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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死亡有一万扇门，你在哪扇门前谢幕？
“插满管子”的医院ICU监护室罗点点和她的好朋友成立的“临终不插管”俱乐部当生命无法挽回的走向尽头，你会选择“体面”地离开还是“插满管子”地活下去？因为看过太多经历“临终抢救”患者的痛苦与窘迫，开国大将的女儿医生罗点点建立了“不插管”俱乐部，鼓励人们签署“不过度医疗”生前预嘱，倡导患者能够“有尊严地死去”。老许留下的最后笔迹这绝不只是一根看起来仅有小拇指粗、一米长的管子。它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与“老天”讨价还价的能力。它穿过老许的鼻子，插进肺，每隔一会儿，就能吸出满满一管痰。当痰被吸出时，老许就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起初，他能醒两三个小时，后来只能醒几分钟。几个月过去，这根管子眼看就要输了。因为，“吸的速度不如产生得快”。疼痛难忍的老许用尽全力，写下几个歪歪斜斜的字：“痰在肚子里！”就在老许靠管子“活着”的时候，在遥远的美国，另一根管子插在佛罗里达州一家养护院里一个名叫特丽的女人身上。这一年是2003年。植物人特丽依靠喂食管，已经存活了13年。关于要不要拔掉特丽的管子的争论，几乎震动了整个美国。起初，当地法院批准了特丽的丈夫提出的申请，她的喂食管首次被拔去。仅仅两天后，另一法院作出相反判决，喂食管再次插上。后来佛州最高法院判定，要求拔掉管子。可法案通过仅一小时后，州长立即命令给特丽重新插入喂食管。整个美国为特丽心碎。无数人抗议示威，举着标语牌：“给特丽食物”、“别让特丽饿死”。甚至布什总统也介入“抢救特丽”事件中来。不过最后，医生们按照法律的判决，镇定地拔掉了特丽赖以维生的喂食管。警察甚至逮捕了不下50个想强行对特丽进行喂食的人。喂食管被拔掉13天后，日，特丽真的被“饿死”了。这场关于生命伦理的争议至今都被称作经典案例。如今，越来越多的老许、特丽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各个城市的重症监护室（ICU）。哈姆雷特的老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如今却成了全球性的新命题。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当罗点点和她的好朋友几年前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一个重大的、严肃的、要一辈子干到底的“事业”。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从医多年。起初，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死得要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工业化”地死去。最后，十几个爱说笑的人在一间简陋的老人，嘻嘻哈哈地宣告俱乐部成立了。直到有一天，罗点点无意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这是一份美国有400万人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等。也就是说，如果特丽在清醒时，就签署了这样一份文件，就不会有事后那场搅动整个美国的轩然大波了。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而她自己就遭遇过“替别人决定生死的事”。当时，罗点点的婆婆因为糖尿病住院，翻身的时候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停，医生第一时间用上了呼吸机，虽然心脏还在跳动，可是没有自主呼吸，而且完全丧失了神志。还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老人的生命，让老人在这种生命毫无质量的状态下“活下去”，成了困扰整个大家庭的难题。最后罗点点和家人一起作出了停用呼吸机的决定。后来，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家人发现了老人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对在自己生命尽头时不进行过度抢救的要求。但当时身为医生的罗点点仍然感到后怕。如果没有这张纸条，或者纸条写着另外的意思，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件事不像猜谜语，不再让逝者生者两不安？这时候又传来巴金去世的消息。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先是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2006年，罗点点和她的朋友成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如今，网站累计有87万人次的流量。她们设计的LOGO是一棵美丽的七彩树，树下一片红叶正在随风飘落。画面温馨得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与“死亡”相关。罗点点说，她要用余生在全国种这棵“七彩树”，传播“生前预嘱”理念。她希望在咖啡厅、书店、银行、医院等公共场合，都能摆放关于“生前预嘱”的宣传册。死亡就像一面镜子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从医40年的刘端祺经手了至少2000例死亡。他认为罗点点她们做的事儿，太重要了。他的同行、武警总医院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纪小龙说：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数据显示，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最后的治疗上。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刘端祺听到了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味，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连续剧，医生导演完每一集，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在这2000多例死亡中，“花掉370万的人”是很独特的一个。这位房地产老板对刘端祺说，我最大的优势是有钱，我花100万让我老婆活10年没问题吧？刘端祺说，一年都有问题，一个亿都活不成。最后370万流水样花完了，患乳腺癌的妻子也走了。这让刘端祺想起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家属认为，我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好的药、最先进的设备，人就不会走。而医院也很乐意被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拽着。可事实上，钱能买到高档病房，却买不到“不痛苦”，买不到命。事后大家反思，在哈尔滨这间病房，只能看到各种医学技术的“表演”，而作为对人类同胞基本的关怀，“空气太稀薄了”。在刘端祺看来，如今的医学现状，正如爱因斯坦早就担心的“手段日臻完善，目标日趋紊乱”的所谓“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医生发现，现实生活中，无论多么高龄死亡都是“因病抢救无效”，这不是一句讣闻中的套话，而是一种社会意识。再也没有寿终正寝，唯有高技术抗争。协和医院的大夫给罗点点团队的志愿者讲：我们抢救过一个老太太，她的孙子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像打一场战役一样救我奶奶，而且这场战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你知道他奶奶多大岁数了？105岁！对那种“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观点，刘端祺一直持反对态度，可这种态度常常得不到许多同行的理解。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在2000多例的死亡中，刘端祺最难忘的是一个老太太的死。这个肺癌晚期的老太太，做了3个周期的化疗，被药物的副作用折磨得不成样子。她彻底弄明白自己的病情后，和医生商量，放弃化疗。她住院时唯一的“特殊要求”是，希望有一个单间，这个空间由她自己安排。她将这间单人病房布置得非常温馨，墙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还请人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沙发和几件小家具从家中移到病房。圣诞节、春节，她还亲手制作充满童趣的小礼物，送给来看望她的同事。最后老人一直在镇静状态中度过，偶尔会醒来。醒来的时候，她总会费力地向每一个查房的医生、护士微笑，有力气的时候，还努力摆摆手、点点头所有这一切，都保持了她那独有的优雅。直到最后，她再也没有醒来。总在与死神拔河比赛的刘端祺说：每一次死亡都是很个体的，死亡就像一面镜子。可在无数次会议中，刘端祺都发现在“技术至上”的同行中间，自己是少数派。有时候坐在他身旁的“技术狂人”，明知他是谁，也不搭理他。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刘端祺曾和圈内人为此事在饭桌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快翻脸的地步。“有尊严的死去”引发各界争议罗点点也是。在一家电视台的演播厅，她成了举双手赞成陈作兵大夫的人，而另一派，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主持人不得不数次出来“灭火”。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发生在全国的好几家电视台、报纸上。连“总关注国家大事”的白岩松都花了20多分钟，专门谈这件事儿。很多人发现，原来每个人都可能是“陈作兵或者陈作兵的父亲”，这可能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正如白岩松在节目开场白的发问：“死亡有一万扇门，你在哪扇门前谢幕？”父亲走后，陈作兵的手机快被打爆了，其中不乏谩骂、质疑，但他坚持，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他还会这么做。