是很积极；但有的改革措施，中央可能还没有正式出台，只处于讨论阶段，地方就可能抢着落实。尤其是对于一些改革试点、新的经济规划等，地方一般都会一窝蜂的抢着做，比如设立自贸区、两路一带等。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反映的是地方对于利益的考量和追求，无利可图的时候，自然积极性不高，有利可图的时候，自然要争要抢。中国地方改革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以上三方面，当然，在中央的推动这方面，也会包括很多内容，比如中央采取考核评比、督促检查等方式。除了这三个方面之外，地方改革的动力有时候也来源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东西南北差异很大，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可能会在经济改革、市场化改革、行政管理改革方面，走在发展水平低的省份前面。动力的反面是阻力，从以上对动力的分析来看，中国改革的阻力主要在执行方面，决策方面的改革阻力反而要小一些。中央对于改革的决议容易达成，而改革在地方层面执行的时候，则要困难得多。这种情况和美国恰恰相反。奥巴马任总统以来，也推动了一些改革，特别是医疗改革，奥巴马把医疗改革作为自己第一任总统任期的主要政绩。医疗改革在美国是一项重要改革，历任总统都知道重要性，但都没有得到国会的重视和批准。可以说，如何获得国会的批准是医疗改革的硬骨头。奥巴马上任后，着力推动医改，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医改法案提交国会的时候，长时期没有达成共识，使得这一法案的表决期一拖再拖。日，国会终于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医改法案。医改法案通过后，在执行层面是不会遇到大问题的，美国的地方政府也不可能抵制医改，国会通过的法案是有法律效力的，一旦地方不执行，那么自有一套法律程序来应对。这和中国不一样，中国医改在中央层面容易达成共识，但问题主要在地方是否有执行的积极性。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地方改革的动力机制还多属于传统政治范畴，主要集中于中央的推动和对地方的诱导，地方利益在改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下，中央的行政成本很高，改革者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琢磨如何激发地方改革动力。在未来，地方改革的动力机制应多从法律角度出发，从法律上建立一套动力机制，如果地方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就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加强法治建设外，还要让改革方案具备法律效力。比如，公车改革方案，虽然是中央发布的，但只是一个工作方案，只属于中央的文件，地方落实公车改革的时候，大多也是从落实中央文件的角度去考虑，文件落实的好不好，最多挨点批评、受点处分，而且这种责任也很难追究。但如果把公车改革方案从文件变成一个法案，比如由人大通过，一旦变成一个法案，地方是否落实，则要追究法律责任。另外，要加强中央地方关系的法律规范建设。中央和地方不仅仅是上下级的行政关系，还应是两个法律主体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一种契约，一旦地方没有按照契约要求贯彻中央政策，那么中央除了行政手段外，还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制约地方政府。像中国这样拥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的多层级政府体系，中央和地方之间，尤其是和基层的地方政府之间，政令是间接的，中央的政令要通过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层层转达、解释才能到乡，这之间政策失真的风险很大，政策完全落实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建立一种法律关系，五级政府之间是五种法律主体间的关系，那么任何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发生违约的时候，都可以从法律上找到解决办法，这不但能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令畅通问题，也能解决省与县市、市与县乡等的政令畅通问题。（文/姜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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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年轻干部
本周，中央层面召开了全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是时隔五年后，中央层面再度就年轻干部选拔召开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会议上刘云山提出了选拔年轻干部的十六字方针--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和提高质量。会议为今后一个时间段内，中央乃至地方在青年干部层面的选贤任能作出了指引。在会上，刘云山提出，要强化实践导向，坚持必要台阶、梯进式历练，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经历风雨见世面……“墩墩苗”的说法是去年由习近平提出来的。在去年六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用颇为接地气的话语来阐述他的年轻干部任用观：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年轻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把基础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的更稳更远。选拔年轻干部的认识进阶梳理发现，全国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工作座谈会召开并无明显的规律（不像全国组织部长会议那样一年召开一次）。进入新世纪以来，该会议一共召开过三次，时间分别为2000年、2009年以及2014年。对应的正好是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对比这三次会议来看，中央层面对于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的认识呈现出进阶式发展的特点。2000年时，会议侧重于打开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局面，解放用人思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会上提出，“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中央确定的目标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务求取得新的突破。为此，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用人观念，拓宽用人渠道，不拘一格选人才。要坚决抛弃妨碍识别、起用年轻干部的各种陈旧落后的思想和私心杂念……”也正是自此之后的数年间，中共选拔任用年轻干部进入了快车道，涌现出了诸多晋升迅速的年轻官员以及六零后世代。