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都的市花是什么么。

北京的市花是什么,有什么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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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市花是月季、菊花,月季、菊花都具有耐寒、抗旱的特点,适应北京地区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月季四季不败,姿容俱佳,菊花凌霜做雪,高洁坚贞.无槐于作为首都北京的美好标志。
延安精神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处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1 ~ 1942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由于日伪的“扫荡”和蒋介石的包围封锁,加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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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市树市花
【摘要】:正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槐树、侧柏作为北京市市树,月季和菊花为市花。 这四种花树,在北京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深受广大市民喜爱。你看,那绿荫厚重的槐树,苍劲挺拔的侧柏,四季常开的月季,淡雅耐霜的菊花,不仅衬托出北京既华美壮丽又淳朴敦厚的世界大都市形象,也表达出北京人民良好的审美情趣和对高尚情操的追求。
【作者单位】:
【分类号】:S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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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北京的“花”(上)--陈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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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花”(上)--陈君远
四合院里的花
四合院是咱北京人的“根”,是咱北京人的“魂”。有人说“古槐、紫藤、四合院”是古都北京的“符号”,树木就占了两项。北京四合院里是必植有各种花木的,因花木是有生命的机体,四合院中植有花木,才有了生气、灵气,才有了温馨。
凡大型四合院,像王府和有钱的大户人家,都要种牡丹、玉兰、海棠和桂花(桂花要桶栽或盆养,冬天入室)以示“玉堂富贵”之意。春天观玉兰、海棠、牡丹、芍药等,到金秋则赏菊花、桂花等。过去富贵人家还有在春节赏牡丹的习惯,以求喜庆富贵。牡丹通过“唐花”,即催花的技术,使牡丹在春节时开花。老北京人在春节时还喜欢养水仙。
老北京人常说“天棚、鱼缸、石榴、胖丫头”是富裕家庭四合院的四要素。石榴树也是四合院中的花木,因石榴有“多子多福”和“全家团聚”之意。因过去北京冬天的天气比较寒冷,石榴多为盆栽。也有种植院中的。而植于院中,树能长大,结果很多。满树的大红石榴也是金秋一景。
在北京四合院种植的花木中,以丁香为最多。因丁香的繁殖极容易,在春季从母株旁挖出从根部滋生出的小株另栽即可。北京丁香主要有紫、白两色。因丁香具有浓香,在春季开花时,满院清香。
小户人家的四合院内,还有在阶下花圃中种植月季、草茉莉、凤仙花、牵牛花、扁豆花等,也是家常美景,别有情趣。
花、鸟、鱼、虫,这四种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历来在北京人的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老北京“养鸟人”有句俗话“勤人养鸟,懒人种花。”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花鸟虽都是怡情之物,但鸟像个主子,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着。种花就不一样了,只要盆一盏,土一抔,水一壶,肥一点,便可案上赏色,窗前闻香,无论青枝翠蔓,还是艳粉娇红,足以赏心悦目,足以修身养性。
五六十年代北京的平房胡同很多,每家的院子里都有着自己喜欢的树木,花草,窗台上屋檐下只要有空闲的地方,大多种上美人蕉,鸡冠子花儿,指甲草,西番莲,顺绳而上的喇叭花,茉莉,栀子是比较高档的,它的花朵洁白气味芬芳,人见人爱,茉莉花盛开时香味飘出很远,热情的主人把花朵摘下分送给邻居,也是亲情和友谊的交换。那个年代的花盆,几乎都是一水儿的青灰色瓦盆,豪华的瓷盆、紫砂盆很少看到,青灰的瓦盆虽不好看,但它透气,保湿,保温,花草树木易扎根。破旧的脸盆里,铲上几捧黑土,“死不了”的花子撒上去,不用管它就能长出满满一盆的小花,姹紫嫣红虽不富丽却十分招人喜爱,那顽强的生命力是温室里的花朵无论怎样也比不了的。
老北京人喜爱养“八宝”,现在叫“万年青”。“八宝”生命力强,好养活,掰下带二片叶的嫩枝插在沙土里,不久就能粪出一盆。“八宝”有药效,小孩子让蚊虫叮咬了,掰一片“八宝”叶,用嫩汁涂抹叮咬处,能止痒去疼。九十年代有人给我的办公室看风水,在书柜顶放了一盆“八宝”,说叫“万年青盖顶”。他还拿出一张照片为证,还真在高处有盆万年青。照片中屋里都是地灯照明,灯泡朝上。灯泡象征太阳,太阳怎能“头朝下”呢?照片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在看报。看看东西长安街街头的路灯,个个大灯泡都“朝上”。老北京花市
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火神庙,正名火德真君庙。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为神木厂悟元观下院。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重修。清代旧历每月逢四(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庙会(1922年以后改用阳历逢四)。后来火神庙香火断绝,庙会遂演变为纯商业性的集市。但火神庙仍一直是花市集的中心。
花市集的花有二,老北京人谓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是假花;另一为鲜花。但花市集乃是由于假花而得名。《燕京岁时记》云:“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假花一名“象生花”,一般称为“通草花”。通草即灯芯草,茎体轻,空心,用它加工成通草片,巧制成花朵,便是最初的装饰假花,因而有“京师通草甲天下”之誉。后来发展为纸花、绫绢花、缎花、绒花,形成一种专门行业。据《旧都文物略》云:“造花之原料大体为二:曰绢类,曰纸类。绢类中有绫、绢、缎、绸、绒之分,纸类中有羊毛太、粉莲、通草及隔背之分。其造法有用模者,有用杵者,有用麻绳者。分工作业,有作叶子与作花头之分,又有作花与攒花之别。作花者,指作叶与作花头而言;攒花者,指各铺零星买来花叶、花头、攒合成品而言。又分粗、细二派,作细花者,意匠经营。”
鲜花市设在西花市西口路南的黄家店胡同里,此系一曲折狭窄之小巷,内有一广场。集日,花农、花贩们从草桥或左安门一带把花木用圆筐肩担或用排子车拉到这里售卖。有各种树苗,有四时鲜花。春来,水仙花首先上市,接着,芍药、牡丹、月季、金盏、江西腊、艾荷尖、蝴蝶、一串红、晚香玉、红白石榴、百子石榴、万年青、霸王鞭、仙人球、无花果等也陆续“出台”。夏天则从南方运来茉莉、米兰,称为“客花”。茉莉可以熏茶,还可以与玉兰花一起用细铜丝穿成花串,卖给妇女们戴在胸前当装饰品。秋天则有桂花、菊花。旧历年前,花农们把在温室里精心培育的早熟品种,诸如:迎春、海棠、碧桃、腊梅等运来展销,供人们买去装点节景。同时,住在黄花店的住户也都喜欢种植各种奇花异草,每逢集日,摆列于大门外边,供游人们欣赏。一年三季(除了寒冬腊月),这里都是满眼芬菲,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清末以来,东花市大街一直是假花生产、销售的中心地点。凡经营此业的,都前设门市售卖,后设作坊制造。东花市一带,北从小市口两侧,中下头、二、三、四条直至虎伯劳口;南从南小市口两侧上下堂子、上下宝庆、上下锅腔、上下唐刀直至元宝市,多数家庭都从事这种假花的生产。据抗战前不完全的统计,以上各街市花庄及住家营花业者,约在一千家以上。此外,东花市一带,以灶君庙为中心,仅这半条街就设有接待花行客商的旅店十几家,每家都标明专业,如泰和花店、德兴花店等,招徕四方,安寓客商。
清末民初,花市集较为繁盛。但假花之市却仍固守不成文的规定,只在午前集市,地址限于羊市口以东,即东花市。每于凌晨,卖花者便将插满五彩缤纷的绫绢绒花的花匣(用细秫稭和竹篾穿成板状,插于长方形匣壁,外糊东昌纸或麻呈文纸)。摊在板凳上,进行展销。
远近花客赶市趸货,除细活绒绢成朵花外,其它通草、绫缎、纸制的大路货,为运输携带方便,大都购买半成品,运回去再分类攒成整花出售。假花不仅远销苏杭,而且争艳于巴拿马,连外国朋友也盛赞“京花”,争作帽饰。彼时妇女以头花为主要装饰,满头珠翠,还要配上几朵鲜艳的花儿,这样才能显出精神来。如新嫁娘,在绒凤冠尚未普及之前,讲究“排头”,即用绒绢花朵喜字排满头顶。给亲友贺喜、拜寿的妇女,为取吉利,烘托气氛,都要戴两三朵绒蝠喜字,连老太太的发髻上也要插一朵小红石榴花。至于小姑娘抓髻上的围花,辫子上的飞花,更是曲尽其妙。民国后,时兴一种挂花,妇女们往往在旗袍大襟上垂挂一嘟噜带穗长花。逢年过节,上供的蜜供、月饼也要插花,谓之供花,有的供花做成元宝或“吉祥话”,什么”招财进宝”、“福寿绵长”、“和合二仙”、“刘海戏金蟾”等等,花团锦簇,增加喜庆色彩。如遇丧事,则又需要用于吊唁的花圈、花环、花篮、还有灵前的供花、灵花,满筵(俗称饽饽桌子)花顶,篮白孝花。真是无时、无处不需花。彼时花业之盛可见一斑。
