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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海外民运内斗丑闻让支持者情何以堪
　　海外相对知名点的民运组织“独立中文笔会”近日公开分裂。它刚刚举行了第七届理事会的选举，但却出现两个理事会和两个会长并存的局面。其中的一名会长是该笔会的创办者之一贝岭，他也是第六届会长，自称是正统连任。另一位“第七届会长”则是该笔会的第4任和第5任会长廖天琪女士。
　　最令民运支持者难堪的是，贝岭公开指控廖天琪没有在他当选上一届会长时恰当移交财务，并且造成笔会账上的9万美元“不翼而飞”。他说自己当选第6届会长后被要求开设新的账户，而不是接管原有账户。他没有用“腐败”“侵吞”等字眼，但却有这方面的强烈暗示。
　　贝还说，笔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在言论自由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他进一步解释，“一部分人认为笔会内部不保证言论自由，所以才产生了在内部社区里无限期地对某些人禁言。”
　　独立中文笔会成立于2001年，它的第一任会长是刘宾雁，第二任会长是刘晓波，号称是跨国界支持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但它像多数民运组织一样早已衰败。海外仍较活跃的民运人士据说不到200人，但各种民运组织有几十个，一个比一个萧条、拮据。
　　9万美元实在不算多，为这么点钱跑到媒体上打口水官司，即使很反对民运的人，也许亦会产生点唏嘘感。
　　当年跑出去的民运人士大多在国内时都挺风光，后来的加入者不少在国内时也蛮体面的。他们在国外的衰落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由于他们对西方的利用价值被证明有限，针对他们的资助越来越少，而他们多数人缺少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生计渐成问题。
　　如今民运人士在国外之所以“人少组织多”，据披露主要是为了有名头申请捐款。因为多数捐款不会给个人，只捐组织。
　　民运人士组织上的最大问题大概是团结不起来。他们看起来是海外最经常上演勾心斗角的华人群体。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太不理想，大多比较自负、个性很强，于是分裂成了家常便饭。他们都渴望民主和自由，但对小团体的内部民主却一筹莫展，不得要领，派性斗争经常恶性发作。
　　像独立中文笔会中的一派指责另一派搞“禁言”，另一派人则辩解说被禁言者的表现“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样的对话在外人听来几乎不可思议。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言论自由”最激进的主张者。
　　刻薄嘲弄这般处境下的民运人士挺没意思的，我们想指出的是，他们这个小圈子表现出宏大主张与他们实践的尖锐矛盾和悖论。在追求政治构想的路上，他们的实际行为突出了相反的东西。也许是他们太天真了，以为构建一个他们主张的“理想国”会比他们搞一个笔会、管理好它的账务还要容易。
　　都是知识分子，从人格上指摘困境中的这些人或许更应克制。只是他们在“最民主的地方”上演的被一些人称为“狗血剧”的这一切值得我们用心予以反思。独立中文笔会的这一出并非海外民运内斗的绝唱，它所折射的东西也并非只有人性的弱点。更进一步的解读，大家见仁见智吧。
责任编辑：杨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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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协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书画笔会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舒珺  |  责任编辑： 舒珺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长友致辞
中国网10月22日讯（记者王静）为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昨天，北京市政协举办书画笔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笔会现场墨香浓郁，卢平、安云霁、刘存惠、程茂全等34位市政协委员及书画家挥毫泼墨，交流切磋，情寄笔端，意蕴丹青。“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治国经邦，人才为急”……80余幅独具匠心、意境深幽的精美书画佳作，抒发了书画家们对孙中山先生的爱戴之情。大家在一起重温孙中山先生的箴言，感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内心世界，学习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精神风范。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长友、原副主席沈宝昌、秘书长周毓秋参加笔会。
北京政协原副主席、北京市政协书画院院长沈宝昌开笔
白彬华留墨
画家杜小玉现场作画
李新永留墨
马俊明留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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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其人其事
　　时间： 　　责任编辑: 陈维松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在中国服刑的刘晓波，引发世人疑问：刘晓波是什么人？他何德何能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青睐？