在这段时间成长起来的六零后世代目前仍是这波干部年轻化的最大受益者，后起之秀的七零后世代在仕途成长上都没有达到前辈当年的状态。这次会议召开九年之后，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选拔任用年轻干部认识和策略也有了新变化。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由破局转向调整。于是在2009年，中央层面再度召开了全国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工作座谈会，会议主题也由促进培养年轻干部到如何培养年轻干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在会上为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厘定了标准--理想信念、党性修养、优良作风。同时，我们也能通过这次讲话看到习近平“墩墩苗”的烙印。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到了要把年轻干部派到一线以及从一线选拔年轻干部的内容。新世代的观念新一届班子在干部年轻化上踩了一脚刹车，减缓了速度。于中央层面，我们看到了老臣谋国的布局，于年轻干部任用也并无火箭提拔的政治明星（并非权力寻租催生的病态提拔）。在整体用人节奏上，新班子步子越踩越实。这种选人用人策略的调整，与新班子自身的政治经历也是有关系的。在本届七常委中，多数都有知青经历，很多人也都具备基层履历。总结本届班子的特点，即是不当大队书记的青年做不了好常委。习近平以及协理党务的刘云山都有很扎实的基层锻炼经历。以实践为导向的用人策略已经成型，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伏久者，飞必高；根深者，叶必茂”，故而扎入基层对于年轻干部大有裨益。针对年轻干部的锻炼问题，在本次会议上刘云山提出了“坚持必要台阶、梯进式历练”的概念。这个说法也是新领导层首次提出，值得注意。梯进式历练可以让干部在实践中走得更为扎实。同时，此举也能够更好的观察一个干部，置身于熔炉中的修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起其所安”。从大事难事中看担当，从顺境逆境中量襟度。以往的挂职交流等方式存在诸如镀金式成长的弊端，不仅不能锻炼年轻干部，还会伤了当地老干部的心。故而步子要一步步得迈，操之过急则难免后劲不足。“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唯有如此才能让青年干部成为栋梁之才，同时也能避免权力世袭与晋升“奇迹”。今年开始，中央层面暂停了央地干部大规模双向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刹住存在的镀金式培养问题以及扼住部分干部的小九九。另一方面，笔者也了解到解放军四总部将新入职干部分配到艰苦地区挂职锻炼一年，担任连长，以此磨砺气质。以上种种无疑都是好兆头。（文/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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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再迎贵客来
上半年业已结束，冲刺半年成绩之后，各省也开始忙着为下半年布局谋篇了。本周，上海和天津两大直辖市都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同在本周，韩正赴新疆考察学习，成为继胡春华之后第二位到访新疆的政治局委员。两常委下地方调研本周，刘云山和张高丽两位常委赴地方调研。刘云山的调研主题是青海省的群众路线工作，而张高丽的调研主题则是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此番陪同张高丽调研的团队包括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工信部部长苗圩，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国研室副主任韩文秀等人。于何立峰而言，这次也算是重回故地。此前何立峰曾长期在福建任职，官至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在福建调研期间，张高丽的调研重点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和海洋战略。他表示，福建要全面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要建好港口、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构筑沿海地区连接中西部地区的快速运输大通道。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经济质量效益。要用好多边双边等多种合作机制，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新疆迎贵客自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召开后，各省援疆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在会议结束之后一月内，就已经有六省市赴新疆考察，这其中就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胡春华也是习近平考察新疆后，首位到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本周，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则亲率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访问喀什。广东与上海都承担了南疆喀什的援疆任务。他也成为第二位到访新疆的政治局委员。此行的考察时间从17日下午一直持续20日结束。一个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省份，一个主打自贸区牌，两个省份之间的合作颇有共同语言。两省份主官也都谈到了打通自贸区与新疆发展的问题。在喀什座谈会上，韩正主动提及了有关新疆发展与自贸区联通的问题。作为上海援建对口的喀什素有中国西大门之称。在国家布局“一带一路 ”的大势之下，喀什的地位愈发突出。韩正大赞喀什地位之后还特别提到“（上海）迫切需要扩大对内对外进一步开放，加强与兄弟省区市的合作交流”等内容。 &韩正关注互联网经济在赶赴新疆考察之前，韩正于14日参加了两场座谈会。 在为沪上媒体布局谋篇提供顶层支持后，韩正又将目光转向了互联网经济。14日上午，韩正主持召开了以互联网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韩正表示，上海要守住底线、鼓励创新，把工作着力点放在进一步健全法治环境、创新政府监管上，积极鼓励支持互联网经济发展，推动城市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汇付天下董事长周晔，1号店董事长于刚，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筹）首席财务官井贤栋，上海经尔纬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糜万军，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王亮等人被奉为座上宾。他们就推动上海互联网经济发展、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建言献策。