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辉煌之二：襄汾四大家族实际领骚晋商风云300年
成千上万的“襄汾人”成为明清时代商海中的弄潮儿，终于催生出了数以百计的大商大贾。纵览那部厚重的《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襄汾商人”那举国无双的宏伟业绩让我们不能不叹为观止。
这部100万字的重要历史文献，在收录的18个平阳府“商业家族”中，有8个来自今天的襄汾县域，其中原太平县的占了7个；在收录的25个平阳府的“商界人物”中，有10个来自襄汾，其中原太平县的占了8个；在收录的25个平阳府的“春秋行业”中，有15个来自襄汾，其中原太平县的占了10个……明清时代的平阳商帮纵横华夏，驰骋神州，她不仅以绵延持续500年的壮观场景独步天下，更以同晋中商人“北票（票号）南庄（钱庄）”齐名而享誉世界。
明代沈思孝在其《晋录》中感叹：“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徐珂的《清稗类钞》记录了光绪年间晋中商业大户不过“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如：介休侯氏最多，七八百万两；以下依次是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乔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梁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万两；太谷刘氏，百万两内外。其余如介休冀氏，太谷武氏、孟氏、杨氏，榆次侯氏、王氏、何氏、郝氏等，其各家资产均在80万两至30万两之间。而以平阳府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平阳商帮，其资产均在千万两白银以上。这其中，除过徐珂在《清稗类钞》说的“号称数千万两”的亢氏，“实为最富”外，其他三大家族——师庄（今赵康村）尉家、北柴王家、南高刘家均来自太平县，加上后期崛起的南赵杨家，他们共同组成了名扬海内外的太平四大家族。史学家邱文选先生说，他们都是当时屈指千万，富盖晋南，与临汾亢家并誉为平阳富商集团的太平豪富。各家总的资金不少于千万两白银，是明末清初或更早的名家巨富；是晋南绛、太、襄、临商帮中，财大势大的商界巨子，是全国商界和商战竟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左右局势的实力家族。（《史坛耕耘集·晋乘考略编》，邱文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号称“日进斗金”的师庄尉家是明清时期平阳商帮里最重要的商业家族之一。其从明末靠打铁贩运发迹至清末衰落，前后绵延300年之久，完全打破了古训“富不过三代”的神话，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枝罕见的商业家族长寿奇葩。
在这漫漫300年里，尉家曾经借给康熙帝6万两黄金，作为西征葛尔丹及西部边陲各个部落叛乱队伍的军费。清军平叛凯旋归来，康熙帝感激于尉家的慷慨解囊，“借金还银”，归还白银60万两。清乾隆时期在镇压平定西部叛乱时，需要大量军需物资，国库却一时空虚，乾隆就决定向民间富豪借贷，结果呢，乾隆想到的第一个富商就是山西太平师庄尉家。尉家也出手阔绰，整整借给清政府150大车银子，那阵势真可以用“气吞山河”来形容。清军大获全胜后，乾隆感念于尉家的资助，特封尉家掌门尉嘉为护国员外，还赏赐了一件黄马褂，銮驾护身。
乾隆七年，尉家掌柜尉嘉到扬州视察尉家商号，碰巧结识了以卖画为生的郑板桥，进士出身的尉嘉气质高雅、谈吐不凡，立即获得了郑板桥的好感，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把酒言欢之际，尉嘉邀请郑板桥到他的老家太平县师庄镇替他教育尉家的子侄后代，郑板桥慨然允诺。郑板桥在师庄尉家做了8个月的私塾先生，后奉诏调往山东范县任县令。临走之时，应尉嘉请求，在一幅白绫上挥毫泼墨：“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尉嘉随后花重金聘能工巧匠篆刻在一块石碑上。郑板桥到范县上任后，还和尉家保持着书信往来，并于乾隆十四年为尉嘉书赠了“难得糊涂”真迹墨宝，劝尉嘉看透世事，不要锋芒毕露，要量力而行。尉家这时候已达到了生意发展的鼎盛时期，门面、店铺已经扩展到清朝全部18个省的13个省份，“师庄尉家”的招牌也随之遍布大江南北。