解放以后,花市还兴旺了几年。1956年公私合营,把花市一千多家大小制花作坊合营成八、九家企业,像北京绢花厂、北京绒鸟厂、北京纸花厂、北京工艺美术品厂等,还有北京眼镜厂、北京玉器厂、北京象牙雕刻厂等等。六十年代初,这些厂子大部分都迁到了城外,花市地区就成为纯粹的居住区。文化大革命十年,不让咱北京人养花,说是养“修正主义”,也就没有了花市。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又兴起养花,鲜花业大发展,新建的鲜花市场都在三环外。从2000年起,崇文区政府在花市地区搞危房改造,上百条花市地区的老胡同被拆光了,建起了高楼大厦。传承500多年的老北京花市——消失了。
花朝节与皇家花神庙
花朝节,简称花朝,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花神生日”、“挑菜节”。汉族传统节日。流行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节日期间,人们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称为“踏青”,姑娘们剪五色彩纸粘在花枝上,称为“赏红”。各地还有“装狮花”、“放花神灯”等风俗。
旧时江南一带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这一天,家家都会祭花神,闺中女人剪了五色彩笺,取了红绳,把彩笺结在花树上,谓之赏红,还要到花神庙去烧香,以祈求花神降福,保佑花木茂盛。这祭花神倒真是风雅的事了,这一天,大概不会只是女人们的事了,一冬的禁囿让男人们有机会出来活动活动,或是放下手中的活,或是抛开案上的书,帮着系红绳,顺便可以看一看当下的颜如玉了。女人们祭完花神,急急的去找和自己相对应的花神了,正月的是柳梦梅,二月的是杨贵妃。
花朝节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节期因地而异,中原和西南地区以夏历二月初二为花朝;江南和东北地区以二月十五为花朝,据说这是与八月十五中秋节相应,称“花朝”对“月夕”。此外,还有一些地区以二月十二或十八为花朝节。这种现象,可能与各地花信的早迟有关。
花朝节在公历中的日期是3月份,大致在节气“惊蛰”到“春分”之间。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木萌青,百花或含苞或吐绽或盛开,定其中一天为“百花生日”是十分恰当的。世界上像中国那样定出花的节日的民族是不多的,可见中华民族对花的热爱有悠久传统。“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这是旧时江南民间庆贺百花生日风俗盛况的写照,夜间在花树枝梢上张挂“花神灯”,灯火与红花绿枝相映成趣;青年男女漫步花丛中,赏花谈情;文人墨客触景生情,吟诗作画……对于各地花匠或花卉爱好者,更是一展各自手艺的好时节。
花朝节,是纪念百花的生日,因古时有“花王掌管人间生育”之说,故又是生殖崇拜的节日。中国古代的农耕、鱼猎全靠人力完成,人数越多,才越能显出生产力的强盛,所以在古代,人们是希望子孙繁衍,人口众多的。关于花朝节的记载,南宋杨万里的《诚斋诗话》谓“二月十二日为花朝”。陶朱公书亦载:“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无雨百花熟。”其风俗多是郊游雅宴,盛唐即有此风,参加者多是些骚人墨客,有时也有亲朋好友,在观景赏花中饮酒赋诗,欢声笑语,持续不断。在宋代以前,过花朝节的一些高雅习俗只限于一些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之中,在民间并不普及。自北宋开始,其活动又有了新内容,增加了种花、载树、挑菜(采摘野菜)祭神等,并逐渐扩大到民间的各个阶层。
南宋梁元帝有花朝诗云:“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张正见花朝诗云:“诘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唐代诗人方干诗云:“花朝连郭雾,雪夜隔湖镜”。对于花朝节的歌咏,在古代诗人们的笔下是很多的。
花朝风俗,各地不一。东北是要为花神设置神位,用素馔祭之。开封是举行民间的“扑蝶会”,优胜者可获大奖,《诚斋诗话》载:“二月十二日曰花朝,为扑蝶会”。在洛阳,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百姓,在花朝节这一天都要到龙门石窟等处游玩,挑食野菜,品尝时鲜。商丘人更注重天象与丰收的关系,是以花朝日之阴晴,占卜全年小麦与果菜的丰收。在苏州,人们要在虎丘花神庙前宰杀牲畜,祭祀花神,恭祝仙诞。在节庆中,一般都有酒食宴乐助兴。
在花朝节这天,北京的“幽人雅士,赋诗唱和,并出郊外各名园赏花。”据说,当年清宫的“花朝宴”最为讲究,太监们在颐和园中用红、黄绸条装扮牡丹花丛,以使满园春色,霞光飞扬,慈禧太后一边品尝着花卉做的点心,一边观看《花神庆寿》的喜剧。
明清时的北京,花农一般多住在右安门外南边草桥和丰台一带。据明人刘侗《帝京景略》载:“右安门外南十里桥,方十里,皆泉也……,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入春而梅、而山茶、而水仙、而探春。中春而桃李、而海棠。春老而牡丹、而芍药、而孪枝……。”清初冯勋《六街花市》也说“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儿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市之。”这些描述记载了旧时北京地区种花业及花卉商业的一些情况。
在花卉中,牡丹、芍药素有花王之称。在历史上,北京的牡丹也是很有名的,而北京的牡丹又以丰台花乡的为最佳。优良名品有“官锦红”、“梨花雪”、“白玉带”等不下数十种。
有了花神,就要建花神庙。据说北京最早的花神庙建在丰台镇东纪家庙村北,是春天祭祀花神的场所,同时也是丰台地区各花行会的会址。始建于明朝,庙门上方曾悬有“古迹花神庙”的牌匾,庙内前殿有花王及诸路花神的牌位。
当然了,档次最高的花神庙应该是皇家花神庙了。目前北京城皇家花神庙还真保留有二处真迹,一处在清漪园(现颐和园),另一处在畅春园(现北京大学)。尽管是皇家花神庙身份,可都是只有一间殿房的小庙,看来皇家们也太“抠”了点。
颐和园花神庙紧邻妙觉寺之东侧,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处保存完整的专供花神的庙宇,也是颐和园内最小的一座寺庙,面阔只有一开间,进深一间,硬山屋脊。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是慈禧重修建颐和园时新添建的庙宇,也许是慈禧小名“兰儿”并喜欢花才添建吧。小庙座东面西,里面供奉花神、土地和山神三尊男性泥菩萨像,土地爷留着长长的白须。1900年寺庙遭到八国联军破坏,1990年复建,里面神像是重新塑造的。下面三张照片来自网络,摄影者是颐和园建筑“专家”颐和吴老。
北京大学校园内有座花神庙。据文字记载:该庙宇建于乾隆八年(1843年)四月,清水脊庙门,上书“蕃育群芳”四个字。入门正殿三间,内塑十二司花神像。西屋山墙及后墙皆绘天女散花的故事。殿东为六角双檐亭。寺庙五面皆墙,南面有石券门。入内台上塑龙王。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有香客在此进香。
该庙宇清末毁于大火,现仅存庙门。不过庙门上书“重建慈济寺”五个字,令人生疑。剩下的一座庙门,失去了它原来依附主体,孤零零地站在未名湖湖畔,前面是粼粼波光,身后是密林。
花神庙的背后有两个大的石柱,不远处又有五个好像是香炉和祭台的东西。于是有人说,这里原来就有一座香火甚旺的寺庙,名叫“慈济寺”;另有人说,这里不曾有过慈济寺,而是一座祭拜花神的庙。当年圆明园养花的太监成天要提心吊胆,生怕到了时节花不开或是开得不死不活,于是企求上苍的花神保佑他们如蝼蚁般的性命,修上一座花神庙,祈祷花都能按时开放,“吐艳扬芬,四时不绝”。
现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墓位于花神庙南面的小山坡上,安葬的是斯诺的骨灰。
此外,在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里也有一座花神庙,不知建于何时,至少应该是在乾隆年间的事儿,其位置在传说的“香冢”旁,民间传说是乾隆皇帝为爱妃“香妃”所建。
“香冢”原位于陶然亭公园锦秋墩南坡上。冢前原有一石碑,上刻“香冢”二字,被称为“香冢碑”。香冢附近原还有一鹦鹉冢及碑。迄今“香冢”及碑已荡然无存,毁于约40年前的那场“文革”浩劫。
北京图书馆藏有香冢、鹦鹉冢碑拓片,香冢碑铭文如下:碑阳铭文“香冢”,两字为篆书。碑阴铭文:“浩浩劫,茫茫愁。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以上为隶书。后有“题香冢碑阴”5个行书小字。其后有行书七绝一首,诗云:“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与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由于碑阴偈文中有“化作蝴蝶”,该冢也曾被叫作“蝴蝶冢”。
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记,该偈文是同治时御史、丹阳人张盛藻为悼念曲妓蒨云所作。因此,“香冢”与“香妃”应该是毫无瓜葛。
张盛藻字春陔,光绪年间曾任过温州知府。张春陔身为御史,而该词事涉青楼,自不肯留下大名。
香冢的起源多认为是在清初,不过未见确切考证。但被正式称为“香冢”甚至误传为“香妃冢”则应是咸丰年间以后的事了。
晚清作家魏秀仁所作《花月痕》的初稿写于咸丰8年。书中对香冢所在地的陶然亭锦秋墩有详尽描述:“京师繁华靡丽,甲于天下。独城之东南有一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围远眺,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别有潇洒出尘之致。亭左近花神庙,绵竹为墙,亦有小亭。亭外孤坟三尺,春时葬花于此,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
书中对此处另有一诗云:“云阴瑟瑟傍高城,闲叩禅扉信步行。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疏钟响似惊霜早,晚市尘多匝地生。寂寞独怜荒冢在,埋香埋玉总多情!”
