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什么被称为「文化沙漠」？这一说法最早是由谁提出的？大家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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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然的說法而已。如果你是住在香港的文藝青年，在 2013 年 3 月到 5 月的這段時間裏有以下活動可參加：香港藝術節（一年一次）香港國際電影節（一年一次）聲音藝術名家 Francisco Lopez 在香港城市大學的演出（已結束）日本重口味漫畫家駕籠真太郎的展覽（3.28 開始）Andy Warhol 展Kraftwerk 音樂會（5.4）周啓生音樂會（5 月）Blur 音樂會（5 月）Sigur Ros 音樂會（5 月）Woody Allen 紀錄片 3.28 上映這些都是確定的活動，通常除非藝術家本人生病或是發脾氣，不會因爲什麼「不可抗力」被取消。注意以上有大牌，但也有極冷門的東西。冷門到全世界 80% 的人一輩子都不會接觸到。沒有富庶、自由的社會，這些都不會有。不要因爲香港文化人北上撈金就覺得中國很有文化。
好像被叫成文化沙漠的地方也很多。但无非都在祖国南部——香港啊，广州啊，深圳啊??就从来没听说过谁管北京叫文化沙漠的，也没听过谁管上海或者乌鲁木齐叫文化沙漠。
显然人们倾向于觉得南蛮之地，说鸟语，且串出浓浓资本主义味儿的地方才配得上“文化沙漠”这一称号。比起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过以或者被小平划了一个圈之后才“先富起来”的广州和深圳，“文化沙漠”中最正宗的当属正正经经沦为过上百年资本主义殖民地香港了。
说香港没文化么？也是啊，这是一个会把《zookeeper》翻译成《精装群兽追女仔》的地方啊，是一个发行量最大报纸在黑社会背景的《东方日报》以及一个广告多过新闻的免费报纸《头条日报》中角逐的地方啊。说香港没文化么？但也不是啊。论文盲率，论教育程度，论文化设施，哪哪样也没有落在后边啊；2011年世界大学排名港大、港中文及科大学分别位居22、37及40位，全歼位列46的北大和47的清华了。除非是比普通话，别的还有什么好比呢。
“文化沙漠”这个词（怀着既然它存在就尝试去理解它的心情）不免是针对香港是一个彻底的商业社会，消费社会这点而言的。
香港是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没有之一。加拿大费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公布的“世界经济自由2011年报告”，香港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首位。同样，香港是世界上最强调经济价值的城市，很可能也没有之一。这里不是不重视文化，只是更重视物质罢了。香港人可以不知道三皇五帝，但不可以不懂得炒股、炒楼、熟知李嘉诚的发家史和豪门恩怨的最新八卦 。
如果有个专门给中国人用的词叫崇洋媚外的话，香港当然算是首当其冲地“崇洋媚外”。崇洋媚外就自然要“照办煮碗”（依葫芦画瓢），洋人有的，我也要有。把伦敦，纽约学了个大概模子。莫圆庄在《明报周刊》里说香港多的是小美国人和小英国人；林燕妮说香港人老是忙着对外国人显示自己到过多少外国国家，懂得多少洋东西。 于是香港能和伦敦，巴黎一样并列为世界著名摩登大都会，却似乎也只限于摩登而已。
香港也是世界人均广告接收量最多的地区，加上昨天刚出的苹果爽报，香港的免费报纸足有六份。大概如果不是香港人民对消费主义的接受，香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6份免费报纸同时存在的地方。对于香港人来说，广告就像新闻一样是需要也想要阅读的内容。能够做广告的地方都已经做了广告，据说几年前政府还差点打算要在香港的隧道内设置广告位置，最终被议员以“如果放一些美女图片在那里，也许会引起车祸”的理由否决掉了。
香港的这种消费主义气质即使在其文化人的身上也一概明显地体现出来。香港那四位久负盛名的大才子：金庸，倪匡，黄霑，蔡澜。一个“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长居华人作家首富；一个众体皆备，日进万言，速度之快，稿酬迭来，世界第一；一个是黄金填词人，作品脍炙人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最后这个食色性也，卖酱售茶，至今逍遥在美食美女间。他们极深的古典文化造诣，和他们非常市场化的文风，在香港这片奇葩的土地上奇怪地融合得天衣无缝。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香港作家的文章都可以回答你。香港文化人都很有一种盛世已过的危机感，都经常很不吝啬地批评香港文化，不过他们的批评文章也都正像他们批评的文化一样，有一种通俗易懂，老少咸宜的香港风格，悖悖论论的。
