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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青年是如何炼成的——爱国如何主义?(图)
来源:南风窗 作者:
爱国青年是如何炼成的
　　“西藏+奥运”，正在引发新一轮的爱国热潮，主角自然是可爱的青年。
　　通过言论保家卫国，号召抵制家乐福、抵制LV的民族主义网络愤青；自发组队，为奥运火炬传递护航的海外留学生，都不令人意外。倒是MSN和QQ“红心闪闪遍中国”的“爱中国”方式，引人深思。MSN和QQ作为青年社会交际、甚至工作沟通的重要网络工具，几乎覆盖了所有类型的青年人群。
　　又逢五四青年节。当年高喊“外争主权，内诛国贼”、“勿作五分钟爱国心”，自发走向街头的青年们是被历史铭记的先行者。而40年前，政府政治动员之下，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呈现的，却是令许多曾经的爱国青年不堪回首的灰色风景。
　　国家与青年，最新的一个例子，是今年开始施行的“10万大学生村官”计划。虽然此前亦有部分省市推行“村村大学生”或“大学生村官”，但此次却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力推、主体大多是80后知识青年的全国性计划。
　　诚如陈映芳教授分析，爱国与青年，自“青年”这个社会角色在中国诞生起，便被捆绑在一起。于是问题一直存在，高度角色化之下，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国家权力与青年之间的历史互动又是怎样的图景？解体与捆绑，约束与鼓励，排斥与收编，一切仍在进行之中。
　　—— 宁 二
　　“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制度想象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江苏宿迁
　　4月1日，24岁的戈新化在北京一下子见到了两位正部长，作为江苏大学生“村官”代表，他向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教育部部长周济报告了当“村官”半年多来的酸甜苦辣。对戈新化来说，这次赴京参加中组部组织的“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座谈会”，荣耀一时，他本人于是成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一个符号人物。
　　23天后，当记者在杨楼村村部书记室采访他时，陪同前来的宿迁市委组织部处长李军还接到一家韩国电视台要求采访的电话，而第二天，戈新化又要赴京参加央视《对话》栏目，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接受央视访问。事实上，戈新化4月份的采访安排早就由中组部排满。其高调亮相，是为中组部即将推行的“10万大学生村官”工程暖身。
　　“李部长认为大学生‘村官’能够获得老百姓认可，说明能力是具备的，这个做法是可能的，是值得推广的。”戈新化告诉记者，座谈会上李源潮听取4名大学生“村官”代表发言后如是表态。不久，中组部正式宣布，从2008年起，连续5年，每年选聘2万名大学毕业生到村任职，定职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
　　戈新化是2007年5月江苏省委选派的1011名支援苏北五市经济薄弱村的大学生“村官”之一。江苏“1011工程”的设计师正是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他还亲自到南京奥体中心为即将赴任的“村官”们壮行，送给他们8个字“不畏艰难，玉汝于成”。目前，这项制度也将被升格为一项国家制度，在新中国历史上，这还是中组部第一次开口向财政部要大钱“搞工程”。
　　事实上，这一制度甫一公布，即被舆论热评为：“知识青年下乡第二波”或“新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有评论认为，这二者之间确实有不小的相似性，譬如：都是由官方出面进行动员与派遣，对象都是知识青年，而其社会背景都包括城市严峻的就业难题等。
　　具体而言，江苏“1011工程”惠及的苏北地级市宿迁接纳了254名大学生“村官”，他们“执政”不过半年多，但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张力已经被他们彰显出来，或许，他们能许给中国一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想象一：民主从基层出发
　　戈新化本科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如今他已经被贴上“1011工程有为争位第一人”的标签。他说，自己是被宿迁前市委书记仇和敢闯敢干的精神吸引过来的。
　　去年底，在杨楼村“两委”换届公推直选中，戈新化被推举为候选人之一，参选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第一轮差额投票，在1954名选民中，老书记获得1500多票出线，戈新化只获得300多票，幸运地以第二名的资格出线。12月8日，第二轮投票，也是最后一轮投票，戈新化PK老书记，全体村民票选村委会主任，全体党员票选村支书，前者安排在上午，后者安排在下午。
　　平时开村民大会找不到人影，但这一天上午，1760余名村民出席了选举大会，占2/3人口的外出务工村民大多数都返乡投票。投票前，戈新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竞选演说，称选民为“各位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姐姐”，极力营造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他说“我们杨楼不缺能人、不缺致富能手，但我们杨楼缺一个对杨楼高度负责的人”，表示责任感是自己的竞选优势。他还说“我作为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没有可供依靠的关系来乱作为……同时我由于由上级部门派遣而来，我将一直处在上级部门的监督之下”，主打廉洁牌。
　　“上一届个别干部做得不好。”面对记者，戈新化已经懂得用语谨慎，但这一句已经透露出他廉洁奉公的竞选主轴实为有的放矢。
　　这位7月18号才来到杨楼村报到，被组织委任为党支部副书记的候选人在发言最后郑重承诺：如果自己当选，第一，不多征百姓一分钱；第二，钱账分离,完全公开本人经手的所有账目；第三，任职半年内支持各组完善道路网，达到日常生活用车进出的标准；第四，解决好杨楼的土地、丁园的灌溉等遗留问题；第五，起用村中的致富能手，开展招商引资，给村中低收入家庭创造增收途径；第六，就其它村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我拜托大家相信自己手中一票的神圣，拜托大家相信自己手中这一票可以影响杨楼的未来。”戈新化最后说。
　　开票结果，戈新化获得1359票，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下午，党支部举行全体会议，34名党员中有31人到场，31票全部投给了戈新化，选举戈新化为新任村支书。戈新化“一肩挑”，成为杨楼村的“一把手”。
　　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到杨楼村调研，找老党员们来座谈，令张新实吃惊的是，这些老党员个个喊戈新化为书记，很是尊敬。张新实特好奇，为什么不喊他小戈？老党员们笑答，喊他书记，可以帮他树立威信，政令通行。“大学生‘村官’干得好，老百姓就会拥护他，就会选他。”张新实对记者说。
　　虽然大学生“村官”吃住统一安排在乡镇政府，当选后，戈新化搬到村部办公室住，“每天被村民的敲门声弄醒，晚上忙到10点，倒到床上就睡着”。以前村委会筹钱修路都无果而终，而修路是他的第三条竞选承诺，他带头捐出5000元工资奖励修路先进小组，“以奖代扶”；而后，邀请37名事业有成的村民开新春茶话会，一开口便募了23050元，这事就这么轻松地办了。其中，一名开杂货店的村民，戈新化没请他来，却自告奋勇过来捐了300元。
　　亲历这场选举后，戈新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民怒之威”4个字，表达自己对民意的领会。戈新化总结出决策三原则，其一，老百姓支持的必须干；其二，老百姓不理解的必须交流，达成共识后才干；其三，老百姓坚决不让干的不干。“我是民选上来的，当然重视民意，以群众利益为准绳。”戈新化对记者说。
　　从本质上讲，乡村无官，中国已经实行乡村社区自治民主，大学生“村官”这个提法本不科学，有人还对组织部门为乡村派驻大学生“村官”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与基层民主背道而驰。基于此，江苏“1011工程”的做法是，选派的大学生“村官”如果已经是中共党员，则委任为村支部副书记，如果是非中共党员，则任村委会主任助理，秘书性质。但是，鼓励大学生“村官”有为争位，参与竞选，前者竞选村支书，后者竞选村委会主任。
　　经过去年底“两委”选举，“1011工程”的大学生“村官”们基本上都完成了授权转变，纷纷当选村支部副书记或村委会副主任，少数几个当选村委会主任。戈新化是特例，“一肩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家就在距离杨楼70公里的邻县乡村，农民的后代，“能讲本地方言，农民把他当自家人”。
　　“戈新化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他是民主实践的受益者，将来如能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应该会让更多人一起来享有民主权利。”宿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何通对记者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来至少有10多万大学生“村官”经历基层民主的洗礼。
　　有这种可能性吗？记者请教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他答：“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期待。宿迁(乡村)本身就很民主，村民直选，村民自治，民主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发展，大学生的种子到农村，他们下去生根发芽。”
　　想象二：专业化执政农村
　　今天，任杰的身份是沭阳县沭城镇叶庄村选任党支部副书记，也是去年底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实现授权转变。从委任到选任，任杰获40多个党员全票通过，他的体悟是：“授权不同，心态不一样，选任意味着得到老百姓认可，开展工作无惧无畏。”
　　生于1985年的任杰毕业于河海大学商学院会计学专业，来自革命老区贵州遵义仡佬族。
　　沭城镇其实就是沭阳县城。与任杰碰面就在气派的镇政府大楼里，他的宿舍被安排在第10层，尔后，被他带到一个整齐漂亮的拆迁安置小区——美好家园小区，叶庄村村部就设在那里。任杰说，宿迁254名大学生“村官”中他条件最好，情况也最特殊——主要服务对象是3000多户拆迁安置的失地农民。
　　去年7月28日，任杰到任第10天，沭阳县将美好家园交由叶庄村进行属地管理。任杰眼前是这样一番景象：小区里乱丢乱扔，吐痰等非文明行为随处可见，楼道脏兮兮的，显然这个小区需要一套物业管理制度。
　　“我做财务报表编制，进行财务分析，把不必要的成本砍掉，设计一个成本最小化的物业管理制度。”任杰说，物业管理需要居民买单，小成本就是小负担，因此制度设计将物业管理办公室和叶庄村“两委”合署办公，实行“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人员调配机制，以节约管理成本。
　　在任杰看来，因为物业管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就是村集体企业，必须通过制度来规避将来可能发生的村干部以权谋私行为，因此他制定的物业管理制度以工作制度化为中心，一条线管内部人员，如保洁、保安、维修、财务，收费，监督和办公室人员等的管理制度，另一条线管外部人员，如居民公约、居民须知、物业管理合同、装修管理规定、公共环境管理规定、消防管理规定和摊点管理办法等。
