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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海盗之名
什么是海盗？
翻开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和劫掠史。
几乎所有文明的发展都伴随着战争。不仅如此，早在那些被称作“猿人”的老祖宗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因为抢夺食物而争斗的痕迹，这可能就是最古老的“战争”。公元前3000年埃及形成奴隶制国家的时候已有关于战争的完整的文字记载。到了公元前2000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部落首领或者奴隶主们为了获得一块土地或者众人的景仰而争斗不息。战争不仅仅发生在陆地上，还一直打到了海洋。无论是两河流域还是遥远的东方，甚至当时还尚未被“发现”的美洲，无论是凯尔特人、日耳曼人还是突厥人，在种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都发生过若干次海上的大对决。
海战的结果，除了一种政权对另一种政权的征服，就是没完没了的抢劫。可是，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渡海征服不列颠的恺撒大帝是海盗，或者发动阿克提姆海战的屋大维是海盗，也没有人认为两次渡海去征讨日本列岛的忽必烈是海盗，还有那个颁发给海盗“私掠证”的伊丽莎白女王（“那顶多是个没有**的女人！”）————他们都不会被冠以“海盗”的称谓。假如把所有发生过海上侵略行为的人都当作海盗，那么“人类文明史”将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更名为“人类海盗史”。然而毕竟历史是人写的，要通过人们的代代相传才能得以延续，某些观点固然可以标新立异，却有背离定义初衷而哗众取宠的嫌疑。
所以本书的“海盗”定义里边要加上一条：这些人的身份要为多数历史研究者所承认。这个定义绝不意味着因循守旧，因为“历史研究者”包括许多人，除了领取国家津贴、头发花白的老学者，还有异想天开的年轻人、求索知识的学生以及狂热的历史痴迷者。他们（包括我）对待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观点可能会令你耳目一新。
我还要告诉你，早在北欧维京人（历史上最著名的“海盗种群”）横扫欧洲大地的时候，阿拉伯海盗就已经控制着地中海中部，匈牙利海盗也进入了黑海和波罗的海，中国的海盗在东南亚地区肆虐，日本的海盗（俗称“倭寇”）也初具雏形，还有菲律宾和马来群岛，到处都是海盗。而在同一时期，只有维京人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因为对于我们，对于整个历史而言，“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真正对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海盗”才是最令人感到着迷的。
出于上述考虑，数千年后，我们所号称的文明社会对于海盗的定义基本可以概括如下：
海盗们是这样一个群体。第一，必须有掠夺行为发生。（郑和下西洋可不能算是海盗远行。）第二，所发生的事件必然与海洋有关。（天空的事不管。）第三，为多数历史的研究者所承认。（所以，成吉思汗不是海盗。）第四，明显地改变或者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两三个人在海上“捞一票”的小打小闹就不用理会了吧。）些充满传奇色彩，真正对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海盗”才是最令人感到着迷的。
对于任何一位战士，武器的重要性毋须多言，缺乏武器的战士和缺衣少食的平民一样难以生存。人类历史中的第一位战士会尽可能地利用他身边一切可以伤害敌人的东西：一块石头，一根粗树枝或者吃剩下的动物骨头。
海盗也是这么做的。
第一位海盗可不会像电影里那样梳着时髦的卷发，戴着眼罩，穿着长靴，拿着火枪在甲板之间潇洒地飞来飞去。
战争的发展也可以看成是武器的发展。海盗武装也一样，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那些帝国军人们手中的武器抢来武装自身而已。
最初的武器可能是一支矛，这种利用矿石加工而成的金属在打磨之后变得尖利无比，可以轻易刺穿敌人的咽喉。海盗们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古希腊的战士们一起开始使用矛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长长的兵器如果变得轻些，就可以投掷得更远。为了抵挡这种穿刺的力量，后来又促成了人体盔甲的发明。作为应对，古罗马人采用了小编队方式分散了敌人们（包括海盗）远远掷来的矛的力量，这种方法后来广泛用于对海盗发动的每一次集中的征讨中。
随着近战特别是肉搏战的日渐激烈，人们发现需要有一种更短小更称手的兵器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长度适中的刀和剑出现了。武器开始以一种“系列”的形式出现，北欧的维京人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来展示他们制造武器的精湛技艺。从瑞典出土的一个平常的工具箱里，我们可以找出大到斧头小到螺丝刀等等几乎一切日常用工具，他们就是拿着这些精巧的工具飘洋过海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我们不得不为这些海盗的精彩表现所折服。维京人还制造出了一种头盔——整个头部全都罩在盔甲中，一直包裹到鼻子，对手所能看到的只有海盗们犀利的眼神。这让人不寒而栗，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在整整三个世纪里全欧洲都弥漫着“北欧恐惧”的原因。海盗们穿着盔甲，使着这些称手的短兵器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冲向四方（准确地说应该是“三方”，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当然，除了要武装自己以外，海盗们还需要合适的水上的交通工具以便他们能够在抢劫后选择留下还是及时地逃走。船舶可不是海盗发明的，不论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猪皮船还是古埃及人用雪松木制成的船都与海盗挨不上份儿。人类所使用的最初的船舶不过是用来运送货物或者用于祭祀而已。
真正和海盗沾上边的是腓尼基人的战船，它被称为“弧形船”，因为船身呈轻巧的弧形而得名，船长20米至30米，宽约6米。“亦盗亦商”的腓尼基人就是驾着这种船出海从事海盗营生的。
到罗马和迦太基为西部地中海的统治权发动战争的时候，海船已经大了不少，船宽达到8米至10米，两侧还配备了两排桨手。不管是罗马人还是迦太基人都使用着这种船，所不同的是，罗马人发明了一种钩钉安装在船的前端，同时装配了悬吊踏板，后人称其为“乌鸦”。在靠拢敌舰的时候，前端的钩钉牢牢钉在敌舰的甲板下，踏板放下后，训练有素的罗马战士就踩着踏板冲上迦太基海盗的战船上把他们赶到海里。此后，罗马人便乘着这种“乌鸦战舰”在地中海上横行，烧杀掳掠，所向披靡（可是正史不愿把他们叫做海盗）。
一直到公元8世纪至11世纪之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海盗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和轻便的舰船从北欧的波罗的海一直战斗到地中海腹地。为了吓唬人，他们把船头做成“龙头”形状。一提起“龙头船”，整个欧洲都会把它和这些来自北欧的无恶不作的“野蛮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船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我必须重新开辟一个章节对它做专门的介绍。
引用一种流行的划分方法，以公元1500年为界（据说从那之后世界才真正开放了），在这之前，海盗们所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冷兵器：长长短短的刀和剑，或者中亚地区发明出来而被匈奴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大肆采用的复合弓，以及“希腊之火”等等。大约到公元14世纪左右，欧洲的工匠越来越精于金属加工，新式武器层出不穷，在尝尽了火枪和一千多磅拉力的弩箭的苦头之后，海盗开始为改变自己的装备动起了脑筋。火枪还有火炮逐渐被海盗用于去替代那些过时的斧头和大刀。
火枪的发明有些年头，然而第一支火枪使用起来绝非像我们今天扣动扳机那样容易。它更像一支插在木棒底端的金属管，持枪者一手持“棒”，一手拿着炙热的金属丝去点燃从枪口伸出的导火线，除了可怕的响声和大量的烟雾，这玩意儿几乎没有更多作用。海盗头目们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不采用这种笨拙无比的“火筒”。
　　在这之后，欧洲和亚洲的军械师们对火器做出了持续不断的改良。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新大陆的拓殖，我们惊奇地发现，海上战士们的手上已经拿起了更为精巧的火绳枪（有些可以叫燧石枪）。木头的枪托上安装了金属管，管壁上有一些用于瞄准的孔具，枪托下面还有一个扳机。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海盗们在面对数倍于己的土著武士时得心应手。
这个时候，海盗已经可以拿着从阿拉伯人那里抢来的罗盘（阿拉伯人又是从中国人那里买来的）和一些模糊的航海图往大洋的更远处探索，他们的舰船经过改进也早已不是那种单桅小船，而是三层到四层的多桅帆船。这种船一般会有前桅、主桅和后桅，有主炮和侧舷炮，这个时期的海战也从肉搏为主变成为交战双方持续不断地炮击，这样的场景在大发现大冒险的时代充斥着东西半球的各个大洋上。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影视作品中关于海盗的印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海盗们使用了从远古到近代的几乎绝大部分武器，这在以后的章节当中我们都会一一详细描述。随着人类战争的升级，武器的制造和获得变得越来越困难，海盗们想要从军火库里抢夺一颗原子弹绝不会像过去在甲板上飘来荡去那样简单，海上抢劫的难度和风险与日俱增，很多海盗或者被消灭，或者带着已经抢来的享受不尽的财宝和传奇的人生爬上了岸。
带着匕首、火枪，乘着满载火药和配备大炮的大帆船，海盗们起航了。这是一群临时组合起来的团队，成员有小偷、骗子、抢劫犯、杀人犯、过气的骑士、被冤枉的医生、充满冒险精神的毛头小子和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他们各怀心事，多数人为了发财，少数人为了躲避不合理的惩罚或者世俗的谴责。他们一旦上了海盗船就会发现，这里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无法无天，可以从早到晚地躺在船舱里睡到自然醒，醒了就喝兰姆酒，然后再和那些来自异国的小妞们聊天，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搭上一个。
对于海盗的生活，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包括那个时代的人。自从有了电影，我们也这么认为。
遗憾的是，想像与真实相去甚远。
以为只有兰姆酒和小妞陪伴旅途而没有吃苦思想准备的加入者很快就会发现，海盗船和监狱没什么区别。生活的空间除了阴暗潮湿的船舱就是污水横流的甲板，吃的是变质的鱼和腐烂的肉，喝的是爬满浮游生物的水，每天除了拖拉绳索升降船帆擦拭炮筒几乎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喝酒是冒着生命危险抢劫之后才会有的安神奖赏。金发碧眼的美女更谈不上，眼前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洋。在这里，抱怨根本无济于事，只会带来诸如“九尾鞭”那样的责罚。开小差的人要么被驱逐出海盗的队伍，要么被放逐到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自生自灭。但即便这样，还是有人愿意加入这支队伍。除未知财宝和传奇旅途的诱惑外，多数人是因为“岸上更加黑暗”。
因为命运休戚相关，海盗们很快发现，在充满危险和诱惑的大海上，如果没有统一的原则和行动纲领，很容易让这支队伍趋于灭亡。
