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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军营：军少，别乱来》故事提要
最美的年华里遇见最好的他……重生后的叶简不需要爱情！不需要亲人！不需要亲情！而是站在众山之巅，傲视曾经！那些曾经欺我负我辱我者，今生，必将一一回报！她是重生而来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注定不凡的特种兵，他出身权贵，明明可以靠家族吃饭，却偏偏靠本事一步一步成为最年轻少将的男人。他看上了她，她躲避着他。“你需要爱情的滋润。”他说。“滚！我需要的是子弹！”她怒。强与强的对决，强与强的较量，这是一对强强军人夫妻的故事，亦是一个温暖、幸福、忠诚、势均力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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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1]
　　一、溯源与“界定”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从先秦诸子、《尚书》、《战国策》到汉赋，到唐宋八大家，其中军旅（或战争）篇什也是洋洋大观。具体来说，从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到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等，名篇佳构不胜枚举。但到明清以降，文风随世风迁移，怡性娱情的小品文逞一时之盛，那种取材于战争的气势磅礴的黄钟大吕之音反倒日渐稀少，沉雄阔大的散文一脉式微若游丝。新文学运动的前二十年，散文成绩斐然，大家杰作迭出——有儒雅闲适的周作人式的小品，也有妙趣横生的林语堂式的议论；有丝丝入扣的胡适式的说理，也有匕首投枪般的鲁迅式的杂文；有意境俱佳的朱自清式的美文，也有言近旨远的许地山式的寓言；有郁达夫、徐志摩宣泄无遗的抒情，也有夏丏尊、丰子恺精简传神的记述……然而，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的“军旅散文”却依然少见，如果硬要按图索骥，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之类大概可以归入其中。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军旅散文”？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作宽泛的理解才易解决。这“宽泛”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就内容而言，它必须在“战争和军旅人生（生活）”之外再加上军人（军旅）“情感”二字，否则作过于狭隘的规定，新时期以后的“军旅散文”就难以成立——譬如九十年代军旅散文的代表人物周涛，其写作内容几乎就没有或极少正面描写军人或军人生活。二是就形式而言，它应该取大散文的概念，即包括通讯，纪实一类文字，否则仅仅是指某种“艺术散文”（姑且借用这一概念），“前17年”的军旅散文大概就只剩下刘白羽等人的少许篇什而根本形不成阵势了。准此，我们就可以在以上共识的前提下，对当代军旅散文的发展脉络作一番梳理了。
　　二、“迟开”的花朵
　　我们对军旅散文的基本判断是：迟开的花朵。所谓“迟”，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大体说的是50年中的后10年即九十年代，军旅散文之花才姗姗来迟，袅袅绽开，而在此前的40年中，或者发育不良，呈现普遍萎缩状态，或者一花独放，难成遍地风流之势。何以迟开？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在此择其要端，只试举两条略加阐释。其一，是时代要求和文体的对位关系。大凡改朝换代（如建国之初）或革故鼎新（如新时期）之际，其风云际会，情感跌宕，或歌颂之，或批判之，社会最需要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是高歌猛进或长歌当哭。前者如五十年代的《红日》等颂歌小说，八十年代的《伤痕》等控诉小说；后者如六十年代的《放声歌唱》和八十年代的诗歌《小草在歌唱》等等。也即是说，此一时代的首选文体是小说和诗歌，论叙事之繁复和抒情之痛快，散文都有所不及。在这种时代，散文充其量只能敲敲边鼓，扮演忆旧怀人的边缘角色，而把叱咤风云的舞台中心让给小说和诗歌。此乃特定时代对文体的选择之故，并非散文或军旅散文之过也。
　　其二，是作家心态和文体的对应关系。先哲有云：散文就是思想的散步，就是文学聊天，就是作家“胴体”的真切展示。她对作家心态的基本要求就是真实、自然、放松，要的就是性情的流露，心灵的敞开和自由飞翔。而恰恰就是这一点，在前40年尤其是前30年中是最难以做到。如所周知，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之后，便深刻的影响乃至规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路线。而由于“讲话”是在战争背景和战时体制下所作，实际上也可以更多地理解为针对军队文艺工作而言，再加上军旅文学自身特殊的规定性，它对“二为”方向就得执行更加严格，更加坚定，更加具体，甚至也更加逼仄，它服务于政治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毛泽东语）色彩也更加鲜明。“二为”方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已有公论，但过于政治化对文学带来的伤害使之成为“传声筒”（恩格斯语）也是一个必须检讨的事实。故此，邓小平在新时期将其修正为“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服务”。过于政治化和功利性，显然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前17年”当代散文中的“假声假唱”和“真声假唱”现象即是一端。而军旅散文则和当代散文殊途同归，在纪实和抒情两条路上越走越窄，必等到新时期为之一变（前者演变为报告文学）才求得新生。此乃作家心态异常之故，并非作家才情不逮。
　　三、“前17年”：“纪实性”与“抒情性”
　　传诵一时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常常被看作是战地通讯，被纳入新闻的范畴，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完全符合通讯的要求，具有完备的新闻要素。但是将其视为当代军旅散文的发轫之作也毫不勉强，因为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严格的楚河汉界。更何况，魏巍是一位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成熟作家，他在“通讯”中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更多的艺术笔法，倾注了更浓的个人感情。事件的真实性使它像通讯，而表达的文学性又使它成了散文，这是一个“混血儿”，杂交的优势是它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重要因素，它成功地开启了“前17年”军旅散文的先河。在这条河道上奔涌前进的还有刘白羽的中篇纪实散文《万炮震金门》以及《志愿军一日》、《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大型回忆性丛书。以个人角度的散文笔法记录下战斗历程而成为散文佳构的作家的还有巴金、丁玲、孙犁、吴伯萧、碧野、柯灵、杨朔、艾煊、黄秋耘、菡子、彭荆风、吴有恒等等。而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方纪的《挥手之间》、吴伯萧的《歌声》等等则是其中艺术性较高、影响较大的上乘之作。这一路散文发展到新时期，因了思想的解放和题材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新闻性和纪实性而从散文家族中彻底独立出去，蔚成报告文学一大国，又别有一番洞天。
　　与纪实类散文并行发展的是抒情类散文，主要代表人物是刘白羽。他的名篇《日出》、《长江三日》等并不以真实具体地记录什么重大事件见长，而主要以抒情著称于世——借用“日出”和船行三峡的壮丽景观，来抒发一个战士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进程所作出的如高天流云般的俯察与观照，和激流勇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与必胜信念，显得胸襟阔大，格调高远，激情澎湃，文彩华美，有一种交响乐的气势与辉煌。它成为一种抒发革命豪情与理想的范文，却又使人掩卷兴叹，难以摹仿。刘白羽就是诗歌中的贺敬之，高则高矣，常人却无法企及。因而在军旅乃至当代散文界都少有比较成功的追随者。倒是剪材精巧、构思精致的杨朔式的《雪浪花》、《荔枝蜜》等更受青睐，熏陶了更多的人走上了学习散文之路。但是，总体来看，抒情类的军旅散文在“文革”前17年中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甚至开不出一个像样的名单。究其要害，仍然在于政治理念对作家的束缚与过滤，从而导致所抒之情的空洞与虚假，最终使这一体裁呈现出某种病态或畸形。
　　四、“后20年”：繁花竞放
　　新时期之初，为军旅文学重振雄风的首先是小说，其次是报告文学与诗歌，散文（或曰“艺术散文”）则在前者频频获奖赢得的阵阵喝彩中淹没不闻。或者说，此一阶段的军旅散文和当代散文一样，正处在挣脱“前17年”传统窠臼，并向着更加良性的散文生态环境发展的过渡时期。尽管王中才、杨闻宇等人执着于散文创作，仍不免形只影单，灯火阑珊。王中才在写出《天涯觅美》之后就改弦易辙，被小说所诱惑而去，痴心不改地在散文小道上坚韧跋涉的几乎只剩下一个杨闻宇。杨闻宇从“文革”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几近30年，先后出版了《灞桥烟柳》、《绝景》、《不肯过江东》等多部散文集，期间留下了艰难蜕变的履痕，也逐渐修炼出了一身“功夫型”的散文身手。他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精研和对典籍的谙熟，使他常常能辑古钩沉，发历史之幽思，愈到晚近，愈有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趋向。但他长于短制，以精巧胜出，不过有时失之于紧巴。无论如何，他忠诚于散文，“至今思项羽”（散文），《不肯过江东》，是军旅文苑中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辛勤耕耘散文的惟一。真正打破军旅散文的沉寂局面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多音齐鸣的文化格局，都使得作家们的精神和心态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于此，散文热潮的高涨也就不可避免了。有一特点倒也与当代散文界相近似，从诗人、小说家队伍里杀出几员大将，才从根本上开出了军旅散文的新生面。他们是周涛、李存葆、莫言、朱苏进、朱增泉。
　　关于周涛由诗而文的原因，我们同意朱苏进的看法：“他从诗走向散文，并不是做诗失败另谋生路，而是一条过于凶猛的河流漫出了河道，是生命力膨胀使然。”（《自然之子的痴笑》）朱向前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2]一文中进一步认为，周涛在诗歌创作中的局限，恰恰有可能在散文中变为优长－－散文需要的那种冲淡平和、闲适超然的处世态度和那种拒斥工整对仗、反对节奏旋律的自由散漫的文体品格都是更适合于周涛的，干脆反过来说，周涛的本质更是属于散文的。周涛诗之大河十几年的漂流似乎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把他的散文送到入海口。周涛散文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它们气势沉雄，意蕴深远，笔力强健而汇成一股语言的雷鸣，夹带着西北的天风滚滚而来，使人如闻天籁，振聋发聩。这些大散文具有两个向度上的意义：从共时性看，它把周涛推上了当代散文革命的前沿；从历时性看，它和“前17年”的散文传统明显决裂，传送出了散文换代的先声。周涛创作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等散文集使他鹤立于军旅散文界，并和余秋雨、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等优秀作家一起排列出了九十年代中国散文世界的最新风景线。
