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转达给台湾当局。其主要内容，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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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到台湾后对失去大陆如何检讨 原载《同舟共进》蒋介石是个遵从孔孟之道的人，常常自省其身;为了与宋美龄结婚又信了基督教，作为教徒的他又经常忏悔，自省和忏悔的内容在其演讲、文章、书信中比比皆是，日记中更多，几乎是每日必省。而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1956年，也就是朝鲜、越南先后停战，英法中东败走，苏共二十大推行新政，这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蒋介石把他的思考写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出版，检讨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有各种机构、各方人士的许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编的白皮书，而中国两位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的蒋介石(另一位当然是毛泽东)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本。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蒋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失败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蒋介石说，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允予援助”，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他在这本书中写的“三十年经历”，大约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蒋介石把这30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到1927年全面清党，中俄断交;第二阶段从1932年中俄复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诚”(文中此类用语，是引蒋介石书中所言，目的是为客观叙述，不代表作者立场，下同--作者注)，到抗战结束;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这30年，正是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到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也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的前两阶段是大陆史书所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一阶段即是从重庆谈判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书第一编的绪论中，蒋介石谈到写书的目的时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并说“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陆译的“和平共处”，苏共二十大表示坚持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蒋介石的书也是一种适时的应对。蒋介石还说：“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这本书的第一编题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文中蒋介石概述了30年的历史，从原因讲到结果;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今天看来是更为精彩、更值得研读的内容。在第二编中，蒋介石先是总结了国民革命各战役的成败得失。对第一战役--北伐战争，他认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舰事变，北伐中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分子，并“粉碎了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北伐才取得最后的成功。第二战役，蒋介石称“长江剿匪战争”，即毛泽东说的“十年内战”的后半期，中共党史中的“五次反围剿”。蒋说，国民政府面临与日军和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形势，行动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围剿，采用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才“肃清了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他说的政策方针有：“先安内而后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等。军事上有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等。共产党的总结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第三战役--抗日战争，蒋介石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对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蒋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接着，蒋介石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分门别类地检讨各个方面的失误。检讨的第一大部分是“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蒋介石说在这部分中，他是针对俄共的行动规律来检讨自己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在(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中，蒋说，中国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不念旧恶，国民党是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重伦理、讲信义，对中共如此，对苏俄亦是如此。“哪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于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他的具体论述又分两点，第一点说“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蒋介石认为，尤其是1924年后和1946年后，国民党两度陷于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于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使共产党有可乘之机，“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第二点是“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蒋介石说，30年来，共产党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所用的战术，对一般群众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对国民革命是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蒋介石说，对于共产党的战术，他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国民党党员“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和”。