当然，每个时代的海盗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各不相同。腓尼基的海盗绝对不可能和加勒比的海盗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把做海盗看作是一种“合理而正当的职业”。但不论哪个时代，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做事的原则。这种原则，我们称为“海盗的逻辑”。
在这个组织里，所有人都自发地紧密地结合起来，“利益”成为了组织成员至高无上的目标。一切为“利益”让道，一切围绕“利益”展开。由于目标一致，这反而大大提高了海盗们的办事效率。这个道理和办企业很相似：一个团队的成功，首先就必须要集合一群有共同理念的人，其次就是要有适合这个团队运行的规章制度，最后才是所谓的“开放的气氛”、“个人勇气”、“胸怀”、“同理心”（心理学概念，现代管理常常引用之）等等，很多团队就是在最初的理念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导致最终的失败——海盗们所办到的事不得不让“岸上的人们”生发出很多感慨。
另外，海盗之间也很容易培养出一种同志和兄弟般的情谊，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亲近。因为每一次行动的成功都需要团队成员的相互配合以及每一个人的全情投入和勇敢无畏。
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海盗船长罗伯兹制订的逻辑来做一个说明：
1.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表决权。船长发出的命令，如果没有违背“兄弟道义”，都应当全力并且自觉地执行。
2.船长应该分到所有战利品的15%，一名军官、一名木匠和一名武装水手合起来分得所有战利品的12.5%。
3.船上的成员如果想要离开队伍，那么将令其在无人的海岛上居留，只发给他一瓶水、一块咸鱼干和一支枪。
4.在船上有任何欺骗和行窃行为都被视为有罪，都要按规矩予以惩罚，情节严重者处死。
5.任何一个成员不能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与其他海盗团伙私下达成合作意向或者签署协议，否则视为叛变。
6.严禁在船上赌博，严禁在船上打架斗殴，船长将视情节的轻重给予惩罚（一般为鞭打39下）。
7.不允许佩带不干净的武器（包括刀和火枪），每个人都需要经常性地清洁自己的武器。凡是损坏武器，在无棚遮挡处抽烟或者点燃明火，也处以和第六条相同的惩罚。
8.全体成员都要使武器保持清洁并整齐有序地摆放。任何人不得无视这一规定，否则取消其对战利品的份额。
9.不许携带儿童上船，船员应该保持良好教养，应当尊重女士。军官或者水手用言语或者行为侮辱女俘虏者，最高可以处以死刑。
从上面这些规则里，我们很难看到凶残、野蛮、粗俗之类仿佛是和海盗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相反却发现了公平、秩序、文明这些所谓“正统社会”里才应当推崇的品质，以至于有历史学者称其“洋溢着原始的民族主义”。这有点像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名门正教里充斥着奸险狡诈，反而是被称为“邪教”的明教行事更为磊落光明。
所以，海盗们并非都是烧杀**、十恶不赦，多数人其实很懂“规矩”，讲求“逻辑”。
女人在大多数海盗团伙里边也是禁止存在的，那种举着兰姆酒杯抱拥美丽女子在船舱里醉生梦死的情形只存在于海盗深夜的梦境里。
极少数女人做了海盗也会一扫女性温柔娇弱的特征而让人难以亲近。好比16世纪初在加勒比海上赫赫有名的安妮波尼和玛丽瑞德，前者因为海盗丈夫的怂恿，后者因为前者的示范先后从事了海盗“职业”。她们杀起人来可一点儿也不比她们的男同事手软。可惜她们的海盗生涯却栽在那些男同事的手上，因为在应该大战一场的时刻，战斗打不起来——他们喝醉了！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过于久远的海盗法则难以保存下来，但这并非表示他们没有行事的法则。相反，所有的海盗都有相似的行动方式，而这种方式必然要在严格和统一的指挥下才能进行。
早期北欧的维京人就是如此，在延续了将近三个世纪的大肆劫掠中，他们采用的几乎都是类似于“长途奔袭”的行动和作战方式，这有点儿像我们现在的特种作战，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动突然袭击”。毫无疑问，没有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行动纲领，这样的军事行动很容易招致失败。
对于那些有军舰护航的船队他们一般很少下手（当然也有例外，这个我们后面交代）而只选择那些又大又重行驶缓慢的商船。尽管这些商船都经过改进安装了大炮，但为了利润，商人们把本该堆满火药的弹仓里都摆放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
美洲的烟草和可可，中国的瓷器和茶，印度的棉布，非洲的咖啡，这些个新鲜玩意儿当然免不了大大改善和丰富着海盗们的生活。
随着大冒险大发现时代的结束，海盗们发现，他们的黄金年代伴着他们的法则渐渐地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
　　文明的曙光
当第一只猿猴终于可以双腿直立行走而被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称其为“人类”的时候，离“海盗”概念的产生，人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关于此后若干万年“人类”的历史，考古工作者们只能在地壳断层中敲敲打打，从出土的石器和骨头上推测前人的一举一动。
突然有一天，风餐露宿的考古人员发现，历史的色彩丰富起来，就像是生物学所说的“突变”——至少我们感觉是这样的——可以从许多符号、图片，或者可以被叫做文字的东西来解读历史的存在。不过，与其说是突变，不如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概念被后来的人们广泛运用于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个概念叫做“文明”。
“文明”的英文写做“civilization”（我们选取使用地区最为广泛的强势语种比较有说服力），它来源于拉丁词根“civils”，原意是“城市的，公民的，国家的”。从词义来看，它应该包括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城市的存在、集中的建筑、权利的出现、分类的科学艺术和社会的分级等等。当然，不是所有“文明”都具备上述这些特征，但至少也满足了其中的大部分。有人认为，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然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却是有目共睹的，人们享用着烧烤得更为美味的食品，身体涂抹着诱惑异性的香料，住进了铺陈华丽的官邸。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人类最初的文明都靠河。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印度文明挨着恒河，埃及文明靠尼罗河，巴比伦文明更是紧靠“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一切似乎都和我论述的主题毫无关系。但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整个大海盗时代的种子就孕育在其中。
这颗种子是这样开始发芽的：
首先，靠近“两河”的文明觉得河流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品质的需求时，第一个向海洋迈出了勇敢的步伐。他们来到了最靠近他们的海洋附近，开创了一种新文明，那片海洋位于今天希腊半岛以东、小亚细亚以西、巴尔干以南，我们叫它“爱琴海”，那种新的文明就叫“爱琴文明”。在爱琴文明诞生之际，欧洲文明便翻开了新的一页，真正意义上的海盗也随之诞生了，最早关于海盗的记录就是在发掘爱琴文明古迹的过程中找到的。所以我们说，世界上第一个海盗诞生在第一个具有显著海洋特色的文明中。
爱琴文明有两个代表，一个叫克里特，一个是迈锡尼。
谈到爱琴文明，就不能不提商人谢里曼。
这位名叫谢里曼的德国人的身上充满着德国浪漫派的偏执与狂想，难能可贵的是他总会不顾天命地将冲动化为行动——就像他阅读了荷马史诗后便笃信那个黄金时代的存在，立志要挖掘出古特洛伊城那样。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谢里曼经商致富，随后便自费进行考古挖掘。1870年—1876年，他陆续组织发掘出了令人称羡的特洛伊、迈锡尼、梯林斯等古城遗址和大量墓葬，证实了荷马史诗的内容，也震动了整个西方学界。
谢里曼像一个古代的骑士那样执著地追寻神时代的遗迹，他当然成功了，他让自己的名字同骑士一般为人称颂。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所以荷马写的传说我们今天改叫“史诗”。当然，荷马所描写的历史已经比爱琴文明偏后了一些年份。
《荷马史诗》一共分两部，一部叫《伊利亚特》，一部叫《奥德赛》，每一部都超过万行，繁缛的篇幅可以把很多对历史兴趣不浓的人吓跑。我们当然不会做对普及知识不利的事，我只想告诉你，这两部诗里的人物知晓并欣赏从事海盗活动的腓尼基人（后面会介绍），也几次提到过从事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的塔菲亚人。《奥德赛》甚至说，所有在海上活动的人相遇时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海盗——语气就如同描述一个午睡的习惯那样平淡。自此我们可以推测，海盗在那个时候是一种很平常的职业，和上山砍柴下海打鱼没有区别。从整个诗里歌颂希腊英雄的种种事迹（很大一个部分是在海上或海岸附近进行劫掠）来看，不论是阿克琉斯或是奥德修斯，都可以被称为“大海盗”。
这仿佛在向我们宣布，海盗这种受人尊敬具有美好前途的职业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如今，我们不可能因为一己的求知欲再去缠着荷马（有历史学家声称此人不存在）问个不停：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要去做海盗？为什么整个社会不鄙视海盗（就像我们今天鄙视小偷那样）？究竟有多少人从事海盗这份光荣的“职业”？
我们只能运用自己聪明而智慧的头脑做出分析。
譬如，克里特岛的地理位置占尽优势，它位于地中海中部，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适宜耕作，同时不论从哪个方向航行都能很快见到陆地。从希腊半岛南端迁徙到克里特岛的外来移民很快用岛上丛林中砍下的树干做成了船，并驾驶这种交通工具出海，用自己的粮食和橄榄油换回了埃及的玻璃和象牙、叙利亚的木头和马，以及塞浦路斯和不列颠的铜。偶尔，他们也会“抢夺”一些他们认为不友善的族群的东西，并把“这个办法”和“等价交换”视为获取物品的两种平等手段。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现代人认为是“暴力”的方式，这一点就连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深信不疑。古希腊的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这样描述过那一时代：“许多人都把海上劫掠作为共同的职业。海盗的领袖是强有力的人，他们做海盗的动机是为了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扶助他们同族中的弱者。”
克里特岛也出现过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他的名字叫米诺斯。这个被称为国王的人一会儿出现在希腊神话里，一会儿又出现在某些古代的典籍里，让我们难以分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
神话中的米诺斯王拥有一座壮观的宫殿，其中廊庑迂回、复道行空，陌生人一旦进入便很难找到出口，堪称迷宫。米诺斯王的儿子客死雅典，米诺斯震怒之下要求雅典每九年送七对童男童女入宫，作为献给宫中的怪物——米诺牛的祭品。雅典的王子提修斯甘愿前往，悄悄爱上他的克里特公主赠予他一柄魔剑和一卷长线。智勇双全的提修斯在宫中奋力杀死了米诺牛，又顺着沿途放出的长线走出迷宫，与公主一起启航回国。
