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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构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
中国需要自己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要寻找比更好的替代指标体系，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能不能发展一个自己的指标体系？哪怕不是为全世界，只是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出一个替代指标体系。除了不丹和泰国以外，亚洲地区还没有提出一个有吸引力的指标体系，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萨科奇的法国指标体系，总的感觉是比HDI好，比GDP好，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毕竟绝大部分参与者来自法国与美国，他们对第三世界的考虑可能比较少。萨科奇指标体系的追求本身是好事情，但我们不能太轻易地拿过来就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指标体系可能不完全一样。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指标体系，也许在其本国特别适合，但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的，我们不清楚。
我们需要寻找一套自己的替代性生活质量指标。从中国现实出发，我们知道GDP本身是不可靠的东西，不一定能改善人们的福祉，但是，怎么发展一套符合中国、东亚的具体情况，重视家庭，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指标或者思想方式，这方面仍然缺乏真正的讨论。
先讨论什么是好的生活
要想改善大多数人而不是生活最好的那些人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要先从哲学、社会学意义上思考他们的生活、诉求、生理和心理状况，先要思考这类不可测量的东西，思考应该怎么做。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以后，再来找可测的指标。指标是必要的，但先要解决目标和方向问题。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社会，在各种情形下，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生活？
简言之，我们要探讨如何给大多数人一个好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应该让大家而不仅仅是专家来参与讨论，究竟什么是好的生活？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基本共识以后，再来找指标，再来衡量哪个地区做的比较好。第一步讨论可能是最重要的。专家的意见很重要，但有时候未必想得到一般民众会碰到什么问题，无法想象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些人认为越富有越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普通民众关心的可能是他们的生活，也可能是更多别的问题。专家比较好的地方是他们可能有历史比较和跨国比较的能力，这可以弥补老百姓的生活经验，这样的互动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能够把这场讨论展开，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先不用急于拿来一套指标，运用在中国的各个方面。
平等是理想生活的重要基础
从理念上讲，幸福与平等关系比较密切。如果平等本身就是生活质量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包含在理想生活方式里面。它们不是相关关系，而是包含关系。民主与幸福的关系也一样。如果我们不把民主简单地定义成竞争性政党之间的竞争，而更注重大家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把民主变成中国指标体系之一，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讲了党争让人们不幸福，成天勾心斗角，看报纸心里也烦，很多人不愿意投票也是因为心里烦。如果民主的定义就是党争，很明显，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美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幸福，这时候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就是负相关。
我们换一种方式定义“民主”，大家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间去，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变成好的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看到，即使在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大量决策过程中，也很少看到不同阶层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在关系到日常工作与生活的领域尤其如此。而且平等不仅仅是收入平等，比如财产的平等、所有权的平等，还有社会地位的平等，等等。
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得好的地方，往往被人忽略了。印度有很多促进男女平等的NGO，人们可能会说印度重视平等。但是，我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这是因为印度太不平等了，所以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东西。有位印度学者送给我一本谈NGO如何促进男女平等的书，其中给出印度测量女性地位的两个指标，一个是女性是不是骑自行车，一个是女性在家里参与不参与管钱(他们用的词是“参与”，还不是“掌控”)。这两个指标在中国人听起来，可能是很荒唐的事，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却是实实在在的指标。
这样回头来看，中国的进步非常大。因此，我们要先发展一套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指标，然后再想东亚地区的，再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用这个思路来做的话，也许我们会有所贡献。
目前中国最大的现实之一是人口迅速流动，人口迅速，很多城市的老城区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人口的20%。人口的流动有其好处，从经济学角度讲，要素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但人口的流动会使得家庭关系疏远。
