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了解中华文明历史,五千年看山西
　　您现在的位置
了解中华文明历史,五千年看山西
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要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20年看深圳 100年看上海 1000年看北京 2000年看陕西 5000年看山西！为什么五千年历史看山西？
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表面刻有人工痕迹的骨片，说明峙峪人可能开始了原始的雕刻艺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上，有两处岩画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属于早期夏文化的鼓和磬，太原义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乐器。晋国大音乐家师旷以琴技和音律闻名，赵国人荀子则创立了艺术理论。离石的汉画像石，蒲津渡的唐朝黄河铁牛，元代晋南杂剧，都表明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一直位居世界东方艺术苑林的前列。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山西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留存的壁画、雕塑和石窟艺术，古城和民居建筑艺术，成就更为突出，特色更加鲜明。
　　　　品质超群的建筑艺术
　　　　山西古建筑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高超的文化欣赏价值。山西现存的古建筑18118处，建筑种类应有尽有，其中一部分还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艺术的孤例。
　　　　目前已被确认的金代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共有146座，而山西境内就有106处，其中的7处是唐、五代的遗存，文物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构建筑除敦煌196号窟檐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外，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构建筑是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可以说，中国现存结构完整的唐朝木构建筑的大殿都在山西。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战火不断，山西却保存了这个时期的三座木构建筑：平顺的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和平遥镇国寺万佛殿，这些都堪称古代东方艺苑的珍品。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的建筑艺术最为辉煌。辽、金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留下了许多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建筑精品，其中的代表性建筑有大同善化寺和华严寺、洪洞广胜寺、芮城永乐宫、临汾牛王庙、霍州署大堂，等等。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规模宏大，健硕华美，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
　　　　山西古代砖石建筑的艺术成就非常显著。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2500多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的长城为山西独有。山西古代的墓葬石雕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太原的隋朝虞弘墓出土一件雕刻精美的汉白玉石椁上雕绘着充满异国风情的场景，对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绘画史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十字飞梁形制的古代桥梁藏于古画，载于古史，而现存实物世界上也仅有太原晋祠的汉白玉质鱼沼飞梁一例。使用减柱法为晋国始祖叔虞之母建造的晋祠圣母殿，空间阔大，完整地保留了宋朝建筑的形制和结构，成为宋式建筑的经典之作。
　　临汾东羊元代戏台
　　　　山西现存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是国内寺观彩塑最多的省份之一。唐朝彩塑主要保存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南禅寺大殿以及晋城的青莲寺。山西宋朝彩塑的代表作是晋祠圣母殿的30多尊侍女像，她们体态秀美，造像生动，堪称宋朝造型艺术的极品，也是中国古代女性雕塑的集大成者。辽金时期的山西处于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带，在彩塑造型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时代的特色，像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塑像，不仅是辽代彩塑艺术的珍品，也是民族艺术交融的结晶。元代彩塑风格与辽金近似，代表作有五台县广济寺的大佛殿、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及中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庙等处的塑像。山西明清两朝的彩塑计11630尊，与时代文化的发展相适应，市井文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平遥双林寺具有千余年的历史，寺内2000余尊宋、元、明、清四朝的彩塑，囊括了佛国与俗界的众多角色，无愧于“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称号。
　　　　山西现存高品质的汉唐至明清的寺观墓葬壁画有24000多平方米，再现了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壁画艺术。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壁画，是国内仅存的唐朝寺观壁画。山西现存宋辽金时期的壁画有6处，面积近千平方米。应县木塔的塔内各层都有塑像和壁画，画面上的飞天活泼丰满，精神流注。繁峙金代建筑岩山寺文殊殿的壁画，面积近百平方米，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山西的元代壁画有9处，1700多平方米，以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稷山青龙寺壁画为代表。广胜寺的水神庙里，有一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元杂剧演出图，反映了元杂剧的盛况。永乐宫壁画为元代作品，面积总计千余平方米，壁画内容丰富，画技高超，在青、绿冷色基调中，用色多达十余种，并大量使用沥粉贴金法，在庄重深沉的画面中渲染华美富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壁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山西北齐墓葬壁画近年来成为古代东方艺术世界最吸引人的艺术品种。寿阳县北齐厍狄 洛墓壁画，以绚丽斑斓的艺术长卷反映了墓主人在世时生活的显赫场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太原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壁画，太原城郊王家峰北齐名将徐显秀的墓葬壁画，画面宏大生动，具有很强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征。
　　　　山西的石窟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达300余处，其中的云冈石窟、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石窟，艺术价值极高。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国家主持凿刻的大型石窟工程。云冈石窟是在山崖陡壁上开凿出的洞窟形佛寺建筑，现存主要洞窟45座，洞窟内外造像5万余尊。云冈石窟的开凿者们有机地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孝文帝迁都后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进而远及敦煌北魏石窟，为隋唐以后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增加了活力。道教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宗教，中国最大的道教石窟是太原的龙山石窟，现存8窟，其中的7窟为元代或元以前的作品，龙山石窟寺艺术的经典作品，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光彩夺目的彩塑、壁画和石窟艺术