1900年开始，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在克里特岛北端的诺萨斯发现了米诺斯王宫的遗址和大量古代文物。整个王宫依山而建，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果然是迂回曲折，不负迷宫盛名，也给古老的传说找到美丽的寄托。据考察，建造米诺斯的工程师除了给宫殿安装上全世界最早的浴缸外，还设计出一种冲水厕所，能产生持续不断的水流冲走排泄物。可别小看了这项发明，在这之后1000年甚至更长，人类都没有类似的装置诞生！（真是太先进啦！）除了宫殿，米诺斯还建立了一支海盗武装，他管这支武装部队叫做“海军”，实际上，也只是比一般的海盗武装多几条船而已，米诺斯就是典型的海盗头子。然而这么简单的事情，历史却几乎要把海军的诞生算在他的头上。尽管这件事存在争议，他却无可置疑地操持这支海军以“国家”的名义去欺负一些更弱小的海盗团伙。历史就这样——谁强大谁就有发言权。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别忘了，我们曾爷爷的曾爷爷差点儿就被叫做猴子。
人类对暴力手段的依赖始于祖先对食物的抢夺，“学坏三天，学好三年”就是对此的朴素诠释。暴力的手段也是很容易模仿的，不论在陆地还是海上。对于海盗而言，这种“职业”本身技术含量并不高，只要你有强壮的身体和无所畏惧的胆识。所以“海盗职业”很快就由克里特这样的小岛蔓延开来，萨摩斯学会了，迈锡尼学会了，特洛伊学会了，整个爱琴海都学会了。从后来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只是不断印证着关于海盗时代的“推理”——那些雕刻着海盗征服的陶器和金杯，那些写满海盗字眼的史诗。
这就是关于海盗的最早的故事。
此刻，在欧亚大陆的东方，礼仪之邦的两个领导尧和舜正在把部落首领的位子相互谦让；美洲的玛雅人刚刚把梯田挖好，正准备播撒来年的玉米和番茄种；大洋洲的土著还在为采集不到足够的食物而发愁；南极洲一片冰天雪地，世界大洋还不打算为海盗开启。
一手仗剑一手经商
我们还是要接着说地中海，这里实在是太适宜海盗生存了。
曲折的港湾，数不清的岛屿，温润的海风，和煦的阳光。如果没有发明旅游，你难道没有抢点儿什么的冲动？（历史有时就像玩是笑。）地中海注定是不平静的。米诺斯文明过后，腓尼基在地中海的东部沿岸悄无声息地发展起来。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仍然对《荷马史诗》及其描写的美丽传说表示怀疑，米诺斯宫殿的墙壁里也没有挖出太多东西。而腓尼基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正史的大堂。
腓尼基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黎巴嫩附近，它并非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统称，历史上的这一地区形成过若干彼此独立的城市国家。腓尼基国土极为贫瘠，城市间陆上交流稀疏，所幸有大海填补了空缺。
腓尼基人是公认的善于航海的种族，他们的船队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环绕非洲的航行，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样来描述腓尼基人的环非航行：“他们从红海出发，沿着非洲南部进入南海（印度洋）。
当秋天来临时，他们上岸在非洲大陆能种上粮食的地方种上粮食。庄稼成熟后，他们收割完毕，就又上船继续赶路。他们还说起过，好像是在环绕非洲航行的时候，他们突然看见太阳在右边（升起）。”（这说明他们的船已经从非洲大陆的东侧航行到西侧。）腓尼基人的大海船有着鼓胀的外壳（像吹胀的气球）和长方形的船帆，船长20米至30米，宽6米至7米，如果是战舰的话可能还会在船的两侧安装一排至两排划桨。
在人类开拓海洋的初期，腓尼基人的远洋航行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勇气及创造精神，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腓尼基人对沥青的使用不无关系。实际上，水上路线与船只的防水问题在古代是早期航海最主要的两个障碍。为了保持船体的干燥，人们在夜晚将船只拉上陆地，停放在沙滩上以从事检修或上油。腓尼基的航海者们使用沥青这种天然柏油来对船体进行粘缝，这不仅在技术上前进了一大步，也帮助腓尼基人通过海上航行获取了可观的财富。
一开始，腓尼基人从事的商业活动是类似于今天“中介”的贸易，从东边的商人手里买来药材、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工艺品卖到西边，或者从西边的商人手里换回金属、皮毛和谷物。渐渐地他们发现，当价格谈不拢的时候也可以把东西先夺过来，然后利用娴熟的技术驾驶着先进的帆船逃之夭夭，没有人追得上他们，这比做贸易似乎要方便一些。后来，他们干脆省略了伪装变成明抢，把商船稍稍改进，再配上简单的武器，无人可以抗衡。
越来越多的腓尼基人开始朝着“腓尼基海盗”的称谓进发。
这时，陆上的居民为了抵御腓尼基海盗的进攻也自发地联合起来。渐渐地，部落规模越联合就越大，他们在联合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生产工具、农业技术也联合起来，形成了城市的雏形。当然，这些城市的出现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抵抗海盗的侵略，也是为了对付来自陆地上的威胁以及出于生产交换的需要。
星罗棋布的“城市雏形”如同雨后的萌芽在地中海的四周迅速成长。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北岸多次碰壁之后（因为那里的城墙比较结实），开始悄然往地中海南岸转移。如果你认为他们除了抢劫其他什么都不干就错了。腓尼基人没有那么不务正业，实际上，他们还顺道发明了一套拼音字母——可别小看这些字母，它们是古希腊字母的前身，而希腊语可以说是西方语言的鼻祖。
希腊半岛的诸多城邦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发展和扩大。
实际上，这些由小村庄相互连接组合而成的聚居地远未能达到今天我们所说“城市”的规模。有的城市只抵得上今天的一个“乡”，规模稍微大的可以达到“镇”，像雅典和斯巴达那样十里八乡都闻名的“大城邦”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今天的一个“县”而已。然而这些城邦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政治体系，当地的人民选举出了自己的头儿，有的叫首席执行官（CEO可能就是这么诞生的），有的叫元老院长，有的叫首长。
与此同时，腓尼基人没有停下脚步，他们进入地中海西部，到达非洲西北岸和西班牙南岸。他们一边抢劫一边经商，建立起很多商业据点和殖民地（这个概念下面讲）。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几乎控制了地中海贸易的绝大部分，一直到那些希腊城邦因为人口的增长和利益的驱动而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大海上。
说到希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策源地之一。“言必称希腊”，就是因为希腊有博大的精神和灿烂的文明，一旦放开演讲的口子，就会如“滔滔江水奔涌不息”。不要忘了，我们要讲的是海盗，所以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欧几里得的几何还是留待以后再说吧。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说到，人类是很喜欢通过“战争”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血与火的拼杀比重复嗦的辩论有效许多，海盗的暴力手段自然容易抄袭和模仿。随着希腊城邦的不断扩大、人口增多和阶级剧烈分化，出现了一些流失土地的农民，自然农业已经无法维持他们的生存。公元8世纪左右，这部分城市流民和早先就在海边打鱼的另一部分渔民下海做了海盗，很快，希腊的商人也加入了进来——因为有利可图。这些希腊海盗和腓尼基海盗构成了地中海海盗的“核心团队”。他们抢劫来往的商船，并不断在周边开辟新的殖民地。小亚细亚沿岸、塞浦路斯、爱琴海诸岛，甚至黑海南岸都留下了他们殖民的痕迹。比较强大的腓尼基城邦西顿，其商业殖民活动多在东地中海，而另一个腓尼基城邦推罗则将殖民地延伸到了西地中海和北非，他们沿马耳他岛、西西里和撒丁尼亚西进，一直到达西班牙。
这里有一个词汇出现了好几次：殖民地。它和我们今天的概念有些不大一样。古代的殖民地是一个中性词，一群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垦并最终定居下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殖民”，那块地方就可以叫“殖民地”，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建立政权和强迫奴役当地的居民。从这里可以看出，海盗对于地中海文明的传播是有贡献的。
伴随着殖民地的拓展，腓尼基海盗不可避免地与希腊海盗在海上和岸上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了战争。希腊海盗在这些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殖民地的范围越来越大。
腓尼基的海盗只好逐步退让。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而是等待更好时机的到来。一部分腓尼基海盗依附于地方政权做了雇佣军，另一部分则重新做起了商人。
　　此时，岸上的希腊城邦正遭受来自波斯人的威胁，这支来自北方原本默默无闻的游牧民族突然间踏上了四处讨伐的征途。在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年前后，波斯两次征讨希腊，在希腊诸城邦的众志成城的抗击之下均遭到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征讨希腊的战争中，两国海军在地中海的萨拉米海峡发生了一次大海战。
诗人记载了特洛伊战争，史学家则记载了萨拉米海战。
公元前480年9月23日清晨，1000余艘波斯战舰雄踞海峡东口，指挥海战的是薛西斯的王后阿提米西亚。在雅典执政官提米斯托克里斯的组织下奋起迎战的希腊联军只有300余艘战舰，面对趾高气扬的波斯人，希腊人除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外已经别无退路。两军从清晨激战到天黑。素习海战的希腊人利用海峡狭窄的地势压制波斯军舰数量的优势，并充分发挥其战船小而坚固的特点将大而不当的波斯战舰一艘一艘击沉，波斯人的鲜血染红了萨拉米的海面。在山上观战的薛西斯目睹此景失声痛哭。希波战争的局面至此终于倒向希腊人的一方。
希腊人以少胜多，把波斯海军彻底歼灭，其中有一个胜利因素很容易被忽视：希腊的海军大多有海上的“从业经验”，因为很多人做过海盗，而波斯人没有！
另外有必要提一下希腊战舰的威力。在战斗中，这种三层桨帆船不仅速度快，而且容易掌舵，其船头呈一个尖角，可以用来撞击敌船。水手们最常采用的战术是舍弃高大的风帆后划船进入战场，因为划船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5公里，远快于张帆航行的速度。因此三层划桨战船称得上是一种依靠强大的人力桨手来驱动的战争工具。这种船能载2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白天桨手们挤在船舱里，只有入夜回港才能回到陆地上躺下安睡。对于勇武的希腊人而言，谁都不愿意干这苦差，以至于冬季停泊于比雷埃夫斯港军用码头的战舰一开春就得四处去招募桨手。若干世纪后，桨手这活儿终于成了苦役犯人的专职。
战事过后，本来希腊可以利用共同御敌的机会团结起来，变得更强大。然而事与愿违，希腊最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先打了起来。
相传，雅典就是那位杀死米诺牛的英雄提修斯在统一各部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谓系出名门。在抵抗波斯的过程中，雅典发动周围的小城邦共同成立了抵抗联盟，因为盟址设在提洛岛，故称“提洛同盟”，最初有35个成员，后来竟达到200个之多。这引起另一个大城邦斯巴达的嫉妒，它也效仿成立了一个同盟，因为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所以叫做“伯罗奔尼撒同盟”。
除了想要证明谁是真正的领导者，两者之间的战争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差距太大了。