　　任杰给管理团队设计的工作方针是“人性化、制度化、便捷化”，对居民不称“管理”而称“服务”，将服务理念带进村委会。在任杰的办公室，墙壁四周挂满一块块印着各项规章制度的牌子，这一切都是一位毕业不满一年的大学生“村官”的“杰作”。
　　对于小区里的农民来说，他们面临着一个 “市民化”的阵痛期，对于村委会来说，也将村改居，从为农民服务转向为居民服务，帮助农民缩短阵痛，“为农民‘居民化’出一分力”，这是一个新挑战。摆在村委会面前的两个紧迫问题是，失地农民的谋生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
　　任杰还将“信息化管理”带入村委会，在楼长们的协助下搜集基础信息，将居民的房号、就业问题、家中主要人员、是否有留守儿童或老人、是否有残疾人、是否享受低保以及低保账户等信息一一入库，然后分析归类，针对性服务。比如，对待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行劳动培训，劳务输出，今年一季度便向县开发区输送了420名劳动力。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任杰也有一套新思路。他成立了一个关爱资金，向社会募捐，目前资金规模很小，但每个留守儿童生日都能买件小礼物送上。此外，他与附近的宿迁经贸学院合作，将美好家园小区作为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让大学生们定期过来与留守儿童开展活动，任杰说，这是“关爱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在活动中完善性格”。
　　采访任杰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关键是，这一切都不是纸上谈兵，他已经将这些专业知识变为实践行动，正在改变一个社区的命运。任杰还讲述了一件让他“很有成就感”的事。今年，他当选了沭阳县政协委员，他的提案是，希望上级政府为小区多修几个公共厕所，因为老人上下楼不方便。做提案时，他首先测量，然后画出图纸，预算出成本。
　　“前几天政协回复了，马上派人来修建。”说完，任杰露出灿烂的笑容。
　　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寄语大学生“村官”——实干、真干、巧干、科学地干，翻译成政治术语，是科学执政、专业化执政，告别瞎指挥。张新实告诉记者，宿迁正在经历前无古人的城镇化大变革和新农村建设，城市化与农庄化并举，这一过程，1.2万个自然村将浓缩为2000个集中安置点，对公共管理和服务而言，这是一场革命性变革。
　　“原来村干部文化水平低、视野小，在大转型中还浑然不知，如果没有现代知识的新型干部人才，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的。现在农村的危险是没有新型人才，我们求贤若渴。”张新实说，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去，农村实现规模化、市场化、专业化经营，这是历史潮流，“而且是巨变”。
　　显然，未来中国农村需要一批专业化管理水平的新型“村官”。“农村是一个大舞台，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这不是一句空话。”沭阳县委研究室副主任马宏砚说。
　　想象三：情系农民的未来干部
　　工人出身、从基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张新实特别厚爱大学生“村官”，今年2月中旬，他让组织部长白云萍带宿迁254名大学生“村官”去华西村培训了3天。在结业典礼上，81岁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与年轻“村官”们互动时，妙语连珠：“你们不会永远是村官，有的可能是镇官，有的是县官、省官，我看也有当部级以上的希望，但是你们不能认为自己是下来做官的，而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大学生“村官”制度，按张新实的理解，这是执政党从基层一线选拔、使用干部的一个战略部署。“了解基层，熟悉情况，感情接近，真情关心，这个很重要。”张新实以自己为例，他出生在南京，11年前到宿迁工作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还有这么多差距”，内心油然升起改变人民命运的责任感，“有一种动力，时时刻刻在支撑着我们，再苦再累，都觉得很充实。当农民的生活被改善，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底层出身的张新实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他一般不接受企业家宴请，但到乡下走访，喜欢在农民家里吃便饭，拉家常，张新实也要求大学生“村官”首先要对农民有感情。“为什么？是因为80后的大学生对农民没有感情吗？”记者问。他答：“不是说没有感情，但他们不能自视清高，天之骄子容易好高骛远。”张新实要求大学生“村官”放下身段，从感受农民疾苦开始，从农村现实出发考量问题。
　　不了解农村便无法了解国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三农问题。
　　王丽，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沭阳人，23岁的她参加“1011工程”回到临镇的大房村当“村官”，选任村支部副书记。
　　年初，村里的养猪大户陆方俊突然跑来村部向王丽求援——陆方俊投资近5万元盖了新猪舍，却因为建设时没有报批办理土地使用手续，被乡政府知道后，强令拆除。王丽很同情陆方俊，利用大学生“村官”的特殊身份直接跟乡领导沟通，获得一个互相妥协的解决方案，陆方俊补办土地使用手续，交保证金，今后如政府执行强制拆除，随时配合。后来，王丽又帮陆方俊申请了1万元扶贫贷款买猪苗。
　　“她挽救了一个农户。”大房村村支书卞华山说。令卞华山刮目相看的是，这位大学生“村官”一一走访村里的贫困户，她还以女性特有的身份优势去安慰一位3年前失去孩子、常常伤心落泪的年轻母亲，这些事，都是王丽来以后村委会发生的新鲜事，“村委会正在向服务型转变，大学生‘村官’来做比我们更得心应手”。对此，王丽的体悟是：“我们不是非要为老百姓做很大的事情，小事情也做。”
　　事实上，为农民服务无大事小事之分，关键在于大学生“村官”对农民是否“真情关心”。相比那些直接考公务员，从校门直接迈入机关门的同学来说，王丽在通过机关门的路上多了一层“农门”。这个“农门”，在宿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何通看来，是培养未来干部与群众感情的一个路径。
　　起初，何通理解，大学生“村官”制度是省委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一个权宜之计，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视野太狭窄了，事实上，这是延伸干部培养链。沭阳县委组织部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除了省派“村官”，沭阳县又自己选聘了101名大学生“村官”。何通说，3年后，宿迁市将实现1400多个行政村每个都拥有一名大学生“村官”，不只是254个经济薄弱村。
　　何通说，“1011工程”，江苏省委买单并负责选拔和分配，宿迁市委则承担宏观管理任务，具体来说就是制度设计，完善配套措施。宿迁市委组织部将出台一项后续政策，大胆起用大学生“村官”，为他们“搭梯子”、“腾位子”。
　　根据这项即将发布的政策，到2010年，宿迁各县区担任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的大学生“村官”不少于15%，不少于总数30~50%的所在地大学生“村官”进入乡科级后备干部信息库。两年内，15%以上大学生“村官”进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助理岗位(兼职)，每个县区有两名以上大学生“村官”在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担任实职(兼职)，力争到2012年，全市有两名以上担任乡党委书记或乡长。
　　2009年后，在公务员招录中，每年从招考计划中拿出20个左右的乡镇公务员职位。市、县(区)、乡镇各类事业单位，有空缺职位需补充人员的，优先考虑任职满3年、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
　　“农民眼巴巴看着他们。”张新实说，宿迁敢于使用这批大学生，甚至准备付必要的成本。他说，整个宿迁乡镇干部，第一学历本科生一个也没有，比起他们一些人的瞎指挥，使用从村委会干出来的大学生“村官”，成本小多了。张新实也闻知，在一些地方，大学生“村官”打打字，写写标语度过3年就离开，“在宿迁不允许这样”。
　　大部分大学生“村官”3年聘用期满后，他们的出路，张新实都给他们画好了。他坦率告诉记者，将用这批大学生替换一批干部，为干部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其实，去年7月15日的岗前培训班上，他第一次和大学生“村官”见面，就称他们为“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
　　“我们不要只把大学生留在机关里，还要把大学生放到基层去，引导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长才干，建功立业。”江苏“1011工程”直接推动者、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国生说。这便呼应了去年12月李源潮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十七大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要“努力形成来自工农一线的党政干部培养链”。
　　80后“返乡知识青年”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江苏宿迁
　　在宿迁，有个大学生“村官”的故事不停地被各级干部说起，连市委书记张新实都主动向记者转述——宿城区屠园乡陈海村会计出缺，盐城师范学院新闻系毕业的大学生“村官”付晶晶被拥立补缺，当地村民还自豪地说，这是省里派来的会计。“会计是一个敏感的职位，大学生‘村官’初来就被信任和重用，很了不起。”张新实颇为得意。
　　省委选派，这4个字是一副耀眼的政治光环。付晶晶从南京出发，省委书记送行，到了宿迁，岗前培训第一讲是市委书记张新实，下到县区，县(区)委书记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到乡镇时，乡镇书记为她接风洗尘，一路风光，仿佛是状元衣锦还乡。
　　付晶晶和其他分到宿迁的253名大学生“村官”都生于1980年代，曾被冠予“小皇帝”、“小公主”的称号。如今，他们大学毕业了，“上山下乡”，选择去农村任职3年。一个充满朝气与理想主义的新群体就这样宣布诞生了。
　　大学生“村官”们出发了，但一点也不轻松。因为从他们做出决定的那一天起就备受争议与质疑，甚至是鄙视。批评者说，这是一批不敢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跑去农村避难的懦弱者。
　　选择：勇字当头
　　4月26日下午，在沭阳县官墩乡政府会议室，记者见到了一位女大学生“村官”，她叫陈芳，身材瘦小，大约1.5米，扎着一个马尾辫，给她递名片时，双手恭恭敬敬地接，一脸含羞的笑容。陈芳毕业于扬州大学文学院文秘专业，现在身份是花扞村支部副书记。
　　“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
　　面对这个问题，陈芳愣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说出来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是一种责任感，我不回来，谁还回来建设家乡？”陈芳是沭阳县人，在这个时代，被称为“返乡知识青年”，但她却强调这不是突然之举。念大学时，宿迁人这个身份曾让陈芳无比尴尬，班上大多数人不知道宿迁在哪里，苏南的同学提起苏北“更是那种言语”。