人的流动如何才能不割裂亲情、友情？如何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如何保障他们的收入和人际交往需求？然后社区如何鼓励互相交往，包括就近就业、混合居住？然后在更大的社会里边，如何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方方面面的平等？我们的指标体系要考虑如何涵盖这一套内容。
政策及其评估须以家庭为单位
政策的出发点，究竟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结果非常不一样。比如，中国现在老年人很多，如果全部变成社会化养老，一方面要割裂传统上很重要的亲情，一方面成本非常之高。西方可以走这条路，中国能不能走？又比如，现在中国的家庭一般都是很小的核心家庭，如何使得家庭三代之间有更多联系？
住房等问题不仅仅是资金问题，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现在的住房政策考虑的主要是人们有没有地方住、住不住得起的问题。毋庸置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仅仅这样设计住房政策，就会忽略房子的社会功能。例如，我们现在的住房政策还完全没有考虑到人们养老的需要，没有鼓励一家人跟老人住在一起。老人和子女不一定住在一套房子里，住在附近也可以。其它一些客观指标也需要这样来考虑。我非常赞成以家庭为单位，也许还可以有更多的指标，来鼓励这种社区建设。
比如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一些社区，一些房子较大的家庭，老人很快就过来了，从乡下来，从小城来，但他们都住在深圳相当好的社区。这种现象在香港是看不到的，香港人即使老人在同一个城市，也不会住在一起，他们满足于每个礼拜在一起喝一次早茶，其余时间并不住在一起，来往不多。内地的家庭传统比较深入一些，子女稍微成功一点，买个大点的房子，就都把老人接来。香港家庭不住一块，香港也不可能住一块。香港90%的家庭住在建筑面积65平米左右的房子里，使用面积大概是50平米。香港为什么餐馆总有那么多人，因为大家不能在家里聚，只能去餐馆。香港不是没有地，其实香港有地，把房价搞那么高也有地产商的原因。
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是相当好的，考虑了几代人的问题，考虑了不同种族的融合问题。它现在的住房自有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90%的人住在公共组屋里面。社区里面有各种体现社会功能的东西，城市规划和社区设计都有社会理念在里面。
中国能不能像新加坡那样，住房政策、收入政策、福利政策都以家庭为单位？这些方面都跟中国特殊的东西连在一起，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指标之一？尤其像五千多万留守儿童，他们的家庭收入提高了，各种客观指标提高了，他们也许幸福，但生活最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即使解决了户口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能不能让流动人口以家庭为单位流动，仍然非常重要。
社区空间要鼓励人与人交流
社区建设也要从建筑社会学的角度考虑，从空间分布上鼓励人与人的交流。建筑社会学学者发现，过去人们彼此来往比较多，原因是很多生活必需事务是在共用空间中展开的，例如厕所、厨房都是共用的。现代房子大了，大家可以不必共用，互相来往的必要性大大减少。很多新社区的设计也希望搞得人性化一些，比如有林阴道，但人们很少在这个地方驻足，很少停下来交流。人们邻近的阳台，或者在楼道里碰到的时候交流。现在建筑设计很少考虑如何促进人与人的交流，政府建筑标准也没有列入这类内容。社会学者也注意到现在的设计更倾向于不让人交流，导致人们不愿意交流。
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布，应该能够促进人们的来往，而不是阻止人们互相交流，这样人们的幸福感会提高很多。很多与亲情、友情有关的东西都不是经济因素，但都跟人的福祉有关。我们的政策设计和社区建设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些内容融合进去，如何在我们中国的指标体系中体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亲情、友情。
中国以前很多社区放露天电影，最近发现深圳等一些地方也重新开始了，这种东西非常有利于大家互相来往，有利于孩子互相交往。在社区里面，大人跟大人之间之所以交往，往往是因为孩子在交往。这在美国一样，全世界都一样，孩子一起玩，大人一起聊。如何在空间分布上做这种安排，方便这种交往？有必要思考一整套符合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的机制。怎么测量亲情、友情，如何创造增进亲情、友情的环境，都还需要做大量研究。
混合居住有利于平等和民主
中国的传统社区如胡同、四合院，人们住大杂院的时候矛盾很多，大家都恨不得赶紧搬走，但一旦搬出来，又非常怀念那个环境，因为人际关系很亲近。
再一种就是单位社区。很多单位社区其实只是个居民楼，只不过居民工作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他们和下属都在这住，领导可能住得稍微大一点，这实际是一种混合居住。现在领导都住别的地方去了，住别的社区或别墅去了，更重要的是工作关系和接触关系割裂了，这样使得人交往的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第三种是商品化住房的封闭社区，这里面的人交往是最少的。有一些研究比较了北京这三类社区，结果很清楚，封闭社区的居民相互往来最少。
这类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建立替代指标是有用的。其实全世界有封闭社区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多。美国比较多，大概是从1980年代以后开始发展的。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封闭社区是好的指标还是个坏的指标，这是个问题。现在北京郊区农村已经封闭社区化，进村有保安检查。
有社区的地方越民主越好。在混合社区，大家有一种平等感，这有利于民主。可惜我们这种模式在慢慢消失了，而不是越来越多。不管是学者也罢，官员也罢，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一方面。
传统体制中合理的东西不该抛弃，比如，我觉得单位制抛弃得太干净了。有些地方还存在单位制，比如大学、政府机关。现在很少有人反思这些问题，部分城市规划研究者开始在反思，开始思考社区建设能否借鉴单位社区，但还没有变成学术研究的主流问题，还没有变成政策思考的主流。这是问题所在。我现在不是说它就一定是对的，但至少要有人研究，有人去观察，有人去思考。我们对比三类社区，就能看得非常清楚，与商品化住房社区相比，单位社区在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信任指标上要好，单位社区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也会比较高，而且更可能是民主的参与。