北柴王家经商起步于清初，并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王太来后第五代王协、王勋癸卯科考中举人，捐官擢刑部员外郎时，逐步达到了王家生意的鼎盛时期。乾隆两次南巡，专门指定王家承办接驾差务，不但赚了个盆丰钵满，而且受到乾隆赏识，并礼遇朝廷重臣和珅。精明强干的王协抓住这两次难得的机遇，认真办事，曲意逢迎，结果左右逢源，平步青云，一步登天——终于跻身“官商”高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权利。
王家从此在政、商两界如鱼得水，一帆风顺，真正走上了以官护商、以商养官的坦途。不久，王协就获得了承办山西河东盐务的肥差。王家趁机斥巨资购得河东盐池（今运城盐池）私卖股权，在两淮江浙一带大量开办盐店、盐号，如淮南、淮北、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各大城市，“北柴王家”招牌星罗棋布，几乎垄断了这一带的盐业运销贩卖业务。邱文选《史坛耕耘集》记载，王家每年因此获利数百万两白银。
王家由此迅速暴富，成为乾嘉年间晋商中仅次于平阳亢家和师庄尉家的大商大贾之名门望族。
乾隆年间，皇太后60岁大寿时，王家出手阔绰，耗数十万两白银豪购大批奢华寿诞礼品，装载在几十辆马车上，同师庄（赵康）尉家一块，浩浩荡荡地送往京城，红红绿绿地一大溜摆放在王府井大街上，珠光宝气，显尽富贵本色。民间传说，此次给皇太后贺寿，师庄尉家贺礼摆放在西单大街上，还有广东卢家的寿礼陈列在东单街上，三家大商大贾互相攀比，前后左右遥相呼应，誉满京城，轰动天下。从那时起，北京的王府井、西单和东单三条大街就逐渐演变成了摆放寿礼贺品的地方。王家当时财势之大可见一斑。
嘉庆五年，即日，山西巡抚伯麟给朝廷上奏折曰：太原等府州之绅士、候补知府王协、举人尉维模共捐银218.38万两以备凯旋赏賚之需。其中北柴王家王协和师庄尉家尉维模各捐了50万两银子。值得注意的是，该奏折特意点出“候补知府王协”和“举人尉维模”两人名字，充分说明了尉王两大家族的在晋商群论中的领袖地位。这“50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根据《太平县志》载，当时，太平县衙门的捕快、轿夫、门子、皂隶等普通“公务员”的年收入是6两银子，太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是区区5.8万两银子。50万两银子，那就相当于一次捐了8万多名普通“公务员”一年的收入或者是9个太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
南高刘家，崛起于明代末年，并在民国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刘家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三百多家字号，并在河南辉县和家乡太平等地置有两万多亩土地。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说，“清末，山西襄汾人刘氏家颇富，财源极广，有刘百万之称，除土地外，商店、盐店有三百余处……”
南高刘家在山西，乃至全国创建了很多令后人惊叹不已的“之最”或“第一”：
南高刘家建立了山西最早的票号。不少史料公开宣称，中国第一家票号是道光三年（1823年）在平遥创立的日升昌票号，这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误读。太平刘家的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又于清咸同年间改为银号，并早已执行汇兑业务，实已成为最早的票号，从创始年代和经营规模皆为晋商最早、最大的金融经营资本之一。
南高刘家建立了山西最早的电力企业。山西最早的电灯公司，是南高刘家掌门人刘笃敬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太原市南肖墙今电力公司院内创办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如今那座斑斑驳驳、高逾50米的电力水塔还傲然屹立在天空中，向世人展示着她历经百年风雨的沧桑之美。
南高刘家是山西第一条铁路——同蒲铁路的奠基者。1911年，群伦公推刘笃敬担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他为同蒲铁路建设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同蒲太原——榆次段建筑工程，为1933年同蒲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笃敬是整个中国商人群体中最具有骨气和正义感的标志性人物。1898年9月，“戊戌六君子”问斩，在“六君子”家人都不敢到现场收尸的情况下，刘笃敬大义凛然，冒着生命危险，将杨深秀装殓后亲自送回闻喜老家，时人莫不为之耸容动色、敬畏诚服。
