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条大鱼在苏州上空游过？这是苏州人最牛的朋友圈，没有之一！
昨天苏州天空惊现“大鱼海棠”！
这么美的云随便一拍都是大片~
昨天下午，深度君的朋友圈就这样毫无防备地被这条大鱼刷屏了↓
大秋裤、摩天轮，全都成了陪衬~
气势磅礴的云，苏州有多久没有看见这样美的天空了？深度君忍不住相比一个大大的ZAN啊！
海关大楼上方~
这是在中环胥口子胥快速路段↓
昨天的天真的很蓝啊~
一言不合就开始斗图
是的，这两天如果不拍张天空的照片，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苏州，朋友圈里已经暗暗来了一场比图大战↓
嘿，有些小伙伴拍得还真不错↓
这张是在太湖↓
有人还在天上发现了一匹马？
这是一颗心？有小伙伴在东山拍到的！
今天又被一群萌萌哒玩坏了
本来斗图斗得好好的，只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进来了↓
还有不同版本的↓
诶，前方发现一只懵逼的hello kitty~
这又是个什！么！鬼！河马？癞蛤蟆？
还不止呢！还有这些↓
你们确定这些都是在苏州拍到的？
不管是哪里的云，总之都快被苏州人玩坏啦！
这都快打起来了！
图片来源于深度君朋友圈，深度苏州（sdsz0512）综合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及微信号。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公司动态
法律顾问：北京市惠诚（苏州）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政律师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今日搜狐热点中国军方一直不敢公布两件大杀器 震惊海外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中国军方一直不敢公布两件大杀器 震惊海外
&&免费看中国军力
阅读已结束，下载文档到电脑
想免费下载本文？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下载文档到电脑，方便使用
还剩10页未读，继续阅读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以下是热门股票
销售毛利率
进出口代理
其他（补充）
平均折/溢价
成交量(万)
总余额(万)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map.rongquan}
公司名称：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3535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28.00元
更名历史：外高桥,G外高桥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889号
法人代表：刘宏
总经理：刘樱
董秘：黄磷
公司网址：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021-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震撼人心的历史真相
　　书名：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日，日本侵略者攻破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作者饱蘸国人的血泪，文笔大气磅礴，以详尽的事实和一手资料以及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震撼着读者，以犀利的拷问促使今天的读者深刻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深入思考其历史教训现实意义。
　　国内尚无一部从中国人的视角去全面完整地反映这一事件始末的优秀力作。这部作品将从报告文学角度填补这一空白，也是做为对首次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献礼。该书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重点选题”。
　　作者简介：
　　何建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国家》《忠诚与背叛》《根本利益》《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国家行动》《共和国告急》《部长与国家》《生命第一》，电影《西行囚车》《信天游》，电视连续剧《奠基者》《国家行动》等等。
　　作品曾七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获“正泰杯报告文学奖”，四次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序：迟了77年的国家“公祭”（1）　　序：迟了77年的国家“公祭”
　　这是亟待要问个“为什么”的问题。
　　毫无疑问，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日表决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十年前第一个正式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为国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 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并获得许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支持与赞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遗址举行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如此明确其意义。
　　十年后，这一提案终被采纳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实在令人感叹！
　　我们怎能忘却77年前的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日军与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有名的淞沪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阵亡25万余人，日军阵亡8万余人，此役激烈异常，最后以日本军队取胜告终。
　　淞沪战役之后的一个月，日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于日进入南京城。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3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科学这样告诉我：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约为4800毫升。30万人的血液，应该约有1500吨！如果用10吨的车装运这些血，则需要150辆车。150辆车组成的车队，可谓浩浩荡荡，见首不见尾。如果将1500吨的血，注入一根小管子内让其自然流淌，则需要数月时间方能流尽，流经的长度可以延绵几百公里。
　　科学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为15000HZ。30万人若同时发出绝命的怒嚎，则产生的巨大震撼力超过八级地震，能将20层高的摩天大楼推倒&&
　　呵，我苦难的30万同胞，当年你们就是这样被一群野蛮的异国侵略者断头割喉、百般躏蹂甚至身首分离而亡&&这是多么悲惨而残暴的一幕！
　　距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到今天，已经整整77年。
　　77年后的2014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南京大屠杀之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
　　这个“国家公祭日”来得好晚呵！但它毕竟来了。
　　也许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执政者一次次挑战我中国,变本加厉地不断伤害我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可能仍然不会为被侵略者屠杀的30万同胞举行如此特殊的仪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宽容的祖国，也许不会让我来写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虽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但一直认为早已有人写过这样的作品了。
　　“没有，绝对没有人全面写过。我向你保证！”对我说这话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朱成山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出的几十本书中，多数是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章和随笔散文。
　　为了印证朱成山的话，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徐志耕写的，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而张纯如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还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意沿着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专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间人士所留下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时光，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意外的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发现：在77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这一天是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军的“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公祭”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如刽子手佐佐木到一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天寒风凌厉，似乎要下雪。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言。面对着如今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
　　我等全体军人随着军司令官的参拜而敬礼。
　　奏起了《国魂曲》。
　　二战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头号刽子手、侵华日军华中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竟然还在这“公祭日”当天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紫金陵在否幽魂，来去妖氛野色昏。
　　径会沙场感慨切，低徊驻马中山门。
　　这就是日本人，作为一群加害于他国30万人的侵略者，竟如此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地搞了这样一场“公祭”。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但日本人确确实实做了这样一次有模有样的“公祭”，似乎他们才是悲剧的主角和受害者。许多当年参加这场“公祭” 的日本官兵 “记忆犹深”，甚至对松井石根司令长官当时宣读的“祭文”内容倒背如流&&
　　这就是日本。
　　我还发现一件事，据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闻》披露：
　　在日军占领我首都南京的当天，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声称是因为中国不理解“日本国坚持不扩大解决方针”，“低估了日本军队的实力，也低估了今日日本的实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中国“以排日为前提”，鼓动“民族主义”，所以才“招致了毕千功于一溃的地步”，造成悲剧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承担。