他说，很多人因此被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等欺骗。蒋介石写道：“到了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后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变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共产党对自己的敌人是认识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中，蒋介石说，1927年清党的成功，1935年围剿的胜利，使“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国际共产党却制造了一些论点，向社会和政府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共产党成功。他举的共产党的论点第一个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个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第三个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分析第一个论点时蒋介石说，本来苏俄的共产主义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反民主的极权主义逆流，但希特勒兴起，1935年共产国际指使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以致各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煽动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惧，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逻辑”下，国民党没能彻底消灭溃败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为法西斯统治，“牵制了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蒋介石以这两个实例说明宣传的失败，并说这是“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蒋介石“批驳”第二个论点说，共产主义“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在当年剿共成功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宣传没能打破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对于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蒋介石说，共产党全力向国际社会散布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产党，散布军事解决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蒋还说，共产党的论点使社会和国际人士认为只有政治解决一条出路，使“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于是造成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最后让共产党“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国民党的宣传确实不如共产党成功，毛泽东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做的。在(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中，蒋介石说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最后决战，而国民党却手段不彻底而招致失败。他分四个方面论述。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蒋说，因受国内外现实环境的牵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调动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只能作有限战争。所以“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失败。二、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围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蒋介石说，共产党有很多外围与群众组织，从中吸收党员、训练干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重视，没有破坏共产党潜伏和发展的基础，以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蒋介石认为，中国百年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以致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国民革命救亡图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努力，激发了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战后，不平等条约废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于受国内共产党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对“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消，而归于失败”。“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国民党是斗争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在(丁)“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中，蒋介石说这里的失误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苏俄的交涉总是陷于被动，而莫斯科对条约总是随手签订，又随手撕毁。二是与各友邦总是立场和意见分歧。蒋介石说，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试图先影响美国舆论，再在战场上击败国军。他说美国共产党和同路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了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国际上的挟制，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三是通货恶性膨胀，结果是经济陷于崩溃。蒋介石说，抗战胜利，本应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亟待进行，但共产党挑起内战，而打仗要浩大的军费，因此造成战后建设资金短缺。他说在国内是共产党破坏经济建设，国际上是莫斯科破坏中美经济合作，使得美国多次将已商定的贷款无限期停止。蒋介石也承认战后的三届行政院都有经济政策的失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而无法遏止。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在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也认为经济崩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他把抗战后经济失误的原因归罪于曾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认为宋子文满口洋腔而不懂国情，他的经济政策一无是处。