刘笃敬是同时期晋商中最卓越的代表人物。1905年（一说1907年）到1916年之间，刘笃敬一直担任着山西商务局总办和山西商会会长，执山西工商界牛耳达11年。1906年，他和渠本翘以大无畏的勇气共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山西保矿运动，挫败了英国福公司掠夺山西煤矿的阴谋，维护了民族大义，彰显了其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他还投巨资于其他现代纺织、矿业、盐业、交通和教育事业，成为山西最早走上现代民族工商业和山西近代史上兴办实业的著名代表人物，受到中外政要、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的拥赞和爱戴。1912年3月孙中山到山西考察时与山西各界人士合影，刘笃敬同阎锡山一右一左地坐在孙中的旁边，尽显儒商风流本色。
渠本翘与刘笃敬几乎成为晚清山西的两个标杆性人物。但在“严格意义上，渠本翘在实业上的投资要少于刘笃敬，1902年渠本翘与姻亲乔殿森等人合资，接办濒临倒闭的官办火柴厂——晋升火柴局，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其投资额仅白银五千两，只及刘笃敬创办的太原电灯公司融资规模的六分之一。有可能渠本翘拥有进士光环，曾是山西收回路矿权运动的一号人物，尤其被清廷授以‘典礼院直学士’头衔，当然还有祁县城内的渠家大院依然保存完好，所以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远在刘笃敬之上。所谓‘渠家大院’，缘于今人的习惯性称谓，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当年的主人在祁县县城内建有40个院落，人称‘渠半城’。整个建筑群总面积23628平方米……整座大院宏伟庄重，高峻威严，气象森然，为全国少有的五进式穿堂院……但对照于‘刘家拥有深宅大院90多座，房屋1200多间，花园4处’的记载，笔者只能说‘渠家大院’是小巫见大巫，只可惜刘家建筑群已被人为毁坏，而当地至今也没有修复计划，致使其曾有的辉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另眼看晋商》，李永福著，同心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9页）
刘笃敬于1920年去世后，在上世纪20年代，南赵杨家继之又以令人炫目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家崛起于明末清初。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洋货、洋钞，年富力强的掌门人杨世堂机智应变，在和洋商的周旋斗智中，拿捏住了洋商的七寸，巧妙地夺得洋商在西北的总代理权——在风雨飘摇的民国初年竟然取得了洋商的巨额资金，又得到了洋人的无形保护。杨世堂除过在陕西、甘肃和青海三省又陆续设立一些商号外，又分别利用洋人的资金在西北多地创设了大量的世字号商铺。至1921年，各种经营店铺林立于陕、甘、青、宁四省70多个县市，杨家“货通天下”的生意浩浩荡荡地大规模开展起来。杨家世字号把各地收购来的大西北土特产，源源不断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数不清白花花的银子也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杨家鼓鼓囊囊的钱袋子里。如此妙策，既大幅减少了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重大损失，杨家世字号由此也获得了丰厚的巨额利润，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西北商界巨魁。著名书法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郑家溉曾在《汾城杨君墓志铭》中写道：
能择人而任时，不数年间，遂至钜万。于西陲数省交通往来之地，设肆殆徧……河东道尹詗知君能，委以实业调查委员……自湟源归，众议稍缓西行，君仍不乐无事，遂于汾、绛两县倡办工商各业。今新绛有大益纺织及燮和火柴两公司，规模宏大，皆君与一二巨绅经始……