林奕华说香港人喜欢投机，就像香港人喜欢韦小宝。“精于卖乖，抛浪头，不学无术，走精面（投机取巧），执生（伺机行事）??如果不是有着这类人的高速繁殖，香港不可能在短短二十年间创造如此骄人的经济成就，以及如骨牌效益的‘文化下陷’。”
“香港是百分百现实的。现实的意思，是不作无谓的行动与妄想。在香港人的字典里，数艺术是最无谓的。因此，连娱乐所保函的艺术成分，也必须被硬生生地分拆剔除。唯有这样，香港人才会觉得在娱乐上花的钱用得其所：金有纯金，娱乐当然也是越纯越好。”
文化沙漠就这样继续活色生香地有气质，没文化下去。PS：关于这个说法最早是谁提出的，目前所知最早的确凿记载是：号，鲁迅第二次来港，应大公报邀请进行两场演讲，当时英国人发动多种方式阻挠，结果到场却有五六百人之多，很多人站着听完，席上一群年轻的香港写作者向鲁迅提问：“香港是文化沙漠吗？”鲁迅当时的回覆是：“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太颓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我第一次听“文化沙漠”这个说法是在1997年。
当时央视为迎接香港回归做了一整天的专题节目，当时节目里有个小章节就是说的香港这个极度商业化的城市是个“文化沙漠”（当时的主持人是白岩松，如果他在知乎的话我倒挺想邀请他回答这个问题的）
当时央视的论点是香港文化太商业化了，没有啥严肃文学的，所以就“文化沙漠”了（当时就拍了一个在香港经营所谓严肃文学的书店，看那个书店人特少，白主就开始掰货上了）
其实我想说的重点是当时我才十三四啊，被这种说法毒害了十多年才转变过来。
现在的我特想指着央视的脸，用一连串的爆破音质问一下：
1.何为文化，难道只有严肃艺术才叫文化？
2.人均受教育水平算不算文化的一部分？
3.民俗文化的保存程度算不算文化的一部分？
4.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算不算文化？
5.以上四点而言香港相比北京到底哪个才算“文化沙漠”
金庸，華文世界最著名的的通俗小說家倪匡，最著名的科幻小說家之一饒宗頤，著名國學家梁羽生，新式武俠小說開山鼻祖……要知道香港才700萬人。中國大陸有13億人，同檔次的有多少？更不要說什麽亦舒，張小嫻之類的了香港彈丸之地，卻是亞洲最重要的電影工業基地（至少曾經是）。王家衛，吳宇森，徐克李小龍，劉德華，梁朝偉大陸同檔次的又有多少香港以彈丸之地 卻有中文大學 港大 科大 三所世界級學府，大陸同檔次的有幾所？更不要說兩地教育理念上本質的區別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承載了多少在大陸因為政治原因不能出版的書籍的出版任務更不要提香港每年有多少文化展覽，圖書展覽，音樂節了我不知道爲什麽有人會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如果她真是，那請多給中國幾片沙漠吧
1. 摘自wiki: 通常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地域、音乐、文学、绘画、凋塑、戏剧、电影等。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
2. 「文化沙漠」的含义：笼统而言，是指大气候不适合文化生存, 也有碍艺术想像的发展, 搞得文化没办法生存。
3. 如果说文化沙漠是大陆人"精英"文人说的, 比如说是王朔, 这个命题成立, 前提是王朔式的文化, 因为香港的大气候不适合王朔的生活方式;
4. 然而, 即使就香港本地人而言, 其本地文化生活也是非常两极化的: 一方面, 香港的文化艺术品味很高，艺术收藏之精美在华人世界无与伦比, 但这个圈子非常小, 所以相对低调, 不为以追逐商业利益为主的本地主流媒体报道。
5. 另一方面, 在香港这样一个极端的商业社会里, 大多数老百姓终日忙忙碌碌，无暇提高文化艺术欣赏的层次, 唯有让五官四肢沉溺在所谓「文娱」(文化在香港本地的同义词)的麻醉之中, 而这个圈子非常大, 同时大量本地主流媒体刻意迎合这种[文娱]追求。
6. 结论: 由于多数非香港人观察到的香港「文娱」活动, 没有体现出心灵休闲的空间，没有「阳春白雪」的风雅, 所以, 在文化等于高雅的潜意识下, 多数香港人享受的[文娱]生活, 自然被外部标签为不高雅, 由此, (高雅)文化在香港没有市场的概念自然形成, 从而导致很多大陆人认同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一说法.