后来人口口相传,由“埋香”引发,逐渐叫成了“香冢”,疑似“香妃”之墓。花厂子与《镜花缘》
丰台花乡,旧有“丰台十八村”之称。但,是哪十八村?历来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柳村、管头、樊家村、刘村、纪家庙、张家路口、黄土岗、赵家店、马家楼、玉泉营、镇国寺、中顶村、造甲村、白盆窑、铁匠营、万泉寺、丰台、史家寺。、
这个说法显然也不确切,因为我们知道的养花名气很大的几个村子,并没有包括进去,如夏家胡同、草桥、郭公庄等。当年花乡建有两座花神庙,以求神灵保佑鲜花产销双收。一座在镇国寺村,一座在夏家胡同。夏家胡同的花神庙,又是丰台各处花行会馆所在地,每年阴历二月十二日,丰台各村花厂经营人员和花农来此聚会,联系业务。在花乡中如此重要的一个村子怎能不列入“十八村”呢?这显然不妥。再说草桥。草桥至少在明崇祯年间养花的名气就很大了,因为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专有《草桥》一节。书中写道:“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以下便介绍一年四季草桥所产花卉的种类。还列出了几位诗人写草桥出产鲜花的诗。如金孺瞻《秋日游草桥》:“蝶衰蜂少草虫辰,老圃如农赛社神。除却菊花俱入窖,人间秋矣地中春。”这样的养花大村也未出现在“十八村”名单中,就更让人费解了。
因此,“丰台十八村”很可能是一个概数,并非确数。也正因此,“十八村”的说法版本不一,也就可以理解了。
甭管多少村吧,花乡各村养花,经营的花卉品种很多。清末民初,由于各村买花的顾客不同,便逐渐形成既种养各种杂花,又突出生产本村单一品种花卉的情况,并产生了许多种花高手,得到顾客的公认而远近闻名。如马家楼村花农卢庭熹对养佛手、桂花、金不换、藿香、麦冬等鲜中药材很有研究,了解它们的习性,很好地掌握了它们的栽培技术。当年北京城的鹤年堂、千芝堂、庆仁堂等多家中药铺,都用卢庭熹的鲜中药材。据说,慈禧太后就很喜欢卢庭熹栽养的佛手(佛手既是药材也是观赏品)。大太监李莲英时常派小太监去马家楼卢庭熹处挑选佛手购买。
卢庭熹和各村花农们栽种的各种花卉,用什么办法推销呢?大部分是花农赶着牲口车送货上门。城里城外挑担卖花的小贩则从花乡各村趸来各种花卉,进城沿街叫卖。《燕都风俗杂咏》有一首方元的诗《花担平明尽入城》:婪尾春开卷陌情,红腔听过一声声。丰宜门外丰台路,花担平明尽入城。古代宴饮时巡至末座,名为婪尾。丰宜门在金中都南垣中部,丰台之东。这首诗写出了挑担小贩卖花进城的情景。、
清代文学家汪述祖的《北京杂咏·花市谣》写了花农进城卖花后购得生活用品回家的情景:下斜街畔日逢三,花翁卖花香满篮。花卖匆匆出城去,白盐黄酒一肩担。赶牲口送货也好,挑担在街巷叫卖也好,只能在春、夏、秋三季天暖天热时进行,严寒的冬季则不可,因为花木怕冻。因此花厂,也就是专门卖花卉的店铺,就在城内出现了。
清富察敦崇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写成的《燕京岁时记》就记有隆福寺、护国寺“两寺花厂尤为雅观。春日以果木为胜,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仙为胜。至于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天工,预支月令。”此外,崇文门内大街,宣武门外土地庙,西单,前门外劝业场和王府井东安市场,都有花厂子。宣武门外下斜街也有花厂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写了一首诗,题目是《下斜街花厂见梅》:何日已舒萼?梅花春未阑。风尘见标格,冰雪自心肝。乡远思前动,天清韵共寒。无因近台鼎,全脱竹篱酸。清诗人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中,也有一首写下斜街花厂的诗:下斜街里景如何?万紫千红绵绣窠。怪道寻香人不绝,瑞春厂内好花多。
以上这些花厂子有的是花乡的花农开设的,也有的是城内商人开办的。其货源绝大多数是来自花乡。这样,无论酷暑还是严寒天气,花乡的花卉都能畅销京城了。
北京郊外丰台是北方有名的花乡,人们多以种花为业,不仅在北京很有名气,而且还远销海外。种花人家是日祭祀花神,以祈花枝茂盛,因此花乡花神庙和花神庙庙会,在京城也是闻名遐迩。
清人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丰台赋芍》云:“村中有花神庙二:一花王为春社所,一花姑以卖酒名。”两座花神皆建于明朝,二花神一称花王,一称花姑,似乎职司有所不同。花农祭祀花王,求神保佑,认为花木之所以繁茂,都是因为仰赖神佑,受了花王恩泽的缘故;而花市中制花艺人亦祭祀花神以祈求利市。清代北京纸马《四季花神》即是人们祭祀花神所用的纸马。
古典名著《镜花缘》是我国清代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李汝珍是北京大兴人,可能是受了花乡花卉的启发,从开始构思《镜花缘》到最后完稿,历时约20年。这是一部与花卉植物有着十分紧密关系的古典著作,无论是故事的起因,还是众多才女佳人的名字,或是主要情节的发展演变都和花花草草相关。某种程度上说,花卉植物是《镜花缘》的灵魂。
《镜花缘》故事的缘起就是花。第四回《吟雪诗暖阁赌酒
挥醉笔上苑催花》讲了女皇武则天催花的故事。在一个寒冬飘雪的日子,武则天赏雪饮酒,乘着酒性下诏:“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总管百花的女神百花仙子恰好出游,不在洞府。众位花神无从请示,只好绽放花朵。玉帝因为百花仙子未曾禀报,竟然“任听部下,呈艳于非常之时,献媚于世主之前”,于是把百花仙子和其他九十九位花神,都贬到凡尘。百花仙子降生为秀才唐敖的女儿唐小山,这才有了后面精彩曲折的故事。
古人爱花,常常接花为客,拜花为友,尊花为师,封花为王。他们还经常根据花的不同习性分为不同的类别。第五回《俏宫娥戏夸金盏草武太后怒贬牡丹花》就提到了上官婉儿把三十六花借师、友、婢之意,分为上、中、下三等。
所谓师者,即如牡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腊梅、杜鹃、玉兰之类,或古香自异,或国色无双,此十二种,品列上等。当其开时,虽亦玩赏,然对此态浓意远,骨重香严,每觉肃然起敬,不啻事之如师,因而叫作花中“十二师”。
其次如珠兰、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之类,或风流自赏,或清芬宜人,此十二种,品列中等。当其开时,凭栏拈韵,相顾把杯,不独蔼然可亲,真可把袂共话,亚似投契良朋,因此呼之为“友”。
再如凤仙、蔷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蓝菊、栀子、绣球、罂粟、秋海棠、夜来香之类,或嫣红腻翠,或送媚含情,此十二种,品列下等。当其开时,不但心存爱憎,并且意涉亵狎,消闲娱目,宛如解事小环一般,故呼之为“婢”。
惟此三十六种,可师,可友,可婢。其余品类虽多,或产一隅之区,见者甚少:或乏香艳之致,别无可观。故奴婢悉皆不取。
纪家庙花神庙与纪家庙小学
北京有名的民间花神庙在花乡纪家庙村北。此庙始建于明代,庙门上端悬有“古迹花神庙”的匾额。庙的前殿供有花王神及诸路花神的牌位。这里是花农们祭祀花神的场所,也是丰台附近各处花行同业公会的会址和会馆。
据说,洛阳牡丹等十二位花神在天上犯了罪,被玉皇大帝贬到人间,因此人间变成了万紫千红的花乡。为感谢花神的恩赐,京城各花行便集资修建了这座花神庙。
旧历二月十二日为花王神诞辰,谓之“花朝”,素有北京花乡的丰台一带的花农都到此进香献花。三月二十九日,附近各档花会照例到此献艺,谓之“谢神”。前清好年景时,要搭台唱“野台子”戏,少则一台,多则数台,有河北梆子、评戏、什不闲莲花落等,城里的“幽人韵士”也来看戏,并即兴赋诗唱和。届时,庙外的空地上有卖鲜花、花籽、熏香草的花农,有卖条柳什物等山货和农具的老乡,一时形成集市,热闹非凡。
花乡花神庙原为两处。一处为西花神庙,庙宇较大,在今纪家庙夏家胡同村(现为纪家庙小学);另一处在草桥镇国寺村,规模较小,称东花神庙。西花神庙的建庙时间至少在明朝以前,东花神庙应在清中期左右,当年为何将较大的花神庙建在夏家胡同村,也是确有缘由的。《丰台区地方史志》载:“该村夏家,大户人家,但因村小,即不成街,也不成村,故名夏家胡同”。当时夏家胡同村人虽少,但地势开阔,道路条件好,为花乡十八村一条街的中心地带。
从西面卢沟桥和南大兴进京的古路都从这里进右安门,道路四通八达,花农商贾常常在此聚集,做花卉交易,也做些设坛祭神之事。因每有灵验,后众人集资修建了西花神庙,用以祈求花农丰收富蔗。《鸿雪因缘图记》载:“前后十八村,泉甘土沃,养花最宜,故居民多以种花为业,而花以芍药为最佳。……村中有花神庙二,一为花王春社所,另为花姑以卖酒名”。其中“花王春社所”就是位于夏家胡同村的西花神庙,其庙盛时南北长76米,东西宽30多米,前后殿各有三大间,东西配房各14间,共24间,另有膳房、厅房、牌楼、茶棚等,极为壮观。主殿大门上有石刻匾额“古迹花神庙”五个大字,院内数块石碑,分别记载着“明万历年重修”、“清道光重修”、“清光绪十九年重修起至二十三年竣工开光献戏”和“万古流芳”等内容,北殿还有真武圣君像,前殿为十三位花神。花农们为祈求花卉丰收,生意兴隆,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九花神生日都要搞祭祀活动,盛时的花神庙到处烟雾缭绕,鼓乐喧天,一派热闹非凡景象。