杨世堂除过投入巨额资金开办燮和火柴厂和新绛大益纺纱厂外，还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和古城开设了药铺、粮店，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
杨家的民族大义情怀和辉煌业绩让时任甘肃省省长的薛笃弼先生也心悦诚服、刮目相看，后将女儿薛宝婵许配给了杨世堂的二儿子杨得铨。杨得铨先后就读于辅仁大学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投入商界，先后在香港与美国成立了赫赫有名的耀青国际有限公司，同时经营多种业务，生意做得也是蓬蓬勃勃.风生水起。
杨家一步登顶，在晋商纷纷破产倒闭的严峻形势下，逆流而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唱出了在中华大地上辉煌数百年最壮丽、最烂漫的晋商绝响。
我曾在《晋商的绝响》一文中感叹：
假如说，晋商中没有了太平杨家杨世堂，我不知道波澜壮阔的晋商史会怎样书写晋商的爱国主义和在同洋商争斗的逆境中绝地反击的大智大勇。
假如说，晋商中没有了太平杨家杨世堂，我也真不能想象，在1916年后如排山倒海般纷纷破产倒闭的晋商全面衰落时，那样毫无亮点的悲剧该让人感到多么沉闷和单调。
所幸，有了太平杨家杨世堂的横空出世，才让我们看到了晋商绚烂绝响后的悲壮谢幕。（见日《山西商报》第七、八版）
（未完待续））
首发于2014年第二期《丁陶春秋》，连载于-16日《山西商报》，原标题为《湮没的辉煌——那些远去的“襄汾商人”。本次发表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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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闲话清代太谷晋商十大户
&& （今天儿子问我，“侯城”为什么取名“侯城”我回答不上来，在网上查，查到了太谷名的来历和太谷的晋商，值得骄傲，但却转载不了，只了复制下来放在博客里让大家都来了解太谷）
清末山西民间盛传太谷为“金太谷”,呼之谓“小北京”。
　　民国年间著名经济史学家卫聚贤先生曾说:“山西金融之中心,确系太谷。
　　民国太谷县知事安恭己为《太谷县志》所作序文中说:“谷人自有明迄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
　　民国十五年(1926年)出版发行的、由山西省教育厅编辑的商业课本中称:“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
　　孔祥熙的夫人、太谷的媳妇宋蔼龄女士向美国友人说起太谷时,把它称作“中国的华尔街”。昔日的太谷,商业怎样繁荣?何以就成了“金太谷”?当代太谷青年一代,根本不清楚，就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仅是道听途说,略知一、二而已。当前,对于太谷晋商的历史文化,急需挖掘、探微,有待破译和解读,在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传统文化研究的今天,尤为必要　　
实际上,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时,太谷人普遍能说出太谷城内的四大家族和乡村的四大户。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试作一肤浅追寻。另外,把近年来,晋商研究中已经闻名的沟子村员家和南席武家,也列进来,凑成十大家,略作介绍。这里,不过是抛砖引玉,热望有识者能介绍更新鲜的资料出来,以飨太谷父老乡亲。
一、城内四大家族
　　据县志办曾搜集的资料云:过去,老早以前太谷的四大家族是:党、杜、吴、白。到了晚清,老百姓知晓的却是:孙、赵、武、孟。
　　孙家,城内东南维住家。据《孙有询墓志铭》介绍:“先人自秦迁谷”,发展成太谷望族。到清咸丰年间富有程度居全省之冠。咸丰三年(1853)十月,有个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的官员章嗣衡向皇帝写的奏折中,列举了晋商富户的一个排名榜,位居榜首的就是太谷孙家,“富约二千余万两(白银)”。此前,太谷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修鼓楼,全县大小商业字号和富户都捐了款。据“道光鼓楼书名碑记”记载:当时的县太爷叶菁华捐银100两。而孙家的孙阜昌、孙椿年两人各捐200两,合计400两。此外捐银200两的还有三人,是郭文渊、曹七合和阳邑合镇。曹七合就是今日人们共知的三多堂,合全族之力,捐了200两,而阳邑全镇是合全镇之力,捐了200两,孙家自然是当时的太谷首富。