　　这就是日本。一个在处理邻国关系问题上，经常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国家。
　　我还发现一件更重要的事：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押至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南京大屠杀刽子手、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的谷寿夫，在南京被枪决后，日本国内及他的追随者从来就没有认识其罪，相反始终将其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记忆着。20世纪60年代由下野一霍中将编撰、东京情报社出版的《南京作战之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一书中，对战犯谷寿夫如此评价道：“将军戎马四十余载，尽心尽职忠诚于君主国家，乃至以死奉公。”“虽为国尽力，一旦战败，其战绩即成敌国民之恨，冤罪之下，牺牲在曾指挥过最光辉战斗的雨花台之下。”“其高尚的武德和崇高的军人精神，是真正的军人之楷模，受到所有世人发自内心之敬仰。吾等部下将士在扼腕痛惜其伟大的殉职之时，对其忠勇义烈致以由衷的敬意。”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为其叫屈喊冤者更不乏其人。后来日本将其灵位供于靖国神社，多任首相数度参拜&&
　　这就是日本。战争是他们发起的，罪恶是他们制造的，然而他们仇恨与敌视的却是那些惨遭他们奴役与残害的民族和国家。
　　这就是日本——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与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的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的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判之后仍然不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
　　30万人的生命呵！几十年来，日本人可以用一句轻飘飘的话一笔勾销，竟然还胡言乱语说是我们在“说谎”，是“中国人自己编出来的南京大屠杀”！
　　多么无耻！怎不刺痛我等的心呵！
　　公祭！必须公祭！这既是对自己死难同胞灵魂的安抚，也是给那些犯罪者的警示。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没事找事的国家，且自古以来就很宽宏大度。我们想以和为贵地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尤其是与邻国世代友好，然而当今日本呢？
　　确切地说，是当今执政的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他们的过分猖狂和无耻行径挑起了我们民族的旧伤痛。他们不仅从来没有认真地反省自己的历史罪孽，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底线：不承认自己的罪孽也罢，却偏偏还想把当年的军国主义的屠刀重新举起，连明明是中国的一个小岛——诸如钓鱼岛也要占为己有。问题是：这还仅仅是表象。其实质是，他们妄想侵吞别国、奴役其他民族的野心始终不死，并大有蠢蠢欲动之势。执政的日本首相及其同僚，一次又一次地不顾深受二战日本侵略灾难之苦的中国等国人民的感受，执意去参拜供着那些血债累累的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这既令人恶心又叫人百思不解的卑劣行径，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撕开伤疤，去透彻地再看一遍血淋淋的悲愤史。
　　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我们曾经放弃了对侵略国的战争索赔——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向我们的人民说明：对侵略国日本的战争索赔，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有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当时的美国等国家出于自身的目的，撇开中国，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了于次年生效的《旧金山和约》，让中国放弃赔偿。这笔账，美国当政者可以说是心怀鬼胎，而日本国则是心知肚明。他们的这一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伎俩，应该成为世界和平史上的一大耻辱凭证。尽管如此，友好和宽容大量的我们，不仅没有再纠缠旧账，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多次千方百计地把友善之手伸向日本，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送去东洋加强中日友好交流。但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不干，屡屡阳奉阴违，挑衅我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直到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怒火重新点燃起来，也让那些深埋在“万人坑”里的一个个冤魂再度苏醒复活&&
　　于是我们不得不以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国家公祭，来警告这个罪孽深重又不愿悔改的邻国。同时也告诫自己的国民：要取得和平与安宁的幸福生活，就永远不能忘却历史、忘却苦难。
　　当象征国家权力的表决在人民大会堂公告后，每年的12月13日——这个带着国耻和痛苦的日子，从此要举行我们每个中国公民必须垂颅而默哀的仪式。
　　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烙在心坎上的记忆，它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然而，这样的选择和记忆其实来得太晚太晚。明年（2015年）便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所谓的“轴心国”发动的这场人类历史上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法西斯战争，战火殃及全球60%的国家，约6000万人死亡，其中我们中国死亡人数达3500万之多，经济损失在5000亿美元以上（当时的货币价值），为最大的受害国之一。
　　祭奠亡者，乃是生者的一种寄托希冀和自我约束与祈福消灾的行为，中国古人重之，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除头七、二七&&五七、七七（断七）和百日、周年等祭祀日外，还有一年四季中的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阳等祖宗流传下来的诸多祭祀节日。祭礼周全的中国，却偏偏少了一种祭奠，即对战争亡灵尤其是国耻之痛的祭祀。传统祭祀，人们多数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寄托思念之情。
　　以往，我们缺少国家形式的对那些因战争而死亡者的公祭，我们因此长期以来也就缺少了一份内心的爱国与强国的动力。
　　苏联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做到了：每年5月9日，莫斯科广场上总会举行盛大的集会和阅兵式，无论哪一任国家领导人都会走向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无名烈士墓敬献上花圈。
　　以色列人做到了：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总会聚集在“大屠杀纪念馆”哀悼死难者，那悲彻的鸣笛声令每一个人震撼。
　　波兰人和德国人也做到了：每年成千上万人汇聚到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小镇，在希特勒纳粹政府当年修建的“杀人机器”——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内，举行公祭，悼念被法西斯残害的350余万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普通公民与反法西斯战士。
　　美国人从不落后，他们有许多与战争相关的公祭。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命令，将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日子作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定期公祭在那场日军突袭中牺牲的2300多名官兵。
　　中国以往一直没有国家形式的对二战死难者的祭祀活动，尽管我们伤亡3500万！但是，一个令中国伤亡这么多人的国家却每年都在声势浩大地举行与二战有关的公祭，且政府首相和高级官员皆要出席。
　　这就是日本。
　　天理何在？难道作为死了这么多人的受害国，我们就该无声无息？
　　提出这一自我反省的中国人叫朱成山，现在是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本二战侵华史研究专家。
　　朱成山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22年前的199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因为当年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缺一位“能干”的领导，所以他被调任为纪念馆的副馆长。一年后，他升任馆长且一直干到今天。现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知名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影响很大。2013年，到纪念馆参观的人次达500余万，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朱成山对纪念馆的建设功不可没。
　　朱成山说了两句令我有些吃惊的话。他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一得“感谢”日本人，二得归功当时的南京市和江苏省几位有远见的领导。朱成山解释：“感谢”日本人，是因为以战争手段残害了3500多万中国人的日本，竟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后的1982年，突然搞了一出大闹剧，他们的文部省将日本中学教科书中原本一直清楚明晰表述为“侵略中国”的文字改为“进入中国”。此番掩饰其在二战时犯下累累罪行的军国主义复辟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们的极大愤慨。一时间，知识界和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们纷纷写信给南京市、江苏省和中央领导，要求“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土地上”，“让日本人赎罪”的呼声震荡金陵内外。
　　“日本人不仅改教科书，而且到处在为二战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将士树神社碑、满洲碑，我们为何无动于衷？他们树他们的招魂碑，我们树我们的抗战纪念碑！”
　　“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残害了30余万人，应该立碑建馆，让世人牢记这一悲剧，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是建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如今张耀华先生虽年至古稀，然而他对当年建造这座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念馆记忆犹新——
　　1982年夏，是个格外炎热的季节，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饱受灾难性大屠杀的南京市民们的极大愤慨。这个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市长张耀华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加班，日理万机的他，照例坐在办公桌前批阅各种文件与报告。他发现有一叠不同寻常的信件令他心潮澎湃，其中一封署名“崔卫平”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信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因为信里的每一个沉甸甸的字，都如洪钟般撞击张耀华的胸膛：
　　尊敬的市长：
