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吉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当前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
【摘要】：城市贫困问题是我国目前社会转型，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历史上特殊的经济、社会制度，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被隐藏下来。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推进，这个问题日趋严重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作为一个热点问题，它即是经济学的关注热点，也是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有关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宏观社会经济结构性原因对贫困问题的解释，主要包括政策制度问题，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等，其二是微观个体因素，关注的主要焦点是个人的社会资本对求职的影响。本文借助个案对比研究分析，通过文献考察，详细论述了社会经济结构性解释角度与社会资本解释角度，并提出了新的解释方向——文化性解释角度。
本文在介绍了东北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和下岗职工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和南方城市独特的文化传统，就业形势做了一定的比较，运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对这些个案做了分析，分析了对贫困的文化性解释，论证了同样的境遇下的不同人群进行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时，文化因素对这种选择产生的隐蔽而又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个人的行为模式，也作用于群体的价值取向和信仰，并具有代际传承的特点。
笔者首先明确了贫困的含义和概念，从概念的演化来看，人们对贫困的看法和角度一直发生着变化。从宏观角度来看，把贫困的产生归结为社会政策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贫困的产生是由于政策对他们的剥夺和排斥，错误的政策是导致贫困产生的原因。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城市贫困人群致贫的原因是与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可概括为：其一，从宏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看，这种现象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伴生物。其二，是与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有关。结构性分析的局限反映在像每一个结构解释那样，往往仅注意结构条件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方面原因，而忽视结构整体，忽视结构具有联系的方方面面。
而从个人微观角度看，在忽略环境原因和个体本身能力的因素外，社会资本对求职有着较大的影响，而失业正是贫困人群产生的普遍性的直接原因。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可分为个体视角与群体视角两种范式。个体视角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个体性的单位（这既包括个人，也可以包括个体性的组织，如企业）获得经济成就的重要性；而按照群体视角的观点，社会资本主要与群体而不是个人有关，它是指特定群体所拥有的带有公共性质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于改善群体的生活状态，提高群体的福利。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网络结构之中,表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社会组织等。
然而，不管是社会经济结构性的解释还是社会资本的解释，都不足以对城市贫困的长期性，代际传承和贫困亚文化氛围问题作出充分详细的论述。尤其在城市贫困人群正在逐渐的出现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的征兆情况下，笔者认为，以上的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缺乏对个体行为的模式的文化因素及宏观制度上的文化因素充分的考证。因而，受刘易斯、班费尔德等学者的理论启发，提出了从文化性角度对城市贫困的解释。
在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去发现穷人面对新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是否能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什么是来自于被称之为“文化”的约束和阻碍？从行为模式入手，看其“内化的行为规范”和“期待”，就可以捕捉到了贫困现象中的文化因素。本文认为，结构因素引发了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贫困文化”，又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通过论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我们发现，原本缺乏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亦将是低下的。城市贫困人口不仅自身将处于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的状态，而且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相当缺失，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之后，我们需要倚重文化解释，尤其对较长时期的贫困现象。理由是，既然结构引发的文化支配不可避免，那么每一种由结构使然的社会现象，包括贫困现象，都必然打上文化的烙印。反过来说，以文化支配力去度量结构位置,同时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尤其是长期的贫困问题，带入文化因素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法。贫困和苦难经常以意识形态的理由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只要人们发现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就会彻底改变这种情境。因为所有生活在这种情境中的人都要变成了这种情境的挑战者，他们对自身情境的抗议被内在化了，变成了内心深处的不满，显然，这完全依赖于生活其中的人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和能力了。
最后我们给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的建议，希望政府在制订政策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考虑到贫困人群的文化因素，对贫困人群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公平的待遇。当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的对策来缓解和控
【关键词】：【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4【分类号】：C913.9【目录】：