　　陈芳坦率说，就业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她看来，又能解决就业，又能以自己所学，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当然较之班上其他71个同学，这是一个另类的选择。只是陈芳怎么也没料到，班上同学“基本上都是反对，亲朋好友没一个赞同，家里人说，好不容易送出去，又回来了”。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女孩子做的。”做了20年村支书的父亲劝她。外表文静的陈芳其实争强好胜得很：“他没有同意，我也来了。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做！首先要尝试一下，测验一下自己有多少潜能，3年后不能适应被迫离开，走也无怨无悔。”陈芳是看到通知后就毫不犹豫地报名的。
　　“家人的反对，亲戚的不理解，甚至有同学的轻蔑，我们都默默地承受下来。”这是很多大学生“村官”的共同感受。另一位宿迁大学生“村官”任杰，更流露出一股将经风历雨权当养料的豪情：“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将在今后的10年、20年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作为支撑中华民族的脊梁，如果一味只图物质生活怎么行？没有责任怎么行？没有压力怎么行？……就像温总理所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才能发展。”
　　陈芳说，做这个选择，不能有太多的私心，要抱着真正做事情的心态，能够学有所长。这个私心指的是，以空间换时间，在这3年里考研究生或公务员，考上就走，即所谓“跳板说”。
　　还有一种不好，就是把这个选择看得很浪漫很诗意。招考面试时，考官请一个女大学生描述农村，她答：我喜欢沈从文《边城》里展现的湘西农村，那样纯净，那样简单，又略带诗意。考官严肃地对她说：农村不是诗意的，它是最现实的。这个现实，一名宿迁的大学生“村官”如是描述：“村里绝大多数土地是冬种小麦夏种稻，辛苦一年下来亩产不足1000元，卖粮后几百块的收入也许就是他们家几个月的生活费；饿不死的一日三餐，坑坑洼洼的道路，破旧的村部，脏乱的村容村貌。”
　　记者得知，一名来自周庄的女大学生“村官”中途退出，离开沭阳回江南去了。“她是独生子女，父母身体又不好，希望她留在身边。当然经济差别也是一个原因。”沭阳县委组织部的人如是说。
　　分析到宿迁来的这一批大学生“村官”，农村出身的多，城市出身的少，大城市的很少，乡镇县城较多，一般院校名额比较多，名校人数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差异化选择的时代，我们和那些选择留在城市或者去外企的人不同，这也是个性。”任杰说，80后张扬个性，不同的选择就是个性。
　　磨合：心理落差
　　日下午4点，封其兵第一次来到泗洪县上塘镇，这里给他的第一感受是：偏、远，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未来3年，镇政府就是他的“家”，吃吃喝喝睡睡的地方。离开徐州工程学院时封其兵还什么都不是，但经过南京奥体中心壮行会的“授勋”仪式后，再以大学生“村官”身份来到上塘，这位个头壮硕，身高1.78米，体重180斤的连云港农家后代一下子变得很是个人物。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上塘镇一共接纳10名大学生“村官”，镇政府已经为他们每个人腾出一个单间，并按照市委组织部的指示，每个房间一台电视、一张办公桌、一张单人床、一个布衣柜、一个宽带接口，以及一整套生活必需品，此外还配备了一辆新自行车。就是正式公务员报到，都没有这个架势和待遇。这一笔花销，宿迁市每个县区各花了100万。“真正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泗洪县组织部副部长姚雷说。
　　另一个让姚雷觉得“不平”的是，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比他这个组织部副部长还多100元左右。江苏省财政为每个大学生每年买单1.8万元，也就是月薪1500元，但要求县级财政得配套支付四金等费用，后来市委书记张新实又大笔一挥，批示大学生“村官”一律享受市级事业单位待遇，每人工资标准提高到月薪1632元，比县里一般干部工资高400元左右。
　　大学生“村官”住在乡镇政府，这是江苏省委组织部的规定。由于是中共党员，封其兵被委任为垫湖村党支部副书记。于是，封其兵当起“走读生”，每天骑自行车下村，从镇里到村部大约6公里，第一次骑车下去花了40分钟，而且是大热天，封其兵一身汗水，额头和眉毛上都挂满水珠。大学生“村官”之苦，首先从“行路难”开始。为了早早赶到村部，封其兵基本上都是6点出发。
　　无处使力，无从下手，这是很多大学生“村官”初下农村时的共同困惑，采访中记者听到各种抱怨，“我们不是农民，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身份很尴尬，村委会职能分工也不具体，角色转变的过程非常痛苦”，“农村工作很平凡，但难度较大，很多时候你充满激情，但是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仿佛一个有力的重拳打进棉花包里一样，无法用上劲”。封其兵也感慨：“有时候苦口婆心却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不过从中我也学到了如何去协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虽然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到宿迁考察时亲自寄语大学生“村官”——从小事做起，从具体的事做起。然而，当扑面而来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时，大学生“村官”们困惑了：“担心自己会被磨得平淡，无精打采，与当初目的背道而驰。”来的时候，激情满怀，面对琐事消磨，大学生“村官”们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他们是下来改变农村的，但似乎自己在被农村改变，“激情在梦想中燃烧，梦想却在现实中夭折，曾经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可是面对老百姓叫苦叫穷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能力是那样的有限”。
　　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式碰撞中，整天在康居建设、拆迁、计划生育和卫星调试等琐碎工作上消耗时间的封其兵总结说：“工作上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思想上不够成熟、信念不够坚定，心理落差较大，生活上还需进一步适应。”而他，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差一点就选择了离开。
　　2月中旬，宿迁254名大学生“村官”集中在华西村培训，封其兵接到一家外企的电话，请他去天津做机械销售，年薪6万，“说实话，我有兴趣”。但是，最终他选择了留下来。为什么没有走？“不好意思，这边感情留人”。这是实话，宿迁市上上下下都在说把他们“当亲人子女来关爱”。
　　其实，要说留下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封其兵说那是政治待遇。比如说，他不仅当选了上塘镇人大代表，2008年初，还与另外9名大学生“村官”一起，被特邀参加了宿迁市委全体(扩大)会议，这是“至少乡镇党委书记才有资格参加的会议”。至于各区县的所有大会，一律扩大到大学生“村官”。
　　度过磨合期，封其兵眼前一片海阔天空。如今，他因为在网络上帮农民卖草鸡、鸡蛋，并帮农民将“垫湖仙米”远卖上海，价格从5元升到18元一斤，已经成为宿迁市大学生“村官”的明星，眼下又整合100多户农民搞规模经营，今年要将“垫湖仙米”扩大到5000亩。可以说，封其兵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定位。
　　创业：重拾梦想
　　如果大学生仅仅把到农村任职作为一次就业的机会，或当作报考公务员、读研等的跳板，而甘于“听取蛙声一片”的悠闲生活，这便违背了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初衷。到宿迁的254名大学生“村官”中，到目前为止仅有一名考取教师，离开宿迁。
　　张新实主动跟记者谈起“跳板说”：“不要怕，要来就来，要走就走，只要他们到农村体验过，将来考量问题出发点就不一样。”这是否说退出大学生“村官”制度是自由的？泗洪县组织部副部长姚雷说：“如果你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不拦你，支持个人发展。”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明确写在文件上，但大学生“村官”制度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没有强制性约束”，但姚雷说：“从内心来讲，我们希望他们留下来，我们需要人才。”对一方百姓来讲，他们最渴望的是脱贫致富奔小康，最苦恼的是缺乏致富门路，希望大学生“村官”能够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和利益。
　　张新实让大学生“村官”们去华西村培训，去听吴仁宝讲创业经，就是想让大学生“村官”树立“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责任感并激发创业激情。沐阳县设立300万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宿城区从省扶贫办小额贷款中划出150万作为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其他县区主要从融资帮办上予以支持，每个大学生“村官”最高可以贷5万元，利息由政府支付，“让有意创业的大学生通过借贷形式勇挖‘第一桶金’，干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富”。
　　在峰山乡乡长办公室见到秦树峰时，记者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身材瘦弱、满脸青春痘的24岁男孩已经创业了。
　　秦树峰在去年的村“两委”选举中，以居委会主任助理的身份参选，被选举为峰山居委会副主任，“94%的得票率”。秦树峰毕业于南京民办高校三江学院电子通讯专业，出生于盐城农村，父亲当了18年村支书，后来创业办工厂，成为一位百万富翁级农民企业家。
　　“作为‘富二代’，为什么不回去跟父亲干好接班？”
　　“我想拥有自己的人生，另一片天地。”秦树峰说。
　　“秦树峰创业精神比较强，没有顾虑，脑子比较灵活。”峰山乡乡长张旺介绍说。秦树峰跟记者解释说，他到农村的主要目的是带民致富，可带领农民致富不是耍花招，而是自己先去做，让农民看到收益，“看到我的成功，才会跟着我去做”，秦树峰告诉记者，他大胆创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大学生“村官”不被同学认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成功来证明“我到农村一样可以做老板”。
　　幸运的是，秦树峰有一个好爸爸、富爸爸，让他可以把创业梦想变成事实。
　　秦树峰创的第一份业是反季节西瓜种植，今年2月26日，他投资10万元承包了50亩土地用于建设反季节水果大棚。根据目前的实际种植情况和市场行情测算，每亩一年可创利3000元以上，而这些地农民原来种植农作物一年创利不足500元。接下来，秦树峰又投资30万元，承包了300亩山地种植菊花，预计每亩菊花的纯收入应该在2500元以上，“如果试种成功的话，通过3~5年的努力，可以在峰山地区形成3000亩左右的菊花种植带，从而形成一个集菊花种植、脱水加工、营销的一条龙产业。”
　　当然，秦树峰的创业才迈出第一步，西瓜和菊花都刚刚种下，成效还有待时间检验，但记者质疑，这是否与民争利，为什么不让农民土地入股共同创业？“第一年老百姓不敢入股，他们输不起，输了他们就没饭吃了。”秦树峰的解释，部分揭开了农民创业难的原因。秦树峰向农民租地，350元一亩，并聘请地主当“农民工人”，月薪1000元左右，目前他已经解决50人就业。
　　“秦树峰的到来，为我们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一个人承包这么多土地，我们就不敢。”峰山居委会支部书记汪家林对记者说。