检讨的第二大部分是“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蒋介石认为，上述四点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还可以设法补救，只要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虽是以拙制巧，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则是致命的。毛泽东也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蒋介石说，一般认为，接受雅尔塔密约，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剿共未成就实行宪政是国民党的重大错误，而他不这样认为，他总结的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是：甲、对俄复交，乙、收编共军，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蒋介石谈到对俄复交时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北进，希望与中国复交，中国极为慎重，直到1932年12月才宣布复交。接着他分时间段论述道，1933年至1937年这5年，两国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与日本接近，最明显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伪满洲国”。到1937年以后，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和易货协定，但“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武器也没有零配件。1941年4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鼓励日本的侵略，中俄和平共存已丧失其根据。蒋介石还说，苏联派驻中国的使领馆和贸易机构都是其部署间谍组织、指挥中共“颠覆我国家的机关”。“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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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试论李宗仁与蒋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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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6:04:00 &
【作者简介】谢永雄　广西通志馆
李宗仁和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史上著名人物。李宗仁是国民党新桂系集团首领，一级陆军上将。戎马生涯40多年，由护国军一个排长到国民政府代总统。1949年12月由香港飞往美国定居，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1965年7月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怀抱。蒋介石是国民党领袖， 特级陆军上将。曾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台湾民国政府总统，统治旧中国22年。弄清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不仅对于正确评价这两个著名人物，而且对于民国史的研究，对于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李宗仁的起家与蒋介石的发迹
李宗仁是广西临桂县西乡头村人。 日生于农民家庭，从小在家半耕半读。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1910年在陆军小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1913年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由陆小改名），后在南宁将校讲习所当过准尉见习官、少尉队附、中尉，在桂林省立模范小学当过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1916年在护国军李烈钧部当排长，次年在旧桂系林虎部当连长，后升任营长、统领。1921年孙中山进兵广西讨伐旧桂系陆荣廷时，李宗仁曾带领部队参加进攻广东高州、化县，同粤军作战。旧桂系被粤军打败后，李宗仁脱离林虎部，率领两个营以及其他几个连的溃兵共1000多人，到粤桂边境六万大山躲避。不久，他投靠陈炯明粤军，受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军，驻防北流、郁林（今玉林）一带。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把进入广西的粤军全部撤回广东。旧桂系的许多残部纷纷打着&自治军&的旗号，各霸一方，广西陷入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李宗仁亦割据郁林五属，自封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控制郁林、陆川、北流、博白、兴业、贵县、容县等地，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势力的措施：大力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实行征兵，收编散兵游勇；积极招募人才，特别注意招收军校出来的军事干部；注意整顿军队，加强训练，整饬军纪，提高部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同时，注意社会治安，肃清土匪，保境安民，使社会稳定，从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逐渐发展他的势力。1922年黄绍竑为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黄绍竑秘密派他的亲信陈雄到广州与孙中山联系。当时，孙中山正调动滇、粤、桂讨贼联军讨伐沈鸿英。孙中山的讨伐军从西江向梧州进攻。 黄绍竑抓住这个时机宣布起义，与粤军夹击沈鸿英军队，经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团长邓演达等人推荐，孙中山任命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后来，黄又在李、邓的支持帮助下，解决了沈鸿英部的旅长冯葆初，占领梧州这个地盘。接着，肃清外围，逐步向内地推进。1923年在粤军支持下，出兵占藤县、平南一带。这样，李宗仁、黄绍竑控制了广西最富裕的桂东南地区，成为广西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
为了统一广西，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着手消灭陆荣廷、沈鸿英两股旧桂系势力。首先李宗仁等挑起沈鸿英与陆荣廷的矛盾，让沈鸿英与陆荣廷打起来，然后再各个击破。日， 李宗仁的定桂军与黄绍竑的讨贼军联合行动，攻下南宁， 占领左右江一带地区迫使陆荣廷再次宣布下野。同年11月，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黄绍竑为会办。1925年1月，李宗仁在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将沈鸿英打败。是年7月， 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还击败了进入广西的滇军，从而结束了广西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广西。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县溪口人。1887年出生于盐商家庭。从小读私塾。1903年后曾在锦溪凤农学堂、箭金学堂、龙津中学读书。1906年4 月东渡日本东京清华学校学习，未能如愿，是年冬返国，考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学校保送蒋介石去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学习炮兵专科，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毕业后在日本军队当兵一年。1911年蒋介石得知武昌起义爆发，立即回国参加革命。