　　至于孙家经营什么?怎样发家?我们也不大清晰。只知道:明代孙家出了个进士孙廷夔,曾供职北京宫内,是个大孝子,其母患妇女病,为治母病,从皇宫大内将“定坤丹”的配方偷了出来,在自己的家庭药房———“保元堂”配制、生产,这便是定坤丹传入太谷之始。至于孙家是否靠药材业起家?还经营过什么生意?笔者真得说不清楚,但肯定,全国各地、大江南北都有过孙家的铺、号,是晋商中一大巨族。而给鼓楼捐巨款的孙阜昌,还可以说道两句。此人不仅富有,出手阔绰,而且是个酷爱书法的人。他收藏名家墨迹,更有兴趣刻碑上石。人称“白石傻子”。他把自己收藏的碑、帖汇总起来,命名“听雨楼法帖”,全部刻成石碑,陈列于家中花园碑廊下。后来,孙家败落,榆次常家也爱好书法,便购买到常家庄园中去了。现在,常家庄园中的听雨楼法帖,就是从太谷移去的。有一些还保存在山西省博物馆内。
　　说到孙阜昌,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孔祥熙当年任“铭贤学校”校长时,经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述。据说,当初孙家盖房子时,用了“汉白玉”石材。这在当时有僭越皇宫用材之罪,有人告发到朝廷,皇上派御史下来查处。孙阜昌得知消息,赶紧活动,上下打点。总算买通了关节,但事情总得给皇上有个交待。于是,暗中说好到开庭问案时,孙阜昌当庭装疯卖傻,只说自己认不得汉白玉,只当是白石头。于是,白石傻子的故事,也就流传开了。
赵家,就是著名书法家赵铁山的家族。赵家祖籍交城,其先祖赵永祥迁居太谷东北维田家后,传至赵秉智开始经商。到赵铁山的父亲赵维周时,赵家的生意已经做的很大。主要商业在南方,总号徐州,号名叫“义聚公”,经营典当业,初与武家合资,两家关系世代和好。赵家在彭城还设有“谨丰典”当铺、“树慎成”钱庄;砀山设“公慎栈”、“笃慎昌”粮栈;上海有分号“元丰得”;太原有“晋升栈”酱园;太谷城内则开设有“晋丰得”花布行和“义全得”咸料行到赵铁山时,父亲和兄长都鼓励他读书,求取功名。赵铁山果然不负重望,在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考中(宣统元年,1908)蟾宫折桂,榜列一等第一名,分吏部,后改农工商部,任庶务司主事。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铁山也无心官场,便回到太谷,再未出山。一生以诗、书为乐事,成为大江以北书法第一大家。
　　关于武家,笔者也说不清究竟应指那家?因为,有据可查的闻名的太谷武姓,有北大方巷的武和南关武家花园的武,不过据《武氏家谱》记载,太谷武家好象都是从陕西迁来的;或许,原本就是一武。北大方巷的武家,有一位商业发家祖叫武兴光(1766———1835),现存其墓志铭中说:“武氏自前明由秦迁居晋之太谷,今数百年,族大而盛,支派繁衍,散处城乡间”。可见武姓在太谷是一大族。武兴光经营商业名声很大,成绩斐然,武家成为太谷巨富;他在太谷做了不少公益事业,但墓志铭没有具体描述他经营商业的细节,所以,不便胡乱叙说。
　　至于南关武家花园的武家,今年,武家后人出版了一本《武家花园》的家谱,图文并茂,记载很详细。书中说:武家花园的武氏祖籍陕西韩城县,元末,武景旻迁居太谷,后辈经商起家,但清初商业遭受过挫折。到武洋掌家时,家业再振,建起武家花园。他家的生意也是遍布全国,开过当铺、钱庄等,和赵家关系密切。清末,有位武尧卿和赵铁山是同榜拔贡,曾参与本省矿务,在山西商界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说到孟家,也是太谷遍布城、乡的一大望族。城内主要占据城南部,东南维、西南维都有其院落。现在开发的孔祥熙宅院,其实就是孟家祖产;是孔祥熙民国年间向孟家购买的。而现在的山西农大,原来的铭贤学校,就是由孟家的一处花园,扩建而成的。据《孟氏头股第一支家谱》记载:孟家祖籍山东济宁。元代至正年间,孟仲明迁居太谷。以后,在太谷发展壮大。孟家商业的发展,笔者也说不太清楚。但从乾隆年间人孟启周为家谱写的序可知。孟启周十六岁上到舅父的“天益号”商铺习商。家业慢慢发展起来。至于,经营什么,不得而知。但孟家经营过银炉,当是千真万切的事实。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序言中说:“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
