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达人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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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达​人​”​是​指​孔​子​第6​代​裔​孙​、​社​会​科​学​副​研​究​员​、​高​级​管​理​咨​询​师​孔​令​文​先​生​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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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阅读下面一篇短文，完成题目。《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相似的试题还有：
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唐代的“传奇”和明清的“传奇”指是都是戏剧。B. 在《楚辞》中，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的屈原作品有23篇。C.《论语》成书于春秋之际，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集中体现了孔子在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D．与宋元南戏一脉相承的传奇，在明代有两大流派，即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和以沈王景为代表的“吴江派”。
阅读下面一篇短文，完成题目。《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著作。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2000多年来它为中国帝王将相提供了安邦治国之道，也为历代中国读书人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途。故有“一部《论语》走天下”之说。更有甚者，一些人将《论语》中的儒家思想运用到经商和企业管理中来，这些人有一个美称，叫“儒商”。儒商所拥有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儒商所拥有的文化包括中西不同民族的文化。儒商所遵循的是儒家的思想道德，主要指“仁、义、礼、智、信”等五个方面的思想品德。他们注重知识文化和个人修养，有高尚的人文道德和社会责任心。《论语》中给儒商启发最深的儒家思想就是“仁、义、礼、智、信”五方面。现代儒商运用的《论语》中这些观念，进行经商和企业管理，重合同，守信誉，与人打交道，诚恳忠实，让人放心。他们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以义取利”原则，不做唯利是图的事。他们以合法正当手段和靠自己的本领能力赚取利润。由于他们的信誉度高，待人诚恳忠实，日久天长，必定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儒商取得成功后，又以孔子提倡的“见利思义”的精神，回报社会，行善济贫，支持文化事业，从而得到社会的赞誉，为自己的经商和企业发展铺就了更为广阔的成功之路。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有远见的管理艺术。儒商在经商和企业管理中还特别重视企业文化和儒商精神的发扬，强调“以人为本”“诚信”“仁爱”“和气生财”“正己安人”等。讲究礼貌、礼节、礼让和文明经商，以科学的人文管理纠正西方严厉的制度管理和金钱刺激带来的弊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诸多华商成功的范例，证明了儒家思想在经商和企业管理中的意义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管理思想独霸天下的格局，也为建立一种以“诚信”“重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良好风尚开辟了道路。儒商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做好“儒”与“商”结合大文章，在振兴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儒商在现代经商和企业管理中，还要做到与时俱进，克服儒家文化中某些负面影响。根据原文内容，下面对儒商所做的定义中最完整地表达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　　)A．所谓儒商就是具有知识文化和儒家思想道德的商人。B．所谓儒商就是拥有科学知识与中西文化的商人。C．所谓儒商就是注重知识文化和个人修养，有高尚的人文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商人。D．所谓儒商就是遵循儒家思想道德，同时又注重个人修养，有高尚的人文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商人。
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行，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文学、教育等各方面，是了解儒家学说最直接、最宝贵的资料。B．《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C．“三部曲”的说法源于古希腊，原指情节连贯的三部悲剧，后指三部内容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作品，如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等。D.《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中国商人的出现源远流长，从商人的出现，商人就被人为的分成了两类：一种为奸商，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为富不仁，不择手段的伤害他人乃至民族的人。另一种就是儒商，他们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讲求价格公道，诚信为先的思想。中国“重儒”的现象源远流长，大抵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中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称儒与墨、法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 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事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的人称为雅儒。虽然儒家思想大多讲的是治国安邦忠君爱民的思想，但是事实上，《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又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而已。而儒商，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应该是子贡，春秋时卫国人，本姓端木，名赐，亦称卫赐，又名子贛，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他便是被中国公认的儒商鼻祖。十八岁的时候，他拜于孔子门下求学六载。