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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Could not connect to the requested server host.原发于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content//content_1037283.htm　　新华网发展论坛深水区：http://forum./detail.jsp?id=　　人民网深入讨论区：.cn/postDetail.do?view=1&id=&bid=2　　　　本页位置： 首页 & 学术•新知 　　　　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 　　　　易富贤(中山水寒)　　　　　刊发时间： 13:18:13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content//content_1037283.htm　　　　中国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就是说，即便依照1980年的计划，到20 　　10年也应该调整人口政策了。 　　　　人口数据与经济数据不一样，是不可能长期隐瞒的，即便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继续“修正”一两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资料，但几十年之后的人口普查仍然可以还原现在的生育率数据的。历史将采纳冰冷的客观数据，所有阻止停止计划生育的“理由”都不能成为历史的借口。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0年，以后即便鼓励生育，也是无力回天的，这个国家注定要走向衰落。所有的数据都表明，中国自从1990年之后生育率就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国家计生委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47，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目前又在统计年出生人口数量。这些数据足以在2010年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底又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到2011年，超低生育率经历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两次“小普查”的证实，如果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停止计划生育应该是没有太多悬念。 　　　　《诗经.大雅.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 　　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荡》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上，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已经断了，树终将枯死）告戒周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 　　　　现在中国人口问题也一样，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是倒三角了（而印度却是正三角），年平均每年也还出生2200万以上，但是2000年之后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只是印度的一半）。虽然总人口仍占全球19%（19世纪初曾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1980年占全球22%），劳动力也很充足，抚养比空前地低，但是由于0-4岁年幼人口只占全球10%了（印度却占全球的20%），如果还不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民族衰亡将难以避免。 　　　　生育上不能人人平等，但是在死亡上却基本上是人人平等的。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将出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如果只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每年只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每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 　　　　以为计划生育的后果能够隐瞒下去，以为人口政策可以一再拖延下去，这是典型的鸵鸟心态。中国目前是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今后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目前还只有1.6亿），将老无所养。今后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男人打光棍，四千万光棍将被判无妻徒刑！计生委宣称继续现有人口政策，中国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口；但是实际上中国人口即将面临负增长，到2033年中国人口连13亿都没有，这就意味着的今后有两亿人口对不上数，这是能够掩盖的吗？ 　　　　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2008年HDI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现在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的非常接近，这两国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7。中国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可见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 　　　　有人提出用二胎方案取代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1960年代初每个妇女都是生育五六个孩子，曾提倡生二胎，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快速下滑，这三个地区生育率分别在1976年、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现在虽然在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0-1.1左右。伊朗在1989年开始提倡只生二胎，最多只能有三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2006年的1.7；现在已经废除这项政策，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仍然继续下降。凡是曾经提倡生二胎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中国为什么还要重复他们几十年前的错误？中国自己也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在2010年为（1.1亿），然后就快速下降，到2017年降低到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现在是停止计划生育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可以让1970年代出生的部分妇女有再生一胎的机会，一方面是让1980年代出生的女孩中的主流能够生三个孩子（这个群体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如果还用“放开二胎”来延误几年时间，那么更加是万劫不复了！ 　　　　中国在2010年还有什么理由要实行二胎方案这一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政策（并且中国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还是强制性限制三胎）？中国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而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到了检验我们泱泱大国的政治智慧的时候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要世代繁荣，还是要暂时的政策连续性，这是对执政党执政智慧的严峻考验。计划生育始料不及的后果已经露出了冰山一角，继续计划生育或者仅仅放开二胎的政治风险不断增大。现在中国人口问题是需要急诊手术，而不是用几服中药调理。勇敢地向前跨一步，走出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停止计划生育，海阔天空了，今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掌握了主动权；而放开二胎就像水煮青蛙，今后还得面对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能否停止计划生育，事关政府诚信，事关民族兴衰。人口政策要主动超越民意，政府应该尽早决策，化被动为主动。停止计划生育对中央来说是义务、是诚信、是应尽的责任。 　　　　警钟已经敲响，大祸即将临头，前面是万丈悬崖，需要高唱《警世钟》、《猛回头》；但百姓还在沉睡，而人口“专家”还在忽悠说前面只是一个缓坡（生育率还有1.8，人口还会达到15亿），还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建议用不同的二胎方案“平稳过渡”。 　　　　残酷的现实已把人口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将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一次敦刻而克式的战略调整（1940年，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英国动员各种大小船只将大部份的部队撤离欧洲大陆，成功挽救大量人力，成为四年后反攻的根本）。人口问题周期长达数十年，现在耽误三年，将影响至少三十年国运，造成巨大损失。人口问题周期长达数十年，耽误一天，后悔十年；耽误一年，贻害千载。悠悠万事，以此为大，人命关天，事不宜迟！中国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需要“慢慢游”, 停止计划生育是当前的唯一正确选择! 　　　　本届政府最引人注目的执政特点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了多年，有理由相信，停止计划生育将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最为绚丽的历史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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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的很有道理，人是根本！
　　回头之后就要大胆地往前走
　　楼主要是再散布谣言，小心我们的计生办罚款收缴别动队去挑你们家房顶啊　　
不过还是要说一句，言人所不敢言英雄也。
　　我好象被封口了。
　　支持，人是国家的根本！
　　伪=大=的草=泥=玛。。。哈哈哈。天涯让偶失望至极了。。。
　　计生办罚款收缴别动队
　　每年减少1000万人口, 也需要20多年才能减完. 真他们人多. 　　
　　只要不把计生当生财工具才有可能猛回头,寄生虫们还没收刮够....................怎寄生虫就只针对汉人呢?....同在中国不分民族\不分城乡\不分贵贱\不分P民领导,这才是强国根本.
