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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five elements health associationHong Kong rehabit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中国医保商会孟冬平副会长率团走访香港卫生署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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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身前行动”提供：“身前行动”组织的“器官捐赠爱心签署活动”创造了最短时间474人签署器官捐赠意愿书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已经五年的梁庆材带记者参观卫生署设于九龙公园里以“器官捐赠”为主题的“生命·爱”花园。香港卫生署用于宣传的器官捐赠志愿卡。　　1次器官捐赠最多可以救7个人，你死后会不会捐？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保留全尸的传统观念，本能反应当然是排斥，其次更多的是质疑：即便器官捐出，它是否可以公平地用到真正需要移植的患者身上？这两点顾虑背后，是中国内地长期处于世界末位的器官捐献率。根据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每年中国有150万人因为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但每年却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低至1：150，与此同时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则是1：20-1：30；而在每年顺利完成移植的1万多人当中，他们获得的器官主要来源是死刑犯。　　在香港，对器官捐赠的顾虑同样存在，但这些顾虑往往来自前者— 即捐赠器官会不会与传统丧葬观念相悖。根据香港卫生署提供的数据，截至上月底，香港共有超过14万2000人登记身后自愿捐赠器官，这一比例占到香港700万总人口的约2%；但截至本月7日，中国内地已登记身后捐赠器官的志愿者为2万1731人，这相对于13亿中国人口总数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超过14万香港人怎么放心在身后把器官无偿交出来？这其中最大的保障就是香港十分透明和公平的器官捐赠移植分配制度。因为香港人明白，他们在死后捐出的每一个器官，都不会因为金钱、人情而左右，它们能无偿地被给予每一个最适合的人。　　所有获捐尸体器官均需经过政府系统电脑打分，统一分配保障公平性　　2009年年初，本身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梁庆材因为外出吃了不干净的海鲜，引发急性肝衰竭，一个多月时间内，他突然从一个热爱运动的健康人突变成面如黄土、腹大如斗的严重病患，“当时医生告诉我，如果我3天之内不进行肝脏移植，那我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彼时，梁庆材被紧急转往香港玛丽医院轮候肝脏移植，在100多名轮候者当中，梁庆材因为紧急程度被迅速排至轮候表的第一位，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恰好有尸体肝脏被捐出，他将是第一个受赠者，而当时梁庆材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香港人。虽然之后并没有合适的肝脏在那段时间捐出，梁庆材最终接受了来自长子的活体肝脏移植，但对于那段时间在玛丽医院的经历，他很确定无误地告诉南都记者，“我从来没有怀疑医院，被其他需要移植者插队的可能在香港完全不用担心，我对自己能在第一时间获得移植肝脏非常有信心(恰好有捐赠的前提下)。”　　这一观点也在香港移植学会前会长、同时亦为器官移植专家的周嘉欢医生这里得到了证实。“在香港，所有尸体捐赠器官都会进入到医管局管辖下的中央移植委员会进行统一分配，只有香港公立医院才有资格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香港所有公立医院对器官移植患者实施的都是免费医疗。”以香港历史最久的肾脏移植为例，周嘉欢介绍，在香港医管局旗下有一个统一的中央肾科委员会，全港所有正在洗肾、需要进行移植的患者无论在公立还是私立医院就诊，其名字都在医管局的系统名册内，一旦香港某家医院获得了尸体肾脏捐赠，获捐肾脏信息将会立刻进入到医管局的分配系统内，电脑将自动给所有轮候患者进行配对，患者将会依据年龄、洗肾年期以及其组织配型等来进行评分，得分最高者将自动获得捐出的肾脏并及时进行移植手术。　　周嘉欢透露，“整个分配过程只有四种情况可以获得优先权：一是SO S，即病人不立刻进行移植就会马上死亡；二是各项生理指标配对都很成功，移植后成活率最高；三是肝脏和肾脏同时需要移植的患者，这一点需要经过全港肾脏移植专家的集体讨论才能决定是否优先；四则是曾经活体捐出过器官的捐赠者。”　　