　　喜欢看帝王书的秦树峰从帝王身上悟出一个深刻教训，做任何事情不要犹豫，要果断。他并不在乎同学对他的选择的评议，他说：“如果我创业成功，带民致富，他们待遇再高，也没有我这种成就感，因为我个人的追求达到了，而他们还在漫无目的地上班，为了赚钱而工作。”
　　未来：依然混沌
　　宿迁市委研究室给记者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村官”还对自己3年后有什么样的出路感到比较迷惘，不知道自己离开农村以后能干什么。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村官”准备在3年期满后考公务员，一部分大学生“村官”打算继续考研，也有一部分大学生“村官”想继续留在农村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告也收录了一名大学生“村官”的婚姻困惑：泗阳县三庄乡费渡村副主任金召认为，在农村任职3年后，会到哪里工作，还是个未知数，在乡下找个女孩谈恋爱都难。采访中，记者便得知，不少大学生“村官”因为这个选择而与大学时代的恋人分手，而泗洪县已经诞生两对大学生“村官”鸳鸯。
　　“当初在学校选择当‘村官’，其实主要目的是想到农村锻炼一下，多增加一些社会经验，毕竟从小到大一直在学校，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都很少，但说实在的，考虑到待遇和日后的前途，充满希望同时也确实存在担忧。”这是宿迁大学生“村官”的一种普遍心态。
　　这是事实，很多大学生“村官”是带着丰富人生阅历、砥砺品格的愿望加入这个队伍的，他们中的很多人3年聘期满后便会离开农村，但正如毕业于扬州大学公共管理系的宿迁大学生“村官”李小双所言，如果在3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一名大学生“村官”把自己的“智”在农村释放到了理想的效果，在基层管理工作中起到了“鲶鱼效应”，那么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
　　如此往复，3年一轮回，不断引进的大学生“村官”就会像接力赛一样，形成一条“送智链”。
　　青年与“青年”的解体　　
　　陈映芳
　　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年龄阶梯。用社会学的话说，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它是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新史学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说明各种社会群体在近代化过程中如何随着产业化、城市化一步步形成。
　　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都是近代开始一步一步地规范的。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比较特殊的是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建立，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实际上是青年学生。
　　而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类别。自形成始，中国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便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中的“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对某个群体角色的担当者的期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了义务、使命或者规范，然后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也会变化，角色的内涵会随着历史的过程、社会的变化发生演变。
　　自中国有“年轻人”这个社会类别，“青年”角色就开始被建构起来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开始便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须承担，留学生必须救国。从那时开始，“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类别概念，慢慢在中国被建构起来，而后它的意义逐渐明朗化，被结构化。
　　从新青年到激进青年
　　“青年”从梁启超的少年论提出来，而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年轻人自己参与建构，青年导师(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也同时出现，来规定意义，从而完成了第一个“青年”意义结构化的过程。到五四运动，这个结构基本成型。五四运动时，它在社会上得到了承认，各种社会群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个角色类别在中国的重要性。
　　“五四青年”已经成为中国经典的角色模型。人们认为“五四青年”应该是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它讲民主、讲自由，五四青年扮演的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负的是民族存亡的神圣使命。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作为年轻人的权利，他们要婚姻权、要经济独立权，要突破父权，摆脱家庭和家庭伦理的束缚。1980年代以后，社会开始重提“五四青年”，要恢复“五四青年”，就是要权利。
　　“五四青年”到后来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到1949年以后成了“革命青年”。新青年的时候有年轻人离家出走，批判孝行，这在当时受到社会很大的反弹。施存统写了《非孝》以后，就不能在杭州待了，所以他只好跑到北京去。但是后来民族危机爆发，全社会救国之时，这些“新青年”突然扮演了救国者、拯救者的角色，“五四运动”一发生，社会马上就认可他们。社会因此开始修改“青年”的意义，社会期待也开始发生变化，希望“青年”就是这种激进青年，希望他们担当国家命运。
　　但另一方面，角色的承担者和扮演者，也会跟社会发生互动，他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并参与了意义的修改。“青年”的意义结构不是单方面地由社会的结构性来规定的，而是角色的担当者与社会的互动的结果，它会发生改变。
　　在这种互动中，“青年”这个神圣的角色类别在中国存在了将近100多年，从早期的“非孝”，到现在年轻人的非“非孝”(回家论)，年轻人在不断地改变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规定、期待。为什么中国的青年在某个阶段会有强大的、群体性的行动，而在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又发生变化？如果青年们想修改“青年”的意义，不愿意承担社会的角色期待，年轻人群体、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报酬就可能特别多。
　　青年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这是所谓“青年”角色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国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这是社会给的报酬。罗素曾讲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有过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需要新型的劳动力，需要年轻人担当特别的社会角色。但是，在中国，青年地位特别突出，这是因为它后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国家的控制与整合
　　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在城楼上呼过一句口号：青年万岁！所谓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是认同“青年”角色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
　　可是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49年以后，青年开始面临国家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反弹。可以从50年代年轻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中看到，他们觉得“新青年”以来的有些重要东西正被抽走，他们非常敏感。他们的反弹和国家权力出现冲突，结果就酿成政治事件，实际上事件的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49年以后的变化，一是国家开始整合青年群体，整合恰恰是通过重新定义“青年”角色的意义来实现的。“青年”角色的意义界定开始由国家来操纵。此前，“新青年”、“五四青年”的角色意义主要是由社会和年轻人的互动来构建的。《新青年》杂志曾找到很多国外的青年的介绍，他们表达的是青年自己强烈的要求，他们要批判家庭制度，批判父权。“五四”以后，社会舆论、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讲青年了，年轻人与青年导师和各种社会力量都参与了青年意义的结构化过程。
　　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青年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必须是什么样的，都是由国家的政治指导力量来规定。我曾把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的专题讨论主题列成一张表，很明确地反映出是政治导向性为主，什么是“革命青年”，实际是由国家政治指导力量来规定，中间有一次次的批判、澄清。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有质疑、不解，但讨论中都是作为错误的思想来批判的、否定的，严重的甚至遭到了惩罚。
　　这就是1949年以后的情景。这样的结果，就是后来出现红卫兵。红卫兵扮演的是模范的“革命青年”角色。有人认为红卫兵类似于60年代遍布西方的学生反抗运动，这是误解。红卫兵是典型的角色型文化，虽然看上去是反抗，但他们迎合的正好是主流社会政治支配团体的角色期待，从服装、语言，到对国家的体制、支配的意识形态都有强烈的认同。虽然他们带有年轻人的一种反抗愿望，但仍然是角色型的。
　　此外，他们虽然跟历史上的激进青年很像，但又跟1949年以前的青年运动不同。“五四青年”的意义结构，主要是权利，有年轻人独自的愿望、欲求。而1949年以后这些都被抽走了，当红卫兵一代回顾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时，他们为自己的痛苦所赋予的意义主要表现为“牺牲型”和“投资型”。
　　所谓“牺牲型”是指他们对整体目标的认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投资型”是指当时人们对于“上山下乡”运动功用性的理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一个途径。但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多年持续，下乡知青们如何为自己的痛苦确定意义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卫兵一代所经历的，由价值剥夺所导致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林彪事件给所有曾经历了“文革”狂热的中国人带来了精神上的震荡，而《571工程纪要》中有关“红卫兵”、“知识青年”问题的评述几乎成了一代人的惨痛记忆。