政策最大的负面效果是出现贫民窟，所以要提倡混合居住。空间分布上怎么做混居需要研究，这方面的政策研究非常少。北京出台混居政策至少四五年了，规定每一个小区里面多少比例是给廉租房的，很多城市的住房政策里也有类似规定，但实际效果是不是如此，空间分布上是不是做到了，现在还不是太清楚。
我们现在恐怕还没有真正考虑这些问题，现在还在解决穷人没有地方住的问题。但美国，以及北欧一些地方，廉租房最初也只是考虑给穷人住，结果带来一大堆社会问题，最后不得不拆掉。最明显的例子是芝加哥给穷人盖了一些房子，结果非常糟糕，最后都炸掉了，因为变成犯罪场所了。只是给一个房子，而不考虑其他社会问题，不考虑社会功能的发挥，不考虑混合居住问题，社区贫困就会变成持续性的，一代又一代，无法改变。
向理想社会的方向努力
大城市如果按照现在的城市规划做下去，是比较难改变的。城市规划界有些人在批评这一点，但他们往往跟社会科学界没有什么来往，这是很大的问题。社会科学界不理解、不太读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著作，反过来也是一样。以前《读书》里面有些文章是城市规划界的人写的，我觉得写的挺好。
美国的公共交通很糟糕，跟汽车行业的政治游说有很大关系。鼓励郊区化，把商场盖在城外，让有车的人去方便，然后有点闲钱你就往外住，城市环境空心化。很多人买不起车，要坐公共汽车，对他们来说坐公共汽车上班是非常痛苦的，一天就那么几班车，上班就非常困难，你这班车赶不上，等下班车就很麻烦。
有人做过研究，美国的社区跟英国社区不一样。比如美国很少有人说“我是工人阶级”，他说“我是中产阶级”，这是美国意识形态传递的一套。你到英国会发现，很多英国人说自己是工人阶级，因为英国的社区往往是在一起工作的工人还住在一起。而美国是尽量逃避同事。其中有隐私问题，一起工作还可以，下班后就尽量离你远一点。美国社区的陌生化很明显，有两个工具使得人群分化，一个叫俱乐部，有些富有社区至少有几个俱乐部，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因为会员价很高，实际上把其他人都排挤出去了。另外一个是房价，贵社区、贵地段穷人是没法进去的，这一点很清楚，靠房价区隔开。这个跟公司没有多大关系，跟意识形态渗透有关系，很难形成英国那样的社区。
中国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间，还有机会朝理想社会的方向发展，如果转型再走二十年，一切都定型了，一切都凝固了，再回头就很困难了。一旦空间形成定势，你再想改变就很难。它会变成刚性的，会自我强化。
早期哲学很重要的讨论是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现在中国哲学家都讨论西方人的东西，谁谁怎么讲的，他们讲的很重要，但什么是好的生活，中国真正对这个问题做独立思考的很少。什么是值得过的好的生活，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大家可以在一起开个务虚会。先务务虚，有哪些东西需要搞清楚，有些东西该怎么讨论，媒体对社会的贡献也体现在这方面。
(欧树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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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内蒙古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分析
居​民​生​活​质​量​的​内​涵​包​括​人​们​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质​量​两​个​方​面​,​涵​盖​客​观​领​域​的​生​活​质​量​和​主​观​领​域​的​生​活​质​量​;​既​包​括​个​体​的​感​觉​,​也​涉​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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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化与生活质量
　　周长城，1957年生，现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武汉大学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会员，国际经济与社会研究会会员。长期从事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等多项，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先后多次到国外进行合作研究、参加国际会议和进行学术访问。
　　一、现代化的理论视野
　　什么是现代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我们认为现代化至少包括以下内容。首先，现代化是指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并起着主导作用，其衡量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和三个产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根据罗斯托的观点，使社会具有经济上自我持续增长能力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有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提聚集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阶段和高额消费阶段。在经济的起飞阶段，生产投资率（当年的工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5%以下上升到10%以上；同时有某个或某些生产部门呈现高速度的增长，成为先导部门；存在或很快出现有利于促进现代化成分的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其次，现代化是指社会的结构发生分化，社会的功能进一步专门化和社会整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在政治、教育、宗教、家庭和社会阶层方面发生根本变化，在政治领域中，简单的村社权威系统让位于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和科层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教育领域中，减少文盲，增强经济生产技能；在宗教领域中，世俗化的信仰系统代替传统的宗教；在家庭领域中，扩展型的亲缘纽带失去控制作用；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上，地理和社会的流动趋向于失去固定的、裙带关系的等级制度。最后，现代化是政治结构革新和政治参与扩大的过程。显然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应包括上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然而如果在一定情形下讨论武汉市的现代化，那么经济现代化显得更为重要。