　　支持楼主，中华雄起
　　可惜呀！高层不相信！
　　有理，考虑比较长远　　
　　中国除了人口基数优势，还有其他优势吗？
　　易富贤博客中国专栏：/name/fuxianyi　　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 /author.aspx?id=265　　易富贤网易博客：http://yi.fuxian./　　科学网易富贤博客：/u/fuxianyi/
　　《大国空巢》(全面反思计划生育)幻灯片： 　　/ 　　/doc/daguokongcao.ppt　　http://home.ca.astound.net/~maxiangjiang/china_population.ppt
　　猛回头　　好
　　支持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本页位置： 首页 & 学术.新知
　　　　神州陆沉，百年丘墟--人口学界无能无信　　　　易富贤　刊发时间： 02:23: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content//content_1030084.htm　　　　王衍（256~311年），字夷甫，西晋大臣，名士，才华横溢，容貌俊雅。当他还在幼年时，有一次去拜访当时的名士山涛。王衍离开的时候，山涛感慨说：&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不知道是哪位老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的儿子！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啊！） 　　　　据《晋书•王衍传》说，他&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西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纷争。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皇后贾南风掌权，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当时王衍任宰相，专谋自保。他的女儿是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妃子，愍怀太子被贾后所诬陷，王衍却不能拼死坚持正义，竟随即要求离婚。八王之乱引起政局的动荡，导致五胡乱华，使西晋局势岌岌可危。王衍虽然担任国家宰相的重任，但是却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治理，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很鄙视他。五胡乱华的时候，众人共同推举他为元帅，王衍认为这时战争频繁，惧怕因而不敢担当。不久，五胡之一的石勒灭西晋，史称&永嘉之乱&。 王衍被俘，向石勒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并说责任不在自己，自己是&自少不豫事&， 想求自身避免祸患，并劝石勒称帝。石勒怒曰:&君名著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王衍终于被杀。 　　　　
王衍身居三公之位，但却喜好清谈，明哲保身，不作为，影响一代民风和官风，引发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华民族几乎灭绝，王衍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衍去世几十年以后，东晋大将桓温北伐时，在中原登临远眺，感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国土失陷，中原百年来成为一片废墟，王衍等人摆脱不了他们的罪责）。参谋袁宏为王衍开脱说：&天命运数自有兴废，不一定是那些人的过错。&桓公凛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桓公沉下脸色，环顾四周凛然说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荆州刘表？有一头重达千斤的肥牛，吃食料是普通牛的十倍，但负重行远，还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曹操攻破荆州的时候，宰了这头牛，犒劳士卒，在当时没有人不拍手称快的。&） 　　　　
中国人口学界就是现代版的王衍。中国人口危机如此严重，就是这群&千斤之牛&的&功劳&！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决策层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强烈愿望，但心里是没有底，召开五次座谈会进行论证，经过宋健、田雪原的&科学诠释&，决策层才下决心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但是毕竟还心虚，一些领导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15年，最高决策层并在1980年代中期批准梁中堂等人的建议，在全国两百多个地方试点二胎，13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随着田雪原、邬沧萍、胡鞍钢、翟振武、曾毅等人口学家的&深入论证&，决策层越来越相信独生子女政策是&科学合理&的，1989年之后取消了大多数二胎试点，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也变得心安理得了。1980年代，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一再提议要制定计划生育法，但是当时的决策层坚决反对；比较滑稽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了，反而于2001年制定了计划生育法。 　　　　
自从1980年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对&权威&迷信的&专家治国&文化。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人口学是一门宏观学科，足以指导人口政策。无论是政界、媒体界、学术界，一提到人口问题，就说需要征求人口学家们的意见，寄希望于人口学家拿出合适的方案出来。而人口学家们也&不负众望&，大言不惭地指手画脚，好像真能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一样。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口学（Demography）的英文定义：Demography is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all populations. 可见人口学家只是统计学的一个分支，而统计学又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性质决定了人口学只是一门很不成熟的&术&的学科，根本无力承担&策&的重担。就像不能因为冠以&宇宙&的名称就能代表宇宙一样，&人口学&其实是根本解决不了人口问题的。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大政策，其影响超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需要大视野，需要战略眼光，人口学最多只能充当一个小配角。何况中国人口学界习惯于在核桃壳里做道场，连&术&都做不好，是无力指导人口政策的。将人口政策调整的重担交给人口学界，等于是赶鸭子上架。 　　　　
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为计划生育服务，学术上一直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学术标准，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现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科的唯一学部委员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副总设计师。人口学科的基金、荣誉全部来自国家计生委，人口学界已经与国家计生委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学术框架下，在几十年&不争论&（经不起争论）的政策压力下，人口学界早已形成了爬蚤心态。将人口政策交给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来决定，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 　　　　
一些具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几百年、上千年也难以争论出一个对错；而人口学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微观学科，是一门&事实判断&的学科，人口学的成果只需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验证。但是中国人口学却被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赋予了浓重的&价值判断&的色彩。因此中国人口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而是&政治人口学&。由于有了&价值判断&的色彩，就无法完成&事实判断&的本职任务，一再为了&价值&而篡改&事实&。本来应该是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来验证人口学界的观点，但是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人口学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篡改客观数据的历史。 　　　　
人口数据最权威的是人口普查，其次是每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然后是年度千分之一抽样调查。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大大低于替代水平，人口学家们不相信38万人调查的结果；曾毅等人口学家率先将生育率篡改成1.8。于是大家期待着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连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0年人口普查，然而结果更令他们吃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5年的&小普查&，然而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3。年度千分之一抽样调查也证实生育率只有1.2-1.3。 　　　　
如果承认1992年和1995年的客观资料，那么在1996年开始的九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资料被篡改成1.8了，人口政策就纹丝不动。如果承认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这是最可靠的资料了），2001年开始的十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了，但是由于生育率被篡改成1.8，而胡鞍钢等人又特别上书中央要求千万不要调整人口政策。 　　　　
2003年之后决策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允许我们在网络（从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官方网站开始）质疑计划生育，质疑生育率资料，我们在网上已经造成很大的声势， 2004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刊物也发表我的文章，人民网请我主持节目讨论人口政策调整。2004年中央成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本意是准备调整人口政策，将民族的千秋命运交给这个三百多人的战略组（就像当年推举王衍为元帅抗击五胡一样）。我当时真的以为会调整人口政策。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胆大包天，根本无视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又一次将生育率篡改成1.8，并根据1.8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结果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如果2006年能够停止计划生育，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可惜这个政治大礼包硬是被三百多位人口学家撕得粉碎，现在他们又故伎重演，想用二胎方案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 　　　　
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口学界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作出正确建议的信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田雪原是人口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人口学界的唯一的学部委员，他说&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属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因而要控制人口增长。&田雪原的这种观点不但在人口学界占主流，而且在经济学界也很有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2009年12月还说：&我讲过多次，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就业问题，这是中国最根本的国情……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七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他们的人口总数加在一起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少3亿，这就是中国的就业压力。& 　　　　