西花神庙前还建有一座戏楼,高三丈有余,为无梁结构的楼阁,楼沿顶跨度较大,戏楼前面没有用明柱支撑,所以不影响戏众视线。戏楼内雕廊画栋,富丽堂皇,每年祭拜花神之时都要在此献戏。随着西花神庙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被各处花农奉为丰台花行圣地,并组建了“花行公会”,制定出行规,管理约束并帮助花农种花和经营,维护花农的利益。如花行中有“准许卖花担在衙门口、王府前、大宅门口、大店门铺前叫卖,所有官民不得干涉”一项,就是其它行业里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
清末民国时期,战乱灾祸接踵而来,西花神庙渐渐走向衰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西花神庙仅存的大殿被改为北平南郊第五十八小学,剩下的几间配房也分别用作粮仓和仓库。据1986年版《丰台地方风情古诗》记载,当时尚有一后殿配房完好,建纪家庙小学时还用了东西厢房当教室,另记殿前还有两丛高大的西府海棠,足有百年以上,后来也被人移走不知去向了。解放以后又改名北京市五十八中学,文革后改为丰台区纪家庙庙小学,90年代在原有庙址的旧校舍上建起了三层教学楼。九十年代修建三环路,纪家庙花神庙的大戏楼被拆了。
纪家庙小学位于南三环于家胡同53号,成立于清末,称花神庙小学,为一至三年级初级小学。进入民国称南郊第五十八小学,为一至六年级完全小学。解放后增加初中称北京市第五十八中学,小学复称花神庙小学。五十八中学撤销后,小学搬入中学校舍,改称纪家庙小学。现有十四个教学班590名学生,28名教职工,其中大专以上学历17人,占教师总数的60.7%,小学高级教师16人,占教师总数的57%,是花乡地区规模较大的小学之一。拥有计算机教室、计算机网络教室、电子备课室、双向教学闭路系统、多媒体教室、语音教室、形体教室、师生阅览室等专业教室,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
下面二张照片显示,原来纪家庙小学扩建,把路边一排杨树圈进校园内,另一张站照片显示,一排粗粗的白杨树怎么把树冠都销掉了。
纪家庙两限房——7800元/平方米 纪家庙村是丰台区花乡所管辖的15个行政村之一。全村共由5个自然村组成,村域面积1.2平方公里,有752户居民,总人口2100多人。过去纪家庙村以种植花卉为主,村民生活富裕。九十年代以后,村里的土地都出租给搬迁的工厂当库房,村集体以收取地租为主要收入。2005年全年经济总收入达到4.3亿元,经济增加值4840万元,纯收入完成4299万元,各项税金49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3800元,劳动力人均收入超过30000元。2005年旧村改造之前,纪家庙村有户籍居民约2000人,而外来租房居住的外地人口超过10000人。即使在2003年“非典”外地人口大量离开北京的情况下,仍有1560人滞留在纪家庙村。过去的纪家庙村,村民私搭乱建违章建筑现象普遍,出租房比自住房多,出租房屋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村委会也以出租集体土地为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村边土地一颗庄稼杆也没有,全是厂房和库房。由于疏于管理和环境建设,纪家庙村常住人口成分复杂,治安管理混乱,满街小商小店小贩。村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成了“沼泽”。纪家庙村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亟待改造。纪家庙村自日开始旧村改造工程,“纪家庙新村”一期工程建设住宅楼8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日,纪家庙村投资建设“海蓝云天俱乐部”,占地面积15亩,总投资1.2亿元,建筑面积23600平方米。2005年2月,纪家庙新村二期工程1—13号居民回迁住宅楼和一期商业楼竣工投入使用,开发单位是北京市天地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两限房”是北京市政府限制售价和限制购房者资格的商品房。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推出了位于丰台区纪家庙的全市最贵价格两限房,每平方米限价7800元。一共有四家开发商参与竞标,招标底价为2.97亿元。除北京住总集团外,其他投标的3家开发商都是中小开发商。在开标现场,4家投标单位报价均不高,报价最低的北京兴业润地房地产开发公司,3.12亿元的报价仅仅略高于招标底价。最终,北京住总房地产公司以3.6亿元拿下该地块。丰台区花乡纪家庙限价房,东至郑王坟东路,南至纪家庙新村二期回迁房用地,西至纪家庙新村二期回迁房,北至纪家庙二号路,用地性质居住、商业用地,总建筑面积89522平方米,除需要配建2500平方米廉租房外,其余均为限价房建设面积,将提供住房近700余套,另外配建廉租房约60套。开发单位北京住总集团表示项目将于残奥会后开工,建设周期2年,小区的配套设施将与住宅同步交用。住宅竣工交用后再进行销售,不分期分批销售。纪家庙限价房的均价为每平方米7800元,根据楼层和朝向不同具体价格将有5%的浮动。户型面积全部在90平方米以下,两居室占60%,一居室和三居室各占20%。政府回购的廉租房的一居室控制在35平方米以下,两居室控制在45平方米以下,且一居室的建设比例不低于廉租房套数的40%。可提供廉租房60套。考虑到廉租房的申请家庭中有老人、残疾人、患有大病人员等情况,该项目要适当增加部分无障碍居室及残疾人摩托车和小型人力三轮车停车位。纪家庙限价房销售限价为7800元/平方米,这比2007年十个两限房的“最高价”——丰台区卢沟桥乡“小屯馨城”高出500元/平方米。纪家庙两限房地块总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住宅楼的型式与“三环新城”“万年花城”一样,都是高层板楼,两限房的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7800元。而前者和后者的价格分别是3670元和16800元。
纪家庙村“片楼” 日《北京晨报》报道纪家庙附近
“片楼”引网友热议。“这不是墙吗?”面对网友拍摄的纪家庙附近一居民楼的照片,很多网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近日,一张名为“片楼”的照片出现在网上,这座六层的楼房,看上去厚度竟不到1米。昨天记者来到纪家庙菜市场附近探访发现,原来因拍摄角度的问题,使该楼从某个角度看上去像是一堵墙。网上的照片注明,“拍摄地点是北京市丰台区纪家庙菜市场附近,照片绝对没有经过后期处理。”短短几天,万余网友跟帖评论,“这楼能住人吗?”一些网友还联想到约半年前出现在网上的另一“片楼”照片,“这不会也是遮丑工程吧?”(笔者注:这件事说的是河北保定地区某县在省干部考察县城危房改造前,在公路旁破平房前门竖起大排的广告牌画上漂亮的楼房,省干部乘车经过时说“搞的不错嘛”。)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了拍摄地点丰台区纪家庙菜市场门前,从这里向东北方向望去,和照片里完全一样的一幕出现在眼前,一座看上去仅有一堵墙的“片楼”站在街边,虽说看上去很薄,但楼上窗户、空调一应俱全。走到楼的拐角前即可发现,其实楼并非只有“一片”,而是该楼拐角处为三角形,拍摄者恰好站在看不到楼后墙的地方。楼上的地址牌写着“育菲园东里1号楼”。“这楼至少有十多年了。”一位女住户说。记者走进去,发现照片拍摄的拐角处,即楼外尖状的部分,在楼里是楼梯所在地,楼梯也被设计成三角形盘旋而上。“以前还有人问过我们,这么尖的楼是否能住人,其实那里只是楼梯。这个设计挺好的,我们老年人走在上面不会觉得太陡。”一位老大爷说。下午5点,育菲园东里1号楼的居民们陆续下班回家,楼道里飘出了阵阵饭香。站在楼内,记者感觉和普通的旧式筒子楼无异。楼共有6层,每层有十余间屋子,以两居室为主。走进屋内,也与普通单元房类似。楼内居民说起“片儿楼”,会哈哈大笑。他们说,“玄机”就在于这栋楼的形状。这栋楼建在一个三岔路口,占据着路口的西北角。依地势,楼被建成了三角形,两侧窄中间宽。沿着楼道,记者走到了这栋楼的西南角,这是整栋楼最窄的地方。记者粗略测量,角落处楼的厚度大约只有80厘米。最窄的地方没有建成屋子,而是做成了一个旋转楼梯。楼梯的直径约2米,越过楼梯就是各层的1号房间。由于路边平房和树木阻挡住了视线,路人看不到楼的后面,这也就是从楼外看去像是“片儿楼”的原因。
楼内居民介绍,这栋楼是税务、统计两个部门的宿舍,大约在1997年、1998年前后建成并入住。居民说,楼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只是形状的确奇怪。不过,他们表示,由于占据三岔路口的一角,楼的采光很好。地铁10号线新增加纪家庙车站
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已于2008年奥运会前正式开通,东起点劲松,西终点巴沟车站,沿着东北三环路地下穿行,大大方便了了三环路周边居民的出行。
即将全线开通的地铁10号线是一条环三环路的地下铁路,二期工程将沿着西南三环路运行。
地铁10号线二期工程起点为劲松站,终点为巴沟站,线路全长约32.46公里,共设车站23座,其中换乘站12座,预计投资204亿元,计划2012年年底将与一期工程贯通运营。这条线路途经朝阳、丰台、海淀三区,贯穿万柳、公主坟、六里桥、玉泉营、方庄等生活、经济区域,通车后将成为京城又一条重要轨道交通。