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去见陈其美。11月3日陈其美夺取了上海，并为攻占南京聚集力量，蒋参加了这些活动， 得到陈其美的赏识， 被提升为攻浙先锋队指挥官、 沪军第五团团长：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 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因陶案之故逃避到日本。次年春，回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战争，受命攻击江南制造局，两次攻击均败，并被英国巡捕缴械。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介石，蒋被迫逃避。后蒋在上海混迹于江湖，拜黄金荣为师，与洪帮头子虞洽卿、清帮头子杜月笙等结为好友。1914年6月，蒋再度到日本，向孙中山宣誓效忠， 并受命去上海和哈尔滨活动反对袁世凯，但均失败，又返日本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的著述，并研究军事战略。1915年随陈其美回国，重新筹划把袁世凯的努力逐出上海，未成功。次年春，跟随杨虎反袁、曾袭取江阴炮台。5月，蒋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的革命军中当参谋长。
1918年3月，蒋被孙中山召到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因受排挤，于7月辞职。两月后， 被调到福建长泰当陈炯明的第二支队司令，因与原驻军吕公望浙军发生火拼，蒋只身逃出，后在上海经营一家商品交易所，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经费。1920年10月，蒋受孙中山之命到汕头参加陈炯明的部队进军广州。11月蒋不愿与陈共事而回上海。1921年10月，蒋返回广州，受孙中山之命拟订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的作战计划。1922年6月，蒋在家乡为其母逝世一周年祭奠之际， 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率海军与叛军作战。蒋介石收到孙中山的急电，即到广州登上永丰舰为孙中山作随从，于8 月9日乘英轮到香港，14日抵上海。9月间，蒋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歌颂孙中山，痛斥陈炯明，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0月，蒋被任命为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次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大元帅府， 蒋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日， 蒋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苏联考察，其间考察了党政军的组织，参观了陆军海军学校，12月15日回到上海，写了一个考察报告。次年1月24日， 孙中山派筹建黄埔军校，十天后又任命蒋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但蒋嫌官小无实权，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孙中山叫蒋回广州，5月3 日孙中山又任命蒋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开始发迹。日，蒋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生军组成的精锐师， 担任先锋队，从广州出发，迎击陈炯明叛军。5月21日， 蒋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军第一旅，由梅县出发，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6月12日， 国民革命军将叛军赶出广州，蒋兼任广州市卫戍司令。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蒋被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等职，成为军事方面最有实力的人物。9月28日，蒋任东征军总指挥。10月6日，蒋率领参谋团和司令部全体人员从广州出发赴前线。1926年1月， 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仍任校长。同时蒋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2月，蒋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至此， 蒋成为与汪精卫并列的国民党两大领袖。
从李宗仁的起家和蒋介石的发迹来看，他们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其共同之处，首先是他们都处在民主革命高潮的形势下，接受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李宗仁、蒋介石加入同盟会，反映了他们当时的革命意愿，说明了他们当时的思想和行动主流是革命的、进步的。
其次，他们都受了近代军事教育、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李宗仁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蒋介石毕业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由于他们都在新型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受过先进的军事训练，所以他们个人素质和抱负都与旧军阀不同，他们均可能在军事上发展，进而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再次，李宗仁的起家和蒋介石的发迹，都与孙中山的支持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所造成的国民革命高潮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孙中山的支持，没有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所造成的革命高潮，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就不可能统一广西，蒋介石也不可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来成为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领袖人物。
最后，李宗仁的起家和蒋介石的发迹，尽管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发展个人势力，但李宗仁成为新桂系的首领，对统一广西，结束当时自治军割据的混乱局面，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对击败各种敌对势力的捣乱，巩固和保卫广东革命政府，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一阶段的活动，主流是革命的进步的。
当然，李宗仁的起家与蒋介石的发迹也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李宗仁在这一阶段的活动范围较窄，主要局限于广西，后来发展成为地方实力派。蒋介石的活动范围较广，在上海、福建、广州乃至日本、苏联，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央势力的代表。