　　朱增泉和周涛的相似之处是都由诗而文，相异处在于：周涛是一个“半路出家”、三十三岁入伍的“半吊子军人”。他的军人精神和战士品格主要来自他的个性和边疆马背民族文化的熏陶。而朱增泉则不然，他是一位真正行伍出身有四十年军龄的老军人，并且官至中将，是军阶最高的当代中国作家。因此，《秦皇弛道》的散文选材和思情走向有着更为鲜明和强烈的军旅定位。他关注一般的军营现实和戍边官兵，但他对古战场和历史名将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在抚今追昔之中，融入了他对民族文化传统、古代军事智慧和现实军队命运的交织思考，将尚武精神、载道传统和言志理路作出巧妙的嫁接，展示了一位将军散文家特有的气质与风范。
　　莫言将他小说中的奇诡和浪漫带入了散文创作，而且更突出了幽默和俏皮的一面。其风格一如他的散文集名：《会唱歌的墙》。与感觉成为了莫言小说的重要特点不同的是，幽默成了莫言散文的主要特征。虽然明知他的想象和夸张的惯性在其中作崇，添油加醋，口吐莲花，但由于基本素材的真实性，仍然使人身临其境，和作者感同身受，获得了很强的现场感和参与感，并且常常因为作家出人意料的苦中作乐，或自嘲或调侃而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而这笑又是带泪的笑，笑过之后，留下的是沉重的回忆。它在悲惨的情景中充分展示人的豁达与乐观的天性和作家幽默与机智的天赋，或者反过来说，它以乐写悲，长歌当哭，是一种严峻的调侃，深刻的反讽。高人一筹的幽默品格使莫言散文不同凡响。
　　朱苏进的散文创作却和他的小说特点基本吻合，一是锐利的思想型，集中表达当代职业军人对战争、军人、死亡与和平的深度认识与终极追问，常常在形而上的层面升华为睿智的哲理，或者以理念的火炬照亮生活的发现;二是深思熟虑，出手谨慎，所作不多，作必精到。《天圆地方》和《独自散步》两本集子篇幅不大，却都有沉甸甸的份量。而万字长文《最优美的最危险》堪称其代表作，对作为战争组成部分的武器类别、性能的谙熟，对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枪炮的审美欣赏、酷爱与把玩，对作为以嗜血为目的的杀人工具的高度警戒、敏感与防范，都写到了极致，尤为精彩的是在这种尖锐的悖论中表达了一种高超而优美的艺术辩证法和辨正的艺术性。
　　李存葆介入散文较晚但起点很高。从小说之后，经由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在散文界露出峥嵘头角。他的散文特点和他的小说、报告文学创作有同有异。同者皆为大题材、大气魄、大情感、大篇幅；异者则在于从“政治爆破”转向了文化观照，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未来人类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鲸殇》、《大河遗梦》、《祖槐》短则万余字，长则三万字，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或从鲸群自杀下笔，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们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与大思考，比《高山下的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眼界更见阔大；比《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同时，李存葆又一反他的小说写作常态，粗中有精，在大处着眼，细处着笔，开始注重讲究语言，从遣词造句到排比到对仗到节奏到韵律，无不精心斟酌推敲。虽然略有用力过猛，修饰过细之嫌，但自创其“新赋体”却在散文界别具一格。
　　与周涛、李存葆、莫言、朱苏进、朱增泉等人的阳刚大气之作形成呼应与互补的有两个方面军。一是来自女性王国的一批清新秀丽之作，以及斯妤、裘山山、燕燕、庞天舒、项小米、唐韵、刘烈娃、王秋燕、刘馨忆、文清丽等和前辈作家郭建英、杨星火等共同组成的军旅女散文家群。二是由诗人、小说家、资深编辑、报告文学作家组成的“混合军团”，如叶楠、彭荆风、凌行正、朱亚南、峭岩、喻晓、程步涛、韩静霆、王宗仁、苗长水、金辉、阎连科、杨景民、卢江林、汪守德、张为、吴国平、姜宝才、师永刚、何况等人搂草打兔子式的散文写作，也收获了军旅散文的丰硕果实。再加上刘白羽推出的记录与总结自己一生的厚重长卷《心灵的历程》，就使得九十年代的军旅散文开始初具规模，有了基本阵容，有了代表人物，也有了重头产品，是50年来的最好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军旅散文是迟开的花朵。而且随着时代要求与文体的对位关系，和作家心态与文体的对应关系的进一步调整，21世纪的军旅散文，必将绽放出更加奇异绚丽和更加繁茂丰盛的花朵。
来源：中国作家网
第二节 “前17年”的军旅散文
日14:12　&&
　　一、魏巍及朝鲜战争题材散文
　　在共和国成立最初的几年，最激动人心的散文是通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通讯特写是建国初期文学园地中的报春花，也是本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巴金、魏巍、靳以、菡子、杨朔、黄钢等大批作家，都奔赴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战场，以饱蘸激情的笔墨，在三千里锦绣江山的宏阔背景下，谱写一曲曲志愿军的颂歌，及时向祖国人民报道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战争事迹和生活故事。围绕着抗美援朝，掀起了建国后散文创作的第一次高潮。这些作品既有专业作家的通讯特写，也有专业作家和志愿军指战员的作品合集。前者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菡子的《和平博物馆》、《我们从上甘岭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中间》、《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杨朔的《鸭绿江南北》，华山的《远航集》，靳以的《祖国——我的母亲》等，都是这类散文中的名篇；后者如《朝鲜通讯报告选》（一、二、三辑）、《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凯歌声中话友谊》等。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中朝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同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壮举，表现了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传统友谊。
　　大型专辑《朝鲜通讯报告选》是由丁玲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至1953年间出版的三集精选之作，收集了作家和记者赴朝鲜前线采访而写下的通讯报告109篇。其中的作品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基本能够反映朝鲜战争散文创作的总体面貌与成就。作为最早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通讯散文集，其发人先声的文学价值与政治意义是毋庸质疑的。
　　《志愿军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全书分三集共60篇文章，按故事发生的时间排列，一集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到第五次战役，二集从第五次战役之后到上甘岭战役之前，三集从上甘岭战役到朝鲜停战实现。记载了64位英雄人物的动人事迹。其中有大家熟悉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等英雄的传记。在艺术上，其突出成就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特别是在“事情要真”方面，严格做到“事出有据”[3]。这些作品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是新中国英雄主义颂歌最初的奠基石。
　　《志愿军一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是由志愿军总政治部1956年编辑的大型军事纪实散文集，共收入500多篇作品，100多万字，分为四编，记载了前后方志愿军指战员的战斗情景和生活风貌。由于该书是从一万三千多篇、合计大约近千万字的浩瀚征文中精选出来，故而反映的生活画面十分广阔。这部文集的作者多是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具有强烈的感情穿透力。郭沫若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这部作品，“真正是无愧抗美援朝运动的有血有肉战史，是要永垂不朽的由战士们自己所亲手建立的丰碑”[4]。《志愿军一日》这部由英雄历史的创造者们集体创作的大型史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凯歌声中话友谊》（解放军文艺社1958年版）是在1958年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时，由解放军文艺社发起的“中朝友谊”征文，共收入报告文学、散文120篇。其中《不朽的纪念碑》、《友谊花朵永不败》、《姊妹血》、《抢救》、《战斗的火阵》等等，都是较好的作品。此书可算是《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的续篇。
　　如果说《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凯歌声中话友谊》等是以集体创作的方式“雕满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群像的丰碑”，是由“创造历史的人们自己来做的历史的记录”[5]，在风格上大体趋向一致，那么巴金、魏巍、靳以、菡子、杨朔、刘白羽、黄钢等关于抗美援朝的散文佳作则是以鲜明的个性色彩点染着“前17年”军旅散文园地，使其在同一中不失绚丽，严肃中不失清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魏巍。
　　魏巍17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随部队出入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这种艰苦的环境，培养了他战士的品格。他后来回忆说：“正是那样的年代里，民族的、人民的命运惊醒了我，使我在我们小司号员那样的年龄走向了人民，走向了生活，走向了党，走向了诗。”[6]艾青曾评述过他的诗：“他的感情纯粹是战士的感情，”“通过战地生活的描述，刻画了战士美好的心灵。”[7]此一特征可看作魏巍诗歌、散文、小说共同的审美特征。
　　抗美援朝期间，魏巍曾先后三次奔赴朝鲜战场，陆续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血与火》、《前进吧，祖国》、《依依惜别的深情》等。这些作品都有过较大的影响，《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被选入大学、中学课本，“最可爱的人”成了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战士的代名词。作者出入战火，亲历身受，对战士美好的品格和精神有深刻的了解和体验。丁玲说，“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并且同自己的灵魂溶合在一块，以无穷的感动和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8]这是作品取得成功的主要的原因。除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之外，魏巍一直笔耕不辍，随后又陆续出版了《春天漫笔》（作家出版社,