原来规划在南三环外的草桥站与经贸大学站之间有2.7公里左右,距离较远,不利于周边居民出行。为此,根据周围居民的强烈呼吁,新增加了纪家庙车站,纪家庙站与相邻的草桥站、樊家村站的距离大体相当。
樊家村的花
花乡樊家村,明代成村,以樊姓村民多而得名。樊家村位于玉泉营环岛的西南角,在三环路与四环路之间,2006年全村有农业人口1100人,居民2000多人。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解放思想,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招商引资,该村已经形成了以房地产业带动各业发展的局面,2006年总收入达到了1.8亿元。较大规模的企业有:新开业的北京濠江国际俱乐部、北京现代汽车4S店;十几年稳步发展的种花企业——北京绿洲种养殖公司。
九十年代的樊家村,由于城市改造速度滞后,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聚集地。1993年樊家村就有外来人口8205人,其中来京收废品捡破烂的有1026人,村域范围环境脏乱差,道路基础设施十分欠缺。在2001年开始,利用建设绿化隔离带的优惠政策,建起了樊家村万年花城危改项目,此工程设计方案建设面积198万平方米,是京西南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同时,全村村民已喜迁上楼,万年花城的建设,彻底改变了该村的村容村貌。
丰台区樊家村小学地处丰台区新村三里一号,樊家村小学原校名为京师南郊公立刘家村民国小学校,建于1918年,首任校长关耀华。初建时仅2名教职工,3个教学班,2间办公室,79名学生。1921年学校停办,1930年校址迁至樊家村药王庙(今樊家村教工托儿所)改名为樊家村启民私塾小学,关耀华继续任校长兼教师,设有1个教学班,52名学生,进行复式教学。1946年5月在当地群众吕世惠、孙嘉林、李增立、刘振涛等人的集资捐助下,学校扩建了5间东教室,暑假后投入使用。1951年7月,由丰台区人民政府接管,改为现名,负责人张祖光。一年半后,三位教师到该校任教,有50余名学生,进行复式教学。1958年,姚清河任该校校长兼书记,郝荫芝任教导主任,有十余名教师,设有马神庙分校和刘家村分校,分本校共计20个教学班,1961年卓天允到该校任教导主任。1977年取消两个分校,有40多名教职工,学生600多名。近年来,学校规模不断扩大,1990年花乡政府投资36万元,新建了12个教室,1个音乐教室,10间办公室,樊家村村公所拨出5亩多地为学校辟为操场,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
2006年樊家村就存改造,新建了二栋三层的教学楼。该校现有18个教学班,680多名学生,52名教师,其中市级骨干教师1名,区级骨干教师3名,校级骨干教师10名。校园环境优美,教育教学设施一流,建有2栋教学楼,设有音乐、自然、多媒体、计算机等5个专业教室,还建有一个200米跑道的塑胶操场、一个塑胶篮球场和一个20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
北京人养殖花卉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古籍《鸿雪缘图记》记载:在北京“花乡前后十八村,泉甘土沃,养花最宜,故居民多以种花为主”。元代起,朝中权贵有在右安门外营建别墅的习惯。右安门外一带的花卉种植也随之兴旺起来。在草桥万柳园内养殖的花卉,为京城第一。据清代《春明梦余录》记载:“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
丰台区的樊家村、黄土岗、草桥、玉泉营以及马家堡、镇国寺一带,即著名的“丰台十八村”,村村种花。另一处是朝阳区的鬼王庵,以生产露地草花为主,如蝴蝶花、翠菊、矮康等。这些花卉除供应小贩肩挑走街串巷叫卖外,由生产者运至隆福寺、护国寺和白塔寺等庙会销售。从明代至清末以至解放前夕,北京的花卉栽培曾经历了极其兴旺的阶段,但也出现过时盛时衰、花农谋生不易的历史。清末和民国时期以及日据时期,由于兵燹连连,丰台的花农大多弃业另谋生路。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间花卉事业的发展,花卉养殖得到恢复。1951年,黄土岗的花农先后成立了互助组、本市第一个鲜花生产合作社、园艺社,并在建国门外开设了鲜花门市部。1958年黄土岗人民公社成立,1958年12月,黄土岗人民公社将全社的花队合并组建了园艺大队。至此,草桥、黄土岗、樊家村、郑王坟一带种花地连成一片。
1963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建工部召开的园林工作会议上提出“花卉工作,要做到品种繁多,丰富多彩,为社会服务,为政治服务”。在一次城建会议上,花卉园艺技术干部得到指示说:“首都是祖国的窗口,要使首都的阳台上、庭院里都有花,才能显示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当此之时,花卉还和“百花齐放”有关,和欣欣向荣有关。在1964年北京市提出的花卉发展的三个步骤是:搜集奇花异草,发展品种,编写花卉专项书籍;各公园行动起来,“大搞万紫千红”;养花群众化,先发展100万户养花。苏联等社会主义的市容成为新中国的首都的仿效对象,而随后开始的“文革”使得北京花容失色。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养花被当作修正主义受到批判,花卉行业只生产供应必要的政治用花,黄土岗花乡的全部花卉生产及其在市区的门市部全部停业。
“砸烂盆花闹革命”的口号此起彼伏,连朱老总寄存在中山公园兰室和中科院植物园的名贵兰花也未能幸免,更别提丰台花农的收成了。本来“东风”是花神的信使,却成了压倒“西风”的力量。香花和毒草,成了社会行为的代名词,具有北京传统特色的名贵菊花品种,原已发展到2800个,全部磕盆。盆莲、睡莲被认为与“四人帮”批判的“黑画”有牵连,并因此全部淘汰,香椽、佛手(名字非常政治不正确)被从生产目录上划掉,切花品种也严重退化。
1972年,草桥、樊家村、黄土岗大队开始恢复花卉生产,但因受所谓“端正农村社会主义方向”的影响,发展缓慢。1977年以后,花卉生产的恢复有所起色。为了消除极左思潮所造成的影响,市园林局在职工中提出“养花也是革命工作”,为养花恢复名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黄土岗乡的花卉业重现生机,乡名被改为“花乡”,在乡农工商总公司的统一安排下,花卉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无论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知识分子发出的批判声浪,还是(砸烂盆花闹革命)激进的政治狂飙,都无法灭绝北京人对养花的喜好。尽管政治取向和审美趣味一直在变,但北京城内养花的传统从来没断过。上世纪70年代月季大受追捧,之后是米兰大行其道,到了80年代,“玩球儿的”(养仙人球的)比比皆是。爱花对于北京人来说,更有其社会交往功能。花友们大都能独立完成分根、扦插等“花活”,然后互通有无。不像现在,老的少的,都在棋牌室里扎堆。
下文选自北京市小学生语文课本《像蜜蜂一样劳动的人们》,作者冰心。
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我们的焕然一新的首都,处处都栽上绿树,种上鲜花,把高大的楼台,宽阔的街道,衬托得更加美丽。同时,在我们把五色缤纷、芬芳袭人的花束,捧上到我们亲爱的领导者们的手里、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的手里、到为祖国的建设尽过最大的力量的英雄们手里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些尽情地表达我们感谢欢迎的热诚的花朵,也永远会感念着那些为栽培这些花朵而辛勤劳动的人们。
我自己,早就热望去访问北京近郊的花农。
有一次,我在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社长股维臣同志的报告里,听他提到说这公社里还有园艺队,养花育苗,供应首都的需要。丰台种花,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自从北京成了中国的首都,丰台就有了一班为美化皇帝的宫廷和王公大臣的园苑而服务的花农,而现在这些花农,也得到了解放,他们是满怀乐意干劲冲天地为美化绿化人民的首都服务了。
最近,我在樊家村花队住了几天,这几天我过的是最难忘的“如入芝兰之室”的生活!
我应当怎样地描写这园艺队的生活呢?我的回忆像清泉一般,遍地喷溢!我只能说:这里是花天花地,而园艺队的队员们,就是像蜜蜂一样、辛勤而热闹地在花里劳动的人们!
几个花队,大部都在51路汽车线上,这路公共汽车,就在这公社范围内穿行。公路两旁,除了整齐的绿树之外,还种着两行鲜红的鸡冠花,对过往的客人,自豪地说出这段公路的特色。
总起来说,这几个花队,占地一千七百多亩,鲜花五十多万盆,三百多种(黄土岗花队,专种茉莉花,有一万七千多盆),至于苗圃里的树苗,正如郑王坟苗圃队的佟队长所说的,“数也数不清的了!”我开始还在追问大概的数目,等到自己下地一看,才知道,在一棵树挪走以后,坑里的原根上就会长出百十来条或者更多的新枝来,在郑王坟六百亩的苗圃地上,往少里说,也有几百万棵吧,这是多么可惊可喜的数字呵!
