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山东省滨州市中考物理化学生物试题及答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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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山东省滨州市中考物理化学生物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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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在迷雾中的江青（四）
作者：秋石客
五、解放后文革前的江青(一)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江青随毛泽东抵达北京，住在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青做了大量文化战线的革命工作，从事文艺批判和创新，她对一些文艺作品的感觉判断能力很强。解放后，江青曾经看了一些文艺作品，如电影、评论等，提出了一些批评的观点，大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
　　1、看病与秘密任务
　　江青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恶劣环境的磨难，生了不少疾病，如妇科病，又如胆囊炎等，经常脸色苍白，瘦弱憔悴，所以，曾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先后四次去过苏联看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在看病期间负有秘密任务知道的人不多。
　　毛泽东讲了我们不能做李自成的话，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如何搞，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如何进行，苏联的经验是否都适合中国，苏联的一切是否都好等问题没把握，就让江青顺便到苏联去一趟进行实地考察，找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江青同意。
　　在苏联，江青接触了苏联当局方方面面的人物，也曾到农村、工厂参观访问。斯大林高兴地接见并宴请过她，集体农庄的农民曾和她亲切交谈，工厂的工人们也热情地接待过这位东方贵客。
　　江青通过对苏联的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斯大林是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领导了卫国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苏联、乃至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人民真诚地热烈地崇拜自己的领袖。对此，斯大林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的。但他过于封闭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多，只依靠汇报做出决策。苏共领导层光强调经济建设，不讲不抓思想领域的斗争，出了问题就依赖武力镇压，缺乏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指导与支援，往往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考虑世界格局的平衡，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苗头，他手下的人这种思想更加严重。
　　在苏共中央的最高层，表面上围着斯大林转，对斯大林是百依百顺，绝对服从，可是内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江青发现，他们争权夺利，斤斤计较自己的名利和地位，把职务的升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少人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江青特别注意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常看一些电影、戏剧。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像他们表面上宣传的那样保持马列主义的纯洁，而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充塞了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只以电影来说，除了反法西斯斗争反映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好的影片外，而其他片子，很少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更看不出阶级斗争；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也大多局限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把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与私有制的决裂、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引进的西方电影、自己拍摄的电影，其中有不少是宣传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温情思想，甚至模糊阶级阵线，反而强调阶级调和的必要性，把战争统统写成残酷的、没有人性的，制造恐怖气氛，混淆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
　　江青发现苏联很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苏联工人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大多数工人都感到生活很满足、自豪，但很少思考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除了物质享受，很难再有什么追求。工厂领导引经据典的管理模式实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披的是社会主义外衣，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一套，用一些严格的制度来约束工人群众的行为，忽视精神、思想的作用，根本不想或者没有想到让工人们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
　　江青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她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同身受，他对苏联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建党、反围剿、长征、王明、都有斯大林影响。应该研究中国的路怎么走。
　　从此，江青用心抓意识形态的斗争，研究文化、教育、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研究文艺战线上革命问题，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尖兵。
　　2、力主拍摄革命战争题材《南征北战》
　　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讨论1951年故事片制片计划，产生了分歧。
　　胡乔木讲“全民文艺”，不讲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提出“应根据人民对艺术作品的整个要求来指导创作”，“我们考虑电影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是全国老百姓的需要。”“不企图以这些军事政策，战略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仍然反映了斗争。”
　　江青与胡乔木针锋相对，认为，“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像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一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阶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在会上强调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9月14日的会上，她又再次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这样一部军事片，说的国民党有优于我们的武器弹药，开始时有多于我们几倍的兵力，有大量美帝的军火物资援助，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将领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由于我们战士们的英勇，我们战胜了蒋介石，也就是战胜了美帝。”“如果本质的写出美帝侵略野心的影片和这样一部军事片配合起来，那么对于打垮美帝侵略的教育意义一定更大的。”