南都记者了解到，事实上，在中国内地也存在一套同样的分配系统，更鲜有人知道的是，这套系统就藏身于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二路的一栋写字楼内，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代为操作。　　不同的是，根据本报记者去年所做的统计，从2011年4月到去年6月，这套名为“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虽然自动分配了742个人体器官，但这个数量仅占这期间所有获捐赠器官的1/3，也就是说，还有2/3的器官没有经过这套系统进行分配，它们背后就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香港政府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器官捐赠移植与医院医生收入不发生关系　　所有获捐赠器官都要进入医管局的统一分配系统，这在香港几乎是一条铁律。器官分配和共享原则，也是给大多数捐献者一个政策上的交代。但在内地，这样一套保障分配公平性的系统却受到不少医院的排斥，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曾经有多名器官移植医生在接受相关采访时都提到了同一个故事：一名晚期肝癌患者在一年时间内进行了两次换肝手术，但最终还是难逃辞世，但与此同时，内地每年等待肝脏移植的患者不少于30万。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截至2012年，中国内地共有160多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都获得了“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使用账号，只要链接互联网，移植医院就可在系统内实现器官共享。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医院并不愿意将辛苦获得的捐赠器官拿出来共享，即使系统在分配时，电脑配对会优先捐赠者所在的医院患者。　　在南都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年轻人对于死后捐赠器官普遍持开放态度，但他们几乎都表达了一个同样的顾虑：“我不知道这些器官会不会用在需要的人身上，会不会有人借我的善心牟利。”长久以来，中国内地非法器官买卖的地下交易饱受人诟病，在此前《南方周末》披露的一则盗肾非法交易中，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分处这条盗肾链条的各个节点。但这在香港，则是完全不必要的担心。　　曾经接受过肝脏移植的梁庆材透露，其在香港玛丽医院进行移植手术期间，并没有为获得的肝脏和移植手术支付额外费用，他需要给医院的“只是每天100港元全包的住院费和医疗费”。周嘉欢亦坦言，香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大量投入，使得市民可以享受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以需要肾脏移植病人为例，他们来公立医院做血液透析几乎是免费的，移植手术也并不另外收取费用。”免费医疗制度之下，医院和医生是否获得捐赠器官与是否进行移植手术，都不会给医院和医生本人带来任何额外收入，周嘉欢坦言，“我们拿着不错的薪资，做多少手术实际上对收入并没有多少影响，医生又何必去为一个器官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呢？”在自律之下，香港也有廉政公署彻底杜绝这种暗箱操作的发生，“廉政公署很厉害的，别说器官移植了，就连红包我们都绝对不敢收。”　　政府设置器官移植联络主任一职，规避移植医生与器官捐赠者生前接触　　登记了身后器官捐赠意愿，在自己生命垂危时医生会不会尽全力抢救？这在南都记者随机访问的愿意死后捐赠器官的人当中，是继利益论的第二大顾虑。这种顾虑在二十年前的香港同样存在。据周嘉欢透露，医疗部门曾经在二十年前做过调查，约有9%的人不信任医生会全力抢救自己；但在最近的调查中，这种担忧已经没有了。香港卫生署相关发言人李立行向记者表示，“拯救病人生命是每一位医护人员的首要责任。只有病人被证实死亡后，才会被考虑是否适合捐赠其器官，以拯救其他器官衰竭病患者。当捐赠者逝世后，医护人员会向死者家属确认捐赠意愿并取得家人同意后，才会向死者进行器官摘取手术。”而在制度上，香港亦有“器官移植联络主任”保证了这一顾虑不会真正发生。　　目前，全香港共有7名器官移植联络主任，他们都由资深护士申请并通过面试上岗，统一受香港医管局的直接管辖，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协调各医院范围内器官捐赠和移植事宜。据周嘉欢透露，香港与其他地区在器官捐赠来源上有一点不同，“香港交通事故和各种人身意外发生率比较低，所以约70%的器官捐赠者生前都是中风病人，他们往往出自医院的内科和脑内科病房。”