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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729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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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13.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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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30-33层
法人代表：宋广菊
总经理：朱铭新
董秘：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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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亿人进城你的钱会怎么变？ 蚁族中产钱途在哪
3亿人进城,你的钱会怎么变？　　3亿人进城,你的钱会怎么变？
　　文/本刊记者 郭建杭 陈伟 杨森 姬小梅 张楠 张蓓 孙磊
　　图/getty CFP
　　你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取了不少的财富，成为中产的一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持续享有中产的头衔，尤其是3亿人还要进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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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拥有类似你的生活与福利。
　　有媒体报道了一份即将于两会后出台的文件（《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文件中指出，此次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主要是逐步转移农民工进城，这其中包含了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医疗、户籍、住房等改革。换句话说，城市建设带来的好处，新进城的农民工一样要参与分享。
　　这时候，已经在城市中的你，未来会怎么变？是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还是遭遇更激烈的资源竞争？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收入和生活？还是会被挤出城去？
　　你的钱会怎么变
　　36岁的王珍蕾和34岁的舒伟东夫妇，每天晚上都睡在一个长3米、宽2米的房间里，这是一幢夫妻宿舍，里面紧密又松散地隔出了十几个房间。房间里没有什么昂贵的陈设，除了一台不停播放电视剧的老电视。这里是重庆的“城中村”六公里，宿舍是夫妇俩打工的缝纫厂提供的。生活在六公里的人，很多并未真正见识过重庆这座大都市的繁华一面，每个月领了工资，扣除生活费和零用钱，大多数寄回老家，供养那里的孩子和老人。
　　这是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桑德斯在重庆看到的一幕，并记载在《落脚城市》这本书中。他们也是中国众多城市流动人口的缩影。在统计数据中，他们早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归属于52.57%的中国城镇化率之中，虽然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福利，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城里人”。统计部门对2011年的情况调查显示，外出农民工中养老保险覆盖率是23%，医疗保险覆盖率是31%，大部分人还没有被社会保障制度覆盖。
　　除了城里的2亿多流动人口，还有大约6亿人生活在农村。根据学者估算，未来20年的城镇化中，6亿农村人口中的3亿人将会涌向城市。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不管怎样，中国城镇化能带来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大事件，一件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件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30年之殇：我们仍比美国落后100年　　城镇化30年之殇：我们仍比美国落后100年
　　自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开始蜕变，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行了30余年，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仅达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这还是按照统计局52%的标准进行比较的。
　　在全球商家都视为重点客户的中国中产阶级身边，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甚至在城市核心区的夹缝里，还生活着很多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的数量超过2亿，且多是青壮年。他们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为城市添砖加瓦，但却没能享受到这个城市的福利。他们对未来的城镇化充满憧憬，他们希望可以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
　　这群“准主人”之所以被称为流动人口，是因为其中的一部分人因为难以承受城市的压力而选择离开。
　　例如重庆六公里的王珍蕾夫妇，他们原本是在深圳打工，条件待遇都不错，但是他们发现深圳的一大缺点：这里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存钱，还是永远在深圳买不起一套房子。在深圳没有未来。
　　虽然他们在乡村还有土地，但是他们不会选择回到乡里，因为“在城市，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他们一般只有在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回到乡里，这时候乡村就起到了保险的作用，但那一般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牛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漂泊无依的人口缺乏效率地流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社会协助、公共住宅与就学安排等措施，以促使乡村移民在城市永久定居下来。”
　　其实不仅是这些生活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就是已经在城市里买房安家立业的“中产阶级”，同样会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压力：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等各方面受限；供养房子，不敢轻易换工作或者旅行；怕生病，挂号很难，而且耽误工作。抢跑城镇化：大城市跑得快，但跑过了头　　抢跑城镇化：大城市跑得快，但跑过了头
　　发展了多年的以房地产建设为龙头的摊大饼式城镇化，快要走到尽头。
　　一旦城区的面积过大，就会产生太多问题。交通、纯净的空气和水资源、优质的教育医疗条件、工作机会，很难随着人口同步增长。各式各样的城市病开始发酵，乃至有人选择离开大城市，逆城镇化悄然出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等人就提出，城镇化要发展小城镇，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这一点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江苏两省的部分地区，得到了不错的发展。例如距离上海100公里之内，就有嘉兴、苏州、南通3个地级市，还有平湖、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海门、启东7个县级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在上海的带动下均有不错的发展，人才在这些城市之间的流动率也比较高。
　　但是其他地方，更多出现的是孤零零的大城市，大城市周边富含经济魅力的小城镇却是鲜见。典型如环绕着北京市的河北省，除了燕郊、香河、固安这几个北京的睡城，还没出现一座依靠北京而经济腾飞的城市，大量的河北人进京务工，却没有带活自己家乡城市的发展。
　　大城市为什么会容易发展起来，和大城市自身的属性有关。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远高于中小城镇，同时法律执行规范，机会相对公平。
　　2012年，北京市新增人口50.7万，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前几年小了许多，但仍然是个巨大的数字，想想看，50万人需要多少套住房、多少量车、餐馆、学校与医院。总人口数超过北京的上海，2012年的前9个月也增加常住人口23万。
　　随着人口的增加，巨大的城市病开始暴露，交通、污染、治安令人头痛。尤其是高房价，这已经成为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家中式快餐连锁企业的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一线城市的门店，房租过高，差不多是二、三线城市的4倍，但是营业额却高不了多少，真正赚钱的还是二、三线城市。所以不会再在一线城市扩张。
　　高房价已经使得大城市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处处受限，城市的青春活力悄然流失。逆城市化：从卫星城到产业集群　　逆城市化：从卫星城到产业集群
　　对比全球的其他超大城市会发现，北、上、广、深的市区规模并不比东京、纽约小多少，人口更是远多于它们。如果继续扩张下去，带来的只能是规模不经济，而纽约、伦敦、东京乃至台湾地区。
　　北京早在2010年就传出消息，要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包括“13县市1圈4区6基地”，河北省13个县市首先实现电话区号变更，全部与北京一致为010开头，然后通过高铁、轻轨、地铁、高速公路等立体交通设施建设，建成半小时经济圈，即环首都经济圈内任何地方，都可在半小时内达到北京城区。只是到了2013年，这个规划还更多停留在纸面上。
　　北京的卫星城发展很慢，能否形成小城市的产业发展优势是很关键的环节。因为一个地方没有繁荣的产业，相应的教育、医疗等配套硬件就不可能发达，也就很难吸引人的迁移。