　　在江青坚持下，于日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上，通过了表现毛主席伟大军事战略思想的《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并通过“应组织创作干部对剧本创作经验进行学习”两个决定。江青坚持毛主席文艺方向。她在电影创作处在最困难的时刻，坚持毛主席文艺方向，亲自抓了影片《南争北战》的创作和拍摄，并获得巨大成功。影片一出来，便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
　　1952年之后，江青同志因病离开了电影界。故事片《南征北战》的摄制成功体现了她在贯彻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内行特点。
　　3、筹批《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在1948年12月完成的影片，影片完成之后，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上演。影片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编导和演员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抱着扼腕痛惜的心情的，表面对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揭露鞭挞，却颂扬西化的改良主文。
　　1950年3月至5月，《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映。江青虽然息影多年，仍关注着电影界的动向，曾调看了许多影片，内中包括这部《清宫秘史》。江青看了《清宫秘史》，认为此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观后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时兼文化部文艺处的副处长的江青发言：“《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公开放映之前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放映专场时，毛泽东没有去看，刘少奇及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看了。在和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刘少奇肯定了这部电影的进步性和爱国主义。
　　中宣部和文化部陆定—、周杨、胡乔木等领导认为，一部电影片，党和国家二号领导人点了头就行了，没有再请示毛泽东，拒绝了江青的批判意见。
　　江青很敏感，认为这有毛泽东大权旁落的苗头，问题不在于这部影片究竟如何，而在于树立是否树立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问题。她单独调演了《清宫秘史》请毛泽东看并要求他出来讲话。毛泽东此时不愿为《清宫秘史》问题与刘少奇摊牌。江青又出面，找了陆、周、胡，指出《清宫秘史》宣扬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但江青没说明批判意见是毛泽东的。这使陆定一等非常为难，当时答应下来，组织人写了文章，后来没敢发表。因为毛泽东并无明确的指示，如公开批判，不好向刘少奇同志那里交待，就把这件事悄悄压下了。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写了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也讲了《清宫秘史》事情的经过：“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小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后来，毛泽东也在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关于《清宫秘史》的文化斗争，可以说是江青建国后第一次闪光亮相。
　　4、参与对《武训传》的批判
　　影片《武训传》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的故事片，1951年在全国上映。上映最初的3个月，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而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看出了存在严重问题。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也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5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高屋建瓴，实为毛泽东的大手笔：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江青后来谈过《武训传》斗争，他对记者维特克说：
　　“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训传》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我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中宣部文艺处有几个副处长，我去了就要成立电影处。这一年是进城后与文艺界交锋的一年。还有《清宫秘史》、《丽人行》。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戏，毛主席说是卖国主义的戏，因为替蒋介石卖国辩护。编剧的人很狡猾，戊戌政变与《清宫秘史》之间差很多时间。对《武训传》我到处游说，不能向地主、资产阶级磕头，要革命，没人理我。因为周扬、夏衍亲自主持这部片子，开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我只一票，我说对《武训传》至少要有个评论。周扬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不好？我把门一关就走了说：你搞你的改良主义好了。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到我。有天突然到我房里去，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武训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学校中只有一两个工农子弟。柳林镇的城墙比唐邑县大得多，那里的中学改为武训中学，当时那一带有几十万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太平天国的李开芳将军到过那里。他们不歌颂农民暴动的领袖。好像人民的受奴役都是因为没有文化，兴了义学就什么都好了。这战斗前后用了8个月。直到发表文章，出小册子为止。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
　　这中间还打了一仗，为《清宫秘史》，在电影局，我请两个历史学家去，老舍、陆定一坐镇，都围攻我，说第一这是民营资本家出的，第二是爱国主义的。他们说爱国主义的，我说是卖国主义的。我坐的前一排是艾青，他站起来说：江青同志你说这话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因为胡乔木已把刘少奇的话告诉他们了。我说我当然负责，而且还不是民营，是官僚资本的。张善琨就是汉奸，李祖赢是官僚资本。我把香港电影公司推出去，又进来了。《清宫秘史》因为我这一票是有分量的，他们决定让两个历史学家去写评论，但没有发表。追查，说文章写出来了，在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说写得不好。主席每次开会就说，你们欠债，是指《清宫秘史》的批评压下来了。主席对周扬不下去土改很生气，说如不下去，要派两个警卫员押他下去”（摘自张颖著《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
　　1951年6月初，江青率《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文化部干部钟惦棐等人来到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和武训从事办学活动的临清县等地调查。武训历史调查是奉毛泽东之命进行的，《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完全正确。对江青武训历史调查调查，毛泽东贴身警卫的文章《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很有说服力。
　　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批判初起时，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做实地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笔修改15处），进一步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的警卫李家骥曾随江青参加了武训历史调查，并在最近回忆了这一过程。现将其回忆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主席点将，随江青参与武训历史调查