渴望中国被殖民：“三百年还不够”
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早年当过知青和工人，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四年后，获文艺学博士学位。为出人头地，他以“骂名人”的方式一举蹿红，从而也开始暴露出其本来面目。
1988年，时任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刘晓波毫不掩饰地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毫不犹豫地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于“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方承认”的问题，刘晓波回答：“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凭借这些偏激的言论，刘晓波一跃成为当时西方人眼中的“文坛黑马”。刘晓波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极尽吹捧之能事，他盛赞“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辨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对于养育自己的祖国，刘晓波竟然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作为一个中国人，刘晓波把自己的民族和同胞贬得一文不值，说“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而一切的原因“与人种有关”，“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没法再操蛋的地步”。刘晓波耻于做中国人，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语不过关，“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他称“与中国不得不有关系很丢脸”，甚至不屑于提到“中国”这个字眼。这与当年西方列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如出一辙。他还曾多次公开为“台独”、“藏独”摇旗呐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国分裂成十八块。
痛哭流涕：“我真的知道错了”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在美国访学的刘晓波认为成名的时机到了，立即提前返国，充当“六四”动乱的主要煽动者。后被公安机关逮捕。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一次审讯结束后，刘晓波突然跪倒在地，紧紧抱住工作人员的腿，痛哭流涕地乞求：“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想坐牢，您一定想办法帮帮我。”他亲笔书写了“认罪书”、“悔罪书”，声称“要从现在开始努力痛改前非，脱胎换骨，做一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人”。在宣判当日，刘晓波当庭认罪，声泪俱下地进行忏悔。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政府作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宽大处理。此后，刘晓波被学校除名。但他不思悔改，于1991年重操旧业，继续参与“民运”活动，并于1995年和1999年两次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动教养。
国外有人发工资:“我不差钱儿”
刘晓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即任职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公司，定期领取薪水。今年10月12日，境外阿波罗新闻网站刊载《“贵族犯人”刘晓波坐牢月薪知多少》一文披露，刘晓波的年薪是23004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157600元。即使在刘晓波服刑期间，每月仍可挣到13000元人民币。
另外，刘晓波还靠在海外媒体撰文骂中国政府挣稿费，加上每月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收入，以及西方颁发的各种“奖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境外媒体发现他“居所摆设高雅，墙壁架上摆满名贵的瓷器”，同时出手阔绰。刘晓波对狱友狂言：“我不像你们，我不差钱儿，我在这里服刑每年还有国外人给钱”。
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我被“完全粉碎了”
刘晓波一直宣称自己是本着中国公民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参与“公民运动”，把自己装扮成一副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形象，但察其言、观其行，刘晓波真的是言行一致，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高尚吗？
