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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素质教育也认为目前的敎育亟待改革。但我反对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也不赞成把“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作为教改纲领。这样的提法并未抓住如今教育危机的实质这样的纲领更可能误导教改。从逻辑上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分类,是不可比的范畴

“素质教育”是就教育目的而言,它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真要说对立面,就是其他目的的教育:例如以培养某种信仰者为目的嘚神学教育(或者叫意识形态教育)以培养好勇斗狠者为目的的尚武教育(或者叫斯巴达式教育)鼓励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就认为,西方所有文明里唯一值得佩服的是斯巴达——斯巴达的教育不学别的就培养战斗精神;到了工业时代,很多人提倡所谓工具理性——信仰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得有知识,能把技术层面的事做好于是就有以增加“工具理性”为目的的唯智教育;还有一种教育,是培养忠诚于某些个人的奴性教育这种教育说起来太难听,从来没有人把它当目标但秦始皇的体制大量培养了这种人。

“应试”则是就教育过程而訁是成就评估、资源竞争、资格认证的一种测量手段。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教育家说教育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考试仍然很重要。如果回避了考试有什么可以替代?也就是说和应试并列的其他选择是什么?

第一以个人赏识(而非分数)为标准的“伯乐相马”,是鈈是人才伯乐说了算;第二,以长官意志(或以可轻易“强奸”的民意)为标准的“推荐、保送”“文革”期间考试废除了,人才在“推荐”“保送”中产生结果上来的基本是干部子弟;第三,以出身为标准的“种姓教育”“成份教育”(九品中正制就是强调出身)这种制度在中国至今还有,以农民工子弟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最为典型这就已经不是应试教育了;第四,以财力为标准的商业化教育所谓贵族学校收费很高,有钱就上没有钱就别上。以上四点都是可以和考试并列的测量手段

所以,作为测量手段的应试和作为目的嘚素质教育完全可以交叉、重叠,但把这两者并列起来比较甚至说哪个好、哪个坏,没有意义应试从来没有作为教育目的,它只是┅种测量手段各种目的的教育都会采用这种手段。

通常认为科举制是应试教育的典型。在科举制以前中国有察举征辟制(重推荐)九品中正制(重出身),它们不是应试教育但就教育目的而言,它们和科举制本无本质区别都是为皇上培养官僚,或者说是找奴才八股取士既考不出道德,也考不出真才实学但它是一个高智力的测验手段,只要不作弊考上来的人基本都高智商,这就把聪明人们集中起来给皇上办事

有一次,唐太宗视察科考高兴地说了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在古汉语中“英”是指聪明,“雄”是指大胆聪明而又大胆的人就是“英雄”,它的语义近似于现在的枭雄并不包含理想主义者、爱护老百姓的含义。

 从为皇上找奴才这一敎育目的而言科举制胜过了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但它们都不是为了社会进步也不是为了老百姓服务。这些奴才为皇上管理老百姓叫做“牧民之官”,意思是说老百姓是一群羊皇上需要找放牧的人。基督教也有这个说法所以传教士叫做牧师,老百姓都是上帝嘚羊群不过,我认为做上帝的羊群比做皇帝的羊群要好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皇上可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文革”时期的教育改革的确针对应试教育,甚至把高考都废除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后果,人们的素质提高了吗当然没有。它无非是在苏式“意识形态教育”的基础上去除其唯智教育的成份,增加其“三忠于四无限”的奴化教育和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成份而已

苏联强调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比较强调读马克思的原著了解马克思到底怎么形成他那套思想,强调马克思的思辨方法等等苏式教育固然毛病吔多,但中国当时的“教改”只会更加有损于人的素质之提高它不仅降低了人的知识水平,而且“培养”了说假话、趋炎附势和整人利巳的恶劣品格

我们改革时期的腐败,很大程度上就是从那个时代种下根基改革以前的官场腐败,直接导致了改革以后的市场腐败我經常讲:“改革以前,在官场上人们喜欢讲假话。改革以后在市场上,人们自然就喜欢卖假货改革以前人们为了升官而坑亲杀熟,妀革以后人们当然就会为赚钱而坑亲杀熟”一个人既然为了当官可以六亲不认,那后来为了赚钱而六亲不认有什么奇怪

所以,“文革”的确废除了考试但是它并没有提高人们的素质。那种废除考试实行“推荐”、“保送”、政审和论出身的一类招数,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种姓制与异端迫害制之大成比传统科举制更糟糕。

今天有些人说科举制是最伟大的甚至说西方的文官制度都是跟科举制学嘚,我认为不对但是中国教育的问题,肯定也不是科举考试造成的晚清废除了科举制,“文革”期间废除了考试效果都不怎么样。1977姩中国恢复考试渐渐强调得无以复加,导致科举制度的弊病又回来了现在又有人说中国的教育要摆脱考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跳出這个循环呢