　　杨庆旺：新中国成立初期，你亲身经历了与江青有关的两件事：武训调查和湖北土改。给我们谈谈你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的情况好吗？
　　李家骥：日，《武训传》电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报上也进行了宣传，大部分人赞成这部片子，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并没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后来才看这片子的。
　　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问：“有部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部片子怎么样？”
　　江青把影片情况作了一个简单介绍：这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
　　两三天后是一个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这部电影。我和警卫班的人除值班的也都看了。看后大家议论纷纷。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给主席几本杂志，我接过来，里边有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当时我还不知道，按往常一般做法放在主席的办公桌上。
　　这时江青从中宣部文艺处下班回来，她也找这几本杂志。我说田秘书刚送来，主席还没看呢。她说我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江青一本一本地翻了个遍。
　　她对我说：“让田秘书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
　　第二天我把江青的意见转达给田家英，田家英为难地说了一句话：“这么多，怎么办！”稍停田秘书对我说：“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从此，我又多了一份工作———给主席剪报纸。
　　到4月末5月初，关于评《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我把这些专题性的文章放在主席办公桌上，供他阅读，使他不用在各种报刊上找这方面的文章，节省了时间。后来应江青的要求，也给她准备了一套。
　　杨庆旺：当时你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训传》了吗？发现有什么迹象吗？
　　李家骥：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训传》，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训传》，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过。但毕竟天天翻报纸和刊物，并查找和剪裁关于《武训传》方面的文章，所以对这部片子的社会反响还是有一定了解。在剪裁的文章中，开始肯定这部电影的多，后来就出现了批评的文章，越往后批判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4卷2期发表了杨耳的重要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的杨文，并将题目改用问句标示，更具有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药味。我只知道江青和主席很关注这件事，如让我这个卫士搞关于评论《武训传》的报纸剪裁，而且每人一套等等，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至于主席和江青为什么要批判这部电影和怎么组织的文章，我不清楚，作为卫士是无权参与这类事的。
　　6月19日还是20日，汪东兴找到我说：根据主席意见让你跟江青公出，是到农村，你的任务是安全保卫，我们一共去五六个人，由申虎臣带队。申虎臣当时是警卫处的科长，后来我知道了同去的还有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几天后，申虎臣找我们几个人开会，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和生活，要有吃苦准备。事后他又对我说：“这次公出是跟江青到山东搞武训调查，大约二十天时间，我们几个人具体负责保卫，轮流值班，你侧重负责生活。”这时我才心中有数。
　　接着江青又找我，问我申虎臣是不是已向我明确了任务，我说明确了，让我负责生活方面的事情。我又问江青：走前要带什么东西，还做什么准备，请指示。江青很严肃认真———看来她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对我说：“越简单越好。主席要求很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这是江青对我交代的工作性质、任务和应注意的问题。于是我马上着手外出的准备。
　　为调查团服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杨庆旺：这次到山东调查武训，是在全国已掀起了讨论《武训传》的高潮中，主席责成《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讨论。对这一背景和宗旨你当时了解吗？
　　李家骥：我们安全生活组的主要任务与调查材料组虽然总目标一样，但各自的具体任务不同。说具体点，我们是为调查团服务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本人考虑更多的还是江青的安全问题。至于武训的历史问题虽然也想，但不是我个人的主要任务。
　　我们也能看出来江青对这次到山东调查很积极。6月24日或25日，我们乘火车直奔济南。江青、袁水拍、钟惦棐都坐的软卧。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团谁是团长、副团长，但我能感到他们三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公开的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江青叫李进，是工作人员。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以后成了她的笔名。
　　关于调查的事情，他们三人常在一起研究。上车不一会儿，江青就开始办公，和袁、钟两人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有关问题。我只干为他们服务的事务性的事儿，不参加研究调查问题，所以，他们研究的具体内容不知道。我从表面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绪很高，有点急性子，马上进入了角色，对这项工作很认真负责。
　　杨庆旺：到济南只是过渡，第二站应是聊城。请谈谈在聊城的情况。
　　李家骥：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开始参加会议，堂邑和临清的同志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
　　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读，开会，下去到街区和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工作两天多，到堂邑等地调查后又在聊城工作两天。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江青、袁水拍、钟惦棐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问其中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没人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得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家跟老头老太太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确有这个人。武训办学，也确有这个事。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
　　杨庆旺：李老，关于《武训传》调查公开发表过不少材料。有的材料上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还有的说：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据你所知是这种情况吗？
　　李家骥：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江青服务，不是去调查武训的历史。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发现。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杨庆旺：接着谈谈往回返的情况吧。
　　李家骥：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汇报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汇报情况，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仅两天时间不可能写出定稿，只能“堆“起来，还要多次讨论修改。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7月18日回到北京。