刘晓波到底追不追名？2003年，刘晓波在接受所谓“杰出民主人士奖”时，得意地说：“敢于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说真话的人，即使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也会得到无形的道义盛誉，特别是来自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奖励——会逐渐成为由民间崛起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对于西方施舍的各类“人权奖”、“民主人士奖”、“言论自由奖”、“新闻大奖”等等，刘晓波趋之若鹜，拼命以攻击自己的国家、民族来赚取这些廉价的奖项。
刘晓波真的不逐利吗？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是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他坦言，“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够清楚了！
熟悉刘晓波的人都知道，他的性格极其“偏激”、狂妄自大。2001年，他参与组建非法组织“独立中文笔会”，并借此打压异己，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为此在“民运圈”四面树敌，并曾经因为挪用组织经费在美国遭到起诉。也正因为如此，刘晓波获奖使海外“民运”分子多有不服。
以“宪章”反宪法：“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不差钱儿”的刘晓波从2005年开始不遗余力地为西方反华势力效力，并在2008年抛出所谓《零八宪章》。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煽动他人加入，企图改变政治体制、推翻现有政权，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涉嫌犯罪。
所谓“零八宪章”其实了无新意，几乎照搬照抄了把捷克搞乱的哈维尔撰写的“77宪章”，其内容完全是违反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主张，它宣扬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和现行政体，以修宪为突破口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扰乱群众思想，并且鼓吹“暴力革命”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其终极目标就是推翻党的领导、颠覆现行政权。推行这样的一部“宪章”，不但会使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而且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福祉也将不复存在。“零八宪章”受到西方一致的吹捧。2008年12月，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刘晓波本人成为“零八宪章”的主要炮制者显然与他长期以来亲西方、崇美国的思想不可分割。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他发表《我想为捍卫生命、自由与和平而战》，称“这是美国人民为建立和捍卫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要想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宣战”。
刘晓波作为西方演变中国的“马前卒”，必将遭到国人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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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与免责声明主  题：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冲突与融合
主持人：王红旗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 
        陆卓宁
        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主  办：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三峡大学和湖北日
        报传媒集团
协  办：湖北省文联
嘉  宾：张凤  陈瑞林  王艳芳  洪淑苓 
        马峰  古大勇  胡德才  袁勇麟
王红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王红旗：尊敬的大会组委会、尊敬的来自海内外的学界前辈、专家学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相聚，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世界华文女性文学论坛”。受大会的委托，今天下午的论坛由我和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陆卓宁教授共同主持，论坛的主题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冲突与融合。因为时间有限，所有递交论文的专家学者没有办法一一发言，我们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就从提交的30多篇海外女性文学研究的优秀论文中，兼顾学术、地域、性别差异，筛选出8个话题作为论坛的主要演讲内容。下面请8位主讲嘉宾上台来，下面论坛开始。
张凤：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主持人
    改变华文文学史生态谱系的大师夏志清与张爱玲
    张凤：在多元化的世界华文作家文坛，夏志清和张爱玲这两位先生改变了我们的华文生态体系。夏志清教授于1961年3月在耶鲁大学出版了《现代中国小说史》，把张爱玲和鲁迅、老舍、钱钟书等量齐观，他甚至用了比鲁迅还要多一倍的篇幅来描写张爱玲的成就，他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与英美才女曼殊菲尔、安泡特等人的作品相比甚至还要高明一筹，从而使张爱玲的小说首度得到刮目相看。他后来甚至也说过，所有人都应该读张爱玲。因此，张爱玲个人地位的确立是夏志清先生首度发掘的。