第二，李宗仁是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开展与旧军阀的斗争，打败旧桂系而成为新桂系的首领。蒋介石主要靠追随孙中山得到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并采取要挟的手段，即每当军事上最需要他的时候提出辞职或不辞而别，引起孙中山对他的挽留，然后再表示服从孙中山的命令回到军队中工作，达到复职或提升，从而一步步提高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
第三，李宗仁起家过程中，与黄绍竑、白崇禧团结一致，共同战斗，李对黄、白宽宏大量，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李宗仁后来的政治生涯影响极大，蒋介石在发迹过程中曾混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上海流氓集团的头目结下了不解之缘，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势力混在一起，这对蒋介石后来反共反人民、镇压革命，屠杀革命人民不无深远影响。
二、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合作
当1926年两广军政完成统一后，湖南内部分裂日益明显。赵恒惕是湖南省长、名义是受吴佩孚管束。赵恒惕手下最有力的是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吴佩孚为控制湖南，先是利用唐生智牵制赵恒惕，后又怕唐生智势大压主，又怂恿赵恒惕抑制唐生智。尔后吴佩孚又暗自煽动唐反赵。唐生智怕力量不足，遂请李宗仁出兵。李宗仁接到唐生智电报后，立即进行全省动员，准备北伐，并下令钟祖培部等向黄沙河进发。同时给广州革命政府打电报，主张乘机援唐北伐，利用唐生智为前驱，可轻易直捣武汉，统一长江流域，进而问鼎中原，是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表示去广州商议此事。1926年5月，李宗仁抵达广州， 与蒋介石商谈，力主广州革命政府从速决定北伐大计。蒋介石同意李宗仁的看法。后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一致同意北伐的主张。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迅速出师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7日，蒋介石从广州出发去湖南北伐前线指挥作战。
同年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 讨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的李宗仁，力主乘吴佩孚军队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北则可进窥中原，东进可定东南。经过反复讨论，蒋介石同意李宗仁的意见，决定先攻武汉，对江西采取监视态势。在长沙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表示同心同德，生死系之。
日，吴佩孚为挡住北伐军的进攻，亲自到贺胜桥， 集中十万兵力在贺胜桥前，李宗仁直接指挥进攻贺胜桥，双方都孤注一掷，经过激烈战斗，吴佩孚军队全线溃败，退人武昌城据守。8月31日、 9月3日，北伐军二次攻城未克，9月5日第三次攻城，仍无法攻入城。在战斗最激烈时，蒋介石与李宗仁一道赴城边视察。9月上旬， 蒋介石命令第七军入江西，围武昌城的任务交由第四军接替。第七军的粮饷、被服一直由广西供给，此时后方接济不上。李宗仁将此情况告诉蒋介石，蒋即叫北伐军兵站送十万元&五省通用券&给第七军使用，解决粮饷缺乏问题。李宗仁率领第七军入江西后，屡立战功。对此，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李宗仁，备加慰勉。
北伐军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胜利后，1927年初继续分三路进军，3月中旬抵达上海，3月24日攻克南京。此时发生宁汉之争。1927年4 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以胡汉民为主席，公开否认武汉中央的合法地位。武汉方面也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名义，下令撤销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司令的职务，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拟以&东征军&荡平东南。4月下旬， 南京方面决定继续北伐，李宗仁任第三路军总指挥。在此同时，武汉方面正作&东征&准备，李宗仁派人向武汉方面陈述宁汉双方暂缓冲突，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平再开会解决纠纷的主张。当时蒋介石力主回师西上，解决武汉。李宗仁竭力反对向武汉用兵，力主继续北进。在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孙传芳军队向北伐军反攻时，李宗仁和武汉方面接洽，主张合力对付敌军的反攻，一再劝说武汉方面不要派军东下，希望武汉的几位中央人员到南京。在南京国民政府重建后，蒋介石复职再次掌握中央的实权。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1928 年4月中旬，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6月8日，北伐军进占北平。此后，北伐军肃清张宗昌余部，东北张学良表示服从国民政府。至此，北伐宣告结束。
从上可见，在北伐战争中，李宗仁与蒋介石是作出了贡献的。李宗仁不但积极主张北伐，而且率先派兵北上与吴佩孚军队作战，为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在北伐战争中李宗仁功绩显著，从军长提升为集团军总司令、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虽然曾经一度下野，但他毕竟是北伐军的统帅，对北伐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在北伐期间，李宗仁在蒋介石领导下转战多年，服从蒋介石的指挥。在宁汉对立，武汉方面撤销蒋介石总司令职务时，李宗仁多方周璇，缓和双方的冲突，主张分道北伐。蒋介石复任总司令职后，李宗仁听从蒋介石的安排，指挥第四集团军继续北伐。蒋介石在这期间对李宗仁是重用、支持的。蒋介石不仅一再重用李宗仁，而且支持李宗仁解决第七军的粮饷，并与李宗仁结为异性兄弟。总之，北伐战争中李宗仁和蒋介石是互相支持、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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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宗仁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1926年北伐军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反动军阀纷纷溃败，上海、湖南等广大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买办势力。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对革命阵营进行分化瓦解。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制造了一连串的反共暴行和屠杀事件，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面对工农群众的猛烈冲击，威胁着他们的利益，于是便追随蒋介石策划和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上海密谋&清党&反共、 屠杀革命人民的阴谋计划。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处境十分孤立；在军事上，蒋介石只能节制北伐军的小部分。因此，为实行&清党&反共，蒋介石只好拉军事实力雄厚的李宗仁给予支持。当蒋介石对工人革命行动感到束手无策时，李宗仁对蒋介石出谋献策，主张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所谓的左倾分子镇压下去。