　　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和民居建筑方面的艺术成就最为显著。山西有着众多的古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大同、平遥、祁县、代县、新绛等五处。平遥还以“一城两寺”的人文建筑优势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以城市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平遥这个尧舜时就有记载的古陶地，历经几千年后，成为中国古代县城的活标本。保存完整的平遥古城，除了有高12米、厚5米、周长12华里的古城墙外，还有序排列着反映明清时期经济、文化、宗教及社会发展的各类建筑，城内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让人叹为观止。其他几座历史名城，比如代县，保存有唐初始建的文庙。新绛城里则保存着具有唐朝遗风的绛州大堂，有隋朝花园，还有建于宋元明几朝的绛州钟楼、乐楼、鼓楼，充满了独特人文精神和艺术美感。
　　　　在今天，山西民居已成为中国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山西现存相对完好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多达数十处，如晋中的乔家、王家、曹家、渠家、常家等院落建筑群，晋东南的皇城相府、郭峪村老巷老宅、柳氏民居堡寨，晋南的丁村老宅，晋西北的碛口古镇等等，充分展示了几百年来山西民居建筑的辉煌成就。许多建筑依山建造，参差错落，门额窗栏间的木雕、石雕、砖雕、楹联、匾额传达了众多的人文信息，体现了各个时期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
　　　　山西历史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品质高雅，特色鲜明。她的历史脉络绵延了千万年而不断，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播撒了千万里而不散，山西历史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托的力量源泉。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新模式_图文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新模式
上传于||暂无简介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想免费下载本文？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还剩14页未读，继续阅读
你可能喜欢 上传我的文档
 下载
 收藏
该文档贡献者很忙，什么也没留下。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年江苏省南通市中考历史试题及答案
下载积分：1000
内容提示：年江苏省南通市中考历史试题及答案
文档格式：DOC|
浏览次数：3|
上传日期： 15:44:32|
文档星级：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年江苏省南通市中考历史试题及答案
官方公共微信历史的山西
“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平：2003年3月间，我偕朋友开车由北京经石家庄到太原，一进山西境内，便是巍峨的太行山了。放眼望去皆是雄峰峻岭，土黄色里难见一点绿意，有的只是间或划过的一片片黑森森的洞
穴，远远看去，像是蜂窝般密匝匝的弹孔；只有靠近路边的，才看清那是住人的窑洞。
　　车辗转在太行山里，我的感觉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初春里却有着深秋的萧瑟，色彩单调；另一方面是大山西边脚下黄河一泻千里般的雄浑、古远。我耳边仿佛响起了抗日战争年代里那些唱遍长城内外的战歌，我还想起中国许多著名的古老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诞生在这座古老的山里。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里，愚公率领众子孙要移走的两座山，一座是阳城县境内的王屋山，另一座便是眼前的太行山。这些神话和寓言传递着华夏先祖们非凡的想像力与坚韧的生命力，巍巍太行，因此也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被赋予了人格化的亘古魅力。
　　大约是20个世纪60年代初，有一部风靡国内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还记得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叫金迪，有一双水灵灵火辣辣的大眼睛。影片的主题歌就叫《人说山西好风光》，随着它悠美的旋律，人们不禁对镜头中这些画一般的秀美山川心驰神往……
　　再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经济上一直靠煤炭发展的山西，政治上却日益成了中国的热点地区。郭沫若有诗云：“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千里乐。狼窝成良田，凶年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在这期间，扎着白毛巾，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直干到毛泽东面前的憨厚、幸福地笑着的陈永贵，似乎成了山西人的代表形象；而满是红旗和豪言壮语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则似乎可以涵盖山西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状况。
　　近些年关于山西的焦点视线，便是一些文化人从黄土、煤尘、贫困的背后，突然发现了令他们惊讶不已的三晋“旧貌”。其中流布广泛、影响巨大的是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内称：“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地区，而是山西！直到本世纪末，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因印象如此斑驳冲折，山西在我眼里便总显得有几分神奇；
　　时下的山西和江西同被归于中部地区，那么这风土人情迥然不同的黄土地与红土地，在历史与现实中，是否有着某些深层次的相通之处呢？
　　“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陈建祖(原山西商报总编辑)：作家郑义曾说山西是“国中之国”，懂得山西就懂得中国。我们经常说到陕西旅游是上坟，可看的景点大多是陵墓，从这个坟墓钻出来，又钻到那个坟墓去看。而在山西不是这样，我们原来学的历史课本最早说到的是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现在晋南芮城县境内西侯渡文化的大量遗存已证明人类在距今180万年前就能人工取火，把世界的文明史整整推前了100余万年，这是人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笔。尧舜禹的很多传说都在山西，晋文公重耳也有很多故事在这里发生。唐朝之前李渊父子起兵就在太原唐明镇，这里是他们的龙兴之地。后来太原成了唐朝的夏都，李世民被称为太原公子。晋祠里立了一块唐碑，是李世民学习王曦之的草书写的，光一个“之”字就有30多种写法。国内现存的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有70%在山西。整个山西是一个树叶形状，南北相距七八百公里，东西相隔300多公里。从最北边的大同云岗石窟往南走，一路上有北岳恒山、应县木塔、五台山、太原的晋祠、祁县的乔家大院。像五台山有一个佛光寺，是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至今1,400多年，全国只此一家；应县木塔是900年前的建筑，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是世界奇迹，叫作“中国的比萨斜塔”，实际上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还要高，是世界现存最古最高的木结构塔。乔家大院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其实规模很小，不过是封闭的财主式小家小院。规模最大的是榆次常家庄园，目前开发出五分之一就有12万平方米，整个庄园非常畅亮，与财主们不一样，常家祖辈是做茶业的，从乾隆到宣统历经七朝，沿袭150余年，可谓山西本省茁壮的“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只开发出了几万平方米。介休县的灵石有一个王家大院也非常大，这些大院开创了晋中的商文化。晋商比徽商厉害得多，清末年间慈禧太后逃难到西安，路过山西没有钱，就是向晋商借的。山西的农工商富足到什么程度？包头原来是康熙征讨噶尔丹时的一个兵驿站，山西人在那里为清兵办辎重，逐渐发展成了包头城；辽宁的朝阳是山西一个姓曹的做豆腐的生意人建成的；现在北京的大栅栏、珠市口有70万山西人后裔在那里。山西的人文景观还有永济的莺莺塔和黄河大铁牛、历山的舜墓，可以说整个黄河文明都能在山西找到踪迹。前几十年一直强调山西是能源、重化工基地，而忽略了开发这些旅游资源。陕西没有能源优势，而西安是六朝古都，所以很早就把旅游资源开发出来了，那些年人们都是越过山西到陕西。
进(太原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山西省旅游规划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西的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是华夏名人出三晋。山西是一个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曾出过一本《中华名人大辞典》，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物是山西人；二是华夏文脉在三晋。山西诗人实际支撑了半部全唐诗，像初唐的王勃、盛唐的王维、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温庭筠都是晋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晋人；三是华夏财富汇三晋。从宋朝到清朝，晋商纵横中国一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清朝，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山西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与纵横天下的晋商形成鲜明的对比；四是华夏人气看山西。看中华民族还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山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