　　如果说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还有机会借力的话，那么更多的不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乃至乡镇，其发展起来就更需要借助产业的力量。
　　例如地处皖北中原的宿州市，想集中力量建设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提出用5～10年时间，争取实现制鞋产业基地年销售收入500亿元，利税50亿元，建成区20平方公里，吸纳20万人就业。如果宿州鞋城的规划成功落地，会极大改变城市的面貌和生活状态。
　　不过城市产业集群的建设，远不是发展经济那么简单，已经发展多年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这几年来民工荒的现象持续，即使提高工资也未必能招到人。之前城市发展经济，吸纳大量进城人员，主要目的是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使得城市更多成为一个赚钱的中转站，缺少福利，外加高房价以及日益严重的污染，多数进城人员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户籍以及福利制度的改革，是未来发展城镇化的重要前提，但这也对已经定居在城市中并且成为中产的人形成了威胁。泡沫上的中产：城镇化的“两面派”　　泡沫上的中产：城镇化的“两面派”
　　对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中产，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生活中的城镇化。面对进一步的城镇化，中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城镇化带动许多产业发展，中产阶级会有更多赚钱与发展的机会，但同时，3亿人进城带来的对有限资源的抢夺，会更加激烈。
　　对于现在的中产来说，生活在大城市并不轻松。他们用父母多年的积蓄交了房子的首付，在大城市买了高价的房子；他们购买了汽车，每个月都为“两桶油”贡献不菲的利润；将自己每月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银行，以偿还房贷；担心父母生病，因为父母虽然也来到城市生活，但是户籍却在老家，享受不到城市的医保；他们还担心户籍制度一旦放开，自己的孩子会面临更多外地孩子的考学竞争。
　　如果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中产衡量标准—— ⑴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⑵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⑶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估计没几个中产家庭可以做到轻松从容。
　　在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变革面前，中产作为先富起来的人，首先追求的是稳定、趋于保守，但是如果一味地保守，只会被现实所淘汰。
　　城镇化大潮下，中产该如何应对？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接下来的文章将会把其中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城市土著 外地人很强，我落伍了　　城市土著
　　外地人很强，我落伍了
　　文/本刊记者 张楠
　　生活在中国，有一个从出生到死亡都会伴随你一生的东西——户口。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北京户口、上海户口、河南户口都是户口，差距却很大，至于到底差距多大，相信只要是成年的中国人基本都有体会。很多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怀揣着梦想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不为别的，只为了将自己或下一代与其他人的差距缩小一点。
　　北京站外，叫卖地图的声音不绝于耳，买一份看看，天安门、、CBD各种如雷贯耳的地名让人觉得北京真是一个太繁华的都市，能有北京户口的人一定都是富贵之人。他们其实忽略了地图上很多地方的很多人，他们虽然有北京户口，但是他们的生活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刘玉良出生在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城乡结合部，作为一个“85后”，他的脸上却尽是沧桑。“我的工作是公交售票员，每天4点起床，下午下班，回家后没什么事，就是睡觉和玩电脑游戏，其实和我爷爷每天遛鸟打拳也没什么不一样。”“混日子呗”，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小学、中学傻玩傻闹，高中是中专技校，大学压根没希望，只能托关系当兵，为的就是回来能给安排工作。”刘玉良回忆他的儿时朋友，多数人的路是这样走的。“其实我挺羡慕外地人的，住在我们这边的（城乡结合部）很多都是外地人，他们很多人还有车，钱挣得也不少，就是日子过得苦了点。”刘玉良指的这些外地人，都是在附近做一些小生意的人，生活很辛苦，但挣钱绝对比在老家多不少。
　　2011年年末，北京的人口就已经突破了2000万人，而这其中，“有户口的”约1277万人，“没户口的”约742万人。有学者研究发现，没有户籍的人口的消费会比有户口的人多出三成。不菲的户籍福利成了北京土著的保护伞。
　　大城市的人似乎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刘玉良也不例外。很多生长在皇城根儿、大上海脚下的人，觉得自己就是比外地人、乡下人高了一等，再加上相对优越的环境，危机意识并不强，也不能吃苦耐劳，“户口”反而成为了一种累赘。除了一些有房可拆，或者自身学历资历过硬的大城市人生活依然在社会的较高层次外，刘玉良们只能从事较为低端的服务业等工作。
　　“我现在最羡慕的还是那些白领，平时老看报纸说什么白领精神压力大，但至少工作体面，还可以坐办公室，而不用每天扯着嗓子报站名。”刘玉良说，“有好几次在车上遇到以前的同学，我都不太好意思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对方总是说&原来你在这车上卖票啊&，可能对方没什么别的意思，但我听着是真别扭。”
　　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地人来北京寻找机会，追求梦想，在刘玉良看来，这些人的确是建设北京的功臣。但他同时觉得，外地人来了之后会抢走很多本属于他的资源。“你会看到有钱的没钱的都来了，有钱的人花钱就能摆平很多事，政府也会出政策帮助一些没钱的人。”刘玉良说。
　　刘玉良的想法，凸显了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最主要的就是从小在“既得利益”环境中成长的“都市人”，很难适应随着城镇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更多的竞争。他们一方面感谢外地人帮助建设北京，但又担心自己的利益会被剥夺。
　　刘玉良有时会很烦自己是个北京人，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在北京从小就知道高考分数低，也知道北京户口值钱，正是因为这个户口，把我&箍&得死死的。父母也没什么文化，打骂不管用也就不怎么管我了。从小我就这样，能指望我长大了有什么出息？”刘玉良说。
　　在北京的地图中，类似刘玉良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手忙脚乱、束手无策，只能随波逐流。
　　好在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异地高考的逐渐放开，已经给土著们敲响了警钟，下一代土著不能再像刘玉良这样了。城市入侵者 没户口，更要努力　　城市入侵者
　　没户口，更要努力
　　文/本刊记者 郭建杭
　　“当我决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离开了能帮到自己的关系网，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靠祖荫了。反而要和可以&靠祖荫&的这些本地人竞争各种资源。”李强说道。
　　李强是3年前来到北京的，来北京之前，他着实纠结了好久。他这边要排除万难出去“闯世界”，他的家人则设置重重关卡，试图劝说他按照家人安排好的一切来过安稳的日子。而他在来北京之前，也咨询了他的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好友。
　　这位好友已经在北京打拼了好几年，在李强看来，好友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是令他艳羡的。好友在北京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工作，出入高档写字楼，月入过万，时刻关心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央行的一个政策就会影响到自己当月的奖金。好友在工作中会和那些世界知名企业打交道，有机会参加行业内最前沿的研讨会。
　　李强之前的工作是在东北老家一个事业单位，重复的工作内容，每月1500元的薪水，购买一件有名牌标志的产品是把自己和世界知名企业联系起来的唯一途径。“小城市好像关起门来过日子，外面的世界变幻对小城市的影响有限。”李强说。
　　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年末，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069万，比2011年增加51万左右。而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将达到2300万。到2020年，这一数据最高将达到2770.3万。这些数据就好像前一段时间北京的雾霾，压得每一个在北京居住的人透不过气。而根据市政府规划，在2020年北京总人口应将规模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这个规划显然太保守了。
　　当李强向好友表达了想要辞去老家的工作，去北京打拼的时候，好友苦苦相劝：“到一线城市工作生活，无论赚多少，看起来有多么光鲜，都只是一方面。需要承担多少压力，只有自己知道。你就好像一个城市的入侵者，本来你在这个城市就是没有根的，你来到这里就是抢占那些有根的本地人的各种资源，你要时刻努力地去&抢&，否则你就会被挤出去。”
　　李强也曾犹豫过，但是促使李强最终下定决心辞掉工作到北京发展，是因为自家的一位亲戚患病，在当地的医院看过后，医生查不出任何问题，辗转来到省城医院后，一番检查下来仍然没有看出问题所在，最后到了北京的三甲医院，医生看过后，直接告知问题所在，安排手术。
　　李强就想：“等以后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以后，想要就近享受到这样的医疗水平，还得是在一线城市生活。”
　　凭着自己在地方上的几年工作经验，李强勉强找到一个几百人的私人企业做销售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李强略有挫败感，“自己此前的几年时光都浪费了，在这里不比在老家，你拖拖拉拉每天混日子也能混到退休。在北京，你的能力稍有不足，就会被淘汰，周围的人都太强了。”
　　在李强看来，这样的竞争环境，对本地人和外地人都一样，他们公司同样有本地人因为能力不够被公司淘汰。