我于1980年代认识夏志清先生后，通过书信、口传等方式了解到许多关于张爱玲的不传之谜。反复磨勘研读夏先生印来的张爱玲亲手打字的履历表三张(曾寄交庄先生，又寄夏先生)，深感这文献稍能弥补张爱玲在哈佛女校和美国的后半生事迹，特再征得夏先生同意公诸于世。
对张爱玲与哈佛接壤的芳踪，经夏先生短短一句话﹕“张爱玲曾在哈佛赖氏女校-瑞克利夫学院。”寻觅之后，自然也将周折的查访所得﹕女校中稀罕的蓝点档案仅得八行书写一张小目录卡[赖雅太太1941年在港大的教育被战事中断，从此译述不断，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和散文等无数中文作品，<<赤地之恋>>及<<秧歌>>两部英文小说都成于1955年，现致力英译19世纪<<海上花列传>>，与她的作家先生居于剑桥…… 再发现她那两本亲笔字迹和签名<<赤地之恋>><<怨女>>英文版<<北地胭脂>>。] 领路去追寻在女校中留下的一昧东方灵明——张爱玲故居——兜过夏日屡有音乐吟唱的朗费罗宅院，并遍访相关人物﹐但是因为她不轻易见人，难﹗
    自从张爱玲受到重视后，港台大陆作家诸如王安忆、朱天文、苏伟贞、苏童、须兰、亦舒、李碧华、钟晓阳、黄碧云都不同层次地受到张爱玲的影响。这样一个改变，改变了整个世界华文文学史的生态谱系。
陈瑞琳：《新华人报》发行人兼社长、海外新移民国际笔会现任会长
冲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困境——试论海外“三驾马车”对当代华语文坛的现实意义
陈瑞琳：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那种波澜壮阔的文学气象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大多现代作家都深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同时又都具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这才诞生了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张爱玲、沈从文、郁达夫等等的大家。而进入当代的中国作家，不仅对西方文化的渊源陌生而却步，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他们风雨飘摇的成长时代也只能是表层的记忆。中国的当代文坛在外人看来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浅水池塘，水草摇曳，却无法养育出大鱼或巨鲸。
从微观看，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到了1990年代，骤然间完成了它线性发展的轨迹，浅尝辄止后仿佛一夜间失去了自身原有的强大动力，陷入了一种困惑和疲惫。于是，整体的繁荣局面开始消失，呈现出一种无序的浮躁和凌乱。这一时期的创作在精神上的特征普遍被认为是表现苦闷，艺术上也呈现出“平淡”甚至“通俗”的压抑，虽然也时有零星的佳作问世，但已经很难诞生出博大深沉的世界性文学力作。中国的当代作家，好像是竞技场上体力不足的赛者，在起跑的冲刺之后，无奈地表现出一种懒惰和自卑，创作者既缺乏继续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勇气，也缺乏审视自己传统的魄力。
    历史性的2009年，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意义深远的事件发生在广东省的中山，美国华文作家严歌苓、加拿大女作家张翎共同荣获了建国六十年来第一届的“中山杯华侨文学”的大奖。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中国的《人民文学》杂志推出了“新海外作家”专号。 这股“新海外文学”，发端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滥觞于九十年代，成熟于本世纪初。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潜磨砺之后，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进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在这一派盎然生机中，特别是严歌苓、张翎、虹影这“三驾马车”对当代文坛的贡献具有着突破性的现实意义。
王艳芳：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史视野下两岸四地女性文学整体观
王艳芳：《文学史视野下两岸四地女性文学整体观》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已获得“整体观”的文学史学术视野和思维框架，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中的台港澳文学部分不是文学史叙述中末尾一章的点缀，就是章节编撰中类似于补丁的强行安插，学界致力颇多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时间上的打通。