　　2001年香港凤凰卫视曾做过一个专题电视节目，全方位介绍山西的历史和经济发展情况，我和王鲁湘是总策划人。在这个节目中我们把山西放到大中国的背景下来看，提出一个全新的理念，“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为什么这么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所以“十年中国看深圳”；150年前上海只是江苏省松江县的华亭镇，现在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所以“百年中国看上海”；北京真正成为大中国的首都是从辽金时代开始的，距今约850年，所以“千年中国看北京”；从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开始，到现在正好是3,000年，所以“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从尧舜禹时代到现在大约是5,000年，所以“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凤凰卫视播出这个节目以后，全国不停地出现“盗版”，西安提出“五千年中国看西安”，洛阳也提出“五千年中国看洛阳”。实际上我提出“五千年中国看山西”有确凿的理论依据，不是随便讲的。因为尧王立都平阳是在公元前4700年发生的事情，尧王在这里划分九州，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其次，尧王制定法典——《尧典》也是在这里。而且，敬敷五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大禹治水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仓颉造字开创了中国文字纪事的先河，由后稷稼穑、神农氏教人种地，中国从此进入农耕时代……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山西境内，说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三晋大地，这决不是夸张。
　　此后，儒家文明的始祖之一荀子是太原人，他排在孔子、孟子之后；百代帝师司马光、写《史记》的司马迁历史上也是山西人，韩城在历史上归山西管。“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历朝历代的皇帝，不管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不管是成年皇帝，还是少年皇帝，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大抵一样，都来源于三部书——《论语》、《史记》、《资治通鉴》，从而导致中国政治一统、经济一体、文化一致。山西这方水土诞生了很多治散、治贪的著名宰相，像汉代著名的大宰相霍光，还有王硅、温氏三兄弟、裴度，三国时期与貂婵共用连环计的王允，宋代著名的宰相王溥。蒋介石曾说过“世界上最会理财的是爱尔兰人，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爱尔兰人”，国民党最有名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共产党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理财有一个特点“开源节流”，最大限度地增加税收渠道，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的开支。山西人办事比较缜密，这可能与喝醋有关系，喝醋能软化血管，山西人从生下来那天起，每顿饭离不开醋，醋的作用就是把处在大漠边缘的山西人身上的刚烈之气、威猛之气给软化了，使山西人变得柔中带刚、绵里藏针，食品文化成就了山西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人评价说：如同性格刚烈的湖南人是南方的北人，而绵里藏针的山西人则是北方的南人，这两省人的性格的确具有典型意义。
　　　山西有两种资源特别丰富，一是文物资源，你垒个围墙就可以收费。二是煤炭资源，你拿把铁锹挖开土就可以采煤。说到煤炭，山西忻县人渠本翘，他是山西近代工业之父。原是进士出身，票号业的后代，曾经当过清政府驻日本横滨的领事，在日本时，他发现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与煤炭开采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山西当局把省里的采矿业卖给了英国公司，渠本翘听说后马上从日本回来，联合山西的票号业公司，倾己所有又加上大家的捐款，从英国人手中赎回了路权和矿权，成立了保晋矿业公司，从此山西煤炭业告别了人工挖煤的历史，走上了半机械化、大规模开采的道路，这个公司就是现在的阳泉、大同、潞安、西山几大矿务局的前身。渠本翘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分水岭，在他之前山西为天下首富，产业结构是以票号业、贸易业和南北货运为主；在他之后山西的产业结构变成了采矿业、冶炼业，这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山西走这条路一走就是100多年。
　　北方农民在吃苦耐劳、精耕细作方面要比南方农民大为逊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识都比较突出，在老区“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顽固。
　　陈建祖：山西在人种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山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人种杂交地区。古代蒙古人的铁蹄要踏向中原，首先要经过山西，然后再继续往南打，忽必烈一直打到云南、缅甸。山西就变成了蒙古人的后方留守处，几百年来都处于来回拉锯且首当其冲的位置，于是蒙汉大量通婚，而且有好几个世代。陕西也是蒙古人逐鹿中原得经过的地方。过去黄河西岸有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那里出美女猛男。山西历史上也出美女，武则天是文水人，和刘胡兰是老乡，杨贵妃是晋南的，貂婵是忻州的。人们奇怪了，那些地方风沙滚滚，怎么女孩子的皮肤还这么好呢？其实这跟风沙、阳光没有关系，很大原因是她们的祖先可能与蒙古族或者更早的其他民族杂处的结果。山西还出了很多武将，“万年三晋，论谁数，多少裴杨人物”。“杨”是指北宋的杨家将，名将还有西汉的卫青、霍去病，三国的关羽，唐朝的薛仁贵、郭子仪。“裴”是指山西裴氏家族，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一个小村的家族中出了59个大将军和59个宰相……在现代史中，国共两党有很多高级将领是山西人。像我的老家忻州市方圆不过几十里，就出了阎锡山、徐向前、薄一波、续范亭和刚刚退下去的解放军原总参谋长傅全有，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我们有过这样的统计，仅一个原平市在前几年就出了22个将军，军长以下的干部更不用说了，可见这个地方的尚武文化很是浓厚。
　　山西的地形却使得古代的战争很少在这里展开，像匈奴人、蒙古人打(汴梁)等地只是路过这里，打咸阳也只是迂回一下。山西在近代史中虽打过大仗，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捷是忻口战役的一部分，前线总指挥是卫立煌，但山西相对河南要好多了，后者战乱灾祸不断。山西沦陷以后没有发生过很激烈的对抗，日本人虽然占了山西，但八路军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大边区也都在山西。很多老将军的回忆录里都满怀感激之情地提到山西，山西人民靠小米养活这么多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你去武乡县随便找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都可以和你聊一聊邓小平、刘伯承、陈赓、左权这些人在根据地的故事。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共产党挺进东北和大别山的时候，有很多党政干部是从山西走出去的。现在云南的14军是当年陈赓带出去的决一旅，大多是沁源人。解放初期云南、四川、福建等省的领导大多是山西干部，在四川很多县局级干部都是山西人，他们有很多人原来都是给首长当通讯员的。