　　最近，我从报纸上连续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施行法西斯暴行的记载，连续见到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真实照片，常常激起我满腔怒火！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30万无辜的男女老少，30万我父老姐妹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奇耻大辱，何等的奇耻大辱！尊敬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及各位负责同志，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做两件事：
　　1.在南京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馆，在馆内陈列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关照片、文献和实物；
　　2.和有关部门联系撰写、出版通俗的、图文并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记载，让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阅读。
　　第二封信是南京红十字医院的一名医生写的，他说：“我身边的孩子们常常问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什么是南京大屠杀？当我把报刊上所刊登的一些内容讲给他们听时，孩子们的眼睛都瞪大了，惊诧了！而这个时候，我却又感觉似乎还少了些什么给予这些孩子！于是我想，是不是应该有个专门的地方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当年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事&&30万被屠杀的同胞生命，不能就这样慢慢地被人遗忘了！”
　　那个夏天，张耀华收到类似的信多如雪片。有一位教师在信中说：“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改成&进入中国&，并将他们屠杀南京市民的罪行一推了之，这样的丑恶无赖行径，令我日不思食，夜不能眠。因此郑重建议南京市人民政府应该在适当地方建造南京大屠杀纪念碑、纪念馆，以让世人了解真相，铭记历史。我愿捐献100元用作此需。”如此带着热度的一封封信，如一阵阵巨澜，激荡着张耀华的心，令他脑海里不时回响起周恩来常告诫的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是啊，历史的需要，人民的期待，为什么我们不作为呢？不行动呢？张耀华把自己的这份感受向市委和市政府其他各位领导坦诚托出后，立即得到了积极响应。于是在南京建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了南京市的一项重要工程。
　　在张耀华市长等数位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工程全面进入设计与施工阶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著名建筑学家齐康先生，以精准而奇妙的思维，完成了纪念馆的形体设计，堪称绝美之作。之后的时间，南京人以超凡的干劲进行着纪念馆的全面建设，并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实现了开馆。那庄严而肃穆的纪念馆墙上，镌嵌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馆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从此，南京城有了一个可以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去了解曾经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那场人类史上少有的血腥浩劫的纪念地，而带来这场血腥浩劫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然而，遗憾的是，数十年来，本该彻底反省的日本，并没有将复辟军国主义的妄想抛弃，以岸信介为代表的一批右翼势力一直在兴风作浪，顽固不化。
　　日，安倍晋三以小泉纯一郎路线的继承人身份登上了首相宝座。小泉何许人也？原来小泉的恩师是安倍的父亲安倍太郎，小泉上台后，“实现”了他作为战后首相在任期间到神社公开拜鬼的目的。而小泉为了报答其恩师的最大“成果”便是推荐安倍晋三当了自己的继承者。
　　第一次当首相没多少日子，由于党派之间的斗争，安倍下台了。几年后，风水复回，安倍晋三再次当选自民党党魁，从而成为日本第96任首相，并且成为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此人再次上台后，便承认“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安倍《致美丽的国家》）
　　中国人不太知道安倍与岸信介是什么关系。其实，漏网大战犯岸信介是安倍的外公。
　　一个是参与侵华决策的漏网战犯，一个是漏网战犯的外孙，两人不仅在血缘上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政治基因的一致性。安倍上台后不仅将钓鱼岛事件升温，并引起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紧张，而且公开在国际舞台上与我们对着干。安倍并非只喊话而不做实事的那种庸人，他是个干实事的日本新一代的政治家。
　　他毫无顾忌地参拜靖国神社。
　　他呕心沥血地企图修改日本“不战”的宪法。
　　他正一步步地将日本重新拉回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道路之上&&
　　显然，中国人民，这一次再也无法忍受了——国家公祭便成了我们警惕和提高自身自卫意识的一种必要的形式。
　　国家公祭，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次，许多人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它的实质意义。有些敏感而异常重要的问题是在笔者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所遇到的——
　　比如，我们讲二战，中国伤亡3500万人，没有人怀疑。然而，一说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残暴地杀害了我30多万同胞时，却出现了喋喋怪论：首先是顽固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们一次次公开否认，甚至说是我们中国人在“造谣”、“说瞎话”；其次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像小泉和安倍这样的日本领导人赖账式的否定；再者是一些所谓的日本“名人”不断地粉墨登场，借助他们的名气刻意歪曲历史真相，甚至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轻描淡写地把南京大屠杀说成了“日本军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是合理的战争行为”等等。今天日本社会，像安倍这样对自己民族曾经有过的反人类的罪行置若罔闻的执政者为什么在其国内民意支持率很高，可怕的原因便是当代日本国民中部分人宁可相信一些右翼分子说的谎言，也不愿正视自己民族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
　　这并非根本。国家公祭的产生，令我强烈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国家需要这种国家公祭，因为今天许多人不读历史，过于相信“国外学界”的观点，甚至在我创作这部作品时，就有人对我说：“小心，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国内外学界还有不少争论，尤其在日本，他们的说法与我们很不一样。”言下之意，是提醒我不要去啃“这块历史的硬骨头”，甚至劝告我“当心有人来暗算你”。真的吗？一些日本人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说法”难道能掩盖得了历史的真相吗？他们在几十年前用屠刀活活砍死了我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同胞，难道我以一个作家的名义把过去的一段真实历史写出来就会遭其暗算吗？
　　我已别无选择——只要接触“南京大屠杀”五个字，所有善良人的心灵都不可能平静了。
　　30万人呵！30万人的伤逝，难道还不值得让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清醒，让一个曾经侵略过别国的民族赎罪，让充满阳光的整个世界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吗？
　　老实说，我不是战争罪行的研究者，但过去的漫漫日子里，我天天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所留下的种种罪行的史料和实物之中，我常常有种窒息的感觉——并且一下明白了为什么10年前风华正茂的张纯如在写完自己的作品后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开枪自杀于车内&&
　　呵，想想这样的罪孽，日本人真的绝不可以对自己的罪行漠视与抵赖，更不可以在中国人面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所有事实说半句“怀疑”之类的话，因为这早已被历史定论，且有无数战时参与大屠杀的日本官兵自己也承认的铁证。
　　1937年——“11月、12月，我们向南京进军，12月底进入南京，迎来昭和十三年的元旦&&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心境，因为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不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的话会是一种损失，所以在进军途中哪怕遇到平民百姓也会殴打他们、抢他们的东西，渐渐地这种行为变得越来越野蛮起来。因为战争是带来让人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那样的异常心理状态的罪魁祸首，所以即使不是军人，哪怕是对敌方的平民也要打和抢，变得完全没有罪恶感&&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是敌人，都该杀。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于是我们渐渐都变成了一个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类似这些由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所写的自省话语，我看了许多许多，而更多的则是那些赤裸裸叙述自己参与大屠杀的“阵中日记”，它们实在是无法想象的血腥与丑恶。当全世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读者阅读完我这部作品的时候，大家也许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善良、宽容、豁达的中国人会在77年后的今天，要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余万罹难者举行公祭——因为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历史。
　　因为——
　　它太沉重，太悲惨。它必须让所有的人铭记！上海失守前后，蒋介石“比较努力”（1）　　第一章 杀戮前的大决战
　　世界上几乎所有对人类文明有重大贡献的国家，其首都除了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外，还在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比如希腊首都雅典卫城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等。南京大屠杀之前的首都保卫战，现在应当给予正视，因为这场近现代中国史上少有的悲壮之战，虽然最终以中国失败画上句号，并且因此有了后来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杀戮我30余万同胞的悲剧，然而毕竟我们中国人在捍卫自己首都时没有丧失尊严，故为什么不把当年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呢？
　　南京是我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发生在大屠杀前夜的首都保卫战，仍是中华民族值得浓墨重彩载入史册的一部悲剧，鉴于此，我愿今天的国人摒弃成见，客观地对待当年的历史真相——
　　1. 上海失守前后，蒋介石“比较努力”
　　“比较努力”这个评价是毛泽东给他的老对手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蒋介石如此评价，我们先把话题转到日军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上来。