　　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第二次群体性的价值剥夺发生在90年代初。回城、寻找工作、成家立业……80年代是这一代人致力于“补回青春”的10年。弥补、追回逝去的岁月使得他们在80年代反而没有去诉说过去的苦难。“90年代的冲击，不亚于‘文革’。”90年代初，这个进入“不惑”而走向“知天命”的年龄群体中的一些人逐步接近了预设的生活目标。但无论其目标达成的成果怎样，当社会的价值系统发生大的变化时，人们很可能无法从既定目标的达成中获得预想的价值实现。
　　也就是说，80年代至90年代的价值演变不仅使红卫兵一代人的“文革荣耀”和“下乡苦难”失去了价值，而且，他们回城后“拼抢”来的一切(他们原本希望这一场拼抢能补偿他们的青春苦难)，也并没有原本想象中的意义。事实上，从“老三届”人所叙说的大量文字来看，他们的被剥夺感是在同其他世代的比较中逐步加强的。
　　与此同时，他们还遇到了整体被妖魔化的问题。作为“红卫兵”一代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对红卫兵“文革”责任(罪行)的清算并没有真正开始，但“老三届”人的红卫兵身份以及人们对红卫兵历史的记忆显然影响到了他们这一代人自身的同一性的确立和价值的获得。
　　80年代的新一代
　　相比较而言，中国青年文化跟西方60年代比较类似的是80年代，80年代的青年文化强调的是代际之间的独自性，它没有理解成年人社会、主流社会的诉求。现在，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青年人都会说不需要你们大人的理解，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它是同辈团体内部的一种文化，这就是现代型青年文化。
　　70年代时已有一些知识青年通过地下文化在修改“青年”的意义。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有很多官方指导的青年问题的讨论，但也有年轻人自己的烦恼倾诉，大家参与了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实际上反映了青年的主体性重新抬头。大家对于国家政治力量对“青年”的意义规定不适应、不顺应，没办法再扮演这种角色了。换句话说，这个角色的意义规定、即它的规范，对青年人的约束力开始减弱。
　　与成人社会的摩擦、冲突，是8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关于“青年”，年轻人无法否定这个东西，但就是不想再扮演这样的角色。主体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年轻人喊出了要“重新塑造自我”的口号，这在那时是非常时髦的口号。所以80年代中期、1985年开始，就有了一个青年文化的大爆发，王朔小说，然后有崔健的《一无所有》，都是1985年爆发的。全国很多青年艺术小团体出现，在体制外的，也有的是大学校园文化。现在看来，是年轻人在试着表达自己，它反映了神圣的“青年”角色类别的意义危机和功能衰退。
　　执政党和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们(党政组织、媒体、学校、政治辅导员等等)，在整个70年代末、80年代，都把“抢救这一代年轻人”当成了头等大事，要让这一代人重新成为模范的、合格的“革命青年”。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问题，崇洋媚外、自由恋爱、脱离单位组织领导等种种青年问题。当时青少年的现象及文化一一被问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摩擦。“抢救”与“拒斥教育”，双方像拉锯战似地展开对立。
　　事实上，当时的年轻人自己已经能找到多元的文化资源，从而自己来为自己的存在确定意义——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现代青年”。“现代青年”不同于以前的“革命青年”，有强调自主的一面和与当时官方正统青年角色分离的意味，但它还是“青年”。后来又出现了“民主青年”，民主青年有一些特别的时代背景在里面，但它也反映了年轻人对“五四青年”传统的认同倾向。
　　8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出现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为。一方面他们仍在扮演“青年”角色(重归“五四”)，同时他们也在逃离角色(逃离“革命青年”)。把80年代末，青年的角色表演行动放到年轻人与正统社会的冲突中来看，当时的事件还具有另外的象征性意义。当时的成年人正统社会对青年这个群体特别不满，人们坚持认为年轻人应该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顺应为国奉献的规范。他们无法接受年轻人不肯扮演社会期待的、也是国家和民族希望他们扮演的青年角色的事实。
　　但80年代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民众慢慢地跟国家产生一些政治性的摩擦，人们对现实不满，比如说“官倒”、“太子党”等等，社会出现政治危机。这个时候，人们看到，青年知识分子突然又开始认同、扮演起“民主青年”的角色。于是，整个社会对大学生又突然开始表示理解、支持，最终，整个80年代社会对青年的愤怒在广场上好像全部化解了。
　　然而， 80年代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感动民众的同时，也让所有的人看到，年轻人的角色表演、广场运动的极限在哪里。伴随着普遍的幻灭感而来的，是中国社会多层面的价值系统和规范系统的解体。作为这种变化的表现，在这之前被成年人社会骂得一钱不值的王朔的痞子文化(80年代的青年文化)，突然跨越年龄层赢得了万千知音。成人社会开始接受了年轻人的观念和生活态度。
　　以前的“革命青年”、甚至包括“民主青年”的一些价值，或者说，“青年”的意义结构和规范对年轻人的约束力崩溃了。而90年代以后，似乎所有的人都获得了这种解脱。关于这一点，日本青年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对中国有调查。他们在80年代前后持续做中国人的价值观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80年代末前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变化特别大。90年代开始，年轻人可能还要入团，但是这套东西对他们实际已经没有什么规范力了。
　　近代100年来的神圣的“青年”角色类别在中国已经解体了。虽然现在还有一些“青年”的制度遗留，比如说共青团组织，还有像大学的教育管理制度，当然，社会有些时候对年轻人还是比较容易抱有特殊的期待，人们还是期望年轻人能做一些其他年龄层不大做的事情。
　　过度角色化
　　在中国，年轻人社会化的过程里，他们心理、性格、情感等的发展以及他们的主观意志、权利意识等方面的社会化一直是被忽视的甚至是空缺的，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一直是重点。“高度角色化”正是指社会将孩子顺应角色规范视为社会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内容。为了让孩子学习扮演成人所期待的社会角色，孩子们的其他方面的社会化内容，受到挤压，甚至被耽误。在我看来，“高度角色化”、“过度角色化”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从历史上的“孝子贤孙”到后来的“革命青年”、一直到今天的“好孩子”、“好学生”，它们背后并没有真正发生变化的东西，虽然年轻人表面上的社会地位有种种起伏。
　　中国历来表面上看起来特别重视青年，1949年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地位很高，因为他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但是在这种表象下，作为年轻人，作为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他们独自的权利、欲求，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被认可。
　　当初“新青年”、“五四青年”提出的某些愿望是年轻人独自的要求，他们要从父权下面获得解放，要有恋爱自由，这在当时是年轻人自己很独特的一些要求。可是当“五四青年”得到认可，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时，社会认可的实际上不是青年们需要的自由恋爱等年轻人独自的权利，或年轻人生理上、心理上的一些特殊的需要。社会认可的，主要是青年对社会的义务，就是对国家的神圣义务。社会的青年观主要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年轻人自己从个体本位出发的、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独特的权利和需要，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好好地加以认可。这是一种悖论。青年因为扮演一种神圣的社会角色而获得那么高的地位，他们的另一方面恰恰被忽视。
　　在其他一些社会，在近代以来的产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年轻人首先是作为劳动力大军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权利，在战争中作为出征义务的交换，他们又获得了选举权、娱乐权等等。可是在中国，年轻人作为一个年轻群体独自的权利，从一般社会的观念层面到制度层面，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以前被掩盖在“青年”的虚假性政治地位下面。现在“青年”角色解体了，可年轻人的愿望，他们的要求、权利，还没有真正落实。
　　现在的问题是，高度角色化或过度角色化难以避免地会影响社会化，也就是它带来了年轻人“社会化不足”的问题，它会导致人的人格发展出现问题。此外，它还不能不涉及一个有关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的问题。在“革命青年”的教化式教育这套制度实际失效以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公民教育制度来，这是一个缺失，现在学校基本上还在运用那套实际已经失效的政治教化模式。
　　在我看来，“公民”跟“革命青年”的区别起码有两点是很清晰的，一是公民不是特指哪个年龄层的，是普遍、平等的。还有一点是在公民道德中，责任、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青年”解体后，公民教育必须跟上，当然，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公民教育可能还难于实施。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等)
　　青春如火，草原如歌　　
　　—— 第一批内蒙古知青的故事
　　本刊记者 阳 敏
　　日，20多辆汽车载着400多名中学生由天安门广场缓缓西行，开往内蒙古大草原——这是第一批自愿报名去内蒙，响应毛主席号召与工农结合的好青年。次年，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展开。
　　这支队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视，一路上敲锣打鼓，从盟里到旗里，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9天后，其中200多名知青到达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不过，那114名到达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却险些与日后承载了他们激情岁月的牧业队失之交臂。
　　为什么呢？
　　当时，场部的当权派“6·18”很希望知青们留在场部“搞革命”，先是给他们大讲睡热炕、住房子的好处，没过几天，又提出来年给他们单独办个分牧场，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一心要“和贫下中牧结合”的知青，怎么甘心享受与牧民隔离的特殊待遇呢？去、留双方经过一场大辩论后，“6·18”一派大败，仓猝决定：全体下牧业队。
