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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件深度分析，还原历史面目
日-1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冲突的直接双方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部队和新四军直属部队和皖南部队，冲突中，新四军直属部队和皖南部队遭遇沉重打击，所部9000余人中，约有3000人战死，4000人被俘，仅有不足2000人突围。/来自中华网社区 /皖南事件的爆发，在国内国际都有极大的震动，对于此后抗战的形势也有极大的影响。那么究竟为什么会爆发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责任人又是谁？本文试图通过一些当年的文件和记载，对此作出分析。/来自中华网社区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1、新四军的建立。1937
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９月２２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
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同时提出四项保证：中共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
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个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根据抗战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并任命叶挺为军长，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总兵力约一万余人，编入顾祝同第三战区的战斗序列。然而，新四军从建军开始，就不同于其他第三战区武装力量，由于此前土地革命时期双方的激烈对抗，新四军所部与第三战区其他国民政府武装势同水火，甚至到各地游击区通告中共中央决定的陈毅都险些为当地中共游击队视为“叛徒”处决，可见当时双方关系之紧张。此
外，叶挺的任命在新四军内部乃至中共内部也形成了严重的矛盾。国民政府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并未事先征求令中共中央的意见，此举令中共中央非常警惕。中共
中央一面向远在山西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张云逸、叶剑英，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
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后之后，现在却利用抗
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因此要特别警惕国民党的阴谋。”而
叶挺本人事先也毫不知情，在接到任命后立即赶赴南京面见叶剑英等中共代表，请求中共中央能给他明确的意见。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秦邦宪、叶剑
英询问新四军隶属关系及叶挺情况如下：“（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
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电报并说：“如上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
一军是可以的。”[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显然，当时中共中央中对于叶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于叶挺曾脱离中共达10年之久，尽管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对其固然仍持有保留的信任，但同样有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对叶挺并不信任，甚至有很深的成见。11月3日，叶挺抵延安。由于毛的支持，叶终于接受担任新四军军长的任命，并向中共中央明确表态“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根
据前文记载，毛是支持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但中共中央最终决定的新四军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
平，副主任邓子恢。当时商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编制等项事宜由叶挺向南京提出。但在关
于新四军成立的文件中，对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都作了明确的安排，惟独没有叶挺任军长的文字。而项英等人显然是当年“二十八个半”在党内的主要掌握军事力量的代表，而新四军的位置和在党内的领导序列恰好使之必须服从“国际派”掌权的长江局——新四军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以毛为代表的“本土派”和以陈绍禹为代表的“国际派”的矛盾，为后来皖南事变埋下了第一个伏笔。2、新四军的发展和内部矛盾的升级。新四军建军虽然在1937年10月，但由于各游击区分散，组织力量花费了大量时间，真正开始作战行动已经要到1938年夏秋了。[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1938年9月，新四军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游击支队东征，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1939年1月，在竹沟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先后与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辖5个团队和3个游击总队。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39
年5月，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新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
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第1支队派出第6团向苏南东部发展，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直抵上海郊区。1939
年9月，江抗西撤到长江中的扬中县与挺进纵队合编，并向苏北发展。10月，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在扬州以西改编为苏皖支队，打通了与第5支队的联
系。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增加了两支部队。[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1940
年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八路军应派部队与新四军合力发展华中的部署。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和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先后越陇海路南下，与新四军第6
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第4纵队执行向西防御任务。第5纵队执行向东发展任务。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10月
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后，与南下支援的八路军第5纵队会师。11月，在江苏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
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留在苏南的新四军第2支队领导机关，组建了新的江南指挥部。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新四军确实与相当数量的日伪军作战（主要作战对象为伪军）先后建立了豫皖苏、豫鄂等根据地，至1940年时，部队数量已经发展到近十万，形势对新四军似乎非常有利。但在形势大好的表面情形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危机既存在于新四军的外部，更存在于新四军的内部。从
新四军集结开始，叶项两人在部队发展的方向上就存在根本矛盾。根据本朝官史记载：叶挺认为新四军应挺进苏南敌后创建根据地，东进北上开展游击战争，这一主