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于总消费人口，2009年巴西人口有1.98亿而阿根廷人口只有4000万，但不能说巴西人口和劳动力过剩而阿根廷人口和劳动力短缺。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中国少，同样他们的总人口也比中国少。中国就业压力大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多，而是因为中国的消费人口（尤其是年幼消费人口）太少。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上述七个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因此就业压力不大。而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导致高就业压力。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一方面导致&总劳动力过剩&（相对于消费人口），增加总失业率；一方面却又导致&年轻劳动力短缺&。通过计划生育来缓解就业压力是南辕北辙。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开始人口研究，断言中国人口上限，认为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发展，他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89年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一书中，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 　　　　
从就业角度看，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相关，是变量，不存在什么最适人口。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胡鞍钢写文章的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4亿。如果依照胡鞍钢的说法，最适人口为10亿，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消费者的比例高达78.84%，如此比例怎么保证就业？而依照国际标准，劳动力与总消费者比例为50%左右，那么10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5亿就业机会，另外2.8亿人口就得失业！胡鞍钢如此荒谬的观点竟然引起高层重视，并将胡鞍钢选为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专家。2000年中国生育率只有1.22了，但胡鞍钢还上书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胡鞍钢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拦人口政策调整外，还间接地对生育率下降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分税制改革。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是中国人口崩溃和经济崩溃的开始）、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几年之前胡鞍钢还认为人口是负担，需要减少人口；现在胡鞍钢的观点倒是部分地转变了，开始认识到人口是资源了，提出了二胎方案。但是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达二十多年，是跟不上胡鞍钢的思想转变的。等到胡鞍钢的思想完全转变过来，那个时候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提高了，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人命堆成的理论的代价！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将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认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文里蔡昉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蔡昉却不知道，正是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消费者而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大，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应该说曾毅在微观战术上算是有水平的，但是他的所有战略研究全部是错误的，却有效地阻拦了人口政策调整。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曾毅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并将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并没有将&漏报&的女婴和&漏报&的孩子找出来，说明当年出生性别比失衡是真实的，中国也确实只有1.2-1.3左右的生育率。现在曾毅又用&堆积高峰&来阻拦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调整。想请曾毅教授谈一下，根据您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漏报&的数千万女婴嫁人之后（数千万光棍有福了）能不能生二胎？什么时候可以生二胎？曾毅教授还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这是根据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来计算的，看来曾毅教授还是念念不忘被您&漏报&的数千万女婴。请曾毅教授还是先找出&漏报&的女婴和生育率之后，再推销您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吧。 　　　　
由于人口学家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现在人口问题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民众已经开始觉醒，各界名流也在媒体撰文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学家应该有一种赎罪的心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他们既不知错，更没有真正能改，估计只不过在目前人口大背景下伪装蒙混一下罢了，试图将水搅浑，好浑水摸鱼,收获民意，将人口政策调整的强大民意收获到&放开二胎&中，一方面曲线救计生委，一方面避免自己的学术信用破产。他们的观点看似开明，其实是非常保守，与他们过去的错误观点是一脉相传的，是被迫跟着形势走，而不是引领形势走。他们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当初中国生育文化是活泼乱跳，需要屠刀才能制服；现在已经是气息奄奄，匕首就足够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但是他们仍然用&二胎方案&来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调整，其实是继续对历史的犯罪！何新还知道&用我今日之是攻我昨日之非&，而人口学家们却没有何新的这种雅量，还在坚持错误。 　　　　如果没有宋健、田雪原的&科学诠释&，决策层敢贸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如果没有胡鞍钢、翟振武等人的&深入论证&，没有曾毅等人一再篡改生育率资料，独生子女政策还坚持到现在？没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强力阻拦，十一五规划会不调整人口政策？ 　　　　人口学家惹了弥天大祸，但是却不敢正视现实，还在装鸵鸟，用二胎方案来一方面安慰自己，一方面继续愚弄大众！田雪原、翟振武、曾毅、胡鞍钢等人真的是&不豫世事&？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说：“冉求！贤人周任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盲人走路不稳，辅助者不去扶持，跌倒了不去搀扶，那何必要用辅助者呢？”)国家成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本意是准备调整人口政策，将民族的千秋命运交给这个三百多人的战略组（就像当年推举王衍为元帅抗击五胡一样），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正副组长位居三公（蒋正华、宋健、徐匡迪），一方面却胆小如鼠，不敢调整人口政策；一方面又胆大包天，敢于篡改人口普查的资料。　　　　神州陆沈，百年丘墟，人口学诸君，不得不任其责！千斤之牛，烹以飨士卒可矣！　　　　人口学界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希望能够“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作者：含泪望中原　回复日期：　22:42:35　
　　　　目前的计划生育是亡国灭族之策.必须完全废除.　　-------------------------------------　　五胡乱华，指日可待，　　对汉族的单方面灭绝，罪在当代，祸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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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计划生育的最大阻力不在计生委而在大家的心魔　　　　易富贤　刊发时间： 19:47:27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content//content_1037405.htm　　　　中国缺乏形而上理念的坚守。而这种理念的坚守是人文的基础。文化是一个总体结构，不但包括形而下“用”的层面，而且还包括形而上“体”的层面。近百余年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出现形而上文化层面的严重缺失（并且还遭受批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沉沦在实用主义的层面上。这是中国当代很多问题（包括人口问题）的根源。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减员增效是时代的主旋律，人口分子分母论大行其道，必然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人口以提高人均GDP，人口政策也就迟迟不动摇。如果继续这种实用主义理论，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根本性改变。现在民众和人口学者都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哪个方案越“现实”（越能取悦决策层），就都往这个方案钻，没有坚守自己的人生理念和学术理念。对理念的坚守被视为“理想派”，在崇尚实用的社会，“理想”是“不现实”和“过激”的代名词，要贬低某种观点，最好的方式就贴上“理想”的标签。为了迎合这种实用主义心理，田雪原抛出了三套“实用主义”方案，今后无论实行哪一套方案，他都“算准”了，中了六合彩。 　　　　很多学者抱怨知识分子的意见得不到尊重。其实只是“贫富不均”而已，总体来说，还是“专家治国”的，只是“专家建议”被少数“奏折派”学者“代表”了，而这些所谓的智囊学者根本提不出有远见的建议，又不用为自己的馊主意承担责任，却能从中谋取私利。问题来了，摇身一变，反而成为了解决问题的“能手”，将责任往决策层推，让决策层为自己的馊主意承担政治责任。比如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三农问题，但是他现在又以三农、四农专家自居了。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当初信誓旦旦说独生子女政策不会出现男多女少的情况，现在性别比失衡问题严重了，田雪原却提出用放开农村二胎来解决性别比失衡，全无羞耻感和内疚感，反而又成了功臣了。这些人什么智囊啊，肾囊还差不多！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1980年领导有强烈的实行独生子女的意愿，只是缺乏“科学依据”，1980年学者们一窝蜂地团结在宋健、田雪原的独生子女旗帜下，揣摩上意（揣摩上意从短期看让决策层很“受用”，但从长远看是政治陷害决策层），为决策层的一胎化意图进行“科学诠释”；现在人口学界揣摩决策层将放开二胎（其实只是自作多情），又一窝蜂地团结在田雪原、胡鞍钢的二胎方案旗帜下了，为之进行“科学诠释”，毫无独立思想！由于大家都喜欢揣摩上意，缺乏探索真理的动力和信心，结果大家都在和稀泥，反正今后出问题之后可以用“政治现实”来安慰自己。其实这是在逃避责任！这种学术的不作为，后果是严重的。从1980年的《人口控制论》到2006年的260万字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是字字见血，章章杀人！一部计划生育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一部民族衰亡史，一部知识精英的耻辱史！ 　　　　如果说人口学界是因为“握薪藏胆”，那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人士、其他学科的学者、普通百姓也有这种想法就太不应该了！ 　　　　无论官方学者还是民间学者，都有作茧自缚的倾向。停止计划生育本来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但一些学者一方面害怕政治，一方面却又将本来很单纯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将决策层推到对立面。等于是自己将眼睛捂着，在内心里将这件事情倒腾得非常复杂，越想越害怕，然后说政治太黑暗，为自己的短视、胆怯、思想懒惰找“政治”借口。这是心本无声声自流！ 　　　　学者是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引导决策。但中国人口学者却角色错位，体制内的学者总是以决策层自居，而体制外的人士（以及媒体人士）比体制内的学者还要“体制内”。也就是说，计划生育的最大阻力不在计生委（没有这个能力），更不在决策层（没有这个必要），而在大家的心魔。而计生委正好利用这种心理，狐假虎威，挟天子（基本国策）以令诸侯。