一、 研究背景和方法6-8
㈠研究背景: 地区独特性及典型性6-7
㈡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比较研究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7-8
二、 相关理论综述8-11
㈠贫困概念的含义8-10
㈡贫困概念的理论渊源10-11
三、 以往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理论阐释及评价11-17
㈠从结构性角度对城市贫困的解释11-14
㈡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城市贫困的解释14-16
㈢结构性解释和社会资本解释的局限性16-17
四、 对城市贫困的文化性解释17-23
㈠从文化角度对城市贫困个体的解释17-20
㈡从文化角度对城市贫困群体的解释20-23
五、 缓解和控制城市贫困的方法与对策23-31
㈠建立健全城市新的救助体系， 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24-25
㈡促进再就业工程建设， 建立多种再就业渠道25-27
㈢加大人力资源开发投入， 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素质27-28
㈣加速城市化步伐， 逐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28
㈤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保护贫困群体合法权益28-29
㈥进一步发动社会帮扶送暖， 营造关爱贫困群体的良好环境，提高贫困人口子女的教育29-31
注 释31-33
参考文献33-35
论文摘要35-38
Abstract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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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妇女贫困的现状、原因及解决对策
| 作者：叶普万,贾慧咏 | 来源：理论学刊　2010年第9期 | 【】【】
妇女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即贫民中的大多数是妇女。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反贫困方法&,将妇女贫困作为出发点,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重点项目都反映了这一思想,并将低收入妇女确定为特定的目标群体。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学术界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开创了对妇女贫困问题的系统化研究,该研究发现,贫困率增长最快的家庭结构是女户主家庭,由低收入或贫困的妇女和孩子组成。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针对妇女贫困问题,学术界和发展研究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妇女贫困的方法,在此之后,妇女贫困问题逐步引起女性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也成为政府研究机构和妇联等社会群众团体较为关注的问题。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上,专门将妇女贫困问题列为一个议题,大会所形成的《行动纲领》对世界性妇女贫困作了一次详细、客观兼具理论性探讨。
但就目前对妇女贫困问题研究的国际视野来看,学术界和一些发展研究机构普遍关注的是妇女的整体贫困,虽然近年来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乡村或农村妇女贫困给予一定关注,并形成一系列可靠结论,但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在国内,虽然对农村妇女减贫的政策管理、权利保护与援助服务受到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将农村妇女与&贫困&挂钩而进行专门性研究屈指可数。目前对于农村妇女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研究层次上,虽然也把人文贫困和权利贫困纳入研究视角,但主要关注的依然是物质贫困;其次在原因探析上,虽然考虑到农村妇女致贫因素中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性约束,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对妇女贫困作系统探讨。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尝试对中国妇女的贫困现状,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作系统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减贫对策及其框架思路。
二、农村妇女贫困的现状及其原因
1.贫困内涵的界定
从逻辑层次上说,要理解农村妇女贫困,首先必须界定贫困的概念。但对于贫困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早期的一些学者侧重从物质方面界定,英国学者汤森认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1](P16)美国学者劳埃德&雷诺兹则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2](P32)后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则上升到从能力和人力资本的高度界定贫困,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因为能力不足,并从主体地位的角度,提出了妇女福利及差别对待的不平等因素。世界银行在以&贫困问题&为主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3](P68)。
将这些&经典的&定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笔者认为,所谓贫困就是由于制度、资源、环境、生理等因素所引起的个人或家庭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不能满足&&&物质方面的贫困,以及由此而滋生出的人文方面的贫困。应该说,农村妇女及中国农村妇女贫困的内涵也是基于这两个方面。
2.农村妇女贫困现状
中国农村妇女的贫困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物质贫困和人文贫困方面:
第一,在物质贫困方面。首先从收入方面来看。收入的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讲,取决于所从事的职业,尤其是非农职业。资料显示,中国农村妇女在非农产业就业所占比重近年虽然有所增长,但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更为突出的是,我国农村妇女的工资水平,远低于男性工人。正如联合国2010年的人类千年目标报告所指出:就全球而言,妇女受雇佣于非农职业的比例持续缓慢的增长,到2008年已达到41%,但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仅有20%的妇女受雇于非农职业。事实上,妇女的工作与男性的工作相比是典型的工资低,安全系数低[4](P22)。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农村,妇女收入低,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为82. 1%,比男性高17. 4个百分点,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1999年的年均收入为2368. 