我到樊家村花队队部的那一天,门外院里闹哄哄地,许多木工正在做看花洞上用的窗架,地上堆满了一根一根的大木材,旁边还放着一箱一箱从外埠运来的大片玻璃。在敞开的花洞内外,人来车往,有两人抬一大盆花的,一人抱一盆花的,一人挑两盆花的,两人推着拉着一车花的,一人推着一车花的……香喷喷、颤悠悠地全往花洞里送。那两天,队员们密切地倾听着霜冻的广播,砌花洞的砌花洞,编席子的编席子,安窗户的安窗户,抬花的抬花……真是比蜜蜂还忙。
我呢,我挑了个最轻省,又能一边干活一边和“老把式”们闲谈的工作,就是跟着他们“抹”、“屯”山虎子。
山虎子是一种盆栽的、橙红色的小圆果子,春节的时候,摆在屋里,果红叶绿,和腊梅、水仙衬托在一起,是十分夺目的。初冬时节,把它从盆里拿出来,“抹”去也就是前去上端的枝子,留下圆圆的一圈短枝,然后在根土上蘸上水,紧紧地一棵挨一棵地用土掩埋在花洞的地下。过了几个月,它的绿叶和红果,就会圆墩墩地长起,那时可以挪到盆里,送到花市上去了。
那两天,从早到晚,我们“抹”了总有上千棵的山虎子。这座花洞南边的短墙还没砌上,窗户也没有安上,早晚阳光不强的时候,还是有点冷。同时我的技术也不熟练,手指上还让花剪磨去了一块皮,但是我劳动的环境和同伴是多么可爱呵!这花洞的前面,是一片玫瑰花地,这花除了本国种之外,还有德国种、日本种、美国种……一共有二十多种。颜色有大红的、浅红的、黄的、白的,还有一种叫做“变色黄”的,花瓣的外面是红的,里面是黄的,十分鲜艳。正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下浮动着浓郁的花香,放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从我们座前走过,看见剪下的枝上还缀着红丹丹的果子时,就争着过来摘下放在书包里,这时已是打点时候,我们要去吃饭了。
剪枝的时候,我总坐在张琳老头旁边,他给了我一把小花剪,又教给我怎样剪。他拿起一棵山虎子来,像雕刻家审看他的素材似的,端相了一下,就嘎吱嘎吱地很快地将这剪成秃秃的圆圆的一球,然后放在一边,立刻又拿起第二棵来,他的动作很快,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流畅的谈锋。张琳老头今年七十四岁了,关于丰台种花的掌故,他可知道得多了!他一面剪一面说:“现在我们队的草花地,就是治贝子的。那时他们随便收用老百姓的地,一大块地只给几两银子,老百姓可受苦啦,像我们这些人,当初都在北京大宅门里当花匠,我的父亲就在庆王府呆过。我自己十五岁以前还上过私塾,以后上不起了也就学了种花。在日本人来以前,花房的生意已经渐渐地衰落下来,日本人来了,卖花的钱连买粮食都不够,大家索性都不种花了,把花地都种了菜。”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井,我们这里的水土就是适宜于种花。在纪家庙那边还有花神庙,大概是道光年间修的吧,前殿供的是花神,两厢还挂着有花谱。日本人来的时候,说是厢房里有民团藏的机关枪,放起一把火把厢房烧了,花谱也没了……解放后分了地,花农才又有种花的,到了一九五四年种花的就有二百多户;人民公社化以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像张家路口和郑王坟两处的苗圃队,就是去年秋天才扩大成立的。”
从我和社员们的闲谈里,我深刻地体会到种花育苗,不但大有学问,而且是极其细致极其辛勤的工作,黄土岗茉莉花队刘镇海队长的谈话,就给我以最深切的感受!
我们是在熏房里遇到他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黄色的衬衣,袖子卷得高高地,汗流满面的脸上,充满了热烈的表情。他带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茉莉花架。在阳光下,细小的繁叶,发出绿油油的光。千万朵含苞的花里,散溢着扑面的浓香。他笑着说:“这熏房热吧?我们需要和广东一样的九十多度的气候呵。这些花,在春节过后,用稻草包好,从广东运来,到了我们这里,先进冷洞。”他指着熏房前面的一排花洞,“慢慢地再搬到熏房里的炕上来,炕底下有火,把花熏开了,摘下花,再慢慢地向前挪,挪到架上的阳光底下,然后再回到冷洞里去。这样,每年可以摘到五次花——屋内两次,屋外三次,源源不断地送到茶叶公司去……”
我们说:“你们是终年辛苦了,这工作真不简单呵。”他笑了一笑:“养花的工作,最要紧的是水,火,风。浇水要及时,太干了不好,太潮了也不行。”他用手指弹着花盆,“听着花盆的声音,如果声音是沉重的,土里就存着水,如果声音显得空洞,就是土干了,赶紧就得浇水。说到屋里的热度,我们感觉惯了,一进门就知道温度是多高。还有空气的流通,也是十分要紧的……”说着,他把我们引到门外,在清冷的空气里,觉得顿然凉爽了。我们拦住他说:“外面冷,你先穿上衣服吧。”他摇摇头笑说:“惯了,我从小就当花匠,出来进去的,不当回事了。”他带我们走过好几处的熏房和冷洞,他说:“这些都是公社化以后新盖的。原有的几间,是黄土岗有名的恶霸地主赵泉的花厂,我从前就在他的花厂里当长工。土改以后,我们把他的花厂没收了。我们那时候还在种菜,拿到花厂以后,我们说:我们有了人又有了厂,索性干起来吧……”说着已经走到他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就在一处熏房外间的一角。这时有两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叫着爸爸从门外扑到他的身旁。他一面张罗着让我们喝水,一面笑说:“这俩是我的闺女,大的才五岁,人手缺乏的时候,也会帮着摘花了。”我们热得有点渴了,一面贪婪地喝着清甜的热水,一面问起他的家庭,他的脸上兴奋起来了。“我不是本地人,六岁时,我父亲从固安县逃荒,一个挑子把我挑来的,十三岁起就做了赵泉的长工,在熏房里从黑早干到晚,一年才拿到六块钱。穿的当然没有了,吃的呢,臭的烂的,他给什么就得吃什么。不干吧,往哪里走呢?赵泉就有这本事,他压着叫这里所有的花厂都给和他一样的工钱。他的儿子是保长,直眉瞪眼地,腰里挎着手枪,老百姓哪个不恨他……一九四九年,黄土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解放”这两个字像春雷一般,从他欢喜的声音里响了出来。“土改了,赵泉被法办了,我分到了三间瓦房,三四亩地。我和我们的殷维臣社长,八户人,建立了黄土岗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我才结的婚,那时我都四十一岁了……”他怜爱地摸着女儿的头:“她们哪里懂得什么叫做吃苦?要说今天的生活,你说好不好?毛主席不是说过让全世界人都吃上饭?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每年有五六百块钱的进款,比从前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队员们哪个不是干劲冲天?从前只管六百盆花的,现在都能管到八百盆了。现在我们有了三百多间熏房和冷洞,一万七千多盆花,三十几个队员,……将来呢?”他说到这里豪迈地笑了一笑。将来还用说么?人民公社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呵!
回忆起那几天的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像天际远帆似地发着闪闪的银光的人,决不止刘镇海队长一个,而且,那些人也不是单独地出现,他们的背景是一片一片的花地,一排一排的花房,而这些像蜜蜂一样的辛勤的人们,就在那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繁花中间隐现!
如今,我住过他们的房,吃过他们的饭,我已经认得了他们的门户。郑王坟的佟队长不是已经邀约过我么?他说:“清明前后,这六百亩地上的果树一开了花,那真是彩云一片,您可要来呵!”