利益集团总是试图给人一种错觉，自己与当政者是一伙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各界都根据事实说话，将决策层置于一个超然的位置，那么在博弈中，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是不堪一击，决策层必然选择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各界自发地将决策层与计生委“绑”在一起，在心理上增加他们的砝码。而利益集团又必然想办法来掩盖事实，欺下瞒上，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政治压制学术的现象仍然很严重），最高层也多次提出需要完善政治制度。但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下至少还有一些学术空间。在1980年代初期，决策层有强烈的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意图，但还是举办了五次座谈会。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梁中堂都能坚持己见，他至今安然无恙。并且虽然他的观点不能在公开刊物发表，但是由于个人的争取，还是能够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并批准试点。如果大家都能像他那样，全国都变成试点了，一胎化也就不存在了。也有个别学者因为学术、政治气候的原因而淡出人口学领域的（如果都像他们那样，就没人为计划生育进行“科学诠释”了），但是事实上有更多的人蜂拥而至（比如胡鞍钢就从自动化领域插手人口学，与当年宋健一样），竞相为计划生育理论进行“科学诠释”。现在人口方面的政治气氛远远比当时要好（连民间人士都有发出声音的机会），人口学家占有那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敢能说停止计划生育？一个几乎人人利益受损的政策，还有什么理由要持续下去？ 　　　　至少在人口问题上，与其说是政治家掐着学者的脖子，不如说是学者捂着政治家的眼睛。现在中国的政治与学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学者“臆想着”决策层会掐住自己的脖子，于是就“真实地”捂住了决策层的眼睛。 　　　　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当政者应该向古人学习。赵匡胤有一个“佑文政策”，这个政策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杀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大胆的发言。朱熹上奏折的时候，他就大胆地说，皇帝的“心术不正”。 　　　　本来应该是学术为政策保驾护航，但是中国却相反。再拙劣的学术问题一旦罩上政治的保护层，就变得刀枪不入了。比如中国“1.8的生育率”、“15亿人口高峰”等，从学术角度上不堪一击，但是由于有政治为学术“保驾护航”，“1.8的生育率”竟然“稳定”了20年！我这些年一直为计划生育问题脱敏，将人口问题从政治分离，将人口问题从政治问题还原成学术问题，一层层“解剖”掉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保护壳，也引导大众剥开自制的心理之“茧”，将问题简化简化再简化。一旦计划生育理论露出原形，决策层才能下决心雷霆一击。 　　　　本来人口问题就远远超越意识形态，何必一定要用政治眼光来解决，难道停止计划生育不利于决策层？在人口问题上，我们的诉求与决策层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决策层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是计生政策的受害者（一方面计生也让他们少生了后代，一方面计生委掩盖真相将让他们错过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决策层也都是希望中国好，这种想法比普通老百姓更加强烈，面对真实的人口资料，他们难道会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决策层需要正确的信息，然后据此作出正确的决策。学者自我妥协，将水搅浑，决策层凭什么作出正确的决策？ 　　　　一些人指责我，要我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谦虚地团结在二胎方案下。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决策层，因此不能自作多情地用决策层的眼光看问题，我必须坚守理念。我不能连笼子都没有进，就学狗叫。宁狂不狷，不为乡原。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乡原，德之贼也”。朱熹解释说，乡原者，似德非德，而反乱其德。胡鞍钢、曾毅、田雪原等二胎学者就是典型的乡原。因此对伪开明派学者的观点就更加需要揭露。在通常情况下，大家都能成为不作为的狷者，也是好事（中国人都喜欢谦谦君子，而不喜欢春秋时期商鞅、苏秦、张仪这类狂人）。但计划生育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更需要的是积极进取“做事”的狂者，而不是洁身自好“做人”的狷者（如西晋的王衍），当然更加不需要同流合污、伪善的“乡原”（中国人口学界就是乡原太多）。 　　　　《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译文：自我反省，如果自己理亏，哪怕面对手无寸铁的布衣百姓，我能不害怕得心惊肉跳吗？相反，如果自我反省之后能够理直气壮，无愧于良心道理，即使面前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决不退缩！
　　人民网发展论坛深入讨论区：.cn/postDetail.do?view=1&id=&bid=2　　　　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一、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台湾、韩国、东欧的老路　　二、人口政策改革应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三、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　　四、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五、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六、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　　　　一、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台湾、韩国、东欧的老路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而己倍,君子耻之。　　　　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来说，中国确实是“地有余而民不足”，这些地区已经在鼓励生育，中国为什么还坚持计划生育？　　　　政治人物，都会萌生出名垂青史的愿望，都希望“居其位,有其言,有其行”，这种愿望在任期的后期往往还非常强烈。蒋经国就是个例子，1980年代中后期，蒋经国已经到了人生暮年，并且疾病缠身，自觉来日不多，有强烈的急迫感，要在有生之年启动政治改革。很多人认为，当今能让中国决策层名垂青史的只有像蒋经国那样的政治改革。其实这种想法值得商榷，因为蒋经国改革只是暂时成功，从长远看，是失败的。　　　　蒋经国的改革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问题—人口。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继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正式当选为台湾领导人。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并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政治上，蒋经国于1980年代中后期，加速民主改革，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进行国会改革。但是台湾生育率却从1975年的2.83下降到1978年的2.71，1984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到他1988年去世的时候台湾生育率降低到1.85。李登辉主政台湾的时候（），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并完成了政党更替，但是却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到2000年生育率降低到1.68。陈水扁上台之后，台湾生育率更是急剧下降，2001年就降低到1.4，2005年只有1.1。尽管台湾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1左右。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仍然无法逆转台湾生育率下降的势头，2008年台湾生育率只有1.05，2009年只有1.0了，全球最低。　　　　台湾的政治改革使得全民皆政，女性参政热情高涨。美国建国这么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女副总统。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是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民主党）也有五个孩子，美国女性参政大多是完成人口再生产这个“主业”之后。而台湾民主才几年，就有了一个单身女性副总统吕秀莲。现在两党之一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是单身，两大直辖市之一的高雄市长陈菊是单身，萧美琴、陈文茜、洪秀柱、赖幸媛等政治人物都是单身。台湾女性被过度的驱使参加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将生育当成“副业”，生育率不降才怪。在台湾这种选举文化下，政治是高于人口的，为人口做出贡献的朱木兰（生育了包括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内的6个女儿）是不会被人视为英雄的，而一个孩子也没有生的政治人物吕秀莲、蔡英文却被视为英雄。　　　　台湾的最大的危机不是统独，而是生育率持续低迷，正在沦落为一个老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地区。陈水扁对台湾最大的危害不是贪污，而是将生育率降低到1.1。但是台湾的学界和政界都没有意识到台湾真正问题所在；或者是意识到了，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无能为力。比如马英九能够牺牲短期政绩而降低养育成本？能够牺牲女性选票？他显然不能，只能放任生育率下降到1.0的极度危险的水平，等于是让台湾坐以待毙！　　　　韩国也是在1980年代启动政治改革。但是韩国的政治民主化也伴随着生育率的下滑，生育率从1980年的2.83下降到2005年的1.08。韩国现在仍然在享受1980年之前繁衍的人口所创造的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韩国2010年老年抚养比只有15%（6.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将增加到37%（2.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到2050年更是增加到73%（1.4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台湾和韩国已经是民不聊“生”了，社会彻底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了，这种急性自杀的制度难道值得复制？　　　　七七宪章发起人之一、捷克剧作家哈维尔被中国一些人士视为楷模，因为他让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民主。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后，哈维尔于1990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2002年卸任。相对于东欧和原苏联其他国家来说，哈维尔治理下的捷克的社会发展是很不错的。根据联合国2009年的资料，捷克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847提升到1995年的0.857，2007年的0.903；人均购买力也从1990年的1.7万美元提升到2007年的2.4万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90年的72.1岁延长到2007年的76.4岁。而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却出现倒退，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821降低到1995年的0.777，到2007年仍然还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7.9岁降低到2007年的66.2岁。　　　　估计在哈维尔有生之年，仍将享有盛誉。但是今后历史可能会重新评价他的功过。因为他的任期出现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捷克的生育率从1985年的1.96下降到1990年的1.90，1995年的1.28，2000年的1.14。年，捷克每年出生人口占全球0.95‰，但是到年，这个比例下降到0.67‰，10年之内下降30%。虽然近年捷克在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仍然只有1.2左右。斯洛伐克也一样，生育率从年的2.15快速下降到年的1.22。捷克目前经济发展不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以前较高生育率出生的人口还是劳动力），现在的抚养比空前地低，只有42%，其中老年抚养比只有22%。但是，捷克的抚养比将快速上升，根据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到2025年捷克的抚养比将提高到56%（老年抚养比为32%），2050年总抚养比增加到75%（老年抚养比为48%）。但是近年捷克的生育率走势却与联合国的低方案基本一致，那么依照低方案的预测，2050年捷克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到54%，也就是说劳动力与老年人的比例从目前的4.5：1增加到1.9：1。　　　　换句话说，哈维尔一方面让捷克现在的人民“活得更加民主、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却让捷克人民“活不下去”了！