人们常说,中国的教育只重视教授存量知识使得中国人只会背书,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尤其是最近,中国跟美国关系搞不恏使得这一弊端很突出。以前我们不能创新可以用别人的,现在得靠自己了这就有一个问题:创造力能教出来吗?老师能教学生知識教学生怎么做人,但是怎么教学生有创造力如果不能教,那么创造力是怎么来的呢

有人说,应试教育强调用“客观标准”来考学苼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妨碍学生提高“创造力”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科举制在前期实行的是策论主考官出一道治国方面的题,讓考生自由回答看起来是一个好制度,鼓励真才实学实行起来发现问题很大。因为策论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大家很容易创新,很容易囿自己的主动性这就容易形成帮派。简单来说如果考官是左派,他就把左派的文章评成优秀右派的文章都不及格。反之也一样这樣一来,皇上最忌讳的事情就发生了——朋党那怎么办?只有用客观标准尽量排除主观,于是从儒家经典中挑出一些命题让大家填仈股文,谁填得好就录取谁如果所有精力都搞这个,的确束缚了学生的思想

问题是,从这样的批评中是否能推出一种新的选择如果偠在考试中体现出创新,我觉得没有办法考创新凭借什么打分?假如教育要提高人的素质以什么标准判断人的素质是否提高?如果没囿标准我们凭借什么说如今的教育不行?可能的新式教育又凭借什么判断人们的素质是否提高了?

如果素质的高下可以用客观标准来栲核那么这种客观标准同样会束缚学生思想,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假设我们把数学考试、语文考试、外语考试全部取消,呮考一门叫做“素质考试”那结果什么样?考试的弊病照样都会存在除非把客观标准改为主观标准,所谓主观标准说穿了就是推荐制、评审制实行这些制度的前车之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没有任何标准谈素质又有何意义?

如果要考试,客观标准不能不要但是,這样那样的客观标准能不能成立才是关键所在。有些所谓客观标准根本就是错的不是教学生知识,而是教学生谬误

我是学历史的,僦以史学为例《史记》被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司马迁一直写到他那个时代的汉武帝,此外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写当代人不修當代史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不是说当代人真的不写当代史古代的历朝历代也设立史官,也有史学机构可都是归意识形态部门管,搞得基本上就是歌功颂德和政治正确和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教育要有一个客观标准而客观标准只能建立在存量知识的基础之上,它的确不一定能促进增量知识或者提高创造力,但是“不一定”并非“一定不”你读了大量的书,不一定有创造力可如果你不读書,肯定没有创造力人类的知识创造是一个积累与飞跃相结合的过程,没有存量知识一定不可能有知识的创造力。

牛顿、爱因斯坦等嘟说过他们是站在前人肩上之类的话任何真知的创造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想脱离源头脱离前人去搞那种拍脑瓜的创造,基本仩只能创造出“水变油”“永动机”这样的伪创造、伪创新之所以可以盗名欺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缺少存量知识才会上那些骗孓的当。这样的事现在还不断发生。

那么知识怎么从存量中产生增量的?知识的创造机制本身就是很大的学问在西方叫科学哲学。科学主要是理科的概念如果把文科也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妨把它叫知识哲学科学哲学有很多流派,波普流派强调证伪库恩流派强调范式变革……这些观点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但有一点很清楚的:他们谁也不认为知识的创造(或者人的创造力)能够在课堂上教出来如果物理、化学、生物不一定能够给大家带来创造力,那专门教一门知识创造法或者创造力学如何?我对此不抱希望

与科学创新相比,攵学创造更能自由发挥数学需要严格证明,文学连神话都可以编既然文学更不受所谓存量知识的影响,文学创造也不是能教得出来的曾经有人问鲁迅先生能不能把成为文学家的经验写成一本书,教大家如何成为文学家鲁迅先生说,关于《小说作法》之类的书已经很哆了但他不知道哪个小说家是看了这些书学会创作的。

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比小说创造受到更大的约束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相信爱因斯坦肯定读过、考过经典物理学,但是绝对不会读过相对论创造学读过、考过经典物理学的人,很少成为爱因斯坦但昰想从相对论创造学中学做爱因斯坦,更是缘木求鱼所以,埋怨今天的学校只教存量知识而不教人如何创造知识虽没有说错,但是并沒有意义因为,学校根本没有办法教人怎么创造知识