我离开樊家村的时候,我没有向任何人告别,我不喜欢“一步一回头”的惜别情绪,而且,我知道,等不到清明前后,我还会回去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文艺》1960年1月号,后收入散文集《赞》。)樊家村“万年花城”
一、樊家村旧村改造项目
“万年花城”项目的正式名称叫“丰台区樊家村旧村改造项目”,总占地面积82公顷(1200亩),总建筑面积约186万平米;未来居住总人口达到3万多人,11000多户,包括安置樊家村村民2800多人,该项目已经开发十二年了。
二、“万年花城”拆迁
万年花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拆迁安置好樊家村的农民,原计划拆迁工作用一年,结果用了超过二年,2006年面临着最后一期的拆迁难题。公司负责人曾表示,2006年他最怕的就是拆迁工作。“就北京而言,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理顺拆迁问题,个别拆迁户和开发商之间的僵持导致拆迁工作难度很大。政府主管部门、开发商和拆迁户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很简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开发商和个别拆迁户因各自利益不同,导致所处立场不同,结果出现了双方之间的博弈。”
三、“万年花城”缺钱
另一个困扰来自资金的紧缺。如今开发商的资金链大都绷得很紧,造成开发节奏放缓,一旦资金断链就可能出现“崩盘”现象。例如,2005年“8·31大限”之前,开发商可以先交1/3的土地出让金,开发1/3的项目,用1/3的资金撬动整个项目。“8·31大限”则意味着取得这些地块的开发商必须先把全部土地出让金一次性交清,这使得一部分开发商失去了滚动开发的资金实力。
四、万年花城集资记
房地产企业有各种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贷款、上市、股权融资、信托计划、发行债券、产业基金等途径或形式,但对万年花城公司来讲,上市、发行债券、产业基金等似乎很难实现,因此最终进入视野的是银行贷款、股权融资和发行信托计划。
从2002年3月公司成立以来,万年花城接连经历了“8·31”土地大限等重大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的影响,在取得开工许可证前,需要向政府先交纳大量的资金。再加上拆迁难度加大,拆迁工作托了将近两年,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宝贵的时间。致使整个项目大约有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
融资路径的第一步,是选择投资合作建设的伙伴——首钢集团加盟。首钢集团财大气粗,是银行3A级信誉单位。正是由于首钢集团的进入,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公司后续的银行贷款和信托融资才得以顺利进行,为了后续的融资渠道提供更好的支持。
采取的方式是,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公司于日增资到17500万元人民币,公司大股东为万年投资集团子公司北京万年永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为50%);首钢总公司的子公司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40%)是第二大股东。
随后,万年花城房地产公司相继从农业银行获得2亿元人民币贷款,贷款担保方均为首钢总公司。2004年从农业银行获得的2亿元人民币贷款分为两期发放,贷款期限均为2年,每期额度均为1亿元。
发行信托筹款1亿元
由中诚信托发行的、规模为1亿元人民币的“北京万年花城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日设立,期限为两年,还款期为2006年4月份;由新华信托发行的、规模为6000万元人民币的信托计划于日设立,期限为2.5年,还款期为2007年6月,年息6%。万年花城房地产公司是国内第一个发行两个信托产品的房地产项目。
中诚信托在日给投资人所做的“信托财产风险状况动态分析季报”中指出,尽管2004年底,万年花城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率为88%,比上年度增长18%,但主要原因是2004年度万年花城项目开工量增加以及拆迁力度加大,导致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增加,增加了企业长期借款;同时根据财政部会计准则规定,房屋销售款目前尚不能在会计报表上确认收入,导致企业利润为负数,这两个因素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略有增长。但这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影响不大。”
新华信托发布的最新一期“信托计划半年执行情况通报”显示,持续至今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给万年花城房地产公司带来资金压力。通报指出,“截至日,万年花城项目总投入已近11.47亿元人民币,在已投入资金中,万年花城注册资本金投资1.75亿元;信托借款投入15993
万元;其他借款24600 万元;销售回款56607万元……而预收销售款已经近9亿元。”
万年花城房地产公司融资的第四步,就是准备上市,从股市上“圈钱”。公司希望逐渐由房地产开发型企业向投资型企业转变。
五、“万年花城”时来运转
“万年花城”项目度过了年征地、拆迁、融资“三大难关”后,终于迎来了2005年开始的全国性商品房价格“上涨春风”。
2005年推出的“万年花城”三期住宅项目,较一、二期工程更注重产品,小区规划设计细节和生活环境方面的营造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在楼体建筑外观上强调了北美风情的建筑立面元素和周边绿化园林景观的元素。同时小区还建设一座“美格国际双语幼儿园”;还与北京市著名的北京小学合作,建设北京小学万年花城分校,分校的教师也签约入住万年花城。上图是万年花城的一栋高层板式住宅楼。
万年花城北京小学分校位于四期“上品西区”的西部,临路而建,占地面积12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600平方米。该分校设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设有4个班,2008年投入使用。最终可安排小学生近千名,并能满足一半左右小学生寄宿就读的要求。
三期“玫瑰碗”占地面积10.797公顷,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由10栋板楼、2栋塔楼组成,主力户型为二居90—100平方米,三居120—140平方米,户型面宽均在4.2米以上,部分房间甚至达到5.1米。
六、万年花城”的销售价格
2002年,万年花城一期商品房预售均价6800元/平方米;
2004年,万年花城二期商品房预售均价8600元/平方米;
2006年,万年花城三期商品房预售均价突破10000元/平方米;
2008年,万年花城四期商品房预售均价16800元/平方米。
2011年,万年花城五期商品房预售均价34800元/平方米。
与“万年花城”相距600米的“三环新城”是一个经济适用房开发项目,政府定价3670元/平方米。2006年末“万年花城”的销售均价比“三环新城”贵一倍,2008年贵四倍,2010年贵了八倍。
“万年花城”商品房的建筑质量与“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的建筑质量没有多少差别,都是高层塔楼,只不过外装修“花哨一点”。二个项目获得土地的成本基本同价。
“万年花城”向政府全额缴纳税费和土地出让金;“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免除每建筑平方米土地出让金约400元,享受14项税费减免或减半每建筑平方米大约300元;合计700元。但是二者2008年的销售价格差距是12000元——这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的“纯利润”。
七、万年花城开发商
北京万年基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最早是家私人承包建筑施工单位,1997年成立北京万年永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在是华夏银行股东之一。在北京先后投资开发北沙滩住宅项目、满庭芳园住宅小区、北三环青云商住公寓、亮甲店住宅小区、龙潭湖住宅小区、濠景阁商住公寓、廊坊国际花园(别墅)等。从2007年开始,实施战略转型,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的区域发展商,开发长辛店和河北曹妃甸两个生态城建设。
集团下属的北京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业务是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开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200万平方米的大型国际居住区——万年花城,项目第4期30万平方米获群体结构长城杯银奖和金奖,公司获“中国房地产100强企业”称号,连续三年荣获北京市“纳税信誉A级企业”称号,连续五年获“北京地产资信20强”称号。
樊家村“三环新城”
一、高密度的“三环新城”
行车在西南三环东管头立交桥往西看,500米外的“三环新城”就像几排高大的钢筋混凝土城市“森林”,外形相同,高度一致,从东向西排列了近千米。其居住密集程度令人嘬舌,居民居住的舒适度让人怀疑,建筑外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排钢筋混凝土树种”,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程度简直谈不上。
“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项目,位于西南三环丰益桥与万柳桥间,东距三环路500米,是目前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在三环路旁建设的最大经济适用房项目,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90多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全部为住宅及配套。由北京懋源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征地工作启动于2000年,2007年基本建成。开发商按照售价3%赢取利润,估算值为8—10亿元(含出售商业面积),还不算开发商在小区内保留的部分房产价值。
整个社区由多栋24—28层的板楼组成。户型设计以二梯四户为主。一居40—65平方米,二居75—100平方米,三居100—120平方米。三环新城分六期开发建设,每期十几万平方米,每期不到2000套房。
二、“三环新城”销售价格
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关于三环新城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批复
京价(房)字(号
北京懋源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核准的请示》([2002]第18号)收悉。
根据国家计委、建设部《经济适用房价格管理办法》和我市相关规定,现将你公司开发建设的三环新城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批复如下:
三环新城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销售价格为每建筑平方米3670元,承诺总建筑面积104.9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79.66万平方米。
该项目销售价格为基准价格,你公司可按住房楼层、朝向上下浮动,其幅度不得超过基准价格的3%,分割零售单套整幢(单元)的浮动差价增减代数和为零。即整幢楼房平均价格不得突破3670元/建筑平方米。
三、二手房价格
2006年,打开网站点击“三环新城”,无数出租房信息扑面而来,与天通苑和回龙观一样!一边是缺房户“翘首以待”等待的经济适用房,一边是豪华装修的出租房!另一份“帖子”最醒目,网贴即一周,点击量超过7万人次:“出售三环新城经济适用房号人民币12万元”!国外媒体予以转载报道,评论说中国的政策房制度失控。
据了解,2007年“三环新城”二手房的对外销售均价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
2008年市政府开始施行的二手经济适用房必须满五年才可上市销售和个人收益75%归政府的“新政”出台后,“三环新城”类以经济适用房“谋暴利”现象将会“杜绝”。
四、“三环新城”购房场面——像是在买大白菜
(一)一期工程
日,“三环新城”一期房子开始放号,基准价为每平方米3670元,此前已有8100多户家庭在“三环新城”售楼处进行了购房登记。所以,许多购房人提前5天就来到售楼处通宵排队。由于部分购房者是“铁定了心”要冒雨连夜排队,怎么劝也劝不走,现场排队买房人近千名。
由于排队的顺序号随到随领、不可更名、不可漏掉随时的点名,所以不少人带着座椅、穿着大衣、带着包袱、拎着食品袋,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队伍中不乏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她们说,孩子都上班去了,为了给已成家多年的孩子买套房,白天她们排队,晚上孩子来换班。无奈之下,三环新城开发商被迫提前一天放号,结果只放了1480个号。近7000户具有购房资格的购房者没有拿都“号”。
(二)二期工程
听说又要放号了!2005春节刚过,就有上百人开始在售楼处外露天排队,等待放号,售楼处工作人员怎么解释说没有这么回子事儿,他们也不撤走。在排队的队伍里矗立着十几顶五颜六色的活动帐篷,显示了他们要日夜排队等候到底的决心。中央民族大学一位三十多岁满脸胡须的教师说,拿不到房号他就不刮脸。他们就这样在帐蓬里苦苦地等待着,秩序井然,很少有人喧哗,面对记者的摄像镜头,他们是满脸的无奈,场面极其壮观、悲壮,令人疑惑和不解。上图是日为了买到经济适用房,在三环新城售楼处,很多买房人扎了帐篷住在售楼处门外等候了半个多月。据说,该张照片被转载到西方世界不少国家主要媒体的重要版面。
最后的结果是,开发商公告了丰台区政府的决定:三环新城以后的所有经济适用房号都定向分配给宣武、丰台两区的拆迁户,不再向社会公开销售。这就等于说,这上百名已经做了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登记的市民,白白等了50多个日日夜夜。这真是地方政府创造的奇迹!