　　事实上，一线城市的本地人，当他们遭遇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时候，他们有身为本地人的优势：户籍制度的保护；环境熟悉，熟知这个城市通行的各种行事的“潜规则”；身处自己的家族成员和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儿”的各种人际关系网；以及最重要的——父辈多少都为自己积蓄了一些用得上的财富，如房子。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那些城市入侵者带来的各种“不便”：要和全国最优秀的人竞争就业资源，和来自全国的人分享医疗资源，对本地人影响最大的是政策上逐渐的“模糊”户口带来的各种优势。
　　李强这两年凭借着自己的奋斗，年薪已达6位数。“虽然自己在这里是外来人，&先天资源&不足，需要不能有丝毫松懈的打拼来给自己和后代奋斗出一个家底来，但是在这里的发展机会对外地人和本地人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均等的，只要努力上进，你就会有机会。”李强说。城市逃离者 大城市的穷人，小城市的富人　　城市逃离者
　　大城市的穷人，小城市的富人
　　文/本刊记者 杨森
　　一年前，28岁的王子默还在北京十分辛苦地打工，如今她已经是一家英语培训学校的年轻校长了，不过这所学校并不在北京，而是在贵州省毕节市——前一段时间冻死5个孩子的地方。
　　当子默宣布她已定居毕节，立足于这个并不十分有名而且貌似不发达的三线甚至是四线城市时，朋友们大多觉得不可思议，在别人眼中，子默绝对算得上是在北京发展得不错的精英白领，怎么也突然“逃离”了呢？
　　逃离城市，像小鸟出笼
　　子默当初从悉尼大学毕业后，错过了国内的招聘高峰，花了3个多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子默想着还是“先就业再择业”，于是依靠优秀的英语能力，去了一家著名英语学校当起了讲师，并很快成为了主讲。这下可好了，每天要上8~10个小时的课，除了过年之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我几乎没有社交生活，课程也都差不多，循环讲，每天连续说话8小时以上，感觉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子默说。可作为新人，她也只能服从安排，这一服从就是两年时间，期间子默还患上了慢性咽喉炎。
　　为了上班方便，子默和男朋友在离中关村不远的地方租了间小屋，每月要4000多元，当然子默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回报，玩命般地工作使她的月薪达到平均15000元，由于海归的身份，单位还帮助她办理了北京户口。尽管待遇不差，子默却并不感觉幸福，身边朋友挺多，但没时间在一起玩，别人休息的时候自己还要工作。从事广告行业的男朋友也经常加班到半夜，收入却只有每月4000多元，还不够交房租。疲惫的生活令二人看不到未来，终生去意。“北京房价那么高，难道要花300多万买个鸟笼一样的房子？不如趁年轻的时候为自己活一活。”子默说。
　　与很多一线城市的“逃离者”不同，子默和男朋友并没有想着去其他城市再找一份工作，而是打算去小城市创业，这种“逃离”虽然有些无奈，但却能把被动变为主动，或多或少掌握自己的命运。子默想得很明白：“在这里工作得再好也是为别人工作，同样的劳动强度不如为自己工作。”
　　最终子默根据自身的优势，决定从事英语教育行业，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培训行业比较不成熟，投入成本也低，有30万~40万就能启动。最后她决定去小城市寻找机会，于是看中了男朋友的老家毕节。
　　生活并不轻松，但充满希望
　　子默对换个环境重新开始事业的转变毫无恐惧，用她的话说，是打探好了才行动的，心里有底。当然她也想到了后路：“最坏的情况是创业失败钱花光，大不了回北京接着讲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幸运的是，创业的情况和当初判断的基本一样，过程还算顺利。毕节市虽然不大，但并不缺乏对英语培训的需求，虽是小地方，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意识却很强，然而本地市场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想做，但真正好的没有几个，有海归背景的英语培训学校在北京根本不算什么，这里却只有我们一家。收入比之前预想的也要好很多。”子默说。
　　和以前相比，子默的生活节奏缓慢了不少，课程主要集中在周末，平时则略微清闲，不过当上了校长，不仅要讲课，学校大事小事也十分繁杂。“来这里大半年，感觉进步不少，人不能讲一辈子课，应该全面锻炼能力。”子默真正的工作时间多数是在节假日，这段时间她的辛苦程度并不亚于从前，但心情与从前完全不同。“自己的事业，辛苦也很有价值。”她说。
　　在毕节，每月1000块钱就能租到不错的房子，加上消费水平也比大城市低，所以虽然现在的收入还不如之前，但对子默来说已经足够好了，“其实在哪儿都辛苦，在北京讲课辛苦，经营学校也辛苦，但有自我实现的感觉。”子默很满足。城市流浪者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城市流浪者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文/本刊记者 姬小梅
　　2012年春节前的一个月，四个大男孩趁着天黑将自己的行李从出租屋搬到10分钟路程的公司里去。之所以会在这冬夜里如兵荒马乱般地搬家，是因为同屋其中一个“90后”男孩在洗衣服时没有注意排水管，漫了一地的水并将楼下的屋顶给浸湿掉皮，中介私自进屋扣了他的iPad，还要让他们交一万元的维修费用。
　　房屋中介公司的一个同龄小伙，作为“好心”，也作为监督，非常委婉地告诉他们可以连夜搬走，也不用交一万块钱，就是要损失掉3个月的房租。这四个男孩在这里才住了两个礼拜。
　　与中介公司闹一场？伶牙俐齿的邻居小姑娘建议他们找律师，但中介小伙在旁边时不时来一句：“他们（中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片儿的居委会都不管了。”
　　这所有声音都让这四个从外地来上海梦想做一番事业的“90后”感到憋屈和愤懑，四人中稍年长的男生让大家冷静一点，他说本来就是我们自己先出问题，现在就当花钱息事宁人，买个教训，毕竟明天天一亮还要去上班，谁也折腾不起。
　　外出闯荡的坎坷让住在一起的几个年轻人都格外的唏嘘和惺惺相惜。也许是同在外的漂泊暂时让他们团结到一起，来对付可恶的中介，也或许是从别人的经历里吸取教训，内心暗暗说幸亏不是自己摊上这事儿。可是下一个摊上事儿的是不是自己，谁也说不准。
　　这四个年轻人分别来自四川、湖南、宁夏和安徽，在上海浦东的一家三维建筑公司工作，他们四个正好在公司里的同一个部门。有个人说要在这个公司里做到年后，拿完年终奖就买南下的火车票，再也不来这坑爹的上海了。其他三个男孩则说：“要走大家就一起走，我们到哪儿都是一个团队，再说我们的技术在深圳更适合发展，那边有更多的建筑建模公司需要我们。”都说上海工作机会多，但在他们眼里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比上年增加20万。加上前两年200万没有实现就业的人数，2012年累计有近千万的大学生要找工作。这第一批“90后”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他们新鲜、朝气、蓬勃、活力、自信，同时也被人贴着“90后”、脑残、自我、叛逆的标签。
　　与此同时，“80后”“90后”员工的离职率整体较高，达到了30%以上。2011年的毕业生小唐现在在南昌做预算师，在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换了三份工作。而一位做HR的网友在微博上就吐槽公司里“90后”小姑娘交辞职报告，她离职原因写的是“年纪轻轻，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对于这么实诚的孩子，相信看惯了八股管理书的领导也会捧腹大笑，或者摆出一副“年轻人太幼稚”的不屑表情。
　　到底要多富有梦想的空间才能让这千万的“流浪者”在大城市安定下来？北漂、上漂，关于年轻人涌入北、上、广，又逃离北、上、广，进而又逃回北、上、广的报道专题不绝于耳，这舆论的导向不管有没有催化作用，也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当然，有很多年轻人也选择自主创业，有的也进入到体制内去。在南京上艺术学院的“90后”连华，在毕业后就回家进入了民政局。她说自己不喜欢生活节奏特别快的城市，比如上海。工作机会不是最主要考虑的，首先是选个喜欢的城市。关于她的梦想，由于她学播音专业，记者以为她会说主播或者演艺之类。她却说：“当官，当领导。”接着又发了一个很调皮的表情。
　　千金难买心头爱，这真是一句实在话。
　　城市的发展让工作机会变多，这让很多人，尤其是庞大的年轻人的群体流动显得更为活跃和积极，不再拘泥于一个城市，生活有了更多的标准，他们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更注重的是自我满足——即便薪水不高。今后10年，中国的发展从城市化转变为城镇化，他们有更小的机会成本去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城市蚁族 生活很苦，但有奔头　　城市蚁族
　　生活很苦，但有奔头
　　文/本刊记者 杨森
　　哪里都有穷人，大城市也不例外。
　　走在城市繁华的马路上，看不出小高有什么不同，雪白的衬衫，笔直的领带，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不过与多数城里人不同的是，小高住在城中村中一处破旧的平房里。这是一个挤满了外地人和流动人口的部落，卫生、居住条件很差，虽然地处城市，但属性依然是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并没有惠及这些区域，或者说它为进城工作的外乡人提供了更多一种廉价的选择。
　　小高来自农村，在北京一个民营企业做销售，如果当月没有完成销售目标，就只能赚到一千多块钱。这点儿钱根本租不起一个像样的房子，为了多省下点儿钱，小高选择住在北京南四环附近的一片“城中村”，每天上班要先赶一班拥挤得几乎令人绝望的公交车，再换乘地铁才能到公司，每天上下班来回的时间需要两个多小时。
　　城中村仿佛是城市中最阴暗的角落。城中村里的原住民不用种地赚钱，只需要多建房屋并出租出去，满足大城市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即可衣食无忧，这些房屋多被改建成集体宿舍，条件极差，廉价出租给低收入人群。多建房屋还有另一个用处，就是可以在未来拆迁之时多分一些钱。
　　除了地理位置各不相同以外，城中村之间几乎没有其他区别，无不是人口密度极高，暂住人口占有绝对比重，且流动性极大，小高的房间有两张上下铺，一共住着4个人，小高在这里住了8个月，屋里已经换了十多个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不相同的生面孔了。住在这里，环境千万不要指望，不仅电路老化，经常断电，而且排水也不好，遇到下雨天即使不是一片汪洋也是泥泞不堪，哪怕晴空万里，也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想冲个凉吧，自来水水压还不够。
　　小高去过公司的领导家里，那是东三环边的高档小区，三室两厅的房子光装修就花了50万。领导鼓励小高说，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条件也很艰苦，十多年的打拼才换来现在的条件。小高当即表示要向领导学习，好好工作。出了门，小高对同行的同事说：“不是靠剥削我们，他哪来的今天？他日子过得这么好了，连公积金都不给我们上！”
　　像小高这样生活在城中村里的人，还有另一个名字——蚁族。蚁族一般代表着城市中最弱势的群体，数量十分庞大却又极其卑微。蚁族与城中村宛如一对共生体，就算某个城中村被拆迁，蚁族也不会离开这种生存环境，而是去往下一个城中村居住。在这种环境下，小高几乎不敢去想未来的事情，找女朋友结婚这件事儿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不相信有人会看上自己。