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请去港大旁听（虽然我不知道HKU是否允许旁听）比较文学系的一门课：Hong Kong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你要是非说流行文化不是文化，那我也没法反驳.......
韩寒说过，一个能够拍出这么多经典电影来得地方怎么可能会是文化沙漠。
只有文化狭隘主义者才会这么说。
如果拿香港本地的报摊杂志和内地比较， 的确贫瘠得多。 香港报摊上几乎没有有思想深度的杂志，最多的八卦和财经。 香港的投机文化是主流，其他的有特色的是流行音乐，武侠。
我认为那些说香港文化沙漠的观点，其实是想说香港的文化相对内地，缺少的是社会发展的整体视野的意味。香港的地域狭小无法支撑文化的全面发展是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把香港的文化除以香港的面积，我相信这个相对文化密度是远远大于内地。
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吗？绝对不能这么说，除非把文化严格限制为某一个领域或攻用的，例如赤化，例如一元，那香港确实是沙漠。就传统文化而言，香港开埠时间确实短，上下五千年里能被史册记载的篇幅只是一页，但这不构成文化沙漠的理由。文明的时间长度可以量化，但这不能作为衡量文明价值大小的标杆。以建筑为例，中华文明发展了4800年，（南方区域）该有的，她都能保存下来了，甚至可以这么理解，香港为中华文明保存了200年的文化，但这200年是站在4800年的高位的。反观大陆大部分城市千城一面的现象，香港在古建筑、近代建筑的保育工作是做得最好的（当然香港人自身会对当局很多做法有意见），有价值的基本没有破坏。而在传统文化方面，例如拜祭黄大仙、车公诞、长洲太平清醮（已入遗）等民俗文化，每天都是如火如荼地进行，已经成为香港人的生活习惯，比起传统的清明中秋重阳等丰富多了。特别是长洲太平清醮，每年都会有小孩参加飘色巡游，年富力强的去抢包山，老的组织祭祀、扎纸，整个仪式里不会出现年龄断层，可谓全民参与。说香港没（传统）文化，大概是没去实地看香港人怎么生活。说说现代文化流行文化。歌影视文化就不说了，大陆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和香港比肩，即使财大气粗的也只是在硬件上达标，软件上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由于曾是殖民地的关系，香港的西化程度很高，很多学者、知识分子都受到很好的西方教育，同时他们没有脱离华人家庭的传统教育，所以他们可谓学贯中西。他们不吝在香港发表自己的看法，很多还进入大学讲堂培育新人，保证了学府教育的良性循环。此外还有不少文化人（有机会，或者成本很低地）举办讲座展览、出书，丰富了市民接触文化的途径。而香港政府在推广文化事业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西九悬而未决就不便评论，但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展览，只是为了700万人服务，可谓让人艳羡不已。以最近的一次毕加索真品展为例，法国借出了55件毕加索的真品到香港展出一个多月，这种机会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除了这种世界性的、主流性的文化行为，还有很多小众的、非主流的、小规模独立的文化行为。例如出名楼上铺，承载了很多文化传播的功能，让更多人有机会去在有限的空间、资金尝试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各种二次创作不会被打压，被幽一默的人也不会轻易上纲上线，可以容纳多种声音，不会让微小的声音失去机会。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任何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机会和位置（当然，钱是最霸道的）。香港人善于取长补短，并且把所有东西实用化娱乐化。香港的很多文学、影视作品本身是很深邃很厚重的，但作者却用一种轻松活泼的方式去表现，不会让人觉得有压力，过分深沉，所以才会让人误会香港的一切都重商、功利，都流于表面，无文化。彭浩翔是一个例子，年轻导演，作品话题性很强，商业化程度高，也够喧闹，但盯着他一路以来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坚守，不知不觉传达了很多东西，也形成了一个圈子。说他是鬼才，是因为你会猛然醒悟，这娱乐化的底下原来有如此深意的思考。说一下广义的文化。香港有议会文化，有宪政文化，有社工文化，这些都是大陆所缺乏的。盯着出了多少学究多少个圣人没有意义，这种标杆式的人物很容易出现断层，横空出世之后就青黄不接了。一个地区能孕育出良性的社会制度、政策，让居民安居乐业并有余裕去从事对社会前进的思考和事务，才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试想一下，这么一个多元的社会，怎么可能是文化沙漠呢？——分割线——9月4日17点补充如下：哪个地方都有文化，厚度和广度不同罢了。主要说一下沙漠。沙漠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可以理解为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小众文化都不能在这个地方生存。