　　山西的面积是15.7万平方公里，有3,200万人，人口和面积都算一个小省。地形是两山夹一川，一边是吕梁山，一边是太行山，还有几个盆地，汾河把几个盆地全部贯通。从石家庄过来，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像大寨那样的坡地，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地方的条件非常艰难，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就像电影《老井》中所反映的那样有顽强的生命力，山西像这种生存条件的地方大概占70%，若去了吕梁山区会让你看到更加触目惊心的景象。山西的农耕文化，虽然是一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却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境内大部分是坡地，还有忻(州)定(襄)原(平)、太原、晋南等几个小平原，汾河流域也较富足，所以在建国后最大的饥荒里，河南、安徽饿死那么多人，山西却没有饿死人。人们达到温饱就很知足了，他们多少年不与外界接触，也不愿意走出去，太原做小买卖的人都是安徽、四川等地的外地人，连煤矿都雇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不愿意做。最令人深思的是武乡县原来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所在地，政府拨款修铁路、打水井，当地老百姓也不做，在一旁看着，请河南人来做。农耕文化在山西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瑜(作家，电视片制作人)：窑洞和穴居生活也是山西、陕西两省的一大特色，同在山西的高级民居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是中国民居的历史博物馆，号称中国民间第一居，这些民居的房子盖得很气派很漂亮，是晋商财富最终物化以后的典型代表，是过去市民化、城市化倾向的产物。与此相对的另一极便是窑洞，乡间为什么会形成窑洞多的现象呢？除了土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省钱，没有财力向城镇集中的人们，在山上挖出一孔洞就可以住人，有时候甚至一年可以挖出几孔洞。这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农业社会中最好的、最精细的高级形态，一种是最贫弱、最落后的穴居生活，这两种形态都在山西。人们由河北一进山西就可以看到山上有不少窑洞。太行山上还算是少的，这里的土质不好，石头多，挖起来比较难，而靠黄河沿岸的地方，黄土层比较厚，挖起来相对容易，到处都是一排排的窑洞。窑洞和高级民居一样，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窑洞很复杂，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比如：在没有立崖的地方不好直接打洞，人们就在高原的黄土地上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坑，然后向四面打洞，再从远处挖出坡道作为进出通道，所以这种地方会出现“平地起炊烟”的独特景象。这种窑洞费工费时，里面有主房、库房，中间还有一个土台，上面种菜，旁边还有猪圈，主要广布在山西沿黄河一线。像黄河壶口瀑布的吉县一带都有。穴居生活的地方，一般环境破坏比较厉害，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烧饭取暖要烧柴，小树刚长成就会被砍掉，很多地方看不到一点绿色。
　　国家一直在想办法把太行山的人口迁出来，给的政策是每迁一户给一万块钱左右，但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出钱，这一万块钱一旦到了农民手里就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移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曾经有一段在公路边上建了一些移民村，让山上下来的农民集中在这里居住，但他们没有生存技能，什么都不会干，结果有一部分人又回到山上去了，几乎各县在移民的过程中都有失败的教训。观念也是一个问题。北方农民在吃苦耐劳、精耕细作方面要比南方农民大为逊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识都比较突出，在老区“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顽固。山西出去打工的农民与南方相比少得多，明明能赚钱的事情，他们不去做，可能他们做不了，也可能面子上抹不开，所以在太原打工的山西人不多，南方人却越来越多，形成了很多南方村，火车站附近就有一个较大的浙江村。
　　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
　　陈建祖：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山西的产业已经比较完备，像机械加工、兵工厂、铁路、钢铁、煤矿等等都有，在这基础上山西在建国初期发展得很快。山西和上海为共和国的工业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上海主要是技术和精加工，山西主要是能源和初加工。福建、广东那时候都是前沿阵地，不能为国家经济作出什么贡献。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把山西称为“中国的中东”，全国有70%的煤从这里出口，还有京津唐地区的电力供应，上海、江浙一带的能源煤也是由山西供应。朱基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曾亲自率领上海歌舞团来山西，为煤矿工人进行慰问演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山西作为中国的能源大省而存在了40多年，从北往南，大同、太原、潞安、晋城等煤矿都是国家统配的煤矿；太原钢铁厂、太原电厂也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属于中央直管。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断地从山西索取，发展到最后山西是每输出一度电都要赔钱。以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省的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几次在“两会”期间大声疾呼，觉得国家对山西要得太多，而又不给一定的返补政策。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山西的人均收入曾一度在全国排名处于中上水平，GDP值最高时曾排到第14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却沦落为全国倒数第一，这两年摆脱了倒数第一，上升到倒数第四。虽然这也是一个进步，但实际上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此外，环境污染相当严重，20世纪90年代末期，邹家华副委员长在一次全国人大环资委会议上明确指出，太原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且不是之一，是货真价实的倒数第一。太原这两年有了一些变化，过去晚上能看见星星简直是一种奢侈，1999年一级空气环境根本没有，二级空气环境只有45天，所谓二级空气环境就是污染物颗粒含量指数在100以下。后来通过大量地建公园、搞绿化，去年上升到153天，今年要达到180天。大同、介休这些城市都是烧焦炭的地方，污染比太原还要严重，只是没有列入全国46个环境监控城市。
瑜：山西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乃至军队的煤炭企业，大大小小的煤矿密密麻麻分布全省。也许是作为补偿，现在国家提高了一点煤价，但等到煤炭提价了，国家又得反过来限制开挖，因为国内依靠能源生产的企业如化肥厂日趋饱和，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也相应减少。对地方而言，尤其是县、乡两级，不挖煤就不能完成原始积累，晋城有一个叫巴公镇的地方，最兴旺时一个镇有私人煤窑300多家，私人铁厂也有近300家，这里的千万元户多得很。但完成了原始积累，又容易造成生态极大的破坏。这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普遍监督不力，为什么监督不力？如果把这些支柱企业关掉，县里的财政收入就少了，县委、县政府包括环保局都得喝西北风。我曾到介休县去调查研究环保问题，县环保局给我派了车。司机告诉我，这辆车就是污染大户给局里买的。你说执法部门的车都是人家买的，还能去查人家吗？我说县里连一辆车都买不起吗？司机说咱们县里不靠人家能靠谁呀。县委书记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这个污染大户，连开县党代会、人代会都要事先征求人家的意见，因为需要人家赞助经费，否则连会都开不成。地方政权得靠这种企业来养活，你说还怎么关掉这些企业……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山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旅游产业。
进：山西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却沦落为中西部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一般从经济学来讲，在世界范围内，如沙特、科威特等国家，还有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德国的鲁尔等地区，都是因为石油、煤炭等资源丰富，所以非常富有，山西则是资源丰富反而贫穷，这是政策上的原因。山西的贫困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在市场经济的国家，越是资源大省越富有；在计划经济的国家，越是资源大省越贫困。长期几乎是掠夺性地开发，牺牲了山西的经济利益，山西送走了光和热，留下了烟和渣，污染了自己的蓝天碧水。现在国家对第三产业的价格完全放开，对工业、农业产品的价格也有一半以上放开了，对资源产品的价格却牢牢地控制着，害怕发生经济紊乱，倘若资源涨一分钱，工业产品就可能涨一块钱，服务产品就可能涨十块钱。山西至今仍在扮演资源大省的角色。如果资源价格一放开，根据市场规则来定价，山西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在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山西继续打资源牌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山西与云南的经济结构惊人地相似，云南在5年前是以烟草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云南的烟草和山西的煤炭一样，山西有80%的县份依靠煤炭，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自于煤炭，云南也是这种情况。但是云南这几年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做得很好，把以烟草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变成双轨并进，一条轨是延袭过去的老传统，继续发展烟草业；另一条轨是大力推进新的绿色旅游经济。山西的经济却还没有转过来，一些人老是认为煤炭是一棵摇钱树，每年哗啦啦一摇就有几百个亿落到口袋里。同时，山西还有一个文化产业没有开发出来。现在的山西一是要延续自己的传统产业，提高煤炭深加工的水平，提高煤炭业的效益；二是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山西文化产业的几个板块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可以做强做大。