张得到了毛和部分领导的支持。但项英则意图南进，建立以天目山、黄山等为基地的“三山基地”，与以毛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战略方针背道而驰。而
中共军队组织严密，严格执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体制是党委负责制。叶挺虽然是军长，但因其非中共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也无权阅读党的指示和文件。
即使是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也是先直接发给项英，再由项英口头传达给叶挺，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手
中。而项英本人恰恰对叶挺担任军长一职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更对同意此决定的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深表不满。项英也确实有不满的理由，尽管叶挺是北伐名将，资历颇深，即便在中共内也少有人能与之比较，但项英的资历却更老。[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前
文已经指出，中共内部相当部分领导干部对叶挺是极为不信任的，项英恰是其中一员。项英的资历堪称中共元老，其不仅为最早期的那批中共党员之一，且一直为中
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并富有实际斗争经验。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在瑞金成立时，毛虽为中央政府主席，项英为副主席，但项却是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党内职务在毛之上（1934年1月经共产国际认可的另外六名是：博古，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陈云和在莫斯科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的陈绍禹）。且因为富田
AB团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两人观点迥异，关系非常紧张，在罗明事件等后来中央一系列针对毛的“肃反”行为中，项都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在长征开
始前，项仍坚持将毛留下。而在最终毛参加长征，而项留在南方八省后，南方八省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除陈毅等少数外，大部分领导干部对项非常熟悉，而对毛则颇
为陌生，新四军内基本上成为项的一言堂。因而，其对叶挺初始尚能保持表面尊重，但随着双方对于战略目标根本性分歧的浮现，项英开始以“党领导枪”的原则为
由，逐渐排斥叶挺。仅举几个电报为例：1938
年1月，项英致电长江局，并转中共中央汇报与国民党方面就经费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新四军整个经费每月只批六万元，其他补充均未批示。如此每月不能维持
其军伙食实数一万余，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鉴于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央：“请你们对于新四军问题设法直接交涉，易于解
决。”3月18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称：在与三战区交涉新四军向敌后挺进路线和防区等问题时，“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为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辣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4
月29日，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战术原则及先遣队出发致电毛泽东等，电报内称：“总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给予我们的任务详前电和屡次以命令强迫执
行，显然是将我们送出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加以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这些电报仅是其中部分，但通过这些电报，可见项英对中共中央委托叶挺代表新四军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而未让自己出面极为不满，更对叶挺抱有明显的不信任和排斥的情绪。[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而
在具体工作中，项英更利用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将叶挺架空。陈毅后来回忆中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信任、不尊重，不让他独任军事工
作，一直包办到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曾任新四军司令部副官处科长的叶钦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说：“（项英）说叶挺是大革命的逃兵，将参谋处机要科、
作战科控制在自己手里。重要决定、中央文件往往不让叶挺知道。”曾长期担任项英警卫工作的郑德胜在回忆资料中说：“毛主席于5月4日对中共中央东南局写了
指示，批判了项英等的右倾错误。叶军长得知中央5月4日有个指示，问项英：‘怎么还不传达？’项英却说：‘这哪里是什么指示，是不点名的批判。’”美国著
名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也写道：“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
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加强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
权。”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不尊重更影响了一大批新四军将领，这些人或由于曾和项英战斗在一起，或受项英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影响表示出了对叶挺的不信任、不接受。正如原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所讲：“我们过去对叶军长是不够了解的，既不尊重也不够信任。”从
另一方面看，叶尽管受到东南局、长江局的抵制，但叶的战略构思却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也就得到了新四军江北的陈毅、粟裕等部队的支持。这些部队服从与中共
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加之陈毅在南方的威望，与项英控制的新四军军部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叶挺的支持者。但这些部队距离遥远，且在长江局、东
南局没有大的发言权，对叶的实际地位没有太大的支持力度。在
这样的情况下，叶挺无论是在军事决策还是战斗指挥都常常处于无权的地位，其军长职务形同虚设。对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项英都当成“党内机密”来
处理，完全不征求叶挺的意见，而基本上是由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等定夺。叶挺一度被迫向蒋辞职，负气出走广东（1938年10月），经周恩来
等百般挽留才收回辞呈。为解决叶项间的尖锐矛盾，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提出让叶挺仍回新四军的建议时指出：“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新四
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
办”。但叶返回后，情形并无改善，叶不得不又于1939年10月再次离开新四军，出走澳门至1940年夏。而
1940年夏天，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后，再次出面说服叶挺顾全大局，回新四军任职，不久，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到重庆将叶挺接回
皖南新四军军部。但情形仍没有根本改善。李一氓在回忆录说到：“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
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从后来的发展情形看，叶项不和作为表象，意味着新四军内部已经形成了实质上的裂痕，这种裂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战事，是皖南事变的爆发的内在诱因。[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3、新四军的外部环境与危机前