　　于是，知青们下到了紧邻外蒙边境的满都宝力格牧场，分散在4个牧业大队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等21名知青住进了陶森(音译)大队的蒙古包里。
　　讲述陶森大队知青的故事，并以此描绘内蒙知青精神图谱，正是此文的主旨。
　　蒙古包里出马列
　　陶森大队的北京知青，虽说都是按毛主席指出的青年运动的大方向自愿去到内蒙，不过他们各人家庭出身迥异，各自“下乡”的初衷终究也不尽相同。
　　刘小佈，“老高三”，到内蒙草原那年还不到20岁，他的姥爷刘澜波是新中国电力部的第一任部长。刘小佈曾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解放军军管后还当上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作战部部长，不过他骨子里没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意识，厌倦了“打派战”的生活，在女友的“怂恿”下，辞去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两人当起了“逍遥派”，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里。
　　张华，刘小佈的高中女友。她的父亲出身旧官吏，解放前夕参加了民主运动，父亲的堂哥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解放前夕逃到台湾，虽然解放后父亲被送到“革大”学习，参加过土改运动，之后调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文革”中，国民党和民社党的经历成了他抹不去的污点。
　　素来怕闻火药味的张华，自然厌恶阶级斗争。1967年10月，张华听说北京有10个学生到内蒙古插队，决定报名——从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决心，高喊上山下乡，但命运开了个大玩笑，张华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面。
　　“文革”刚开始，刘小佈的姥姥和姥爷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尤其姥爷，处境更糟，天天坐“喷气式”。再往后，毛主席的话也没保住刘澜波，革命派天天到家里折腾。日，母亲被水电部造反派批斗后突然辞世，从小跟随在姥姥和姥爷身边的刘小佈，对运动的方向发生质疑，决定摆脱学校的运动，与女友一道插队内蒙，下乡锻炼，走向社会。
　　全队只有两名女生，张华和张红军。张华第一次见到张红军，看她比分头还短的头发被军帽遮得严严实实，穿一身褪色军装，中间扎一根刺眼的武装带，就知道她是军队的干部子弟，是货真价实的“老兵儿”——的确，张红军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文革”时被提拔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张红军为什么去内蒙插队？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红军美院附中的同学李永存回忆，吕嘉民上内蒙古之前对他说，“我为什么上内蒙？上内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杀回来掌权”，于是吕拉了几个男同学陪着同去，还拉了一个女同学张红军。
　　“张红军是一个单纯的傻丫头，当时老在校门口低头坐着忏悔自己当老兵所犯的‘错误’。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着毛主席，她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吕嘉民给她指了一条光明大道：下乡改造思想。她马上打起铺盖就走。”李永存说，吕嘉民一拉张红军，他就知道张红军要当压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一个月左右，张红军与吕嘉民住进了同一个蒙古包，后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
　　吕嘉民，正是时下畅销书《狼图腾》的作者姜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吕嘉民是“干部子弟的另类”。其父吕炳奎，据吕嘉民讲参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医术高明，结交过三教九流，抗战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装，后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建国后，吕炳奎曾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后调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据说，吕嘉民的母亲，曾在上海当过女工，参加革命比其父早，党内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时，曾与江青共事。
　　吕嘉民的哥哥吕嘉平，和他父亲是一对生死冤家。从吕嘉平寄到牧场的小字报中，知青们得知，吕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参加革命后，隐瞒实情与吕母再婚。吕母知道后，已经是孩子一大堆，也无可奈何，只好关起门来吵。后来，吕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间，她安排让吕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军界的舅舅抚养。母亲死后，父亲与家中小他20岁的小保姆结婚。对吕父所为，吕嘉平坚决抵制，吕嘉民则与哥哥站到了同一条战壕，如此一来，他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也被排除在干部子弟的群体之外。
　　据吕嘉平回忆，吕嘉民“上初中时曾受到其父和后母的残酷虐待，当时他年小体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结核，但身为中医司司长的父亲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在生活上百般苛刻，精神上横加打击，后母则更是谩骂不绝，大打出手，他们将他赶到别处一间小屋子里死活不管，又扬言要将他赶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剧，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哥哥的救助下，吕嘉民逐渐康复，并在哥哥的调教下，学习绘画，初中毕业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总算有了一线曙光。
　　“但自此(患肺结核病危)之后，我发现他逐渐变了，比如经常在我和其父之间用撒谎和挑动矛盾的手法两边骗钱，然后上馆子大吃大喝；他开始追求女同学，对女色和性关系特别关注；他特别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对‘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可天下人负我’赞不绝口……”吕嘉平说，他多次批评，吕嘉民却不以为然。
　　对于所谓“家丑”乃至生活的贫寒，吕嘉民当时在知青中并不讳言并广为宣传，与其兄在小字报中披露情况相符。
　　不过，虽说姜戎是“干部子弟的另类”，但如近期《南方周末》(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个年代所有干部子弟一样，姜戎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精英教育”。只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干部子弟在“精英主义”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如姜戎第一任妻子张红军所说，“帝王情结是姜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见得？
　　到内蒙后，某日知青聚会晚饭后聊天，姜戎侃侃而谈，话题不离“接班人问题”，还特别提出，接班不应该等待，要“抢班夺权”。把在场的知青听得一头雾水，被姜戎“指点”为“中央委员”的知青吓得够呛，要知道，如在北京说这番话就得戴着“阴谋家”的高帽子游街了。
　　不久，姜戎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做“职业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开宣称自己将来是“红太阳”。“姜戎高度评价秦始皇称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蒋介石、希特勒和江青。他最赞赏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奋斗》”，张红军说：“他认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毛泽东。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谅的理由就是……对于他这个要创建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脾气，要学会容忍和理解。”
　　张红军的回忆，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评”：“《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很自然，姜戎被一些人视为“野心家”，也赢得了一些知青的崇拜。“文革”红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旧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过，虽说毛主席让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将革命进行到底，但运动搞到这个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没多久，也就只有刘小佈、姜戎、闵琦和吟一(化名)几个从小受政治熏陶长大的干部子弟还关心“革命”。
　　牧场的“六月风暴”
　　“文革”后，满都宝力格牧场的旧领导班子基本陷于瘫痪。知青到陶森队不到一个月，大队开始酝酿成立新的生产班子。
　　那时，满都宝力格牧场就分为两派。一派因保牧场党委书记哈木图，被称为保守派，绝大多数成员是当地的贫下中牧；另一派叫“6·18”，专造哈书记的反，坚决支持“挖肃”运动，骨干多为“盲流”，再加上新迁来的布林大队——因为大雪灾布林队失去了草场，旗里让他们迁徙到满都宝力格牧场，离乡背井，心里有怨气。
　　所谓“盲流”，在当地指一些从东北农区辗转逃荒来草原的汉人和东北蒙古人，他们聚集于场部，干些零碎活儿，春天捡蘑菇，夏天打獭子。牧民指责“盲流”吃不了放牧的苦，爱干偷鸡摸狗的勾当，而“盲流”则抱怨自己没有放牧的“特权”，怨本地牧民排外。多年的积怨在“文革”中爆发，外来人组成“6.18”与贫下中牧唱对台戏，坚决造哈书记的反。
　　经过一段时间，刘小佈和姜戎从知青中脱颖而出，成了公认的知青领袖。这回大队成立新班子，希望有一名知青代表加入，刘小佈经知青推选出来，成为生产队副队长。不久，场部办学习班，开始讨论“革命委员会大联合筹委会”的问题。
　　临别北京，刘小佈的姥爷送给他一条毛主席语录，那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前，毛主席给王震、王恩茂同志的电报指示：“你们到那里去，要本着替历史上无数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 于是，刘小佈义不容辞地做起了贫下中牧的代言——既然贫下中牧说哈书记是好书记，知青就理所应当拼死保护他，应当反对“挖肃”。