根据解放日报所载，韩正在听取意见时，态度十分认真，“韩正边听边记，不时插话提问，与专家们讨论互动。在逐一听完大家的发言后，韩正感谢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当日下午，上海市委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在听取各路专家意见之后，韩正提出了改革攻坚区需要把握的三个问题，即必须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的动力来自群众以及要确立和引导合理的改革预期。另一个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省份是天津。这次座谈会是在15日召开的，讨论主题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壮大民营经济、创新社会治理、加快金融创新、发展健康产业等展开。而浙江方面，省委则邀请到了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为本省干部讲座。7月17日，浙江省委举行“浙江论坛”报告会，请鲁炜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几点体会和思考”专题报告。在杭州的副省以上领导干部及副省以上老同志等参加了这场报告会。在浙期间，鲁炜考察了阿里巴巴集团和华数集团两家公司。（文/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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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密集“会诊”半年经济：矛盾凸显稳中有忧
2014年业已过半，本周，各省市政府纷纷召开座谈分析会，就当前经济形势进行把脉会诊。从各地经济“半年会”来看，地方鲜有再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相反，“压力增大”、“优势弱化”、“矛盾凸显”、“动力不足”成为高频词，显示一系列中央“微刺激”政策出台后，经济虽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回暖迹象，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与挑战仍不可轻视。而从各地布局下半年经济的各项举措来看，各种稳增长政策可能会陆续出台，但定向调控基调应不会改变，“以速度换质量”的经济新常态还将继续维持下去。截至目前，已有江西、云南、湖南、湖北、四川、陕西、重庆、甘肃、宁夏、江苏、山东等省市陆续以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或专题经济形势分析会等形式，进行年中盘点。梳理各方信息可发现几个特点：首先，无论是经济相对发达还是相对落后的省份，固定投资和工业增速下降、重点企业经营困难，几乎是各地普遍面临的主要难题。宁夏自治区在座谈会上特别提出，“增也工业、衰也工业”，稳工业、守底线是核心，也是难点；而浙江省省长李强也专门强调，“当前工业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不小。”其次，中西部经济板块逐步“苏醒”，表现不俗。河南省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比提高的省份，上半年经济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绝大多数经济指标实绩好于预期，好于同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逆势稳增长。陕西省的主要经济指标也保持了自身“本色”，非能源工业高于能源工业增长，外向型经济开始“翻身”，金融市场活力增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结构向优，提交了一份比较好的半年成绩单。而正在着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也保持了平稳较快、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社会运行呈现出不少亮点，包括投资稳定增长、进出口保持高增长态势、消费稳定增长、工业经济总体向好、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运行、财政金融整体运行良好、社会事业持续发展和民生稳步改善等。从目前来看，国家明显加大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今年已确定将国家投资的80%投向中西部地区。这一版块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不仅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发展，也将有望形成国家经济新的增长极。第三，经济转型升级任务依旧沉重，且在传统能源大省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宁夏自治区提出要在调结构的过程中，对产能过剩的行业、企业，通过产业重组、优势互补等措施积极扶持，以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要高度重视培育新的增长点，在“保增长”中加快结构调整。山西省政府更直言不讳，今年以来煤炭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出现持续下跌的少有困难局面，当前应抓好煤炭这个重中之重，抓好转型发展这个根本之策，把转型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抓转型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第四，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的主要抓手。在财税减收、楼市低迷的情况下，很多省份纷纷提出了，运用财政政策等手段加快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显然，此举既利民生，又能赢得政策优势，更重要的是还能在保增长、促就业上迅速产生效果。展望下半年乃至全年经济指标，各省市政府虽已尽量晒出利好条件激发政商信心，但在言辞表述上仍普遍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事实上，上半年并不亮眼的经济数据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在挤去经济运行中的“水分”。从投资看，增速下降中减少得更多的是产能过剩行业中的无效投资和低效投资，而网络、文化、娱乐、教育等服务业的投资增速仍保持较高水平；从消费看，“三公”消费的下降成为去年以来消费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兴消费、文化消费、网络消费都呈现快速增长。从这一角度而言，“以速度换质量”的结构调整其实体现的是积极变化。由于经济短期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各省市在分析下半年经济趋势时，仍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政策持续刺激的依赖性，期待源于外生的宏观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不过，从日前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举办的经济座谈会上，着重强调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而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来看，那些以为等靠要、抱住中央“大腿”即可度过难关的地方大员们，恐怕要大失所望了。