其办法是把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上海、南京一带部队，然后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走。待第二师整顿后调到上海、杭州一带，监视其他各师。等军事部署就绪就动手&清党&。4月2日，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在龙华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开会，决定进行&清党&反共。4月5日，蒋介石、李宗仁等在旧上海道尹公署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由在上海的中央监察委员举发所谓共产党谋叛，并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地方国民党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于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两广和东南各省开始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与蒋介石密切配合，对广西&清党&反共工作作了紧急部署，决定于4月12 日以南宁为中心，开始在广西各地大肆进行&清党&反共活动。据南宁、梧州、柳州、桂林四市不完全统计，当时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3600多人，被杀害的共产党员50多人，被判刑的63人。广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事实清楚地说明，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了革命。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李宗仁追随蒋介石，成为主要的策划者和发动者之一。蒋介石在&清党&反共问题上是有顾虑的，深感到自己孤立和力量不足。但由于得到拥有军事实力的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的大力支持，便下决心作出&清党&反共的决定。当进行反革命政变时，李宗仁动用军队作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要力量。在这政变过程中，白崇禧具体负责指挥上海的大屠杀，黄绍竑、黄旭初在广西积极进行&清党&反共。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成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很明显，此时李宗仁与蒋介石一起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共同叛变革命，策划和发动一场血腥大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一次重大挫折。
四、蒋介石讨伐李宗仁
在北伐中，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率先出师，其军事势力从两广、两湖扩展到山海关，声势最盛，为世人瞩目。北伐后，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虽然未能控制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的中央政权，但实际上已成为控制两广、两湖与河北部分地区的一个大集团。此时，蒋介石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占据着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长江下游和东南富庶地区作为地盘。北伐后，新军阀为了争权夺利，互相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其中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特别尖锐、突出。李宗仁不满蒋介石独断专行，总想取而代之，蒋介石认为李宗仁的势力存在是他控制国民党、扩大势力的最大障碍，蒋介石要扩展势力，首先要向李宗仁开刀。
1929年1月，&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 蒋介石利用编遣会议削弱各集团军的力量，剪除异己。各军阀对此极为反感，特别是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尤为不满，其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战争。同年2月20日， 武汉政治分会没有征得李宗仁同意就罢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又派夏威、叶琪两部入湖南，收缴了鲁涤平控制的武装，鲁涤平出走。这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同年2 月初蒋介石秘密以大批军火接济鲁涤平，意在一旦对李宗仁用兵，鲁涤平可切断两湖和两广之间的交通。胡宗铎、陶钧等知道此事后，便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作出上述决定。蒋介石早就想对李宗仁下手，这事件正好作为蒋介石对李宗仁用兵的借口。
新桂系的北翼由白崇禧坐镇指挥，其全部人马均为原唐生智部的班底。蒋介石动员唐生智重新出山，到白部进行策反工作。3月20日， 白部总指挥李品仙通电讨白、使白崇禧无法在天津立足而逃到香港。与此同时，蒋介石邀请广东的首领李济深到京，并活动广东将领陈济棠、陈铭枢掌握广东的党政军大权，煽动他们反桂。到蒋介石对李宗仁发动总攻时，蒋即公开软禁李济深于南京汤山，陈济棠则公开投蒋反桂，这样广东方面就站在蒋介石一边，蒋介石解决了新桂系南北的力量后，即在中路对新桂系发动军事进攻。日，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令，对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撤职查办，次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三全大会作出决议，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党藉。同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对李宗仁讨伐令。3月29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30 日到九江，当晚下达对武汉总攻击令，同时，蒋介石在政治上拉拢冯玉祥、阎锡山，得到冯玉祥、阎锡山声援。由于新桂系后备力量不足，内部矛盾尖锐，处于守势。蒋介石在战争中，一方面采取军事进逼，另一方面又开展对新桂系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蒋在湖南策动何健反桂，结果何键投蒋反桂，使新桂系集结湖南靠拢广西的计划落空。蒋还策动湖北籍将领反桂，未成功，后又策动桂籍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反桂，使桂军的防线立即崩溃：4月4日，蒋介石占领武汉，4月15 日新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通电下野，新桂系在两湖的军队全部被蒋收编，蒋介石占领了两湖。此后，蒋介石一方面在湖北、湖南扫荡新桂系残部，另一方面又组织部队从北面的湖南和东面的广东、西面的贵州向广西进逼。李宗仁逼于形势逃往香港。后李宗仁、白崇禧回到广西组织力量与蒋介石对抗。李宗仁到梧州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申讨蒋介石的独裁篡党，后去香港推进对外活动。白崇禧驰往广西各地秘密集结部队，准备军事行动。黄绍竑则返南宁筹措军费。 蒋介石以何健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企图从湖南、广东同时夹击广西。面对这种形势，新桂系决定对湖南采取守势，用力进攻广州。但桂军遭粤军阻击，进展不顺利而撤回梧州。湖南何健见桂军攻粤，乘机进攻广西，向桂林、柳州步步进逼。后被桂系击败，退出桂林。当新桂系东下攻粤时，蒋介石已调李明瑞、杨腾辉两师从汉口下船，经长江运到广东黄埔登陆。日，粤军联合李明瑞、杨腾辉所部溯西江而上进入梧州，直达桂平。白崇禧、黄绍竑见势难抵抗，便退出省境，避居海外。所部交由吕焕炎、梁朝玑统率，由李明瑞、杨腾辉部收编。