日二期正式放号,在8个小时内共有2415位宣武、丰台两区的拆迁户拿到了选房顺序号,尽管有人为此付出了排队两天两夜的辛苦代价,但井然有序的放号现场让众人交口称赞开发商在经济适用房销售中首次引入两项新措施———不交订金以及群众监督的“实名制”放号方式。
(三)排两天队不一定能拿到号
2005年春天,三环新城二期放号引来2000多买房人排队两天两夜,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据说,国外媒体也广有报道。
买房者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排长龙的现象几乎在每个经济适用房的放号现场都可以看到,即使是冬天,放号的楼盘一样排得热火朝天,这对于3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尽管这种买房的先期人力、物力投入成本很高,但是至今好像还没有降低这种成本的有效办法。
排号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放号。绝大多数经济适用房的放号时间都是秘密,从来没有哪处经济适用房会事先在媒体上大肆宣传某月某日几时开始放号,都是事先告诉你大概是哪个月放,突然哪一天你没留神就放了。所以要买经济适用房的人都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如果是经常出差的人,由于不知道几时放号,根本没有办法事先安排哪天不出差。
即便你知道什么时候放号,也排到了号,只要没排在前几十名,很有可能就选不到好房型。靠前的号通常被有门路的人事先拿走,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投资时间长——两年前就已经交了房款
经济适用房交房时间通常都在1年以上,还有很多在2年左右。樊小姐一次性付款39万元买了一处100平米的经济适用房,但是她要两年3个月之后才能拿到毛坯房。“我付的是全款,2006年的期房,且不说这笔钱如果投资可能获得的回报,就是放到银行里两年的利息就有一万五呢!”
不是一次性付款的买房者也不轻松。大部分买房者都是首次买房,很多人住在出租的房子里。从开始交月供到装修完毕的近三年时间里,他们要一边负担着2000元左右的月供,一边承担着每月千元左右的房租。
据调查,在三环新城的购房业主中,国企职工约占35%,国家公务员约占20%,初级白领约占20%,教师约占15%,主要年龄段在28岁—38岁之间,月收入平均在2500元左右,却要每月承担3000元左右的月供和房租。
目前很多商品房项目都已经推出入住后开始付月供的新政策,其实这项政策对于月收入不高的经济适用房购买者更为适用。
对于交房时间太长,开放商的解释是:并不是房子盖不完,而是因为经济适用房通常盖在市政配套设施很不健全的“生地”上,要解决市政供水供电供暖供气的问题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不管问题来自开发商还是政府部门,为这个问题买单的却是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得到实惠的中低收入者。
(五)三期工程
“三环新城”三期工程经济适用房,不公开对外销售,全部定向安置丰台区和宣武区的拆迁居民。
(六)四期工程
三环新城四期要放号的消息传出后,因其位于三环边,地段好,价格低,同样引来市民大排长队,有些人甚至干脆支起帐篷,在售楼处外安营扎寨,苦等开发商放号。
尽管北京懋源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环新城”的开发商)副总经理李振坤认为排队是“最公正的办法”,但排队市民在帐篷里一住就是5天5夜的情景,还是“吓坏”了发展商。他们最终只好采取“第三方(公证部门)摇号”的形式。6月16日,三环新城第四期的500个房号被摇了出来。这种做法依然招来怨声载道。因为一些本来排在队伍前列的市民,并没有被摇中。
2006年以前的经济适用房“经济”了谁?
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经济增长急剧失速的背景下,中央政府确定将房地产作为重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务院同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并明确了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
此后6年多来,作为首都的北京一直在发展经济适用房中起着示范作用。迄今为止,该市共集中建设了52个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累计开工1915万平方米,竣工1488万平方米。
北京发展经济适用房经过了两个阶段:
从1998年10月到2001年5月是第一个阶段,其间建设经济适用房的主要目是促进住房制度改革,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当时对户型标准、销售对象都没有作出限制。公众多年来一直反应强烈的某些现象,如有人开着奔驰或奥迪来买经济适用房,有人一家购买多套经济适用房等,就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
第二阶段则是从2001年5月至今,其间市政府确定了“每年新开工300万平方米,竣工200万平方米”的建设目标,同时明确了经济适用住房的保障性质,开始采取措施控制户型、面积,并对购买家庭进行资格审核。
北京市将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对象定为年收入0.5万-6万元的家庭,并确定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标准应控制在80-120平方米/套为宜,“今后,原则上以8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为主,单套总价款不超过32万元”。
但这种定位仍被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王诚庆视为“不明确”,会导致受益者范围过宽。
为此,新浪网的地产频道针对经济适用房作了一项小型调查。对于其中“你认为经济适用房经济了谁?”的问题,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首选的答案是“有钱有门路的人”,其次则是“发展商”;而对于“你认为当前经济适用房发展最大的问题”的回答,多数集中在“资格审查不严”。
到底谁在享用经济适用房?记者日前随机采访了北京几处经济适用房的居住者。
新入住“朝阳新城”的一位女士表示,她是通过关系买到这里的房子的,自己其实并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
而一位在三环新城买了房的外企中层管理者则承认,他在城中心还拥有自己的住宅。
从事IT行业的林先生是外地户口,3年前买了回龙观的房子。他告诉记者,虽然购买经济适用房要核定买家的收入状况,但“收入可以随便填,反正单位都给开证明”。
当然,如果所在单位不是如此“手松”,有人也有办法越过这道坎。在某外企工作的江先生就告诉记者,他是通过同学的公司开出了收入证明的。
收入状况审核不到位,固然容易给人钻空子。但经济适用房之所以“经济”了不该“经济”的人,更在于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
一方面,人们对经济适用房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却日渐减少,许多地方甚至已停建。《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全国经济适用房投资在各类商品房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本来就不高,而2004年则继续下降,为1998年来的最低,5年间共减少了6个多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炒房号、作伪证、托关系等现象便层出不穷。
在某国企工作的孔先生,2002年开始考虑买经济适用房,但一想到排号至少要等1-2年,还不一定能排上,就转向托熟人找关系。后来,他付给了某“内部人”1万元,只为确认自己名列排号队伍之中。而为了拿到房号或靠前的号码,不少买房者更是铤而走险,求助于炒卖房号的“黄牛”。
经济适用房是否都卖给了真正有需要的人?北京最早一批经济适用房项目之一的某销售主管表示,以他多年的从业经验来看,“肯定不是”。他告诉记者,经济适用房的销售模式和市场高需求,导致销售人员或开发商不可避免要从中做手脚。另外,房子出售后随时可以更换房主。因为购买者与开发商所签的合同并不是马上就拿到主管部门备案。改合同,改发票,对开发商来说很容易。“明眼人都知道,倒卖经济适用房绝对能赚钱。”他说,“所以,应该严禁期房转让。”
对于经济适用房存在的诸多问题,作为主管部门的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了积极回应。该委副主任苗乐如日前表示,排队放号不是最佳形式,他们正着手研究如何规范排队等候、网上放号和手机放号等形式。
而对购买人资格的公示范围也有望扩大。自2004年1月实行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公示制度以来,截至2005年5月底,北京市建委共接到群众举报52例,其中有46户家庭被取消了购买资格。
另外,为了加大对骗购经济适用房行为的打击力度,北京市建委拟将购买资格的公示范围由网上和办公现场扩大到购买人所在的街道和单位,以便监督与举报。
“补砖头”当与“补人头”
并进主管部门对审核标准和销售方式等加强规范,严格把关,固然有利于剔除不该被“经济”的人,从而保障真正符合标准的人群的权益。但是,在多位业内人士及专家看来,要彻底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治本之策在于让经济适用房“回归”住房社会保障的角色和功能。
“目前来看,经济适用房有些出力不讨好。”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的聂梅生会长说,政府赔钱盖房子,换来的却是怨声载道:买不到房的人自然会抱怨,买到房的也在抱怨,因为多数经济适用房社区都存在交通难、入学难等问题;而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两边的开发商也是满腹牢骚。
“经济适用房,真有点‘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一位业内人士如此形容。他认为,矛盾在于,一方面,经济适用房被视为一种社会福利,其运作背离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商品的逐利属性,开发商多以超标建设和豪华开发来牟取更大的利润,这又背离了其应有的社会保障性和政策性。
“经济适用房本来应当是一种住房社会保障,可它从一开始就是被作为商品房来发展的。”聂梅生指出,“这样的定位非常不合适,结果必然是非牛非马。”
在她看来,北京经济适用房的发展就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将购买对象的年收入定在0.5万-6万元,范围太宽,这导致我们保障了“一个模糊的、难以界定的人群”。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忠也指出,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在地域、户型、档次及人群等方面多有重叠。
“为了更好地体现自身的保障性,经济适用房当前应该惠及的是‘夹心层’,特别是夹心层的下段。”聂梅生认为,“因为他们既不属于廉租房保障范畴,又无力购买商品房。”
北京市建委的程建华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具体地谈到,应当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从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调整为商品房购买者。
其实,随着经济适用房的发展,社会上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声音:
一种主张取消经济适用房,终结住房市场供给的双轨制。其理由在于,许多国家都已将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补贴,由“补砖头”改为了“补人头”,也就是将在建设和销售过程中实行的税费减免、政策优惠这类间接补贴,改为给需要买房的居民直接补贴货币,且收入高的少补,收入低的多补,以体现公平。
另一种则主张经济适用房不仅不能取消,还应扩大建设规模,以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圆住房梦。
聂梅生就认为,完全取消经济适用房是不可能的,而应将其从普通商品房中抽离出来,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保障性的住宅。当前最现实的做法,应该是“补砖头”和“补人头”两线并进:一方面,对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继续实行土地出让金减免等政策;另一方面,对经济适用房购买者实行按揭贷款贴息。ruiren491112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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