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精通“六术”，并对经商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求利”。端木赐遵循孔子的教导，把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有效的结合了起来。在端木赐具备了好的社会条件和自身的内在条件后，才开始经商。他随孔子周游列国，了解了各国货物的市场行情，跟随孔子学习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了解各地的人情风俗，他能言善辩，在买卖讨价还价表现不俗。这都为以后的做大做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人，更可与诸侯抗礼。而在孔子的故乡鲁国到了亡国之际，子贡更是靠着本身对儒家思想的渗透了解和对各国形式的正确分析，去各国游说，不但使得鲁国免去了灭国之祸，更是改变了当时天下形式。《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而子贡一些具有儒家代表性的名言，如“夫子温良恭让以得之”、“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等等都是对孔子思想的阐释和发挥。而孔子的很多名言也是在回答子贡或与他讨论学问的时候讲的。当然老师的见解更深刻，如“贫而乐，富而好礼”、“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这些话，言简意赅，包含了儒家思想的仁爱、忠恕、中庸等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当然是夸张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然而，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的确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类历史上曾有许多灿烂一时的所谓的大文化，但终归灰飞烟灭，而儒家文化却生生不息。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恰恰是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儒商另一代表人物就是有“商圣”之称的范蠡（lǐ），字少伯，华夏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今河南淅川县）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家和经济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轻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吴国，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议和后“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不过，与西施泛舟五湖只是民间传说，事实上，范蠡隐退时已经68岁高龄，而西施要比范蠡小的多。但是人们总愿编织出英雄美人的佳话，因此才有泛舟五湖这一说，但史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又一说为在宜兴制陶，无锡五里湖养鱼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由此，“儒”成为了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正，也总是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历代的儒商大体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轨道进行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统商业”，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买卖。但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后有研究者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评价李渔“是位文士，确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就到福建广东一带经商，很是顺手，赚了大钱，所谓“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因为有大批儒商的出现，商的地位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但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称他们为“官贾”，即“官商”。这些“官贾”的经商行为与一般商人已经大相径庭，利用权力使自己牟取暴利，“其利尝获数倍”。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即花钱买个功名或者直接“捐”个官职。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以嘲笑陈见山的“儒商”身份。中国历史上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清代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亡，“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下海”之风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重又有了“儒商”的概念炒作，于是商海翻腾，“儒商”之名再度叫响，逐渐流传并成为了另一种美称。据《齐鲁晚报》报道，在山东省最近举行的“全省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座谈会上，有一位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是阻碍山东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比如江浙一带的民企老总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企业怎么办，如何创造价值，而山东的一些民企老总们总是想和政府密切联系，争戴“红帽子”，甚至热衷兼任政府部门头衔，“自身潜意识里有比较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被认为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有专家认为，这些反常现象的出现与山东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不无关系。因为儒家思想主张“学而优则仕”、“重官轻商”、“重农轻商”，经商成了“二等公民”。于是，“扬弃儒家思想”、破除“官本位”，成了发展民营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这话当然没错，因为这些话从来就没错过。任何思想遗产都需要扬弃，任何时候“官本位”也不是个好东西。问题是把本省民营经济不振的部分原因归之于儒家思想，让祖宗担一份责任，背一顶黑锅，这是不是公平。要对一种现象下结论，必须基于实证的分析，而不能只靠抽象的逻辑推演。像“官本位”这种社会意识的存在，当然有文化传统的作用，但更依赖于现实社会的规则和潜规则。“官本位”意识之所以存在，是这种规则和潜规则下付出与收益的成本核算结果，这个账不能记到祖宗头上。