可以想见，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将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此前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状态，经济增速将呈现温和回落的长期趋势。要适应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就要求地方执政者们具备“新常态”思维，对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有新的认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才不至于因追求短时效果而急功近利、因难测政策变动而无所适从，从而令中国重走过去老路，给未来实现新发展带来诸多隐患。（文/郑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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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核驱动 广西探索跨省流域合作新模式
珠江-西江经济带示意图《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7月16日获国务院批复，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对西南华南，尤其是粤桂两省可谓重大利好，这一规划也使广西“双核驱动”核心战略正式起航。在《规划》批复后，广东第一时间启动了本省《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的升级编制工作，提出要与泛珠三角区域建立更紧密合作，要对前几轮珠三角区域规划进行修订、深化，实现多规合一。从《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编制--提交--批复的全过程看，粤桂两省“起承转合”配合默契，对其他省份的协同合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上接云贵、纵贯两广、下通港澳的珠江-西江流域，被称为连接西南和华南的“黄金水道”，在全国区域协调和东盟开发合作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深挖这条黄金水道的价值，广西多年来力图制定一份科学的发展规划，2008年就提出了打造西江“亿吨黄金水道”的重大战略。这一工作在彭清华2012年底上任后得以提速。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到任不久的彭清华提出了广西“双核驱动”的战略定位。在彭清华看来，中国东部地区都是双核驱动，到中部、西部就成单核了，这就要求既要把北部湾地区发展起来，使之成为广西一个增长点，同时也要把西江经济带发展起来，实现双核驱动。从此，加快制定西江经济带规划，实现“双核驱动”成为广西最重要的战略指向。广西先后编制了《西江黄金水道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广西西江黄金水道建设规划》和《西江岸线利用规划》，开启了大规模的投资。后来，西江经济带得到广东的回应，正式改为珠江-西江经济带。“广东回应”是西江经济带整体提升层级的重要一步，也是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环节。作为落后地区，广西为争取“广东回应”做了颇多努力，但从实际看，广东在这一区域也有切实的利益诉求，因此其回应也是诚意十足。2013年5月，彭清华率团访问广东，就两广合作争取广东方面支持。彼时，广东刚刚提出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战略。同年7月23日，两广正式启动了《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8月，广东书记胡春华和省长朱小丹带高规格党政代表团到访广西，胡春华首次明确表态支持该战略发展，“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能上升为国家战略非常重要，广东将全力支持。”日，胡春华带队到两广交界处迎接广西区党委书记彭清华一行。“两广合作”乃是此行一大重点，双方共商九洲江和鹤地水库治水合作计划，并一同调研，实地考察重大项目，将两广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合作计划延伸到产业合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领域，为这一重大战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前，珠江－西江经济带主要由广西推动，获得局委书记胡春华肯定后，粤桂两省在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上进入了快车道。此后，珠江－西江经济带规划在国务院2013年区域规划七个审批计划中被排在了首位。从规划编制到批复仅用短短一年，这在内地规划出台中已属神速，说明两省在利益分配上没有根本性分歧，短时间内达成共识，促成了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经济带总体规划。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单位之间，存在纷繁复杂的省际经济协作和产业合作，央地规划经济区、带的初衷，也是谋求深化不同省份的经济协作水平，以发达省份带动落后省份，推动各个区域经济能力的整体提升。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有些省份区位特点高度相似，在资源融合和产业对接上并没有足够动力，往往仅以本省利益为标准进行有限合作，这就导致发展规划推进缓慢而困难。例如京津两地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反映了环渤海经济带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局。这实际上暴露出各省份因不能实现利益诉求而导致无心协作的深层原因。国务院批复称，珠江-西江经济带要“为区域协调发展和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示范”。以《规划》为契机，粤桂两省在一体化进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供其他具有相似区位特点的省份借鉴，尤其是在“欠发达省份借力发达省份实现经济升级，发达省份借助欠发达省份实现经济转型、辐射腹地拓展”方面。首先，不同省区在区位特点上要有显著差异，这是协同发展的基础。虽然同处同一水系和同一源流，西江上、中、下游的经济发展水平反差异常明显，构成了明显的梯度态势。桂粤两省区依次呈现经济水平“落后--发达”，而生态和资源“丰富--稀缺”的省情现状。区位特点的契合，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为粤桂一体化客观上提供了良好基础。其次，协同省区要在功能定位和利益诉求上拥有广阔的共赢空间，这是合作的动力源。协作省份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单极思维，以实现双方共赢为出发点，必要时要敢于作出利益牺牲。