我希望能着眼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和研究的瓶颈状态，以近30年两岸四地的女性文学为切入点，进行文学史意义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贯通性上的必要追问、发掘、还原、揭示、辨析和论证，为方兴未艾的台港澳文学研究、日益成熟的女性文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以至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的具体实施进行有益的尝试。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女性文学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大量的女性文学作品，活跃着众多的女性文学作家，在女性书写主题和形式上的创建有目共睹。但由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近30年两岸四地的女性文学在发展步调、主题表现以及叙事策略方面不尽相同，于隐在的文学发生根源和内在发展肌理上，还存在着可供深入发掘和探究的诸多相关甚至共同之处。从女性写作发生学的意义上追溯并离析近30年两岸四地女性文学对五四女性文学传统的承继、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接受，以及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各区域多元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下女性写作的发展流变,是进行文学史视野下两岸四地女性文学整体观的客观依据。
诚然，由于文化土壤和话语形态的差异，两岸四地的女性文学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接受时间、接受方式和接受程度或许有所不同，但在女性写作的主旨追求上却相当一致：在追求性别平等的同时强调性别的差异，以身体的书写建构性别文化，并以越轨的笔致、越界的性别书写来传达更富深意的政治、文化、族群和历史的权利或象征。因此，两岸四地女性文学表现出相对一致的主题形态、文化诉求和叙事策略。
    需要强调的是，近30年两岸四地女性写作在一个共同的时间和空间里遇合，并以不完全相同的状貌分别发出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声音，其所拥有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学源流，彼此之间的交流影响和互动使之成为异质同构的不同侧面。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孕育了不同的文学内容和形式，近30年两岸四地女性写作在主题形态、文化诉求和叙事策略上各有侧重，但其女性之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始终在场，并在频仍的文化交流中互相影响的同时，保持着各自鲜活的文学多样性。
洪淑苓：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洪淑苓：台湾女诗人尹玲颇为生动的生命迁起和人生轨迹是非常适合阐述文化流动、融合对于女性生命的影响。出生于1945年越南的尹玲在战争的残酷压迫下辗转求学于台湾，法国。在那个充满战争血腥与惊恐的年代，法国侵袭越南的伤痛记忆，家破人亡的悲戚和流离失所的孤寂愈发累积成其生命中的某些历史符号，也形成了尹玲诗作中无法磨灭的历史创伤和印记。在其早期作品中，大量的“战争”“漂泊”主题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女性生命的悲戚与记忆的伤痛。文化的流动带给尹玲的是一种自我迷失，痛苦追寻的过程：生命处在永久的漂泊与无终点的凌乱之中，永远找不到生命的依归点，故乡和异乡的归属渐行渐远。时间浮沉，在此之后，她所要接受的是更为清冷的漂流意识的觉醒，是对这种漂流意识的承认。也许，在其后期作品中，我们较为欣喜地看到了尹玲关于“饮食”主题的诗歌创作，抒发其对于饮食的喜爱记忆和想象。然而，在其抽空痛楚，尝试乐观的表达背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文化的流动在一位女性身上影响的痕迹和内心煎熬，内心的迷离是永无止尽的。这就是多元文化对于女性个体生命的冲击与融合，这也是一位女性对于生命的最终关怀，以其最博大的襟怀和乐观在其文字中去尝试寻找到内心世界与外在的融合。对于女性，诚然，以一个非常单薄的生命去承载一些家国的、历史的甚至是政治意识形态符号是沉重的。女性往往会去承载过多，但她们的生命、情感却无法保障。
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教授
    陆卓宁：张凤女士她认为，在多元化的世界华文作家文坛，夏志清和张爱玲这两位先生改变了我们的华文生态体系。张凤提出的“华文文学生态谱系”这一概念，在华文文学理念、研究方法和历史方法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陈瑞琳女士站在理性高度和宏大视野上，冷静、清晰地对中国当代六十年文坛和文学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她提出了困惑当代众多文学工作者的共性问题：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华文文学应该怎样与世界文学对话？王艳芳教授提出的“两岸四地女性文学整体观” 的研究概念具有前沿性的史学意义。洪淑苓教授更多倾向于从感性抒发和带有深切悲悯的眼光，以一位笔名为尹玲的台湾女诗人颇为生动的生命迁起和人生轨迹来阐述文化流动、融合对于女性生命的影响。
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论张翎小说的结构艺术
    胡德才：张翎的小说世界多彩多姿，令人流连忘返。在这里，东方与西方错综交织、历史与现实紧密勾连、精神与物质互相撕扯、情感的创伤和理性的思考相伴相生。
在张翎的前两部长篇小说《望月》和《交错的彼岸》问世后不久，就有评论家称她是“海外女作家中少有的善长在小说结构的高手。”再加上随后的《邮购新娘》和《金山》，可以说，张翎的长篇小说在内容上是一部比一部厚重，结构上一部比一部繁复。