　　陈建祖：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山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旅游产业。山西的旅游资源可分为三大块：晋北是佛教文化，以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为代表。晋中主要是晋商文化，也叫大院文化，日本人对此研究得很深，山西现在也在研究，为什么他们可以“富可敌国”？晋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晋南是根祖文化，现在全国尤其是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掀起了寻根热，像尧舜禹的发祥地，还有洪洞县都是人们想去看一看的地方，民间有句话说“要问祖宗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元末明初中原一带的移民大多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山西拥有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完全可以把文化资源开发成文化资本，把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资本，省委、省政府这几年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经过新世纪这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初见成效，山西已经成了一个旅游大省。这几年过节尤其是“五一”、“十一”长假，有很多人到山西来玩。但也还存在很多不配套的环节，一是污染太严重，你在飞机上往下看，简直是没法儿看。山西现在正在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否则很难彻底根治污染；二是前几年的交通不便，据说娘子关曾有过堵车7天7夜的纪录，到石家庄要走三四天，但1995年以后山西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进步，投入了几百个亿搞基础建设，到2005年要建成1,800公里的高速公路。现在的山西高速公路是“大”字形的，大同往北通往内蒙，往南分别通往运城和晋城，往运城是通往陕西，往晋城是通往河南，从晋城到河南焦作有一条晋焦高速公路，把整个太行山打通了，来往非常快，现在开车到北京只要5个小时。
平：在赵瑜、陈建祖以下的谈话里，他们比较多地涉及到制约山西发展的种种主客观因素，同时又较多地注意到晋文化的负面因素，尤以弥漫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的为害剧烈。在湖南、安徽、河南，也在江西，关于官本位意识的滥觞，总是我和访谈者的一个难以避免的话题。在赵、陈两位一番分析后，我愈发觉得——对权力的崇拜及权力对金钱的租借，是中部诸省有识之士们的忧患所在。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山西——
　　3月22日，我离开山西的第三天，吕梁地区孝义市驿马乡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截止24日18时记者发稿时为止，死53人，还有19名矿工下落不明。经过调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对记者说，孟南庄煤矿是个人控股的股份煤矿，法人代表是孟兆康，该矿持有的生产许可证早已过期，而且吕梁地区一个半月内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煤矿事故，全地区的煤矿正处在停产整顿期，该矿却还在顶风开采。王显政指出：业主孟兆康显然很有“背景”，他当过乡长、孝义市煤炭局局长和吕梁地区能源公司经理，又到这里当矿长。于是，一个只有3万吨生产能力的小矿，竟然无偿地划拨了12平方公里的煤炭资源，是谁给他划拨的？划拨的依据是什么？
　　赵、陈两位还谈到了某些百姓眼里的好干部和近年来国内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一个热点人物吕日周。前者往往被人们忽视，后者则常常被人们、乃至新闻界所推崇。作家的目光却有几分独到，独到的目光虽可能偏颇，但也可能发现当今隐形的另一种官本位意识……
　　山西的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长期围绕着一个“官”字转，这是有现实和历史原因的。
　　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
瑜：在中国的不发达省份，官本位特色都比较鲜明，山西尤为突出。人们曾这样调侃，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有多土；不到山西，不知道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山西的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长期围绕着一个“官”字转，这是有现实和历史原因的。
　　从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讲，经过早期的井、洪湖、鄂豫皖等苏区革命根据地，到陕北以后才开始壮大的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到山西，与阎锡山拼抢地盘，创建了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后来以此为中心形成了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土改经验诞生于此，最早的农村劳动模范也诞生于此。这里更培育了大批领导干部，这批干部随军南下北上大量地撒落于长江南北，为中共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建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山西籍干部遍布中央各部委，而且所占比例相当高，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可视为他们的杰出代表。在各省市的山西籍干部更是多如牛毛……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了一些山西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至今仍有着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一些山西人的官本位意识，你要想出人地，你就得去从戎从政。我们国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时期，从戎难成，要从政的意识便根深蒂固地保留了下来。
　　山西的大中型企业非常多，像大同矿务局、潞安矿务局、晋城矿务局、太原重型机械厂、太原钢铁厂、太原化工厂，它们都归中央直管，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工业、化工基地。建国以来这些大企业为国家做过巨大贡献，现在各方面都老化了，像大同矿务局连家属带职工将近20万人，现在全部下岗。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向上伸手、等上面指挥的观念，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不强。这些企业也出了很多干部，像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当过党委书记，山西前任省委书记胡富国曾在潞安矿务局和大同矿务局当过技术员，后来任煤炭部部长，又回来当省长、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也是从大同矿务局出来的……这种隶属关系和干部们的升迁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政治意识。
　　在山西还有一个现象，农民也能当大官，陈永贵官至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比陈永贵还早的是李顺达，一个农民当过几届中央委员。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一个老太太申纪兰，当过一至十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国惟一的一位。本届她还当选为人大常委，现在成了国宝。郭凤莲、申纪兰所在的太行山区过去也是穴居生活。陈永贵曾对李顺达说，我得叫你李老师，你在太行山头，我在太行山尾，咱们都是艰苦的地方，要很好地团结。李顺达所在的西沟地区，石头更多一些，所以他们不以粮为纲，而搞多种经营，特别重视种树，改善小流域气候及整个山区的资源。陈永贵这边是土比石头多一点，所以他们要开垦平地种粮，对外号称“虎头山下是粮仓”，这在客观上迎合了毛泽东以粮为纲的思想。现在大寨有毛纺厂、煤矿、衬衫厂、水泥厂、运输队，但总体上效益不太好。西沟利用山里的果子办过饮料厂，还曾经办过非常费电的硅铁厂，也基本上失败了。这两个地方都不尽人意，老百姓还是没有脱贫，这些劳模一生的资本主要还是政治资本，比起人们所熟知的华西村、大丘庄差得太远，今后也很难赶上。这两个地方正是因为艰苦才出经验，而且又迎合了当时领袖的心态和思想，所以像陈永贵这样的典型就容易出来，一开始生产搞得好，后来政治味越来越浓，赋予了更多的阶级斗争色彩，慢慢地由乡村集团演变成了政治团体，大寨一度变成了山西的政治中心。山西农村很长时间里有两大派系，一边是陈永贵、郭凤莲为首的大寨，一边是李顺达、申纪兰为首的西沟，两边都获得过很高的荣誉。郭凤莲、申纪兰都曾当过省厅级干部，前者当过省妇联主席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后者被传说得最多的事迹，是省委让她当省妇联主席，她却在城里不习惯，要回家种田。就是因为出了这么一个不愿当官的典型，申纪兰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荣誉，这或许是她本人没有料到的……