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外，其他东欧国家在政治民主化之后，也都出现生育率的跳跃性下滑。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保加利亚的生育率分别从年的2.12、2.03、2.15、1.92都下降到年的1.25左右。匈牙利、罗马尼亚现在的生育率也只有1.3左右。很多西方人口学者认为俄罗斯正是自我走向死亡（Russia is dying）。　　　　从人口学角度看，台湾、韩国与俄罗斯一样已经是难以逆转地走向了“自绝”的道路，今后经济崩溃和政治崩溃是不可避免。　　　　二、人口政策改革应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相对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地区，台湾、韩国、以及东欧的政治民主化都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是不是政治民主化本身是错误的？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这些地区的政治改革方案确实存在很大的弊病，没有进行配套的人口政策改革。政治活动的主体是“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人”服务，但是如果政治改革成功了，但却损失了人口，那么是得不偿失。脱离人口可持续发展这一底线的政治改革，只是过把瘾就死。　　　　近代世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工业化，二是政治民主化。这两件事情都是有前提的。工业化的前提是必须完成农业革命，农业革命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原材料，又使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能够从土地上脱离，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否则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领域，农村劳动力不够，将引起粮食短缺。　　　　英国在18世纪工业革命前，除了推广美洲高产作物外，还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工业革命也是建立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也是先进行农村改革，再进行工业化的。　　　　同样，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完成人口政策改革，否则生育率下降，社会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当年欧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时候，生育率都很高，人口不是问题，就像水虽然重要，但是对于在江南的人们来说不算问题一样。但是1980年代后期，台湾、韩国、东欧政治改革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已经进入 “人口沙漠”，需要注意 “水”的安全了。当时这些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已经在0.8左右或以上了，生育率自发下滑的“势能”本身就已经很大，需要小心翼翼地防止生育率下滑，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措施，提供“动能”来对抗生育率下滑的“势能”。　　　　但是这些地区却没有出台措施防止生育率下滑；而当时的激烈的政治改革等于是触发了蓄势待发的生育率的球，导致生育率跳跃性下滑；并且经济体系的改变，等于将个体置于高度竞争的斗兽场，经济安全大为降低，生育意愿也大为降低；东欧的改革还导致贫富差别的扩大，降低普通老百姓的养育孩子的能力。这种政改所引发的生育率跳跃性下滑的原因值得专门研究，笔者只是抛砖引玉。　　　　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中国强制计划生育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生育率下滑的问题。比如韩国民主化之后，金泳三彻底停止了计划生育，但是生育率却继续下降。　　　　三、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六十多年前，很多知识精英以为只要实行共产主义，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现在很多知识精英以为只要实行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今后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人口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当然，人口危机也将转变为政治危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也将是今后全球面临的最大危机。　　　　人口投资是高投入，高产出，但是这种产出却有几十年的滞后性。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与政权的任期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人口投资和产出脱钩，表现在两个方面：人口投资主要在家庭，但是产出却主要在社会；现任政府进行人口投资，但是产出却在几十年之后，而后面的政府却并不领情，比如1979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在享受1950年-1979年人口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却反而指责毛泽东时期的人口政策；再比如罗马尼亚现在在享受年的人口投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却也指责当年的人口政策。　　　　民主制度下当政者需要为自己和政党连任拿出快效的政绩，是不可能进行长期投资的。比如台湾生育率只有1.0了，从长远看，当务之急是提高生育率，降低养育成本（比如提高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教育投入），让生育妇女能够安心养育孩子。但是如果在生育上投资之后，就无力完成短期的政绩，下一届选举必败。　　　　从全球看，自由主义是自绝的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支持者生育率普遍低，比如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党的州的生育率比保守主义的共和党的州要低，而加拿大和欧洲比美国的民主党还要“自由”，生育率也更低。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比较复杂，既有美国那种保守主义，又有美国那种自由主义。　　　　从某种角度讲，现代民主制度是急功近利的制度，而人口政策却需要高瞻远瞩。古代的世袭制（其实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却反而能够做出一些高瞻远瞩的决策，因为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可能恢复世袭制了）。现在发达国家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不能持续发展，意味着社会也难以持续发展。195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占全球32.1%；但是2005年总人口只占全球18.7%，尤其是0-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0.6%了。发达国家的老年抚养比从1950年的12%（8.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增加到2005年的23%，而到2050年将达到50%（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　　　　笔者无意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无意全盘否定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事实上他们的制度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制度确实存在很大问题，需要完善，需要升级。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追求，有不同的政绩标准，祖父当年追求不上的漂亮女孩现在已经成了行将就木的老太婆，难道你还要将她作为追求对象？中国不能像台湾、韩国那样采纳原始版的民主自由制度，而需要探索升级版的民主自由制度。　　　　有些左派学者提出恢复到公有制。但是当年苏联就是因为公有制，生孩子是大锅饭，并且破坏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在1950年代生育率就急剧下降（而欧美国家却在战后出现了婴儿潮）。年、年、年、年苏联的生育率分别为2.85、2.82、2.55、2.02，而同期美国的生育率分别为3.45、3.71、3.31、2.55。美国著名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甚至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中国在1960年代生育率还比较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朝鲜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比中国落后，但是生育率也已经只有1.8了；而与朝鲜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生育率还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同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墨西哥社会发展水平一致，但是现在社会主义的古巴的生育率只有1.5，而墨西哥却还有2.2。　　　　可见，现有的各种制度都不能解决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有什么样的媒体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决策方式和政治运作模式。很多时候，一种技术的出现，就足以改变历史进程。　　　　比如西周、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集体经济的井田制是必然的选择，否则人类社会难以延续下来；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提高，个体劳动者可以生存了，废除井田制是必然的趋势，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造纸术发明之后，中国文明迅速赶超欧洲。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机器之后，欧洲出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又超越中国。以报纸为媒体，产生了政党制度。在纸媒体的时代，领导层只要征求学者、士子（学术界）的建议就够了，参与决策的只有少数精英人士。中国很多政策，就是几个学者主导下完成的，公众没有发言权。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的独生子女的建议能够被采纳，是得益于当时“不争论”的政治气候。　　　　但是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了，互联网上的用户越多，观点碰撞就越频繁，新的观点就越容易迸发。领导与下属不再处于信息不对称之中，海量的信息来源，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增，只有经过网络千锤百炼的观点才经得住检验，少数学者凭借“奏折”是难以垄断决策了（他们的观点在网络都不堪一击）。中国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将取决于互联网。互联网将在全球范围带来一场政治改良（改朝换代是血腥风雨，政党轮替是痛心疾首，但是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改良却是温和得多，这也反映出人类文明的进步轨迹）。形势比人强，铁器时代，不能用青铜器的老思维；互联网时代，不能用纸媒体的老思维。　　　　《礼记.杂记》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对正确的人口观点是“未之闻”，现在是“闻之”了，然后是“学之”、“行之”。难道决策层对于网络一面倒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吁能够视若罔闻？计生委利益集团当然会尽量隐瞒真相，但是决策层应该有足够的信息渠道来摆脱这种信息不对称给自己造成的损害。　　　　中国1950年代后期的经济大锅饭导致三年大跃进；1979年的改革开放，实行包产到户，将经济上的投入与产出挂钩，大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但现在各国的人口投资和产出脱钩，导致人口再生产的大锅饭，家庭不愿意投资，政府也不愿意投资，生育率不断降低。那么能否也在人口领域进行“包产到户”以提升生育率？但现在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社会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就像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逆转的一样），人口再生产不可能完全“私有化”了，那么生育率上升需要的强大动能（物质动能和精神动能），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国家行使生育公权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让生育有所回报，人口投资与养老受益适当挂钩。也就是说人口政策需要“私有制”与“公有制”合理地搭配。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首要责任是让国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首先是必须保证人口能够世代延续下去。提升生育率，就是为未来投资，并且这种投资将收获上千年，推动世界的手是摇摇篮的手！