日，张发奎通电反蒋。次日， 张发奎率部由南昌取道湘西回桂，目的是与广西俞作柏、李明瑞会师，一同进取广东，在广州另立政府，同蒋介石南京政府对立。9月29日，俞作柏、 李明瑞通电反蒋。俞、李反蒋很快失败。此时，李宗仁等认为这是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们即返桂。11月24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在石桥会晤，决定李宗仁以中央传达所长名义，统一指挥第三、第八两路部队作战。由于蒋介石对李宗仁、张发奎联合攻粤早已作了准备，致使李、张攻粤作战失败而退回广西。
日，阎锡山与冯玉祥商议联合反蒋，宣布阎锡山任总司令，冯玉祥任副总司令。4月2日，蒋介石下令免阎职拿办，5 月又下讨伐令。战争开始，李宗仁决定放弃广西倾巢出湘，进取武汉，与阎锡山、冯玉祥会师中原。李宗仁出师顺利，占衡阳，破株州，入长沙，占岳阳，前锋直指湖北。但由于黄绍竑所率的后队行动迟缓，贻误战机，衡阳被粤军占领。7月1日，双方在衡阳五塘附近展开激战，桂军失败，撤回桂林。此后，李宗仁以广西作为基地，着力经营广西，继续与蒋介石抗衡。
从上可见，蒋介石与李宗仁为各自的利益，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兵戎相见。蒋介石为了独霸中国，对李宗仁用兵；李宗仁对蒋介石损人利己的做法极端不满，想取而代之，以武力抵抗蒋介石的进攻。结果以蒋胜李败而告终。从此，李宗仁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只好经营广西，继续与蒋介石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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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宗仁逼蒋抗日、拥蒋抗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却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主张在国家危亡面前，国内各派停止内战，共赴国难。1936年4月， 李宗仁提出&焦士抗战论&，指出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表明了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妥协、主张全面抗战的政治态度。
1936年5月，国民党两广政治领袖胡汉民在广州突然病逝。 蒋介石乘此时机，以全国统一，加强&精诚团结&为名，压迫两广当局结束与南京的半独立状态，如两广当局不服从，即以武力解决。蒋介石面对日本入侵，不是团结抗日，而是肆意吞并地方实力派，这激起了两广当局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发动&逼蒋抗日&的&六一运动&。
日，广西宣布抗日救国。两广地方实力派组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于6月2日正式向全国发出通电，呼请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日国策。&六一运动&使全国为之振奋。蒋介石对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广东采取诱降的策略，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部属。粤方黄光锐等驾驶飞机数十架投靠南京政府，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南京政府。陈济棠见大势已去，离开广州去香港。对于广西，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大军四路进逼广西将省防军14个团扩编为44个团，进行与蒋介石决战的军事部署，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六一运动&获得全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对&六一运动&非常关切，严厉谴责蒋介石，赞成新桂系的抗日行动。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一致对外，&六一运动&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 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 有了抗日的表示。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中旬，蒋介石电邀李宗仁、白崇禧赴庐山，共商抗日大计。 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回电，宣布拥护蒋介石抗日的主张。8月间， 新桂系服从调遣，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立即在全省动员抗日，短短1个多月，就征集了近10万新兵，连同原有的10 多个团的常备军，共编成第七、三十一、四十六、四十八等4个军， 除四十六军留守广西外，其余3个军全部开赴抗日前线。广西军队分别由梧州、 桂林出发，经广东、湖南等地北上抗日。李宗仁也于1937年10月离开广西，经武汉、南京转赴抗日前线指挥作战。
在抗日战争中，广西派出10多万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随枣、枣宜会战等重大战役，转战于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省份，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给日军以重大打击，振奋了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不顾国家危亡，一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采取妥胁政策，反对抗日，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消灭中国共产党。李宗仁赞成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反对蒋介石对日妥胁，逼蒋介石实行全面抗战。当时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十紧张，差点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当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压力下，表示同意抗日后，李宗仁拥护蒋介石抗日，表示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以实际行动积极抗日，李宗仁与蒋介石由敌对转变为合作的关系。
六、李宗仁三次逼蒋介石下野
从1927年至1949年，李宗仁曾三次逼蒋介石下野。第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8日，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一再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主张对武汉用兵，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做法，主张与武汉和解。同年8月初，武汉方面提出， 与南京和解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对此，李宗仁请蒋介石自决出处。当南京方面有人提出请蒋介石出国休息一下时，李宗仁表示附和同意。蒋介石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8月13日发出通电下野。