因为父亲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在医院做不了的很多事和亲友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他还种了梅干菜和南瓜。他说：“我怕是等不到收获的时候了，但是拉拉(他的孙女)还可以吃到。”这个有公费医疗却放弃治疗、最终也没吃到梅干菜和南瓜的老人平静地走了。正如老人生前说的：“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这种诗一样的语言，也常常出现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的课堂上。他念因癌症离世的美国人崔雅的诗歌，讲海德格尔的哲学“人是向死的存在”，他还把死亡说成是“生命的秋千荡完了”。他把自己的课叫“死亡课”、“优逝课”。只是，这样的课常有学生逃掉，但几乎没有人逃医学技术的“主课”。王一方也讲温暖的绘本。他甚至很希望，有一天，和一个癌症患者依偎在一起，读《獾的礼物》。那实在是个小孩子都能读懂的故事：冬日的晚上，一只獾很老很老了，他吃完晚饭，靠近壁炉，坐在安乐椅上摇啊摇，一个美丽的梦境把他引入一条长长的隧道，他跑呀跑呀，丢掉了拐杖，到了另一个金灿灿的世界。第二天，狐狸宣布“獾死了”。冬去春来，村子里的动物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老獾。土拨鼠说，是獾教会我剪纸；青蛙说，是獾教会我滑冰；狐狸说，是獾教会我打领带；兔妈妈说，是獾把烤姜饼的秘密告诉了我……原来，獾留了这么多礼物给大家。可王一方一直没有等到与临终病人“分享獾的礼物”的温馨时刻。他的演讲顶多是在一群病人家属中进行而已，尽管很多家属听得热泪满面，但这样的“死亡课”一直没有进病房。给别人让出空间，正如别人让给你一样这样的挫败感，他的朋友罗点点有太多了。她去医院大厅种“七彩树”，希望传播“生前预嘱”。医院的负责人婉拒了：“我们这儿是救死扶伤的地儿，谁接受得了你们说死呀！”她让朋友在公园的合唱团里发问卷调查，唱歌的阿姨们不乐意了：“活得好好的，这么早让我们想到死？”结果没多久，真的死了一个人。大家都开始思考罗点点说的事儿了。罗点点出了一本书《我的死亡谁做主》，她把新书发布会放在北京非常时髦的世贸天阶时尚廊举行。发布会是崔永元主持的，他笑称“这本书很难成为畅销书，还不如一个80后小孩写的书好卖”，但没办法，“这是一种责任”。他还念了史铁生的话：“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春节时，罗点点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所有的亲友。大家都说“真有你的，大过年的，说什么死不死的”。可看过书的朋友，又打电话对她说：这是一份文明的礼物。她告诉别人自己在忙什么，有家境差一些的人直接反驳：“你说的问题太高端了，我们面临的不是放弃，而是没有。”也有医生说，你们的理念挺好的，可在中国很难推下去。很多时候，不是医生，而是中国人“孝道的传统观念”这把最有力的手，把各种管子插入了病人的身体。有的医生一边看着胸透片子，一边对病人家属说：癌症晚期了，治疗的意义不大，但你们还是表表孝心，住院化疗吧！还有的临终病人本人都不愿做最后抢救，但他的子女担心面对亲戚朋友甚至邻居，说因为自己不让医生治，把老父亲给“弄死了”，硬把老人塞进了ICU的一堆机器中，眼巴巴地隔着玻璃流眼泪。除了孝，有的还有利。比如，有的家属就是不拔管子，病人一直躺了4年多，为什么不放弃，因为费用不需他支出，他活着一天就从单位领一天工资。还有个病人的儿子跟大夫说，你再给我父亲延长一天，我给你1000块钱。这天是31号。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因为“下月的工资就有了”。实际操作中，“要不要抢救”到底听谁的？老人不想抢救，子女要抢救，医生接受哪个？老大签字不抢救，老二来了要告医生，你凭什么不抢救我爸啊！因此，现在医生出于自我保护，尊重家属的意愿远远胜过尊重病人的意愿。最后决定拔管子了，在过去，谈清楚了家属同意撤，是由医护人员拔。现在决定撤时，就告诉家属怎么操作，他们自己动手解决。（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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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 里 / 有 / 束 / 光 眼 / 里 / 有 / 片 / 海 　　 　　拾遗物语 　　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 　　但这些发布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 　　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 　　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 　　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 　　“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 　　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 　　“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 　　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 　　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2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 　　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 　　“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 　　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 　　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 　　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 　　“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 　　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 　　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 　　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 　　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 　　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 　　“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 　　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 　　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 　　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 　　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 　　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 　　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 　　“这有本质的区别。” 　　 3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 　　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 　　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 　　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 　　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 　　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 　　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 　　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 　　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 　　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 　　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 　　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 　　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 　　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 　　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 　　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 　　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 　　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 　　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 　　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 　　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 　　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 　　