1959）、《壮行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0）、《魏巍散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2）、《怀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这才是青春花开处》（石油工业出版社，1991）等散文集。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的成名作，在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被标为“朝鲜通讯”，这篇时代的赞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巨而光辉的历程，推出了一个个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品表现出撼人心旌的奔放与热烈，作家在以饱蘸着激情与诗意之笔来描写战士的事迹与品格的同时，还时时直抒胸臆，来表达对战士的热爱与赞美。作品一开头就深情地说：“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的奔腾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的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发自肺腑、无法抑制的潮水般的感情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引发了共鸣，感动了几代人。它的成功正在于它不像常见的通讯而更像是一篇抒情散文，这也最鲜明地体现了魏巍散文的特色。它选取了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三个互不相关的典型情节，通过三个典型情节的具体描写，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地开掘战士们的崇高心灵，让读者感受到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有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地美丽和宽广”。这样选用典型细节的结构手段，有别于通讯的罗列材料，把新闻材料用文学语言进行生动传神的描写；同时以“我”的第一人称直接进入作品，倾注了浓烈的感情，使叙事抒情紧密结合起来，作品就显得亲切动人。它的出现，促使通讯抒情化、散文化，更富有文学的色彩，以一种轻松、活泼、优美的情调贴近读者，拥有读者。
　　魏巍的散文熔叙事、抒情、描写、议论于一炉，叙写真切，抒情热烈，充满了感人的力量。作品语言色彩绚丽，形象鲜明，诗情与哲理相结合，行文舒展自由，文学意味浓厚。尤其是自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来，散文日趋通讯化，以致失去自己美文的特色，而《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种散文化通讯，对散文从通讯回复自身起到了很有力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主义基调以及“情、事、理”的三段结构法，与稍后的杨朔散文一起被人们不恰当地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使散文在后来一个历史时期又逐渐走向了单一化、模式化。
　　菡子于1952年赴朝，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八个月，亲身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女作家，菡子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发回的《从上甘岭来》、《在胜利的前沿阵地上》、《和黄继光通讯班相处的日子》、《前方》、《和平博物馆》、《观察员的位置上》等战地通讯，对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报导得绘声绘色，感人至深。后来辑成《和平博物馆》（新文艺出版社,
1954）和《前线的颂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她说整理这些文稿时，“又激起了我作为一个战斗者的自豪感，我追随过英雄们的足迹，几乎不能离开他们，甚至有时也成了战斗的一员”。菡子不像魏巍那样以哲理的抒情称著，而是以诗意的叙述见长。“人生经受严峻的生活的考验，最能产生诗的情绪”[9]。她以女作家细腻敏捷的艺术感觉，把战争的艰苦和残酷通过渲染环境的气氛透示出来，从而捕捉到来自生活的诗意。菡子善于从新鲜事物和人物身上、从细微的景象和战士的活动中着意捕捉动人的诗意，从而体现战争环境中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和平博物馆》，写作者跟随通讯员到前线作战坑道去，这条一千六百多米长的弯弯曲曲的坑道，是从石壁中一分一厘地“磨”出来的，环境艰苦自不用说，还经常有敌人的炮弹在周围爆炸，通讯员却说:“现在靠着它打仗；往后呢——和平博物馆，门上挂块‘欢迎参观’的牌片，说不定全世界的人都来瞧瞧呢。”（《和平博物馆》）作者在这里没有激昂慷慨的抒情，更没有那些豪言壮语的铺陈，却可从战士普通的话里领会到他们的乐观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她总是以极大的兴趣，从战士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发现那些光彩动人而又能激起人们共鸣的感情，着意发掘普通人美的品质和美的人情。这些以朝鲜战场为背景、以志愿军战士为主体的散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真实性、战斗性，浸透着作者对战士的爱和对侵略者的恨。菡子的散文清纯朴素、自然流畅、情致婉然，透露着朴素、真实、细致，散发出生活的芳香和动人的诗意。
　　反映朝鲜战争的散文，在巴金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巴金散文创作中的宝贵收获。“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找到了自己的家”，这对他“在生活上和创作上都有很大的影响”。[10]巴金曾两次赴朝鲜前线，亲自体验过枪林弹雨、烈火硝烟的战争生活，亲眼目睹了志愿军指战员前仆后继的英雄行为，这些都化成了强烈的创作驱动力。巴金先后写下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朝鲜战地的春夜》、《在金刚山发生的事情》、《坚强战士》、《寄朝鲜某地》等抒情篇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真实而又生动地描写了“最可爱的人”无限宽广的胸怀，无比坚强的意志，讴歌了他们美的行为与心灵。《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就是一篇最早描写我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优秀散文，作者亲切朴素的笔触，记叙了他同彭德怀同志的一次会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司令员的敬爱感情，成功地刻画了志愿军指挥员的形象；他更为倾心的是去深入描写处在火热战场的战士的日常生活，努力挖掘新中国青年一代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就是陈三、郭恩志、苏文禄等十位英雄人物的素描。《朝鲜战地的春夜》、《在金刚山发生的事情》等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抒情式的叙述、描写、议论，强烈地抒发了对战士的深切悼念和崇敬心情。巴金说“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11]因此，巴金的散文以感情热烈取胜，文笔自然流畅，读他的散文，如围炉夜话，亲人互诉衷肠，于朴素中显出优美，于通脱中显出妩媚，如火一样热烈，风一样温柔，水一样清澈。
　　杨朔散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相关军旅题材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以明快而热情的笔调描写人民子弟兵的英雄行为、献身精神和成长过程，这期间的散文创作主要辑入《潼关之夜》、《铁骑兵》、《北黑线》；其次，1950年作者随中国铁路援朝大队开赴朝鲜战场，后又转入志愿军战斗部队工作，写了大量的散文，大部分收在《鸭绿江南北》（天下出版社,
1951）和《万古青春》（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4）两个集子里。或歌颂中朝人民友谊，如《鸭绿江南北》、《平常的人》、《上尉同志》;或赞美朝鲜人民的战斗意志和志愿军的英勇牺牲精神，如《春到朝鲜》、《中国人民的心》、《万古青春》、《英雄时代》等，都感人至深。这一时期的散文正是他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总是力图“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12]。如《不平常的人》、《上尉同志》等，所写的人平平常常，所叙的事普普通通，但时代气息却从这“风云图画”的一角扑面而来。在当代中国散文作家中，杨朔是一位有自己的理念追求和艺术风格的散文家，他倡导散文的诗化，提高了散文的审美价值；其散文构思精巧，立意新奇；语言精练别致、清新明丽;文体清美玲珑，削尽繁冗，精炼自然，但有时不免失之于雕琢和局促。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还有刘白羽具有粗犷，豪放，气势磅礴风格的散文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为我们勾勒了空前激烈的朝鲜战争全景（参见本章“刘白羽的散文”）；战地记者华山向国内报道了清川江畔的故事（《清川江畔》）；黄钢以饱蘸血火的浓重笔触，描绘了杨根思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形象（《在根思牺牲的地方》）；靳以以火样的激情、诗一般的语言为美好事物唱颂歌（《祖国——我的母亲》）；还有陆柱国的《中华男儿》、白艾的《鹰》、黄谷柳的《战友的爱》、刘岚山的《和英雄们相处的日子》、黎家健的《朝鲜停战前后见闻》等等，都是一时的名篇佳作。
　　二、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
　　中国革命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光辉历程，写下了一页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篇章，是一个极其丰富的革命文学宝藏。革命回忆录是富有文献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的产物，具有文学的形象性、典型性、生动性的特色，是当代军旅散文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在八十年代受到特别提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是历史的继承，二是时代的需要，它们与革命历史小说一起，成为以“形象”的手段，来确立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权威叙述的重要凭藉。比较起“虚构”的小说创作来，“纪实体”的回忆录或史传散文，有小说所难以替代的直接性和影响力，因而其创作活动又不仅仅限于文学界。[13]
　　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有着鲜明的特色，其表现在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的革命传统，以讴歌革命前辈和当代英雄为己任，遵循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成为确立对中国革命史规范叙述的依据和标准。在“前17年”的军旅散文史上，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的创作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到五十年代中期，革命回忆录的主要表现方式是传记文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注重叙述“过往之事”，讴歌革命前辈，教育一代新人。这种写作侧重于撰写英雄人物的故事。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把一切献给党》、《革命母亲夏娘娘》、《不死的王孝和》等。《把一切献给党》是中国保尔式的英雄人物——吴运铎自传体的传记作品。全书以生动的情节和富有生活哲理的语言，具体介绍了吴运铎的战斗生活，表现了其思想成长过程和忘我刻苦的奋斗精神。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人物形象生动，结构严谨，此外还有柯蓝的《不死的王孝和》，雷加的《海员朱宝庭》，韩希梁的《黄继光》，丁洪等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等等也大受读者欢迎。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反映抗美援朝的传记文学，以《志愿军英雄传》和《志愿军一日》为代表，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参见本章“魏巍及朝鲜战争题材的散文”）