　　　一些民营企业家也难免“俗”。晋城一带的煤层埋藏很浅，开采非常容易，煤质也非常好，可以拿煤直接炼铁，不需要转化成焦炭。不少乡镇企业便依靠采煤完成了原始积累，一些乡镇也由此实现了小康。不久前被杀害的海仓集团老总李海仓也是这样起家，在煤窑附近建电厂、钢铁厂，创造了所谓的坑口经济。这些人有了经济地位以后，又纷纷去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有的当上了市、县的政协副主席，有的觊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山西搞引黄工程的时候，有一个做焦炭的私人老板开着车送了20万斤白面到工地，一位省领导很是高兴，这个人后来果然当了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对外号称有几十亿资产的李海仓也不甘寂寞，终于坐上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位子。
　　由此，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企业文化是中央直属企业多，革命老区文化是产生革命干部多，农村文化是产生农民政治英雄多。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在几年前，你在山西干好干不好不是主要的，关系是主要的，要看你跟人跟得对不对……
　　在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只有当官才能克服资源匮乏、出路很少的局面，即使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也会在工资、分房子、子女读书、就医等方面占有优势，日子才能好过一点，这就带来了社会上另一种风气——重学习，但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当官。在西藏最优秀的人才都学佛教，一家三个儿子中最优秀的总会送到庙里，只有在庙里才能上天堂，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西藏的佛教文化发达，其他的智力资源总是紧缺。山西则是最优秀的孩子都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去读书了，毕业以后很少有人回家乡。再加上留在本省但日后又流失走的一部分精英，这对山西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令人无奈的事情。在北京的电视界中，从编导到管理者，以及各部门的技术人员，山西人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中央电视二台。经商不错的山西人也慢慢转移北京，文化界也出来了不少人，留守山西的文化界朋友也多是因为年龄偏大不便出来，但多数人把子女都送出来了，省作协十个专业作家中有九人把子女送了出来。山西作家田东照晚年写的系列小说《跑官》写得非常好，深受读者欢迎。他没有离开本土，却将本土的官场文化表现、批判得入木三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离开”。
　　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
瑜：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抱愧山西》，他把农民走西口的行为、卖苦力的无资本劳动与晋商文化联系起来，给外界造成了一个误会，认为山西人很会做生意，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晋商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过去有种说法是“金太谷，银祁县，平遥古城出票号”，这只是集中在晋中、忻州一带，不能代表全部的山西。大多数人出去不是做生意，而是出于无奈走西口。走西口就是现在的外出打工，西口是指长城的某一个豁口，往北是内蒙古肥沃的土地，过去山西和陕北的农民到那里主要是从事挖煤、挖药材、盗墓、割麦子、拉骆驼等苦力活，春出秋回，谈不上建立什么业绩，也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塞北、雁北、大同等地区的人跟游牧民族差不多，生活习惯也是吃整羊，是一种不成熟的农业文明，商业也不发达，所以大多走西口谋生。而晋中是一个富足的地区，太原一带人口稠密，物产丰盛，如面食品种层出不穷，可以做出几万种花色。而且这个地方煤炭资源丰富，当地人可以烧小火慢慢地做，客人远道而来，他可以给你做一碗份量适中、火候正当、面好汤清的面食。因为有充足的燃料，还可以蒸、煮、烧、炒，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像河南、河北就是烧一把柴草，大火一下就起来了，得赶紧往锅里放面，只能出大锅面、裤带面这些粗糙的面食，做好以后又得赶紧吃，形不成精细的面食文化。
　　晋中除了有成熟的农耕文明外，又是前哨地带，离长城很近，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直接过去。晋商最初外出经商，不过是在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不成熟的游牧文明之中获利，用糖布烟酒茶换回牛马骆驼羊，原始资本就是这样积累的。后来晋中一带的商人生意最远的做到了俄罗斯，他们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票号基地，也就是现在的银行。票号的出现是因为后来银子多得都驮不动了，像渠家大院曾经达到年进2,000万两白银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几亿美金，这么多银子怎么搬呀？何必把整麻袋的银子驮来驮去呢？加上沿路有土匪强盗，还要请保镖，准备快马，很麻烦也不安全，所以想出了用银票兑现的办法。最早的银票完全是一张秘密支票，里面有暗语或密语，后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存折。北京过去的著名商业区像琉璃厂、厂甸、大栅栏都是晋商开发出来的。然而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过在晋中这一局部地区将传统的“仕农工商”颠倒，变成“商”字当头，“官”字退而居之，然而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陈建祖：长期的根据地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些别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武乡县的文化馆长，在搞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时，他自己背着小米到北京，结果一趟下来拿回来180多个将军和部级以上干部的题词条幅，连邓小平都写了，邓朴方的奶妈还活在当地，你说厉害不厉害？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拿着彭总自述所得的稿费，想到老区建一所小学，结果当年的房东老太太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老太太说你这几十年干什么去了？我们这里穷得这样你不管，当年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说口气大不大？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你在太原的路上很少看到急匆匆走路的人，永远都是“胜似闲庭信步”，去年北京有一家报纸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太原的尴尬》，说太原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很少叫“老板”，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见面就叫“领导”，这里始终是崇尚官僚……
　　全省的思想解放力度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我认为这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