同为希腊城邦，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两者从精神到行事却毫无相似之处：雅典像热情活泼的孩子，热爱生活，总是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世界；斯巴达像充满戒心的成年人，严肃呆板，总是用怀疑的眼神对待周围的一切。两个城邦各自拉拢周围的小城邦加入战团，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甚至不惜把原来共同的敌人波斯请进来解决内讧，而波斯人也乐意插手其中，从而使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地盘得以保留。战火烧了足足30年，雅典失败了，败在一场丧失了大部分战士的大瘟疫之后。
这时的欧洲大陆，马其顿业已崛起。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成了他们的国王，年仅20岁。这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有着过人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在他即位后第三年就发动对波斯帝国的攻势，共有3万步兵、5000骑兵和56艘战舰参与了这次征伐。亚历山大的步兵采用了一种密集纵深的战斗队形，被称为“马其顿方阵”——这是亚历山大的爸爸腓力二世的发明。该方阵以富裕的农民为主力，以长矛和盾牌为武器，最小的方阵为16排，每排16人。亚历山大后来对这个方阵稍稍做了改进，把方阵倾斜，类似于“菱形”，这样就可以突出的队形进攻敌人薄弱的侧翼。
公元前331年10月，在底格里斯河左岸的高拉米加，就是这种攻防兼备的“菱形马其顿方阵”把波斯人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阵亡者达十万余人！公元前330年，波斯人被亚历山大彻底打败。
此时的希腊人在城邦的斗争中早已元气大伤，最终同样被东征的亚力山大收入囊中。希腊也随之没落。
腓尼基海盗的机会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他们等得太久太久。原来的老海盗实在没有耐心统统都撒手人寰，他们的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衣钵。这些海盗的后裔在地中海南岸的许多殖民地上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基业。有些已经不像海盗，但是，他们富有开拓精神，敢于冒险，骨子里仍然流淌着海盗的血。
这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殖民地就叫迦太基，位于如今非洲北边的突尼斯附近，整个迦太基的政权完全操控在12个大船主的手中。他们从事贸易而且业务繁忙，同时也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密切注视着过往的商船，视财富的情况做出抢还是不抢的决定，他们就是事实上的12个大海盗。
在历史舞台上，迦太基人还有一场大戏要演，这场戏和下一节有关。
不论是希腊海盗、腓尼基海盗还是迦太基海盗都是典型的两面派，他们会根据环境的情况做出相应的改变，有时是仗剑的海盗，有时是贸易的商人。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形容他们：“一手仗剑，一手经商。”
海盗爱罗马
正当雅典和斯巴达为谁是希腊之主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意大利半岛台伯河南岸七座小山丘上，一个小村落正在悄悄崛起。
没人能够想像这里就是未来的罗马，就好像一个中国人无法想像深圳特区之前只是个小渔村一样。
为了填补这段时期的寒碜，人们赋予罗马许多美好的传说，做过很多奇异瑰丽的联想。流传最广的传说把罗马城的创立者讲述成由母狼喂养大的两个孩子，这也是罗马城徽雕像的来历，而罗马之名就是由两个孩子中罗慕洛的名字而得来的。据说罗马在建成初期由于缺少妇女，工作效率低下，罗慕洛便以举行庆典为借口把附近萨宾部落的妇女诱骗活捉，这样，罗马才有了继续繁衍生息的条件。
不管传说真伪如何，罗马一天天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时期的罗马逐渐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军事民主制。它包括库里亚大会、元老院和勒克斯三个部分。库里亚大会指的是部族内部的会议；元老院则享有征税、征兵、议事、媾和等权力；勒克斯指的是王，包括军事首长、行政长官、最高祭司等。
罗马人还不断铺路盖楼，扩大城市规模，较为杰出的成就是将石头、沙子、维苏威火山的粉尘混合在一起制造出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混凝土。他们用这种混凝土建造了万神庙——一座直径为43.5米的半圆形穹顶建筑物。还建造了科洛希姆圆形大竞技场，这座大竞技场呈椭圆形，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长约188米，宽约156米，周长527米，围墙高57米，可容纳5万余人。他们的成就在当时无出其右，要知道，现代意义上的混凝土直到19世纪才出现！
伴随城市面积的扩大，罗马人头脑发热，东征西讨，终于惹恼了腓尼基人的后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海盗帝国迦太基。
也许你并不知道，迦太基和罗马是有些瓜葛的。为了对外扩张，两个新兴的城邦国家曾经走到一起联手对付远道而来的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迫使他退出意大利。然而，罗马的发展超过了迦太基的想像，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大仗难以避免。
前边我们强调过，迦太基人和他们的爷爷辈一样善于航海，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把在陆地上发家的罗马放在眼里。他们的口号是：“如果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罗马人在地中海里边洗洗手都是不可能的。”
不久，战争的导火线终于在西西里岛东北的墨西拿点燃。意大利人占领这里后，遭到希腊殖民城市叙拉古的攻击，意大利人向迦太基和罗马都发出了求救信号，迦太基人率先赶到，占领了墨西拿。罗马人当然不愿意坐视迦太基得利，公元前264年，两个国家终于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上相遇了。让迦太基人没有想到的是，罗马人竟然沿用了他们的老办法，雇佣了经验丰富的海盗组成雇佣军（这回罗马人给的出场费多）。陆上的强国很快占据了海战的优势，这次战争的结果是西西里彻底没有了迦太基人。
罗马海军的常规装备是三层桨战船或五列桨战船、三层或五层桨长船。罗马人除了作战勇猛，造船速度也相当惊人，这是他们最终取胜的原因之一。公元前260年，与迦太基冲突爆发之初，罗马以缴获的一艘迦太基战舰为模板进行复制，迅速拥有了一支由100艘五列桨战船和30艘三层桨战船、另加几艘其他船的舰队，全部船只在60天内完工。到公元前254年，又有220艘新船只在三个月内下水。亚平宁半岛上茂密的森林为战争机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木材资源。不止木材，战船的昂贵造价，战事中的损耗，一艘船上400人左右的开支——这一切都注定一场看似平等开始的战争最终会变成一场消耗战——而国力强盛的罗马必然胜出。
当然，据说这次战争的胜利还要归功于罗马人在战船上玩弄的小聪明，这个玩意儿我们第一章已经介绍过，叫做“乌鸦”。
不善海战的罗马人靠着“乌鸦”钩住迦太基的战船，使善于陆战的罗马士兵在海船上如履平地。
然而，迦太基——一个曾经的强大帝国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特别是当这个帝国还拥有如汉尼拔这样的军事天才。
公元前218年，作为迦太基统帅的汉尼拔率军翻越白雪封顶的阿尔卑斯山入侵亚平宁半岛，随之与如梦初醒的罗马人在坎尼决战。
坎尼战役在军事教科书上近似一个术语，它的意思就是——歼灭战。坎尼战役的交战双方是罗马的8万步兵1万骑兵和迦太基的4万步兵1万骑兵，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它只是汉尼拔一个人的战役。
公元前216年8月2日，这场力量悬殊的会战在汉尼拔的运筹帷幄下展开了。汉尼拔采用了两翼包抄的战术，而罗马人则像一头蛮牛闯入了迷阵，庞大的身躯只为自己徒增负担。战斗最终演变为一场迦太基人对罗马人的屠杀。战斗结束以后，汉尼拔的士兵打扫战场，光收集被杀的罗马贵族、骑士、元老等人的金戒指就装了20多个箩筐——罗马告急！
罗马史学家李维曾经这样写道：“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在经受坎尼之战这样巨大的打击以后仍然能够屹立不倒。”是的，坎尼战争没有摧毁罗马。紧急时刻，罗马将军老西庇阿率军渡海突袭迦太基，汉尼拔驰援兵败。可怜的迦太基只留下区区十艘舰船，还不够和规模大一点的海盗决斗！
公元前149年，罗马第三次对迦太基宣战。这一次，罗马的小西庇阿亲自挂帅，他是当年让汉尼拔尝到一生中惟一一次战败滋味的老西庇阿的过继孙儿。历史有意为西庇阿家族留名，在迦太基人苦苦抵御了整整三年之后，小西庇阿攻破迦太基城。也许是罗马人天性使然，他们杀死了城中所有居民，摧毁了所有建筑，让迦太基城成为一座真正的死亡之城。因为战胜者容不得一点生命迹象出现在迦太基，于是罗马人付之一炬——可怜焦土！
那场大火据说燃烧了十余日，罗马人和海盗雇佣军联手把迦太基的名字彻底从地中海的地图上抹去。
这三次战争，因为腓尼基的拉丁文发音为“布匿克斯”而被史学家们称为“布匿战争”。三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百年征战——依靠坚强而且凶暴的盟国，罗马享有几乎源源不断的兵力和财力，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完全”战争。
即使在最惨痛的失败面前，罗马也没有片刻的退让。汉尼拔虽然是百年罕遇的军事天才，也不得不在罗马人斩尽杀绝的新的战争观念之前低头认输。
布匿战争对地中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震惊着现代人的想像力。对交战双方来说，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是一场对抗的赌注，敌对双方绝对要灭掉其中一方后才会罢手。而海盗们不仅依靠这三次战争获得了数目可观的劳务费，而且扩大了他们的影响范围。借着战争的机会，海盗和罗马贵族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大肆捞取失败者的油水。
胜利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罗马人的虚荣心进一步膨胀。他们又连续发动了战争。马其顿、希腊、叙利亚、西里西亚、埃及先后成为他们的一个个“省”。
连年的战火，兵荒马乱，奴隶们接二连三爆发了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色雷斯人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斯巴达克曾服役于军队，被俘后被卖到卡普亚角斗训练所充当角斗士。公元前73年，他带领73名角斗士暴动，逃到附近的维苏威火山。闻讯从各地赶来的奴隶迅速将这支队伍扩充到2万人，他们转战意大利半岛，队伍最壮大的时候曾多达12万人。慌乱之中，罗马人任命克拉苏为统帅，带领8个军团去围剿起义军。于是斯巴达克决定率军南下，渡过墨西拿海峡，登上西西里岛。然而他们缺乏渡海的船只，这时斯巴达克想到了拥有大量海船的海盗，他派人拿着金币去找海盗帮忙，这些见利忘义之徒立刻就答应了。可是到了约定的日子，斯巴达克的军队来到海边，发现海面和岸边竟没有一条船只前来接应。万般无奈，他只得率军原路返回，重新杀进罗马人早已设置好的包围圈。公元前？1年春季，斯巴达克的军队和罗马军团在阿普里亚展开决战，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灭？万起义军将士战死。毫不客气地说，海盗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可一点儿也不光彩，这些贪财的家伙在收受罗马人付出更多的报酬后，早已把信用抛诸脑后。