　　经过一番斗争，酝酿多时的“筹委会”终于成立，成员包括哈木图等3名场部领导另加两名“6·18干将”。可惜，两个多月后，筹委会又垮台了。不久，场部传来消息，“6·18”又把哈书记揪了出来。接下来的批斗变本加厉，挨打、挂牌子……3个大队的贫下中牧只好向刘小佈这些知青求助，最后大家决定：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
　　知青把哈书记抢到陶森队保护起来，也就意味着他们彻底与“6·18”派闹翻了。当时，场部已被“6·18”控制，知青的日子不再太平。头一回，几个知青去场部，遭“造反团”打手李树人(化名)一顿毒打。接着，姜戎和闵琦高烧不退，去场部看病，李树人又找上门打人，不但人挨了打，衣服还被撕成碎片。有一次，知青派人赶牛车去场部买粮，李树人扣押了牛车，还恐吓知青不得再去场部。
　　日，“抢牛车事件”的第二天，知青群情激愤，集合起来到场部找李树人算账，哈木图书记拦也拦不住。之前，大家商量好，只讲理，不动手，即便动手也是打胳膊和腿，让他失去打人的能力。不过，事情没有按照设计好的方向发展，知青们进屋就把李树人打趴下了。
　　陶森队知青一走，“6·18”骨干们抬起李树人，塞到卡车上。造反团的中坚，木医生(化名)给李树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把他平放在卡车上，颠簸300里，直奔旗医院，到医院后人死了。
　　几天后，旗革委会和军管会派武装部政委等人下来，了解“六一事件”真相。6月9号，武装部政委又带一帮人到牧场，准备拘留主犯，但知青和3个大队的牧民集体抵制，旗里的第一次抓人行动未果。不过，“六一事件”并没有不了了之，最终酿成了牢狱之灾。
　　谁出卖了哈书记？
　　1968年夏末，牧场接到了红头文件，当时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腾海清的讲话，大意是：解放后，内蒙古没有划过阶级，应该补上这一课。内地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分田地、抄浮财，斗地主，开诉苦会，镇压土豪劣绅……“文革”中有对“地富反坏右”进行过二次抄家，阶级斗争很彻底。相比之下，内蒙古的划阶级只是走了个过场，采取了赎买政策。
　　陶森队有20多户人家，牧主和富牧当初并不多，仅三四家。1945年，当时的苏联红军从蒙古打进来，内蒙古宣布解放，道尔基王爷带着一大批牧主和牧民逃到蒙古。据说，这些王爷和牧主的结局也很不幸，都被关在蒙古的集中营里，只有个别的逃回家。
　　划阶级一开始，大家的觉悟就提高了，开始访贫问苦，开忆苦思甜会。像张华在小说《洋油灯》中说的，一时“满山遍野都是牧主”。对牧民的历史，知青们一概不了解，只能由贫下中牧说了算。
　　再往后，“抄家”和批斗牧主开始，相当一部分解放后富裕起来的牧民也被定为牧主和富牧。刘小佈在学校时就反对抄家，他认为抄家就是掘祖坟，很缺德。但是，知青怎么能管得了贫下中牧的事呢？他只能做知青的工作。于是，刘小佈找姜戎商量，他俩各人负责两个班组。两天后，刘小佈去“拆匪包”串门，发现姜戎领着一班知青，歪歪斜斜靠着哈那，身边堆满了空酒瓶……原来，他们去抄家了。
　　知青们终究还是参加了牧民的抄家行动。牧民们看着满地金银财宝，吵着要分掉——这让刘小佈想起了毛主席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见势阻挡不住，只好横插一杆：把每一笔分掉的财产登记在册——多年后，给牧主、富牧落实政策，正是根据这个本子记录退赔的。
　　1968年下半年，“挖肃”风也刮到了满都宝力格牧场。
　　所谓“挖肃”，即揪斗“内人党”的运动。“内人党”指“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党为了有效动员和组织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乌兰夫到内蒙古领导革命，以“内蒙古人民党”作为共产党分支机构进行活动。“文革”期间，康生和江青把“内人党”问题作为攻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炮弹，诬蔑“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隐藏了大批坏人，声称“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了‘新内人党’反党叛国集团”。一时间，“挖肃”风蔓延至整个草原，甚至刮到了全国，矛头直指内蒙古自治区各级蒙古族干部。
　　于是，开始有传言说，哈木图书记可能是“内人党”，连过去保他的各级干部及战友也认定他是“内人党”。没多久，其他3个大队的领导也动摇了，他们找刘小佈谈话，说一来不了解哈书记历史，不敢再保他，二来陶森队离蒙古一步之遥，万一发生叛国投修事件，麻烦就大了。
　　牧民代表的话，让刘小佈含糊：万一发生逃跑事件，陶森队知青的政治生命全得完蛋，他如何交待？于是，他去找姜戎，提议把哈书记送回场部，派知青守着保护他人身安全。同时，刘小佈再去盟里、旗里外调，了解哈书记的历史。刚开始，姜戎想不通，不同意，后经刘小佈晓以利害，他才勉强同意。
　　想到场部有姜戎照应，刘小佈放心地走了。不过，等他回到场部，形势已经大乱。当晚，两名知青前来告状，大骂姜戎是投机分子。原来，刘小佈走后不久，旗里派了10人工作组，全是“支左”军人，专门来牧场帮助揭盖子。军人主动找在家主持运动的姜戎做工作，大讲“挖肃”的必要性，姜戎立刻180度大转弯，召开在家的知青开会，指出当前“挖肃”是大方向，“谁‘挖肃’谁主动，要求知青配合“6.18”抓哈木图和牧民代表王殿生。
　　第二天，哈书记眼睁睁被造反派带走，全体知青予以默认。据说，那些天姜戎“整天跟工作组的军人泡在一起，就差称兄道弟了”。
　　哈书记被带走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遭到造反派毒打烙烫。哈书记无儿无女，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老伴，她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日益猖獗，激起了公愤，贫下中牧和其他的陶森队知青一道，冲破姜戎的阻挠，“接管”了造反派关押所谓“内人党”的看守所。此后，3个大队的牧民和乌兰队知青轮流在场部守着，与造反派僵持了半年多。“挖肃”运动结束，哈书记重获自由，但她的妻子却永远地离开了。
　　张红军回忆说，“事后，姜戎把交出哈书记的过失推到了刘小佈身上，直到现在，哈木图仍然认为是刘小佈出卖了他……姜戎在别人已驱赶了牢里的‘挖肃派’之后，才和我一起出现在哈木图面前，让哈以为他是救命恩人。姜戎让刘小佈为他背了一辈子黑锅。”
　　姜戎在“挖肃”中的投机行为失去了知青的信任，威信扫地。“失败令他沮丧，他把怨气全部发泄在我的身上，经常动手打骂，践踏辱没我的自尊，甚至将我踢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张红军说。
　　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挖肃”运动总算走到了头——据官方统计，整个内蒙古在揪斗“内人党”运动中，共有34万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蒙古族占了75%，其中16622人被迫害致死，8.7万多人因刑讯逼供终生致残。不过，满都宝力格牧场在“挖肃”运动中无一人直接死亡，陶森队的知青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多年以后，旗里的牧民还把刘小佈当作反“挖肃”的英雄颂扬。
　　反林彪的英雄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接管了满都宝力格牧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又在全国展开，草原也不例外。
　　日，国庆节的前一天，刘小佈和姜戎等3人被兵团保卫处派来的军人拘押。同日，队里的18个知青被一辆卡车连同铺盖拉到团部。第二天，兵团保卫处宣布学习班正式开始，同时知青们被告知，他们中间存在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头头是刘小佈和姜戎，让他们背靠背互相揭发，尤其要揭发主谋的罪行。
　　上文详述的“六一事件”，也就是“李树人之死”，为这次兵团抓人埋下了伏笔。然而，另外一根导火索则是姜戎的所谓“反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行”。
　　据知青回忆，当年姜戎常常在小圈子里讲林彪的“天才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顶峰”)在理论上欠妥；说林彪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是要把毛主席架空，暴露了他越位篡权的野心；又说林彪只有将才，没有帅才，不懂理论，不适合当领袖和接班人……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其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是姜戎从他哥哥吕嘉平那儿听来的。
　　知青的学习班办了快一个月才结束。
　　“姜戎很快承认自己犯了‘反林罪’，揭发他的哥哥是主犯，并将不知情的我也牵连入内，使我和张乃勇一起被关，张于一月后放回，而我被监督劳动，受尽屈辱。”张红军说。
　　1984年，其兄吕嘉平因姜戎抛弃第二任妻子德方(化名)一事去京，才透露因受“反林罪”牵连，1971年8月，他与爱人突然遭到搜捕，后遭关押，吕嘉平被判死刑，其妻被判死缓。“他(姜戎)在内蒙写了我们的揭发材料，无中生有地诬陷我和爱人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联络方法是把秘密材料放在空暖瓶中由我爱人来往于湘京之间传递……”吕嘉平说。
　　幸亏林彪及时倒台了。吕嘉平家庭幸免于难。
　　“9·13”事件后，“文革”进入了新阶段，知青陆续返城。刘小佈等也满以为即将重获自由。事与愿违，他和闵琦并未免除牢狱之灾：刘小佈被判刑7年，理由是“他自己一直强调要负主要责任”，算主犯；闵琦，则被判刑5年。幸好，有张华等在北京活动，通过《人民日报》内参渠道将报告送达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责成北京军区派出工作组到内蒙调查落实，才将刑期改判为3年——问题落实时，刘小佈已经在牢房里呆了3年零4个月。
　　姜戎虽比刘小佈晚出来几个月，但自由的含义对于他俩不太一样。刘小佈是劳改释放，既没有平反，也没有恢复荣誉。姜戎头上却什么帽子都没戴，反而添了“反林彪英雄”的光环。
　　姜戎于1974年春夏之际返京后，常常对张华等知青大谈其在“三招”经受的磨难。姑娘们听得惊心动魄。后来，作家老鬼还把从姜戎那听来的“苏秦背剑”等种种酷刑写入其代表作《血色黄昏》。然而，无人能证实狱中究竟发生过什么。刘小佈不大谈及狱中生活，他说，被关的几个都是高干子弟，兵团的人对他们还算客气，倒是无边的寂寞难捱。
　　1975年，张红军顶着与家庭决裂的压力，回内蒙与姜戎结婚。不久，姜戎随张红军回到南方家中。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五事件”随后发生。待姜戎回到北京，镇压已结束。次年，姜戎以他在狱中遭毒打失去性功能等种种理由说服张红军同意与其离婚。1978年，姜戎参加“民主墙”活动，并加入《北京之春》。其后，姜戎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生院，并与指挥家李德伦之外甥女、《北京之春》“同仁”德方(同是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结婚。1984年，姜戎与德方离婚后再婚，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虐待的德方不堪重负，精神失常数年，生活贫病交加。姜戎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工运学院(现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任教。
　　从中学到“上山下乡”，从“反林彪英雄”到“民主墙”到“天安门广场”，直至退休后写出《狼图腾》——姜戎认为《狼图腾》是他“拿命换来的一个故事”，而在熟悉他的故人看来，此书“是对姜戎本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个总结”。