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人口的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政治制度改革的首要考虑因素。　　　　人口可持续发展是最高层次的普世价值。人口问题远远超越意识形态。受精卵之所以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因为它有多方面分化潜能，是全能干细胞。受精卵分化成成体干细胞之后，就不能发育成完整的生命了，而只能定向分化出特定的细胞和组织（如心肌、骨骼）。人口相当于全能干细胞，而意识形态只相当于成体干细胞。人口问题是“能否活”的问题，而意识形态是“如何活”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民族千年的存亡继绝问题上，左、右之争就显得是无病呻吟了。　　 　　铁器的发明，导致井田制的废除，春秋战国时期纷纷实行改革，原本落后的秦国最后改革成功，统一中国。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变局，全球低生育率必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哪个国家能够成功，就将主导未来的世界格局。　　　　二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纳粹，中国国共两党也摒弃前嫌共同抗日；现在人口生态灾难正席卷而来，中国各派需要摒弃意识形态之争，在人口政策上达成共识：停止计划生育，建立提升生育率的经济、文化制度，让人口恢复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形成全民共识，将此作为今后的政治改革的底线（比如固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　　　　四、停止计划生育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政治体制改革是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周期长（超过当政者的任期）、风险大，改革结果难以预料。政治体制改革的“受害者”是官僚阶层，需要对抗整个官僚体系，而且还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来贯彻，难度可想而知。并且还面临各派别的阻力。　　　　而人口政策改革（停止计划）规模小，周期短（就改革本身来说），结果已经一目了然，副作用甚小。停止计划生育是全民收益，只“损害”计生委系统的利益，而计生委系统在整个官僚系统中人数最小，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并且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撤消计生委，根本不需要通过计生委系统来贯切，完全可以无视他们的阻力。我与各级计生委系统有联系，据我所知，计生委系统很多人也是支持停止计划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样损害他们的利益），只是担心自己的前途，真正顽固反对者并不多。有些计生干部还担心，如果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今后他们将成为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他们希望停止计划生育的愿望比其他人还要强烈（有些还在网上宣传我的观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支持停止计划生育。法学界几年前就几乎一面倒反对计划生育，现在经济学界也开始觉醒。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停止计生可以尽收人望，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何乐而不为？　　　　从“政治成本”看，停止计划生育成本低，难度低，风险小，收益却巨大，尤其是影响深远（远远超过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功近而德远！　　　　并且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命！相比于政治改革，停止计划生育更加迫切。停止计划生育有高度时限性（事实上现在就已经太晚了），每延迟一年就将多损失至少数百万人命，现在最后一次育龄妇女高峰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停止计划生育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这已经是最后的时机了！如果再等几年，一方面生育妇女已经不到现在的一半了，一方面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很低了，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难以提升了。　　　　《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意谓天地最大的品德就是“生”。文明和野蛮的分野，就是能不能尊重人的生命。总书记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任何理由都无法为生命的损失辩护， 我认为，不能以人类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实现国家的发展、成功和远大抱负。人类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生命不是命题，生命的存在不隶属于任何可讨论的范畴之内！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平稳过渡吗？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机遇悄悄地来过了，又在飞速地离去。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还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的尾巴，这一项英明决定必将永载史册，被后人称颂；否则只能望洋兴叹、遗恨千古！　　　　我要申明的是，我并不反对政治改革（虽然我本人对政治并无兴趣），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比如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总理也借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诗品》“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来说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人口政策改革比政治改革更加迫切，没有足够比例的青壮年劳动者，即使上帝当国家领导人也无济于事！人口政策改革成功，一方面给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人口学基础，一方面让当政者将更加自信，还可以携民意启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改革。指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停止计划生育，那是舍近而求远，并且今后很可能像现在台湾、韩国那样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之中。　　　　五、大道至简：生生不息　　　　计划生育已经三十多年了，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三十年了，现在看来当初出台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草率的，计划生育是无功于当代，有害于千秋。全球200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么好政策。虽然几十年来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有人用“政策连续性”为理由来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到现在，计划生育的恶果已经开始显露，对今后的后果也能够预测了，但主流学家仍然用“政策连续性”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而建议用不同的二胎方案来“软着陆”。政界和民间的一些人士也支持二胎方案，但也并不是认为二胎方案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二胎方案更加符合“政策连续性”。　　　　其实这种思维是有悖于中国的维新传统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强调“生生不息”：人口的世代更替，制度的不断更新。　　　　《周易》中解释“易”说：“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生命永远不息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最大特点是“新”， 儒家经典《大学》还引经据典指出，早在商汤时期，“盘铭”上就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这就是《周易》所说的“日新之谓盛德”。《诗经.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见，我国传统文化要求人们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而不能因循守旧，阻挡历史进步。在制度上，也为当政者纠错维新设置了一些台阶，如天人感应（古代一场天灾就足以启动一场政治改革）、清君侧等；可惜现在“唯物”时代，既不畏天，又不畏人，这些台阶也没有用了。　　　　在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春秋时期的科学文明远不如希腊文明，战国和西汉的政治文明不如罗马文明。希腊涌现了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科学大师。古罗马建立了共和政制，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但是希腊和罗马文明都不能保证人口延续下去，最终灭亡，欧洲出现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欧洲文明仍然有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这个文明一大特点是在非常辉煌的时候因为人口不能持续发展而导致文明嘎然而止。希腊如此，罗马如此，现在欧洲也如此（生育率只有1.4了）。　　　　而中华文明由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元素在里面，具有再生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因此一直延续下来了，在欧洲黑暗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却是辉煌的隋、唐、宋文明。解放之后的几十年也是不断纠错维新的历史，大跃进三年，果断停止；文革十年，也被果断停止。　　　　但是最近三十年，虽然名为“改革开放”，事实上却不敢改。中国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的纠错维新的优良传统，在这三十年几乎消失殆尽，一方面是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生育，不让人口生生不息；一方面是在政治上保守，不让制度生生不息。　　　　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种执政策略并没有错；但是需要在政局稳定的同时，也通过维新从根本上消除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一味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持稳定，不但代价高，而且不持久。　　　　领导人也不是超人，也会出现失误，作为后来者，应该毫不犹豫地改正前任的失误（其实也是对前任的负责），而不能用所谓的“政策连续性”继续前任的错误。很多时候，改正一件错误的功绩远远比开拓一项新的事业的功绩更大。　　　　“日新之谓盛德”，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而不“日新”，哪来的盛德？停止计划生育，标志着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错能力、还有活力。　　　　六、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　　　　受“稳定压倒一切”、“政策连续性”的政治思维的影响，人口学界也形成了因陋守旧的学风，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稳越好，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建议“二胎软着陆”。　　　　其实平稳意味着僵化，僵硬代表死亡，灵活才代表生命力，中国古代风水学就强调连绵起伏，没有起伏的高峰就不算好风水。春秋时期的老子曾解释过齿亡舌存的道理：坚硬的牙齿较早脱落，而柔软的舌头却至死犹存。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迟迟还不废除？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古今中外，盛世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　　　　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年这三年的出生高峰（每年出生270多万孩子，而1960年左右每年只出生160万孩子）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中国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中国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　　　　人口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出生的平稳，标志着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出生平稳了，政绩也没有了。　　　　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虽然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结果没有出现出生高峰，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而美国总统里根却逆转了美国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美国出现了二战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奠定了美国强盛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政绩高峰，里根总统将因此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并且高峰不高峰要看参照物。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每年能够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相对于现在的1300万是高峰，但是相对于1980年代后期却不是高峰（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相对于1963年左右来说还算低谷，相对于印度现在来说也不算高峰。　　　　无限风光在险峰，如果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真的能够出现一个较大的出生堆积高峰，这是天大的好事，将成为后人难以跨越的政绩高峰，本届政府无疑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已经熟透了。人口政策调整要干净利落，不要拖泥带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停止计划生育是势不可挡的！