　　杨庆旺：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么事儿？
　　李家骥：对于这次调查，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她的胆囊炎犯了。
　　江青和袁水拍向主席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主席对江青和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汇报后江青就休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调查团写了一个很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据说这个材料主席亲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出了小册子。武训历史的调查和这个调查材料的发表，使讨论（说批判更准确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调查过程中对江青的印象
　　杨庆旺：《武训历史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有的文章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把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对这种结论你当时知道吗？当时江青怎么想的？
　　李家骥：在调查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后的结论，我没有参与材料的研究，也不知道这些结论性的观点、语言形成的经过。我知道这个结论也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后。江青当时怎么看待武训，我与江青没有正式讨论过，她也没有正式向我说过。但在调查中，我听过她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时说过的只言片语，这一点在前边已述及。
　　杨庆旺：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主席、江青批判电影《武训传》已经五十多年了。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场批判，现在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提出不同看法（当时也有不同看法）。后来很多专家和作家写到江青所以积极参与这个批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个人恩怨，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家骥：批判《武训传》和武训历史调查，作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历史问题，以党的最新决议为准，个人要服从组织，我本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专家，没有多少发言权。至于江青为什么要积极主张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这与她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个人恩怨，以及与赵丹等也有关系，说实在话我们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这类问题是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大可能往这上想。我们全部心思是做好党组织和主席交给我们的每项具体工作。
　　杨庆旺：我们把江青当做你这次公出的服务对象，你对江青是怎么评价的？
　　李家骥：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的毛病，这次调查中没发现这个毛病。总之，一切很顺利。
　　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了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和后来发生的情况与新认识，这属于另一类问题，不是这里谈的内容。（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6期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
　　江青、毛泽东批《武训传》，批评了向统治者行乞的行为。而千百年来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中国人民向来就是这样活着。他们只知道向统治者乞讨，以获得他们的怜悯。可是，统治者给予人民的却只有屠杀！这是纯粹的奴隶主义。毛泽东一直在批判奴隶主义。有人说，毛泽东应该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鼓吹奴隶主义，使人民便于统治。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决不可能鼓吹这一套。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事实上共产党执政后，有的共产党人的确开始鼓吹奴隶主义了，让人民变成顺从的绵羊服从他们的统治，因为这部分人在民主主义革命后，就不想前进了，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建设社会主义不需要奴隶主义，真正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就必须彻底打破奴隶主义。社会主义初期虽然建立了公有制，但劳动人民的知识水平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还很低，中国人民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深远，受孔孟思想的毒害很深，什么上智下愚，什么天命论，天子，天才的思想，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流毒深远。劳动人民还没有真正觉醒，对自己的权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时候资本主义复辟便在所难免，人民的权利会被一部分人篡夺，走资本主义很容易。
　　关于《武训传》的文化斗争，可以说是江青建国后第二次闪光亮相。
　　5、参与对《红楼梦》研究斗争
　　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之—《红楼梦》影响巨大，非无产阶级思想研究的红学派很多，占主流地位，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就是其中的一种。
　　1953年，发生了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争论。五月，《文艺报》第九期介绍了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该书对《红楼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与俞平伯观点不同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问《文艺报》，像俞平伯这样的权威学者可不可以批评，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九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李、蓝两位青年学者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关注全国红学动态的江青，在九月拿着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九期到《人民日报》社找总编辑邓拓，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的文章，邓拓却表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拒绝了江青的要求。
　　江青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周扬却以《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建议改由《文艺报》予以转载。于是，《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还加了由主编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