　　陈建祖：这几年山西虽然变化比较大，但我个人感觉全省的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一位前省领导在山西干了不少大工程，比如修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工程、改造汾河。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他，山西在20世纪就没有高速公路。但他在调整产业结构这件大事上用心太少，措施不力，使得山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而且那几年搞了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比如实行包税制，规定每个地市每月必须上缴多少税，本来一些企业可能在下半年才开始盈利，上半年没有多少利润，这样做就给一些新上马的企业造成极大的压力。再比如每辆车上车牌必须高征税，有一年省征费局征了30多个亿，与省煤炭运输公司的收入相差无几，逼得一些地区的车辆纷纷到邻省去上车牌。当然，这些千方百计征收来的钱都用在了搞大项目上。要评价这样的领导有些复杂，一方面他有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做出了不少政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亲民情结。下农村的时候，他拉着农民的手坐在炕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自己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他喜欢上党梆子，太旧高速公路修通剪彩的时候，他亲自粉墨登场上台唱戏，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百姓眼中他是一个好官，一些吃了饭却不愿做事的官员却讨厌他，在他们的眼里，他和吕日周一样也是一个异数。或许这也是一个中西部省份很值得琢磨的独特的官场现象。
　　吕日周的情况也有些复杂，1998年竞选副省长的时候，省委圈定的候选人当中没有他，但他一度进入了第九名，可见在干部群众中还是有些基础的。后来他去了长治，长治处于太行山腹地，自然条件不好，他去了以后办了一些实事，也搞了一些形式上的事情，比如在西沟上党课，所有的干部要在广场上宣誓……不过他的一些独特思维和让官场某些人惊世骇俗的行为，与现在提倡的亲民倾向、行政体制改革比较吻合。应该说他向往民主，提倡舆论监督，也是用民情民意压官僚，使现存的体制、机制对他没有办法，但他骨子里又有封建的“青天”意识。那么谁来监督他呢？而且他刚传说要走，所谓的舆论监督就推不下去了，这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治。真正的法治是不管什么人在位退位，推行的那套理论与机制都还能执行下去。如邓小平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但他定下的改革开放路线若有谁敢去否定，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山西的文化人对他还是认可和理解的，虽然我们看出他有点作秀，然而毕竟有这个人比没有要强，在一潭平静的水中，能溅起几点水花，搅起一点生气，不是很好看吗？如果能多几个吕日周，山西的民主政治可能会推进得更快一些，问题是他现在孤军奋战，充满人治色彩，不能说你自己一走，所有的东西就昙花一现，烟消云散，这算成功了吗？在山西没有人宣传他，一些官员对他是视若不见，政敌们更是芒刺在背。他调省里来当省政协副主席，选举时在九个政协副主席中他得票数最少，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操作能力已经结束了，至少是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些像唐·吉诃德。
　　赵 瑜: 山西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当今面临的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的确尚有不小的差距——
　　一些干部整体的价值判断大抵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他们参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还是穿中山装出现在电视镜头前，这不仅是一种习惯，更可能是一种坚守。他们能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群众的口语、俚语也能信口拈来，让百姓觉得亲切。推动工作总是通过运动式的各种做法，对这一套轻车熟路，如工作队下乡，骑自行车下基层蹲点，春节期间加三天班，过革命化春节……他们当年就是搞这种运动式做法的典型因而获得提拔。因为爱当典型，他们避免不了弄虚作假，最著名的是被《焦点访谈》给曝光的运城“滴灌”事件，为了争来滴灌工作的现场会，一些地方纷纷做假：地里通水的管子看起来四通八达，其实就是一段一段地浅埋在土下。在公路上看，建有一个个用于储水放水的水池，进到地里看不过就是外观作成圆孤状的土墩子。还有一搞拥军爱民活动，就报出成百上千个拥军模范，为了从中推举出更高规格的模范，军队派人下去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人的材料不是假的，就是掺了许多水……
　　这些官员对市场经济很陌生，不懂数字化管理，在当今很难有什么真正的政绩。如果碰到朱基、徐匡迪这样专家、学者型领导来视察，就像油落在水里，他们没有办法对话，进入不了同一种文化氛围，他们自感坐在了冷板凳上而惴惴不安。虽然时代的大风向变了，他们可能走麦城，但也可能不走麦城，只要上面有人，这位首长认可他忠厚、听话，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就有可能被再提拔，或者动一动。他们调离之时，决听不到本地有识之士们的评价，他们乐于看到一个万众欢送、挥泪如雨的场面，如果真有这样的场面出现，那也只是他们所赏识的人给安排的……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这不是山西省委的意图，我认为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我这不是对吕日周本人进行评价，而是对这种做法有异议。我曾对记者这样说，长治是一个矛盾纠葛几十年、现实发展又很艰难的老区，他才去了两年半的时间，你说能有多大变化？能做一些像修小水利工程、治理小流域环境等基础性的工作就不错了。我是在长治长大的，去年又在长治所属的平舜县住了整整5个月，我感觉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变，有的方面可能还更落后了。他走任时表面看起来告状的事件比较少了，其实是谁把人放出去告状谁负责的长官责任制限制了群众外出告状的渠道，并不是社会上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解决了。媒体上那种连篇累牍的炒作与呼应，不仅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没有好处，而且对吕日周本人也没有多大好处，他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发展经济上。
　　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山西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
　　山西确实困境重重，很需要国家扶持的政策。山西的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应该对山西当前的形势保持清醒，不应当为与自己过去相比而产生的一些进步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进：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山西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山西是一个穷省，一方面对新兴产业如旅游、电视、报业支持不够，没有钱投入；另一方面重复建设又非常严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100米之内不能重复出现大型连锁超市，但在太原平均50米就有一个大超市。国家规定40公里之内不允许有煤矿重复出现，但在山西40公里之内至少有十几个大小煤矿企业，这说明政府对投资引导不够，监管力度也不够。山西能赚钱的行业主要是煤炭业和冶金业，这些行业都需要比较大的投入，往往要投入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凡能投得起者都要有相当的原始积累。在这之中，一部分人是正当的原始积累，一部分人玩的都是银行的贷款，通过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获得了贷款，看起来是阳光作业，实际上是暗箱操作，我想人们有理由对山西某些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品质产生怀疑……
　　煤炭虽然是利润很高的产业，但风险也很大，山西去年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几次煤矿安全事故，每次都有人员死亡，有的地方还瞒报，繁峙义兴寨金矿发生事故后，把民工的尸体摞在汽车轮胎上烧，轮胎烧完了，尸体也没了，在21世纪竟然还发生如此残忍的事情，举国震惊，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形象。
　　　陈建祖:山西最大的企业是太原钢铁公司，主要产品之一是不锈钢，现在还没能完全改制。还有一个特大企业是大同矿务局，有十几万工人，前两年濒临破产，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山西现在最麻烦的是很多矿脉已经枯竭，如太原的西山矿务局，已经挖过汾河了。而且现在内蒙有一个东胜煤田，煤质相当好，开采很方便，通过神木铁路往外运，国家组建了一个华能集团来开采，这都对山西的煤业构成一定的威胁。山西现在虽然在旅游业方面初见成效，却还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将来这些煤矿企业煤挖完了，这么多工人怎么安排？煤矿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没有什么文化，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采空区地下的那些大窟窿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大的地壳运动，那是很麻烦的。辽宁的煤矿企业转型比较快，本溪、抚顺都上去了，国家对辽宁的煤矿比较重视，对山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在媒体上感觉没有像对辽宁那样重视。