一般而言，在香港器官捐赠移植的流程是这样的，中风病人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抢救之后医生会对病人进行评估：15分为完全清醒，3分为完全不清醒，当病人得分低于5分时，医院才会联系器官移植联络主任。　　器官移植联络主任并非向家属获取同意书这样简单，事实上他们的工作非常繁重且复杂。他们初次见到家属，完全发挥的是一名资深护士的角色，帮助家属照顾病人，对家属进行心理辅导，并提供非常多的专业医疗支持。如果病人的情况持续恶化，评估下降到3分，他们才会通知医生做脑干死亡测试(国际通用的人体死亡标准)，只有病人确实被证实已经脑干死亡，器官移植联络主任这时才会跟家属谈器官捐赠事宜，并在取得家属同意书之后，邀请移植医生来做器官移植评估，这之后再将可移植器官信息统一录入系统进行配对。也就是说，负责移植的医生在捐赠者死亡之前基本不与捐赠者发生接触。对于此种设置，周嘉欢仍觉有一些不妥，“理论上在病人死亡前后，最好是由两组人员分别对家属进行帮助和征询同意，器官捐赠最高的西班牙就是这种做法，他们获得家属同意书的成功率比我们高八倍，但香港器官移植联络主任人数已经不足，很难分两批对家属给予帮助和辅导。”　　民间社会机构致力推广器官捐赠理念，政府亦为器官捐赠提供便利　　制度保证了香港市民在身后捐赠的每一枚器官都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给真正需要它的人，但制度并不能改变香港人希望死后保留全尸的传统观念。香港器官捐赠率在全球排名并不靠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传统观念的制约。　　2009年，身为香港知名艺人的廖安丽与友人合作创立了非政府组织“身前行动”，作为香港为数不多的推广身后器官捐赠的社会机构，她向南都记者表达了创立的初衷，“香港每年约有2000多名患者等候合适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一次器官捐赠最多可以救到7个人，生命要环保，为什么要吝啬自己的器官呢？为什么我们宁愿把它烧掉也不去益人呢？”多年来，“身前行动”一直通过举办多种活动来试图改变市民的传统观念：它邀请香港大学设计“生命教育课程”，让市民得以在生前坦然面对生死，并向家属表达身后意愿；它举办各种讲座，为市民解答关于器官捐赠的种种疑问，“比如会不会影响仪容，会不会痛，会不会与所信仰的宗教冲突，我们都会去咨询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也去问过道长、牧师。”　　在推广器官捐赠的过程中，廖安丽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传媒在某段时间对器官捐赠的报道比较密集，该时段登记自愿捐赠器官的市民人数就会急剧上涨。”因此在2012年，廖安丽同机构义工一起组织了一场名为“爱心签署器官捐赠”的活动，活动当天共有474人登记身后捐赠器官，这一数据不仅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更获得了香港媒体的广泛报道，引发更多市民上网登记捐赠器官。　　同样的推广行动也发生在梁庆材身上，四年前，他濒临死亡，甚至已找律师立好遗嘱、拜托牧师安排身后事。肝脏移植手术成功后的一年，他提前辞去社工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推广器官捐赠理念的义工。2012年，第一届香港移植运动会在港举行，作为香港移植运动协会秘书的他，亲眼见证了来自两岸四地的600多名曾经的移植病人参与运动会，并亲自带领移植病人前往香港几十所中小学做宣传。在这之后，每一年香港都会举办器官移植病人运动会，“我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移植病人做更多运动锻炼身体；二是让市民看到，移植手术后重获生命的我们可以活得好精彩。”现年已经58岁的梁庆材身体看起来非常健康，在九龙公园爬起坡来比20多岁的记者还快，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几乎没有人会看出他曾经差点死亡的事实。　　除了社会机构，香港政府也一直通过多种途径推广器官捐赠。2008年，香港卫生署启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自此有意捐赠器官的市民可以只花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有效、可靠地自愿登记死后捐赠器官的意愿；截至上个月底，登记名册的捐赠人数已经超过14万2000人。不过，廖安丽仍然认为政府有很多空间可以努力，“最主要是将器官移植立法。比如在市民领车牌(驾驶证)时询问是否愿意登记器官捐赠；或者效仿新加坡等国的做法，不拒绝就默认身后捐赠。当然，归根到底还是要家属同意，所以市民在生前与家人分享捐赠意愿很重要，登记了就一定要将你的意愿告知家人，统计显示，超过90%的家属都会同意尊重死者的捐赠意愿。”　　出品：南都深圳杂志部　　监制：夏逸陶 池少伟　　总策划：南岛　　策划统筹：马凌 周吟 王相明　　采写：南都记者晏婵婵 见习记者 林嘉文　　摄影：南都记者晏婵婵(除署名外)　　作者：晏婵婵 林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