　　小高每天最轻松的时候是在拥挤的地铁里，因为进了地铁站之后就几乎可以不用自己走动，被人推着就能前进了，这种随波逐流不用自己思考方向的感觉，令小高觉得放松不已，在小高看来，无论贵贱，在地铁里大家都和他一样是蚂蚁，无法回头，无法停止，也无法改变方向。
　　不像头一年刚来北京的时候天天想回老家，现在小高很少想到这个问题，回老家是什么样子小高能想得出来，而且什么时候回去都差不多，但在北京，小高觉得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有希望。有一个月，因为业绩突出，小高赚了6000多元，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但这还不足以让小高离开城中村，除非工资能稳定在这个水平上。
　　几年的辛苦，现在小高手里已经有了1万元的积蓄，存了5年期定期存款，这样不仅利率高，同时还可以防止自己乱花。过完年小高准备换一份工作，因为打听到另一家销售同类产品的公司，底薪和提成都比现在的公司高。尽管准备离开了，小高并没有说现在公司的坏话，“这家公司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这就足够了。”
　　小高也知道社会上管自己这种最底层的打工仔叫蚁族，“但相信过两年，我就可以脱离这个群体了。公司领导那样的生活，我未来也有可能达到。在北京虽然苦，但是有奔头！”城镇化“论剑”　　城镇化“论剑”
　　茅于轼
　　城镇化核心，是给农民工提供低标准的住房
　　中国城镇化主要特点是，家在外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能定居下来，而且这些流动人口春节都要回家，农民工不能真正成为市民。需要建很多专门的房子来使这部分人在城里住下。现在有保障房，但我觉得这条路不一定有效，而且开发商应该是盖房子的主力，而不是政府，这样会更有效率。
　　现在缺少的并不是就业，几亿农民实际上已经在城里实现了就业，当然这方面还需要努力，但并不是问题，给这些人提供廉价并且低标准的住房才是核心问题。我们现在是“半城镇化”，人来到了城里，但家没来，子女并不属于城市，城里的医疗教育他们也享受不到，政策对他们是歧视性的。
　　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型城市。最近10年，1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发展得相当快，就业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
　　现在很多城市的房屋空置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然而这些房屋都是较大的户型，价格也高，并不适合农民工，农民工急需的住房条件并不高，40~50平米，可容纳一家三、四口人，甚至是类似大学生宿舍那样只有公共厕所的住房，这样他们才能住得起。很多农民工现在的住宿条件都是集体宿舍，甚至在餐馆之类的工作场所铺个铺盖就睡觉了，这种条件要改善，但要一步一步来，不能一下就要求80~90平米，那就难了，也住不起。（采访：本刊记者 杨森）
　　厉以宁
　　全世界最大投资机会在中国城镇化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本在于民间蕴藏着的极大积极性。一定要调动这种积极性，并使之规范化。
　　应以体制创新、明确产权的方式来提高农民收入。比如城里的房子有产权证，可以抵押，可以投资。而农民没有产权证，不能抵押，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财产收入。
　　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未必非要农民全部进城，可以实行农村社区化，做到以下三点：（1）绿色的，园林化的；（2）公共服务到位，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照明、燃料供给；（3）充分发展循环经济，垃圾处理应用。如果都做好了，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全世界最大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城镇化，因为城市要建设、社区要建设。
　　吴敬琏
　　城镇化若搞形象工程，最终将变成空城
　　我国有1.5亿至1.8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资源丰富，潜力很大，关键是要创造足够的岗位让他们就业。为此我们提出了“城镇化”的口号，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但是，在全国一些地方，实施“城镇化”只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搞“形象工程”，导致全国许多城市“千城一面”。由于一些地方的“城镇化”缺少工商业的支撑，吸纳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是一座“空城”。不仅浪费了大量金钱，还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
　　各地进行“城镇化”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发展工商业等“软件设施”，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让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创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条件。
　　其他观点
　　许小年：城镇化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是守夜人。
　　或许用“城市化”这个词能够比“城镇化”更好地表达我想要传递的信息，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
　　陈志武：城镇化进程中要把政府所控资源和权力缩小。
　　要真正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过度集中的趋势，必须从根本上把政府控制的资源和政府的权力缩小。让别的地方有更多的机会发展。
　　巴曙松：城镇化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
　　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温和增长的一年、中国出口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再坏了、城镇化建设将是未来经济政策主线。在城镇化阶段，房地产调控将成为常态化的管理方式。
　　李迅雷：城镇化难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比较有限。目前中国或许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大约只有万，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到2020年前后就大致结束了。城镇化之下，中产该怎么办　　城镇化之下，中产该怎么办
　　文/本刊记者 郭建杭 孙磊
　　37岁的李翰笙终于迎来了离开北京的一天，好几个朋友前来送行，情深处潸然泪下。
　　李翰笙大学毕业22岁来到北京，经过各种艰苦与付出，如今也娶妻生子。但是这些年李翰笙的收入没有跑赢通胀，更没有跑赢房价。错过了前几年买房机会的他，如今在房租、孩子入学赞助费面前，越来越力不从心。15年来，他渺小的青春融进了这座莫大的城市，消失得无踪无影，未来却是一座座看得见的高峰。酝酿了一年后，李翰笙决定举家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湖北的一座小城。在那里，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不用买房，而且生活费用相对低廉。
　　类似李翰笙的例子几乎每天都在北、上、广上演，他们为成为中产而打拼，与中产擦肩而过，甚至已经成为中产，但是在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下，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甚至难以维系。
　　能在大城市靠自己打拼成为中产的，可谓都是精英。只是“精英”这两个字后面，有太多说不出的付出与艰辛。
　　城市的繁华不会因为个别人的离开而失色，依然有大量的外地人口怀着仰慕大都市的心情涌入，滚滚的进城大潮还将掀起一股股的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给中产带来的，有机遇，更有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一些中产来说，城镇化可能是他们迈向富裕的一座桥梁，但也会成为压弯某些中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外表有多华丽，内心就有多大压力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中间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落；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 这是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扬帆远行之前，父亲苦口婆心的劝说之辞，希望他能安分守己成为一名中产。
　　一线城市的中产给人的印象是华丽的，他们住着宽敞舒适的住宅、有着不错的汽车，孩子上着排名前列的学校，太太还有可能是在家全职的。在这华丽的外表之下，是中产们已经来到城市打拼多年，他们的财富积累，或者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依靠人口红利，或是房地产价格暴涨，同时，他们已经或者即将步入中年，作为家里的经济顶梁柱，他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经济压力。
　　如果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三个衡量标准（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或许很少有中产可以轻松地回答。
　　作为依靠劳动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怀抱着不菲的资产，享受着城市建设带来的好处，并且希望这些好处能够持续或是提高。不过城镇化也会给他们带来变数。
　　城市之外，还有3亿人等着进城，就是在城市之内，也还有2亿多流动人口，他们一样希望获得只有城市户籍居民才可以获取的福利。
　　有学者研究发现，每增加一个城市户籍人口，城市付出的代价约为10万元。大批外地人口的到来，挤占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财政收入。真正的有钱人可以通过移民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生活、教育、医疗、 养老的最好资源。而中产们则能省则省，多还是抱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需要和这些外来者“争抢”资源。换句话说，中产们努力“踮起脚尖”成为富人，而一旦“蹲下”，就是穷人。买房不能早：城市太大，选择太多　　买房不能早：城市太大，选择太多