　　毛泽东非常不满周扬等人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轻视，10月16日，毛泽东为此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击，震荡了中国的红学界、文化界、思想界。时隔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紧急会议，赶忙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日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文如下：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发出了他们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江青）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邓拓）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代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日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反对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态度，也客观上肯定了江青从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到评《“红楼梦”研究》所起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关于《红楼梦》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青是—位专家，这可以从《江青同志与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纪要》中得到佐证：
　　江：一九五四年元月，所谓两个小人物，山东大学的一个学生李希凡同志等，在《文史哲》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俞是胡适那派的），毛主席看了很重视。当时毛主席是不愿人家知道他的意见，从没展开争论，就叫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要他们转载，好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因为我给打了电话就转载了，周扬之流却跳出来说，他们不过是小人物，言下之意非他们那一些大反革命文章不能登《人民日报》。
　　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李希凡原来送《文艺报》，《文艺报》不登，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也不登，他只好回到山东，因为他是山东大学的学生，就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登出来了，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因为胡适、俞平伯这一套，我们都有研究，他那篇文章比较击中要害。这时候，我看到《人民日报》、中央宣传部开过几次会，周扬等反革命说这样的小人物怎么敢批评俞平伯这样的大人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也不向他们打个招呼，他们在意识形态里要当毛主席、党中央的太上皇，毛泽东主席很生气，十月十六日曾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还开了一个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的所谓大人物压服小人物，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对这个问题，你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详谈。
　　维：不但我有兴趣，世界上学中国文学的人，也会有兴趣听听江青同志对《红楼梦》的意见。
　　江：胡适、俞平伯这一派对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用唯心主义的所谓考证来对待，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客观实践，唯心主义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同时问题的严重性还由于党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欣赏俞平伯这本书，即《红楼梦研究》，欣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他们是这样的穿凿附会，把这本书贬低到只是一部恋爱小说，看不到这本书是百科全书的写法。当时曹雪芹从一个贵族家庭的角度来描写阶级斗争，这部书涉及到二十余条人命，写了三、四百人口，但是，真正的主子只有二十余个，其他都是家务劳动奴隶……等等，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二十条人命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的外文不行，我看的外国作品不多，但我看了一些翻译小说，就我看过的小说，世界上没有一部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能够比得上《红楼梦》那样深刻、尖锐的分析社会。俞平伯、胡适居然荒谬地唯心地说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一个人。还有他们把十六回本（甲戊年）、八十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蓼生本等统统垄断了，群众看不到，而十六回本和脂评八十回本都只有一个抄本，就戚蓼生序本也要用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现在这三本珍贵的本子我都有，将来重印之后，我可以送你。他们垄断了这些珍物，然而说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一个人，一回事，说那个“注”与曹雪芹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舅舅，又说史湘云、薛宝钗如何如何，反正是主观猜测，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个“注”的思想是反动的，它只提供了我们了解一些情况，而曹雪芹的思想《红楼梦》是当时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著作，然后修改十余年之久，他的思想内容和文学技术在那个历史时代，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离开历史背景就不能说明问题。《红楼梦》有好几个名字，最初叫《风月宝鉴》，后叫《石头记》，最后叫《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是有“注”的。我为了脂评八十回的本子，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借来了后又挨了一顿臭骂。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不许借出。我借出来后，请了许多人用流水作业转抄了本，这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抄本，不是原本，他们垄断了这些东西。我前面已经说过，曹雪芹二十八岁就写了这本书了，修改了十几年，红楼梦还有个名字叫《金玉缘》、《藤花榭》。藤本我没有看到，《金玉缘》我看了，这本没有意思。《戚蓼生序本》接近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研究过各种版本的目录，证明曹雪芹在八十回石头记后是有稿子的，但是他没有后代，给人家借去散失了。据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第二章上说，叹君或亦将军后，于今环堵蓬篙屯，可知曹雪芹为将军的后代了，雪芹为旗人，故曹家受封为军马之劳。其实李辰冬所指的“将军后”解释不太确切，因为我读过唐朝大诗人之一杜甫（公元700年左右）的《丹青行》是指曹为曹操之后，曹操是后汉期间（大约公元150年左右）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皇帝，他不仅是一个封建的政治家，而且是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我很喜欢他的诗，在他的诗里流露出朴素的辩证法。例如他的《龟虽寿》，为了证明我的看法，请你看一下我送你的《古诗源》，就是其中有名的一篇。后面我看到一些回目，以及八十回本的内容来判断，他写的非常悲惨，抄家，坐牢，讨饭都有。红楼梦的创造和历史背景有关系，曹雪芹的祖先都是当官的，他们的始祖（始祖以前未弄清楚）就是大官，到他的曾祖父已经是相当的官了，他的祖父曹寅的父亲是康熙的宠臣，康熙是了不起，很小就作皇帝，年青时就很有才干，这一点不能因为他是封建皇帝就抹煞掉。为什么要把曹寅放到江南作织造呢？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同时又很可能是汉族，他是正白旗仓农人，织造是内务府的一个差使，实际是皇帝的家务奴隶。他做江南织造，不时还兼管渠漕的职务，是地方官，他外出时都拿着一本书挡住脸，怕人家给他敬礼。这个人很有学问，能作曲（不是北曲），能做诗，有集子，他实际是替康熙作统战工作，用皇帝的名义，或用曹寅的名义，给这个送点银子，给那个送点礼物，就是做明朝遗老遗少的工作，凤姐不是说明她家里的银子像水一样的淌？
　　康熙皇帝立太子后，康熙又把他废了，想立有战功的皇十四子，那个时候迷信，康熙把遗嘱写好放到大殿的橱后面，皇太子雍正皇帝这个人很狡猾，残酷，也很厉害，他会使用特务手段，康熙皇帝写的那东西，在康熙皇帝死了之后才能看，雍正皇帝就偷偷地把十四子改为四子，他就作了皇帝。他一执政就把他的弟兄杀的杀，关的关，和他父亲有关系的大官、将军，如曹雪芹的家族，统统关的关，杀的杀。雍正皇帝自己就说，有人说我爱抄家，其实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权利与财产再分配，雍正不懂得披上一件骗人的外衣，他是赤裸裸的蛮干。