　　孙、赵、武、孟四大家族,限于资料,笔者只能提供这些了。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未被当代人认识的著名晋商巨贾。在晋商文化研究成为显学的今天,确实很有必要对其经济发展史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
&&&&二、乡村的四大富户
　　太谷乡村的四大户,就是人们熟知的“北洸曹家,上庄王家,白燕张家,东里乔家”。
　　北洸曹家,自“三多堂博物馆”开发以来,介绍曹家的书籍、刊物越来越多。研究和关心晋商的人对它并不陌生。曹家怎样来到太谷?怎样发家?富裕程度如何?有那些成功的经营之道?程素仁和程雪云先生合著的《太谷曹氏家族》一书,介绍的很清楚了,这里就不再费更多的笔墨赘述。
　　至于上庄王家,八十年代末在县志办工作的梁才先生就写过《太谷四隆堂的兴衰概况》,做过扼要的介绍。今据《王兆惠墓志铭》可知:王家“始祖讳明达,宋末时由闻喜迁居太谷之上庄。十二世王成恩时就有在河北韩城开车马店,因遗失爱马,失而复得,获银致富的传说。到十七世王标时,他家在韩城车马店“宁远号”倒贩粮食发了财,到他儿子王希兰时,在北京到沈阳许多都开设了不少当铺、钱庄。王希兰注意交结官吏,掌握信息,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形势紧张,制钱贬值时,大量兑换制钱,待太平天国失败,制钱升值时,又兑换成白银,因而,大发其财,成为太谷人所共知的巨贾。
　　对于白燕张家,笔者实在缺乏资料。前年,县文管所李希军同志告诉我,白燕村尚存一块张家的“后土碑”。我于是亲去考察了一回。那是一块记述张家祖坟修建牌坊的纪念文字。从中可以知道张家也是明初从陕西迁来太谷的。后经商发家,以出了不少读书人,有功名的人。张家经营商业的情况,笔者委实不甚了了,从县志办现存资料看,清末,太谷人口头常说的“东锦全,西万聚,当中夹着元生利”之“锦全昌”就是张家在太谷东街开办的“夏布绸缎庄”,而“正心裕”就是张家的银号,另外,民国年间,著名药商“广升蔚”,因经营不善,频临破产,张家联合其他几家大户,出资入股,拯救了企业,并改名为“广升誉正记”。当然,在外地,张家也有不少企业,因为,不了解情况,只能谈这些了。
　　至于东里乔家,笔者只闻其名,没有接触过有关资料,了解的情况十分有限。据冀尚宽先生提供的资料,乔家自元朝末年(1341)因老家浙江绍兴遭水灾,迁来太谷范村(时称东安村),后又迁居东里,以种地为生,世代务农。到乾隆二十八年(1764),乔家十四世乔万金只身到东北谋生,先给人打工,后来自己磨豆腐,开豆腐坊起家。然后支烧锅酿酒,渐渐发起来。在东北开设了总号、分号100多座。著名的有港儿台的“广福生”,金江屯的“广益当”、“广裕永”,辽宁的“广秦公”,八面城的“聚源益”;此外,在朝阳城、法门库、三江口、老城镇、太原也都开过字号,太谷则有“利源昌”、“庆丰源”“井泉昌”等,因而,乔家也就成了太谷农村的一大豪富。
三、沟子员家和南席“人参客”
　　除上述八大家外,近几年的晋商研究中,人们还关注沟子村员家和南席武家。
　　沟子村员家其实在太谷还是发家较早的一户。早在明代,员家已经发迹,主要生意在苏州、广州一带。清初,员家出了个员成望,年青有为,康熙年间,他在广州开办了“志成信”苏广绸缎庄,另一说他直接开办的就是“志成信”票号,而且有顾炎武、傅山为其策划的传说。如果此说属实,山西第一家票号,就不是平遥“”了,而是太谷“志成信”。现在尚无定论)员家的票号即便不是山西第一家票号,是太谷第一家票号是毫无问题的。员家发家早,衰落也早一些,咸丰、同治年间员家九门、十门发生的争家产“猪血案”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无论如何员家是堪称太谷一大巨贾的。
　　南席武家,笔者也不了解更多资料。但“人参客”的故事是熟为人知的。“人参客”叫武贵亮,是没爹没娘的苦孩子,靠姐姐、姐夫供养生活。十六岁上,他立志要自己闯一番事业,听人说:东北人参很值钱,就想到东北去挖人参。姐姐知道他的想法后极力阻拦。于是,他就背着姐姐、姐夫,在一文钱盘缠没有的情况下,不辞而别,只身闯关东。一路乞讨,进到长白山里;人参是挖到了,但清廷严禁贩卖人参入关。无奈之下,武贵亮把人参装在棺材里,假扮孝子送父灵回籍,闯过了山海关。首次贩参的成功,使武贵亮有了经验,也赚了一大笔钱。他靠金钱打通山海关官员,取得以后通关的便利。成为贩参起家的巨富。武贵亮发迹后,在南席盖起了五处楼院,在东北开了字号,成了太谷的又一家巨贾。清末,武家曾聘用过一位家住的教书先生刘大鹏,此人有个记日记的好习惯。在他的日记里保留了许多太谷的商业资料,是一份难得的史料书，书中也可看出武家当年的辉煌。