然而，无论如何，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下面我们首先从经济现代化开始，就现代化与人民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一)经济现代化艾森斯塔特认为从经济变化的角度谈论现代化，其表现如下：(1)非生物性动力取代人力作为生产、分配、运输和通讯的基础;(2)经济活动与传统环境相分离;(3)手工业工具逐步为机器和技术所取代;(4)高水平的技术必然导致门类繁多的第二产业(工商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增长,它们在数量上超过第一产业(天然生产业)；(5)从事生产、消费、市场活动的经济角色和经济单位日益专业化;(6)经济上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增长,至少增长到足以经常地增加生产和消费；(7)日益增长的工业化--这是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性特点。与生活质量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审视现代化，其实就是经济现代化关注的是什么，其表现形式是什么。实际上，经济现代化关注的是两个方面，即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和第三产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以国民总产值及其组织部分、人口、劳动力等常规衡量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即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很高。第二，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快。第三，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快。结构变化主要包括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现在则是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第四，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也迅速变化，人们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把城市化和世俗化作为现代化过程的组织部分。第五，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利用技术力量的增强。
　　福利的改善是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客观生活条件的反映。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基础，福利改善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福利改善的必要条件。经济现代化的宏观表现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具体到个人层面，则表现为个人的收入、家庭的购置、就业与否、健康状况、居住条件和教育状况六大方面。收入包括实际工资指数、个人可支配的收入、退休金水平、生活必需品所占收入的比例、家庭净收入平均值等。家庭购置包括电话、计算机、汽车等。就业问题除就业率外，还包括失业保险、就业的劳动量、工伤事故等。健康状况包括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居住条件指标准单元(配有浴室，厕所和集中供暖的单元住房比例)、居住面积等。教育状况指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中学入学率、大学生的比例(大学生占20岁-30岁居住人口的比例)。尽管生活质量不仅仅只是上述客观的指标,同时也包括主观的感受,但鉴于武汉市现行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宏观决策的可操作性，这里我们不予考虑。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衡量生活质量往往以客观指标为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时,物质水平的继续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并不随之增加,有时反而会下降，这时的研究则必须考虑主观的生活质量指标。图表为我国1998年社会发展报告有关小康水平的进程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小康水平的指标多以客观指标为主来衡量生活质量的水平。表中还显示，我国在论及小康水平时，更多的是考虑经济维度和与经济相关联的指标。而对政治参与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则很少考虑。另外，小康指标也显示尚未达到实现程度的两项指标为文教、娱乐支出比重和人均绿地面积，而这两项在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城市小康生活进程
实现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物质生活水平指标
3．人均可支配收入
4．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5.人均日蛋白质摄取量
6.恩格尔系数
人口素质指标
7.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8.中学入学率
精神文化指标
9.电视机普及率
10.文教、娱乐支出比重
生活环境与社会保障水平指标
11.人均绿地面积
12.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
资料来源：《1998年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表中1999年数据为估算所得。
　　（二）政治现代化与生活质量(艾森斯塔坚持认为政治现代化包含四个主要特征：(1)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超自然的神意而是来自世俗的人民的批准，是建立在对公民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2)不断扩散政治权力至更广泛的社会集团--最后扩及全体成年公民，将他们结进一个意见一致的道义体系；(3)地理范围逐渐扩大，尤其由于社会的中央权力的增强以及社会的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职能的加强；(4)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什么性质--集权的，官僚的，寡头的，还是民主的，都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将自己的臣民作为制定政策目标，收益者和授权者现代的民主和半民主政府形式的不同,在于它们允许对政治制度作法理学表达的程度,公众自由以及福利和文化政策(见S.N.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提倡以经济现代化为主并不排斥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因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整合过程,只有运用系统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真正的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也是现代化基本内容之一。