7元,远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农村妇女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获得的报酬为总收入的13%,比男性低9. 6个百分点。近年来,虽然男女两性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却明显拉大,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19. 4个百分点[5](P216),收入增长的缓慢直接导致了妇女的贫困;其次从社会保障方面来看,男女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差异。以卫生保健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妇女在怀孕期间至少要接受四次专业人员的照顾和检查,但在中国农村仅有1/3的孕妇接受了四次专业人员的照顾和检查。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一直在减少,从1990年的每千人死亡100人减少到2008年的每千人死亡72人,减少了28%,但死亡率仍然很高,而且在这些死亡人数中,女婴死亡人数占绝大多数[4](P26-34)。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方面的性别差异也是导致农村妇女贫困的重要因素。
第二,在人文贫困方面。首先是文化权利的贫困。农村妇女的文化权利主要是指受教育的权利,文化权力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妇女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文盲发生率比较高,辍学率比较高。而文化权力的缺失直接影响农村妇女的发展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显著提高,女性整体素质明显提升,但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受教育范围和程度仍然偏低。2010年人类千年目标报告显示:目前虽然失学率的性别差异已经减少,女孩的失学率由1999年的57%减少到2008年的53%,但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贫困地区,这种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女孩的失学率高达66%[4](P17)。另一项调查也表明,在中国的贫困区县,文盲或缺乏教育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妇女和女孩。在最贫困的那些村庄里,几乎所有的女孩和一半的男孩没有上学、不识字[6](P9)。同样来自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女性中58. 7%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的文化程度,比男性高21. 9个百分点[5](P210);在1998年, 15岁以上的女性中文盲的比例接近26%,而15岁以上的男性中文盲的比例是9%[7]。此外,失学女童多,女童占失学儿童的80%以上[8](P127)。上述情况导致女性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女性也得不到有效的发展空间和社会支持;其次是知识贫困。所谓的知识贫困是指获取、交流、创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匮乏。在农村,男性大都外出打工,村中80%的家庭里只剩下妇女,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和知识的缺乏,在这个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她们几乎没有机会上网,惟一了解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视,而有线电视目前还没有在农村普及。地域的封闭、生产条件的落后等,使她们缺少获取、交流、创造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从而使她们和男性相比更容易陷入贫困;再次是政治权利的贫困。妇女的政治权利主要是指参政权,妇女政治权利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妇女参政机会少,缺少话语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种情况非常突出,在中共最重要的决策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女性的比例几乎为零[4](P14)。政策的决定者往往是最高政治机构,因此对于一般的农村妇女来说根本没有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据东营市妇联调查表明:在全市1781个行政村中,&两委&有女性的村291个,占总数的16.34%。全市村&两委&成员总数5720人,全市女性进村&两委&人数为292人,占成员总数5. 1%[9](P6)。
3.农村妇女贫困的原因
中国农村妇女的贫困其实是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重因素:制度因素。首先是来自政策制定方面的负面后果。中国为了减少人口出生率, 1979年始实行了一些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措施包括独生子女政策,特别是在农村,这些措施对女婴的死亡率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由于中国家庭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偏好,而且家庭又要服从政府对出生孩子总数的规定,从而导致很多性别性堕胎,造成了女性生存权利的缺失;其次是农村土地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在我国,国家法律有正式的保护妇女获得土地以及参与政治生活权利的条文,但是农村中的一些习俗却剥夺了妇女享有的这些权利。在农村,普遍认为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应该以丈夫为中心,妇女用大量的时间从事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照顾丈夫和孩子,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有酬工作,经济缺乏独立性。拥有安全的土地所有权,可以使妇女更有可能从事独立的经济活动,只要女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依赖男人的程度就会减弱,土地所有权的性别不平等给妇女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从而导致女性较男性更易陷入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再次是就业机会的缺失。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村妇女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同时,身份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又使她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一些单位在招聘时有许多苛刻限定,如规定本市户口,招聘职业只限男性等等。这种变相的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严重制约了妇女的发展。在农村,一些比较有文化的家长,想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女儿的命运,倾其所有支付孩子上学,但是女性在就业中的机会不平等致使父母的投入得不到回报,逐渐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不平等陷阱。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女性较男性更易陷入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