　　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其特点是比传记文学作品更为广泛的革命回忆录，得到了普遍的发展。1956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写作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清晰完整”地反映解放军的“出生、战斗、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后来则是影响更大的大型丛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的写作和出版。
　　《红旗飘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7年开始出版，至“文革”前，共出16集。“文革”结束后到八十年代中期，又出版至第29集。以革命回忆录、传记作品为主，但也有革命烈士的诗抄以及一些反映当年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红旗飘飘》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它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仁人志士为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再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描绘革命领袖人物的伟大人格，也是其中的重要思想内容。它突出的特点，是内容丰富多彩、感情饱满充沛、文字朴素清新、体裁多种多样。它是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史诗，同时也是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正如《红旗飘飘》的“出版说明”所指出：“本丛刊是专门向我国广大青年读者宣传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光荣斗争的历史，歌颂近百年来我国历次革命斗争中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鼓舞我们青年一代向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英勇进军的”。
　　《星火燎原》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年出版，当时编辑了10集，第5、第8两集未能出版。该书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的英雄业绩，在体例上按建军和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等四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丛书一方面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党领导下各地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画卷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历程，如《难忘的行程》、《艰苦转战》、《难忘的岁月》、《洞庭湖畔四十天》等作品就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了各地区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和红军初创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南渡乌江》、《飞夺泸定桥》、《通过大凉山》、《一袋干粮》、《飘动的篝火》等篇章，则生动地再现了长征途中一幕幕动人情景；《虎竹山下脱险记》、《山河欲裂征马鸣》、《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红色的苇塘》、《芦家滩痛歼日寇》、《皇家参观团的覆灭》、《人心所向》、《千里跃进大别山》、《伟大的战略决战》等作品都是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它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叶剑英、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表现了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人格以及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立下的伟绩丰功。其中，陶承的《我的一家》、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傅连璋的《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陈农菲的《在最黑暗的年月里战斗》、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李立的《转战南北》、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李天焕的《气壮山河》、杨尚奎的《艰难的岁月》、邓洪的《山中历险记》和《潘虎》、朱道南的《回忆广州起义》和《在大革命洪流中》、杨植霖的《王若飞在狱中》、陈赓的《挺进豫西》、赵连城的《咱们的五政委》、张沛然的《青化砭伏击战》等都是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突出篇章。
　　总之，《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均是这一时期革命回忆录的代表。但两相比较，《星火燎原》更侧重于具体事件的描述、历史史实的钩沉，作者主要以党和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为主。《红旗飘飘》更侧重革命人物的塑造，丛刊作者也更有群众性，既有高层领导，也有战争中的老战士，撰写战史、军史的专业作者，以及革命烈士。《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里的许多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思想教育意义及认识价值，而且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成就。朴素亲切的回忆色调，史诗性与文学性的统一，饱满充沛的革命激情，都是丛书的特色。虽然丛刊中有小说、诗词等体裁的创作，但大部分是纪实体的叙事文。“这种文体，连同作者的身份，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上，加强了历史叙述的可信性和权威性”。[14]
　　当然，文学史界对此也颇有保留意见，认为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也存在明显缺陷。除了主题单一，题材雷同，结构、技法简单，语言粗糙，视野狭窄等外，更主要的是不少作品在反映历史的真实性上打了折扣，有的把握尺度不准，有的甚至失实错位。[15]这些问题虽然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但后人阅读也不可不察。
　　三．刘白羽的散文
　　如果把新中国军旅散文的发展历程比作一条大河的话，那么刘白羽的散文就是那大河无数条支流里流量最大、流速最疾、流程最远、流域最广的一条了。抗日战争之前，刘白羽就曾发表过如《关于长城的回忆》、《从黄昏到夜晚》、《绿》等审美情趣具有缠绵悱恻浪漫主义气质的散文。1938年奔赴延安后，刘白羽就开始了军旅散文的创作，他的创作审美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刘白羽认为:“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中国人民需要更直接命中敌人的投枪，更直接激发民族精神的战鼓。”[16]《龙烟村纪事》（中兴出版社,
1949）、《幸福》（新群出版社,
1946）就是这个时期反映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的散文通讯。此外还有散文集《延安生活》、《游击中间》、《血肉相连》、《世界的新面貌》等。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以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身份，曾转战东北，横断中原，直下江南，写下了散文集《为祖国而战》（新文艺出版社,
1953）、《光明照耀着沈阳城》（新华书店,
1949）。朝鲜战争爆发后，刘白羽又两次奔赴朝鲜战场，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有散文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新文艺出版社,
1951）、《对和平宣誓》（作家出版社, 1954）、《火炬与太阳》（作家出版社,
1956）。五十年代中期，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有《早晨的太阳》（作家出版社, 1959）、《万炮震金门》（作家出版社,
1959）、《红玛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1963）
[17]等，这些作品以其突出的风格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三种主要“模式”之一，产生了广泛影响[18]。新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体现在长篇纪实文学《心灵的历程》（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直到晚年，刘白羽也始终没有中断散文的写作。由此可见，刘白羽散文创作数量之多、题材之重大、跟随时代的步伐之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面之广，是同时代其他作家所不能比拟的。他的散文是对中国革命和发展自觉地跟踪记录，它们共同组成了一首壮美的散文史诗。这也使刘白羽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军旅散文家。今天我们解读刘白羽的作品，仿佛进入了一座由军事与艺术共构的历史纪念馆。他的作品，也犹如嘹亮的军歌，壮美而动人。刘白羽作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金门炮战等许多战争、战役的亲历者，他直接感受到了战争风云的波澜壮阔，亲眼目睹了决定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作品是对特殊的历史场景所作的全景或侧面的叙写，其间往往洋溢着震撼心旌的雄壮之气。这种雄壮之气，有时直见于文题，如《环行东北》、《横断中原》、《万炮震金门》等，读者见题便能感受到浩大之势扑面而来，反映了作者对历史趋向的深刻感受和正确把握。历史进程的大势，创造了刘白羽作品的大气。
　　《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光明照耀着沈阳城》、《记北京的胜利日》等作品充沛着金戈铁马的气势。因为它摄取了历史场景中最富有意义的镜头，在“惊天动地”的保卫战中，“写下了人民最英雄的一页”。《记北京的胜利日》，叙写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的入城式和毛主席、朱总司令检阅部队的阅兵式。作者将人民军队的威武强大和军民欢庆胜利的宏大历史场景真切地描绘出来，并有机地运用对比、特写等艺术手法，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既见气象万千的历史大势，又有人事物态的现实情景。宏大与精微结合，成为纪录历史的优秀之作。