文已经叙述了新四军的快速发展和良好局面，并提及了新四军在抗战初期的一定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主要受中共长江局管理的新四军此阶段最主要的打击对象仍
然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属下的各部队，尤其是“黄桥事件”，导致国民革命军韩德勤部精锐损失超过万人，更致使此前一直控制在国民政府手中的黄桥仅仅三个月后
即沦入日寇手中。国共双方虽然曾一度密切合作抗日，但这一合作很快即为双方接连不断的冲突所削弱。而最终宣告合作基本上结束的正是两个事件，一为北方八路军造成的“深县事件”，另一即为新四军造成的“黄桥事件”。而后者更是导致此后皖南事变的直接原因。深
县事件一度为本朝早期官史称之为“深县惨案”，并将责任人推到国民政府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头上，然随着近年来对抗战史料研究的深入及官方民主进程的发
展，所谓“深县惨案”早已不攻自破，为史学研究者证明了真正的责任人。然“深县事件”虽然挑起了国共双方大规模冲突的开端，但毕竟遭遇攻击的只是“民
军”，并非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因此国民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并未深究，而是采用了冷处理的方式。但是，“黄桥事件”则远较“深县事件”影响更大、性质也更为恶劣。因为在这场冲突中，新四军歼灭的已经是国民政府中央嫡系的正规军了。在
本朝早期官史中，一直声称黄桥是“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然而，不仅台湾学者，近年来许多大陆史学研究者都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令
官史无法回答的问题：新四军防区早已明确规定为安徽，而黄桥则在江苏，是韩德勤部的防区，怎么能在韩德勤部的防区“反击”韩德勤部队并歼灭其万余精锐
呢？！近年来官史对新四军战史日益冷淡化，或许也是对这一问题的非正面答复。[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回
到当时，从中共中央此阶段向全党全军下发的指示即可明确看出原因，毛泽东在日早已明确向新四军等各部队发出了指示：“……所谓发展，就是
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
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
迅速建立政权等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
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
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
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
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放
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其中尤其列出了韩德勤部的问题：“（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
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
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
好做。”这里实际上已经显现出问题，驻防安徽的新四军为何会在苏北、苏南、淮北、鄂中和鄂东与国民党部队爆发战事？！考虑到不久之后（7月）新四军即以突袭的方式一举攻占黄桥，答案不问可知。毫无疑问，无论此前国民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对这些冲突冷处理，这时候也不可能在装聋作哑了。蒋介石乃向何应钦、白崇禧发电如下：最
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
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
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秦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
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
体以下官兵数百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
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
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
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
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
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
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
其他各问题之命令。河
北“深县事件”和第一次“黄桥事件”后，国民党内无法容忍中共的袭击行动，在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严令黄河以南的八路
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此时由于深县事件和第一次黄桥事件而在舆论上极为被动的中共已经判
定，国民党可能会实施报复，同时为争取舆论主动，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
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以下是部分当时的电文：[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叶、项、胡服、陈毅、雪枫：一、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韩进攻陈毅部队，被消灭二千余。另有顾、冷一师到江边还有北渡增援韩之模样，而李品仙等也可在策应，但是次要的方向。二、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不[有]可能，也不（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口决心移皖北，由四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三、苏北以全力击退韩之进攻，解决韩部。对顽方之李品仙、何柱国（5），等力求和缓，惟同时应注意日寇之“扫荡”。日寇有可能配合此磨擦，四出“扫荡”我华中地区。四、苏南新四军部队，应以游击战争坚持原地区。[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刘少奇关于军部应速北移致叶挺等电（日）叶、项并报毛、朱、王：一、桂军（2）三个师已由五战区开大别山。另据立煌（3）来人谈，鄂北东到有中央军，立煌亦到有中央军两个师，只据守据点。淮南路附近之吴山庙、高塘集到桂军一个师。二、
据确情息，李品仙在重庆令各部将于最近向皖东大举进攻。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津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实为顽固派不能坐视之事。现我在皖东
兵力薄弱（因四个团东进），且部队未整训好，在屡次战斗中伤亡数目甚大，棉衣未作好，今年路西灾荒我中心区又十分严重，故在顽固派大举进攻下只能以游击战
争坚持，原有阵地不能巩固。三、
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争坚持，如不可能坚持即放弃亦可。因我
如能巩固皖东、苏北、鄂北广大地区，使之民主化，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指挥部暂时不能北移，希夷同志及若干人员是否可以首先北来？如何处理望
告，二、四支队及游纵如何策应亦望指示。10月11日 项英关于皖南情况及军部北移困难致毛泽东等电[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毛、朱、王并告胡服：齐
亥，电悉。“扫荡”皖南敌军被我追击，已向青弋江下游退走。希夷尚在泾县，明日回部，讨论后再作详报；现在我军已积极布置准备。最近三十二集团军指挥部移
宁国，新增来八十八军（原在上饶）两个师，行动布置已至绩溪、宁国一带。附近友军（总共八个师）不久前曾有军官会议之举行。地方政府传说正在开会，显系战
备，正从各方布置。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也不便移三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三支地区连成