如果“职能部门”的喜怒哀乐还能决定一个企业兴衰，你不和他们“密切联系”行吗？这是个文化传统的问题吗？某些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根本就不是什么观念问题，而是个利益格局问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 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 而奉献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以“仁”为本的思想，例如孔夫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人性善”，可以说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事实上，中国传统商业文明也把“仁”、“善”的要领贯彻到经商实践中，认为必须坚持方法与手段的合理性与合德性，才能使经商达到“至善”的目的。传统商业文明遵循儒学“仁者爱人”的理念，提倡商人致富之后，修桥、筑路、办学堂、建会馆，扶贫济困，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依据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来说, 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的社会抱负。在这方面, 儒家精神的“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 为国家、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重义轻利”立足于义、利统一的立场, 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当义、利发生矛盾, 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局部利益。同时, 儒家“依群利己”的团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 世纪的市场经济活动中, 提倡儒家精神, 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儒商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其核心内容体现为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概括起来大概包含以下几方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原则；经世致用，强国富民的商业理想；义利统一，诚信至上的商业道德；以人为本，以和济争的管理思想；审时度势，趋时应变的经营策略等。儒商的精神特质是义利统一，它集中体现了儒与商结合的本质和特征，是儒商文化的灵魂。儒商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来的民族智慧和传统美德。秉承着儒商精神，云南省山东商会会长孙连文先生在希望把儒商的优良传统传递下去的想法中，创建了云南儒商企业资讯管理有限公司和昆明儒商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公司，寄望鲁商文化儒商精神发扬光大。昆明儒商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有限公司以创新的金融理念、严谨的交易模式，为中小微企业解难，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发展。帮助我们的客户解决融资难，信用不足等问题。立足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经过不断的创新，为更多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行业注入新的血液，把儒商民间金融交易平台做成一个社会的企业，公众信赖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回报社会。综合而论，以儒学为基础的传统中国商业文明是一棵千年大树，只有善于吸取其中的精髓，才能收获甜美的硕果。我们相信，各路商家在深入应用西方商业文明的同时，吸收传统商业文明的精华，不断融会贯通，在持续成长的过程中，不但能发展自己的品牌，而且也能从品牌的市场实践中重新体察到传统商业文明的全新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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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儒商文化　践行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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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隆重举行，会议将总结儒商经营成就、弘扬儒商价值文化，儒商事业未来，意义甚为重大，影响可期深远。承蒙会议主办方厚爱，邀请我出席这次盛会，并作主题发言，我深感荣幸。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国际儒商大会已在海内外举行过多届，成果丰硕，世所瞩目。我个人认为，本届会议较之以往，应该说具有其崭新的内涵和特殊的意义。
　　首先，就时间性而言，本届大会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多年，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全面提升、中国的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个背景，决定了本届大会必将体现新的特色，提出新的追求。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7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1978年提升了16倍多，年均增长速度9.95％，年
均波动幅度不超过3％，这种高速平稳的增长改写了日本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的连续23年以年均9.2％的增长速度高速增长的纪录，成为近现代世界
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由此，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业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功不可没。&　　目前，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同
时也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这包括如何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如何积极参与国际秩序体制的重组，如何在提升硬实力的同时，发展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
使之在多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有这一切，均已成为学界硕儒和商场精英所共同关注、积极探讨的课题。此时此刻，我们欢聚一堂，讨论切磋儒商文化，寻
觅中国商业文化的历史根脉，反思中国商业文化的核心精神，再铸中国商业文化的价值理念，这既是尊重历史、继承传统的必有之义，更是立足现实、把握未来的战
略前瞻，可谓际会风云，适逢其时!