　　山西这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太理想，招商引资也不是很好，现在进来的企业规模不大。除了煤和电，山西没有什么知名品牌，原来有一个海棠洗衣机，早就破产了。原来汾酒很有名，经过1997年假酒案的影响，现在已由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变成地方性的品牌。汾酒、竹叶青、杏花村都是山西的名酒，尤其是竹叶青，上世纪初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人家茅台酒、五粮液、酒鬼酒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品牌，但我们不太注意这些。山西还有一个古城奶粉，这是一个家族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起步了，现在用的是荷兰进口的一流设备。内蒙古的伊利乳业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古城的产品本来比伊利奶粉好得多，但不善于广告策划，不注意产品的包装，消费者很少知道有这个产品。现在伊利把古城的奶粉调过去，深加工后做成酸奶、奶油冰糕等等，增加了附加值再推向市场。内蒙又出了一个蒙牛乳业，加上原有的鄂尔多斯羊绒衫、仕奇西服等几个品牌，短短几年的时间，几个品牌一抓住，内蒙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力就凸现了。现在仅鄂尔多斯年销售额有十几个亿，人家用的绒线比金子都贵。可喜的是山西近年出了一个恒康乳业集团，今年投入了4,000万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这个民营企业的实力很强，可以说山西近年来还没有过这么大的手笔。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建设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但山西更多的是注意数字的变化。比方说人均GDP值和人均存款数，虽然这些指数也很重要，却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太原的城市规模很大，在中西部地区不算落后，消费很旺，你在太原多待几天就会看到，很多饭店都是灯红酒绿，价格远远超过郑州、石家庄、西安。娱乐业和色情业比较发达，号称“十万歌女下并州”(太原在古代又称并州)，很多北京人周末来这里消费，常常上午到五台山烧香拜佛，晚上去温泉宾馆享乐。一些本地人消费也一掷千金，他们中开煤矿的人特别多。有了外来游客和这样一批暴发户，再加上畸形的消费，也使当地老百姓沾了一点光，至少是可以解决一部分人就业。山西人均存款的储蓄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并不多，存钱多的是老板。山西的产业比较单一，投资渠道不畅，老板们钱不是吃喝玩乐了，就是存在了银行……
　　应该说，山西包括太原在内都没有摆脱困境，太原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多个亿，全省一年的收入也就是200多个亿，只能说在中西部各省中还不算太落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没有真正地激活。至今一方面讲山西要留住人才，一方面却是大批人才闲置，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怎么可能引进人才，而且出去的人都是不错的。《深圳特区报》至少有四五十个山西人在那里，都是个顶个的人才。《深圳商报》、深圳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有很多山西的文化人。。。。。。留下来的人虽不甘于山西的现实，内心却都有一些无奈。
瑜：山西确实困境重重，很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最好能纳入国家西部开发的范围，作为衔接东西部的过渡地带，但山西恰恰没有被纳入西部开发的范围。就目前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山西要在几年之内变样是比较困难的。山西的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应该对山西当前的形势保持清醒，不应当为与自己过去相比而产生的一些进步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刚从云南回来，过去在人们的想像中，像云南这种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边疆省份一般都比较封闭落后。我现在的看法却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会发展得很快，那里受中央集权观念的束缚相对较少，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很多，它们具有自治功能，不受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加上外国人天天往这儿跑，越跑得多，本地人知道外界的信息就越多，只要政策支持他们干，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现在云南除了昭通地区差一点以外，其他地区全部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运作，主要是依靠蓝天碧水和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开发旅游产业，而且开发得相当成功。在云南昆明的街头，你丝毫没有边陲城市的感觉，完全是一个现代大都市的气派，风情万种。从昆明通往四周的水陆空交通也很发达，可以输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如迪庆是一个藏族自治州，以前明珠暗投，现在成了香格里拉，从昆明可以直飞到达。我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时候曾经去过云南，那时还没听说过丽江，现在这个地方的旅游业红火得不得了。整个云南除了烟草业，就是旅游业发达。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多、地域广、差别大，愈发使彩云之南令人有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的感觉。我在云南边看边想，什么时候咱们山西能这样该有多好！我在郑州的感觉也很强烈，“文革”前后，山西人到河南拉麦子补充粮食，火车站附近到处是流浪汉席地而睡，给人的感觉是脏乱差。现在完全不是这种感觉了，郑州已位于中国一流大城市之列。在太原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太原作为一个大城市的框架可能已经出来了，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个省会城市，连基本的环境污染问题都没有解决……
　　从云南回来，觉得山西还是有希望搞上去的。山西是一个旅游大省，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文物古迹星罗棋布，还有太行山、晋陕峡谷的自然风光，这些丰富的资源足以让山西旅游业做强做大，这可以从晋中地区目前的发展势头看出来。去年国庆节和今年春节，仅晋中一个地区就收入几个亿，乔家、祁家、渠家、王家几个大院在北京产生了连锁反响，《北京晚报》发出“今年北京人去山西多”为题的消息，而且是作为重要消息发出来的。现在山西的很多官员意识到了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都在想办法开发旅游资源。我非常希望这个开发的过程能快一些，早日让老百姓过上小康的生活。
　　我想起了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说过的一句话：“山西的版图像一枚树叶，更像一艘希望之舟。”让我们一起祝福山西。
　　胡 平：三晋之行，让我领略了什么是大自然对人类无声的报复——
　　不管是早上还是黄昏，天总是不见亮色，像是一床晾出来透气的被岁月染黄的巨大棉絮。马路上看什么都湮进几分土黄。洗净的车子停在宾馆门口，次日早上再用车，手一摸，车盖、车棚上都是一层薄薄的粉尘。近年来太原已经在美化、亮化自己，走在南北向的迎泽大街上，大街平坦宽阔，据说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两边一幢幢满是现代气息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的士司机又拉我去滨河大道，一排排华灯流光溢彩，他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是太原最漂亮的夜景，这条东西向贯穿太原城的汾河却已经干涸了……
　　这还是在省会，其他地方呢？这还是在地上，那目力不及的地下呢？
　　走出南昌机场，被无边的春色包围的我为之沉醉。我告诉朋友们，与山西相比，江西真的没有任何理由搞不上去。我还想说的是，人类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必须对大自然怀有切切实实的敬畏之心！
　　同时，“山西”这两个字对我不再无关痛痒。我将比以往更为关注她时下这一场英勇而又艰难的突围。我知道，在2002年山西的GDP增长速度为10.9%
，高于中部诸省。2003年山西第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公布，GDP的增长是13.2%;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了21.7%，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28.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13.9%，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也增长了9.5%。
　　我想起了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说过的一句话：“山西的版图像一枚树叶，更像一艘希望之舟。”
　　让我们祝福山西。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