　　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中产们的“购房信仰”都是一样的，他们执着地想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西方，中产家庭要有一套郊区别墅；在日本，35岁之后的生活要加入房贷预算。
　　中国一线城市的中产们买房的代价是：父母的积蓄支援、每月的大额房贷、不敢失业与生病，家庭的现金流虽然宽裕，但是也容不得自己乱来（例如裸辞旅行）。城镇化之下，看似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会带来房价的上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对于新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如果不考虑之前积累的房价泡沫因素，房价的上涨难以避免，但是对于一线城市，不仅是上涨或下跌那么简单。
　　以北京为例，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已经使得不少人选择去郊区乃至河北居住，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毕竟谁都知道住在市区的医疗、教育条件会比郊区好很多。于是，越是市中心的位置，有好学校与医院的地方，房价越是高。但是一旦环绕着北京城的卫星城建立起来后，人们会多出许多新的选择。一方面是一些公司出于成本的考虑，会搬迁至卫星城，还没有买房的员工自然会选择卫星城居住；另一方面，对于单位在市区的员工，如果住在卫星城能节约不少的房租或者购房费用，同时交通又很便捷，选择在卫星城买房的人就会增加。
　　以北京的密云县为例，原本是一个远郊区，很少有市区的上班族入住，但是几年后开通的高铁，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北京市区。同是在朝阳区的CBD上班，住在密云不会比住在海淀多用多少上班时间，密云的房价却比海淀低了好多。当更多方便居住的卫星城出现后，住在市区就不再是最佳选择，虽然这时候的市区交通可能会好很多。
　　不过也有发展太过超前的卫星城，典型的如京津新城。这是一个距离北京100多公里的卫星城，打出的口号是坐高铁19分钟抵达长安街，早在2006年就获批开建。但到现在，因为高铁没有开通，距离北京又比较远，所以大量的房子没人入住，配套设施更是不齐全，甚至被称为“鬼城”。
　　卫星城发展起来也有麻烦，比如在密云买房，单位却搬迁到了香河，交通成本大增。所以对于居住在大型城市圈里的人来说，过早地买房会不太现实。更多是要等到工作稳定乃至定型后，再选择一个地方安定下来。新人辈出，中产成产业升级牺牲品？　　新人辈出，中产成产业升级牺牲品？
　　如果登录台湾省的招聘网站，会发现在台北这个城镇化率很高的地区，一个普通行政或者财务的薪水只有区区几千元（折合成人民币），虽然和大陆相差不多，但是台湾的房价和物价与大陆却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知识分子在台湾并非不受重视，而是由于接受大学教育几乎成了一种常态，这使得一些如财务、行政之类的专业门槛不高的职位，其收入和在台北夜市卖小吃的收入差不太多。每年大量的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这使得在许多行业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也很难有高收入，毕竟廉价的毕业生的薪水已经成了一个标尺。
　　台湾在高城镇化率的同时，其产业并未出现同比例的提升，除了IT业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外，台湾值得称道的产业并不多。这使得除了台北之外，其他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不算多。很多行业的薪水10年未涨，倒是房价一路飙升，使得租房不得不成为一种常态。
　　台湾走过的路，给所有人以警示：城镇化更多是产业升级与发展的一种表象。产业升级的失败，会直接导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滑。尤其是大陆的产业发展中，产业雷同和产业过剩的问题十分明显，产业升级已经不是自我提高，而是逼上梁山。
　　中产理应是产业升级转型的领军者。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都能担此重任。一方面，之前单纯依靠人口红利致富的中产，可能不再像之前那样轻松获取不错的收入；另一方面，不能够适应或者掌握新的专业与管理能力的中产，将会被新人淘汰。城镇化涌入的大量劳动力，对于现有的上班族，将会构成不小的就业压力。
　　过去几十年，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中产，但是未来，接受过优质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错的专业素养以及低廉的价格，成为拉低中产收入的重要因素。
　　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不少保姆、技术工人超越，如果中产者不能迎难而上，提高职场竞争力，高收入可能难保。
　　与高收入、高压力形影不离的是抑郁症。
　　在强压之下，以单个小家庭为主体的中产，能够排解压力的渠道却不多。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虽然马上有专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说“抑郁只当它是个感冒”，但抑郁到跳楼自杀的人学历却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中产”。
　　在大城市的建设中，中产的角色更像是螺丝钉，而且是随时都能被替换的螺丝钉。“陌生人”城市的高成本：活一辈子好贵　　“陌生人”城市的高成本：活一辈子好贵
　　城镇化大潮之下，一个个“陌生人”城市建立起来。
　　所谓“陌生人”城市很好理解，每个人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最难带来的就是老家那种以血缘为纽带、可以娱乐互助的亲朋好友关系网。大城市中，多数人的人脉是由同学同事组成，邻居不认识，亲戚太少，走在大街上几乎不用担心被认出来。
　　在“陌生人”城市中，有生活需求就不得不求助陌生人，也就都与钱相挂钩。在老家，孩子可以由父母帮忙照看，城市里就要花高价找保姆；老家里自行车坏了可以找爱动手的表哥帮忙，城市里就得找明码标价的修车铺；在老家生病住院了钱不够，叫来亲友就能帮忙垫付，但城市里最好是先买大病保险，同学、同事即使来看望，也多是锦上添花，起不了多大作用。
　　这种“陌生人”社会性结构使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快速攀升。典型的是结婚和养孩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结成家庭之后，传统来自家族亲友的舆论道德压力会大幅减少。同时越多的人聚在一起，出轨的机会就会越多。即使出轨露馅，因为熟人不多，面子成本也低。而且在大城市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价值观容易扭曲，越来越多的女孩喜欢找大叔结婚，能少奋斗几年过上好日子的因素必在其考虑之中。
　　诸多因素使得大城市的崛起也带来离婚率的上升。而离婚率上升会带来社会、家庭运作的高成本。且不谈结婚如今已经很贵，离婚涉及的各种财产分割、家庭重组，价格会更昂贵。
　　大城市中养孩子的成本之高也是有目共睹的。
　　孩子上名校，要付出的最大成本就是一套学区房。城市建筑可以快速扩建，但是有口碑的好学校的建设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重要的是，一旦高考录取政策对外省市户籍学生开放，考学的竞争压力会急速上升，这会使得名校资源更加抢手。中产们要么考虑将孩子送到国外求学，要么在大城市争取优秀的教育资源，别无他法。
　　超大型城市群中，因为居住地的不确定和养孩子的压力，迟结婚甚至不结婚的人数会明显增加。
　　至于敏感的养老问题，更多并非自己能掌控。因为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资金投入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伴随着大量的新资金，通胀率很难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未来几十年的通胀率直接决定了每个人的养老质量。城市选择学：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城　　城市选择学：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城
　　如今的城市选择看起来比较简单，要么是去一线城市，要么是回老家或者附近的较大城市，非此即彼。但城镇化繁荣之后，这道选择题会越来越难。
　　刘希已经开始面临这样的选择。2003年毕业后就来上海工作的刘希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很熟悉，但是高房价使得自己换大房子养孩子的梦想很难实现，这时候吴江进入了他的视野。吴江市与上海市青浦区相连，距离上海不远，规划中还有城际铁路与上海相连，房价却远低于上海。更重要的是，做光电缆行业工作的刘希能在吴江找到不错的工作，光电缆是吴江的重点发展产业之一（还有丝绸纺织、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收入也不会比上海低太多。只要刘希迁到吴江，几乎可以一步迈入“舒适型”的中产阶级行列。
　　类似的选择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城市中产的生活中，对于准备进城工作的外来者同样也是新的选择。
　　过去国内新兴的城市，除了经济特区便是能源型城市，典型如深圳、大庆、，但未来的城市会更多打上产业的标签。除了像吴江这样围绕着大城市新建的卫星城市，有产业兴起的其他城市，一样会成为中产们的新选择。
　　面对各具特色的城市，一旦选择了并不适合自己的，可能就会出现文章开头的一幕。不过李翰笙离开北京更多是无奈之举，未来选择离开，更多是奔赴下一个期望之地。
　　如今在北、上、广、深养老的成本不可谓不高，高耸的房价、拥挤的交通、污浊的空气，也就还有优质的医疗条件让人留恋。真正的城镇化繁荣之后，养老便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地。抓住城镇化中的投资良机　　抓住城镇化中的投资良机
　　文/本刊记者 陈伟
　　依托城镇化主线，理清投资思路，或多或少能为投资者把握未来趋势，寻觅到机遇。但是新城镇化能否催生出真正长期机会，也要警惕风险和其中的变数。
　　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这将离不开基建、工业、房地产和公共服务投资的铺垫。城镇化主题投资立足结构性机会和风险，有专业投资人士认为，看点在于地方政府资产证券化和农村的消费升级。对于基建品投资，不看规划看资金；对于工业周期品，要看具体行业供需缺口，差别对待。
　　新一轮城镇化道路，众多学者和投资人士将目光放在“质”的提高，而非“量”的增长。因此，投资逻辑可放在新型城镇化下以投资为主导的结构性变化。其中的投资逻辑可能有：
　　1.城镇化进程下，房子以及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配置。
　　2.与“造城”“扩城”活动相关的铁路、水利等基业。
　　3.医药、汽车等可选消费品的阶段性机会。
　　4.与建设美丽中国有关的水、固体废物处理等环保公用领域的投资机会。
　　看对大势，买对房产投资品种