　　这时曹寅已经死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遭遇比高颚继续的后四十回写的要悲惨的多啦，高颚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就是写贾宝玉出家，但是因为高颚当时只中了举人，所以他写宝玉中了举人，又是有了儿子后才出家的，如果高颚中了进士时，写了四十回，那宝玉也一定写成中进士。周汝昌写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他的基本观点也是胡适一派的，但是他拿出清宫的一些档案，这是比较可靠的资料，这本书值得看，他的考证方法可是不行，但是一个资料。
　　我举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怎样穿凿附会。例如戚蓼生八十回第六十三回叫“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连谁坐在那儿，谁怎样都画了图，说林黛玉、薛宝钗是合二而一。古人坐在那个地方，怎样坐的，他如何考证来，知道的那么正确呢？而且这是小说，又不是古物证明的，他说就是那样，完全是主观唯心论。他和胡适之流垄断了几个珍本批注，他拿着这个本子的注说，三元口说林就是薛，薛就是林（不是原话，是大意）。这两个人在统治集团里，一个是统治集团尖端顶儿上的，一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一个是挖空心思怎样害林黛玉的人，一个是天真烂漫的对待那些整她的人，当然啦，林黛玉也有点心计的，对自己言行相当谨慎的，曹雪芹写林黛玉都是批评她，批评她刁啦，说薛宝钗都是好的，好什么呢？一个是她的美，“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眼含水杏，脸若银盘”，中国那个时候算美，现在看来可怕的很，那么圆圆的一肥脸，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装愚，今随时，自云守拙”，反正翻过来复过去就是好。但是曹雪芹写林黛玉是仔仔细细写的，没有说林黛玉漂亮，然后他形象的写了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的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什么“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什么“动如弱柳扶风”，那是形象的，写他们的房间呢？从刘姥姥眼睛里看，说林黛玉的房子，哎呀，还不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尽是书，而薛宝钗的房子是另外一个样子，矫揉造作，听说贾宝玉有一块玉，她也作了一个项圈金锁，原来是准备送到宫里争取考试贤人，没有选上，这样就看中了宝二奶奶的宝座了，而林黛玉从小是当男孩子培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完全不同，性格什么都不一样，而且地位悬殊：一个是寄人篱下，实际无产者，没有户口，当然不是说她的思想不是贵族的；一个家里是富豪，是皇家的商人。这怎么能像胡适，俞平伯之流在他们的著作里，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注”说，林黛玉就是薛宝钗，薛宝钗就是林黛玉呢？
　　曹雪芹写贾宝玉也是非常不成材的，说他什么也不行，就在第三回吧，而在林黛玉的眼睛里贾宝玉并不是像曹雪芹设想的那么个蠢才，这个你可以去看第三、四回，毛主席是告诉我们全党，告诉我们的子女，要看这本书不要单纯看哥哥妹妹，要看阶级斗争，要看廿几条命，这几百个人都吃着邬进孝那样的庄子收来的东西，还有高利贷，以及讹诈来的财物，那些大头，管家的，得意的时候都是很厉害的，但一旦失宠，马上就完蛋，就死亡。
　　我看的小说不多，欧洲的，包括美国马克&吐温的作品，是暴露的，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但是写的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斯丹达尔写《红与黑》，于连&索里已经爬到军官啦，这部作品我是欣赏的，主人翁已经爬到军官了，他未婚的老丈人准备要给他买一个贵族，这个没有作到的时候，另外一个与他有关系的贵族夫人给未婚的老丈人来了一封信，他就从上层社会跌倒底层，一方面由于那个社会不允许他再活下去，同时也因为他们个人的极端荣誉心，最后上了断头台。斯丹达尔的作品，我略有研究，特别是《红与黑》这本书，应该说是不朽的，在历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写了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政治什么样子，政治怎样斗争，政府部门怎样斗争，教派内部怎样斗争，写得很复杂，法国修正主义者把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情况以及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都抽掉了，搞成一个几角恋爱的故事的电影。这部书可以供我们了解当时欧洲的形象的历史，因为他写于连&索里是从一个中小城市到巴黎，然后到伦敦，整个欧洲都跑遍了，他是一个很反动的人物，他就是给波旁王朝复辟做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了当时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这样的，他写的本身就是一群贵族，但是贵族出了两个叛逆，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贾宝玉就是怕人情世故，就是不愿意做官，我看的本子上有这样的话，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他只管胡闹起来，哪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并图于何地？他说还是做个老百姓的，贾宝玉不愿去读书，不愿去应试，但是自己在家里读书，他说所有的书都是假，只有四书是真的。作者总说他无能，总说林黛玉小性儿，行行爱恼人，总说薛宝钗怎么大方，其实薛宝钗手里有钱，她用钱收买人心，收买特务，袭人就是她收买的特务。林黛玉是没有什么钱的，就靠贾母每月给她一点钱，因为她不使胭脂粉，什么她都不使。有一回薛家的老妈妈送东西给林黛玉，正好遇上贾母给她送月份钱来，她就把钱全部给妈妈与丫头了。
　　如果林黛玉跟贾宝玉活到现在，我看也是大右派，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十八世纪上半叶，他们在恋爱问题上，考试制度上，不向上爬，不愿意做官等等不少方面，反封建那样坚决是了不起的，总而言之，他们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
　　如何帮助读者比较容易看得懂《红楼梦》呢？我对这本书还有以下的看法，头五回很多人看不懂，他的小说实际上是从第六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开始的，天上不是一个虚幻的镜吗？那时作者幻想出那个地方，来逃避现实的，在地方上就搞个大观园，他说林黛玉是绛珠仙草，贾宝玉是神瑛侍者，可怜这颗绛珠仙草每天以甘露灌溉，所以绛珠仙草得了个人形，她要下凡去用眼泪来还神瑛侍者的恩情，整个是虚构的，这是浪漫主义，但从整个部分来看，又有浪漫主义，又有现实主义。毛主席的教导，看这本书要用阶级观点，看那些人命，头五回非常重要，这部分作者都在前五回出来了，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作者在第二回就写了林黛玉，薛宝钗在第八回作者才让她正式出现，但是前五回总的介绍人物，都介绍了，薛宝钗也介绍了。
　　这五回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主题歌——“好了歌”的词，他有对比，有朴素的辩证法唯物论，这个歌的“注”是谁作的呢？是甄士隐。作者说他将真事隐去了，所以有个贾宝玉甄宝玉，甄士隐家道破落，孩子叫人拐走了，他们住的地方叫十里街仁清巷葫芦庙，他与他的妻子搬到他的老丈人封肃处，丈人看不起他，骂他懒，他晚年非常悲惨，最后就跟着和尚道士走了，他听了“好了歌”就说，我可以解你这个和尚道士的好了歌，他念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笏是什么？就是大臣见皇帝拿的玉，“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就是现在那个破纱又糊在窗上，即穷人的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今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指与薛宝钗结婚，“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指贾宝玉。我看到有一个回目，贾宝玉作了乞丐，抄家，坐牢。“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这个我就不知道指的谁了，但是有一个批注本，就是指薛蟠、贾琏这些狐群狗党，薛蟠就是薛宝钗的哥哥，“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者巷，择膏梁就是选女婿，谁也没有想到流落作了娼妓，这里指的巧姐，你看这个一百二十回本上，写巧姐嫁了个大地主，高颚虽然贬了她的贵族身份，还是嫁给了一个大地主，“因嫌纱帽小，改使锁枷杠”，往上爬，这是写贾赦，贾珍他们，荣宁二府，贾珍是宁国府的长子，贾家的儿子，贾敬出家他就是管家的人了。贾敬出了家，老想当圣人，不管家务，任凭他儿子称王称霸，贾政是贾母的二儿子，贾政的妻子就是王夫人。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内侄女，薛宝钗是王夫人的外甥女，她妹妹的女儿，她是个管家的，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斗争，母党胜利了。因为林黛玉是父党这个系统的，她的母亲就是贾政的妹妹，贾母的女儿。母党父党都争取贾宝玉，但是最后都失败了。“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这是写李纨的贾兰，李纨是贾母的长孙媳妇，贾政和王夫人的长子贾珠之妻，她有一个独生子叫贾兰，他后来做了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反认他乡是故乡”，这说明曹雪芹是汉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地方很明确，到头来汉人为满人做嫁衣裳。