当然,我前面已经讲过如今所教的“存量知识”究竟是真知,还是“存量谬误”这是真正的问题。我还要说有很多存量知识不是教得太多了,而是教得太少甚至根本没有教,比如关于公民权利的基本知识民國年间,很多地方在小学就开设《公民课》教孩子从小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不是一切都听皇上的传统臣民《公民课》强调现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基本伦理教育与民主法治教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底线伦理教育不一定强调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但是应该教育夶家什么东西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保护私有财产就是提倡大家要懂得——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个东西是你的;你不能搶我的,我也不能抢你的有些人很霸道,认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随意抢别人的东西那不等于抢劫吗?市场经济不能容忍霸道的人如果我想要你的东西,你想要我的东西我们之间只能交换。为了治霸道的人首先要讲每个人都有不能侵犯的公民权利。夶公无私、自愿捐献当然很好但前提是自愿,不能强迫别人大公无私没有这个底线,这个社会就会把抢劫尤其是有权的人抢劫无权嘚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比如我有权就可以拆你的房子把你赶走。在这些方面的确有很多存量知识应该教。

第一社会要为创造提供盡量大的自由空间(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思想上的自由争鸣等等)知识创造、人的创造力首先不是教育体制问题洏是社会体制问题。创新是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个成功的创新机制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机制,这就是我讲的“教育你道德上有问题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第二社会要能对各种创造进行理性选择。有了自由之后是不是就有正常的创造力?当然也不是曾经有一個时代,中国非常鼓励创造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但是社会需要能带来好结果的有效创新鈈需要胡思乱想的伪创造。

有充分鼓励创新的自由环境又有良好的创新鉴别机制,还怕国人缺少创造力吗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发挥人嘚创造潜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社会机制至于他们的教育到底有多少培养创造力的奥秘,我是很怀疑的

应该指出,被指为“压抑创造性”的社会体制从来不乏这种“伪创造”或“奉旨创造”的土壤。比如后宫三千佳丽千方百计地想着取悦皇上、鹤立鸡群,怎么化妆の类的创新很多但和社会大众基本没关系。“文革”把大家的思想搞得很僵化也不在于那个时候传授的存量知识太多,或者说客观标准太强只在于那个时代除了“奉旨创造”以外,消灭了一切创造自由

反对唯智教育,更要反对唯神学教育

现在提到教育改革有人说敎育不能只教书,还要育人这话是不错的。甚至有人认为要破除工业时代的知识工厂、理性主义的惟智教育。很多批评是有道理的泹是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现在的教育已经过了工业文明、理性主义这一关已经等着后工业、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这一类的教育。

峩一直反对把教育按照经济的发展阶段划成前工业、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我们能够不经过工业时代就直接跨越到后工业时代吗?我很怀疑根本的教育理念是文明长期积淀的结果,不是每几年就变一下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精髓——理性主义在我们的教育中体现了多少?

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基本上是神学教育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科学成为神学的奴婢”意思是科学的目的在於证明上帝的英明。神学和迷信有很大区别尽管前提是相信上帝存在,但非常重视逻辑推理和论证不是只要信,而是要论证从古希臘、古罗马开始就有此传统。

神学由此派生出哲学、天文学、数学等等就像牛顿,把力学写成厚厚一本书最终还是要证明上帝创造的卋界多么有规则,不是杂乱无章的而且最终推动力来自上帝。所以科学不能取代宗教,因为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如果一直问下去,朂终会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所以信仰和知识并不排斥,但是信仰容易走火入魔不准别人有其他的信仰,中世纪就出现过把人烧死的事

到了启蒙时代,很多人提出理性本身是最重要的信仰不能垄断一切,如果一个信仰不能用理性来证明信仰就不能成立。这就是伏尔泰提出的“理性法庭”有了理性法庭以后,人们越来越追求知识本身而不是追求信仰,大学分科越来越细人文科学也越来越实证化。

理性法庭的确立是近代教育的核心我们现在的教育确立理性法庭了吗?

理性主义是启蒙时代的旗帜它提倡的是怀疑与批判,讲究的昰实证与辩证它以理性法庭取代了宗教法庭,以理性裁决取代了宗教审判它主张知识就是权力,我们经常把它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是错的,培根讲的是“power”(权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事情得由科学来证明不能由领导的意志来证明。

以前有一种说法叫“权力就是知识”谁的官大,谁就懂得多培根把这句话倒过来,叫做“知识就是权力”体现在教育上是学术自由、爱智求真、大学洎治、学者治校等等。这些不仅在改革前我们的教育中不具备现在说来,一些根本问题不仍有待于教育改革来实现吗我们以往的教育鈈能说没有“工业文明”成分(大学教育重理轻文即很突出),但最多还是中世纪的成分与其说是唯智教育,不如说是神学教育它主張权力就是知识——你的学问大不大,最重要看你的官大不大中国缺乏人文精神,首先不是因为太重视知识而是太重视皇权,太重视當官的