　　提到城镇化，必然不能回避房地产投资的相关问题。城镇化对房地产的发展影响论调众多，经济学家滕泰一席话或许道出了城镇化的本质。滕泰讲道：“政府不好意思讲&依然要发挥房地产支柱产业的作用&，那是要挨骂的，于是提出了新城镇化的概念。经济工作会议又确定了投资拉动经济这根主线。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房地产投资跟基建投资，因此不管加不加城镇化这个大帽子，房地产依然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
　　当然，他认为不能否认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房地产不等于高房价，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新城镇化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是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市民化最大的障碍就是房价高，房价再涨怎么市民化？所以说新城镇化不但不意味着房价涨，反而意味着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决心绝对不会动摇。” 滕泰说。
　　滕泰认为，房产税迫近，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会不遗余力地推下去，投资者持有房产指望几年收益两三倍已经不可能。
　　在唱衰房价和坚定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判断下，活跃在A股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却并没有被投资人和分析师唱衰。2012年度权益类基金冠军景顺长城基金经理余广对本刊记者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现已接近尾声，2013年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或大于2012年。2012年房地产投资虽有下滑，但销售有所攀升，去库存问题得到缓解。“因此，房地产投资或将对2013年经济增长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余广说。
　　国泰君安分析，美国、韩国及我国台湾省城镇化经验均表明，受制于资源、环境等因素，城镇化的完成仍需依赖于区域经济和中小城市群的发展，同时水资源充裕的区域更易获得发展。2013 年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区域分化的元年，二、三线城市龙头明确受益，如、、、、、等上市公司。
　　城镇化，轨道交通先行
　　去年，本刊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铁路轨道建设在城镇化发展中的重大机遇和投资机会。A股市场上，铁路基建板块指数提前大盘三个月见底，截至今年2月1日，区间涨幅已经超过30%。
　　iFinD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我国基础建设投资增速下滑明显，但下半年以来，政府多次发布政策推进基础建设投资，铁路基建则成为重头戏。铁道部四次上调铁路基础建设年度投资目标，比年初的预算提高了27%，地铁、城际铁路等项目多次获批，累计涉及投资近万亿元。
　　在新城镇化的投资趋势上，景顺长城基金经理余广认为，基建方面会有结构上的变化，传统上的项目如公路、港口、码头或单纯的制造业投资增速会放缓。而城市公共设施、教育、医疗、机场等方面会有变化。“日本70年代的城镇化进程中，整个基建投资低迷，增速维持低水平，但结构性是有变化的，现在的中国也可能一样。我们要避开传统的行业和过剩的产业，要看地铁、高铁这种稳定的行业。”余广说。
　　中银国际在2012年11月发布《深度城镇化，轨交先行》的报告中指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之间人才交流、贸易往来逐步增加，我国的快速铁路网将城市与城市、城市群与城市群链接在一起，以节能、环保的方式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而在城市内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城市拥堵及污染日益严重，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方。
　　快速铁路网的修建从客观上释放了我国的货运“瓶颈”，积压已久的货运需求得到满足，铁路货运的增长也将非常可观。因此在深度城镇化的背景下，中银国际看好快速铁路及城轨地铁带来的轨道交通行业增长，以及由货运发展带来的铁路货车和机车的投资机会。
　　对于铁路轨道建设存在高负债的问题，余广则有不同的看法：“从投资来看，涉及到如何衡量轨道建设的回报率、如何算账的问题。地铁不太可能赚钱，当然也跟商业模式有关，比如说香港的地铁，可以通过地铁上的物业实现盈利，中国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就全球来讲，地铁能够赚钱是很难的，政府收税，如果老想赚钱就干脆不用做了。”
　　消费升级下的医药、汽车
　　2011年，医药政策改革引发行业变局，药品降价进入新一轮周期，医保支付增长或将减速，同时由于如抗生素用量受到限制等政策，市场担忧会对医药行业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新城镇化道路质量的提高，很重要的一点是城镇居民的保障问题，意味着各项公共服务水平都有待提高。在医药卫生领域，建设重点是县级医院。而县级医院服务能力的提升，有望给医疗设备市场带来新一轮需求增长，农村地区的重大疾病也已明确为医保工作重点。
　　国泰君安李秋认为，医药行业未来5年最大的超预期因素来自医疗城镇化。虽然这些政策会对原有一线城市大型医院的医疗消费产生影响，但医疗城镇化带来的基层市场、县级医院的增量将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医疗城镇化将成为贯穿全年的医药投资主线。
　　同样看好医药行业发展前景的易方达医药基金经理李文健认为，国家发展城镇化的战略，将扩大基层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因此医药板块也是“城镇化”主题的受益者，而且更为持续和确定。近期政府将公布新一版的基本用药目录，新进目录的品种有望进入新一轮的销售增长期。目前一线医药公司的2013年动态估值大约20～25倍，在历史上属偏低水平，下跌空间有限。
　　城镇化为医药行业开辟出沃土，也是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涡轮动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还使国内汽车市场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一线城市是拉动汽车销量的主力军，而近年来，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了二、三、四线城市的繁荣。包括小城市、城镇、农村在内的新兴市场，成为汽车产业潜力巨大的增长点。相关统计显示，目前一线城市的汽车销量增速仅为8.1%，而二、三、四线城市的增速却高达27.6%、33.7%和36.0%。
　　国泰君安白晓兰分析，城镇化为中国商用车发展增添新动力，大规模的地产、基建对工程类重卡需求加大，有利于推动重卡销量；在新型城镇化初具规模之后，客流、货流量将持续增加，有望大幅提升轻卡和客车的市场空间。
　　城镇化与环保产业密不可分
　　新城镇化道路意在舍弃粗放式的发展，而是采用更为绿色环保、更为智慧的发展模式，以保障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新城镇化要将城市建设的质量提高，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在双向思维下，环保行业迎来绝佳机遇。
　　去年以来，经济增速下滑，受去库存的影响，上市公司业绩下滑严重，尤其是传统行业的相关上市公司。与此截然相反的环保行业投资持续释放，促使整个行业业绩大幅增长，其中污水处理、固废处理、重金属治理等子行业增长较快。
　　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1日，45家环保业上市公司中，有27家公司披露了去年业绩预告。其中，从事脱硫脱硝的净利润预增了285%，同样有脱硫脱硝业务的预告净利润增长30%。
　　政策支撑下，环保股长期成长潜力巨大，也由于投资者长期积极看好环保类股票，环保行业的上市公司整体估值偏高，买到质地良好、价格合适的上市公司并不容易。就环保行业实际的投资操作，余广说：“我看好环保，大气污染只是一个催化剂。从长远来看，环保行业还是有长足发展的，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公司并在合理的价格买进，这是个问题。”
　　除股票投资外，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与环保行业相关的股票型基金。实际上节能环保设计的行业广泛，技术升级降低产能损耗和污染的行业都在新城镇化大主题下。可关注包括与节能技术和装备、节能产品及节能服务产业的相关上市公司，如工业节能、建筑节能、汽车节能；也包括石化能源减排，如清洁燃煤、整体联合循环、碳捕获与封存等相关上市公司，以及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基金。“鬼城”地图　　“鬼城”地图
　　文/本刊记者 杨森
　　鬼城，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畸形产物，鬼城之所以鬼，与超自然力量无关，反倒是得名于实实在在的钢筋水泥。在房价飙升的背景下，炒地炒楼成为企业重要的赚钱之道，资本从各个行业涌入这一领域。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开发商投机动机强烈，导致房地产项目过度开发，出现了局部严重的供大于求。
　　尽管有很多楼盘都卖出去了，但房子的持有者并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唯一的目的，即等房价上涨时卖出，宁可房子闲着。指望人口迁入也是不太实际的，空有房子而就业欠缺并不能真正吸引新移民，于是在高楼大厦的丛林之中，罕见几个人影，有些地方，马路清洁工甚至比行人还多，一到晚上，各小区漆黑一片，所谓鬼城也就由此而来，这些鬼城基础设施齐全，规划时早已计算好为了几十年的繁荣，鬼城什么都不缺，只缺人。
　　在中央严厉调控房地产之后，小城市的房价开始出现崩盘，鬼城问题也愈加凸显。鬼城的共同之处，往往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高库存和楼房高空置率，并多发生在三、四线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的个别区域也不能幸免，存在微型鬼城。
　　鄂尔多斯
　　堪称中国最著名的鬼城之一。鄂尔多斯虽然地理位置偏远，常住人口为150万左右，但能源资源储备丰富，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整个城市几年间呈现出爆发式的财富增长，然而在“暴发户”式的增长之后，大量的资本投资到了固定资产领域，生生造出了康巴什新城，房价一路飙升数倍。然而鄂尔多斯终究产业单一，只以煤炭业为主，如今这里依然人丁稀疏，房价又已跌去7成，由盖楼兴起的借贷行业也几乎崩溃，现在的鄂尔多斯不仅是鬼城，也是债务之城。