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刘少奇建议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巩固华中致毛泽东等电（日）毛、朱、王：一、据各方情报，蒋、李将大举向皖东进攻，并有桂军两个团即将进入无为县讯（原无为有桂军一两团），江南军部北渡道路可能被切断。二、现皖东兵力薄弱，在顽方进攻下只能坚持游击。我因苏北百事待办，拟即日去苏北。而张、邓（3）两同志留路西，一老一新，在情况紧张时亦不无问题。[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三、
前次建议江南军部及三支队即速北移（因移苏南已不可能），你们意见如何？我意应速下决心放弃皖南阵地，或以游击坚持皖南，而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否
则华中、华[皖）南均不能巩固，于我不利。除华北外，如我再巩固目前华中已得阵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下相当的保证，时局的好转亦有相当的保证。四、
目前华中部队仍过少，屡次作战，伤亡减员甚大，且未经过长期整训。地方干部更少，华北干部事实上不能到达。军部现有大批干部，并有工作能力的机关在皖南，
又没有很多工作可作，故为巩固华中，应付磨擦与“扫荡”，军部及三支均以即速北渡为有利。望考虑速决电叶、项，办理。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然而，就在此期间，第二次黄桥事件爆发，本朝官史通常称之为黄桥战役。黄
桥战役的爆发几乎是必然的。从政治上说，国民政府7.16的《中央提示案》已经为进击黄桥做好了准备；从军事上说，失去了黄桥防区的韩德勤部，其征兵、粮
饷都遭遇严重困难。且韩德勤部规定防区原本就在黄桥，是被新四军偷袭而丢失，其返回驻防区显然属于正当行动。且三战区各部队原本与新四军之间即有摩擦，新
四军违令跨防，袭夺黄桥显然是让三战区各部均有怀疑。摘录两份新四军分别发给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电报如下：[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日叶挺、项英关于国民党军有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企图致毛泽东等电毛、朱、周、叶：战
区近来对我外表缓和，而实际加紧限制。缩小我在皖南活动地区，将友军靠近军部附近，形成包围，并密令友军以实力对实力，组织对组织，公开对公开，秘密对秘
密，来打击和摧残我军周围之地方与群众组织，强迫接近我分子自首。停发我军弹药、器材（已有半年之久，四个月经费至今未发）。近日加调一四四师开入军部与
三支队之间的地区（青阳以东中山镇、乔木湾、何家湾、六里丁、戴家汇），大构筑工事，双方步哨远则不过三五里，近则二三百米突。该师师部与军部仅隔一个
山，并有一部已入三支作战地区，在名义上为布放水雷与袭击长江，将我军作战地区划入该师范围。一0八师近有一个团开到泾县及军部以东地区，并诡计有可能派
队进驻章家渡。该地区如此。一四四师、五十二师，一0八师一面将三支与军部截断，一面形成对我紧密包围。友军之一切移动和战区作战行动并未知道，也无通
报。目前三支与友部之地区回旋甚小，特别在敌“扫荡”时，三支无法回旋，有被夹击之危险。我交涉抗议，彼则敷衍或不理。估计以目前局势，特别两党谈判之
际，彼尚不敢公开向我进攻。但此企图和举动，显然系对敌人不作实际进攻准备，在形势突变中以便于随时对我攻击，使我困难防范与作战。前曾经联合要求重划作
战地境，划清我友防地，均未理。当继续交涉，估计无成功。我军除严加戒备和遵守严格自卫立场外，但此种对峙形势恐难避免冲突。此情是否请恩来直向蒋、何提
出抗议，并划分作战地境，以避免冲突。如此，在将来冲突时，以免彼方造谣责我。同时，请给以对策指示（请延安即转重庆）。日叶挺关于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制造磨擦致蒋介石、何应钦电重庆蒋委员长、何部长：窃五十二师与职部戍区密迩，纠纷叠出。前奉钧座电示，宜以大局为念，互让互助，职勉力奉行，无敢违怠。而该师殊未能仰体斯旨，仍不断向我军进行威胁。近如：[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一）职部兵站第三派出所（泾县东之马头）遭该师强令迁移，该站迫不得已让出，后撤十余里。二日该师又派兵一连强进住屋，遂使该派出所不能执行职务。（二）该师近两月来，时以演习为名，多至一团，少亦一连，于职部驻地附近进出不已，民心为之惶惑不安。（三）职部通信、采买人员于南陵、泾县区内，虽服装整齐，证件备具，仍遭其扣押毒打。近有职军职员在南陵旅社中被其毒打禁押，且强污以押娼之名。（四）该师近于南陵、繁昌境内，多次召集民众大会，公开辱骂职军为匪军、异军等。以上种种，虽遵转托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前往晤商，要求制止，而多诿为语误，变本加厉，后果堪虞。职迫不得已，谨电呈明，伏乞转令制止，实为万幸。职叶挺 有午两
份电报非常清晰的表明，7月的第一次“黄桥事件”已经使得新四军和第三战区走到了近乎决裂的地步，双方此时已经矛盾极深，冲突迫在眉睫。而9月30日，韩
德勤部试图收复黄桥的尝试被新四军彻底击溃，韩军精锐损失达1.1万余人。由此开始，各地都普遍出现了分属国共双方势力的冲突，其激烈程度、规模都远非抗
战初期能比。[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如
果说1940年10月，韩德勤收回黄桥防区的努力还勉强能算是韩德勤挑起战事的话，那么曹甸战役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国民政府一方的责任了。童年11月
29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一部约10个团的兵力，分3路向曹甸地区韩德勤部发起进攻，首先攻占了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
地，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诸点的包围。12月13日总攻曹甸。15日突破其前沿阵地，韩德勤军伤亡惨重。而东北军第112师由车桥南援未成。但韩军顽强
死守，新四军和八路军对曹甸屡攻不克，转而采取持久围困的战术，历时达18天。韩军虽最终守住了曹甸，但损失高达8000余人。至此，原本曾长期与日军三
个师团周旋，保卫黄桥及周边地区长达3年之久的韩军所部精锐基本打光。4、皖南事变前国共双方的活动黄桥、曹甸三次冲突，使得国民党第三战区再也无法容忍新四军的行动，双方全面战斗一触即发。鉴于抗日统一战线有彻底破裂的危险，何应钦、白崇禧随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如下：……
因此，又证明兄等来电所谓编制方面，因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因而超过原来编制，现在有五十万人之说者，果指此而言乎？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
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
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
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
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
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若本无此数，而漫为虚报，则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
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战建国，统一军政之原则。 ……
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
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最后，且不惜将抗战有功之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与该战区抗战有功之国军各部，均予调开，而如提示
案中所示，准予玉阶兄指挥冀察区内军事指挥之大权，俾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全数集中该区域内，得有广大之作战地域，尽量发展抗战之功用，并免与友军杂处，
根本消除所谓摩擦之因素，藉使全国各军，同仇敌忾，无所牵制，得以各对当面之敌，专心作战。中央之所以维护兄等所部，委曲求全，盖已无微不至矣。切望兄等
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对
于国民政府的激烈反应，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中共中央此时对时局的发展相当担忧，在黄桥战役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
移，然而，新四军仍然迟迟不动。国
民政府在迟迟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开始对中共的目标产生怀疑，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