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 　　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 　　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4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 　　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 　　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 　　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 　　“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 　　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 　　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 　　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 　　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 　　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 　　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于是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 　　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 　　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 　　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 　　陈老帅病重到最后，已基本没有知觉。 　　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 　　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 　　“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 　　陈小鲁问：“能不能不抢救了？” 　　医生说：“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 　　当时，陈小鲁沉默了，他不敢作这个决定。 　　“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 　　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尊严死”后， 　　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申明放弃临终抢救： 　　“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 　　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 　　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 　　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 　　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兰病重入院， 　　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 　　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 　　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 　　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家人伤痛之余也颇感欣慰。 　　“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罗点点很感动。 　　 5 　　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 　　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何谓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 　　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 　　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何谓缓和治疗？ 　　“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 　　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 　　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 　　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 　　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 　　1、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 　　3、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 　　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 　　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 　　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 　　1、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 　　2、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 　　3、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 　　4、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 　　5、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 　　………… 　　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以去旅游吗？” 　　医生亨利回答：“当然可以啊！” 　　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 　　 6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 　　一是治疗不足。 　　“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 　　二是过度治疗。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 　　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 　　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 　　“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 　　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 　　“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 　　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 　　“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 　　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 　　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 　　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 　　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 　　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 　　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 　　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 　　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 　　“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 　　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 　　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 　　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 　　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 　　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 　　“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 　　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 　　 7 　　穆尤睿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让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 　　“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 　　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 　　立即给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电话： 　　“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 　　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 　　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离开吧！” 　　