　　政治现代化最关键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重要方面：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政治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能够实现各种广泛目标的能力(亨廷顿,1989)。这些是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具体地说,现代化政治发展有十个含义：即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代表工业社会的政治，政治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运转方式，行政和法律发展，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稳定和有秩序的变化，动员和权力，社会变化多方位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无论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怎样表述，就武汉市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政治职能的划分并创造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如法律、行政、科学等，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专业化的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里的任务。通俗地说,就是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各部门各负其责,不能大小事都由政府来决定；二是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社会所有的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属性,这里,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机制,"无冕之王"的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制度等等。
　　二、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从人类发展到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到人类发展"的分析思路，使两者构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湖北，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第一，经济增长会促进主要的生活质量指标不断改进和提高。一般地说，GDP每增长1%，千人口医生数和千人口医院床位数分别上升0.391%和0.442%；人均报纸和人均图书印张分别上升1.454%和0.714%；人均平均文化程度上升0.237%；人口预期寿命上升0.062%。这表明，人均GDP增长对教育、文化等的影响作用相当强。第二，公共财政支出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均财政支出每增加1%，千人口医生数和床位数分别增长0.541%和0.561%；人均报纸和人均图书印张分别增长1.565%和0.688%；人均文化程度增长1.74%。
　　生活质量指标对经济发展也起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人均GDP的影响。首先，改善生活的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增进人类福利具有重大作用。如电话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5个百分点；百万人口公路里程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可提高0.86个百分点，显示了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较高的回报率，有利于增强交流知识能力和降低社会流通成本。其次，投资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最为有效。一方面，人口增长率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普及初等教育，学龄前儿童入学率每提高1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上升0.35-0.59个百分点。两者的综合作用可提高人均GDP年增长率0.7-1.2个百分点。
　　三、武汉的现代化与生活质量
　　回顾武汉市改革20年来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前10年武汉市的经济增长不仅低于湖北省的平均增长水平,而且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81年-1985年,湖北省的平均增长为10%,而全国的平均增长率为10.7%;1986年-1990年,全国的平均增长率为7.9%,湖北省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武汉市的平均增长率仅为4.3%。进入90年代以来,武汉市的经济增长才开始在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和高于湖北省的平均增长率的情形下运行。尤其是1998年，武汉市经济实现了三大阶段性突破：一是GDP超千亿元,达到1016亿；二是财政收入超百亿元,达到目100.6亿元；三是第三产业比重超第二产业比重,实现产业比重的"三二一"排序。
　　事实上,经济增长率只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方面,按照人均水平比较,1997年武汉人均GDP为1.26万元,居第13位,只及上海的49%,广州的51%,比南京还低1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14位,居民人均储蓄居第16位。
　　根据天津市科委1998年就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宁波、昆明、武汉、石家庄和哈尔滨等10个城市进行的6大领域、61项指标的社会发展水平调查所进行的排序，武汉市在10城市中，综合指标为第8位，仅高于石家庄和哈尔滨两城市。而生活质量指数排在石家庄、天津和昆明之前，占第7位。这说明武汉市现代化的水平尚落后于我国一般城市，发展空间很大。