　　最集中地体现了刘白羽军旅散文壮美格调的就是《万炮震金门》，它表现出了英雄奋战的壮烈之美：“炮火日夜不停地纷飞叫啸，如果你走遍前沿阵地，你不但看到我们英雄炮身的壮大，而且你还会看到火炮身上的斑斓的战痕，那时，一种森然的英雄之感不由得不渗入到你的内心。”[19]《万炮震金门》集中除《英雄岛》、《万炮震金门》外，还有《这里永远是春天》、《美丽的围头》、《蓝色的披巾》等叙写战斗生活的作品，像是抒情小诗或是写景小品。《万炮震金门》正是作者创作过渡期的作品，所以带有刘白羽抒情散文显见的绚丽色调。五十年代后期，作者从报告文学、小说创作“淡出”，而以文艺性散文写作为主。由《日出》、《长江三日》、《红玛瑙》等作品可以看出，抒情咏唱，彩笔绘景成为他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重要特色。刘白羽常常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处思考：展示今日生活怎样来自“暴风雨历史深处”，歌颂“激流勇进”精神，故其散文在结构行文上，常常表现出今昔交织和顺逆转换的波澜起伏[20]。在《日出》中，作者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由光彩夺目的黎明感到了新中国瑰丽的景象；在《长江三日》中，他借三峡雄浑、险峻的山势水势的描写，引出了“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即使在这些著名的写景篇章中也依然透露着作者借壮阔的景致抒发他革命战士胸怀的情愫。刘白羽用散文歌唱着今天，反思着昨天，向往着明天，把革命的过去、现实、将来贯通起来思考。
　　《心灵的历程》，是作者以血泪和生命写出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涉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作者以散文家优美的文笔，通过坎坷的人生抒写，刻画了一个旧中国的崩溃，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这里面有良心的自白，有炽热的爱情，有对友谊的无限眷恋，有对自误的无情谴责，因此有大欢乐，有大悲哀，悲剧的结局令人泫然泪下，豁达的瞻望令人为之动容。处处体现出作者对艰巨的无畏，对信仰的忠贞。无论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对战争的陈述都闪耀着独特的诗的美丽与光辉。应该一提的是作者以巨大的灵感，眩人的笔法，创造了这种新文体，将历史的变迁与心灵的撞击融为一股洪流，对于人们清除精神的淤积，专取圣洁的灵魂，留下一部珍重的箴言与人生的教材。
　　此外，刘白羽的许多军旅散文通讯，都将人物作为表现主体。如与王余杞合著的《八路军七将领》，对任弼时、彭德怀、彭雪枫、萧克等作了素描。后又写了《八个壮士》、《记左权同志》、《记范筑先将军》、《记李贞顺》等，篇篇都洋溢着感奋人心的时代精神。而这种时代精神诚如刘白羽所说，“不是通过抽象的说理，而是通过形象来表达的，主要的也就是通过人物形象，人的内心生活、精神状态表现出来。”[21]刘白羽表现人物，既求取形似，而又得其精神。总的说来，刘白羽的军旅散文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重大的政治题材。刘白羽经历了革命的年代，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以雄壮的笔锋记录下来，仅从《万炮震金门》、《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光明照耀着沈阳城》、《记北京的胜利日》等等这些气势恢弘的题目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由他身上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所决定的他对重大社会主题和历史事件的特别兴致和高度关注。
　　第二，鲜明的时代精神。刘白羽总是为新时代留影，给创业者立传，常常从历史的发展的高度，广阔的生活视野，去跟踪历史前进的步伐，去展示对时代、对生活的思考，对人生、对社会的思索。他曾说过:“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我的心随着时代的脉搏跃动，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去。”这也正是他长期追求的创作目标。
　　第三，浓郁的革命激情。刘白羽不仅是一名散文家，他更是一名战士，在高昂嘹亮的时代战歌声中，没有人可以压抑他那势不可当的革命激情，一种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心常常使他饱蘸激情的墨汁，浓墨重彩地描绘壮丽的革命画卷。
　　第四，灵活的创作手法。刘白羽善于截取生活的激流和美好的事物，或通过联想与想象，用自己的思想、情感，给客观事物以灵魂与神魄，或于哲理思索中含深沉，或于感情抒发中露豪迈，或于布局谋篇中显潇洒，手法绚烂多姿。
　　第五，华丽的散文语言。刘白羽的散文语言华丽绚美、五彩缤纷，有抒情诗的豪放与明亮,也有哲理诗的隽永与深邃，语言蕴有情感的律动，与作品的壮美相辅相成。
　　当然，也有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刘白羽散文的不足之处。比如有的篇什议论过多，语言粗疏；有的篇什不够精炼，不够含蓄。在某些作品里，感情的表达显得激情有余而冷静不足，给人以言过其实，大而无当，情浮于物之感[22]，如此等等。
　　四．孙犁、吴伯箫等其他老一辈作家的军旅散文
　　在当代作家里，许多人经历了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入到地方建设上，但仍对过去的岁月念念不忘，“怀旧”成了他们创作的主要方式，写出了许多反映革命历史生活的散文，孙犁，吴伯萧、艾煊、叶楠、彭荆风等老一辈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真诚地怀念那难忘的岁月，对昔日发生的事情深情地咀嚼，以图获得新的领悟与思考。
　　孙犁的军旅题材散文散见于对故土人事、战争岁月、同志友情、个人生活的回忆为主的“实录体”散文。作为一个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他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在他的记忆里，保存着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和不能忘怀的人；而写的最多的是对旧事、往事、琐事的回忆文字。出于对战友的深深怀念和爱意，他在《伙伴的回忆》、《回忆何其芳同志》、《夜思》、《远的怀念》等作品中，真实地记录共同战斗经历的一些片段和战友留给自己的深刻印象，不夸饰，不护短，朴实亲切，将战友的音容笑貌和思想品格再现纸上，还他们历史的本来面目。出于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经历的“美好的极致”的深切留恋和向往，他以最美好的感情，在《保定旧事》、《平原的觉醒》、《在阜平》、《服装的故事》（《孙犁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等作品中，怀念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友和人民，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
　　《在阜平》一文，作者以感激的心情追忆在硝烟弥漫的艰辛岁月里，群众与人民子弟兵的鱼水情，正是千百万人民的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服装的故事》中，从一个侧面，围绕衣着小事，写了同志间的团结友爱，相濡以沫，平凡中蕴含着伟大，琐碎中包含着深情，反映了革命队伍中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对那个物质贫乏，精神富有的时代给予了深情的礼赞。他写的一系列以抗日战争生活为题材的散文，没有一篇涉及具体的战斗，也没有一篇描写具体的战斗英雄。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艺术选择，他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发现、展示普通群众和普通战士在艰难岁月中所显露出来的美的行为、美的心灵方面。在《访旧》中，他追忆了在战争年代和房东大娘的亲密关系。下面是一个生活场面：“我们从麦收一直住到秋收，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房顶上去睡。大娘铺一领席子，和孩子们在院里睡。在房顶上睡的时候，天空都是很晴朗的，小组的同志们从区上来，好说些笑话，猜些谜语，我仰面听着，满天星星像要落在我的身上，我一翻身，可以看见，院里的两个孩子都香甜地睡着了，大娘还在席上坐着”。这几句交代，既写了人间，也写了天上，而且人间天上的距离又是显得那么亲近——“我仰面听着，满天星星像要落在我的身上。”总之，上面这淡淡的几笔，只不过写了人间生活的一瞬，但它却包含了那么多的内容：节令、气象、时代、人情、母爱……都囊括在一个小小的画面里，真可谓“图书空咫尺，千里意悠悠”了。孙犁的散文以小喻大，以情感人，以淡美取胜。他惜笔如金，努力在每篇作品中写出自己的真情，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前期散文朴素深沉，清新隽永，自然天成。后期散文苍劲古朴，他写美的人，美的事，用美的情操作为基石，营构了与众不同的散文风貌，对后世军旅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当代散文创作中，吴伯箫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有个性的作家。他虽然没有直接写过军旅题材的散文，但关于写延安生活的作品，却深刻地表现了当时延安军民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如《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歌声》、《窑洞风景》等，后收入集子《北极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里，这些作品不仅是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剪影，更是一首首真挚深沉、感人肺腑的抒情乐章，反映了那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倾诉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眷恋，写出了抗日的烽火，人民的觉醒，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等等。那时延安的生活充实、壮丽，充满青春的气息，吴伯箫在延安生活过八年之久，亲身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对于这段生活怀有深厚的感情，写得真切朴实，入情入理。作者总是将普通平凡的事物放在历史与现实交映的背景下，捕捉其蕴藉深厚的诗情画意，作品主题设计和创作基调单纯简练，峭拔明朗，展示的一帧帧画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组作品问世于六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困难的时期，对鼓舞人民继承延安精神，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去夺取新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散文不论是怀念延安生活，还是倾诉对社会主义的热爱，都宣扬了继承革命传统，促人积极向上的主题，并从文化积淀中寻求到支撑民族延续不衰的构架，在深情的回忆中，挖掘闪光的内涵。正如叶圣陶的评价：“我不敢说得夸张，我只想说如今的青少年读了集子里的这类文章，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感情就会更加真挚，更加饱满。”[23]吴伯箫的散文看似清淡，而细加品尝，却感人至深，具有一种荡胸涤肠的艺术力量。以趣动情，情以趣生，情趣盎然；文字淡雅舒缓，如谈往事，似扯家常；并且以一种清婉明丽或带感伤的笔调，凝炼的语言，尽情地向读者倾诉，从而创造了一种意境悠悠，情思充溢的创作风格。
　　方纪的散文《挥手之间》（见《挥手之间》，作家出版社,