对于张翎来说，一方面，地理位置的阻隔给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段合适的审美距离，使她的书写更加从容淡定，也有了更多理性的内涵；另一方面，作为对“小说是说故事”有着高度自觉而又对历史有些着迷的张翎，这种从国内到国外的双重人生经验使她的小说在构思时就有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结构上体现为一种巨大的时空跨度，人物关系则错综复杂，气势上就有了几分恢弘和大气。读张翎的小说，总能让人感到一种新奇和意外，原因就在于她独特的视角、别出心裁的构思、横跨中西贯穿百年的恢弘与厚重以及一个个意蕴丰厚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相交融的典雅细腻的语言风格。其中《望月》和《邮购新娘》分别以主人公名篇，望月和邮购新娘江涓涓也是整部小说众多故事的引线，是小说结构布局的主干，这两部小说所叙述的跨越百年牵涉中外的新人旧事爱恨情仇都与她们直接或间接相关，都因她们而串连起来，这种结构可以称之为“串珠式”结构。《交错的彼岸》和《金山》则分别以小说中的两个次要人物新闻记者马姬和社会学教授艾米对一起华人失踪案的调查采访和对一座古旧碉楼的探访溯源为线索，失踪案的主人黄蕙宁和碉楼的主人方得法才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随着调查采访和探访溯源的深入，引出了关于主人公及其家族以及相关人物跨越百年从国内到国外的人生足迹、情感波澜和命运浮沉，小说的结局是黄蕙宁失踪案的水落石出和碉楼主人百年传奇故事的浮出水面，而作为小说引线人物的马姬和艾米也随着主体故事的结束而与自己心仪的伙伴走到了一起。小说在形式上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完美的封闭系统，这种结构可以称之为“封套式”结构。
    张翎小说除了艺术结构错综繁复、具有巨大的时空跨度和史诗般的追求外，女性心理刻画的细腻、人性内涵的深刻解剖以及语言风格上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的交融也是其艺术成就的突出表现，值得深入探讨和仔细品味。
古大勇：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马华女作家朵拉小说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思考
古大勇：朵拉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广播剧等诸多领域，但小说是她最钟情的文体，在小说里，她又特别倾心于短篇小说和微篇小说创作。她自198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问情》以来，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10多部小说集。总体而言，朵拉的小说大都是以爱情婚姻家庭为题材，逼真冷静表现了现代社会中男女爱情和婚姻中呈现出的林林总总的“众生相”。
朵拉的小说告诉我们，女性往往更注重爱情本身的质量和内涵，更注重爱情的诗意、浪漫和幻想，更注重对爱情的保鲜、经营与创新。而男性在这方面远远不及女性，由此产生了男女两性的错位并造成悲剧。朵拉的小说多表现出女性对爱情的痴情、专一和忠贞，对爱情始终有“飞蛾扑火”的执着态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小说中的男性对爱情的态度很多是逢场作戏、不负责任、善于欺骗、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充满着功利色彩。
朵拉的小说对婚外恋尤为关注。一方面，她并不赞成婚外恋，主张男女回到忠贞的婚姻里来。另一方面，朵拉对婚外恋并非一例采取谴责的态度，而是采取辩证的双重立场：她判断婚外恋的标准不是世俗的道德原则，而主要是看这种婚外恋关系中有没有真正的爱情。
    朵拉小说表现了女性对两性平等、对自我人格尊严和自我独立意识的执着追求，张扬了一种以平等、独立和和个人价值观为内涵的现代女性人格。她们拒绝做男人和家庭的附庸，非常珍惜自己的事业和职业，因为这是她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朵拉以一种同情式的立场写她们的失恋的痛楚和忧伤，但更赞赏她们在失恋中维持女性的独立人格和自我尊严，赞赏他们在逆境中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朵拉曾说她从1986年“开始对女权意识觉醒”，但朵拉的女权意识并非意味着她张扬一种女性一元独尊的性别秩序。她呼唤的是两性平等、两性和谐相处的女权主义，而不是两性对立的激进女权主义，朵拉的女权主义主张其实接近于“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和“走向性属融容的女权主义”。前者主张建立社会公正，争取两性的机会平等，获取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自由，最终走出性属差别，通过人道主义的公正而获得解放。后者主张不要为了突出女性性别权力，剥夺男性权力或把男性“踩在脚下”，而要超越男女性别的对立，实现男女合作和性属融容的局面，以和谐合作的方式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马峰：印尼建国大学中文系讲师
谈印华作家袁霓的微型小说创作——<失落的锁钥圈>赏析
马峰：袁霓的小说创作情理兼备，爱情、社会、亲情交响协奏，情中寓理，理中含情。既有个人心路历程的内在透视，又有关心人情百态、社会疾苦的向外视野。她具有浓重的现实情怀，不仅观照华人生存状态及心理，也对印尼社会现实、族群和谐以及下层小人物进行审视。她对小说的语言及形式要求严谨，自然流畅的叙事中略显沉重，细腻含蓄的语言中凸现质朴，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蕴蓄深刻。
2010年6月微型小说集《失落的锁匙圈》面世，分为爱情篇、社会篇、亲情篇。其中，“爱情篇”宛若情爱万花筒，恋人、夫妻、情人都粉墨登场，幻想、隔阂、虚伪皆暴露无遗。袁霓的创作以情见长，其爱情描写细腻中凸现深刻，忠诚与背叛、虚假与真挚、辛酸与慰藉相交织，编织出爱的迷网，多声部共奏出情感的交响乐。运用精雕细刻的笔法，寓理于情，描绘出真假善恶交融的“爱情辩证法”。同时，她善于挖掘人物内心的细微处，她对爱情中女性心理的把握尤其出色，对情感纠葛的呈现出神入化。
“社会篇”入木三分的雕刻善恶众生相，一针见血的抨击社会弊病，或点名道理，或引人深思。袁霓以警世之言惩恶扬善，不乏悲天悯人之心；以幻境之语讽喻现实，足见济世救人之切。她善于将上层社会的伪善与下层社会的辛酸对比，善于以小题材见大道理，善用讽喻手法发人深省。