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这已经是蒋介石最后的耐心了。该电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同，并再次警告新四军方面，但已被架空的叶挺也无可奈何。/来自中华网社区 /随即，何应钦、白祟禧一九四0年十二月八日又致电如下：特急 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项副军长英均鉴：密，佳电诵悉，已转呈委座，另有命今由刘次长嘱叶参谋长传达饬遵。惟应钦、祟禧深觉兄等来电所陈各节，大都以对外宣传之词令，作延缓奉行之口实，似此呈复命令，未免太乏真诚！夫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必须有彻底统一之军令，使各部队分工合作，共同一致，而后防战攻守，乃能悉中机宜。必须有严格整齐之军政，使各部队质量配备，皆遵
规定，而后抗战防御乃能集中有效。同时地方行政系统，不容擅加割裂。袍泽同心杀敌，不容阴谋兼并。是皆克敌致果不易之原则，亦即全国各军所应必守之纪律。兄等身为军人，自必深明此义。今披阅来电，按之事实，则兄等对统帅命令，仍以推诿延宕为得计，迄无确切遵从之表示；而凡所指
陈，更以避实就虚为掩护，绝无平心静气之反省。此实应钦、祟禧之所大惑，且对兄等不胜其痛惜，而愿再竭精诚，以相告语者也。来电不云乎？该军所有部队“莫
不以遵照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倘事实洵如所言，是乃统帅之所殷切期勉，举国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队之实际行动，果何如者？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之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圴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
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桴鼓相应，夹击苏北。似此
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同仇敌，遍施袭击，苟非意存兼并，宁至一无例外。此种任意相残之战争，又
系遵何命令？其尤可痛者：各该省区，原有各军，受命抗敌，对于兄等部队之突来攻袭，事前既略无猜疑防范之心，临时复力避冲突为志。因之常受不意之夹击，竟由忍让而被
创。及至事后又须恪遵中央严禁阋墙之旨，未敢稍存报复之心，祇有纷向中央呼号哀诉，佥谓：苦斗前方，不败于当面凶悍之敌寇，而将亡于并肩作战之袍泽。应
钦、祟禧每览前方此类报告，既不胜一一上闻，复无词可以相慰，往往揽电踟蹰，咨嗟累日。而兄等部队侵袭之计已售，割据之势坐成。来电所谓龃龉事件，所谓摩
擦纠纷，胥属于由此而生。祸端谁启，责有攸归，通国皆已共见。盖无论苏北或鲁南各区域，实与新四军及十八集团军所指定
作战之地区，固风马牛不相及也。如果贵军能服从命令，不作此规外行动，则摩擦何由而起，纠纷更无由而生，此固不待智者而明矣。&且自兄等自由行动以来，统帅迭有命令制止。讵兄等部队于提示案送达后三个月内，反愈变本加厉，相继大举攻击鲁、苏。统帅又严令制止，然兄等遵令撤出鲁村之
报告甫来，而苏北喋血之钜变踵起。默察兄等部队之所为，不惟不体念中央委曲求全之苦心，且更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厚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
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敌寇纠缠之劳。驯至师行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我之所痛，即为
所利。河北方面，自鹿、朱、高、孙等部，因兄等横施攻袭，奉令调开以后，我军实力遽行薄弱。敌遂得舒其喘息，部署军事，发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
手苏北暨正渲染宣传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六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完成者，且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
典礼，此即兄等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至对于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队所到之处，凡县以下之基层机构，则假借民意以摧毁之。凡主管全省政务之省政府，则罪以摩擦口号，滥用暴力以破坏之。上自地方军
政当局，下至县乡工作人员，该军欲加排除，则一律诬以投降妥协之恶名，驱迫残戮，极人间之至惨，在晋、冀各地如是，在苏、鲁战区亦复如是。闻者惊人，见者
错愕！而身受迫害之军民，间关幸免，怨愤相訾，至谓该军在晋、冀、鲁、苏之所为，迹其手段，几与敌人到处残戮我同胞与制造傀儡维持会之方式，如出一辙。揆
其居心，则凡敌后各地，非属该军设置之政治组织
与民众力量，必须一网打尽，为虎作伥，为敌前驱，此言虽激，亦既为道路所彰闻。而兄等乃至称为“驱除倭寇之后，建立民主政权”。其实，凡在中央命令系统下
设置之地方组织，何一非民主政权，该军特为标揭，显存彼此之心，别抱扬抑之见。况若干敌后地方，原无敌人盘踞，该军开至其地，放弃原来任务，已违作战本
旨。即该地系为该军所收复，如果服从命令，亦应将其行政组织，交由中央设置之省政机关，负责建立，不容别立系统，辄自把持。否则，全国各战区作战部队，设
均效法兄等所为，到处自由建立政权，则中央对于各省之行政组织，岂不根本解体，再无维持余地。不惟此疆彼界，形成封建割据之局，而当前领导全国民众艰苦抗
战之大业，岂非纲纽尽解，再无提挈可能。此则兄等部队在抗战之中，破坏政治军事之实情也。抑兄等来电所称之防地，意并指华中敌后该军所到地区而言，似谓该军由攻袭友军，破坏行政系统，而自由调入之各地方，均应为该军所据有，亦且有移动之困难，
非中央所得而区处，否则且影响人心。夫
部队作战地境及任务，皆由统帅部命令所指定，决无固定而不能遵命移动之防地。如非别具作用，则任何部队，皆应奉令开调，更无失去地方人心之理由。须知冀、
察、鲁、苏、豫、鄂、皖等战区内，中央均于敌军后方，配置正规军及大量游击队，其余地方团队及民众武力，则规定由地方政府统率，在军事统一指挥之下，一致
抗战。实施以来，军政双方，极为协调，民众配合，亦极融洽，抗绩昭著，实力增强。若无兄等自由行动之部队擅自侵袭其间，不使各友军受腹背攻击之忧，民枪被
收缴之害，民粮被征光之苦，损伤军民作战力量，逼其自相抵消，则在敌后方之战绩，庸讵止此！至兄等谓：“华中敌后，多属地方人民
为抵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掳掠之惨于不顾，转赴华北，其事甚难”云云。将谓此项部队为正规军耶？则正规军队岂有不能遵令调动之
理？信如所云，则凡藉隶战区各省，如冀、鲁、豫、苏、湘、粤、桂等省之部队，均将不能调赴其它战场作战，有是理乎？将谓此为地方团队及民众游击武力耶？则
中央早有明令，概归地方政府负责统率管理，非兄等职权之所应过问，更不能谓与兄等所部发生关系，遂应将其人数武器全部纳入兄等部队编制之内，反使各地民众
倍增胁从之痛也。因此，又证明兄等来电所谓编制方面，因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因而超过原来编制，现在有五十万人之说者，果指此而言乎？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
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
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
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
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
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若本无上数，而漫为虚报，则
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战建国，统一军政之原则。至于补给方面，该军年来所领子弹、药品，中央均按照该军法定编制及作战消耗状况，充分发给，与其它国军一律待遇，毫无差别。乃兄等来电竟谓：“十四个月未
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倘果如所言，则此十四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鹿钟麟、朱怀冰、高树勋、孙良诚各部，
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
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等部，以及其它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而且最近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等多数师旅团长，皆被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不意袭
击南北夹攻以殉职矣。国人方谓中央以抗敌之饷粮、弹药、为该军攻击友军，蹂躏地方之资，多加责难。而来电抹煞事实，尚以久未补给为言，其将何以自解？&再如来电语及边区问题称：“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四年于兹”；又称：“群相惊疑，纷纷揣测；”及“悬而未决，又加封锁”云云。查所谓边区，纯系兄