关于太谷清末的十大富户,零零星星,就能提供这些了。实际上,太谷的大富贾绝不仅这十家。人常言:“阳邑肚(杜)大,里美庄腰(要)粗”。杜家和要家固然是人多族大,其实也曾经是巨贾,只不过,我们不了解人家的商业发展情况罢了。另外任村贾家历史上也很有名声,究竟情况如何,也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发掘。太谷的晋商研究,其实还是块处女地,重视它、开发它、探究它,不光是为了怀旧,它对太谷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传承、借鉴、启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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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山西晋商八大家，临汾亢家排第一！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
1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2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
3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
4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
5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
6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
7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
8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
1、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讲述的是一部商界英雄的故事。而该剧的主人公则是山西祁县乔家堡著名商户“乔家”的第三代乔致庸。乔致庸的一生穿越了大清王朝的晚期，他以乔家这一中的家族事业为舞台，怀抱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梦想，为实现自己青年时代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在与其他商家、与家族内部、与达官显贵、与朝廷，乃至与土匪之间一场长达一生又无所畏惧、错综复杂的斗争。乔致庸凭借自己的勇气才智和骨子里透出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终于使他战胜了一生中数不尽的劫难，晚年时代终于让乔家成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巨商，为民族商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2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3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4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淫逸。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5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
　　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6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7、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8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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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家据说是亢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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