以粤桂为例，广西“双核驱动”战略需在北部湾外打造西江经济带，借助珠三角的经济优势无疑是最优选择，这样广西不仅可以向南边的东盟开放，也可向东边珠三角、港澳发展；对于广东来说，在提出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的大背景下，把广州、佛山、肇庆、云浮4市纳入西江经济带规划范围，是胡春华振兴粤西的重要手段；此外，广东期望广西政府层面在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发展考虑中，加入广东的湛江、茂名因素，协同发展，互利互赢。再者，相邻两省还要有协同发展的关键契合点，这是一体化的重要抓手。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抓手，毫无疑问围绕黄金水道的基础设施建设展开，打通河道、海路、公路、铁路等交通联系，对于粤桂两省东西协作、内外联通进行产业合作，以及发展旅游、生态产业等都非常关键。广西就此进行的大量投资，使其在粤桂一体化中拥有一定话语权，而在珠江－西江规划中，广西仍居核心地位，这使其能以更大的主动性保证利益诉求的兑现。在推动跨省流域一体化上，粤桂为内地其他省区作出了表率。在这方面，京津冀三地需要更多沟通；而一些内地省份，如安徽和江苏、河南和山东、江西和浙江等，也可以尝试利用跨省流域的梯次区位协同发展，在多省参与的宏观经济带和县市为主的微观经济带之间，开创出一个两省为主体，区位互补的中观合作新模式。（文/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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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大军区职戎装常委全部恢复中将“标配”
2014年“八一”前夕的解放军将官集中调职、晋衔的消息本周（7.14-20）仍在陆续披露。譬如，空军在7月16日举行将官军衔晋升仪式，兰空司令员张义瑚、济空司令员孙和荣等10名副大军区职军官由空军少将军衔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与空军类似，大军区方面，成都军区7月15日上午举行晋升将官军衔仪式，2位高级将领由少将军衔晋升中将军衔，他们分别是西藏军区的军政主官，即司令员许勇和政委刁国新。其中刁国新是西藏的“戎装常委”，即兼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2012年12月，刁国新由成都军区陆军第13集团军政委任上，获擢升为西藏军区政委，与时任西藏党委常委、西藏军区司令员杨金山中将“搭档”。在正军级的西藏军区，其主官一般都“高配”至副大军区职。因而中央军委这一调令也给当月刚好过54岁生日的刁国新（1958.12）送上一份“厚礼”。不久，杨金山在2013年“八一”前夕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其西藏军区司令员和西藏“戎装常委”两个职务分别由13军军长许勇（1959.4）和刁国新接任。这次调整后，曾分别担任13集团军军政主官的许勇、刁国新均晋升为副大军区职，并在西藏军区再度聚首成为“搭档”。2014年“八一”前夕，升任副大军区职至少满一年的许勇、刁国新双双晋升为中将。虽然《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副大军区职军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中将或者少将，但按一般惯例，担任副大军区级职务满一年且军龄满35年的少将军官均获晋升为中将军衔。事实上，西藏军区政委刁国新这次晋升军衔标志着现任副大军区职“戎装常委”已全部恢复至中将军衔。内地31个省份中，仅北京、新疆、西藏三个区市的“戎装常委”为副大军区职。与其他省区市“戎装常委”正军职少将不同，副大军区职“戎装常委”的标配军衔为中将。在西藏，刁国新之前的“戎装常委”是杨金山，他于2009年12月调任西藏军区司令员，2010年兼任西藏党委常委，2011年7月晋升为中将。新疆、北京的情况与西藏类似。新疆军区的等级编制即为副大军区级。现任新疆“戎装常委”为新疆军区政委刘雷（1957.1）。刘雷在2013年“八一”前由兰州军区所辖的第21集团军政委任上提任新疆军区政委，其后于2013年11月接替新疆军区司令员彭勇中将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在这次成都军区晋衔仪式之前，兰州军区已在日下午举行晋升将官军衔仪式，中央军委批准刘雷等三位军官由少将军衔晋升为中将军衔。北京卫戍区与西藏军区一样，虽然是正军级编制，但主官都“高配”至副大军区职。北京卫戍区现任政委高东璐中将在今年年初接替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传福中将，成为北京的“戎装常委”。高东璐在2009年擢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并于2年后的2011年晋升为中将。（文/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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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里勤政为表 李希“省长角色”渐趋成熟
7月18日，第三届中国东北三省-韩国经济合作论坛在沈阳举行，代省长李希发表《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发展共赢》的主旨演讲，意在当下的发展格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扩大辽宁对外开放。而距此半个月之前，七月初习近平连续两天完成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一国专访”，而目的地正是韩国。这二者或许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暂不做过度解读。刚刚过去的几日，调研、省委/省政府双会、会见企业家、出席经济论坛，作为代省长，李希一样都没有拉下。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说的最多的两个词是“改革”与“开放”，这与当下中国的大环境和他“由沪入辽”的历史使命密不可分。李希是当下内地政坛唯一的“代省长”，属2014年调整的唯一地方大员。日李希接替入京的陈政高任辽宁省委副书记，5月5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李希为代理省长的决定，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他正式履职辽宁行政主官的角色，他自身的仕途也更进一步，完成了从省部级副职到正职的进阶。李希在辽宁很忙，这并非是主观的定论，太多的数据足以支撑这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说法。在查询了相关的公开资料之后，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组数据：任职代理省长67天之后，他调研了辽宁辖区的两个副省级城市：沈阳、大连；11个地级市：锦州、盘锦、抚顺、阜新、朝阳、鞍山、本溪、铁岭、辽阳、葫芦岛至最近一次调研的丹东市，其中锦州因为是其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分别于5月、7月两次前往调研。值得一提的是，整个辽宁也只有12个地级市，截止当下，李希未踏足过的唯一地级市是营口。李希的良苦用心外溢于这组数据之上，摸底是推进改革的基础，勤走基层是一种施政的态度。