太太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二天，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间。 　　这件事，也让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 　　“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 　　将来若是神智清楚，就算这是座右铭； 　　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这个算作遗嘱。” 　　 　　于是，约翰逊写下了三条“生前预嘱”： 　　1、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2、遇到天灾人祸，而医生回天乏术时，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 　　3、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 　　随后，约翰逊拨通电话，向穆尤睿征求意见。 　　穆尤睿回答：“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 　　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 　　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 　　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 　　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 　　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 　　 8 　　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 　　之所以说普通， 　　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各大医院发生—— 　　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 　　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 　　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 　　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 　　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 　　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 　　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 　　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 　　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 　　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 　　每看到一点变化，就会立即跑来找我。 　　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 　　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 　　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 　　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 　　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 　　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 　　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 　　每当这时，他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 　　可每天反复地清理，却还能抽吸出很多。 　　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 　　而他们，仍表示要坚持到底。 　　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 　　 　　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 　　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 　　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 　　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 　　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 　　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 　　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 　　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 　　十天后，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 　　针眼、插管遍布全身。 　　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 　　我问自己：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 　　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生命的意义何在？ 　　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 　　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 　　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9 　　2005年，80出头的学者齐邦媛， 　　离开老屋住进了“养生村”， 　　在那里完成了记述家族历史的《巨流河》。 　　《巨流河》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多个奖项。 　　但时光无法阻止老去的齐邦媛， 　　她感觉“疲惫已淹至胸口”。 　　一天，作家简媜去看望齐邦媛。 　　两个人的对话，渐渐谈到死亡。 　　“我希望我死去时，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最后一刻仍然书卷在手， 　　最后一刻仍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 　　最后一刻眉宇间仍然保持一片清朗洁净， 　　以“读书人的样子”死去， 　　这是齐邦媛对自己的期许。 　　你呢？ 　　如果你是绝症患者， 　　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 　　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 　　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 　　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 　　 　　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 　　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 　　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 　　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 　　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 　　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 　　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 　　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 　　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 　　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 　　“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 　　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 　　“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 　　本号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法律顾问 | 重庆沁山律师事务所 　　拾遗热文 　　 　　 　　 　　 　　 　　 　　 　　 　　 　　 　　生命中总有一束光 　　足以穿透黑暗 　　长按二维码 一键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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