1963）是当代散文的名篇。作品记述的是日毛泽东主席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动人情景。作品描写了延安的紧张局势、人们的焦急情绪，以及为主席送行的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心情。作品出色地描写了毛泽东向人们挥手告别的一个细节，概括了当时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领袖和人民的亲密感情与对革命的必胜信念，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进程。方纪的散文风格坚定、乐观、豪迈，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彭荆风由于多年生活在云南边疆，作品大多以为国戍边和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出版过散文集《驿路梨花》（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8.）、《泸沽湖水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九月衣裳》等。《驿路梨花》是彭荆风早期的作品，但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感动，善良的哈尼族小姑娘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形象，有生活的情趣又具有深远的意境；《英雄知己》篇幅虽小，却蕴含了巨大的人生思考空间，硝烟战场方显英雄本色，也是灵魂的实验室，通过对李德年爱情故事前后的起伏变化，直指英雄背后人性的卑微与崇高、善良与无奈，故事虽已“圆满”收尾，但在简洁冷峻的文字描述下蕴含着淡淡的哀愁；这种哀愁在《寂寞陈圆圆》一文中显得更加深邃，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是在对陈圆圆这个悲剧人物的探寻中不经意完成的。彭荆风的散文一向善于叙事状物，文字清新朴素，富于边地色彩，散文中的叙事往往一波三折，引人入胜；他笔下的云、雨、雾、风和森林、山峦，形态万状，变化无穷，很好地衬托出了在那美丽而又略带神秘的环境中生活和战斗的战士和边民的形象。
　　叶楠长期在海军工作，他是新中国最早的海军作家，以电影剧本创作为主，兼及散文，著有散文集《苍老的蓝——南沙群岛浮想录》（群众出版社，1995）、《浪花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无梦时节》（海天出版社, 1998）、《海祭》（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紫菀》等。他的作品主要以海军为创作对象，《苍老的蓝》是从宏观上以散文手法检点中国的海上力量。在前往南沙群岛的航船上，作者冥思着中国自古以来的征服海洋历史，与海洋有关的战争和领土之争，深深地感叹海洋的雄浑与苍老。《生与死浇铸的雕像》描写的是大兴安岭厚厚的积雪下顶出的一株小小的白头翁，花里还卷着一只僵死的蜜蜂，作者不禁感叹：“我自己无法说清这株小花和这只小昆虫，它们的生和死浇铸的那尊雕像，怎么会给予我如此的联想……”引发作者对生命的伟大与崇高无尽的敬畏。《南沙垂钓》中，作者在讲述了跟随朋友海上钓鱼的经历后，令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反思，人类对海洋没有节制、违反自然法规的盘剥“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呢，是幸福还是悲哀呢，或者两者都有？”表现了作者对自然与海洋前景的忧思。《海祭》就是对逝去的第一代潜艇舰员的纪念。其笔调如海浪，无深弗及，波荡深远，史海钩沉，发人深省，有浓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艾煊有长篇小说多部，但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散文。他有散文集《朝鲜五十天》（江苏人民出版社，1954）、《碧螺春汛》、《雨花棋》、《金陵·秣陵》、《烟水江南绿》、《祖先的慧光》等，其军旅散文《雨花棋》、《西海水兵》、《夜宿双堆集》、《解放上海第一天》等，甚有影响。他的散文主体意识较强，对政治明显地表现了淡化的态度，以沉实、浑厚的情思，表现个人对生活内质的深度发现，他还着力挖掘普通士兵及普通劳动者的心灵美，风格优雅圆润，质朴中不失潇洒。
　　虽然属于老一辈散文家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散文却与那些辉煌、壮丽的历史一起存封了起来，墨香四溢，历久弥新。
来源：中国作家网
第三节 八十年代以来的军旅散文
日14:09&& 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
　　一．杨闻宇、王中才、王宗仁等军旅散文家的散文
　　随着时代的变革，军旅散文的大河流到了新时期，又注入了许多条水量充沛的支流，这条大河因此变得更加汹涌、浩荡。
　　杨闻宇就是一位对散文情有独钟的作家，30年来一直在散文领域里辛勤耕耘，他的散文凝炼严谨，讲究文采，有较大的思想含量。他以爱的目光注视脚下这片土地，记录它的沧桑变化，讴歌西部纯美的人性；但他更注重透过西部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风俗人情，思考西部人民的历史与命运，发掘西部文化的深层底蕴，寻找它与民族和人类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在当今时代的意义。杨闻宇先后出版过散文集《灞桥烟柳》（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野旷天低树》（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0）、《白云短笺》（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1）、《江清月近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1）、《绝景》（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不肯过江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大风起兮云飞扬》（解放军出版社,
1998）、《日月行色》、《笑我多情》、《风来浪也白头》等。杨闻宇的散文，正是借助于对西部的山川形势、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和历史风貌的再现，以细腻而委婉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感慨、悲叹、呼唤和思考。同时，跨越时空去追索沉积在灵山秀水、鲜花峻石、古墓荒陵之中的历史文化内蕴，可谓思深而境远。《登陵忆》、《西岳行》、《清凉解谛》、《崆峒仙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长城之魂》、《黄河母亲》、《大漠雄关》等，则以军人的眼光和胸襟，于常人熟视的景观中，写出了西部魂魄。
　　杨闻宇虽然直接写军人的作品不多，但其作品蕴含的军人血性豪气、慷慨胸襟却是无处不在，体现了对一种深沉阔大、巍峨雄伟的人生境界的追寻与向往。他的《六骏踪迹》、《至今思项羽》、《大风起兮云飞扬》等，通过从历史与人性的角度对李世民、项羽、杨虎城进行解读，追寻那种“慷慨以赴，熔龙虎雄姿、壮夫意气于一躯”的军人精神。杨闻宇的散文，将史事与文学、文物与现实，相映对照，浑然成趣，既是对项羽的血性豪气和虞姬的刚烈贞柔的追寻，也是对司马迁、李清照那豪气贯注、真情流露的文章风骨的追寻。
　　杨闻宇散文，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故乡为题材，特别是那些怀乡忆旧的朴素文字，浸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使人产生对于逝去的那种略带浪漫情趣的诗意生活的向往。作家不仅展现给我们生活的画卷，还总是把浓浓的时代色彩注入到民俗民情之中，从而使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心理状态，乃至于饮食服饰、结婚礼仪、求爱方式，甚至连同西北人民生活中的悲和喜、爱和恨、美与丑，都呈现出这个地域特定历史年代的真实面貌。除了深情的拥抱、热恋故乡故土以外，杨闻宇对当今时代的新生活更充满了炽热的激情，他在故乡古老而厚实的土地上寻找和发现新生活的亮光和绿意，满怀欣喜地予以肯定和颂赞。杨闻宇的散文，语言真纯自然，有着浓厚的古典文化的韵味和秦陇文化的印记，文风质朴、文笔优美、韵味悠长。
　　王中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散文创作，钟情的是戍边战士，边塞军人，喜欢在海岛的剑影与炸雷中，塞外荒漠的红柳和胡杨里，抒发自己对守卫祖国边疆的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30多年来王中才与北中国的黑土地厮守，他的灵性、悟性、敏感都来自于此。丰腴诱人、神秘蛮荒的黑土地上，那梦幻般流淌着的大江大河，烟雾缭绕的苍山峻岭，恐怖骇人的严寒和风雪，迷人可爱的白极夜光，自然值得驻足流连，但作者更钟情于北国战士火一样的热情与赤诚，钟情于边地军民的豪爽、大度、坦荡和无遮无拦。因此，他叩问每一块山石，剥寻每一处历史遗迹，考证每一个地名，端详每一位士兵的脸庞……美在于发现，发现需要眼睛，眼睛是心灵的门窗。他的散文集《何处觅天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4）、《晓星集》（花城出版社, 1981）、《光斑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战神的橄榄树》（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朔方履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是献给这黑土地最珍贵的馈赠。八十年代后，王中才逐渐转向小说创作，开辟了另一片天地。
　　王宗仁长期在青藏线上工作，他的作品，有三分之二是反映青藏兵站军营生活的。他以饱满炽热的激情，真实的生命体验，抒写兵站官兵特殊的高原生活。曾先后出版过《青藏线上》（西藏人民出版社,
1979）、《雪山采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昆仑山上的爱情》（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荒原与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3）、《季节河没有名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年）《望柳庄随笔》、《情断无人区》等十余部散文集。王宗仁笔下的西藏充满了生命的质感，他用他40余年青藏高原军旅生活的体验去抒写西藏，他的散文散发出生命的炽热与情感的芳泽，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每一次都让人感到他那颗深沉的心脏在脉脉跳动。他曾在《雪山无雪》中写道，“在高原上走，我也是高原的一部分”，“唐古拉山的野风把人的感觉刮到比高原还高的高度”。这就是他的切身感受。在军旅文学界，王宗仁有“昆仑之子”的盛誉。
　　王宗仁的散文着重在青藏高原的风土人情中，在风雪、奇寒、缺氧、荒凉的严酷环境中，写出一个又一个生命之美被残酷地毁灭了的故事。但给人却是崇高的美，是生命的诗意。王宗仁不但在“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壮丽苍凉的自然景物中，展现藏民和士兵的精神品格，而且融入自己深沉的哲学思考。他不是在追求散淡自在，而是苦心孤诣地表现着他对自然、生命的睿智沉思。像《雪山无雪》中的那五个查线女兵，出去后被大雪覆盖，再也没有回来。《传说噶尔木》中主要塑造了两个形象:一个是20岁出头的女军人，因不堪高原缺氧而死;一个是藏族老人，为保护女军人的尸体，最后打死了野狼，却因缺氧而耗尽了生命。尤其是老人与狼的形象更具有了某种象征性。人是自然的主人，也是自然之子，人既能战胜自然也会被自然打败，这胜败之间就有了某种悖论式的悲怆与壮烈，也正是在人与自然的交融与撞击中，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更能流露出人的本性，昂扬出生命的壮美。《世界屋脊上有一座坟茔》中那个年轻的妻子，本来可以在山下等丈夫下来度假，但她想到上山给大家做顿饭洗件衣服也好，坚决要到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虽然汽车兵已把汽车开得像箭一样飞驰，但她还是在中途因缺氧而死去。当年那个汽车兵就是作者自己。“因而我经常牵记着唐古拉山上那座坟茔。那是一个不会死去的灵魂，那是耸立在我心中的一座巍峨大山啊！”
王宗仁把高原当作人类生命的家园，力求表现出对自然、生命的关注。通过描述人的生存，进而追寻人生存的意义，沉浸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中;在人的生命意蕴和高原军人与藏民族的交融中，既有今天的故事，又有往昔的故事，使历史记忆、故事传说与现实情景相互沟通，在今与昔的对接、渗透与徘徊中，令人感到一种生命的沧桑与反思，从而使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厚与深沉。王宗仁的作品带给当代军旅散文的，正是这种沉雄的悲剧精神和美学风格。