即便收到罗马人给的俸禄，海盗们也并未给饱受战乱侵袭的罗马留下一丝怜悯，这也正是海盗们梦寐以求的。自古乱世出英雄，海盗们想说的是：自古乱世好抢劫。他们接连攻占了基里基亚、伊苏利亚、克里特、塞浦路斯等地区，势力范围几乎遍布整个地中海。很多罗马贵族暗中给予海盗支持并从中收取利润。元老院的贵族们任命的行省总督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大多横征暴敛，甚至直接参与海盗活动，这些都给往来于地中海的商船和商队以极大破坏。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地中海成为海盗的天下。
怨言不断从四面八方混杂在那些破产的农民中涌入罗马城，贵族们实在不能坐视不管，他们到处安抚并许诺一定会处理这个问题，可惜这种假惺惺的嘴脸没有得到人民的理解，整个城市仍然怨声载道。
　　这个时候，一位“保民官”伽比尼乌斯力排众议，举荐当时已经战功彪炳的将军庞培去剿灭这些海盗。保民官的地位是平民争取到的。由于连年服兵役，平民和贵族之间对立尖锐。公元前4？4年，一伙平民为了躲避兵役甚至退到罗马城东北边的“圣山”上打算成立一个“新国家”。这种“水泊梁山”式的义举及一系列斗争的结果使得贵族最终同意从平民中选出两位保民官，对任何不适宜平民的法令行使否决权。保民官的设立让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心存忌惮，这一回，他们碍于面子只能勉强答应伽比尼乌斯“合情合理的要求”。
这下，海盗的厄运来了。庞培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指挥员（下一节我们会专门介绍），他率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庞大的地中海海盗团伙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残余的海盗们只能隐身在平民中或者躲到贵族家里等待东山再起。庞培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此后的一段时期，地中海相对平静。就在这个时期，共和国的地位因为另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恺撒的出现而逐渐变味，到了恺撒的养子屋大维控制权力的时候，罗马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为了维护尊严，屋大维组织了一支海军常年巡逻在海上保证帝国不受海盗的骚扰。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没多久，帝国的统治者在政治的更迭中接连换了好几个，一个比一个凶狠，一个比一个暴***隶和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这都为海盗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海盗们又开始在地中海逍遥了。
后来的几个皇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奥勒利乌斯，比前面几个稍微好点，历史就给他们个好听的雅号叫“五贤帝”。他们偶尔也会对海盗发动些征讨，但都不痛不痒。因为他们的心思主要用在如何建造更好看的大楼和更舒适的澡堂上面。比如哈德良的别墅就建筑在距离罗马城30公里的蒂沃利，占地面积120公顷，由神殿、剧场、浴室和水池组成，其中仅喷水池就有12座，纵横交错的水槽和导管随处可见，俨然一座小型的罗马城镇。
罗马人还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从斗兽场到神庙，从记功柱到马路，每一样都令人惊叹。罗马澡堂可谓一应俱全，有健身中心、花园、休息室和图书馆，可以提供热水浴、冷水浴、温水浴，这样的建筑即使拿到今天也是奢侈消费区，不管怎么样也算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从公元235年开始，帝国又进入了乱世，先后20多个皇帝上台，海盗乐意无边。
整个罗马时期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总体来说地中海的海盗们交的都是好运。厄运只是昙花一现——因为那些爱管闲事的将军。
庞培和恺撒
在罗马的历史上，庞培和恺撒所表现出的卓越的军事与政治才能是毋庸置疑的。有意思的是，前者因为抓海盗而名声大振，后者则因被海盗抓而气度远扬。
从时间上看，庞培和恺撒几乎是同一年龄段的人，都是天妒的英才，也注定了会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哀。
他们的身世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庞培的父亲是罗马共和国赫赫有名的统帅司特拉波·庞培，恺撒的父亲也曾经做过罗马的执政官。他们都曾经为了政治目的完成婚姻，前者迎娶了苏拉的女儿为妻，而苏拉是当时罗马兵权在握的将军，后者为了能娶到罗马执政官的女儿克妮丽娅，不惜与第一任妻子解除婚约。他们又都有共同的心腹之患——元老院。为了对付这个敌人，两个人和另外一个罗马的大贵族克拉苏结成盟友，史称“罗马三巨头”。克拉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富上，而恺撒和庞培的影响则体现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多才多艺的恺撒几乎成了罗马的象征，冠予他的头衔数不胜数：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散文家，诗人。他很小时就展示出过人的才华和非凡的抱负。这一点从他与海盗打过的交道中便可略知其详。
那一年，恺撒25岁，正打算去地中海的罗德斯岛进修，拿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去“充充电”，因为那里住着罗马最为著名的修辞学家和辩论家摩隆先生。然而，恺撒乘坐的船在途经斯波拉第斯群岛中的法尔玛库撒岛附近时遭遇海盗，人船均被海盗俘获。
那个时代，用赎金换自由是海盗们常干的事，所以海盗将俘虏一字排开，依次论价，到了恺撒这里，从他的衣着和气度打量，海盗们判断这是个不一般的人物。
“20个塔兰特（古希腊重量和货币单位，1塔兰特合27千克黄金）怎么样？”海盗头子半玩笑半商量地问恺撒，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不料恺撒十分认真地回答：“我就值这么一点？放心，赎我的人会为此付给你们50个塔兰特！”
海盗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纵横海上多年，从来只有要求降低赎金而讨价还价的，还没有听说过主动加价的，而且是一笔“天价”。
“好吧，我们等着你的赎金。不过，要是没有钱，那么你可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海盗们虽然答应了，可还是半信半疑。于是，仆人们奉命回到罗马筹集赎金，恺撒和海盗一起留了下来。
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恺撒每天读书，闲暇时也给海盗们念念诗词，讲讲历史，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消遣。有一天，恺撒忽然对海盗们说：“一旦我获得自由，我一定会马上逮捕你们，并且统统处死。”
海盗们听了哈哈大笑，他们并不生气，反而更喜欢这个口无遮拦、说话不着边际的年轻人。赎金果然很快筹全送来，海盗放走了恺撒。这个举动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为愚蠢的选择，因为言出必践的恺撒很快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偷偷地奔向海盗的窝点。可怜的海盗们还没有把手里的塔兰特焐热就成了恺撒的俘虏，被抓获的海盗有350人。恺撒打算履行他的诺言处死这批海盗。当时只有罗马的大法官有权宣判死刑，恺撒亲自前往陈述缘由，得到的答复却令人失望：大法官留下了海盗的命，只同意把他们卖为奴隶。
关键时刻，恺撒的勇气和魄力又一次显露出来。他回到囚禁海盗们的地方，以罗马执政官的名义宣判了海盗的死刑，蒙在鼓里的海盗就这样告别了蔚蓝的大海和生机勃勃的人间。鉴于在关押期间海盗对他的宽厚，他只是做了一个相对人道的改动——先割断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海盗们的喉咙（这样就会死得更快些）。
庞培（准确地说是“庞培家族”）和海盗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这要从公元前67年说起，时年庞培39岁，已经成长为罗马共和国中风华正茂的一员虎将，讨伐过非洲，征服过西班牙，战绩不俗，属于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的“超新星”。这一切自然引起了保守的元老院的警觉。
我们知道，元老院是罗马核心的权力机构，其成员最初有100人，后增至300人，全部由部落或氏族长老组成。元老是分等级的。高级元老一般由卸任的独裁官、执政官、监察官等构成；次之为卸任的保民官和财务官；最后是没有担任官职的其他氏族长老。但不论成分如何复杂，元老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老”。
对于新生代而言，老朽势力总是本能地产生群体性嫉妒，这回也不例外，元老院打算把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人排除在政治圈外。而此时的庞培，急需一场更为显著的军事胜利来提高他在军队和国家中的影响力。适逢地中海海盗十分猖獗，他们袭击商船，劫掠沿海城市。先后被海盗绑票的司法官就有两个，甚至在公元67年导致罗马因运输没有保障而发生粮荒。庞培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他私底下拉拢当时的罗马保民官伽比尼乌斯和恺撒（天晓得有没有贿赂行为）为他助威，两人最终都同意襄助。
在人民大会上，三人合力几乎瞒过所有人的眼睛。人们看到的只是慷慨激昂的伽比尼乌斯和舌战群“老”的恺撒，众人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庞培出马才能拯救整个地中海。元老们迫于压力只得批准了庞培的指挥权。
打着剿匪的旗号，庞培很快集结了一支有120000人的部队，战舰多达500艘，全是与海盗船相同的桨帆船。他还搞到一个特别委任状，授权他可以调动除意大利以外所有地区的军队。庞培首先把地中海西部作为行动的地点，将这一区域划分为12个战区，每个战区调配合适的指挥员，采取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策略（听起来有点耳熟）。他本人在中部舰队指挥，在北非和西西里一带伺机而动。另外，他还命令12000名步兵和5000多名骑兵沿地中海沿岸清剿海盗的居住地。庞培允诺：凡不战而降的海盗一律赦免。这就从心理上彻底瓦解了海盗的防线。
由于组织出色，考虑周全，仅仅40天时间，庞培就基本肃清了地中海西部的海盗而移师东部。在那里，罗马人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就使海盗损失了1300艘船只，缴获的海盗船达400多艘！此一战中，海盗被俘虏达20000多人，10000多人战死。随后庞培将俘虏们移居到地中海东边荒无人烟的地区进行耕作。
此战换来了地中海的安宁，庞培声威大振——事实上，他也是从这一仗之后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而在这同一时期，恺撒除了在民间呼声很高，还缺乏足够的战功可以和庞培抗衡。一直到做了高卢总督，恺撒才真正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这个时期的恺撒一定是十分惬意的，战斗之余还有闲暇写写散文和日记。他的日记最后被结集出版，名为《高卢战记》。
长达七卷的《高卢战记》记述了恺撒在高卢作战的经历。
凯撒为什么要写书，当然不是为了“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了。事实上，凯撒写作此书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局面对他很不利，凯撒写作的目的无外乎是为自己辩护，同时也方便他的拥趸在外光大他的形象。既然是辩护，就要别人听不出自己是在辩护才算是最好的辩护——这一点恺撒做到了，他在用精心锤炼的平静自然的文风和简朴舒缓的口吻为自己添彩的同时更不忘时时暗点一下政敌的阴谋。他的皮里阳秋微言大义甚至骗过了西塞罗，后者居然直称其《战记》是“朴素、直率和雅致”的。
恺撒的地位和声望最终远远超过了庞培。“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各具野心的人迟早会相斗。公元前49年，两支大军在法萨卢决战，恺撒彻底击溃了庞培。无处可去的庞培最终被埃及人杀死。庞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格涅乌斯·庞培和赛克斯图斯·庞培又在西班牙发动了几次叛乱，均被恺撒镇压。