这样的说法未免有点绝对。香港确实是没有和历史上中原文化比肩的厚度，但我相信，把中原文化浓缩在香港，一样可以生长得很好。但最让人艳羡的是，是香港对于小众文化的包容的氛围。很多大财团会资助民间创意人士做项目，政府会预留空间给他们搞自己喜欢的事，作为父母的也不会强迫子女做商人、律师、医生，任何新鲜事务来港都可以找到受众。香港确实有一个很良性的环境去包容外来的东西，小众的东西，重庆大厦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个事。在香港，大树能长得好，小草也不会绝迹。这还能说是沙漠吗？香港对于文化的重视，事无大小，都是华人圈里排前列的。“这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之前我和一个朋友这样评价香港与大陆的文化差异。
和台北商店中营业员妹妹的化妆，衣着，谈吐，气质比较？香港的确是沙漠。但是，若以同样的标准，上海则是沙漠中的沙漠。北京？那简直就是撒哈拉的最深处。
文化沙漠大概就是指香港充斥着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吧，表面浮光掠影的一层，没有深度，扎不下根。大致上说是对的，例如香港的报摊杂志，基本以娱乐八卦、政治内幕、财经马经为主，没什么营养。北岛也说：能在香港还坚持写诗的才叫诗人；意思就说，香港没人读诗，都是通俗文学。整个城市也比较市井平庸，大家都忙忙碌碌，没有北京特别北漂那种穷的叮当响但又特臭牛逼的人（又穷又牛逼，这就叫文艺吧）街头也很少见有弹唱卖艺的，只在旺角遇见过一次，还是大陆学生，周围围观很多人，想必也是少见这情形。香港以贸易立岛，这也不奇怪，往好了说是没有那些虚头八脑的，比较实在；往不好了说，就是缺少一点理想和幻想的空间。但是，香港在先锋艺术和传统文化方面其实也还不错。比如实验剧场和实验电影（黄秋生以前还搞过实验剧场神马的…）和钱穆留下的新亚书院和后来的香港中文大学。
用龙应台很简单的回答，香港连文化部文化局都没有，没有任何官方文化部署。就算龙应台在香港，也无用武之地，最多在大学里面做一个讲师。而这样的环境，并非无文化，“有人即有文化”，如日常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婚丧嫁娶都是文化。但是若要有怎样的文化产业在这里生根发芽，自是不可能的。
香港有饶宗颐这就够了文化就看你怎么定义了拿粤剧来说，说实话发展得是不怎么样，十年万部的新戏，大多粗制滥造，剧情甚至肉麻露骨。但有不仅大量的剧社，且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曾听过一场阮兆辉的讲座，婆婆姥姥们的癫狂状态我记忆犹新。剧场的话林奕华荣念曾，仁者见仁吧，我对进念不太感冒，觉得林奕华还蛮不错的。但他们在香港还是属于比较边缘的一类，因为演艺学院的势力太庞大。香港有点宗族社会的感觉，一方面论资排辈，另一方面，一堆大佬抱团之后，对后起的团体并不友善，因为城市小，不友善就可以很不友善。举个例子，林在两岸三地名气不小，但在香港25年没拿过香港舞台剧奖。音乐没了解过。直观的感受就是，以前在内地大家都唱粤语歌，现在不唱了。展览除了几大展馆之外，有M+博物馆的展览。基本上是鬼佬话事，中国元素点缀。这个其实也并非一味崇洋媚外，因为香港各界意见太多，又泛政治化，鬼佬不容易惹祸上身，就算是骂也有个语言障碍不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话，各种演出基本可以年中看到年尾。再说说艺术行政，香港的艺术行政其实是比较高效的，票价也便宜很多展览是免费的。不过在香港做艺术行政基本就是纯行政。或许他们可以高效的订酒店、定场地、订机票，和各方衔接，但大对艺术本身没有概念。出版没什么好说的，联合出版嘛
龙虎豹之流是香港特色，个人并不反感电影不了解，只是听闻除了杜琪峰之外，其他都北上了。记得去年某一个时段去看电影，看到上映的电影，金鸡、雏妓、十二金鸭之类的。设计来说，还是有一些华丽丽的名单的，比如靳埭强、刘小康。当然香港还有牛棚、JCCAC、元创坊，水准仁者见仁，但可以去看看。另外来香港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志莲净苑，同是“仿古”，看看香港做成什么样香港不会给你惊喜，但类似于给了你一个菜单，点啥还是有啥的。不过 个人认为香港的年青一代是没什么希望
无论是文化上 还是精神上 所以衰落是必然。
我不觉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应该说是和商业结合得比较紧。那么针对市场，大众品味的东西还是会俗一点，但是俗这个概念也并非低俗，毕竟hk的平均教育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另外也不能简单说接受者多的东西就没文化。反而，hk有很多独立文化人，有很高的造诣。所以一个丰富文化层的状态是不能这么单纯划分的。 反观大陆，经济分化，也必然带来文化分化，加之历史原因，文化断层严重，近几十年也鲜有影响宽广深厚的作品，的确也没有什么评论的立场和身份。动辄就是我爷爷如何了得，只停留在过往，略显底气不足。颇有一些美食家对厨子批评的意味。 另，文人相轻也总是这样。但是，我们都是官学，文人也不独立，底气更弱。不免沦入大家来找茬的下三流套路，而非你强我更强的竞争状态。唯一大陆的希望也就只是大师总是很苦逼这点上，希望会爆发。但是，叫骂的又往往是＂大湿＂，变了做＂叫兽＂，所以也就越发没有评论人的立场了