　　当然，言及“南京大屠杀”这一让中日两国结下“世纪之仇”的大事件，我们不能不从1937年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说起。
　　国与国之间的战事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不多，小人做事便有小人的伎俩：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占领我东北三省后，便虎视眈眈地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向中国的纵深处进犯。于是在日这一天夜间，驻卢沟桥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的宛平镇搜查，当场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于是随即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七七事变由此而来。日本借此事，立即在短时间内，制定出《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并调动40万兵力，对华全面宣战。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此时，正面战场的最高指挥与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
　　蒋介石是1937年6月份到庐山的，他在那里搞“暑假训练团”，并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员”。按照蒋介石在6月27日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长官发表的《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讲话，此训练团的任务是：“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向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1931年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基本上还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精力主要花在“剿共”上。1936年，西安事变后，加之日本人不停挑衅，老蒋开始对旧友日本有些心灰意冷，反共的立场有所收敛，与“小日本干一仗”的决心渐定。1937年4月，蒋介石请假两月回老家休养。5月回南京，接着便上了庐山搞训练教育干部事宜。这期间，汪精卫在南京与日本人暗暗勾结，关系打得火热。中日国家关系则面临破裂，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3点要求：（1）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2）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3）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娘稀匹！”这回老蒋气坏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
　　七七事变前一两天，正在山中的蒋介石并非知晓全部情况，倒是他的军方左右手何应钦最先获得前线情况。
　　何应钦这个时候正在重庆。他的任务是受蒋介石之命，与川军大员刘湘商谈给川军“消肿”的。
　　“什么整军！老蒋前年把我们川军整掉了三分之一，这回姓何的又来收拾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他老蒋是想吃掉我们川军！不去，什么鸟会！”刘湘的部下将领们纷纷出来劝刘湘不要去重庆见何应钦及陈诚、顾祝同等中央大员。
　　刘湘一边吸着水烟，一边半闭着眼，慢慢道：“我若不去开会，不等于让南京来的人操纵整个会议吗？其结果只能对川军更不利。”
　　经刘湘这么一说，川军将领们才憋着情绪，来到重庆参加何应钦主持的川康整军会议。会议要求川军师以上的长官都要参加，后来在“南京保卫战”中殉身的第145师师长饶国华也在其中。
　　从7月6日开始，将领们吵了两天，会议没有多少进展。8日上午，第三天的会议开始，川军将领皆到了会议现场，却独不见何应钦。正当大家有些着急时，忽见何应钦手持一份电报，急匆匆地上了主席台，跟座位两旁的刘湘等低语一阵后，突然站起身，沉重地向全场将军宣布道：“诸位川军袍泽，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今天早上，我接到中央军委会紧急电话，刚才又接到外交部的紧急电报，日本华北派遣军驻北平丰台部队，于昨晚今晨，与我29军卢沟桥守卫军部队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战事仍在扩大&&”
　　“这些小日本鬼子，太不像话了！他们欺人太甚，吞了我东北，又想吃华北！”
　　“打！跟他们拼到底！”
　　川军将领们一听，会场顿时炸了起来。
　　“中央军会有向华北增兵的打算吗？”饶国华师长从座位上站起来问何应钦。
　　“目前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何应钦说。
　　“那就赶快研究嘛！”
　　“对啊，小日本是想步步为营，逼我们服输。这回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对，决不能让小日本得逞！”
　　川军将领热血沸腾，浩气冲天。
　　“哎呀，你们啊先不要激动，听我说&&”台上的何应钦一副愁眉苦脸道：“打仗要靠实力和头脑，不能全凭感情用事，你们很多人没去过日本，无法想象他们的军事实力、装备优势。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和军力跟日本打仗，只能是以卵击石。”
　　这话可惹恼了川军将领们，于是会场上乱嚷一片：“日本人也是肉长的，我们就不信他们刀枪不入！”
　　“是嘛，老子用大刀砍他，也要砍死他个球儿！”
　　面对这群举着拳头的川军将领，何应钦脸上一阵尴尬一阵兴奋。
　　“何部长，如果前方真需要增援，我们川军首先报名，我145师全体官兵甘愿与小日本决一死战！”说话的是饶国华。
　　“还有我——45军将士决不退一步！”45军军长邓锡侯接过饶国华的话表态。
　　“好，诸位将军的决心让我感动、让我感动！”何应钦连连点头。
　　坐在一旁的刘湘感觉似乎到了火候，对何应钦说：“何部长，我看你老兄最好向蒋委员长转告，我建议中央应当迅速转变思路，实行全国动员，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如果前线战事需要，我愿意率所部两个军，立即开赴前线！”
　　何应钦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朝刘湘和川军将领们点头。他心想：委员长本想“吃掉”川军的算盘看来不能再打下去了，眼下对付日本，恐是当务之急的首要大事。
　　当日午后，何应钦急回南京，他手里捏着蒋介石让他立即召开统帅部军事会议的通知，准备部署七七事变局势下的军事安排。
　　7月11日，统帅部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商事11项，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派员到北平察看我军力准备，一旦对日事局变化，则将黄河以北作为战略落实地，也就是说：若日本全面开战，我方力争将战场摆在黄河以北的地方。
　　从7月11日到8月1日的22天时间内，国民党军事最高统帅部开了22个军事会议，每天分析对日战争的军事情况，并做部署和安排。
　　中国军方领袖“不屈服”的态度，确实让中国前线部队打出了一些漂亮仗。在卢沟桥与日军交战的国民党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虽在蒋介石看来是支杂牌部队，装备极差，但29军将士以勇敢出名，尤其是他们的大刀队，可以吓退一片敌军。这回跟日本的先进武器决战，大刀队在喜峰口一仗，杀得日军丢盔弃甲，一片狼藉。著名音乐家麦新有感于29军大刀队勇士的神威，专门写了一首《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冲啊，杀！
　　这首原本为29军大刀队而作的歌，后来改了些词，成为全国抗日的战歌。之后的70余年里，它一直是中国军营里最响亮的军歌之一。
　　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其实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他的“不屈服”后面，便是“不扩大”，即不想把战局闹大，尽可能让战火在“可控”的范围内。然而，一心想吞并中国的日本人并没有按蒋介石的心愿行事，他们变本加厉，步步紧逼，一直到把北平和天津两地全部归入他们的铁蹄之下。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人不可能给他这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一点面子，收拾他蒋介石的江山已是早晚的事。“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我们再不能受敌人的欺骗，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敌人的欺侮。”8月1日，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在出席中央军校的活动时，在《准备全国应战》的动员中如此说。
　　北方的平津两地在一个多月里先后沦陷，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的阵亡震惊全国，也逼得蒋介石南京政府迎敌抗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还是“比较努力的”——这一评价是远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给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毛泽东这么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037页。）
　　日本侵略者确实“大大的坏”。当他们处心积虑霸占北平和天津等要地之后，在本土的日本军部幕僚们暂时反对扩大对华战争，“极力避免在华中、华南使用兵力”，然而在侵华前线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们非常狂妄，尤其对中国经济重心的上海垂涎三尺。由此，他们故伎重施：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官兵二人，不顾中国守军劝阻，驾车企图冲入我虹桥机场滋事，被我守军击毙。日军借此集中多艘兵舰，并公开让陆战队登陆，甚至逼中方守沪保安队后撤并拆除防御工事，遭我方严正拒绝。
　　日军便开始将战刀指向上海&&
　　在写作此书时，笔者正好看了一本美国学者西格雷夫著的《黄金武士》，里面披露的日本在二战时侵占中国的种种伎俩，实令人作呕：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大街上游行，唱着歌庆祝在满洲里的胜利，显然这是有意激怒中国人——其实这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善良的中国人不知是计，他们袭击了这5个日本人，当场打死了1个。这些“和尚”实际上是日本的秘密特工，是在上海的日本特务头目田中吉少佐雇用的人。1个日本人死了，少佐按照日方高层预定好的计划，便借此口实，打着“保护”本国公民在上海的幌子，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的样子，开始进一步派遣军事力量进驻上海。而另一方面，在上海的日本特务组织，则着手动员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侨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这些自称是“浪人”的日本人手持手枪、步枪和刀、棒等加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于是中国驻军19路军不得不还击。日本天皇又立即派9万增兵迅速支援上海的日军。34天激战，日本军队与“浪人”们相互配合，先后杀死了18000多名上海平民和数千名中国军人，然后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看起来日本还是一个“仁义”的国家，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在上海站住脚跟后进行全面吞并上海甚至全中国的毒计&&5年之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心“吃掉”上海了，于是又用两个小兵制造事故，再次演出一场“苦肉计”，来掠夺中国更大的“蛋糕”&&
　　军国主义时的日本当政者真的坏透了。
　　但，这回中国似乎也看清了日本人的意图。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算没白吃饭，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将军在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还没有出来时，就已经密电给了南京的蒋介石：（1）日军在沪兵力，近日来迭有增加，综合各方情形，计陆战队官兵约5000人，业经组织健全之在乡军人约3000人，壮丁义勇队3500人。各种轻重口径炮约30余门，高射炮8门，战车及装甲汽车各20余辆。（2）本日由长江上游抵沪之日舰，计9艘，连原有在沪之日舰3艘，合计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计3000人。