庞培被打败后，恺撒成为集军事、行政、司法等权力于一身的无冕之王。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遇刺身亡。
罗马人自顾不暇，地中海的海盗又迎来了幸福时光。当中有一支海盗武装十分强大，经过了几年的苦心经营，他们控制了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威胁到整个罗马交通线的安全。这帮海盗的头领正是庞培的幼子——赛克斯图斯·庞培。他最后被罗马的屋大维收服，那已是公元前36年的事。
发热的十字军
公元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有600多名主教、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上，乌尔班陈词：“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予以色列的，遍地流着奶和蜜，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抱着孩子的尸体悲痛欲绝。东方是那么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拾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教皇使人们相信，土耳其人把上帝赐给人类最大的一笔财富白白地占有并且还在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屠杀上帝最善良的子民，而讨伐者将代表伟大的教皇去惩罚异教徒在圣地的种种恶行。一时间，整个欧洲沸腾了。事实上，由于突厥人的进犯，拜占庭的使者多次向教皇求救，发动东征，既可以占领东方建立新的基督教领地，又可以把教皇的权力延伸，实现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梦想——何乐而不为？
教皇乌尔班最初设想的东征是作为基督战士的贵族和骑士的一场军事行动，然而东征所吸引到的普通民众数量之多，出乎想像。这时正是黑暗的中世纪，奉献上帝、拯救灵魂的想法对民众来说也是日常需要的一种扩展。
首先动身踏上征途的大部分是从未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贫困百姓。1096年春，法兰克东北部和德意志西部的穷困农民以及一部分破产骑士首先参与了这场军事行动，随后，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加入。人们把燃烧的十字架放在胸口或者手臂上，再用红色的颜料涂抹烫伤的创口，以此表明对上帝的无限忠诚。胆小一点的人就在衣服外绣上十字，因此几乎人人身上都有十字记号，表明此行并非是去观光旅游，而是去忍受苦难，拯救同宗——于是所有这些人统统被称作“十字军”。一位从耶路撒冷归来历经磨难名叫彼得的隐修士自发带队，还有一部分人由口若悬河的瓦尔特率领。
普通民众为了筹集军费而拥上集市，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物品换成金币。带不走的土地和房产价格降为原来的四分之一，而长剑和斧头的价格却翻了四倍。农民卖掉农具，工匠卖掉工具，这些都只为换回一把称手的刀剑加入到远征圣城的队伍中。
　　就这样，诚实的基督徒、没落的贵族和潦倒的骑士们或者被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激愤所感染，或者被现实生活的境况所困扰，结伴走上圣战之路。他们是踏上两千英里陆路旅程的数万欧洲人中的第一批，沿途即有上千人死亡，更多的人则丧生于与穆斯林的战火之中。
可以说，十字军这帮乌合之众几乎没有什么纪律可言。在匈牙利，由于对当地提供的食宿条件不满，一些十字军战士竟然杀死了本地的居民，匈牙利人奋起抵抗，把十字军赶出了自己的土地。瓦尔特率领的军队在保加利亚也不受欢迎。所有的城市都关起城门，拒绝这些无赖通过。可怜队伍里仅有的善意在饥饿的威胁下荡然无存，漫长的征途和可怜的军费很快让这场圣战变成了抢劫。当大军穿越城市和重重山峦终于到达耶路撒冷城下，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见人就杀见财就抢的强盗——他们理所当然洗劫了圣城耶路撒冷。
然而十字军战士仍然处在土耳其人的包围中，缺乏支持，苦不堪言。
于是，又一位像彼得一样充满号召力的人物出现了，他叫贝尔纳。他游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组建了一支正规军，又跑到德国让德国国王也组织一批军队。德法联军成为第二次东征的主力。
第二批出发的十字军接近正规军，然而依旧损失惨重，饥饿达到极限时，仅一天就有500多人死去。这支军队遭到了土耳其人的伏击，损失惨重。和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一样，除了令人头疼的资金问题，十字军的后勤补给也相当棘手。撤退的一部分士兵开起了小差，他们进入东地中海和希腊，成为海盗。十字军与海盗的联姻就此开始。
第三次东征是由骑士发起的，他们被各国吟游的诗人所感动，甚至甘愿承担高昂的代价前往圣城。要知道，光是置备马匹和行军装备的钱就相当于一个骑士两年的收入，因此，参加十字军的高昂开销使许多骑士不得不先行抵押土地。王室也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为了承担骑士、弓箭手、步兵以及修建堡垒等等开支，法王路易九世为圣战所付出的金钱竟达到其王室年收的12倍。这一次东征仍以失败而告终，被打乱的残兵败将散落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塞浦路斯一带，有几个骑士自发组织散兵出海抢劫——海盗的队伍又壮大了。
这样的闹剧在历史舞台一共上演了八次，如果说前几次东征还因为虔诚基督徒的大量参与而有统一目标的话，那么从第四次东征开始，圣战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抢劫。在后来的几次东征中，行军和运输军用物资的情况大大改善，原因就是地中海航运的发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宁可选择水路。许多十字军战士取道意大利，从威尼斯或者热那亚渡海前往东方，威尼斯人因为输送战士赚得盆满钵满，而十字军几乎要掏空自己的裤兜。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没有钱对付剩余的路程而变成了海盗。一时间，地中海上热闹非凡。雷焦、埃维亚、克里特、莱姆诺斯、纳克索斯、法马吉斯塔，大大小小的岛屿都飘扬着“十字军海盗”的旗帜。
很多人一旦发现留在这里远比拯救圣城更有诱惑力的时候，做海盗就成为远征的最终目的。
从公元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到公元1291年十字军占领的最后一个据点被穆斯林收复，前后近两百年，变成海盗的十字军战士不计其数。
十字军除了抢劫、做海盗，当然也曾以政府的名义与海盗发生过战争。最著名的一次，是对哥得兰沙岛的海盗发动的攻击。
哥得兰沙岛位于瑞典东南约80公里的波罗的海之上，是著名的波罗的海海盗团伙“维塔里耶尔”的根据地。从13世纪开始，这里就有海盗生息，遭受委屈的逃犯和穷得过不下去的农民不断慕名前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这里已经发展成为波罗的海海盗们栖息的乐土。这严重影响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的政府贸易。
面对强大的海盗势力，女王势单力薄，决定求助于还在头脑发热的一群没落的十字军战士。听到召唤，这部分闹哄哄的十字军骑士撇下“伟大的历史使命”转而帮助女王，也许在他们心里，拯救只是一种形式，打仗才是最终的兴趣所在。强大热情的十字军战士很快就攻占了哥得兰沙，迫使那里的海盗逃到北海的黑尔戈兰岛。这些十字军战士很多最后留下来成了女王的士兵。
讲点题外话。在所有狂热的十字军团里，另类的队伍不少。
最为特殊的一支队伍，其成员年纪小到还不能读懂《圣经》里的单词，更不用说领会教义了，可是他们的热情不比任何一支由成年人组成的十字军团低多少，他们的人数据说超过15000人，历史上称之为“儿童十字军”。他们肩扛十字架和蜡烛，一路高唱圣歌走街过户。在马赛，有两个法国商人被这些孩子们的热情所感动，答应免费为他们提供七条船渡过地中海。在叔叔阿姨们的帮助下，这些孩子们终于坐上了船。实在难以想像，这些孩子的父母是如何做出让如此年幼的孩子们飘洋过海、舞枪弄棒的决定的？
最终有人站出来阻止了他们，这些人就是海盗。据说海盗叔叔在萨里西亚的桑彼埃特罗附近阻挡了孩子们，更多的事宜无从考证。“儿童十字军”彻底覆灭，成了陈年的传说。几年后，有人在遥远的非洲奴隶市场上看见其中的几个成员，之后音信杳无。
如果耶稣有灵，一定会为打着他的旗号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遗憾。
威尼斯与热那亚的辉煌
“文艺复兴”是由14世纪开始，一场源自意大利并最终席卷全欧洲的文化运动。运动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文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欧洲从文学艺术、科技创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深刻影响。
最早被“复兴”的国家是意大利，最早被“复兴”的城市则是位于意大利半岛北边的两个天然良港：威尼斯和热那亚。
然而这两个城市的兴起却和海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讲述它们之前，我们还是先说说罗马吧。
此时的帝国盛世不再，贵族们的生活越发糜烂，他们奢侈**、互相攀比。整个民族都在追逐享乐，士兵的战斗力锐减。贤明的康士坦丁无力阻拦，只好划疆而治，定都拜占庭，改其名为君士坦丁堡，自称“东罗马”。原来的罗马城现在变成了“西罗马”的首都，并很快被日耳曼人攻陷。
这一时期对于欧洲而言是黑暗的，各个民族为了躲避战乱或者挑起事端而东奔西走相互融合，土地不过是从这个统治者手里交到那个统治者手中。宗教也来凑凑热闹，教皇和国王为了争夺国家的权力明争暗斗，实在感到无聊，就把东边入侵的中亚人的传说拿出来炒一炒，把那些人说成是清洗基督徒的恶魔，使得大半个欧洲都在张罗着抵抗的事情。
很长一段时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盗吸引了大多数欧洲人的注意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地中海的海盗在一夜之间统统洗手不干——他们仍然存在着，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去谈论那些北欧弟兄的，也许在海上相遇，他们就会老远招呼：“欢迎你们，北欧的朋友！”维京人也应当会还以礼貌：“别客气，地中海的兄弟！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努力奋斗吧！”——然后惺惺惜别。
其实，在陆地战火连连的日子里，地中海上一刻也不曾平静。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意大利半岛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T形交汇两侧，有两个港口城市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崛起。这两个城市刚好像是意大利半岛的两个看门人，东边的叫威尼斯，西边的叫热那亚。在公元10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日耳曼人多次入侵北意大利，其入侵的通道就是位于威尼斯旁边的阿尔卑斯山东侧的圣戈塔山口和勃伦纳山口，从奥托一世到腓特烈一世都能征善战，持续不断的侵略把这两个城邦的人民锻炼得强悍无比。
在多次入侵的日耳曼人面前，城邦里无论贵族还是商人，无论水手还是贫民，人人都是战士。为了抵抗外族的侵犯，城市间相互结盟，并且雇佣了很多海盗和骑士充当他们的士兵。为了供养这些雇佣来的士兵，以及维护本地建筑和教堂、维持治安、疏导交通、摊派税收，两个城市想尽办法拼命挣钱，优越的海洋环境促使许多当地人也出海做了海盗。在他们眼里，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能挣钱。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意大利半岛弥散着重利轻义的情绪，就连后来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也用一部《威尼斯商人》来汇报这一时期的情况。