如果香港是文化沙漠，相比之下，大陆岂不是更加沙漠？多少电影在香港可以看，但大陆看不到。多少书籍，在香港可以看，但大陆看不到。先把自个儿整明白了再说吧，别老瞎几把说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了。
和“上海人排外”一样莫名其妙的以讹传讹罢了。
一个对文化如此宽容的地区怎么会是文化沙漠呢？
要说中国传统文化，港台地区才是真正没有断层的。说人家是沙漠，想想我们现在的文化，是不是很多都变了呢？那些国学的东西，还有吗？
没搞懂为啥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文化沙漠”，称某地为“文化沙漠”者，不出以下三种原因：1、说者自身无知浅薄2、骂人3、爱之深，责之切香港普选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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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凡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均依法享有和被选举权，这是一项普遍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西方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明末一直萌芽到清末，未能形成气候）最早提出“普遍选举”的口号，用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声明，俗称831声明。香港政改就此拉开帷幕。[1-2]外文名&general election目&&&&的平等
凡达到选举年龄的香港公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普遍享有选举权。
资产阶级虽然最早提出“普遍选举”的口号，用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但是在他们夺取政权后，却严格限制选举权，规定了诸如居住期限、财产资格、教育程度、性别、种族等选举资格的限制。
直到20世纪初才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实践中仍未能得到很好贯彻。
根据全国人大的解释，香港在2017年可以实现特首普选，并最终实现立法会普选。
具体的讲就是：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普选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3]香港方案成功凝聚民意反对派建议不得民心
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政改方案成功凝聚了主流民意，大部分市民支持香港政制“起锚”，不想政制再次“抛锚”。香港研究协会的民调显示，政府于政改普选方法方案中提出修改选举办法的多项建议，均取得逾半市民支持，且支持度均较上次调查上升，反映社会对政改方案已有共识。有五成四市民更认为，立法会应该通过今次的政改方案，比上次调查上升一个百分点。
香港研究协会公布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有五成四市民表示立法会应该通过政府公布的二〇一二年政改方案，较上次调查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认为不应该支持通过方案的市民则只有两成四，比上次调查下跌了一个百分点。研究协会负责人表示，调查结果反映市民希望政制向前发展的诉求持续增加。
港府发起“起锚”运动，并表明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将有助为普选铺路，这个说法，有五成五市民表示认同，只有三成六表示不认同。对于有反对派表示方案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否决方案，有五成三市民不赞成，赞成的只有三成八。可见香港市民普遍不认同反对派的态度，对政府的态度则予以肯定。
有五成七市民认为，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与民主党、民协及普选联的会面有助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只有三成四成受访者认为无帮助。研究协会负责人认为，这反映普遍市民认为会面对双方的沟通起正面作用。
此外，研究协会还对政改方案中的选举办法修改建议进行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方案建议二〇一二年立法会议席由六十席增加至七十席，获得六成五市民支持，较上次调查上升百分之一；不赞成该建议的市民则只占两成一，较上次调查下跌三个百分点。
方案建议二〇一二年立法会新增五个区议会功能界别议席，加上现有的一席共六席由民选区议员按比例代表制互选产生。有六成六市民赞成该建议，较上次调查增加百分之三。反对的市民只占两成九，较上次调查下跌一个百分点。
对于方案建议二〇一二年行政长官选委会由八百人增加至一千二百人，四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各增加一百人，其中第四界别新增的一百席中的七十五席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也有六成五市民支持，只有两成半市民反对，比较上次调查并无变化。