李宗仁第二次逼蒋介石下野是在1931年。1931年4月， 粤桂双方释嫌和好，组成粤桂联合阵线，在广州举起反蒋旗职。5月11日，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通电，表示讨伐蒋介石的决心。5月25日， 李宗仁和陈济棠等，20多人联衔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5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次日组成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同时改编两广军队，粤军编为第一集团军，桂军编为第四集团军。7月，广州国民政府动员部队北伐讨蒋。9月，粤桂军下令入湘，第四集团军任前锋，攻克衡阳。蒋介石派兵堵截。此时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在这形势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要求与广州国民政府言和。广州国民政府坚持要蒋介石下野才肯罢休。于是蒋介石无可奈何在12月16日下野。
李宗仁第三次逼蒋介石下野是在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 当时解放战争正顺利进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已基本上被消灭，蒋家王朝快到末日。而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认为蒋介石垮台已是不可避免，主张蒋介石让位给李宗仁，以挽救危局。李宗仁乘机掀起倒蒋风潮，要求蒋介石下野。日，白崇禧发出意在逼蒋下野的通电。随即李宗仁提出与共产党和议的主张，公开要求蒋介石下野，由他取而代之。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于日宣布下野。 次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就任代总统。蒋介石对李宗仁、白崇禧等一系列逼其下野的举动极为愤恨，说他的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逼他下野的。蒋介石下野后，仍然操纵党政军权，牵制李宗仁。他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实际指挥国民党军队：一切重大政治、外交事宜均由他最后决定，不通过李宗仁而擅自处理重大事情。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发展到不可共处的地步，以后只好分道扬镳了。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蒋介石到台湾，继续坚持反共反革命的立场。李宗仁到美国定居，后回归社会主义祖国。
七、李宗仁反对蒋介石在台湾继续独裁专制，主张由中国人协商解决台湾问题
蒋介石到台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执迷不悟，直到日在台湾去世。蒋介石在台湾继续实行独裁专制。日，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劝告、指责，公开发表文告，宣布复职， 日，蒋介石借口由大陆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不能改选，决定国民党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至下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10 月1日，蒋介石明令公布&立法院&的《国民大会递补补充条例》，决定凡没有到台湾报到的&国大代表&可由台湾当局就地补足人数。10月5 日，内政部公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自14日起至12月底止，向&本部&声报，逾期不报者，即取销其资格。李宗仁看到蒋介石采取的措施，于日致函蒋介石提出，立法院立法委员任期三年，本届立法委员任期已满，他们根本没有权力通过什么条例；不能违法延长国民大会代表的任期，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二届正副总统。蒋介石对李宗仁的信，不予理采。 日蒋介石在台北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对监察院所提&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举行投票表决，罢免了副总统李宗仁。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是李宗仁自1949年以来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建议，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宗仁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随后，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程思远，先后从香港五次到北京，为李宗仁回归祖国进行准备。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亲自安排下，日，李宗仁回到祖国的怀抱， 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 李宗仁在临终前，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党和国家在他回到祖国后给予他的关怀和照顾，表示感激。并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综上所述，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从1925年算起到1969年，长达四十多年。其间经历过合作、分裂对抗、再合作、再分裂对抗的四个阶段。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特别在北伐战争期间，他们互相支持合作，这是他们关系最好阶段。随着北伐的胜利，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共同策划和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们叛变了革命，自己否定了自己。此后至抗日前夕，蒋介石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企图独霸中国，对李宗仁用兵；李宗仁对蒋介石极其不满，想取而代之，用武力同蒋介石对抗。此期间，李宗仁与蒋介石基本上处在势不两立的状况，中间李宗仁曾两次逼蒋下野。他们之间处于分裂对抗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期间，李宗仁拥护蒋介石抗日，服从蒋介石指挥，积极投入抗战。他们又再次合作，但合作中他们之间也有戒心。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曾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李宗仁第三次逼蒋介石下野，当代总统时，蒋介石在背后拆台，他们之间发展到不能相处的地步。最后，蒋介石跑到台湾，执迷不悟，坚持反革命立场。李宗仁到美国定居，后回归祖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从李宗仁与蒋介石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他们之间能够合作，并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都是在国共合作的环境下，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顺历史潮流，站在人民这一边；凡是他们之间分裂、对抗，做出对国家对人民有害的事，都是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逆历史潮流，与人民为敌。李宗仁到美国定居后，经过冷静的反思，提出国共两党合作，和平协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最后他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与人民一起走上了光明的道路，受到人民的欢迎和赞扬。而蒋介石在台湾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结果受到人民的指责，成为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历史是无情的，人民已经对李宗仁和蒋介石作出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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