　　正是在正视武汉市的现代化水平与同类城市差距的前提下，武汉市政府决心在新的千年，加快发展步伐，提出在了在新的发展时期所要实现的目标,即通过10年-15年的努力,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文明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基本实现现代化。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00美元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55%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外贸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13年以上,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人均道路面积达到10平方米左右,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降到15%以下,居民普遍享受现代生活方式,恩格尔系数降到30%以下。
　　在"十五"期间,即到2005年,全市工业增加值达到900亿左右,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0%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0%,就业比重达到47%。显然,发展的核心仍然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也可看出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四、现代化与生活质量提高的政策选择
　　我们知道增长不是目的,增长是发展的手段。确切地说,实施增长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的人类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提高人均GDP水平。21世纪湖北新的发展战略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其目标是增强人们的各种发展能力，增加他们的各种发展机会。在以提高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的思想指导下，我们认为以下方面将在新的发展时期显得重要。
　　1.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都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省21世纪发展的前提，关键在于深化改革。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发展除了人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外，还包括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等等。即上面谈到的现代化的涵义，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稳定不仅仅只是政治稳定（政府稳定、政治制度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理论稳定），还包括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思想稳定、个人和家庭生活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稳定、家庭稳定、婚姻稳定），国际环境稳定，等等。改革就是改变、调整、革除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详见江泽民总书记十五大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之以符合客观规律、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主要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我们政府提出的"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三个到位"即国有企业改革到位，金融改革到位，政府改革到位；"五项改革"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融资改革，住房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
　　2.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发展区级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首先，从湖北省经济现代化的现状来看，尤其是武汉市的经济发展现实，国有大型企业发展的空间尽管很大，但启动的惯性较大，涉及的问题较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尚不如大力发展较为薄弱的区级经济。可以说区级经济是武汉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和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和潜力所在，是武汉市在近期追赶国内同类城市，在湖北发展中起领头羊作用的关键因素。其次，应充分利用武汉地区的人力资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尤其是武汉市在光电与信息产业的科技优势、人才优势、技术装备优势和市场优势。集光电子技术的科技研究、产品开发、产品生产、光电子技术人才培养于一体建设具有国内第一、世界一流的外向型、国际化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武汉.中国光谷"。充分利用两个开发区的科研、生产优势，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引入跨国公司来汉落户，提升武汉商业水平。
　　3.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稳定社会，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来看，发展中小企业和自我就业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策略。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小企业在就业市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在欧盟国家的1800多万中小企业不仅承担经济增长的重任，而且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66%左右。应该马上制定中小企业法，对中小企业进行规范管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可从简化行政管理手续，信贷融资的法律保证，税收法律制度支持和鼓励技术创新等方面入手。鼓励私人进入研究和开发领域。