　　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　　　　　　　　作者：易富贤　　　　　　人口学家们认为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他们认为计划生育降低了抚养比，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学者甚至量化出计划生育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1/4以上的贡献。其实这种靠降低生育率获取“人口红利”的说法是极为荒谬的。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负担系数。它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其计算公式是：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　　　　　　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儿童抚养比=（0-14岁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总抚养比=儿童抚养比 + 老年抚养比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是降低人口投资，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现在主流人口学家却将这种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了！　　　　　　联合国人口基金2008年曾对国家人口进行过预测，笔者认为低方案最为可信，而中方案过于乐观。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外宣传的是中方案。即便用中方案也足以说明降低儿童抚养比是借贷“人口高利贷”。笔者在本文采纳的国际数据为联合国的中方案数据，中国数据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以韩国为例，上图为韩国历年生育率和抚养比，黑线为生育率，红线为老年抚养比，蓝线为儿童抚养比，紫红线为总抚养比。从图可见，韩国在1960年之前与中国一样是高生育率，生育率在6.0以上，每个妇女生育6个以上孩子（2005年之后的生育率数据是联合国预测数据），儿童抚养比很高，超过75%，也就是说1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0.75个儿童。当时寿命还不太长，还处在延长阶段，过去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都还没有到老年，老年抚养比很低，只有6%左右，儿童抚养比是总抚养比的大头，总抚养比在0.85左右，也就是说1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0.85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人口负担很重。196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步，人们自发减少生育，形成了生育率自发下滑的“势能”，如果不采取任何控制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也会自发下滑的；但韩国在1962年代开始提倡只生两个孩子，等于是给生育率下降额外提供了“动能”。在“势能”和“动能”的双重作用下，韩国生育率从6.0快速下滑，到1980年代初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现在只有1.1左右了。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使得儿童抚养比降低，从而也降低了总抚养比，韩国总抚养比在1980年代后期低于50%，现在不到40%。总抚养比下降的过程被称为人口红利时期。韩国也被国际主流人口学家称为少生快富的典范。　　　　　　但是儿童抚养比的降低等于是人口投资的降低，必然导致其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补充不足，从而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80年的6%左右不断增加。2000年之后儿童抚养比的降低被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所抵消，总抚养基本稳定下来；但是随着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这种均势在2015年将被打破，其后韩国的总抚养比将快速攀升，到2050年将恢复到85%左右。　　　　　　就是说，韩国现在仍然在人口红利时期，抚养比仍然很低，决策层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出台的鼓励生育率政策还不痛不痒，但是今后将是欲哭无泪！　　　　　　扶养儿童是动物本能，是物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抚养老人却不是动物本能，大多数动物都不养老。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因为儿童代表希望，如果不扶养儿童，意味着种族的断绝。而如果不抚养老人，种族还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抚养老人也很重要，老人得到抚养，意味着当初对孩子的投资有了回报，投资有保障，人口投资链有信用；如果老无所养，那么等于人口投资链断裂，今后没人愿意养孩子了，生育率会持续低迷，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日本是另外一个例子，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日本生育率在1950年代初就从1949年的4.5左右急剧下滑，到1950年代后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并且一直稳定到1970年代初期，然后低于更替水平，现在只有1.2左右。生育率下降导致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降低，出现所谓的“人口红利”，日本的生育模式，被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但是由于劳动人口的补充不足，老年抚养比快速增长，在196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年化压力下，更加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也就难以恢复。可以说，日本是“千年历史，百年辉煌”，今后日本又将变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　　　　　　老年人作为消费者和儿童作为消费者，对经济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儿童抚养比儿童作为消费者，促进产业升级，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得多；老年作为消费者，导致产业停滞。比如日本目前总抚养比仍然只有55%左右，与1950年代差不多，但是现在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经济持续低迷；而1950年代是以儿童抚养比为主，经济朝气蓬勃。　　　　　　经济发展是生育率下降的“势能”，是大能量的，并且是“免费”的，日本生育率从4.9降低到2.1只花了不到10年时间；韩国生育率从6.0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只花了20多年时间。但是鼓励生育需要强大的“动能”，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制”出成功鼓励生育的“发动机”，日本鼓励生育率十多年了，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法国鼓励生育已经几十年了，但是至今仍只能将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绞尽脑汁也无力将生育率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2.1。　　　　　　美国是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最好的国家。美国在1980年代遏制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此后成功将生育率提升到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除美国外，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好的要算法国。
　　美国和法国在1970年代后期之后生育率都相对稳定，但是美国的生育率是稳定在2.05左右附近（接近世代更替水平2.1），而法国却是稳定在1.85左右。生育率的0.2左右的差别，反映在老年化方面却是非常大的，美国在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只有35%，而法国却有47%，可谓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日本在1955年到1975年生育率也保持稳定，当时稳定在2.1左右，因此现在老年化还能够承受；1990年代之后日本生育率再次稳定，但是却稳定在1.3左右，这就必然导致今后难以承受的的老年化。　　　　　　人口有几十年的周期，生育率下滑（人口投资的降低）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人口还债）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从美国和韩国的生育模式可以看出，生育率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上升也越快。韩国生育率从6.0快速下降到1.1，今后老年抚养比也将快速反弹，并且反弹势能很大。美国生育率下降幅度低，老年抚养比反弹势能小。　　　　　　中国今后的人口问题比日本和韩国还要严重，因为中国除了有经济发展这一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势能”外，还在1970年代实行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只允许生两三个孩子），等于是将从悬崖下自发下滑的球踢了一脚，生育率在1980年代初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1980年代中国实行农村体制改革，生育文化有所恢复，生育率下滑的球碰到了一个小坎，这个时候就应该乘机停止计划生育，但是中国却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将计划生育定位基本国策，等于是加大马力将生育率的球往悬崖下推，结果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将只有1.3左右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现在很多人在指责“80后”，其实“80后”并不是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有2.4的生育率，从年，平均每年出生2200多万人口，他们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中国的问题将出在“95后”，因为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2000年只有1.22了，每年只出生1300万人口了。