　　地处辽宁省中部沿海的港口城市，北有沈阳，南有大连，地理背景看似不错，房地产扩张的理论基础也源自于此，但营口的吸引力明显不如紧邻的二线城市，实则被夹在两城中间被动不已。过度开发的楼房库存难以被市场消化，依稀可见鄂尔多斯的影子。
　　春节期间，唐山由于大量楼盘空置而引发媒体关注。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除了开发商在全国楼市火爆之时的拿地冲动，还有唐山市政府的规划冲动。有唐山地产人士估计唐山未来的住宅供应规模可能更加可观。“供大于求将是未来几年唐山房地产市场的常态”。
　　宁夏海原
　　海原是个典型的贫困县，地处宁夏西海固地区，是中国西北部最干旱、贫穷的黄土高坡。2007年，海原县申请政府驻地搬迁至距离原老县城60公里的黑城镇。新城建好后，却很少有人愿搬到新城。
　　京津新城
　　北京东南120公里，天津市区往北50公里外，曾经是“荒郊野地”，2006年，它以“京津新城”的名义，获国务院批准为天津市宝坻区郊外的一座生态卫星城，规划面积达258平方公里。2010年以来，这座号称已经拥有亚洲最大规模的别墅区、温泉城和超大型五星酒店的“新城”，因人烟稀少、房屋空置，被称为鬼城。
　　与鄂尔多斯不同，常州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周边环境优越，但由于房地产开发过剩，房屋空置率和库存都十分高，媒体中已有“鄂尔多斯第二”的称呼。由于地理位置较好，开发商和投资者赌常州未来的增长前景，但房地产建设明显十分超前，自身经济又不够强大，即使投资者们赌对了，库存也需要大量时间消化。
　　贵阳是西南重镇，也是省会城市，吸引力比小城市要大得多。但待消化的潜在住宅库存供应，早已超过3000万平方米，这个只有300万左右常住人口的城市，消化这些库存可能需要数年，鬼城的阴影，随时都可能笼罩这里。
　　尽管温州房价一度高企，却依然存在快速增长的高库存，和鄂尔多斯一样，温州变“鬼”，也与房价暴跌和民间借贷崩溃脱不了关系。伴随着房价下跌，多数炒房者都资不抵债，各种跑路事件频发，反过来又促使投资者卖房，循环之下，“温州炒房团”的神话也宣告破灭。
　　云南呈贡
　　位于昆明东南，距昆明主城17公里，面积461.1平方公里。2003年昆明市委、市政府把呈贡新区建设作为现代新昆明建设的突破口率先启动。新建的13座市政大楼，早在2007年就已建成，但原定搬入的昆明市级行政机关迟迟不搬，其中一条原因就是相关学校、医疗、餐饮等配套设施不完善。
　　相比之下可以用来炒作房地产的概念就强大多了，旅游度假胜地，重点开发区，三亚的房屋均价堪比京、沪，但房子大多是空的，据统计，海南岛外人士购买三亚住房的比例超过85%，而多数业主只有在冬季才会到三亚来，无论这些房屋是被闲置还是空置，到了晚上各种高档住宅区始终漆黑一片。欧洲的小城镇，我们能否“山寨”　　欧洲的小城镇，我们能否“山寨”
　　文/本刊记者 姬小梅
　　孟非曾在自己微博上发过这样一条状态——
　　“晚上，我坐在圣荷塞一家酒店门外的长椅上抽烟。刚坐下来一个女孩就走到面前，跟我要一支烟，我给她了，女孩一谢再谢地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又坐在这张长椅上抽烟，刚坐下来一位中年男子就端着两杯咖啡过来，问我要咖啡吗？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啊。他递过一杯热热的卡普奇诺，笑着走了。”
　　我不知道他当下的心理活动如何，只知道这样的场景在国内，许是很多人都不敢轻易接下那杯咖啡的。
　　欧洲小镇里给人们的印象仿佛总是慵懒、闲适、宁静、美好等这些非常优美的字眼，很多人到欧洲旅游过之后，自然也免不了闲适地坐在午后的咖啡馆里，听着卡百利或是某支不知名乐队的歌，什么也不想地就这么度过了一下午的好时光，运气好的话也许再来个“美丽邂逅”什么的也未尝不可。
　　全然不同的小城镇生活
　　穿越一下，如果你在国内某小城镇，“闲适地坐在午后的咖啡馆里”？等等，好像哪里不对！应该是：和她邂逅时，她正在喝豆腐脑，油条在阳光下散发着黄金般的光泽，这时对面的商店飘来了“清仓大甩卖，本店所售商品一律一元一件，一元一件&&”
　　这场景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我们都曾生活过的小城镇，即使很难评判咖啡和油条那个更惬意，但中国要做城镇化这件事情，回头看看我们的城市发展中出现过的问题，犯过的错误，顺便再借鉴一下国外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简&雅各布斯在其《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城市之所以生动，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多样性，或者说一个区域不能只是承担单一功能，无论是CBD，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将城市生硬的隔离开来，才使得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汽车。想想北京的天通苑和回龙观吧，北京的两大“睡城”里正孕育着多少外地年轻人的梦想。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莫让城市成为人文孤岛。
　　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小镇从它良好的城市环境，到现在变成许多城市人去“小资”一下的地方，可以看到的是，欧洲的小城镇至少在城市规划里是符合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的多样性原则的。
　　荷兰：五脏俱全的惬意小城
　　目前就读于荷兰特温特大学（又译屯特大学）读企业传播的留学生倪超，对于她目前学习生活所在的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很满意。特温特大学校园位于恩斯赫德和亨格洛市(Hengelo)的近郊，有很多服务设施，包括超市、理发店、体育用品商店、小孩日托中心、设施完备的视听和复印设备、餐厅和酒吧等。虽然是小镇，但这里基本的商超都有，物资还是比较齐全丰富的。
　　恩斯赫德还是荷兰首屈一指的大学城。倪超所在的特温特大学，是一所培养极具现代企业精神的综合性高等学府，2001年荷兰综合排名第一，属于欧洲一类名牌大学。
　　这座小镇坐落于荷兰东部，属于三线城市，在荷兰有很多这样的小城镇。但是知名的城市都集中在西部，比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城市，东边没有什么大的有名的城市，跟国内正好相反而已。
　　倪超从同学那里听说恩斯赫德是一所经历大火洗劫重建后的城市。恩斯赫德（Enschede）距离德国边境只有10公里，是一个拥有16万人口的中小型城市。1325年建市。1862年的一场大火几乎将整个城市毁于一旦，之后所有建筑全部重建。虽然它位于欧弗艾塞尔省，但是人们乐意把恩斯赫德市(Enschede)和亨格洛市(Hengelo)的地区称为特温特(Twente)。特温特交通便利，而且拥有自己的机场。当地的棉麻织造业十分有名，纺织品、金属、橡胶工业同样享誉整个荷兰。随着国际化、产业化的需要，这个地区已转变为新兴产业区，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打工和实习的机会。
　　荷兰的大学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在西边比较多，东边的有格罗宁根，恩斯赫德，还有中部的埃因霍温。虽然阿姆斯特丹也算是荷兰的大城市，但相比中国的北上广，没有高楼大厦，房子也都是两三层，街面很宽敞，路上都是很干净整洁的样子，环境很好，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显得非常国际化。
　　倪超觉得荷兰的城镇区别没有国内这么大，“国内农村很破很落后，可是这里设施福利条件是一样的，只是少了国际化氛围，生活可以很安逸舒适。我觉得地区发展均衡化就是国内城镇化需要建设的。”
　　英国：生活丰富便捷的成熟城镇
　　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张汇康平日里除了学习之外，一大爱好就是看球，她是个不折不扣的骨灰级球迷，也因为是曼联的死忠所以一心跑来这大伦敦看她心爱的男人们。在英国，一般每个小镇都有球队，但是因水平不同就踢不同等级的职业联赛。英国踢球的人特别多，而且因为各个地方都有球队，所以英国人一般都支持当地的球队。
　　张汇康觉得英国除了几个大城市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其他的城市都相当于国内的小镇。不管是面积、人口，还是建筑布局，都不像国内二、三线城市发展得那么现代化，而是保留着一直以来的样子，几乎没有高楼，房子也都是那种老房子。但是城市环境很美，绿地多，空气好。
　　在她眼中，小镇人的生活都很悠闲，没什么压力，也不像国内都得挤破头去北上广。再说英国本来地方不大，想去大城市，开车也很方便。“他们不是说非要去大城市不可，在小镇也挺好的，生活很方便。”
　　英国很多大学也都在小城镇，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完备。英国的城镇基本都有Town centre，就是商店比较集中的地方，周边比较热闹，但其他地方很安静。
　　张汇康认为国内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值得借鉴的地方就是国外比较重视自然环境以及对城市原有面貌的保留。所以这里的风景和空气都比较好，不像国内都爱拆房子建高楼，他们一般住的都是那种连排的二层房屋，高层公寓基本就只在大城市才有。
　　大家都很羡慕欧洲小镇，在国内大抵也能看到些山寨的欧洲风情小镇。但“山寨”就是“山寨”，对其精髓却全然摸不着头脑。据说在国外人们造公园，不会先铺设道路，而是让人踩出一条路，然后按此再铺路，这样就不会有随意踩踏草坪的事发生。城镇化建设，大抵也就如此吧，不是“生造”，而是水到渠成。
　　微博上的时评人染香姐姐有番颇为透彻的言论：乡村明明就是中国人的苦难之地，还大把人把它歌颂得世外田园一般。更不安全的生活环境、公共设施几乎没有、各种山寨产品出没、受教育水平更低以至对自己投毒。你们那么歌颂乡村生活怎么自己不去呀？其实心里都明白，但一有人说出真相就成歧视了，你们就喜欢一边假装歌颂一边私底下摒弃。一个台湾人眼中的城镇化　　一个台湾人眼中的城镇化
　　文/本刊记者 郭建杭
　　汤惠民
　　台湾翡翠专家
　　当汤惠民在午夜，饿着肚子到楼下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买吃食的时候，他总会想起，自己读书的时候，脚下所站之地都是一片一片的水稻田。更多类似的感受恐怕就是普通台湾人眼中的城镇化。
　　现年46岁的台湾翡翠专家汤惠民，出生在台湾南部距离台南市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小村庄。三十年前，这里是大片的水田，三十年后，这里已经是台湾南部一个大规模的高新技术园区。
　　而在汤惠民描述的他所亲身经历的生活历程中，似乎有太多让大陆人熟悉的城市变迁和感触。
　　家乡巨变
　　台湾的十大建设贯穿于整个20世纪70年代，也影响了几代台湾人。1967年汤惠民出生的时候，家人和邻居都是以农业耕种为主的生活方式，在国中做老师的父亲每月能赚到300～500台币的薪水，包括自己家在内的乡亲们的生活条件着实不算好。这样的情形持续到汤惠民读国小的时候，蒋经国所提的十大建设开始大规模实行，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发展工业，为台湾80年代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落实到汤惠民的家乡则是在村子周围开设了四个纺织厂,“纺织厂招聘周围村子里面的年轻人去工作，四个纺织厂大约有两万个工人在工作，这些工人每个月可以赚到10000台币左右的薪水。”汤惠民回忆道。
　　2年前，自己的家乡被划归到台南，与台南县同时合并，统称台南市，家乡所在地被规划为科技园区。
　　大城市淘金