还没有结束，除了上面的调研工作和日常的省府会议之外，在这两月有余的时间中，他会见了大量的部委官员、企业家，外事人员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总共会见了近20位相关人员，其中包括证监会主席肖钢、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武警部队政委许耀元、新华社副总编辑慎海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宝马集团董事长雷瑟夫等人。政商学界无一遗漏，这其中即是要资源、争取政策空间的措施，也是引入“外脑”支持的外在表现，所有的指向都证明了李希急于有所突破的隐隐心态。辽宁与李希此前任职的上海有着巨大的差别，从民众观念到官员意识，从历史积累到当下经济态势，从政策空间到地缘优势，两者在每一个维度都有着中短期无法被超越的差距。这种状况对李希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压力和机遇同在，压力在于后发优势的不明显，机遇在于后发空间的无限巨大，振兴老工业基地既需要主政者自身的魄力和见识，也需要政策资源和外部智力的强力支持。从这个判断再行推导，上面提到的“李希很忙”也是大势所迫，这种先期的忙为李希“去代转正”之后的更大作为埋下了伏笔李希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仕途履历，从基层到高层，从西部到东部，从组织人事到行政事务。在中共的经济和政治版图上，他具备了几乎所有的历练要素，他的仕途轨迹也很巧合地与习近平与李克强有所重合，分别在上海和辽宁任职，这种重合或许会在当事人心理上有所投射。观察过往的媒体记录，李希始终刻意保持一种低调的行事风格，不管是执掌“红都延安”，还是行走于沪上官场，除了日常事务和调研外，很少能看到其极具个性化的表达和作为。这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态中，基本上契合了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的用人风格--低调务实、勤政实干。回到两个多月前，在任职代省长的第二天，李希就专门召开了省政府全体（扩大）会议，虽然看不到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但查看当时不到1000字的新闻通稿，其中有六次提到了“改革”一词，其中不乏双重含义，一是向新属下亮明了施政的底牌，二是向高层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靠拢。存在于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政治生态中，根据短期的观察和判断，得出一个长远的结论显得有些不负责任。我们不知道李希的未来在哪里，但根据他近期的所言所行，至少可以研读出他在“省长角色”上已渐趋成熟，未来，去代转正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文/马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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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续添：中国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与观察角度
编者按：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其中，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王续添教授和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分别围绕中国省级治理、区域经济等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现将两教授的现场发言摘编如下（稿件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王续添教授：透视省情，助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上的省级治理及其观察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当中，省级治理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制度层面，或者说治理结构层面。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大国，这种单一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地方参与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单一制。更准确说是以地方参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单一制。这种单一制，有两个基本制度属性：一个是中央集权，这是最基本的，也是主导的，地方参与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集权;第二个方面，地方参与在这种制度安排当中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动摇的，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地方参与的基础之上。这种统一与隶属、主导与参与构成了现代中国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属性。这种制度安排，凸显了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时代的印记，它既实行中央集权，又赋予了地方参与的自主权;既坚持全国统一性，又包容地方多样性;既集中统一，又因地制宜。两个方面的兼顾和平衡，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也是它的难点。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会是原封不动地没有任何变化，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也是正常的。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的运行中，改革开放之前大体上就是中央高度集权，这种情况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主义或者是地方保护的情况，又比改革开放之前明显了许多。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在制度实际运行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观察省级的治理，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有一个实际的运行的情况，总体的把握就是一个基础。2、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政策层面，或者从过程层面来看。简单说可能有这样几点：在整个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中，省级治理毫无疑问是中间环节，也可以说省级是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央政策地方具体化的第一步。第二，省级治理也是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的桥梁和纽带。