等自由破坏地方行政系统之不法组织，中央迭经派员与兄等商洽，蕲求正当解决，而每度洽商结果，均以兄等坚持特殊组织，不容中央一切政令实施于该区，体制规
章必欲独为风气，复对地域范围争持固执，以致迄无成议。此何得视为悬案？且中央虽不认所谓边区之法律地位，固始终为抗战大局而曲予优容，初未尝因该军之侵
凌压迫，而有一兵一卒相还击。而兄等部队，则已驰突数省，军政大员之被残害者，已不可数计。以视兄等动辄夸大宣传之平江事件、确山事件，重轻之去，何啻天
渊！何况平江、确山等处，皆非兄等防地，无论中央与地方，亦未有明令之许可，贵部更无任意擅留之理由。而且当此敌探汉奸潜伏各地，甚至冒称各军名义，肆意
扰乱，为害后方之时，若不严格取缔，谁能认其真伪？辨其邪正？各地政府职责所在，自不能不依法处理。如果贵部能严守法纪，不越规擅留，则此等平江、确山
事件，即无从发生。乃兄等不自反省，竟以此为口实，颠倒是非，信口雌黄，此岂团结一致，精诚抗战之所为乎？今中央提示案，对于边区已示宽大解决之道，若仍
有意违延，不肯接受，专图散布蜚语，中伤中央，冀达扩张割据地盘之私欲，则视听昭彰，是非俱在，岂能尽掩国人之耳目？结合当年情况，国民政府通电所列之事实，恐难称其为“无中生有”吧？！而这份电报中所充斥的不满和愤怒已经可以视为是最后通牒了。12月9日，因黄桥事件、曹甸事件已经面临严重党内军内国内压力的蒋介石下令准备反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童小鹏回忆：1940年的西安事变纪念日，蒋介石把周恩来请到官邸，情绪激动，除了叙西安事变共患难的旧情，明确表示新四军总部必须开拔，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么他已压制不住他的部下采取行动，周恩来立即电告延安。12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进方针给项英的指示》的电报，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警
告：“......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
行......”并一再强调：在国民党最后通牒已下，势必北移的过程中，“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
的......，在移动中，如果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12月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次年一月上旬行动，然而，其行动方向完全不是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所要求的北进，而是南下,更否决了叶挺此前
提出的借道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为叶挺旧属，叶挺曾率部解救其被日军围困的部属），突破马头山天险，从日伪防区东进，强渡长江北移的正确建议。四天后报
告中央：“我部将挺进苏南”,铸成大错。&5、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军部的周边形势。新四军虽然归属项英指挥，但在1940年7月，陈毅、粟裕、徐海东、张云逸等建立了江北指挥部后，实际上已经分为两个部分。项英指挥的主要是1、2、3支
队，陈毅等指挥的是4、5支队（已和部分八路军合并，见前文）。江北部队实际上归属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挥，项英实际上对其无大的控制能力。项英所部的新四军军部设在云岭，该地处于皖南大山中，山高林密，对于部队的隐蔽、防卫都是极好的地形。但该地贫瘠，虽有利于游击战，但很难扩张部队。新四
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近万人在此地驻防，对当地经济构成了相当沉重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云岭周边地区一直是国民政府军队和日军争夺的要地，在第三战区上官云相
部在构建抗日防线中，顺便也对新四军军部予以监视。具体部署为：四十师，八十八师于南部布防于星潭，旌德，五十二师呈兵于泾县，马头山，一零四师，新七
师，一零八师分兵于云岭，茂林，南陵，七十九师堵截于石台，廊桥河，事实上已经形成对云岭地区的包围。今天回顾项英选择云岭为新四军军部的原因，很可能与项英对抗战局面悲观、推崇游击战的思想有关，从其所著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
书来看，其认为日寇将大举南进，必须依靠江南崇山峻岭，开展游击战争，最好是发展开拓闽浙地区（这与抗战后来的发展完全不符，国军此后在这一地区一直坚持
到抗战胜利）。基于这样的理论，云岭当然是坚持游击战的较好选择。且项英更有南进天目山、黄山，建立“三山基地”的计划，同样是基于这一理论。但事实是：云岭高山险阻，交通艰难，形如锅底，在三战区各部队的包围下，实际已成为死地。6、皖南悲剧&日夜，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渡过青弋江，一纵出求岭（傅秋涛所部，最终突围而出），二纵出丕岭，三纵出高岭，全军南下。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双方开始交战。对此，本朝官方的说法是：接到密令的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中华民国官方文献则指出：新四军首先攻击国军40师，顾祝同率军救援。无论何种说法，至少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冲突已经演变为战斗。而新四军军部及所部事实上违令南进黄山、天目山，在国民政府看来，有重蹈十年红军游击战争，于
国统区，非敌占区游击构乱之嫌，超过了国民党当局通融和允许的底线。至此，蒋介石抓住了把柄，名正言顺地可以于茂林地区（叶挺指挥部队突围退到该地）全歼
叛军了。本朝官史认为：国民党早已设伏于茂林地区，意图围歼新四军。&但近年来，多有学者指出其中未解之处：本朝官史已经说明，当时二纵已经攻克丕岭，但却没有一鼓作气，拿下当时尚属设防薄弱的星潭，强渡徽水，冲出重围。而是回撤，仅仅一个军事会议就议而不决，
耽误达七个小时，致使国军合围形成（此后其决议回师云岭，陷入联长坑二十余里的险谷之中，全军陷入绝境）。如果真是预先设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了整整7
个小时的时间才形成合围——如果新四军当时决心突围，早就冲出去了。但无论如何，至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已经形成合围态势，并向新四军发起总攻。被围困的项英曾数次发电报给延安，要求向
国民党交涉停火,但一直未能得到中央回电。而双方战斗异常惨烈，至8日，国军已经彻底封锁包围圈，新四军皖南部队此时实际已经插翅难飞。1月9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再次紧急致电延安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情况，但延安回电称自1月5日起一直未接到新四军总部任何电报。1月10日中共中央回电新四军军部称已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11日，延安对外进行情况通报。&12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周恩来紧急求见蒋介石，蒋下令停火。13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近4000人被俘，3000余人战死。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战死，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7日，因顾祝同上报国民政府事件经过明确认定新四军为叛乱，故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训令”。18日，重庆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
发表谈话，指责国民政府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并向苏联方面通报称：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破坏统一战线，妄图挑起全面内战。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至此，皖南事变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7、皖南事变的几个至今仍无法解释的问题及试分析：第一、按照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部署，江南地区的新四军应在整编完成后立即北渡长江，加入华北抗战序列，时限为一个月。这一命令前文已经叙述，下发于1940