　　几天之后，张治中将军又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日军不仅舰队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已经由龙港向上海市内前进，更有虹桥机场上空连续出现“不知国籍”的飞机多次盘旋。“据称日陆军省于今晨4时，对53岁以下的人进行了后备动员&&”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更让蒋介石心头一震：小日本真的想吞下大上海了！
　　我方不是没有动作。此时的蒋介石及幕僚们对形势的估计并没有错，于是密令张治中迅速在苏州一带部署，并准备在江阴封锁长江，命令3个教导师2个炮兵团（这些炮兵装备都是德国货，并不比日军的差，一团是口径100毫米的加农炮，一团是口径150毫米榴弹炮）向上海推进。8月11日夜，张治中的司令部移至南翔。第二天即12日，张治中及时对我方兵力作了重新布置，并向蒋介石报告。
　　12日晚，我方战将王敬久、孙元良两师长分别率领87、88师抵达上海江湾一线，兵陈吴淞，完成长江航道阻塞任务。此时的日本东京，已获悉我军用意，内阁紧急决定组建派遣军连夜出征&&
　　“各位将士，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持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之岁月&&”大战之前，张治中将军慷慨激昂地对他的部下宣誓道。
　　中日两国之间的又一次大搏杀即将拉开血幕。日本方面更是志在必胜，开战的第三天，便设立了由天皇亲临指挥现场的大本营。此番设置大本营，可见日本从吴淞大战的血幕拉开之日起，便准备了与中国全面开战的举国之策。
　　日，中日淞沪战役正式爆发。此次为我军先发制人引爆了战役的开端&&当88师孙元良部队向敌方在上海八字桥的海军陆战队百炮齐鸣的一瞬间，那在我将士们心中囤积许久的仇恨与怒焰如火山爆发之势，震得日本兵丢盔弃甲！
　　呵，“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与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我军将士一边向敌人开炮，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一年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在看望华北前线将士们时所讲的话。
　　八一三淞沪战役持续整整三个月，一直打到这年的11月12日。纵观此役，我方先后投入的兵力达50个师、70万人。日方共增至10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兵力不下30万人，更有大炮300余门，战车200辆，飞机200架，兵舰数十艘，日自夸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双”。在整个淞沪战役中，不能说蒋介石不卖力，从实际情况看，他其实也是尽了全力，一是亲自指挥了此次战役全过程，二是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也都投入了战场。最终老蒋失败，乃有一大失误，即战机的贻误。如果趁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充足,在8月13日之前的数日开战，则战局形势可能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我军的装备和海军力量、空军力量较之敌方差距甚大，再加上第三阶段即11月7、8、9三日的最后决战中，由于日方第10军的突然出现，苏州河南岸的我军一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从而战局迅速发生变化。11月11日，日本藤田进的第3师团攻进上海市区。第二天，上海完全陷落。
　　蒋介石决意在淞沪狠打日本人，一为挽回自己的“抗日”名声，二是轻信了身边宋子文这些人向他提供的“3个月内，日本将处于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这一不实情报，三是原本期待此役可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获取盟友的出兵干涉。这三个原因中，老蒋最期待的是第三个，但苏联与美国都没有给蒋介石面子，德国人倒是出力不少，不过主要是为了赚老蒋的钱——当他的军事顾问、做他的军火生意。当时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人数达几十位，他们大多数是退役将军，与蒋介石政府签有私人聘用合同。
　　淞沪战役，日方伤亡5万余人，我方的伤亡数是其5倍，25万余人。
　　尽管淞沪大战是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此役仍然在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一是张扬了民族气概，粉碎了日军由华北长驱直入武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二是它争取了三个月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日后中国长期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三是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并且造成了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不足，为之后的山西决战准备了时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民拼死抗日的决心与精神，洗刷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人的耻辱史，从而也坚定了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淞沪“战斗中，将士们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时的死数以千人计，牺牲得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严重不如人意的情况下，仍顽强地和日军争夺一村一镇，并常常为一个阵地进行反复较量，白天日军攻占，晚上中国军队又把它夺回来，双方军队的伤亡都很大。在此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主力各师都补充了四五次，后方各省的保安团整团整团地补充上去，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2/3，旅团长伤亡也达半数”。（杨树标、杨菁《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1页。）
　　倾全国之精锐部队，苦战三个月，没守住大上海，如今全线撤离淞沪战场，蒋介石何以面对上海市民？
　　11月12日，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以政训处的名义，在《申报》上发了一份《告上海同胞书》：
　　亲爱的上海同胞们：
　　我军因为战略上关系，暂时从上海附近向后撤退。我们一方面用全力巩固第二阵地，必定在最短期内积极进取，来收复我们淞沪。我军这一次的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从这时候方开始，这是同胞们所已确实认识而能格外奋勉的。我们军队和上海同胞别了，回想到三个月的抗战，我上海同胞不避危险，不分昼夜地和前线努力协助，前线一切需要，都能如响斯应。战区附近，牺牲非常惨烈，而军民合作抗敌的精神，愈久愈坚，这种义勇和热情，是我全体官兵所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
　　我军虽然暂时撤退，我们一刻不能忘记我们的同胞。在我军撤退上海的时候，敌人对各位同胞必然施用种种的压迫和引诱，这在我们是十分的悲痛，非常的挂念。但我们相信爱国的上海同胞，现在虽然处境很艰难：意志一定是坚决的。我们竭诚盼望上海同胞们始终抱着牺牲抵抗的精神，互相扶助，互相勉励，个个人当作自己是战场的兵士一样，誓死反抗敌人到底。上海同胞们一定不会忘却三个月中间军民死伤的惨烈，而继续发扬先烈的精神，上海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集中发扬的中心，上海的同胞们要立志作国家精神上的长城。
　　同胞们，我们军队和各位暂时小别了，我们满腔怀念着各位同胞的痛苦和牺牲，对于同胞们所已表现的爱国精神，不是言语所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于万一。我们永远纪念着同胞的鼓励，一定要再接再厉，奋斗到底。我们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我军在嘉定、南翔的阵地上，仍然望得见上海，我们殉国将士的灵魂，也仍寄托在上海，我们热烈抗战全国一致的一颗心，也始终离不开上海的同胞。我们和各位同胞的精神，相互永远的联系着，我们结成一条心，合成一个力，抗战一定胜利，复兴一定成功。我们军队一定在最短期内收复淞沪，来报答我们同胞，我们决不辜负上海同胞的热望。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
　　11月12日政训处的几个秀才还真写出了一份冒着一些热气的文告书，但上海市民读完文告中那么多“一定”后，直骂蒋介石“讲的就是一句空话”，直骂“小日本总归不得好死”！
　　上海失陷，首都南京即在敌人的眼前。中国的真正苦难由此开始——
　　“打！支那人以为我们日本军是泥做的，所以他们才如此狂妄地想把我们赶出上海，那是白日做梦！”“支那人”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
　　“对，我们决不收兵！打到南京去！活捉蒋光头！”
　　这是日军一批年轻军官在攻占上海后，在当晚喝酒时你一句我一句的情景。胜利后的狂欢中，有人举起酒瓶，然后高唱《同期的樱花》——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花开自有花落时
　　就让我们为了国家壮丽地飘落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兄弟深情使我们血肉相连
　　共同的气息让我们无法分离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抬头仰望南方晚霞似锦的天空
　　有一架战机没能返航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校的庭院
　　誓言共死的一天还没来到
　　为何就提前凋谢离散
　　不能不说日本旧军歌在鼓舞士气上颇有杀伤力，尤其是对那些年轻军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它绽放时有种冷艳之美、寒光之秀。日本兵将自己的生命比作樱花，外人觉得有些不可想象，他们的武士精神也很吓人，失败了、受辱后就得剖腹自尽，这种传统在日本军人之中极为盛行。笔者以前不懂也搞不明白，在写作此书时，正好看到一部叫《最后的武士》的电影，讲述的是19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军人欧格仁上尉被日本武士部落的人俘虏后所经历的故事。在武士部落里，武士领袖胜元大臣把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告诉了欧格仁：武士道精神就像樱花一样，每吸一口气、每凋谢一次，就是生命的一种醒悟。失败对武士来说必须具有耻辱感，有耻辱感就该自尽，自尽和被敌人杀死都是一种耻辱，战死在战场是很光荣的事。这便是武士道的信念。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武士道便成了效忠天皇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侵略工具。
　　侵华日军的年轻军官们在日这一夜，借着胜利的狂喜和上海外滩优美如画的景色，纵情地抒怀着自己作为天皇的帝国军人的那份武士道精神，他们或挥着战刀，或举着酒瓶，歇斯底里地高喊着“占领南京”的口号，目中无人，举枪就射，仿佛明天天亮时，他们便能看到太阳旗升起在紫金山上。
　　实际上，刚开始日军并没有制定攻打中国首都——南京的计划。淞沪大战结束，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兵力消耗极大的日本军部迅速向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在杭州湾登陆的第10军司令柳川平助发出命令：“扫荡上海附近之敌，战线在苏州、嘉兴以东。”其意显然是想喘口气，等待时机再“重惩中国”。然而，远离本土、刚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平助的第10军居然拒绝了这道命令。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狂热的日本青年军官认为：刚踏上中国国土即停止作战是件让士兵们无法接受的事。于是11月15日，柳川平助撇开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独自临时召开扩大会议，允许中队长一级的下级指挥官破例参加会议。会上，一些年轻军官提议：“不要去管松井石根这个退役老兵的话了，我们第10军独自向南京方向挺进。”