　　刘小佈，“文革”后远离政治，投身于电力工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更多的人，因“上山下乡”耽误了学业，也误了前途。
　　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却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本文经采访多名内蒙古知青后写成，同时参考了《洋油灯》、《落荒》、《血色黄昏》等知青作品，并引用了内蒙古知青在有关《狼图腾》研讨会上的相关发言。）
　　爱国如何主义　　
　　本刊记者 熊培云
　　2008年，“敏感事件”不断。除了现实生活偶发的一些“冲突”外，网络之上也出现了“爱国者”与“汉奸”、“愤青”与“精英”的对峙。当“红心中国”让许多人的MSN上红成一片时，也有一些人则打出了“伤心中国”的签名；当抵制者抵制家乐福时，另一些人则高喊“国富民穷，不抵制法货，也不抵制美货，只抵制蠢货”。
　　“一个爱国，各种表述”。爱国，还是不爱国，怎样爱国，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时下似乎也成了问题。如果我们站在30年来社会成长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提出已经彰显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至少，这种“分裂”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出旧有的“国家至上”的价值体系，开始重新审视一个现代国家的价值内涵以及国民应该就此秉持一种怎样的情感。
　　爱国青年去“捉奸”？
　　爱国必须讲逻辑。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真正要做的不只是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更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不认清这一点，不对潜藏于爱国主义和国家之中的进攻性设限，事情便有可能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爱国青年去捉奸！”“网络义和团”纵横捭阖，似乎成了网络生活里的一个“常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指责他人是“汉奸”，难免给人一种“莫须有”的印象。人们不会忘记，早在15世纪以后欧洲发起搜巫运动时，一个理由便是女巫与魔鬼性交，并且缔约。今天我们知道，那只是文学想象代替了客观现实。
　　近日，在抵制家乐福的过程中，除了网上被揪出许多“汉奸”、“卖国贼”，网下甚至还有抵制者针对反抵制者的围攻发生。如上所述，“爱国”的道德如果冲出自由或者法律的边界，便具有某种进攻性。然而，不乐见的是，有些“爱国青年”喜欢成群结队在精神或者思想上对不合其心意的人们打家劫舍。如果你不遵从他们的“爱国”逻辑，他们就不仅会指责你不“爱国”，还要给你贴上“汉奸”、“叛徒”等种种污名。“爱国”未必不好，但是如此“讨外伐内”，啸聚网络，围攻商铺，甚至强迫他人和你一起“爱国”，而且非“爱”它不可，则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道德上的胁迫，更否认了他人理性的存在。
　　日，CNNIC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12月，中国网民数已增至2.1亿人。目前中国的网民群体仍以青年为主，总体网民中的31.8%都属于18~24岁的青年，18~35岁年龄段之间的网民人数超过了60%。如果“爱国青年去捉奸”反映了这一代青年人的主流民意，这一现状无疑是值得忧虑的。
　　不过，有个现象值得思考：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在不同的论坛得到的反馈却完全不同？为什么你在某些门户网站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而在其他一些论坛却成了“国家的栋梁”？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进程。
　　大众要求同质化和极权政治一样，都会压垮每一个反对派。就像平常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见到的“愤青”与“精英”之争,在《大众的反叛》中，加塞特将人类分为两种，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另一种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前一种人，即所谓“精英”。不难发现，“精英”与“大众人”的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按照这种区分，每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
　　当然，很多时候人们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或者说，整个社会应该反思，为什么许多人自以为在独立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却是极其相似的。
　　“愤青表达”与“愤青政治”
　　尽管“愤青”或者大众走上街头，但是具体到每个人，他们通常都是处于匿名状态。与此相比，精英似乎占有更多的“人均话语权”。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大众需要的是迎合，而不是说教或者引领。那些引领大众的人，实际上也是大众最好的奉承者。如果大众声称要得到月亮，会算计的政治家们通常也会答应他们很快就可以得到月亮。
　　当然，“愤青”并非理性人所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如帕斯卡所言，心灵有理性忽略的理性。也就是说，在人的自觉上理性与愤怒之间有一座可以互相抵达的桥梁。有人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愤青，是心灵有问题，30岁以后还是愤青，是脑子有问题。此言对错暂且不论，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愤青精神”与“精英精神”，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在一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
　　今日中国有“愤怒青年”在，未必是件坏事。所谓“愤怒出诗人”，愤怒有时也是关乎心灵的事。面对人世间的不公与不幸，一个社会是要保留些愤怒的火种的。一个人，如果丢失了心底的愤怒，难免会把冷漠当理性。
　　无论是“愤青”，还是“精英”，表达都是重要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最需要做到的无疑是从这些杂乱的呐喊甚至谩骂声中听到理性的声音或者发现社会需要改良的内容，而不是从道德的高度，指责他们的表达，甚至捎带上他们的表达权利。否则，就难免变成“高级愤青”骂“低级愤青”、“上等愤青”骂“下等愤青”、“权威愤青”骂“草根愤青”的味道。
　　真正可怕的是国家被“愤青政治”左右。如果愤怒不是发自内心，是受了瞒骗被鼓动起来，煽动仇恨，就会大难临头。如Jean-Marc BERTHOUD所说，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地方被“愤青”统治过，这些孩子为梦想与激情而生，将他们的梦想强加给了社会。他们会永远停留在青少年时代，为建立一个乌有之乡，不惜通过血腥的行为将人类的基本价值一并摧毁。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有一定比例的愤怒青年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国家交给一个“愤青”去管理，并且逼迫全体国民都跟着他“大家都来做愤青”，连温良的老人和天真的孩子都不放过，那么最后就难免会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在开放中爱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海内外学界以及各国政府持续关注。
　　有人曾这样形容时代变迁的动力：一种思想战胜另一种思想，未必都是因为后一种不好，而是因为坚持后一种思想的人都已经过世了。可以肯定的是，一代青年的价值观将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换句话说，如果想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前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研究这一代青年人有着怎样的价值取向，尽管青年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会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变化。
　　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时，总是疑虑重重，要么为中国担心，要么担心中国。“中国崩溃论”害怕中国经济一落千丈，因“内爆”导致“黄祸”；“中国威胁论”则担心中国崛起，因“外爆”引发“红祸”。前些年，甚至有人担心，同样有着历史屈辱与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的中国，会不会像德国一样崛起？
　　以目前的人心与世界大势，中国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首先，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吞并“社会”的主义，在复兴与复仇的狂热中形成并且壮大，其崛起是在德国社会由开放走向封闭的呼声中完成的。与此相反，今日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虽然观点纷呈，或有对立，但在努力接驳世界、充分世界化等方面却有共识。绝大多数青年人也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自古具有天下主义传统，“普天”、“四海”、“宇内”等都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概念，没有可供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哲学支撑或思想来源。而且，中国也没有发育出具有排他性的宗教，中国文化极其包容。事实上，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盟建设的关心即可表明，中国人关于“四海之内皆家国”的天下传统并没有丢失。
　　如有学者指出，把北京奥运会当作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的中国版加以诋毁，对一个正在崛起并有待民主化的大国进行价值围剿，表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西方政治家和西方舆论界在政治智慧上并没有太大长进。德国纳粹也是“一战”战胜国亲手制造的祸患，他们对德国崛起的恐惧导致他们对德国的过度惩罚，使得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裂变为仇恨和报复，这正是酿造希特勒主义的最好酵母。而这一切，显然是今日中国政府以及所有外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如上所述，如果“西方世界”继续将中国设为假想敌，鼓吹“中国威胁论”，势必激起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也为那些反对开放、想着开历史倒车的人提供支持。问题在于，如果国外封锁你，你自己也真的封锁起自己来，开始抵制“洋货”，一起做减法，岂不是“锁上加锁”，对自己的命运“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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