　　第二，就空间性而言，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富于深厚文化底蕴的扬州举行儒商大会，自有其特定的地域优势，这就是容易在历史与现实沟通上找到纽带，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寻求契机。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州自古即为繁华的商业都会。早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扬州即成为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至隋代，随着大运河的
南北贯通和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扬州作为全国商业文化中心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引领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潮流，“扬一益二”就是这种重要性的形象写照。宋元明清
以来，扬州的商业活动依然有长足的发展，盐商富贾集聚于此，重商意识深入人心，商业文化异彩纷呈。流风余泽，蕴藉有致，至今为人乐道，令人心仪。
　　今天是历史的延续，传统是创新的基础，扬州得天独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丰厚凝重的历史资源积淀，为我们今天从事儒商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充
分的条件，而相应的研究成果，又必定转化为推动儒商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并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换言之，扬州是今天做大做好儒商文
化研究的理想平台，它使得我们在探讨儒商文化精神时，能够营造出亲切生动的历史现场感氛围，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儒商文化的内涵，升华儒商文化的
境界，促进儒商文化的和弘扬。
　　从世界文明的宏大视野考察，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了商业的起源与演进，这在中国也不例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商业交易的萌芽便已出现，到殷商时
代，商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西周时期商业的进步则更为可观，姜太公治齐，“通工商之业”，就反映了这种历史趋势。春秋战国以降，随着传统的“工商食官”
体制的打破，商业活跃显示出全新面貌，在此背景下形成了璀璨辉煌的中国古代商业文化，“抱布贸丝”的现象遍地皆是，管仲、孙叔敖等理财家的各领风骚，白
圭、范蠡、子贡等商场精英的叱咤风云，《荀子》、《管子》、《货殖列传》等典籍有关商业理论的精辟阐述，均成为了春秋战国工商勃兴、繁荣、流通便捷的具体象征。
　　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虽然统治者基于维护小农自然经济的考虑而致力于推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商业活动自有其发展规律，商业
文化自有其存在土壤，依旧继往开来，代有传承。历史的巨大天幕上，辉映着乌氏倮、寡妇清、卓王孙、桑弘羊、杨炎、刘晏、沈万三、胡雪岩等成功商人和经济家
的闪亮名字；生活的广阔舞台上，凝聚起“君子富，好行其德”、“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之类的社会共识。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商业文化在广大民众观念中的渗透与影响，亦水银泻地无所不在，风清月霁如影相随。司马迁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荀子
说，贸易使得“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商业推动了经济繁荣：“边境互市”的兴盛，“茶马古道”的繁华；商业促进了民族融合：陆上丝绸
之路的畅通，“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商业激活了中外交流。历史业已证明，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乃是“通其变，使民不倦”的经济血脉，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
动器，是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尺。
　　中国古代商业的繁荣发达，造就了一大批特殊的社会阶层――商人群体。“士农工商”，他们作为其中的一类群体，和“士农工”其他三类人一样，在社
会经济生活中各司其职，各尽其力。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主体的正统文化思想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独特的文化烙印，使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
式呈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因此而成为了秉持儒家基本伦理观念，规范自己经商行为的文化型商人，我们称之为“儒商”。他们是中国商人的代
表，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在竞逐商业利益时所坚守的道德底线，所崇尚的价值取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所提倡的致富原则，所践行的奋斗精神，即以儒学核心价值为
指导，以贯彻市场竞争意识为手段，以提升自我与社会幸福程度为目标，以充当社会发展中坚为己任，最终实现道德功利的一体化、和谐化。
　　这样的“儒商”，就人数而言也许并非多数，然而却牢牢地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代表了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对其他商人和整个社会大众来说，他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这种精神与境界，概括而言，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荦荦大端：
　　第一，爱国爱乡的情操与襟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做事的基本立场与原则，故孔子表彰“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精神，要求弟子为国
效力，勇于献身：“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真正的儒商同样总是能把国家、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敢于担当，急公好
义，如春秋时郑国弦高犒师，挫败秦军的偷袭阴谋，使自己的祖国转危为安；又如汉代卜式在汉匈战争的关键时刻，破家输财，在物质上大力支持朝廷反击匈奴，为
国家做出了贡献!
　　第二，义利统一的原则与追求。儒家讲义利之辨，但并不一概否定合理的利与恰当的利，他们认为：“义与利者，人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他们提倡的乃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他们所主张的，乃是义为主，利为次，所谓“义以为上”，反对一味追逐私利，所
谓“放于利而行，多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商在精神价值取向上，所认同的也是先义后利、义主利辅、义利合一的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就十分典型而扼要地体现了这种文化价值观。&　　第三，诚信为本的立场与操守。诚信是儒家积极倡导的伦理原则，诚的内涵是真实无
妄，信守不欺；信是专守诚实而有信用的品质。在儒家看来，诚信是为人做事的大是大非问题，所谓“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故强
调“敬事而信”，“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商认同儒学这一基本立场，也把诚信作为经商活动中的基本道德戒律，并以十分通俗、形象化的语
言来概括展示自己诚信为本的道德诉求，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四个字：“童叟无欺”!
