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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纺织
三国时的纺织业
汉末,蜀地丝织业已很发达,所产蜀锦以精丽著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国时,诸葛亮也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
吴国割据江东,提倡桑蚕业,因而纺织生产有所发展,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迅速扩大,陆凯疏谏孙皓提到:“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如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曹魏虽据有纺织业的中心襄邑、洛阳等地,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如《魏志·司马芝传》记述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
两晋、南北朝的纺织业
自两晋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发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丹阳有斗场锦署,无疑是官设纺织手工业。此种机织技工是刘裕灭姚秦后由“平关右迁其百工”而来。其后,锦署成为南朝官府手工业常设纺织机构,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纺织手工业发展迅速,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当时使用三国时发展起来的一蹑鼓动数综的较先进的机织技术,织造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梁时镶嵌金箔的罗,已织得十分精美。《吴越钱币志》提到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很大,梁侯景据寿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陈时曾有“上织成罗文锦被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的记载。南方织造技术驰名塞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但南方本为麻葛产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发达。陆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发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发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发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别领京坊、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丞”。当时的丝织业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贡奉绫锦最多的地方。织物非常精丽,《北齐书·李元忠传》载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周也在泾州、雍州各地分设织局令丞、司织中大夫、小司织上士以及缝工、雕工、韦工、玻工、毳工、绩工、织丝、织采、织枲、织组等各中士、下士,以掌管各种织造业。
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09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厘米,宽25厘米。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11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
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诸葛亮文集》。
《太平御览》八一五卷引《蜀志》。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宋书·孔季恭等传》。
《南史·宋武帝纪》。
《梁书·侯景传》。
《陈书·宣帝纪》。
《魏书·高祖纪》。
《南齐书·魏虏传》。
《魏书·高祖纪》。
《隋书·百官志》。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年,第7、8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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