威尼斯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建造在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的188个小岛屿上，117条长短各异的水道构成了城市交通网，生活需要促使他们必须有发达的航运业，这在客观上也为他们的海盗行为提供了条件。
从一开始威尼斯就像是一个商人的国家，其权力机构由总督、选举人团、元老院及大议会组成。选举人团由20人组成，大多是些金融寡头；总督的权力受选举人团的监督；元老院是立法机关，由246名成员组成，对于行政和立法的问题有决定权；而大议会相当于下议院，人数更多。上述所有这些人多数都是商人出身。
热那亚位于利古里亚海热那亚湾北岸，是意大利的另一个造船工业中心。他们的崛起比威尼斯还要早一些。热那亚人很早就成立了航海学校和图书馆并建立了一支海军，他们在和海对岸阿拉伯人的经商过程中学习到很多航海的知识，并从阿拉伯海盗那里学到了抢劫的经验。很快他们就抛弃了老师，并联合附近的比萨共和国把阿拉伯人从第勒尼安海驱逐出去。尝到暴力夺取的甜头，他们掉头向东，进入东地中海，这就直接威胁到威尼斯人的利益。“水城”沸腾了，城里的商人和平民放下手中的活计拿起武器，带领着他们的海盗雇佣军于1298年和热那亚人在科尔丘拉岛附近海域打了一仗。战争的结果让威尼斯屈辱地签订了城下之盟，约定亚得里亚海由两国共享。而威尼斯的舰队和它的海盗雇佣军则统统沉入了海底。
威尼斯不相信眼泪。
又一个“卧薪尝胆”的故事发生了。威尼斯表面上俯首称臣，暗地里厉兵秣马。议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引进犹太人的赚钱方法和商业模式。他们首先恢复了造船厂，建立了兵工厂，加紧军事斗争的准备；接着调整了议会，让更多商人进入，使整个国家政权紧密地围绕商业来运行；然后他们自己铸造货币——威尼斯金币，对早期杂色货币流通的混乱状况作了进一步整理。为了便于通商，他们改善了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体系，于1237年在罗伊斯河上架设了一座桥梁，使圣戈塔山道路通达。他们还建立了早期的行会，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工商业联合会。在行会的统一监督和严格要求下，威尼斯制造的产品技术精湛，质量优良，赢得了广泛的市场和声誉。他们把欧洲大陆上最早的银行业和工商业打理得井井有条，另外还成功地说服十字军——那群胸口绣着十字打着基督旗号的狂热分子从陆路转道威尼斯渡海前往圣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于十字军取道威尼斯，为图便利，他们干脆洗劫了距离更近的君士坦丁堡，以此作为这次东征的收关之战。
在运送十字军的整个过程中，威尼斯不仅赚取了大笔运输费，很多本地人还借此机会跟着十字军一起去抢劫，和海盗无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尼斯的行政、外交、税收都越来越资本化，它的崛起已经指日可待。
1328年，威尼斯议会下令兵工厂制造大吨位的桨帆船。这种船最初的排水量为100吨，后来达到300吨，一支船队的底舱容量就可以达到50节火车皮。
1351年，威尼斯和热那亚重新爆发了海上战争，两国舰队在爱奥尼亚海的撒丁岛、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和君士坦丁堡的附近海域都有交锋，据说连撰写《东方旅行记》的马可·波罗也曾在其中一次海战中成了热那亚舰队的俘虏。
虽然威尼斯在上述战争中胜少负多，可是在多次的交锋中渐渐积累了经验。
1397年，热那亚得寸进尺，侵占了亚得里亚海的贾基奥。从威尼斯湾向东、向西、向南的各条航线统称勒旺贸易线，而小渔港贾基奥就是扼守威尼斯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门户，勒旺线一失，几乎可以宣告威尼斯的死亡。兵临城下，威尼斯全民皆兵，同仇敌忾。商人、银行家、作坊主、农民、工匠全部拿起了武器，附近几个岛屿的海盗也全部加入了保卫家园的战斗。这些平常拿着城市俸禄的海盗雇佣军战士表现得异常勇敢，在执政官皮萨尼的统一指挥下，他们全歼了热那亚舰队，并乘胜追击，把热那亚人赶出了亚得里亚海。
强者的喜悦写在每一个威尼斯人的脸上，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是每个强大政权都会做的事。威尼斯深入意大利半岛内陆，占领了帕多瓦、维罗那、布雷西亚、贝加等内陆城市，使整个亚得里亚海沿岸和威尼斯湾都处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威尼斯进入了全盛时期，常备的商船和军舰就有3000多艘，有30000名水手常年在船上服务。在整个地中海，没有人敢小觑他们。
胜利者的欲望是无穷的——终于轮到威尼斯“多面手”表演了，他们做海盗和做生意一样毫不手软，先是攻占了塞浦路斯岛，接着深入黑海甚至里海的沿岸抢劫，洗劫了匈牙利，还和土耳其海盗打得难解难分……中古时期，世界的海上贸易曾经三分天下：中国繁荣于东南亚地区；阿拉伯人则控制着东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欧洲人在北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沿岸活动。
随着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的崛起，意大利人取代了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的地位，最终成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典范。他们的辉煌事业和他们的海盗行为始终是分不开的。
　　自古海盗出北欧
公元793年6月8日黄昏，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林第斯法恩修道院里灯火通明，修道士们坐在大厅里，正在为世间受苦的众生默诵祈祷。
此刻，修道院外不远的海岸边上，几艘首尾对称、舷身低矮的海船静静停靠过来，这些船的船首雕刻着花纹，近看像是某种兽类。风很小，空气中游荡着一股海藻的腥气。船队一靠岸便从船上走下来许多人，他们身上穿着铠甲，头戴着一直遮到鼻子末端的金属头盔，手里拿着战斧和短刀。虽然人数众多，却始终没有人说话——除了刀和斧磨擦时偶尔发出“噌、噌”的声音。还有人从船上牵下了战马。
渐渐地，月亮爬上树梢，月光洒在那些金属面罩上，散发出阴森森的寒光。这些人偷偷靠近了那座教堂，其中一个人抬头看看天（估计在校准时间），然后环顾周围，用力挥手。顿时，人群像决堤的潮水一下子把教堂吞没，到处是凄厉的尖叫声和呼号声，火光熊熊，鲜血染红了教堂的墙壁和窗户……第二天，小镇上弥漫着恐慌，人们咒骂着这群洗劫教堂的强盗。以至于三个世纪后一位英国僧侣达拉谟的西门还留下这样可怕的讲述：“，大地卷起旋风，天上电闪雷鸣，闪电中出现一条巨龙。这些强盗手持刀斧，在疯狂劫掠的同时，所有东西都糟蹋殆尽。他们肮脏的脚印玷污了圣地，他们在神坛下使劲挖掘，抢走财宝，杀死我们的兄弟姐妹，临走时还抓去一批教友，逼迫他们赤身裸体，受尽屈辱，”
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次抢劫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叫做“维京时代”，这群海盗叫做“维京人”。在近三个世纪里，他们的名字和“北欧海盗”、“北欧人”近乎等同。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哪一个种族能像他们那样和“海盗”这个词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只要提起维京人就会说：“哦，那个海盗民族。”他们的名字也有翻译成“维金”、“威金”或者“威京”的，直译即为“海上远征”，不管哪种翻译，都是指代从公元9世纪到11世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一带的海盗。他们纵横四海不可一世；他们发现了格陵兰、冰岛，掠夺了英格兰和爱尔兰；他们远征俄国，血洗巴黎，攻打意大利，甚至到达过美洲（比哥伦布早了差不多500年！），他们是勇士，是开拓者和探险家。
维京人祖先的成分十分复杂。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他们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个支系。
我们知道，日耳曼民族几乎构成整个欧洲民族的先祖（他们的祖宗就用“印欧人种”这样的地域因素命名），主要分成三个支系，北边的一支据说就是维京人的前身。当然，任何一个种族的形CD不会是纯粹的，在迁徙的过程中，总会有相邻族群的混合。即便是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冰岛这样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早在公元前8000年就有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而这些人从哪儿来至今还是个谜。维京人也不是纯粹的日耳曼人后裔，但他们无疑继承了许多日耳曼民族的特征并在冰与火的环境中继续发扬光大。这些维京人体形高大，头发金黄，身体强壮，这也是成为海盗的有利条件之一。
至于维京人为什么选择做海盗，我们只能通过后来出土的维京墓葬、生活器皿和用如尼文字撰写的诗集来做出判断。
首先，维京人的居住环境是相当恶劣的。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靠近北极圈，有着绵延的雪峰和广袤的原野，一年当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冰天雪地的隆冬，农作物难以生长。北极圈特有的极昼和极夜现象让“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不仅仅是一句台词而成为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
人们在冰岛发现了当年维京长屋的遗迹。这些大屋只有一间房，长12米，其屋顶外观乍看有点像是一艘翻过来的船。房子造得相当粗糙，缝隙由草柴泥填塞，屋顶覆盖了草、木片或是铺了草皮的石板。其内部结构也很简陋，不过却紧密结实，最重要的是既温暖又宽敞。屋子里有大块石头铺面的前厅，主厅设有火炉，大屋里还有卧室、厨房。墙壁用泥炭制成，最厚处可达3米。另外，除了排烟口，整个大屋没有窗子（窗子要到维京时代末期才出现，当然不是用玻璃，而是用透明的动物膀胱外衣）。以上这些都保证了屋子能够有效地为维京人抵挡严寒。因为维京人常常需要在家中待上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希望有更为宽敞的活动空间并使长屋拥有更多的生活功能。所以有的公共大屋还设有浴室和仓库，用来洗浴和储藏粮食。有时还专门开辟出一间“储藏室”（或者叫乳品室）来制作和储藏乳制品。在大房间里，维京人沿着墙垒起两至三个土台，宽1.5米，可做椅凳使用，土台中间挖有炉洞，既可用于取暖，也可用于照明。这些安排无一不体现出维京人为了应对悠长的白天或是绵延的黑夜所做出各种尝试和努力。
此刻也许正有一个想法在你的头脑中产生：拥有如此温暖舒适且宽敞的家，又何必还出去做海盗呢？我想我忘记告诉你一件事：维京人的大家庭还崇尚“一夫多妻”，妻子数量的多少取决于男主人财富的多寡。其中只会有一个妻子算是“正房”，统管家里的财产，其余的则都是“小妾”。多妻带来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家庭人口的急剧膨胀。茅屋虽大，可这些家庭富余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却无所事事，有利润的营生似乎除了倒卖家乡砍下的树木就是吆喝水里捞上来的鱼。在这种自然条件之下，“孩子们”的海上运输活动（包括抢劫）自然而然得到了弘扬。
其次，多得数不清的河流与湖泊正是练习航行的实习基地。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临近北海和波罗的海，到处是峡湾和险恶的山峦，高山上密布难以穿越的森林，陆上交通不便，于是水路成为维京人的集体选择。我们知道，海盗赖以生存的主要交通工具便是船。先天条件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展示自己的造船工艺。“盗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适宜的“利器”，就具备成为海盗的先机。