　　在老一辈散文家渐渐淡出的时候，我们又欣慰地看到了一批散文生力军不断加入到军旅散文的创作之中。刘亚洲以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为主，但也涉猎散文，他的散文篇数不多，但立意深远，文风刚健，其代表作品有《烟坟》、《关于历史》、《给儿子的一封信》等，他的作品严谨而有力度，明快而开阔，富有军人气质。《烟坟》是一篇越战背景下的军旅散文，透出人性的真美与军人特有的气质，读来令人震撼。“《王仁先》（又名《烟坟》）中的爱情故事已不是单纯的道德意义所能够评价的”。“它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军人爱情演义，而抵达人性深处。”[24]刘亚洲注重对散文细节的书写，常把意蕴深藏其中，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金辉主要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主，他的散文作品一般都是重大题材，如《黄河》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全面、细致、深刻地刻画了20世纪黄河及其子民的灵魂，充满了忧患意识，具有宏伟的历史眼光，表现了金辉散文创作的基本特点。张为出身军人世家，他的散文《历史的形态》、《女兵郭蓉蓉碑记》、《致戚继光将军》、《寻找耻辱》、《最后的哨所》、《战争的间隙》、《海盗的影子》、《赣水那边》等，都以军人特有的目光去表现军人生活，并对战争遗迹情有独钟，对历史的追寻，处处留有作者思考的痕迹，他的散文充满阳刚之气，文笔优美，意蕴深远。姜宝才主要从事历史小说和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今日长缨在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其中《初雪圆明园》、《只识弯弓》、《女人碾》、《头颅作花》、《走进历史隧道》等很有特色。他的散文主要以中外历史上的战争悲剧英雄为创作对象，注重爱国主义情愫与民族精神的深度开掘，文字质朴，感染力强。
在军旅散文家队伍里，汪守德可以说是个特例，他左手写评论，右手写散文。他的散文诗集《倾听阳光》（解放军出版社，1997）既有散文的形散神聚，又有诗歌的灵动、蕴藉。“在《倾听阳光》中我们可以读到扎扎实实、简洁传神的关于兵的生活的描写，可以读到真真切切、细腻入微的关于兵的感情的倾诉，可以领略到别具一格、清新壮丽的关于兵的韵味的体察，亦可以感受到沉雄大气、崇高弘毅的关于兵的境界的向往。作者的感觉神经似乎在贪婪地倾听着，捕捉着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见闻和思绪……”[26]我们可以从《女枪手》中看到军营女兵的个性与人生的历练；从《接近兵器》中体会兵器之于男人的诱惑和对于力与美的赞叹。汪守德的散文诗“意象独特，情感凝练，语言讲究，但有若干篇什或流于浅白，或蕴含欠丰。”[27]
　　二．周涛、朱增泉等军旅诗人的散文
　　在当代军旅文学界，有许多作家不仅是优秀的诗人，也是写散文的好手，如周涛、朱增泉等都是由诗而文，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用诗性的语言进行散文创作，把散文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由诗歌走向散文或者诗文并行的大有人在，其中程步涛、峭岩、高洪波、王久辛、吴国平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周涛由诗走向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稀世之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周涛自选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秋风秋雨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人生与幻想》（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游牧长城》（作家出版社，1993）、《兀立荒原》（华艺出版社1993年）、《周涛散文》（三卷本，东方出版中心，1998）[28]等。虽然周涛的散文直接涉及军旅题材的作品不多，但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让人感受到深切的军旅情怀与豪放的军人气质。由诗而走向散文的周涛，再次找到了释放自己生命感悟的文体方式，受到了评论家朱向前不无奢侈的热烈赞扬：“散文家周涛比诗人周涛更雄放也更俊美，更精微也更大气，更自信也更自然，因此也更具诗人的气质、魅力与品格。因为，他的散文是更加广义的别一形态的真正的诗。如予不信，请读一读《哈拉沙尔随笔》，读一读《蠕动的屋脊》，读一读《板坂村》、《吉木萨尔纪事》、《伊犁秋天的札记》和《游牧长城》……可以毫不夸张地在这些散文面前冠之以一个‘大’字。这确实是一些大散文。我之所以称它们为大散文，决不仅仅因为其中那一部分全景式的篇幅浩大格局恢弘的巨轴般的长篇散文（如上列诸篇，均在万字以上，有的竟长达10万字）——尽管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在大西北的巨川广漠间舒展开的关于自然、历史与人的博大主题的磅礴的吐纳和深邃的思索，固然容易直接给人以大气魄、大襟抱、大手笔之震撼。在另外一些精短篇什中，通过对一马（《巩乃斯的马》）、一鹰（《猛禽》）、一猫（《猫事》）、一鸟（《稀世之鸟》）的细微状绘和深情咏叹，同样传达出了诗人的真性情和大爱心，传达出了诗人在这些充满灵性的动物身上所灌输的关于人类自身的透辟认识和深切关爱。它们和前者形成一种互补同构，共同生成了周涛散文世界的大气象和大境界。简单说来，周涛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它以气势沉雄、意蕴高远、笔力强健而汇成一股语言的隆隆的雷鸣，挟带着西北的天风滚滚而来，一扫当今散文界那些花前月下的虫鸣蛙唱、那些连标点都在叹息的无病呻吟、那些捏着鼻子发声的拿腔拿调，而使人如闻天籁，振聋发聩。”[29]
　　周涛在西北的土地上生活了30多年，以一种当代人的思想和宏大的文化精神，对西北大地进行独具个性的文化思索，试图从西部的自然万物中寻找原初的美和人类失却已久的品质和精神。把对生命现象的描绘和对生命本质的探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欢描写西北大地的山川风物、大漠和具有"野趣"的动物。在周涛的散文里，有不少篇章是对活泼、坚韧、充满野性力量的生命激情的崇拜以及对生命理想的追求。如《饮马》、《猛禽》等篇章，作者对这些“奔腾的诗韵”、“草原的油画”、“荒原上的小群雕”、“散铺在山坡上的好文章”的美丽形象和生命激情作了倾心的描绘，并发出情理融合的感叹:“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让人随意欺凌，并不懦弱，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巩乃斯的马》)他的散文已真正触摸到生命的底蕴。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无所不在的飞动感，但实际上真正控制节奏的，却是静静弥漫全篇的忧郁感，它像积雪覆盖的大地一样，默默承载着表面上一切狂放奔突之物，构成巨大张力。
　　周涛的散文在表达生命这一主题时，善于展示其丰富的内涵，有一种英雄式的悲壮与高贵，展示了他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探索和参悟。周涛视野相当开阔，由物及人，由人及民族，由民族及历史，而且思考更为深邃，能够由表及里把这种思考提升至文化的层面。在周涛的心目中，生命是美丽的。美丽得如同那鲜艳的花朵一样，因而，他从窗台上的那充满了生命的夸耀和欲望，，感悟到“这就是生命”，“寂寞一季也要赢得一个美的透彻”(《令箭荷花》)。在周涛的心目中，生命又是顽强的。他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株近800年高寿的巨树已存敬畏之情，他从这棵树上看到了“伟大”，认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正是这样”(《巨树》)。周涛敏锐的目光就这样掠过红的花绿的树，从花开的短暂生命和巨树的漫长生命中发掘出自己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周涛很少为了吸引大众的目光而去迎合大众的趣味。因此，他极少描写市井生活，也不以表现百姓的喜怒哀乐和审美趣味为己任，而是极力张扬自己个人化的人生体验，着意表现的是作为诗人纯净的理想和一个知识分子富有理性的精神旨趣，这一切使得周涛散文既含诗意的激情，也葆有理性精神，从而保持着高贵的品质，让人体会到一种人格的尊严，一种超拔气质与高贵之态氤氲满纸。总的来说，周涛散文大体有以下特征：
　　第一，周涛散文淡化对日常生活过程的记述，通过对自然景物、社会人生、作者心理感受的描写以形成作品的诗意情调。虽然写的是散文，但把握世界的方式却是诗性的，即以感悟代替对生活历时性的考察，而这在本质上与诗是一致的。
　　第二，周涛散文承袭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融入现代意识，吸收了众多文体的特长，丰富了散文的特质，在文体上推动了散文的发展。
　　第三，周涛散文的语言颇具张力、文笔潇洒，道法自然，个性独特。
　　当然，周涛散文有时理性过强、思想太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乏，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30]。
　　朱增泉和周涛一样都是由诗而文，但他和周涛半路从军大不相同的是，他是一位真正行伍出身有四十年军龄的老军人，一位将军作家。他的散文选材和思情走向有着更为鲜明和强烈的军旅定位。军营现实、戍边官兵以及古战场和历史名将都是他的创作对象，而民族文化传统、军事智慧和现实军队命运的思考则是他散文创作的理性内核。曾出版散文集《秦皇驰道》（解放军出版社,
1996）、《边地散记》（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西部随笔》、《边墙·雪峰·飞天》等。
　　朱增泉的大部分散文都与历史或战争相关，与沧桑变迁的社会文化沿革相关，如《观沧海》、《香港，中国曾用这个膝盖跪下》、《同床毋忘告林翁》、《振长策而御宇内》、《长平之战》、《寻访赵王城》、《秦皇驰道》、《从范蠡说到吕不韦》、《凭吊一处古战场》、《边地散记》、《兴隆山》、《大漠诗魂》、《西域之旅》等。作者以军人特有的视角立场，以军人特有的血性和洞察力，阐释历史，观点鲜明，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主脉，饱含着一股昂扬进取、荡气回肠的情感波流。在他的散文中，古代（或近代）战事是作者最重要最敏感的观照对象。当然，战争不仅仅是战争，就如我们在不少作品中感悟到的那样，残酷的、触目惊心的、但又不得不进行的战事背后，总是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永远值得后人倾听的政治文化声息。
　　朱增泉的散文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都表现了军人宽广的胸襟，他把创作的目光投向边关将士；同时，西部的高山大漠，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又使他的审美情趣偏向于崇高豪迈，昂扬向上。基于此，他在解读古代历史人物时，自己的审美情感与古代英雄的开放业绩、刚性雄风，很快达到了契合与共鸣。在他的诸多散文中，“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始皇；改革图强、汲取“异族”文化，教百姓“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开拓疆土而劳顿终生的张骞、班超；为打通西域而建有奇功的霍去病、卫青；甚至出塞和亲的王昭君，也成了作者击节称赞的对象。作者在饱含着激越的情感解读古人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开阔胸襟审视某些当代人的精神人格和文化品性。
　　高洪波的军旅散文是作家告别军营多年之后，对当年部队生活情景的追忆叙述，从而有了距离的“审美”，让美的事物经过心灵的洗炼而更有魅力，同时又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以及理性的思考。比如《高洪波军旅散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5）中的《伐木叮咚》、《粮票》、《书缘》等篇什，不仅使作家笔下的昔日浮现出了全新的审美意义，而且将一种可贵的当代意识和普遍的人生价值，注入了当代军人的思维。表现和平环境中军营生活，成为高洪波军旅散文的底色。但是高洪波没有放弃对军旅文学应有的精神个性的探索与张扬。作家以和平年代一般社会成员正常的生命需求和普遍的心理状态为背景和参照，表现军人因职业影响、环境规范而产生的独特感觉、兴趣、习惯、性格乃至灵魂嬗变，角色冲突等等，由此完成了一种当代军人的精神空间和色调的熔铸。《哭聪士兵》、《壮士吕鸣金》等篇，讲述了作家与几位战友的革命情谊，表达了军人那种质朴、深厚而丰富的情感方式。《北羊街》、《好汉老汪》等作品又通过对恋爱婚姻问题轻松自如的抒写，含蓄地揭示了革命军人在个人情感与职业角色之间的矛盾冲撞。还有《唱片年龄》、《军犬三记》、《山野听歌》等等都是以普通军人为对象，或抒写其粗犷豪壮的性情，或披露其内心的躁动，着重写了基层士兵的人情美，品格美和英雄美。高洪波的军旅散文承载着浓郁的民俗色彩和边疆特征，在艺术手法上融描写、叙述、议论抒情为一体，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表现方法多样，具有高度个性化的语感和笔调，朴实中见绮丽，清新里含诙谐，严谨而不事雕琢。