　　贾宝玉游太虚幻境的时候，我看见有正册、副册，这几册都是很重要的。我先举副册的例子，副册的第一个就是晴雯，作者说“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这就说明晴雯这个人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她是个奴隶，“寿夭多因诽谤生”就是说夭折是因为人家诽谤她迫害她的，“多情公子空牵念”是指贾宝玉，她死的很惨。对袭人怎样说呢？“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她这个名字是从一句唐诗得来的，“花气袭人知昼暖”，是偷袭别人的。在正册十二钗都有了，我讲头一钗，“可叹停机德”指的是公元前战国时候，乐羊子是个有名的将军，远征以后，无功而回，他的老婆就不织布了，为的是叫他去求功名，“堪怜咏絮才”指谢道韫，是王羲之的儿媳，谢道韫有“咏絮诗”，这首诗在我给你们的《古诗源》上有。王羲之是著名的书法家，晋朝人，毛主席的字就是吸收他的相当一部分，还有其他人的。“玉带林中挂”，就是黛玉。“金簪雪里埋”就是薛宝钗，作者写到正册上有这么一幅画，画了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有一股金簪，所以他写这么四句话。他这十二钗正册，十二钗都有诗都有画，你看就明白了，不需讲。秦可卿是贾珍的儿媳妇，她不是病死的，是吊死的，也就是她公公和她发生关系，叫她婆婆碰见了，她跟前有两个丫环也碰见了，因而一个撞死，一个出家。书中说了，宝玉看到一幅画，一座高楼，上有个美人悬梁自尽，这诗就说：“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情天就是讲这个人讲爱情的，她跟贾珍有关系，她也引诱贾宝玉，情天情海是说两个情碰到一块了，一定很淫荡，其实是她那个公公坏透了，秦可卿是出身于下层，她的家庭生活和弟弟秦钟靠她公公接济的，是个可怜的人，这个地方就是说，不要说荣国府尽是高尚的子孙，造衅开端，还是宁国府。底下十二支曲也是证明，另外的所谓十二支曲子，实际上还有个尾声，前头有个引子，共十四支，第十二支就是讲秦可卿，作者说，她长得很漂亮，林黛玉长的很像她，又说林黛玉比她更美，晴雯像林黛玉，风姐说的，十二支曲子就是说他为什么写《红楼梦》了。曹雪芹这个人基本上不怎么讲迷信，他在结尾有点宿命论，这大概和他的遭遇有点关系，整个十二支曲子都是每一个曲子一个人，我只讲第一支和第二支，这说明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怎么在恋爱问题上要自由，坚决反封建的。第一支曲“误终身”写道：“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二支是“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第一支曲写贾宝玉对林黛玉跟薛宝钗的态度，第二支曲子是贾宝玉与林黛玉恋爱不成。第一支曲子是混合写的，“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举案齐眉是一个典故，是东汉时的，指的是孟光和梁鸿，他们是夫妻两个，非常恩爱的，一个耕地，一个做饭，妻子给丈夫送饭的时候把托碗的盘子，就是案，举起齐眉，这么恭敬，她的丈夫也是恭恭敬敬的站起来托盘，这里是说虽然讨了薛宝钗，心里还是不平，他忘不了林黛玉，他恨薛宝钗。第二支曲子简单的说就是他们两个人互相爱，作者说他两个心想成双成对的人，但是就不行，就有人破坏。
　　曹雪芹并不是想变天，他是想补天。他有一首诗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他不满意那种官僚制度等等，想去补天，他并不想去推翻王朝，这一点应该肯定，这部书是作者对封建贵族的一首挽歌，他自己说这是“假语村言”。这里头有个坏的官僚，叫贾雨村，贾雨村总想往上爬。那么作者又写了一个叫冷子兴，他是介绍四大家族最厉害的，是一个门子，这是葫芦庵的小和尚跟出去的，到衙门里头作了个门子、门人之类的工作，他知道很多情况。贾雨村做金陵的县官，因薛蟠为香苓打死冯渊，带着妹子扬长而去，贾雨村想判薛蟠的刑，这个门子阻止他，然后就把他弄到后头暗房子里，这个门子就给他说，惹不得这四大家族，在朝里头互相支援，关系多得很，惹了一家，还有另外一家，几家还有更大的亲属，你就完了。他就掏出一个“护官符”来，上头有这样的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是秦始皇的皇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就是史太君）。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王夫人，王熙凤）。丰年好大雪（薛宝钗家），珍珠如土金如铁”。写他们贵族豪华。贾雨村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个门子给他说了香苓就是贾雨村的恩人甄士隐的女儿。但是，他不替她报仇伸冤，香苓的身世只有贾雨村知道，香苓原来不叫香苓，这是后来薛宝钗给她的名字，这就是我对《红楼梦》前五回的理解，不一定那么准确，供你和在座的各位参考。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作家，也是语言学家，他的文学简练，你学中文，就必须读《红楼梦》。
　　《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不记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过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后来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
　　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曹雪芹很博学，他对诗歌，歌赋，医学，绘画都懂。
　　维：江青同志是否认为曹雪芹的多才多艺是无人能与相比的？
　　江：像他这样的文学家很难的，另外他引证历史书籍、诗词、歌赋都是惊人的，他描写人物很简明，历史知识很丰富，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夜就不知引用了多少人的诗词，就考证了很多，我真正考证要查呀，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前面讲的“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这两个历史典故，一出在战国，一出在晋朝。贾宝玉不愿意要功名，说只有林妹妹从未这样劝过他。有次贾宝玉还当面骂薛宝钗，曹雪芹写贾宝玉睡觉了，袭人坐在他床前绣鸳鸯肚兜，薛宝钗去看望贾宝玉，袭人见她来了连忙起身，后在袭人装着有点事要出去，就对薛宝钗说，“好姑娘，你略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薛宝钗无耻地坐在袭人坐过的位子上赞她绣鸳鸯。宝玉忽然翻身在梦中唤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为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很吃惊，但装着没事，她和母党合起来陷害林黛玉和好多大小丫头，凤姐是明的，薛宝钗是暗的，袭人也是暗的，她是特务，她密向王夫人、王熙凤告发别人，因而使别人受迫害，遭受摧残而死。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恋爱就是她直接向王夫人告发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节就可以看出贾府的剥削，夜宴开始，芳官唱曲，她唱了一支祝寿的曲，大家都说“打回去，打回去，把你最好的拿出来唱”，她就唱“赏花时”，“翠凤翎毛扎帚叉，陷踏天门扫落花，恁看那风起玉尘砂，猛可的那一层之下，抵多少门外既无涯”（门外既无涯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诗的末句）“洞宾呀，这戏是要吕洞宾下凡去渡一人上天，你休要再创斩黄龙一线差，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你与俺高眼向云霞，洞宾呀，你得早些回话，迟迟啊，错教人遗恨碧桃花”。这个诗叫“赏花时”，但是谁的曲子呢？查了很久，查到明朝汤显祖，汤是一个大的贵族戏剧家，剧名是“邯郸梦记”，“春明门外既无涯”是唐朝刘禹锡的诗，丞相宅的牡丹，当时唐朝有两个京城，一在洛阳，一在长安，汤显祖是引用刘禹锡的诗，曹雪芹又引用汤显祖的曲。
　　这一回小说与薛宝钗抽了签，签上画着一只牡丹，签下有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宝玉一面听芳官的曲子，一面念叨“任是无情也动人”，但眼看着芳官。