　　“此机不择，再等何时？”
　　“对，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我们到南京后再向本部报告也不迟！”
　　年轻军官们挥动着战刀，在柳川平助面前怂恿和宣誓道。
　　“哟西——向南京前进！”一片战刀的寒光下，柳川平助的眼珠贼亮。
　　就这样，一个疯狂而冒险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原本作为配合松井石根的第10军，现在变成了独自长途奔袭南京的主力，无论是粮食还是弹药都无法给予他们战斗保障，然而被“荣誉”和武士道精神塞满头脑的第10军将士们，将这些困难变成了另一种战斗动力：“粮食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毫无疑问，此时的柳川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亡命之师。亡命之师何等可怕！
　　战刀已出鞘，血腥怎可掩？
　　在第10军疯狂进军南京的5天后，也就是11月20日，远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参谋次长多田骏得知柳川部队已扑向南京后大为意外，立即命令停止行动，但柳川毫不理睬。
　　“大将军，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他们是想抢在我们前面去摘战果给天皇，我们不能让这等好事独给柳川！”获悉“友军”第10军已向南京进军的消息后，上海日军主力的高级军官每天都在向司令官松井石根提出请求，要求尽快抢在柳川部队之前进攻南京。
　　其实，身为日内阁大本营派遣上海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早知柳川部队的动向，只是这只狐狸一直在忖量着到底发不发兵南京。了解松井石根的人，知道这是他的一向作风，而松井石根自己更清楚，眼下日本国天皇和参谋本部对华方针还处酝酿之中，淞沪大战后到底下一步方向往何处走还不清晰时，他身为日军在中国华中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自然需要三思而后行。
　　这里必须让读者对松井石根作一些深入的了解，因为他是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统帅和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而处绞刑的甲级战犯。这人在日军与我军开战前几天才重新复出军队并被天皇任命为“日本上海派遣总司令官”，当时59岁，瘦小老头儿一个，却是个标准的“中国通”。1878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的松井石根，是著名汉学家松井武国的儿子，其先祖曾是日本的名将。松井石根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日本陆军大学，同期成绩第一。他与中国关系甚密，早年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孙中山在日本时，松井石根给予了很多支持。可以这么说，民国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很多都与此人有过甚密交往，连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大对手蒋介石，松井石根也没有少帮助过——蒋在日本留学时，据说曾有两年时间是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可见这对“老对手”还是关系相当的难兄难弟。1915年，松井石根出任日在上海驻军的武官。1922年调任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次年晋升为陆军少将，5年后成了日军中将。1933年，松井石根任台湾驻军司令官，同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因为日军内部的矛盾等原因，1934年8月，松井石根退出军界，转而在政界活动。
　　退出军界的松井石根，巧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成立的“满洲国”尚不被国际所承认时。日本政府对此在外交上很伤脑筋，于是松井石根自告奋勇向首相提出自己与中国当局关系密切，可以想法让中国政府自己认可“满洲国”为“既成事实”，这样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不就可以很体面地让国际社会承认嘛！日本政府的算盘这么打，所以松井石根这位“中国通”的老将军也便有了用武之地。1936年初，松井石根以私人身份开始了长达数月在中国的游说，且与蒋介石有过深谈。老蒋当时因日本一再地侵犯中国领土并不断挑起事端弄得里外不是人，故而也没有给“老朋友”松井石根多少面子，尤其在让他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老蒋涨红了脸，对松井石根说：“你让我承认&满洲国&，就等于允许外人扒我祖坟，也等于吾人自己打自己耳光！九一八事变时，我已经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了，你们把我的东北三省吃掉了，我痛得牙根常常&嘎嘎响&，还要常常被共产党等人骂作&不抵抗&的卖国贼。你说，你换成我，你能承认这样的&满洲国&吗？”蒋介石如此“掏心窝”地跟旧友一番直截了当的话语，让松井石根一下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无法完成了。在离开南京的那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其实蒋是十分清楚地告诉了这位日本说客的，只是松井石根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大失颜面而已，他原本以为凭他与中国各界要人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其承认或至少在国际场合不怎么反对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然而中国的“老朋友”没有给这位日本说客一点面子，这让自认为是“中国革命之友人”的松井石根很下不了台。“忘恩负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国的路途上，松井石根连连发表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大意是：中国民国政府的现任当政者，已经把他和日本当年曾经如何扶持孙中山等闹革命给彻底地忘了，既然如此，这个与吾等“不友好”的政府和国家，早晚会受到惩罚，以便让他们清醒。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之势已迫在眉睫，而淞沪大战打响后，日本当局迅速派一名中国通的大员出任前方总司令。松井石根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又被内阁召回到军界，出任日军上海派遣部队司令官，率第3、11两个师团，以支援原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一位退役老将军担当此任，是有其考虑的：一旦在上海引发战事，国际社会必产生强烈反弹，尤其可能引起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出兵，这样日本的“大东亚”计划将彻底毁灭。这是日本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上海这块肉既必须拿下，又不能惹怒“老毛子”（苏联人）及国际社会——日本政府的棋是这样下的。上海失守前后，蒋介石“比较努力”（2）　　“此番既去之，无论如何是要打到南京去的！”当时大本营给松井石根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样的军令显然是对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作出了限制，具体限制是给派遣军划明了“上海周围”之线便是苏州至嘉兴范围的战略限制线。但松井石根在东京出发前上火车的那一刻，同前来送行的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说了上面这句话，令首相和在场的日本要员暗暗吃惊，尤其是外交人士对他悄声劝语：“老将军，你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哼，中国的事我比你们都清楚。”松井石根不屑一顾地看了看劝他的人。
　　松井石根确实对中国的事和中国的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淞沪大战的三个月，中国军队虽有勇却仍然不敌对手，尤其是后期阶段，可谓兵败如山倒。因此松井石根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领导这个国家、指挥中国军队，我大日本便能无往而不胜！
　　“汗了戎衣四十年，兴亡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当听说新登岸参战的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时，松井石根这几天一直在盘算到底出兵否，最后他在吟咏自己出征前写的这首“自勉诗”时，断然决定：“占领敌国首都，迫使中国屈服。”
　　作为军人，在异国打仗，还有什么比占领敌国的首都更“至高无上的荣誉”吗？从军40余年的松井石根，自知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作为军人为天皇和国家“效忠”的机会了，故而最终他下了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
　　既然前线将士志在必得，参谋本部有何阻挡理由？日本最高统帅部迅速调整决策，批准了松井石根的请求，并任命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则任日“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统领上海派遣军和柳川的第10军等所有进攻南京的日军。朝香宫鸠彦王其实是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因为他与天皇是亲戚，所以在战后清算战争罪行时他逃过一劫，活了93岁。日本王室和与王室沾亲者不被追究战争罪行，是东京大审判的一大缺陷，也给战后的日本在今天有那么多右翼势力叫嚣军国主义复兴提供了土壤。这是后话。
　　日本大本营根据松井石根等前线将士的报告，为全面进攻南京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组成了分别有朝香宫鸠彦王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团”与柳川平助率领的第10军。这两支军队中，中岛今朝吾和谷寿夫率领的日军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部队，也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王牌军。
　　进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有10万余人，还有数十艘军舰。
　　我们再来看当时淞沪战役之后的中国局势——
　　这时的1937年距年末仅有一个多月。大好河山连连失手，平津之役大败，上海又失，中国几个最好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让日军占据。在进攻南京计划获得大本营的批准后，侵华日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虎狼的血口已张，我首都南京危矣！危矣！
　　这个危非一般之危，因为从上海到南京，走火车很快；走水路，如顺水而行，也就两天之程，逆舟而行，一周时间也可抵达。即使步行，最多也就十几天时间。更何况，从上海到南京，除水路外，皆为一马平川，若有铁骑战车，不用一天，便可直抵紫金山。
　　一国之都，岂能如此轻易让敌国军队得手？然而面对松井石根、柳川这样的虎狼，我等有何力挽狂澜之势？
　　现在，攻打南京的是“恩师”和“中国通”，守在南京准备决战日本军的偏偏是“恩师”的朋友与学生辈的“日本通”：松井石根和蒋介石之间的这场“知恩报怨”的中日大战，一开始就非常有戏剧性——当然是场悲剧，这场悲剧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依然各自不依不饶地死咬着、斗争着。当然，罪在日本。
　　欲给当年的“学生”朋友致命一击的日军松井石根大将，因为想夺得生命中最后一次“至高无上的荣誉”，故而根本没有将对手蒋介石放在眼里。“鄙人以状元的成绩毕业于大日本军校时，他蒋介石还小着呢！”挥刀向南京出征的路上，松井石根心头这么想着。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坐在日本火车上连怎样下站都不知道的“中国乡巴佬”了，现在他是堂堂中国元首、数百万中国军队最高统帅，他岂能容区区岛国的“倭寇”在自己头上拉屎！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是蒋介石在23岁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给表弟单维则写的一首诗。有道是“诗言志”也，蒋介石年轻时虽崇拜日本，同时也非常痛恨日本看不起中国的蛮横行径。