中央的大政方针，或者顶层设计，如何能够在地方得到落实。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们包括港澳台有34个省级单位，统筹兼顾很重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方面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就是最高级的地方单位，即省级单位。省级治理也是一致性施政和差异性施政的衔接和过渡，只是这一点和前面某种程度上是有同等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都是一致性施政，而对地方而言，它要结合本地的情况，它在各地的施政是有差异的，它体现了一种差异性施政。从一致性施政到差异性施政这个衔接和过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体现在省级层面。我们如果与整个国家治理相比较，省级治理无疑属于中观治理的范畴，但是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空间和治理模式，尤其是与它下面各级的地方治理来说，它无疑又具有宏观性。所以从经济治理来讲，省级属于二级宏观调控。从政治和社会治理来说，它影响也具有全局性，所以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制度或者是治理结构，以及从治理过程两个方面结合来看，在中国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以纵向结构为主轴的治理体系当中，中央和省级的关系居于一个轴心或者是核心地位。如何观察中国省级治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尽管说创办时间不长，但是实际上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这份刊物能够办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就关于省级治理观察的方法谈两个方面。第一，从观察的视角来讲，应把握省级治理观察的“根”、“情”、“势”。这里所谓的“根”就是历史的根、制度的根、文化的根。一种观察，或者是一种思考能够影响他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或者预期的作用必须是有深度的。深度来自于何方?那就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这种分析必须有历史的厚重。我们说今天的省级治理是如何来的?它的昨天过去是什么?这种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样运行?这种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所谓的“情”就是现实的情、国家的情、地方的情，也就是现实的情况，整个国家的情况，各地的情况，这也是观察的基本点。所谓的“势”，就是大势、趋势，这里面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把握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来观察省级的制度;二是把握整个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包括省级以下各种地方治理的新趋势。今天实际上地方治理有很多新的做法，创新，这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也包括学界的高度关注;三是比较视角下的域外观察。也就是说要把海外或者国外地方治理，尤其是最高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省级治理的一个比较和借助。第二，观察方法和取向的全面性。我认为不仅仅局限于省级的政经生态，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都应该纳入其中，或者是融入其中。第三，客观很重要。定位为高端或者作为学术智库型的东西，客观我觉得很重要。客观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大公报办报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你要冷眼旁观。第四，求是，也就是以事实说话。观察必须来自于事实，也必须忠于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新领导上台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1，新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视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这些跨省域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设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出现多极多点支撑地区发展的态势。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支撑，现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了十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支点向各地扩散的态势。除了东部原有的三大支点之外，像中部的中原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西北关东天水经济区等等，都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点。3，一些地方规划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样地方经济发展能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结合得更紧密。像国家级的一些新区，它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开发建设，既有地方的特点，同时又贯穿了中央对这个地区的精神。
大公网召开《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研讨会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左11）在研讨会开始前与出席会议的外宣部门领导、学术专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为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左9为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左8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副所长；左7为北京大学刘艳博士、左6为中国社科院张在成副研究员；右10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右9为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右8为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右7为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右6为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大公网7月22日讯（记者方乐迪）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上述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姜在忠社长在研讨会上致辞，首先介绍了大公全媒体格局，阐述了《大公报》作为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在宣扬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独特作为。