年7月16日，且不管如何具体情况如何，当时新四军主力已经基本渡江，为何新四军总部竟然不随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迟迟不过江？这是秉承了谁的命令？日，国民政府提出 “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而中共中央的对策是：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而报国民政府的回复则是原则上同意了国民政府命令中共军队北上的要求。前面已经列出了电文，从电文可见：10月8日中共中央向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
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
“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再次致电强调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
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
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日才召开新
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其北上路线于29日电报中央并报国民政府。&按照旧有的本朝官史说法，项英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但问题在于，王明主导的长江局当时一直执行“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的主导方针，并因此
被以毛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批评为投降路线。那么，如果项英的观念和王明完全一致，则按照长江局的指导思想，项英早应北上，服从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不给国民
政府以口实。如果并非如此，则项英究竟执行的是谁的命令？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恐怕将会是不解之谜了。第二、根据电文原稿，新四军原定撤离云岭，北上渡江的路线为什么突然变更？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
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
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日伪军和国民政府军队的交错防区。向南是
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
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数个师级单位。根据中华民国官方资料记载，国民政府日分别给延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去电：明令新四军不准走镇江，只准原地北渡。延安接到电报后，表示同意。12月29日，中央致电项英：同意按蒋介石指定的路线，原地过江。但新四军内部军分会决定的是选择第三条路线，经苏南南下后再考虑北上，已经与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如果一切没有意外，那么新四军应当遵从双方一致的命令，南下无疑是抗令不遵。但根据大溪资料显示，30日中共中央曾有一份电报给新四军军部，同意其走苏南的计划。但这一电报存在与否，我没能查到本朝的记录。但即便有这份电报，当时也绝对未曾向国民政府通报。其证据为蒋介石1月3日致叶挺的电报。电报不仅显示蒋对此一无所知，并重申：不允许新四军走苏南镇江，只准从皖东就近渡江。并告：沿途国军已接到命令，为新四军让路。同日，新四军向中共中央电询，但并未得到回复，原因不明。至1月4日晚，项英决定仍按照原计划出发。估计是其认为中央已收到电文并已通报国民政府。后来的证据表明，中共中央确实收到了这份1月4日的电文——重庆的周恩来1月11日得到了这份电文，而主持江北指挥部的刘少奇更早在1月 5日即收到了这份电文的抄件。但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未及时通报国民政府和新四军军部则无人知晓。&这一变更无疑是致命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对新四军这一行动路线事前毫不知情，对在非指定路线上遭遇新四军主力的情况，当然判定新四军是试图再次袭击第三战区腹心地区。而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究竟是谁、什么原因导致了新四军最终确定了要走这条死亡之路的路线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1月4日的电报迟迟未能处理呢？这个问题，或者还要很多年后才能知道了。第三：项英的“三山计划”究竟是何具体内容？“三山计划”实际上来自于本朝官史。指的是新四军从皖南向南挺进，在黄山、天目山、纯石山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这个思想来源于项英本人
所著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但是另一方面，在日，毛泽东致项英的电报中，有如下询问：“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
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
来电，当天即回电称：“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
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
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明确指出三山地区“人少粮缺”，显然难以维持大部队长期坚持，这似乎又
对南方三山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予以否定，而把目标实际定位在广德、宁国等地区——这些地区恰恰都是红军老根据地，且直接威胁国民政府腹心地区。那么，项
英的“三山计划”究竟核心内容是什么呢？这或许是新四军最终确定向南进军的主要原因，但已经无人知晓。近人有考证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但
此说法显然缺乏证据支撑。究竟真相如何，或者仍需新的资料解密或者出现。第四：新四军为何在行动中连续出现难以理解的停顿？前文已经指出，新四军军部1月4日已经向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电报，请示行动路线问题，但由于一直未能接到回电，原本计划清早出发的部队一直不能开拔，直至晚
上，由于部队已经集结过于密集，实在无法继续等待，才临时决定出发。显然，晚上大部队在山地行军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更大的问题是，此时正逢江南冬雨季
节，之前几天一直是大雨天，险峻的地形加之湿滑的路面，使得大部队行动极为迟缓，远远落后于预定计划。5日拂晓，大部队抵达章家渡，同样是因为连续的大雨
导致了青弋江水陡涨，在部队通过章家渡浮桥时，仅渡过千余人时，浮桥即被折断，大多数人被迫涉水过河，不仅延长了渡河的时间，更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
服湿透，寒冷潮湿的被装造成了部队体力极大消耗，非常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遭遇国民党军队拦截阻击，前方战斗暂时不利，但部队并未立即发起全力攻击
或干脆转移，而是在茂林停留了整整两个白天休整，最终才导致第三战区各部队终于赶来形成了包围圈，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而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出在这些情况中。为何这样重大的行动，新四军军部竟然没有做周密的安排？对于连续几天的大雨会导致行军困难的情况为何没有事先予以考
虑，做出应急预案？连续大雨无疑会导致青弋江涨水，新四军军部在云岭地区已经多年，对此情形应非常熟悉，为何没有事先加固浮桥，导致渡河严重延误？在茂林
停留两个白天又是谁的命令？这些问题，目前无人能做出权威的回答，仅仅有不同的猜测。但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正是新四军军部覆灭的原因。第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时，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第二纵队为中路，第三纵队为右路。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
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与国民革命军40师120团搜索部队遭遇，双方立即交火，而双方其他部队也先后投入战斗。
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
出球岭；二纵队四个营(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
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