　　早在1907年，蒋介石在清朝政府办的保定通国陆军学校速成班学习时，有过一件事。一天，一位日籍军医在讲微生物时，一边指着摆在讲台上的一块泥土，一边说：“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这里面有四亿微生虫。”这位日本军医继而说：“这可以拿中国来比喻，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地里一样&&”“老师，你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突然，课堂上，有位年轻学生冲到教桌前，“啪啪”几下将那块泥团分成八块，转而怒发冲冠地责问道，“日本的人口是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里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人吗？”“你你！你大胆！”这位日本军医的脸涨得如猪肝一样，中国学生哄堂大笑。在当时，有谁敢跟日本教员顶撞，是要开除学籍的，但后来学校校长一调查，认为这位学生是出于爱国之心，所以便大事化小了结了。而这事让这个学生出了名，他便是蒋介石。
　　当代中国人对蒋介石的了解多数是负面的，其实在整个抗战期间，蒋是中国的领袖、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代表国家形象，成与败、荣与辱，皆与他有关。我们客观地了解蒋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日决战中的表现，也应算是持一种唯物主义的公正的民族史观。
　　如果说蒋介石一直不想抵抗日本侵略者，或者畏惧日本，那是不公允的。在日本数年的军校生涯和在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见习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对日本军队是比较熟悉的，那种严明的纪律、细致的管理模式、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意志和刻苦训练及精良的装备等，都给蒋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基于此，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从内心深处已经真正意识到：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这个曾经的“学生”留面子了，“吞我河山之心必然”已成日本的基本国策。可怜我一团散沙，各路军阀互不相让、不听从指挥&&蒋介石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一直困扰着他的“卫国布局”。他心头还有一着棋是期待北边的斯大林和大洋彼岸的罗斯福两位强国元首支持。蒋是个好面子的人，美国方面他让自己的女人宋美龄出面，斯大林那边则有自己的儿子在周旋，当然除此还有给这两个大国实惠的地方：美国人爱做生意，那么我让给你巨大的中国市场；苏联人早死盯着外蒙古的大片土地，虽老蒋对祖宗留下的大片草原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可假如江山没了、总裁的宝座没了，那面子还有啥用？
　　1937年初的蒋介石，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一点儿元气，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家局面尚处维持现状之势时，日本人又闹出个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能不火冒三丈吗？
　　“倭寇犯我中华之贼心不死，吾当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的蒋介石是清醒的，而且也已有所准备，且这种准备从某种程度上讲算得上是“周密”和“提前”的。考虑到中国内战频发多年、国内人心涣散、军阀各自为政的实际，蒋介石了解日本，故在与日本尚未公开宣战前的两三年里，便暗地备战。其中之一是聘用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其二是派他的浙江老乡翁文灏主抓从德国进口军火装备。
　　据资料显示，1937年前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军火、兵工及重工业设备，不下2亿马克，其中军火装备占多数，蒋介石确实装备了一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战役里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致使日本兵大伤元气。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里，重视与德国之间的军事与贸易方面的关系，所以中国特别是首都南京在抗战前夕出现了一大批德国人，后来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拉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是后话。
　　我们来说说德国军事顾问。
　　抗战前后，在蒋介石身边有几个重要的德国军事顾问，其中有名的一位叫法肯豪森，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此人为中国抗战立下巨功，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诱敌深入”的战术就是法肯豪森出的主意。更可贵的是，在七七事变后，这位德国军人曾直面批评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抵抗政策，并多次警告蒋“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含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还有一点更值得肯定：法肯豪森虽为希特勒政府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却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二战后，法肯豪森出任中德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在柏林去世，终年88岁。
　　法肯豪森是位职业军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他曾到过中国，后在德驻日大使馆任武官，是位通晓东方语言的军事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肯豪森当了德国步兵学校校长。1933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尤其是像法肯豪森这样的职业军人，又有军校校长的经历，加上对中日文化和军事的熟悉，故法肯豪森一方面让蒋介石国民政府出钱装备先进的德国军事武器，另一方面更多精力放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布置对抗日本人的一系列军事措施上。蒋的军队在法肯豪森等一批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影响下，确实得到了整顿，战斗能力大幅度提升。鉴于日本日益剧增的吞华野心，法肯豪森在1934年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拿出一个保卫南京的军事计划。蒋对这位顾问的话是听进去的，并马上责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初步方案。这年8月17日，法肯豪森看了谷正伦的方案后，作了充分肯定：
　　对警备司令谷司令掘一长濠并积土筑一高墙于雨花台周围及天堡城至太平门外公路之建议，鄙人完全赞成贵厅签呈主张。
　　鄙意若为防敌侵袭首都，无需偌大工事，工程既大，需费必巨，需时甚久，需力甚多，转不如用以构筑新式而有效之防御工事。试一推算崎岖之岩石地中，需动何种土工，不难测知。
　　此种工事，用以防御战车，效力之大，自不可没，惟遇敌轻袭，一时未必用战车参加，更未必在建议地区。
　　若对正规之围攻军作战，则此种工事，苟中十五公分之榴弹数枚，顷刻倾坍，无甚价值，故鄙意以为不如仅采用加坚之野战工事（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观测所等项），于可能范围内构筑或准备铁条及他种障碍物，如汜滥、蹈发地雷、触发地雷等，尽量向纵深地区逐渐增加。
　　鄙意以为此种办法比原议之效力大，范围广，用途多，而造成一种速成而需费无多之掩护，更形重要&&
　　正是有了法肯豪森的建议和对初步方案的肯定，国民政府军事参谋本部也随之在1934年就有了第一个《南京防守计划》。这个计划从“敌情判断”、“防守方针”、“指导要领”、“兵力部署”、“水雷阻塞”、“防空”、“交通及通讯”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安排。
　　就这份《防守计划》而言，总体战略安排并没有特别不妥，问题是后来的形势变化和老蒋手下的那些实施这个计划的具体人身上出了大毛病。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个部队在守城时发现他们的水泥防御掩体，除了表面有一层水泥之外，里面竟然尽是竹竿等物，别说敌不住小鬼子的隆隆战车，就是子弹也抵挡不住呀！难怪守城士兵直骂老蒋和当官的是“拿我们的性命来养肥他们的家业和狼心狗肺”。
　　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及他的同僚们在对日开战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并存有幻想，因此在实施防御备战中不那么有力，导致了日本人杀到门口时束手无策、慌乱一片。
　　淞沪战役之前，面对强大的日军，蒋介石听进了法肯豪森的“以广阔之疆域，拖垮之后勤供应困难的日本”之“持久战”建议，并且也作了兵力和战术上的布置，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其中东正面即江苏区和浙江区，包括上海。首都南京是蒋政府的总部，但由于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没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京的计划其实在蒋介石心中早已有后备方案，但作为一国之首都，不保南京，显然无法向国人交待，更有损“国体”与“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保卫南京”问题上一直调子很高。
　　从7月11日至8月1日的22天时间里，统帅部连续开了22次军事会议，每天研究敌情和七七事变后的前方形势，结果由于军力较弱和战略失误，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眼睁睁地看着平津失守，日军又在东边起兵滋事，在最后几次军事会议上已经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备战问题。可是，疯狂和野蛮的日军并没有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任何喘息时间，一步更比一步紧地向中国军事和政治中心——南京进犯。
　　8月12日，上海告急，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和军政大员们召开国民政府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抗战大计，并推荐蒋介石为陆海空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老蒋说：“现在都啥时间了，搞那么多名目有何实用？别再给我弄个大元帅的名堂了！有最高统帅部便是。”
　　也是。同僚们表示赞同。于是除了蒋之外，最高统帅部内设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之。当即，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锁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日刊社，第388页。）可悲矣，上海前线失守，“巩固首都”一事即成泡影！
　　南京危矣！
　　2. 空袭从8月开始
　　南京也算是笔者的故乡。南京更是朱成山的故乡。朱成山后来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搞成中外著名的场所，与他对南京这个城市的感情有关。他说他的爷爷在当年日军侵占南京时就在市中心新街口的一家银行上班。“日本人打来后，爷爷逃回了老家六合。爷爷常说，日本兵杀人如麻。”数十天后，他爷爷回到南京时还到处能看到暴露在外的一堆堆尸体。朱成山因为爷爷在南京工作的原因，从小在南京长大。后来在南京当兵，转业后又很快当上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他是属于命里与“南京大屠杀”结缘的南京人。