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成功凝聚了香港的主流民意，相反，反对派提出的建议却不得民心。
对于有反对派政团建议，二〇一二年立法会六个区议会功能界别议席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再由全港未能在功能界别中投票的选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结合地区直选的一票，即一人两票的方案，赞成的市民仅有三成三，不赞成的市民则高达五成一。理论上讲，“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但在当今世界的非封建体制国家中，政治生活都是由党派把持，一般情况下要成为国家或地方领导人，必须要先加入某一党派。这一点东西方社会都是如此，不过这限制了未加入任何党派的公民充分享有被选举权的政治权利。
香港普选问题纠结在：反对者要求不分党派可以随便提名任一港籍公民作为候选人进入选举程序，然后就各个候选人直接投票选举领导人。这是一种十分朴素而直接的民主方式，适合人口规模小的社区，如内地的村、乡一级的民主选举。但中央和香港政府坚持采用---香港各党派先各自选出候选人（中央只要求爱港爱国即可），然后香港公民再在这些候选人中投票决定领导人选。这也是西方社会选举的普遍形式。日，一篇题为“选举、民主和香港的未来”的文章同时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和《明报》上。施维尔在文中说，支持香港实行普选不仅因为“民主是一项普世权利”，而且“是我们未来繁荣的关键”。英国有约1000家企业以香港为基地，是香港经济的重要部分，英国期望香港持续繁荣稳定。对于普选的确切内容，施维尔认为需要在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前提下，由香港与中国政府以及香港人作出决定。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完美的普选模式，但重要的是，任何方案应给予香港人一个真正的选择，让他们能真正主导自己的未来。”施维尔还表示，要顺利找到这一重要议题的解决方案，各方对话与合作格外重要。“当然，英国也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在香港报章撰文说，随时准备向香港普选提供任何支持。此语一出，在香港激起一片反对声。[4]香港
日，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无需外国政府为普选提供任何支持。
2017年特首普选是中国人的事，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以及任何其它政制改革问题上，香港不需要英国政府和任何其它外国政府提供“支持”。日，香港特首梁振英用这番表态拒绝了英国主动提出的口头支援。此前一天，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施维尔在香港报纸上撰文，大谈普选“是我们未来繁荣的关键”，并称英国在香港普选问题上“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
梁振英指出，普选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市民、特区政府和全国人大、中央之间的事，完全是中国人范围内(中国内部)的事。这件事与英国无关，亦与任何其他外国政府无关。过去的经验显示，任何外国官员的参与或干预，对香港的政改、对他们想支持或想干预的人来说，作用会适得其反。[4]
中国外交部
日，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表示，对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任何外国政府或官员都不应指手画脚，妄加评论，更不得干预。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官网发表发言人的话说，香港政制发展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进行，不需要任何外国提供所谓的「支援」。希望有关国家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发表有损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论。[5]
香港特首梁振英
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为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第二轮公众咨询，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声明表示，“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是中央、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共同愿望。政府呼吁全体市民齐心一意，落实普选。[6]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香港特区政府日发表《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咨询报告及方案》)。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特区立法会发言时表示：“全力推动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是本届特区政府最重要的施政目标。”