　　程步涛著有散文集《阅读土地》（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7）等，他的散文字里行间透着真情实感，如散文《九月授衣》，从一件小事将军民关系一直延续了20多年，他的散文往往抓住军营生活看似很平凡的小事，处处映现出时代的发展与变迁的痕迹，着意表现着平凡后边的伟大与神圣，读来亲切动人，富有情趣。峭岩主要有散文集《士兵的情愫》（解放军出版社,
1988）、《被遗忘的爱》（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8）、《怀念那片水杉林》等。峭岩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用一腔澎湃的激情和昂扬的斗志，去关注军营生活与重大的社会事件。又经常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体察生活中闪光的细节，从而形成了积极向上、细节生动、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
　　三、李存葆、朱苏进、韩静霆、周大新、阎连科等军旅小说家的散文
　　新文学以来，小说家散文早已有之，鲁迅、茅盾、郁达夫、沈从文、巴金等既是小说大家，又是散文高手，留下了大量的散文经典。在当代军旅作家中，也有一批优秀的小说家，右手写小说，左手写散文，为军旅散文艺苑增添了一片郁郁葱葱的风景林。李存葆、莫言、朱苏进、韩静霆、周大新、阎连科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八十年代初，李存葆曾以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而一举成名，九十年代以来李存葆继由报告文学创作，走上了大文化散文的写作，关注的是全球化带来的环保问题以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们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与大思考，《伏虎草堂主人》（1994）、《我为捕虎者说》（1995）、《鲸殇》（1997）、《大河遗梦》（1997）、《祖槐》（1999）等系列大散文产生了广泛影响。李存葆散文有一种特别鲜明雄迈的军人气质、悲悯的入世情怀以及对遣词造句的迷恋。[31]
　　《鲸殇》，始终围绕着鲸与人类，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来写，从而揭示了“鲸殇”即“人殇”的深刻主题。首先引出对鲸类“集体自杀”的揭秘，把笔触伸进久远的历史中，去追寻人类祖先对这极大精灵的敬奉。又把笔触探进了人类的内心深处，指出人的欲海难填正是鲸厄运的开始。以蜜蜂、鲸类等动物的集体意识来对比人的偏私、吝啬与狭隘的“群体意识”，鲸的“集体自杀”源于“群体意识”、“救援意识”。正是人对自然无休止索取，生存环境被污染，导致生态失衡，才是鲸类濒于灭绝的根本原因。有朝一日人类也会成为生态失衡的牺牲品，作者对人类自我生存环境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一次次强调，对鲸之“集体自杀”，人类才是真正的杀手。“面对大自然，人类若再不遏制无边的欲海，那么，人类无疑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慢性集体大自杀。”
这才是作者的真正旨意所在。《祖槐》长达三万字，从明代的移民切入，揭开了明初大移民沉重的史籍，其内涵的核心显然是“寻根”，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寻根文学”的某种继续，但《祖槐》的主题却是多元的，通过寻根来思索我们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及生存空间。
　　总体来说，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总结的，李存葆散文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32]：
　　第一，人民性。李存葆20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不管是以前写小说、报告文学，还是今天写散文，他的目光从来没有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注的事情上离开。在题材的选择上，他总是自然而然就找到了那些和人民大众易于沟通的题材，而且能够或以小见大，或借古喻今，适时地说出了人民群众想说而又说不出的心里话，从而引起广泛共鸣。
　　第二，时代性。李存葆散文创作贯穿了强烈的入世精神，浓墨重彩书写时代变化的指向，因为阅历、视野的改变而不断强化，只不过是从“与时俱进”转向了文化关照，从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
　　第三，民族性。李存葆散文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题材选择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表现的是中华民族最有特点的东西，都强有力地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古老而坚韧不变的基本精神特征。李存葆在散文创作中对民族性的坚守和追求，恰恰是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在当下历史方位中的良知与清醒。
　　第四，艺术性。李存葆散文在形式上追求气势磅礴和文辞华丽，讲究对仗排比和音韵节奏，读来抑扬顿挫，让人在吟哦间感受到一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正大之美。在结构和叙事上，体现了论文、政论文乃至小说的许多特征，在遣词造句上，半文半白骈散结合，用词奇崛，色彩强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新赋体”。
　　朱苏进，著有散文集《天圆地方》（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和《独自散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等。朱苏进是书写职业军人的高手，他小说里的军人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息，他把这种精神也带入了散文创作，在散文里洋溢着高昂的格调，并以其思辨的语言，常常在形而上的层面升华为睿智的哲理。以其锐利的思想，表达当代职业军人对战争、军人、死亡与和平的深度认识与终极追问。流淌在血液中的军人意识，使他对军队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情结，这种情结化为迫切的关怀和深深的凝视、冥思，便时不时地爆发灿烂的思想火花，奇思妙想喷涌而出，事物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和形状：最优美的事物中潜藏着最危险的杀机，先进的科学技术造成未来士兵的尴尬。他当然不拘泥于军营，宇宙万物无不在他眼底：棋、酒、山、海、鸟，甚至尼克松……无处不在的狡黠牵引着智慧，敏感的心灵又时时在沉思。朱苏进散文的一大特点是冷峻。两本集子篇幅不大，却都有沉甸甸的份量。其中《最优美的最危险》、《天圆地方》、《还有一个生灵》、《了不起的自行车》、《背影》等皆是耐读的好文章。
　　莫言以小说名世，但散文创作也收获不菲，著有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莫言散文》等。莫言的散文大都将笔触伸向他那“高密东北乡”，对故乡的往事追忆，构成了他的部分篇章，《我的大学梦》、《我和羊》、《我与酒》、《同年读书》、《超越故乡》等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篇章。这些作品看似平淡无奇，但字里行间处处显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看似幽默、乐观的背后凝集着生活的艰难与沉重。这些文字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莫言的创作道路，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中真实的莫言。莫言的散文还有一部分对人生世相状态的书写，如《杂感十二题》、《吃事三篇》等，这些文字充满了夸张与想象，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才华。莫言还有一些读书随笔，充满了智慧和不寻常的洞察力，《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儿》、《三岛由纪夫随想》、《读书笔记三题》等都是其中的佳作，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学观。莫言的散文是才华与真情的结合，是乡土与现代意识的糅杂，是幽默后面的长歌当哭，是调侃后面的深刻与无奈。
　　韩静霆，有散文集《太阳宫赋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9）、《男人和男人的巢》（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9）、《纯情》（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二泉作证》、《丑人自白》等十余种。韩静霆早期的散文，大都关注人间的世俗生活。但他最好的文章，是写亲情与爱情的篇什，当他敲响故乡的家门，唤一声“妈妈”，“母亲眼里的光立即颤抖起来，嘴唇抖动着细小的皱纹，她问自己：是？是静霆呵？眼里便全是眼泪了”（《爱的船，爱的岸》）。对于故乡，他的深挚感情可以在《黑·土·地》里看出：“当我远离故乡去生存，拼搏和拓荒数年之后，终于明白有一种东西是不可超越的，那就是黑土地所给予我的生命原汁。”在《家庭记事》中他用朴素简洁的文字、真挚动人的感情不动声色地将他爱之殷、痛之切以及复杂的心理情感波澜写得惟妙惟肖。《丑人自白》可以说是他散文作品风格的浓缩品，人生的苦辣酸甜皆笑对，他那诗人、军人的豪放之气在文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调侃自己的同时又把自己“丑”而不陋、“丑”而不恶的一面用诙谐、幽默的笔调描绘了出来。但在含笑与幽默背后却总有着一股淡淡的苦涩与感伤，引人莞尔又耐人寻味。
　　周大新有散文小说集《捧给你们的都是爱》（黄河出版社，1993）和散文集《去看战场》（解放军出版社，1999）。他的散文有懵懂无知的青涩橄榄，有烟火人间的愁苦冷暖，有中年回首的恍然觉悟，有军旅情深的悠悠缅怀，有人生感悟的娓娓道来，更有对战争与和平的幽深反思……虽然每篇散文文字不长，却于有限的篇幅中囊括了无限的时空，看似普普通通的世间万物在作家的笔下都成了濡满感情、颇具意味的象征物。从而于一朵浪花、一片微澜之中挖掘出至深的人生哲理与艺术之美。作家在对错综复杂的生活发出同样错综复杂的感叹的同时，从一个军人的视角写出了对战争、暴力、和平、幸福、爱与美的态度和立场，展现出个体生命跃动的真相与对人类的深重关怀。文字平实不乏邃思，温婉冷静中饱含一腔热肠，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灵魂的声音与生命力的激情，使人于阅读中感到一种发人深省的力。《最后一季豌豆》、《去看战场》、《滇南战地见闻》、《回望来路》、《癸酉年自白》、《中年男人》等是里面比较好的作品。
　　阎连科著有散文集《褐色桎梏》（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返身回家》等，他的散文绝大部分是对故乡的乡土社会的书写以及对乡土社会的理性批判，有彻底放声讴歌故乡的纯朴与美丽，如《关于田野》、《关于村落》、《走亲戚》；也有对故乡的愚昧与落后无情地批判，如《麻木：农民生存的唯一武器》、《孝花凋零》、《桎梏的风俗》等。这些散文是爱与恨的交织，在真实展现乡村社会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也对工业化对乡村文明的破坏有着深深的担忧。另外，他还有相当一部分散文是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顾，特别是一些写亲人的文字，感情真挚，令人落泪。如一组写父亲的文字《想父亲》、《我缩短了我父亲的生命》，在文字里作者深深的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对自己的灵魂作无情的解剖，无情的背后是深深的大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