　　在我写作之中遇到的许多南京人，他们说起“爷爷辈”的事情时，几乎都能说出一段段各不相同的有关日本人在这个城市留下的罪行。
　　日本人最先对南京犯下的罪行是8月初开始的大轰炸，因此南京保卫战其实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这一年——日即淞沪大战的第三天，日军战机便开始向南京实施大轰炸，而制定轰炸南京的计划则是在9天前的8月4日，日本军令部次长已经向在华的第三航队司令部发出了战斗指令，要求他们立即制定攻击南昌、南京、句容、蚌埠、广德和杭州的空袭计划。首次攻击南京的是第一联合航队的木更津航空队。
　　上海的中日大战刚刚拉开序幕，小日本的军机就将目标直指近在咫尺的首都南京。下面是一个名叫中佐阿信夫的人在他的《支那事变战记·海军航空战》一书中所描述的日军首次袭击南京时的场景与心境：
　　第一回渡洋爆击南京
　　（1937年）8月14日以来开始了我海之荒鹫的渡洋爆击行动。当天目标有杭州和广德。翌日扩大到杭州、南昌、南京等地。
　　在此行动中，空袭中国首都和军事中枢南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精神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这天上午9时半许，我海之荒鹫越海长驱，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南京上空。南京城在暴风雨中摇摇欲摧。这里，并非晴天霹雳，而是在大雨中突然听到雷霆。许多炸弹从云中落下，敌军狼狈不堪，南京市民惊愕不已，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这也不奇怪。
　　我海之荒鹫穿破密云急速俯冲，一机又一机，一队又一队，在南京城头穿梭一般掠飞，坚决对准敌人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果敢猛烈的轰炸。下边警报汽笛声大作！从紫金山开始，然后是从围绕着南京城的防空阵地上，中国兵用枪炮向我低空飞行的海之荒鹫胡乱地射击，炮声和炸弹爆炸声在暴雨中混成一片。
　　敌10余架轻快的战斗机，迅速起飞努力进行防卫，在雨中的南京上空展开了极为壮烈的空战。
　　那时，我机队对南京城内外敌航空基地的飞机库实施轰炸，炸毁了3栋飞机库及其指挥所，还有库外的飞机8架以上。
　　这一天，在南京及苏州上空的空战中，确实击坠敌机9架。
　　这第一回空袭南京行动，无论是在我国的航空史上，还是在世界航空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一大历史壮举。
　　然而，为了这个伟大的战果，我军也付出了出乎意料的巨大牺牲。昨天以来，我军损失了8架飞机，机上可贵的空中勇士也大部分阵亡了。
　　他们的牺牲，主要由于天气浓云密布，以及在对敌军事设施和机关目标实施超低空轰炸时，受到敌人防空炮火有力打击的结果。
　　这种掠过南京城头的英勇的超低空飞行令世人震惊！由于天气不好，有可能危害到非战斗员及第三国国民，我们从皇军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影响出发，对此后果进行了认真考虑。
　　我们第一回空袭南京的伟大战果引人思考。我们对一去不归还的荒鹫上的英灵充满敬意。让我们听一听关于实战的谈论吧！下边是越洋空袭南京的官兵们在士官室里的议论。
　　司令说：“至今为止，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对南京的第一回轰炸。大家第一仗，就冒着猛烈的台风，大举进行从未进行过的越洋空袭。而在此前的13日中国空军重型轰炸机夜郎自大地在上海上空逞威。这令人十分遗憾！因此，大家都下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壮决定！我认为，大家在暴风雨中干得太棒了！当然，在第一回行动中，我机队牺牲很大，这决不会忘却！”
　　接着，一名荒鹫队员谈了战斗情形：“接到司令的攻击命令后，我们机上的人都不折不扣地勇敢行动起来。海上视线极差，乌云翻滚，飞机高度仅70米，可以说是贴着海面飞行的。风暴异常凶猛，真担心机翼会折断，但它却很坚固。
　　不知不觉，我机队已飞到了大陆，发现了著名的太湖后，将飞机拉高到300米。这时，有3架敌战斗机勇敢地冲了过来。空战进行了30分钟，我看见了1架敌机坠入湖中，另有1架在田地里迫降。
　　此后，我机队飞至长江上空，高度降到200米。我机队沿着通往南京的一条大道直逼南京城。
　　云层仍很厚，我机贴在云层下400～500米的高度飞行。
　　我机队Y分队的飞机轰炸了明故宫机场，Ⅰ分队几架飞机轰炸了大校场机场，炸毁了许多飞机库及在停机坪上的敌机，在明确战果后，它们返航了。
　　下关、紫金山及机场等处防空炮台上的高射炮和机枪对空中进行了猛烈射击。
　　我位于分队的首架飞机上。轰炸过后，正与敌5架战斗机遭遇。经过一番空战，击坠了2架敌机。我分队的第4号飞机发动机好像中弹了，渐渐同机队拉开了距离，终于被敌机集中进攻，起火落地。
　　当时，我的1号机也多处中弹，侦察员渡边曹长中弹阵亡。接着，发动机也中弹了，只剩一台可以工作。因此，飞行速度骤减，高度也不断下降。将机上重物全部投弃后，飞机维持了100米左右的高度，飞到太湖附近。
　　为了保护指挥官座机，2号、3号机数次折返到我的机旁。尽管我命令它们立即返航，但它们仍飞回来。这样下去，我分队必将全部成为敌机攻击的牺牲品。于是，我强令僚机先行飞去，我机则用一侧的发动机，以一半的速度，勉强维持了150米高度，单独返航。
　　由于无线电收发报机中弹不能用，所以我一时产生过悲壮情绪。但是看到部下都沉着地执行着各自的任务，我感到一定能冲破敌人空域平安返航，而决不应有绝望之念。
　　当飞机在济州岛基地着陆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平素训练的结果和部下的信赖。”
　　司令一直听他讲完后，又说：“你在电报中报告称，我机现正用单引擎作单机飞行，航速X公里。此后几小时没有再报告一句话。我失望了，误以为你的1号机同4号机遇到同样命运了。哈&&”说完后，惨笑了。
　　这一天，受损失的还有I分队和H分队。H分队长说：“我分队飞至中国大陆时，什么也看不见，并且与别的分队分开了。这时，我透过云层见到了芜湖市街。我曾想过，就顺便将这里的机场炸掉吧！但又一想，对南京的第一击是大事，所以没有随便投弹，一路飞向南京。
　　不久，见到了明故宫，于是在500米高度轰炸了地面的敌机。
　　紫金山上射来了猛烈的炮弹。我机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一圈，发现了大校场机场后，投弹将地面4架敌机完全炸毁。
　　这时，敌军的五六架飞机前来挑战。经过空战，击落了其中的3架。此时，我分队的4号机中弹起火，倾斜逐渐下坠，着地时燃烧起来。在此前后，2号机也坠地起火爆炸。
　　完成了轰炸敌机场的任务后，我想无必要在低空受敌炮火伤害，便毅然拉升飞机高度，飞入云中。
　　进入云中后，外边什么也看不见，与3号机也飞散了。虽然通过无线电报得知该机平安，但此后3小时的盲目飞行非常困难。
　　不是悲观，只是与战果相比，我分队损失比其他分队多一倍。回想起僚机坠落情景，返航时我一心想下次一定要狠狠报仇！
　　司令接着说：“对南京的第一回轰炸，由于天气恶劣，云层低，又都是实施低空袭击，因此对敌人打击很大。然而，我们也遭到了损失。报仇之举就是对南京第二回轰炸，这样大家可以出出气了。”
　　以上是第一回轰炸南京的情况。
　　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战时旬刊》［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二十八日］上转录日本《亚细亚》报刊发的日军战地记者采访日空队长平本谈第一次轰炸的“战斗经历”，题为《小小地轰炸南京》的文章，同样记录了日军飞行员首次轰炸南京的详情。
　　从以上日军现场所述可以看出首次轰炸南京时的强盗心境，“激动”和害怕、“胜利”和惨败皆能详尽一睹。这些来自敌方的真实记叙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当时其实也不含糊，尤其是防空力量的坚决反击，给予了日本侵略者最沉痛的打击，这与之前蒋介石他们事先安排的首都防空计划有关。据笔者查阅到的，日方第一次轰炸南京的飞机共20架，由木更津航空队林田少佐指挥，上午9时从日本本土的大村空军基地起飞，横跨东中国海，直抵南京。下午2点50分到3点半之间以南京机场为主要目标实施了轰炸，晚上9点20分才回到本土，被我方击落4架。
　　8月16日，日机再次准备袭击南京，由于海上台风起，日军机临时改为轰炸苏州机场。两天下来，日军机损失很大，担任空袭南京的木更津航空队由20架飞机减少到了8架，“这是由于在恶劣的气象下，断然进行白天和黑夜低空攻击的缘故”，日方这样称。损失数量如此之多，给日军的心理上打击很大，“由于牺牲的增加，使对渡洋轰击产生不安情绪”。于是，日大本营调整轰击战术，尽量少用本土上的军机进行隔洋袭击和低空轰炸，改用驻台湾机场的军机飞抵中国大陆。
　　此间，中国空军尚有战斗力，因此日军机轰炸南京，中国军机除了出击迎战外，也向日本在上海的部队驻地发起攻击。那些日子里，京沪杭大地的上空，真正是演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日大空战。至18日前，双方不分胜负，虽然中方地面损失很大，但也消灭了日空军的有生力量。19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原因之一是日海军成功破译了中国空军的部分密码，故能迅速准确地察知我空军战机的移动和集中情况。得令的日军在这一天下午开始轰炸南京城里的火药库，随后又在黄昏时轰炸了军官学校和兵工厂，同时还袭击了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好在南京的对空防御设施尚有还击之力，这一要害部门并没有惨遭严重破坏。
　　然而，日本兵是如何得意呵——下面这段描述，还是那个平本向他们的战地记者描述19日那天他参加 “第二次轰炸南京”的战斗情形：
　　&&一切我们都报复了。这是4天之后的事情。
　　天气已经晴朗了。我们准备在日落不久之后轰炸南京，我们从容地就飞到了。正和我们第一次轰炸南京一样，我们环绕着这个城市飞行了许多次，仔细地选择了目标。从紫金山，从城墙上，以及从城内，所有的高射炮都对准我们开起来了。夜空中突然间布满了从高角度的高射炮和机关枪中放出来的子弹，死亡整个地控制了这个古老的城市。
　　可是这些子弹好像几万颗五光十色的繁星同时在这城市所有的上空爆发起来。如同东京一年一度的，我国小孩子们所喜爱的大放烟火的奇景，与这比起来，简直是一根将熄的火柴的最后一瞬而已。红的、蓝的、橘色的火焰在不停爆炸着，布满了南京的夜空。
　　8时过了一点，我们找到了南京中央军校的一丛建筑，于是请它吃了10颗炸弹。所有这些建筑，一时间都化为灰烬。然后，我们又转向参谋本部的建筑，也请它吃了10颗炸弹。在又做了几件轻松的工作以后，我们飞向家乡了。
　　晶圆的明月在我们的上面，笼罩在无限的银光之中的大海在我们的下面。而最妙的是，第二次南京轰炸，我们未损失一机。因为这一次日本的“雄鹰”十分完好。在飞机里面，一共4个飞行员，除了驾驶员，都受了天赐的一场无梦的甜睡&&
　　强盗如此得意忘形，而我堂堂一国之都，每天遭受强盗的空中大轰炸，惨不忍睹！自8月初日军空袭开始，古老而美丽的南京城，从此变成不堪目睹的火海与废墟&&生灵涂炭，一片狼藉。
　　心中闷闷十分忧伤，
　　我要轰轰烈烈而亡。
　　决不能就是这种样！
　　决不能就是这种样！
　　这显然是首“打油诗”。但写打油诗的人此刻却紧握铁拳，想把小日本鬼子砸个稀巴烂。他便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面对敌军狂轰滥炸，巍峨挺立的冯将军内心涌上一番有劲使不上的痛苦感觉！
　　从8月至11月13日淞沪大战结束的三个月里，日机除了阴雨天和台风时，几乎天天“光临”。南京人在那段时间里的苦难与无奈，只有南京人自己知道。面对日军如此猖獗的野蛮行径，当局和高层及知识界是如何应对和看待的，则是笔者很想知道的事。恰巧在写作此书时看到了郭沫若先生在1937年9月下旬来去南京时所写的一篇题为《在轰炸中来去》的文章，甚为兴奋，摘其中几段给读者——
　　二十五日的南京特别晴朗。一大清早起来便有人在说，今天恐怕有敌机来袭。果然，在九点钟左右，我正要乘汽车去访汪的时候，同居的人说，警报来了。——这警报在我半聋的耳里，实在什么也没有听见。
　　据我所看见的说，开始是有十一架敌机飞来，由南转向东城去预备散开，四处埋伏的高射炮一时震天响亮，炮烟在敌机的队中穿插。烟云和机影密接着，不易辨别清楚。
　　忽然有一声炮响得特别着实，敌机队中的第十架带着一股黑烟，像彗星一样坠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坠落了一架。友海高兴地向壕里报告。
　　敌机被打中了一架之后，其余的散开了，高射炮烟和它们角逐了一会，它们又各自逃窜了。空中的音乐告了一次中休。我和友海，索性离开了土壕，踞在土丘上瞭望。街道上除掉警卫的士兵之外，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切的交通机关早已绝迹。
　　寂静的街，万籁无声的海，但在这无声之中有意志力的波涛澎湃。
　　不一会又有一队敌机飞来了。这次是十五架，依然是由南而来，却转向城西北去散开。高射炮烟更加肩摩踵接地和它们角逐。忽然又是一声特别着实的炮响，敌机中的一架发出一朵红光，红光上冒着黑烟，又像一颗彗星一样，坠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又打落了一架！友海跳起来了，比刚才更加高兴地向壕里报告。
　　怎么会放红光呢？我怀疑着问。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槽。友海很内行地向我说。
　　被打落了的敌机落在城西北区，还冒起了一阵火烟。
　　其他的敌机慌慌忙忙地乱飞了一阵，又逃窜了。
　　很有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