　　1990年汤惠民考入台北大学地质学专业，在此之前，汤惠民的国中同学中，有超过一半的同学考学到了台北和高雄等地读书，在大城市读书的年轻人毕业后，很少有回到家乡工作的。
　　目前，在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台北和高雄等地。这些由外地来到大城市的台湾年轻人们和大陆的年轻人一样，想要在一线城市生活，都面临着购房压力，需要家人的支持才可以在台北购买一套房子。1998年，当时已经32岁的汤惠民在台北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当时是以600万台币的价格购买的，现在已经升值了3倍左右。
　　与大陆如出一辙的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和其他二、三线城市房价的悬殊。
　　按汤惠民的话说，现在台北市好地段的房价可以卖到300万台币每坪（约3.3平米），在台中，好一点的地段则只要20万台币一坪，而到了台南，一坪的售价只需要5万台币左右。所以，就在前不久，汤惠民决定在自己的出生地以800万台币购买了一块30坪的土地，打算建一个三层带阁楼的房子。
　　社会资源的不平衡分布
　　台湾南北经济、资源的不均衡发展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无论教育还是医疗，都集中在北部大城市。
　　“一位亲戚被查出患有血管瘤，在台南最好的医院诊治的时候，医生的建议是切除肝脏，还要马上动手术，否则会扩散到全身，而到台北的荣总医院，医生看了X光片子后，建议用纳米把那一段血管切除后缝合，四天就可以出院。”
　　在台湾，想要获得最好的医疗救治，也需要想一些办法，可能要很早就去排队挂号，或者通过熟人来获得更好的救治。
　　教育资源上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目前台北的女中和建国中学是最好的两所国中，学校按照户口籍贯入学。在这两所高中周边的居民就把房子分割成小的房间高价出售，很多有钱人会购买这样一个房子，以便子女获得入学权利，三年后子女毕业，出售这个房子同时也能获利。
　　再过几年，汤惠民在老家购买的房子有可能会派上用场，“以后有可能回老家养老，周围既有规划出的科技园，距离台南也不远。只是养老倒是还要考虑周围的医疗环境。”汤惠民话锋一转说道。
　　当昔日乡村具有“城市范儿”的时候，除了交通、生活和娱乐等设施的便利外，具有一线城市的医疗和教育水平也是民众生活所需要的。
　　50年代初，台湾地区的总人口约为755万，其中5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总数仅为186.5万，占总人口比重的24.7%。1970年城市人口数量攀升至800万，城市人口比重则增加了30个百分点；1990年城市人口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514万，城市人口比重达到74.4%，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经过60多年的发展，至2007年台湾城市人口数增长为1806.7万，约为1950年的9.7倍，而城市人口比重也上升为79%。向台湾学习城镇化　　向台湾学习城镇化
　　文/本刊记者 张蓓
　　那些感同身受的家乡巨变；充满热血与奋斗的大城市情结；和遭人诟病的社会资源分布问题，无不让人感慨两岸诸多的相似之处。而当我们深入了解台湾战后60年的城镇化历程，更多的恐怕是关于差异的感慨。
　　几年前，论坛上曾有一位70后出生的台湾人发的一篇长帖，讲述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台湾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当然，其中关于政治变迁的内容无疑是最吸引人的，但一些生动的生活变化也让人印象深刻：家门口从安静的台北市郊小路，变成洋快餐林立的热闹商业区，房价更是连滚带爬地翻了几番；用栏杆圈养几头大象和猴子的圆山动物园从市里搬到了郊外的木栅，占了整片山头，号称亚洲最大；只有一条支线铁路——北淡线的台北地区也逐渐拥有四通八达的大规模捷运系统。
　　的确，这样的生活细节在大陆人的记忆里也在光怪陆离的上演着，不仅如此，连我们津津乐道地30年高速发展，在台湾也不曾错过。
　　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并保持在8.2%的水平，60年代为9.1%，而70年代则为10.1%，至1986年上升为11.6%。
　　同样的，台湾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极大地推动了台湾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但不同的是，当大陆很多专家坦言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40%的时候，台湾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突破了70%，目前更是高达80%。短短60年，台湾城市人口数量与城市数目都增长了近10倍，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了54个百分点，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才完成的城市转型。
　　最大的不同是均衡发展
　　纵观台湾60年的城镇化发展，与大陆最大的差别就是从战后起，中小城市发展较好，没有出现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汤韵利用城市规模法则得出的结论：从1986年起，台湾城市规模分布越来越倾向于分散的力量。在转折点之前，台湾前五大城市里，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特别是集中于首位城市。例如第一大城市台北与第二大城市高雄人口差距达到110万。而转折点之后，排位在第六大城市之后的众多中小城市规模相近，人口分布比较分散。例如，2006年第七大城市三重市人口为394757人，而第八大城市新庄市人口为392472人，二者差距仅为2万。
　　尽管随着台湾社会的演进，许多年轻人也纷纷到大城市发展，台北人也像上海人那样常常有种莫名的优越感；尽管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唱出了许多台湾“60后”的回忆，但与大陆很多小城镇相比，台湾的小城镇的确有很多不同。
　　在汤惠民的眼里，虽然家乡大多数的年轻人选择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从未担心过自己的家乡会像大陆的一些小城镇一样只剩下留守的老人们，“我们那个镇子被划归台南市规划为科技园之后，有很多外地年轻人到我的家乡工作，家乡也越来越有城市范儿，7-11等便利店几步一个，生活起来也非常方便。”
　　最大的优势是产业规划
　　台湾城市规模体系之所以能实现较为均衡的发展，主要受其产业发展的影响。战后初期，台湾采取的是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模式，即通过一系列土地改革与经济改革措施加速农业的生产，并且利用农业剩余来培育工业。这样的经济结构带动了农业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因而造就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中小城市的成长。
　　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经济发展政策转为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劳动密集型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使资本与劳动力向城市快速聚集。为了适应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体系需要，台湾主导产业无论是早期的纺织、服装业，还是后来的电子、电机、信息产业，都具有独特的网络生产形态，即下游企业经常围绕着上游大厂周边分布。所以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虽然快速，但人口在各级城市的分布也是均衡的。
　　到了80年代，工业发展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高昂的土地、人力成本以及严苛的环保要求等，使之无法与快速发展的服务业抗衡，服务业成为主导城镇化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都会区中心的大城市人口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而都会区周边众多的中小城市则发展快速，工业生产逐渐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镇迁移，预示着台湾城镇化发展已显示出离心化的特征。
　　政府能量到底用在哪儿？
　　大致而言，世界城市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自行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发选择；另外一种是政府主导，进行政策及资金上的扶持。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更多是市场选择的样本；而新加坡则是政府扶持的典范。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政府扶持和市场选择相互结合，而台湾正是如此。
　　战后台湾当局所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推动地方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对于构筑均衡的城市规模体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和大陆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造城运动不同，台湾推行的这些政策更多的集中于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方面。比如，从1974年起台湾进行的交通网络建设，逐步完善了高速公路网、铁路网以及港口运输网。这些建设将台湾到各区域，特别是将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紧密连接，实现通勤的便利，使人口分布和经济活动更为均衡；另外就是从1979年起，政府实施的各种促进文化娱乐与教育设施不再集聚于台北和高雄两大城市的规划，要求每个市或县均建立一个文化中心，包括一座图书馆、博物馆和音乐厅。政府积极建立医疗保健网，与已形成的生活区体系相适应，整个台湾地区被划分为18个医疗区，每个医疗区具有自己的医疗保健系统，此划分防止了医疗服务集中于台北等大城市，使医疗设施的分布更为均衡，有利于人口分布的合理化。
　　当大陆游客在台湾欣赏惬意迷人的海岛风光时，常常对台湾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不以为然，总觉得即使是台北，也缺了些北、上广城市的豪华与气派，但面对用60年时间完成均衡城市化的台湾，我们也许不该继续沉迷于畸形膨胀的超级城市的浮华迷雾，而是该思考身边那些有明显功能缺陷的小城镇和盲目扩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到底问题出在哪儿。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