　　第四，立己立人的风格与境界。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是“仁学”，它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具体而言，就是“仁者爱人”，主张“亲亲而仁人”，强
调行“宽”使“惠”，“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它实质上反映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这一理念为儒商所秉持和尊奉，贯彻到商业活动竞争方式上，就是追求双赢或多赢，而摈弃独胜通吃；贯彻到社会关系调节态度上，就是乐善好施，扶助、关
怀弱势群体，赈贫济困，急人所难，积极效法当年陶朱公的作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从而为构建营造社会的和谐创造条件。&　
　第五，审时度势的智慧和视野。儒家提倡“执中”、“执一”和“守经”，但同时也主张“通权达变”，强调“贾以察尽财”，强调必要的灵活性。儒商着重突出
和发展了“通权达变”的人生智慧，善于做到“见利则疾，未利则止；趋利趁时，间不容息”，从而“因机而立胜”。战国时大商人白圭就很好地展现了自己善于审
时度势的高明智慧，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
予”。由此可见，儒商的才干和谋略有时高出那些只知机械地读圣贤之书的儒者，他们不但有道德底蕴，而且更有实干能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出德与才相统一的优秀
素质。正是他们的实践，克服了某些陋儒“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局限，从而使儒学原则的普及和运用进入了可操作的层面。
　　第六，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气质。儒家大力倡导“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主张除旧布新、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儒家所崇尚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所倡导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一种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成就事业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这种精神一直
为儒商们所承接和践行。凡成功的儒商无一不是“激昂自进”，无一没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与时俱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的儒商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尊道据德的品德修养与因形用权的能力砥砺之浑然一体，益公惠众的博爱胸襟与利我达己的合理私衷之
辩证统一，基本是非上的坚持原则与具体问题上的灵活变通之互为弥补，以及回顾历史时的尊重传统与面向未来时的开拓创新之相辅相成。他们曾创造历史，他们曾
铸就辉煌，说起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忘却他们所做出的贡献，谈到中国未来，我们不能忽略他们所曾扮演的角色。而在当前，、
弘扬儒商文化，对于治理“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见利忘义”的时弊，乃至扫荡“无商不奸”的沉渣泛起，从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
会的建设，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然，当代的所谓“新儒商”，作为有文化底蕴、有社会责任、有道德操守、有现代知识并且成就卓著的商界精英，并不会只
是与儒家思想相联系，但继承、弘扬上述中国古代儒商文化精神，仍然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当代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方面。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等学府，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接续文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进行了
多方面的努力，成立了国学院就是这些努力中最为重要的、影响遍及海内外的举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国内第一家专门的国学教学与实
体单位，它的成立是新中国教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创办至今已有三年的历史。人大国学院办学的基本宗旨是结合时代精神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涵养我民族之根，雄壮我民族之魂，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一所大学的应尽力量。
　　在我们看来，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
它固然是指依存于经典之内的知识及其体系，更是蕴涵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人大国学院倡导的国学教育，决不是简单地钻故纸
堆，更不是复古，而是充满了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决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加以集成、阐释和光大!
　　基于这样的办学理念与宗旨，我们坚持纯学理研究与弘扬传播国学基本知识相并重的方针，将各种历史文化现象的总结与研究纳入自己关注的视野，这就
决定了我们会对中国儒商文化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乐意与社会各界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在总结儒商文化、弘扬儒商文化方面做出努力，使它的进一步推向深入，为构建当代社会的商业文化、营造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恪尽光荣的义务，履行崇高的职责。
　　谢谢大家！
纪宝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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