另外，从史料当中，我们能够找到维京人早期商贸的许多证据，他们和希腊人、阿拉伯人甚至整个西欧都发生过商业来往。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不论是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早早地就在地中海亦盗亦商。这种狡猾的生存方式很容易模仿，当维京人发现双刃剑和大斧头更容易换取贸易协议的时候，他们很快就选择了这种获益更丰的方式。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维京人对待犯人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小到偷一根针，大到杀一个人，法庭的判决如出一辙——那就是流放。被撵到四方漂泊的维京人似乎只有海盗这种职业可以选择。
对于中古世纪的欧洲而言，本文开头提到的对林第斯法恩教堂的洗劫仅仅是个开始。紧接着维京人又洗劫了更多的教堂和修道院：贾罗、蒙特威尔穆什、圣帕特里克、圣高伦邦，这些教堂和修道院全都位于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漫长的海岸线上。
为什么喜欢盯着教堂？
大多数历史学者是这么解释的：一方面，因为基督教的影响，教堂成为地区性的活动中心，神职人员成了精神上的领袖，打击教堂就可以轻易地摧毁这个地方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当时的教堂除了祈祷，也成为收集和供奉神器的地方，那些神器多数做工精美，真金白银，钻石玛瑙，价值连城——林第斯法恩修道院当时就供奉着英格兰主教圣卡斯伯特著名的神龛！所以抢劫这里省去了挨家挨户搜查财宝的麻烦。再有，手无寸铁心存感念的教士和信徒们是海盗们最喜欢的对象，不会有太多的抵抗，获利顺理成章。
很快，整个欧洲都在传扬着维京人的残暴，以至于只要有维京人即将大驾光临的消息，很多人立刻逃之夭夭。
其实维京人并非不可战胜，甚至只需适当的抵抗和耐性就可以阻止他们掳掠的步伐。
比如蒙特威尔穆什教堂就曾打退过维京人的进攻，公元844年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军队也抵抗过维京人，而法国的巴黎在面对袭扰时更是坚守城池达一年之久！这使得维京人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西班牙和法国面前畏首畏尾。事实上，除去奔袭，维京人正面作战的历史并不光彩，失败的次数还略多于成功的次数。至于英格兰的阿尔弗雷德那样的贤明君主与维京人签订了城下之盟，实在是因为烦不过细若蚊蝇般的骚扰，与其拿着蝇拍整夜守在床前，不如一次买回灭蚊器来得干脆。
即便如此，维京人的海盗表演仍然趋于完美，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海盗老师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相信很多生活在公元9世纪到11世纪的欧洲人早就把希腊海盗和阿拉伯海盗的可耻行径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的脑海里只记着一种海盗——就是这伙儿来自北欧的野蛮人，他们叫“维京人”。
这也是维京人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即使是今天，维京人的后裔还在通过修建海盗博物馆和海盗纪念堂这种方式来告诉人们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自豪。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在挪威的奥斯陆，在许多教堂里，这样的纪念遗迹星罗棋布。
11世纪中叶，维京人忽然从历史舞台上悄然退出。促使他们消失的原因很多，有当地人的感化、基督的召唤，还有瘟疫和严寒，仿佛是一个晚上的事情，整个维京民族的辉煌走到了尽头。
维京人的破坏客观上大大加速了欧洲民族和文化的融合，深深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他们，法国不会选择巴黎、英国不会选择伦敦、爱尔兰不会选择都柏林作为首都；丹麦、瑞典和挪威的民族意识不会那么早觉醒；俄罗斯和冰岛不会建国，种种破坏的功过是非谁又说得清楚呢？
他们还做过许多事情，我将在这一章里详细告诉你。
正宗维京人
公元前6000年左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迎来了第一批居民，他们来自何方至今还是个谜。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批最早的土著人掌握了造船技术，足迹开始踏出海岛。公元前3000年，又有一批后来者到此定居，除了渔猎，他们引进了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那就是“刀耕火种”，这也预示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迎来了青铜器时代。当时的人们制造出很多精美的青铜饰品和工具，市场上也开始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最简单的贸易。到了公元前500年，半岛迎来了铁器时代，来自四面八方的居民不断迁入，这当中日耳曼民族、条顿民族和克尔特民族迁入的人最多，他们相互通婚，和谐共处。
一直到公元8世纪，瑞典、挪威和丹麦还是边界模糊的国家。最初联合起来对外征讨时，他们操着模糊不清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信奉同样的北欧诸神。
到了公元7世纪，日耳曼民族的两个分支高塔人和斯维尔人最先融合在一起，建立了瑞典王国。这个时候，挪威还不是一个国家，大片的森林和荒漠把这里居住的人划分成若干个小部落，每一个部落的头领就是他们的小国王，这种人员杂居、各自为政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9世纪末金发王哈拉尔德首次统一了挪威为止。丹麦王国成立的时间也许还要晚一些，10世纪初才有关于“丹麦”这个词汇的记载。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从9世纪初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一方面，气候开始变得暖和，农作物生长旺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上升，死亡率大大下降。另一方面，维京人的“一夫多妻制”让控制人口成为天方夜谭，在家里，除了“正室”的地位得到尊重以外，地位形同奴隶的妾室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传宗接代。由于人口数量膨胀，加之地域限制，斯堪的纳维亚居民之间的“异国通婚”十分普遍，他们自发模糊了国家的界限，加速了半岛各个民族的融合。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在后期终于统一到了“维京人”这个名震四方的范畴里，在生活上，他们的行为和习惯也越来越相似。
维京人的社会分为三大阶层：奴隶、自由人、头领。
同其他相似的社会一样，奴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一般是生而为奴或是战俘。女奴与自由人生的孩子身份同于母亲，必须为农庄工作。他们穿着遮不住身体而且没有颜色的羊毛衣服，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与自由。杀死一个奴隶必须赔偿其主人的损失，移居英格兰的维京人就将一个奴隶的性命定价为八头母牛。因此维京人会像爱护牲口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奴隶。有时还会因为感情原因而永久释放奴隶。到了维京时代的末期，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奴隶的地位有所改善，法令开始禁杀奴隶。
自由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也构成了维京社会的主要经济力量和政治基础。维京人“明媒正娶”的妻子就属于自由人阶层，相比于等同于奴隶的“妾”，她们腰系家门钥匙，拥有更多支配家庭财产的权利，受到社会的尊敬。这些心性刚毅的北欧女人保卫着家庭的财产，甚至常常驱使她们的丈夫去从事残暴的劫掠活动。
头领和国王则由类似于议会的机构来选举产生，他们必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实际上，这些国王和后来的封建君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不仅没有立法权，而且他们的权力“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大家决定的事情，国王必须同意，除非他有更英明的决定”。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维京人的社会又出现一个“专业工匠阶层”，类似于今天社会上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由懂得一门手艺的专业人士构成，例如木匠、铁匠、商人等等。这些人因为有着特殊的技艺而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敬。
当这些维京海盗留在自己的家园里时，他们只是一些不起眼的农民。丹麦和瑞典的维京人生活在靠近海岸的村庄，而挪威的农庄就更偏远一些。
在这个社会里，家庭成为独立的单元，不需要与外界社会接触就可以生产出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资料。家中一般人口众多，大家挤在一间大屋中男女混住，不仅有主人家的人，还有妾及其所生的孩子，还有奴隶和佣人。所有人都在公共大屋中过夜，床在白天收起，到了晚上才摆出来，家中只有男女主人才在卧室中拥有自己的床。如果生活空间实在不够的话也可以在大屋主房之外加以扩建。
制作各种口味的面包和乳酪对于维京人而言是最简单的生活常识。如果想要喝一杯热牛奶，他们会先在炉子里把石头烤至高温，然后将它扔进需要加热的水或牛奶里。他们保存食品的方式也很独特：将鸡蛋埋到冰冷的地下，捕捞上来的鲜鱼全部做成干鱼，牛奶则放入装满冰块的桶里。
维京人的心灵手巧还不限于此，他们制作自己需要的一切农具和武器：木桶、锄头、十字叉、斧头，甚至是剔牙的牙签。每个维京人都有自己的工具箱，他们把自己对美的理解体现在每一件精美装饰的生活用品之上。
　　就是这样的大家庭，对自家人的名誉非常看重。如果你不小心惹恼了维京家族的某一成员，对不起，你真的很不幸——维京人的身影将如同幽灵一般出现在你待过的任何地方，你将受到这个家族所有成员世世代代的诅咒，你的生活从此会被噩梦缠绕，这种痛苦甚至会延续到你的子孙后代。
维京人的议会也很有意思，它是这个社会中惟一的立法和司法机构。按级别高低分为地区级议会和省一级议会。地区级的议会由本地的自由人充当议会成员，省一级的议会则由地区议会选派的代表召开。这个议会没有会议厅，召开的地点是露天，大家开会采用讨论的方式。维京人很喜欢辩论这种形式，即使是判定一个罪犯是否有罪也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这种过程甚至会持续几天。口才好的罪犯完全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旁听民众的同情而被宣判无罪。
维京人通过露天的议会汇报庄稼的收成、朗诵最近创作的诗歌、讨论下一个季度对欧洲的征讨计划，然后再把这种社会结构带到他们征服过的其他地区。
最后讲一个有趣的细节：公元922年，北欧海盗另外一面的生活习性给一个名叫伊本·法兰德的阿拉伯旅行者兼外交官留下了恐怖的记忆，他这样写道：“他们是上帝创造的生物中最肮脏的。”他称北欧海盗们和野驴差不多。每天早晨，女奴会为主人端来一盆水，让主人清洗手、脸和头发，清洗完后，主人会深吸鼻子，然后往水里吐痰。伊本·法兰德写下这段话时一定正在反胃：“当他做完这一切后，仆人会将这盆水再端给另一个人，而他会继续用这盆水清洗自己，并同样往水里吐痰。”
龙头的恐惧
假设你生活在公元9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兵，你所在的国家位于北大西洋沿岸，或者西地中海附近，你奉国王之命镇守祖国辽远的海疆。一天黄昏，你远远地看见从海上飘来许多船，这些船渐行渐近，你看见这些船都有一个很大的横帆，船首高高地翘起，上面雕刻着怪兽，船身是木壳往上层叠的形状，像海面上蠕动的大甲虫。
这个时候，想像一下你浑身发抖的样子吧，你将用颤抖的声音高喊：“快！快发送警报！龙头船来啦！”
这就是让整个欧洲都闻之色变的维京战船。因为船头高高翘起，且装饰着像龙头一样的怪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