　　4.明确政府职能的真正意义。政府的职能是在制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兼顾改革的成本、风险或代价最小化目标。在多种方案中总能设计出一个使社会脆弱群体，如失业工人、下岗职工、贫困人口、退休人员、妇女、残疾人等特殊的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使受损害者得到补偿的方案，尽一切力量使受害者数目和他们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范围和程度。这样的方案既能达到改革的经济目标，同时也能达到改革的社会目标。因此建议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做些工作，政府拿出一定基金用于帮助社会弱者。如为他们建立安居地，为家庭年收入低于7000元人民币，且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每人的家庭建造福利房。此事可由房产部门负责办理，进行登记，然后在报纸上公布名单，请社会来监督。
　　5.教育制度创新。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正财富。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为人创造一个能享受长寿、健康和有创造性生活的环境。人类发展即是扩大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新的人类发展战略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极其突出的地位，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至少等于或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大大节省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依赖于公共财政，比主要依赖于非公共资源的物资资本投资更具有公平分配的功能，也同时达到了公平与效率的目的。基于上述认识，考虑我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考虑我省的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是农村现代化问题。所以建议对我省的高等教育实行保护措施，建立一所为我省学生免学费的农学院，对省属公立学校实行低学费政策。理论依据是将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机制。从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大学收费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相适应。在加拿大，人均GDP为24958美元，大学学费1713美元，学费占人均GDP的7.2%。中国的人均GDP约6000元，大学学费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即使人均GDP今年提到8000元,如果学费提高到5000元-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也会提高到60%-70%以上。
　　6．环境制度创新。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加渴望良好的生存环境，在目前的情形下，环境创新着重放在对安全饮用水和空气质量的提高方面。根据全省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2003年力争使环境污染趋势基本得到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县及县级以上工业的废气处理率达到86%，废水处理率达到83%，固体废物综合处理利用率达到50%。环境创新关键在于鼓励公共参与，发挥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形成强大的环境保护社会压力，关键使民众生活在碧水蓝天之中，使居住环境大为改观。
　　7．把握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公平的原则。我们所说的社会公平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机会平等原则。机会平等是指"公平的机会平等"，不管人们在哪个地方和初级地位如何，都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平等机会，诸如接受教育的机会，参与就业的机会，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等。需要指出的是，机会的平等与结果的公平还不是一回事。二是社会救助原则。社会救助不仅是一项公益行为，也是一项有经济效益的人力投资，增加未来的生产力。三是共同发展原则。共同富裕不仅包括各地区经济收入的提高，也包括文化水平的提高。只有经济社会两个方面的共同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和较全面的发展。这是"共同富裕"完整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世纪之交,千年交替。我们应当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著名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预测新的千年,世界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第一个浪潮是"休闲时代",从"休闲性的企业-从酒吧到录像厅到歌剧院-在2015年不久将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第二个浪潮是"生命科学时代","到了2100年以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命科学将主导经济活动","对生命蓝图的理解将使遗传工程师们能够控制植物、动物和个人的进化"；第三个浪潮是"超级材料时代","包括能够在原子及亚原子水平上对物质进行分解的超级材料技术,将彻底改变自然科学……超级材料之谜将解开物质的状态及构造之谜"；第四个浪潮是"新的原子能时代",热核聚变将带来新的原子能时代。聚变是以实际上无限的氢作为燃料,因而具有满足不尽的能源需求的潜能;第五个浪潮是"新的航天时代",在新的千年里的某个时候,外星企业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无论是世纪之交的今天，还是"五大浪潮"出现的未来，我们都必须正视生活质量，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生活的更好，有更高更好的生活质量。我们认为未来湖北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应是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标水平和居住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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