在谈到本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时，姜在忠社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就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整体部署，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各地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先行先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推动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胆探索，大胆前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的发展。祖国的发展强大，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在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了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和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续添教授、孙久文教授和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高国力副所长等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当前香港的主要形势、尤其是港府向全国人大提交政改报告的最新进展。研讨会上，与会的学术专家、宣传部门领导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就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这一产品在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促进内地各省市区政治经济交流、促进中央大政方针在地方的落实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真知灼见的发言。《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是大公网于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库类报告，聚焦中国省市一级的政治经济生态，关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关注省份之间的政经发展，意在为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专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专业的参考报告。该《周报》系国内首家聚焦省市区一级政治经济生态的智库型产品，首家提出“媒体智库”这一概念并进行实体化运作的研究类报告。研讨会由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主持，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介绍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的相关情况，共有包括学术专家、地方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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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并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四国进行国事访问。
发挥福建独特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更大作为。
2013年5月开始的中央巡视，至今推进到了第四轮。内地31个省份全覆盖。
是自2011年以来连续第四年向社会公开，95个部门18日全&亮相&。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6904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等六家中央企业纳入首批试点。
本次公车改革，将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
辽宁代省长李希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
分两路驱车1500公里深入叶城、泽普、莎车、巴楚四县。
此次《规划》主要是针对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共建海上丝绸之路。
[会见]深圳海王集团
[会见]台湾石化同业公会
[会见]德国宝马集团
[会见]平安集团
[调研]中科遥感信息产业
[调研]海天量子科技
[会见]交通银行
[调研]中亚冶金轴承集团
[调研]南阳嘉鹏
[调研]平煤神马集团
[调研]新华区特色商业区
[调研]嘉兴巨石、隆翠汽车
[调研]华友钴业、桐昆集团
[调研]恒安公司 阳光照明等
[调研]北汽集团昌河汽车
尤权 苏树林
[调研]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调研]宸鸿科技、平潭港区
[调研]福州科立视公司
[调研]福清核电、福建奔驰
[调研]三安光电、安踏公司
[调研]泉州港后渚作业区等
[调研]安宁草铺工业园区
[调研]杨林工业园区
[调研]中石油云南炼化项目
[调研]康师傅
[调研]伊利乳业
[调研]苏宁电器项目
[会见]西门子（中国）
[调研]武钢集团
[调研]长安汽车、药友制药
[调研]天友乳业、瀚华金控
[调研]点越电商 尼豆科技等
[调研]山西供销合作社
[调研]汾阳肖家庄供销社
[调研]汾阳新合作发展公司
王三运 刘伟平
[调研]中国光大集团
骆惠宁 郝鹏
[调研]互助土族县中医院
[调研]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
[调研]藏羊地毯集团
各省与企业互动减少，数量为70余家
至少14省22位领导人会见调研企业
经济年中会及突发事件占去大量安排
浙渝闽青党政主官均有考察活动
企业互动省份主要有冀辽闽浙渝青等
孙政才黄奇帆两人调研企业超20家
电子、汽车、能源及小微企业关注高
省内重点项目、产业园获较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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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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