林郑月娥公布《咨询报告及方案》时说：“行政长官已多次表示，全港500万合资格选民，可以在2017年历史性第一次以‘一人一票’选出下一任行政长官，不仅是香港政制发展的重大跨越，也是国家的历史大事。”
特区政府发表方案前，在2013年12月至2015年3月期间已进行两轮公众咨询。在2015年1月至3月期间进行的第二轮咨询，特区政府共出席了88场咨询会及地区活动，以及共收到超过13万份书面意见。
林郑月娥向立法会议员说，在展开政改第二轮咨询时，特区政府已经强调“2017，机不可失”。
她指出，我们眼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如期依法落实普选，让500万合资格选民可以在2017年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行政长官。
她说，“如果普选行政长官方案被否决，我们便会错过了今次的黄金机会。”不但政制发展原地踏步，更无法估计要到何年何月才会再次启动“五步曲”，实现普选行政长官。
“相反，若2017年能够落实普选，由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及其领导的特区政府将有所需要的政治能量进一步推动政制向前发展，包括实现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
特区政府提出的方案重点如下：由1 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按照现时选举委员会四大界别共38个界别分组组成；各界别分组和界别分组的委员数目维持不变；38个界别分组的委员产生办法不变。
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程序：
提名委员会作为一个机构整体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程序分为“委员推荐”和“委员会提名”两个阶段。
就“委员推荐”，获得120名提名委员会委员推荐即可成为行政长官参选人。每名委员只可推荐一名参选人，而每名参选人可获得的委员推荐数目上限为240名。这代表制度可容许最少有5个和最多有10个参选名额。
至于“委员会提名”，提名委员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提名产生2至3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委员最多可投票支持所有参选人，但亦可只支持部分参选人。每名委员最少应支持两名参选人。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并获得最高票的2至3名参选人成为候选人。全港500万合资格选民可从提名委员会提名的2至3名候选人，透过“一人一票”以“得票最多者当选”的方式选出行政长官人选。
林郑月娥表示，在过去的两轮公众咨询，以及由她领导的政改咨询专责小组的成员的亲身体会，有一个客观事实是非常突出的。
“这客观事实就是广大市民一直都十分期盼在2017年能顺利落实普选行政长官。”
她并表示，这个社会的普遍期盼，也在社会上由多个民意调查长期显示出来。
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的方案是严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决定》，同时尝试在众多及不同的诉求和观点中，寻找最大的共同点及平衡点。”
“今天，政府实实在在提出了以市民的意愿和香港社会整体及长远利益为依归的具体方案。”
她说，政制发展已到了关键时刻，到底是向前走抑或原地踏步，掌握在每一位立法会议员手中。
“《基本法》赋予了每位立法会议员宪制权力审议政府提出的方案，议员当然需要承担这宪制责任。”
林郑月娥表示，这是时代对议员的呼唤，是历史把这责任放在议员的肩膀上。
她希望立法会能尽快展开审议程序，务求在立法会暑假休会前完成表决程序。
她说，立法会在香港的政制发展担当重要的宪制角色和责任。
她呼吁所有立法会议员，特别是泛民主派的朋友，停一停、想一想：假如立法会否决方案，“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的愿望落空，广大的市民将会多么失望；假如政制发展原地踏步，对香港政制民主化怎可能有利。
“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和广大市民一样期望议员作出应有的承担，顾全大局，让香港的民主发展可以继续向前走，立下最重要的里程碑。”
林郑月娥说：“我深信这是为香港政制长远发展向前跨出最大、最坚实的一步，也是经历众多艰辛的每一步后，能踏出最勇敢的一步。”
最后，她以今次《咨询报告及方案》封面的口号作结语：“2017，一定要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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