“亲情篇”运用细腻的笔触勾勒亲情的酸甜苦辣。亲情，集个人心路历程与集体伤痕记忆于一炉，有家庭辛酸的情感抒发，有现实社会的伤痛苦难，有人生命运的清醒反思。袁霓的亲情浓郁厚重，以广阔的视野着笔，以历史的记忆为底色，以社会的现实为主色调，以人生的苦难为配色，以悲天悯人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幅富含印度尼西亚本土特质的图景。
    袁霓的微型小说创作题材广阔，艺术手法新颖别致。爱情宛若复调音乐，多声部共奏爱的交响乐；社会恰如炽热熔炉，铸炼涤荡心灵的多棱镜；亲情好似生活佐料，搅拌酸甜苦辣的五味瓶。爱情、社会、亲情的主题包罗万象，既有贴近印尼大众生活的本土气息，也有跨越民族、国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普遍观照与反思。对个人情感的深入体现了女性的细腻，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展现其目光的深邃。读她的微型小说，如品一杯绿茶，清香令人陶醉，苦涩耐人回味。
袁勇麟：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21世纪中国大陆张爱玲研究管窥——以硕博士论文为例
袁勇麟：张爱玲以其奇谲的创作风格、独立的思想意识、张扬的个性主体等鲜明的特征而在文坛上占据着特殊的一席之地，并始终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关切的注视。张爱玲研究经过上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五六十年代海外研究者的高度肯定，八九十年代大陆学界的重新发现，直到如今二十一世纪媒体传播的普遍推广等历史过程，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检索了近十年来的硕、博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几十篇，硕士论文将近300篇。从近十年来张爱玲研究的硕博士论文来看，又发现存在的许多问题。
很多学者从文本角度切入，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仔细解读，分析张氏文本的人物塑造、意象经营、比喻设置、情节结构等具体艺术风格的技巧层面的文本分析。这种研究方式是解读张爱玲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它局限于作品表层意义的开掘，可拓展和深入程度有限，阐释的空间相对比较狭小等问题。
其次，采取文本研究的透视方式，即通过文本细读，穿透技巧层面，深入把握文本内部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含蕴，特别是对性别意义的生发，得出她“对两性关系的深刻而清醒的审视，筛漏出现代人尤其是现代男性的自私、功利、冷酷与悲凉”男权文化批判和“从女性主体的视角出发去观察、体验和审视女性日常生活的情感、欲望和生存”的女性生命体验。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大部分性别研究者得出的都是类似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新见。
在创作主体研究方面，从不同面向进一步深入张爱玲生命内宇，从而破解张爱玲奇谲瑰艳的创作魅力的密码。我们在肯定这一研究方式的同时，也有必要清醒地意识到，一切深入主体生命的研究必需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收集整理和文本细读深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主体的真实状况，以免出现理论先行和贴标签等情况。
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教授
    陆卓宁：胡德才教授深入剖析了张翎小说的结构艺术。他认为，张翎是北美新移民文坛的一位风格独特、成就斐然的女作家，尤其是在长篇小说领域成就卓著。他归纳总结出的巨大的时空跨度、错综的人物关系、繁复的结构形式、“史诗”意蕴的追求，这四点是构成张翎小说艺术上的重要特色。古大勇博士以朵拉一系列爱情婚姻家庭小说为研究对象，重点阐释了朵拉小说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独到理解。马峰以印尼女作家袁霓的微型小说集《失落的锁钥圈》为例，爱情交响乐社会多棱镜亲情五味瓶三个方面分析其情理兼备的创作魅力。袁勇麟教授采取肯定与批判的辩证态度，从文本研究和文化研究两方面入手，以文本研究、主体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化传播研究等多方面为考察对象，对近十年来硕、博士论文的张爱玲研究成果作总体分类和理论层次、程度评价。
王红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王红旗：非常感谢众位主讲嘉宾的精彩演讲。世界华文女性文学写作和研究任务任重道远。女性文学如何建构历史，如何超越自我，如何处理好海外各种异质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各种女性主义的关系，处理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好自我与男性之间关系，重新建构当代世界华文女性文学研究学术框架，需求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探究。建构一种融入人类大文明、人类终极关怀理论需求更多的前辈、导师们，青年学者一点一滴，踏踏实实的努力和创新，来共同推动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感谢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期待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