　　黛玉抽了个什么签呢？芙蓉诗是“莫怨东风当自嗟”（唐诗）。探春抽的签是杏花，“天上碧桃和千牛，四边红杏倚云栽，芙蓉走在秋江上，莫问东风怨未开”（唐诗）。探春结尾较好，她是贾宝玉父亲小老婆的女儿。
　　曹雪芹写林黛玉很有学问，但写薛宝钗也是有学问的，有一次过生日，唱醉打山门（水浒传），贾宝玉装着没有听过薛宝钗说里边有个曲子很好哇，词藻也很好，贾宝玉说好姐姐念念给我听听，这曲子叫“寄生草”，是关汉卿写的，他比但丁还早，比莎士比亚早的作品，五个歌剧，它反映了当时蒙族统治汉族时人们的灾难，“寄生草”中有“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发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别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薛宝钗刚诵完，贾宝玉称好，林黛玉说还没有唱“山门”你就装疯了，说明斗争很激烈，彼此用学问斗。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红学家，我只承认我是半个红学家，这场争论涉及到对祖国的文化财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呢？还是采取唯心、形而上学的态度，利己主义、卖国主义的态度对待她？是像奴才一样把她看成带有传记性的小说文学作品？是把她看成批判的现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为辅这样一个高度的文学作品，能够表现中国社会，高度概括中国社会，还是把她搞成真人真事，尽是些觅碎的儿女情长这么一部庸俗的东西。是把林黛玉、贾宝玉写成封建阶级的叛逆，还是把林薛合二而一，把林黛玉和薛宝钗说成没有多大差别。事实上林黛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而薛宝钗却是封建贵族阶级，是封建贵族阶级利益的捍卫者，而是不择手段的陷害人。林黛玉就是她搞死的，她搞死了好几个人，她和王熙凤、袭人、王夫人合起来，还有她那薛姨妈。
　　对于这个评论，有些人一直是不服的，那个时候是在党外，到一九六零年左右，在我们党内就形成了几派了。我记得是一九六二年还是一九六三年，正是这两年吧，我在上海，华东局宣传部长（现在证明这个人不好，有叛变行为，当时还不知道），他有一天对我说，现在北京找到大观园了，好多人去看了，某某负责人也去看了，我说那《红楼梦》要改名了，要改成曹雪芹游记，这个人也是个蠢材，他没有听懂，我不理他了。
　　关于这个部分还要补充一下，在清朝自从他写成书后，就是禁书，越禁越糟糕，大家就抄，不胫而走，抄一部书的几十两银子，为什么那么多的版呢？就是靠的抄本，到了道光年间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有一个大臣，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说要把《红楼梦》当鸦片输出去麻醉外国人，高颚不敢写名字，也是个原因，当然旧社会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他不愿意注他的名字，因为小说当时不是那么好名誉的，叫杂书、闲书。
　　维：当时是否只有《红楼梦》被宣为禁书，还是所有小说都被宣布为禁书？
　　江：不是全是政治上宣布为禁书。
　　维：因为是真人真事？
　　江：因为这本书动摇了当时统治基础。《金瓶梅》在明朝万历年间也是禁书，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写的。《金瓶梅》也是部了不起的作品，是明朝，但因为赤裸裸写两性关系，所以不能与群众见面，即使删去了节本，还是不能入目，当然在历史上还是应该有它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
　　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化斗争，可以说是江青建国后第三次闪光亮相。
　　6、参与反胡风案
　　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胡风问题也是江青先发现的。学者蓝棣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
　　胡风，本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1902年生于湖北蕲春县。1922年终北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7月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初任宣传部长，继茅盾之后任左联常务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1934年秋，因左联一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退出左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活。1936年支持鲁迅提出的“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主张“国防文学”为文艺界联合战线口号的周扬等日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与周扬结怨。1942年5月毛泽东发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左翼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发生意见分歧。居主流地位的多数赞同毛泽东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而胡风及其追随者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1949年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诞生。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胡风被称为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
　　1952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文艺界进行整风。
　　舒芜写了一篇检讨认错的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长江日报》上；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胡风不承认。于是中宣部决定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在《文艺报》第二、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不服，于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这年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总题目的“30万言书”。绕过了与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日面交习仲勋，请他转呈毛主席。“30万言书”主要对立面是周扬，说周扬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日，毛指示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以便展开讨论。
　　1月15日，胡风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希望不要公开印发他给中央的报告，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初步认错的声明，欢迎大家批判。周扬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四月，舒芜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40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
　　6月10日，毛泽东在公布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说：“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升成敌我矛盾性质。
　　毛泽东对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风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用他的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经有多次了”。
　　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毛泽东写了17条按语，其中一条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30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周扬成了晁错，成了“今上”的股肱之臣。
　　后来，从胡风的信件、日记里发现严重问题，日，胡风在家中被逮捕。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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