　　生育率的快速下滑导致儿童抚养比（人口投资）的快速下滑，目前总抚养比不到40%，近年还将继续下滑，中国目前在享受着过去高生育率繁衍的六亿多人口所创造的红利，养老负担又轻，孩子负担也小，是历史上最轻松的时候，轻松得快飞起来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持久，以2015年为转折点，中国老年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到2050年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目前是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并且2050年之后，中国的老年化将进一步加重。今后老年化的重压会将中国压趴下，几代人都爬不起来！　　　　　　人口学家认为降低生育率可以降低儿童抚养比，从而降低总抚养比。将总抚养比的降低视为人口红利。其实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凡是皆有个度，过犹不及。水和食物是人口的必需品，但是喝水太多也会引起水中毒，吃饭太多会被撑死。同样，总抚养比过低并不是好事。人口结构最好的美国的总抚养比就从来没有低于过50%。法国的总抚养比也从没有低于过50%。发达国家平均总抚养比也只是降低到50%左右。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年的总抚养比就介入50%到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到60%。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是总抚养比介入50%到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总抚养比低于50%，意味着生产与消费结构紊乱，导致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低于50%并非好事，而是坏事，说明人口结构已经出问题了。尤其是总抚养比低于45%其实意味着已经是人口高利贷了，需要尽快调整人口政策。而中国的人口学家却还在贪图这种低抚养比，认为低抚养比促进了经济发展。　　　　　　生育率越高，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降的势能越大，生育率下降速度越快，今后人口负债就越重。生育率高，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数量多，如果生育率下降速度过快，这些人将老无所养。　　　　　　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在1960年代生育率曾高达6.0的国家，在1980年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但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反而需要格外小心生育率过度下降。在1990年就需要出台措施以遏制生育率下降的势头。　　　　　　印度和中国是两个相反的例子，印度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府部门没有施加“动能”，生育率下降主要靠经济发展这一“势能”，下降的比较平滑。人口结构也比较合理，将有近百年的人口红利可以享受。
　　1970年代后期中国生育率已经下降到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以防止生育率依靠势能惯性下降，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会反弹到3.0左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在1990年代初期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1990年之后就应该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让生育率不再下滑。那么中国的抚养比情况如下图。
　　可见，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不但人口红利时期延长，而且今后人口结构年轻得多，养老负担轻得多。人口总数也只稳定在15亿作用。　　　　　　从各国情况可见，生育率下滑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是因果关系，生育率是纲，纲举目张。从生育率可以预测今后的经济走势。日本、韩国生育率快速下降，老年化也就非常严重，经济将丧失活力；美国生育率相对稳定，老年化程度也相对稳定，经济将长期充满活力。要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举”起生育率这个“纲”，鼓励生育；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如程恩富等人却只看到“目”（人口红利），提出要全面一胎化，贪“目”断“纲”，是杀鸡取卵的行径。　　　　　　计生委和人口学家惹了弥天大祸，但是却不敢正视现实，还在装鸵鸟，用所谓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来安慰自己，一方面继续愚弄大众！　　　　　　不要将人口投资当负担，不要将人口高利贷当红利！
　　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年这三年的出生高峰（每年出生270多万孩子，而1960年左右每年只出生160万孩子）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美国在1980年代之后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又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　　按你这个说法，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然是敝国，其次就是印度了，人多嘛
　　对于我们这些小民来说。两个刚好。多了你帮我养吗？
　　世界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西移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发现人口资源才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人类数千年来人口数量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在1800年之前从来没有超过10亿），绝大多数劳动人口不得不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稀少的人口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科技进步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后，美洲高产作物的陆续引入使得欧亚大陆人口在近300年左右快速增加。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999年初公布的统计数字向人们展示了全球人口增长的历程：1804年世界人口只有10亿，1927年增长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日，世界人口达到60亿[1]。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传播加速和市场容量扩大，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这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也能吃饱肚子[2]。尤其在最近100年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3]。　　　　　　　　　　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一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同期世界人口从近15亿增加到59亿，翻了3倍）。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两千年没变！而到1998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近5倍[4]。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用历史和数据预测：未来国家发展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成趋同。张维迎认为，在170年前， 中国人口规模与GDP成趋同，中国人口占世界的37%，GDP占33%左右，亚洲占全球GDP的60%以上[5]。然而，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人口却增长非常缓慢，仅仅从4亿增加到5.6亿，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和经济占全球比例都不断下降。而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人口快速增长，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不但满足了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现在国际市场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6]。除北美和欧盟外，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也是中国大陆的重要贸易伙伴，加上海运的相对廉价，海上贸易为中国东南沿海提供了发展条件，目前国际市场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历史上经济中心一直在内地，近代西方国家人口增加和经济的崛起，给中国沿海带来了发展机遇，使得中国经济中心一再东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东移速度更是加快，中国历史上沿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过。　　　　　　　　　　但是从世界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经济中心即将再次改变。年轻人口结构推动经济发展，年老的人口结构拖累经济发展，但是这种作用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直到1979年中国经济仍然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但是年之间繁衍的6亿多人口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繁荣奠定了人口学基础，给世界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日本和欧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但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直到近年才明显地显露出来。现在欧洲生育率不到1.5，日本只有1.25，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生育率只有0.9-1.1。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本文人口数据除了中国2005年的数据是采用1%(抽样比为1.325%)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外[7]，其他数据均采用联合国2008年的预测资料[8]。1950年全球人口25.2亿，其中发达国家人口8.12亿，占全球人口的32.1%；2008年全球人口增加到67.5亿，而发达国家人口仅仅增加到12.3亿，只占全球人口的18.2%了；2005年发达国家0-4岁人口更是只占全球的10.6%了。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将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国家，但是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是下降的。1950年发达国家中位年龄只有29岁，但是2009年却有39.5岁了（日本是44.5岁），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50岁，老气横秋！并且发达国家目前生育率不到1.6了（需要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人口结构决定了这些地区经济即将衰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这些意味着中国沿海贸易规模将收缩。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敲响了警钟，依赖内需的重庆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明显小于依赖国际市场的广东沿海城市，中国经济必须从依赖出口转向为依赖内需。中国经济中心即将停止东移而转而移向内地（内地是内需消费的主体），从近年郑州、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的崛起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在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的同时，印度等中南亚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却在不断增加，印度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14.7%上升到2005年的17.4%，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印度0-4岁人口占全球的20.4%（中国只占10.92%）。印度2009年老年抚养比只有8%，中位年龄只有25岁（中国为34.1岁）。并且印度目前生育率还为2.7左右，预计在今后5-10年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印度目前虽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但是1991年经济改革之后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之后保持在8%以上的年增长率。“高盛全球研究”预测，2020年之前印度将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则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9]。印度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将比中国或整个发达国家地区都还要大，并且印度的人口结构年轻，印度的经济繁荣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必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其他中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不丹、尼泊尔、伊朗等）也保持比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较高的生育率，整个中南亚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20.4%提高到2005年的25.4%，岁人口更是占全球的30.3%，并且该区域平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