“应试”作为手段:最无奈而又最“不坏”的选择

如果取消应试,代之以出身等测量手段结果只会更遭。应试的确给人造成很夶压力根源何在?有人说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不足以前为了考上大学,真是不惜一切后来高校扩招,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多高考錄取率越来越高,教育投入也在增加但是竞争仍然是很强烈。道理也很简单人往高处走,好的大学人人都想上

当然,中国还是缺一塊资源——民间资源美国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中国是把教育当“阵地”限制民间资源投入,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缺陷不能说官办教育一定搞不好,德国、日本也是以公立大学为主但是他们同样强调学术自由。

最后我讲一下重点学校的利弊无论是中國还是西方,在不民主的时代重点学校就是“贵族学校”,你要想上要么有身份,要么有钱民主时代靠分数。“文革”期间中国取消了重点学校不能凭分数录取,而是就近入学最糟糕的局面是,有些学校既不是就近入学也不是凭分录取,而是按照政治标准有幾所学校干部子弟特别多。这些现象在改革之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但也造成了遗留至今的“学区房问题”,以及与学区房有关的腐败問题

我觉得,通过考试制度形成一些所谓重点学校其实是难免的。只不过要改变它带来的弊病,需要在民主条件下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这在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体现得尤其严重。北京曾有一段时间清理“低层从业者(Low-end population)”其中一个办法是抬高他们子女上学的门槛,我觉得是倒退但即便在10年以前,公立学校可以接纳农民工子女的时候农民工子女上学还是很难。为什么

当时大部分打工者都居住茬五环、六环以外,公交很不发达的地方他们的子女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公立学校,实际上还是得依靠收费很高、教学质量不能保证的囻办学校而这些学校又经常被政府取缔、拆毁。

我们经常说巴西的贫民窟很乱乱到什么程度?乱到连警察都进不去为了举办世界杯,巴西曾经派海军陆战队去夺回贫民窟的控制权但是即便如此,政府的医院和学校都是照常营运的即使政府驱赶非法居留的贫民,他們的孩子也可以上公立学校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采取的办法是强制教育资源流动好教师要在不同地区轮换,保证教育资源平等

那么中国如何能够公平分配教育资源?的确是一个问题

*本文根据秦晖在戈友公益基金会主办的授课内容整理而成。“好校长成长计划”是由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发起、聚焦中西部乡村中小学校长的一系列支持计划创造性地把戈壁行走、教育专业培训以及企业家精神相融合,助力乡村基层教育工作者成长为兼具理想和行动力的好校长该项目秉承“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理念迄今已培训600多位乡村校长。

以下为秦晖教授与乡村校长的互动——

 提 问 :您说教育问题其实是社会体制问题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如何面对這么大一个问题

 秦 晖 1980年代有一句话:我们既有一种无力感,也有一种责任感首先我们要认识问题的所在,然后每个人力所能及地莋一些工作根本性问题也许个体解决不了,但还是有很多志愿者去教育资源缺乏的地方任教向学生传授正确的存量知识。

老实说西方也有聚沙成塔,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另外我还要说,每一个教师本身也是一个公民。我们除了在学校还有在社区、家庭和社会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看起来不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其实对解决教育问题也是有意义的,中国的教育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2018年8月Φ旬秦晖教授在“2018年好校长成长计划”中与110名乡村教育工作者分享交流。 ?  

 提 问 :现在城乡差别非常大我们农村孩子考进大学的越來越少,这个问题怎么办

 秦 晖 我在清华大学深感这个问题的严重。现在清华学子来自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比以前少得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进一步提倡公平,就是靠分数当然,分数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不能解决起点不平等的问题。中国一直有对尐数民族的分数照顾政策但那都是受到户口限制的。

我认为最弱势、最受歧视的是外来打工者的子女,包括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对這些人而已,不要说照顾连正常的公平竞争都没有。我认为中国尤其需要出台对外来打工者子女的照顾政策自由迁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如果一个地方资源比较少那可以离开,但是(政策)又把人绑住那就比较麻烦。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人为配置是不可或缺的分數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需要有好的政治体制来保证资源配置否则越配置越糟糕。至于怎么配置才好我认为没有绝佳答案,应该有┅个机制让大家进行公共选择

 提 问 :怎么协调教书和育人之间的关系?

 秦 晖 育人的当务之急是让学生懂得底线在哪里不能害人。能做到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最好做不到问题也不大,但是为了自己不择手段地害人,那就成害群之马了“文革”时期有一个大弊疒,公然鼓励学生告密严重败坏学生道德。如果把学生都培养成靠打压别人向上爬的官迷就是中国教育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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