第二重因素:社会习俗。首先是文化习俗。农村妇女贫困受非物质因素的制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习俗的制约,尽管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倡导男女平等,但是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的思想根深蒂固在人们的头脑之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导致了妇女在家中屈服依赖于丈夫。在农村贫困家庭中,妇女在家庭经济不充裕的情况下,有较好的食物总是先满足家人的需要,特别是自己丈夫和孩子,而将自己的生活所需压到最低水平;其次是家庭传统习俗。在家庭方面,妇女在生产资源、地方性福利等方面也难以与男子平等,如前面提到过的农村出嫁女,她们被剥夺了口粮田、责任田、宅基地的所有权,也失去了村股份分红的享有权。一些落后地区的妇女往往得不到正规教育,只能&依靠宝贵的口授与实践传统,然而,这套传统知识和技能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框架内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知识和实践通常充满了禁忌、迷信及对妇女的偏见&[10]。再者,从投资角度来说,父母承担起了子女上学的全部投资,但却未能获得他们的全部投资收益,无形增大了他们的子女教育成本。如果送女孩子去上学,父母就会认为他们的子女放弃了在家庭中照顾其它孩子以及做家务和学习手艺等学习机会。这样父母不仅要花费上学的财力成本和机会成本,还要承受非金钱和精神上的成本;再次是个人自身方面的因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使女性甘愿作为男性的附庸在社会的边缘平凡地生存。许多女性将成为&贤妻良母&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女性嫁入男方以后,女性的社会范围就是家庭内部&&&管理家庭事务,致力于家庭的稳定。女性的各种活动主要是为家庭整体的福利作出努力,而男性却表现于处在家庭的中心&&&他们要养家糊口,要维系与更广泛的与外界的联系。这种现象影响了妇女的幸福、健康以及对孩子的教育投资。
第三重因素:权力缺失。许多女性学研究者和发展研究者将女性视为&无权&的群体,&作为社会性别实践的男人对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的控制,形成男人对权利分配的控制&[11]。虽然妇女每天在家里长时间劳作,但因为这种工作不产生货币收益,在计量妇女和男人分别为家庭共享的富足所做的贡时,常常被忽略。中国妇女在权益上的缺乏集中体现在资源上,如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社会参与资源等。这些都表明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控制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特别是在中国,妇女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参与程度低下,其原因之一是他们相对缺少取得经济资源的渠道,而在中国农村,土地和资本所有权通常严重偏向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缺乏可供担保的资源,开创一个哪怕规模不大的企业,对妇女来说也格外的困难。
三、农村妇女减贫的主要框架
减贫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帮助农村贫困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减贫更是遇到来自历史经验、思想观念、经济结构、文化认同、社会习惯等方面的阻力,正如《行动纲领》所指出:&转型期国家经济,妇女贫穷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短期后果,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它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12]因此妇女贫困尤其是农村妇女减贫战略应该按照上述致贫因素寻找主体思路。笔者认为,农村贫困妇女减贫,如果从短期效果看,采取的应急性措施只能是&输血式扶贫&,即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民政扶持、社会救助等途径解决她们的燃眉之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妇女的贫困问题,应该采取&造血式扶贫&的方式,即让妇女在自我的发展中增进摆脱贫困的能力,把妇女作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而不是单纯的受益者。
1.贫困妇女要转变&自我边缘化&观念,树立自我发展意识
女性的&自我边缘化&是女性发展进程中最大障碍,引导女性首先抛弃传统的性别观念是建立平等的两性地位,乃至使妇女摆脱贫困的关键。
2.政府要将贫困妇女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贫困妇女的发展纳入到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其一是,政府为农村妇女尤其是贫困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积极引导她们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二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征询女性的意见,让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策划、管理、评审与考核;其三是,有意识的提高政府官员中女性的比例,使其更多的关注一下中国女性未来的发展;其四是,努力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就业歧视,让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资源享有权和发展空间。
3.妇联等群众组织要积极配合政府,引导农村贫困妇女充分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中
女性必须使自己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精神和物质上的贫困。事实证明,经济独立的女性拥有更独立的人格。妇联作为最直接为女性提供帮助的组织,要从引导、帮助女性靠头脑和智慧创造财富上下功夫,包括为有能力创业的农村女性提供政策咨询、联系技术指导等;为农村女性组织有针对性、实用性的技能培训;创办妇女就业的中介机构,为失业女性提供技能培训、岗位信息等,帮助她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4.提高农村贫困妇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教育是当前农村妇女减贫的关键因素,妇女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对女孩实施教育是一个国家为未来的增长和进步所进行的最好的投资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增加农村女孩的升学率和入学率,提高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本水平。
总之,妇女贫困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现实,有其孕育、生长乃至蔓延的土壤,依靠政府运作、社会支持、学界努力,特别是女性精神的独立自主,妇女一定可以走出传统思维的桎梏,摆脱生存困境与文化边缘化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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