页。)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
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
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
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
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
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第六：国民政府是否在茂林地区设伏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随着近年来大量资料档案的解密，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很容易综合多方材料予以解答了。且无论是昔日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退回台湾后对昔日文件档案规整之后的
大溪资料汇编，都完全否认国民政府有此设伏计划。而从近年来本朝逐渐解密的资料来看，也实在难以证明有所谓“预谋伏击”的可能。原因如下：&第一、新四军皖南部队北上的具体计划是国民政府和第三战区事先完全不知情的。直至1月3日，国民政府仍致电叶项，严令其按照国民政府规定路线北进，并称途
径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接到通知，会为其让路。如果真是预设伏击圈，则伏击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南方的茂林，而是在北方新四军被规定的路线上。第二、如果假设第三战区已经确认新四军路线并在茂林设伏，则其参战部队理应事先进入攻击阵位，因茂林地区山高林密，设伏部队不必过分担忧会被提前察知。但
事实是，第三战区参战部队除当地驻防的40师外，几乎全部是四周驰援而来；且如果没有新四军皖南部队莫名其妙的驻留两个白天，第三战区部队也根本没有时间
形成合围。第三、如果真是有伏击的计划，那么为何先期渡江的主力部队和部分实现疏散转移的新四军家属、非战斗人员等没有遭遇任何袭击？第四、第三战区有必要彻底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否？尽管有黄桥、曹甸的惨重教训，但此前第三战区并未有任何大规模攻击行动。何况，在未经国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任何类似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均只能视之为叛乱行
为。而顾祝同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行为，如果不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皖南部队本身的行动为叛乱的话，则顾祝同的行为本身就是叛乱了。因此，新四军皖南部队尽
管一直是顾祝同的眼中钉，但在其南进并攻击40师防区之前，顾祝同并没有歼灭其的良好理由。更重要的是，如果新四军皖南部队确实按照国民政府指定路线渡江
北上的话，则根据战区划分，新四军将归建入第五战区，和第三战区再无关系。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李宗仁，让这个老冤家对头头痛岂不是更好。第五、国民政府是否有消灭新四军的计划？&很难相信当时国民政府有消灭新四军的具体计划。不仅从未发现过任何此方面原始档案资料，更难以解释为何事先按国民政府指定路线疏散的部分人员没有遭遇任何
攻击。而且，更重要的是，叶项在遭遇围攻期间向中央连续的急电内容皆是恳请中央立即电告蒋介石，这证明项英确信蒋介石并不知道新四军已经在茂林地区遭遇第
三战区围攻。但鉴于此前不久的黄桥、曹甸事件，不能排除国民政府对新四军有“应变”的概要，但试图以此证明国民政府已经试图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则缺乏事实依据。8、余波：面对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下令撤消新四军番号的训令。延安方面对外在此前的1月11日进行了情况通报，1月13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但对新四军擅自改变国
民政府指定路线南下和顾祝同直斥新四军叛乱的说法并未做出解释。但在同期，中共中央致电苏联称：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破坏统一战线，妄图挑起全面内战。而此后在下发通报及此后数十年间阐述皖南事变的事实时，则叙述为：“日，新四军总部九千多人行至皖南茂林地区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八万多
人伏击。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阵亡。除一千多人突围外，其于全部牺牲。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是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妄
图挑起全面内战的又一铁证”；另一方面严厉批判项英“执行了王明的逃跑主义路线”，使得新四军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并以此先后作为批判陈绍禹等人的有力
证据，此后的整风运动与此也有莫大的关联。陈绍禹等长江局领导及以其为代表的“国际派”终于逐渐沉沦于整风运动中，就此消散在中共政治舞台上。9、国民政府遭遇了怎样的国内外指责？&根据本朝官史，皖南事变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一片指责之声，并称国民政府一度陷于严重内外交困的局面。但今年来随着许多档案的解密及外国相关文献资料的记
载，似乎这一说法有夸张的嫌疑，本朝所引用的“国际指责”几乎完全来自于苏联说法，而对英美方面的说法似乎仅仅是部分引用，恐有断章取义之嫌。而且本朝官史的这一记载也不大容易解释另外一个本朝官史所记载的事实：本朝官史称：1941年３月，国民党当局在江西上饶兴建上饶集中营，囚禁了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扣押的新四军将士和共产党员600多人，且其中有部分于
1942年６月成功脱狱。则本朝官史很难解释，当时已经受到“极为沉重的国内外政治压力”的国民政府为何竟然不释放这些普通官兵，更不要说名声响彻中外的
北伐名将叶挺。笔者并未找到当时英美等各国的具体意见的原始档案，因此不对“国际指责”的说法置评，但却能节录当年《大公报》关于皖南事变的一份评论如下：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
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
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
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移的。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
必须是一个。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
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
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幺不能发动自卫权？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
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那
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
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
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
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
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
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官史关于“国内外指责”的说法是否公允，就让这份《大公报》当年的社论来回答吧！&对皖南事变的评价，飘花不打算多说，借用一位网友的说法吧：客观回顾皖南事变，必须认识到在黄桥战役后国共大规模摩擦是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说穿了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同时，谁也没有忘记巩固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削
弱对方。今天看来，很难用是非的标准来看待抗战中的国共摩擦。摩擦实质说白了，是两强争夺天下！不过是抗战后的内战预演和热身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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