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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快一杆子高的时候，母亲将熬好的半锅山药稀饭往炕头一掼，烦躁地催促起来：“娃们，娃们，阳婆都照在屁股上了，还不快些起炕啊？七天才等来一个礼拜天，营生攒下一大堆，靠谁做啊？没有人替你们的。”
看到我们没啥动静，母亲再次提高了嗓门：“懒死鬼，真是一群懒死鬼，你父亲下地都快歇头歇了，看看你们那德行，一个一个，是不是都欠挨打的哩，啊？”
见我们起床的动作不甚利索，母亲习惯性地从炉台上揽起笤帚把来，在炕沿上狠劲地敲打。我们都知道这笤帚把的厉害，倘或不按母亲的指示办事，敲打的目标定然会由炕沿迅即转移到我们的身上。谁愿意啊？一睁眼就遭受一顿皮肉之苦。于是我们一个个迅速冲出被窝，将破衣烂衫披挂在身上，然后围成一圈，揉着迷迷糊糊并不想睁开的眼睛无可奈何地端起了黑瓷大碗。
母亲俨然是家里的一个生产队长，很快就在我们“吸溜溜”的喝饭声中将各路人马的营生安排了个妥妥帖帖。
母亲安排营生，向来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一天，除了在三岔中学读书的大姐大哥和没有些许劳动能力的三妹六弟（那时七弟还未出生）外，其余孩子都领到了和自己年龄以及体力并不太相称的营生：二姐带领四弟上午到西山上打柴下午到沟中抬水，以解决燃火做饭和人畜吃水问题；五弟在家中看管四岁的三妹和两岁的六弟，最要紧的不是怕弟妹吃不上喝不上，而是怕弟妹掉到院子外面的山沟里摔死或被走进村子里的野狼给提走；我和三弟的任务是到河曲县的土沟村去卖小兔崽子。因为十几个小兔崽子已经满月了，如不按时出窝，不仅会影响母兔的下次怀孕，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说可持续发展大概严重了，其实是勉强维持这个家庭的基本的生存状态而已。
那个时代，饭是吃不饱的。中午还能吃一顿结硬一些的东西，早晚则是不断地重复着清一色的山药煮稀饭，村里人管这种饭叫“清汤灌大肚”。
这种清汤灌大肚的饭，是顶不了大事的。当时喝个两三碗好像是填满了肚子，但那是假象，等撒过一泡尿后马上就会饥肠辘辘起来。
吃着这种清汤灌大肚的饭，念书还能将就下来。但那也仅仅是一种将就。每到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孩子们再也没力气保持原来的坐姿了，甚至连脑袋也挺不直了，一个个爬在桌子上，歪斜着头来听老师的讲课。其实，课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因为肠胃在激烈地打架，心里头尽是盘算着些吃饭的问题，其场面如同一摊霜打过了的庄稼。
而要劳动，光靠这样清汤灌大肚的稀饭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支撑下来的。这一点母亲非常清楚。所以每到礼拜天的早上，母亲总会在平常山药煮稀饭的基础上再给我们增加一道“硬食”。这道“硬食”便是山里人再熟悉不过的那碗“炒面”了。
有些原始而古朴的乡村吃法，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已经消声匿迹了。吃炒面就是如此。
说到炒面，人们大概很快会想起我国北方地区食堂里或饭馆里卖的那种香喷喷的油炒面食。其实那种炒面和这种炒面，原本就不是一回事情，风马牛不相及。饭店里的炒面，是对煮好的白面条的一种深加工或精加工，以增加其美味。用鸡蛋炒了称素炒，用过油肉炒了称肉炒。但我说的乡村里的那种炒面，是把各种粮食（那个时候多以玉米和高粱为主，也适当掺和些莜麦、豌豆或谷糠之类的东西）在铁锅上炒熟了，再用石磨磨成的面粉。这种炒面，放在碗中加些稀饭汤子用筷子一搅和就可以食用，非常简便易行。当然，还有更加省事的办法，在没有汤水没有碗筷的情况下，随手抓入嘴中也可当饭来吃。然而那搅和的工序却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这种搅和不是在碗里头借助稀饭汤子和木头筷子来实现的，而是在嘴里加进了自己的唾液靠着舌头强有力的翻动来完成的。否则，怎能吞咽下去？
母亲在安排过营生以后，就像以往过礼拜一样，顺手把炒面笸箩子搁到了炕头上。看着一个个齐刷刷伸过来的黑瓷大碗，母亲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她一边用自己的筷子做着阻拦状，一边根据以往抢炒面的教训迅速重申了吃炒面的纪律：“不要抢，不要抢，人人有份，每人一铁勺。”说完这话，每一个黑瓷大碗都按着规矩递到了母亲身旁。母亲将所有的黑瓷大碗顺次摆成一个圈儿，然后用那个祖上传下来的铁勺子来给大家分配炒面。如母亲所说，每个碗里一勺子，不多不少，不偏三向四，挖多了母亲还会在炒面笸箩子的上方抖擞一下勺子，挖少了母亲还会用另一只手再捏上一圪撮补充进去，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工作做得十分精细十分公平，不佩服不行。分完以后，在孩子们拌炒面的中间，母亲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接着补充到：“二、三小子，今天早回不来，可以放开肚皮吃饱。”既然母亲放话让我们吃饱，那我们还怕甚哩，那我们不就可以亲自上手了？于是，我和三弟，三下五除二，将分来的那份吃完，然后挤到圈子的前面，将手伸到笸箩子里，大把大把地把炒面抓入自己的黑瓷大碗，高效率地拌起炒面来，又高效率地吃起炒面来。吃快了，难免会往外面撒落一些。
看到我和三弟狼吞虎咽，姐弟们哪里还能坐得住？他们眼馋的眼馋，眼红的眼红，羡慕得直咽口水。
他们在一旁，有的用筷子敲击瓷碗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有的直接用言语来挑衅和挖苦我和三弟。其实，我们清楚，这种挑衅既是冲着我和三弟来的，更是冲着母亲这个吃饭的总设计师来的。二姐说：“那炒面是家里的，身体可是自己的，招架把肚皮撑破流出肠肚来的哇。”四弟五弟就像平常那样不失时机地跟着二姐起哄道：“撑就撑破吧，憋死了也总比饿死了要强。”二姐再次引逗：“虽然大人放话了，但也不能像猪吃食那样，里一半外一半地瞎撒活吧，又不是吃贼哩。”四弟五弟也赶快附和：“就是呀，就是像猪吃食子一样，里一半外一半。”二姐再次攻击：“兔子卖了卖不了还是个‘’，倒把炒面给抖打进了好几碗，真是不上算。”二姐上过数学，知道“”是个未知数，四弟和五弟刚刚上小学根本不清楚“”的含义，可是他们仍然在那里跟着瞎起哄：“就是，就是，就是，三大五碗的，还不是？”大概是因为跟着二姐使用了“”这个新名词，说完话以后四弟五弟竟然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笑过以后，他们又跟着二姐把目光一齐转向了母亲：“妈，妈，妈妈，你还不赶快把碗筷给夺下来，再让他们吃下去，就真的了，不光把咱们家吃穷了，也把他们自己撑死了，出了人命多不上算啊？”看到姐弟们乱哄哄的越说越来劲越说越邪乎了，母亲不得不再次拿起笤帚把来维持秩序，她在炕沿上狠劲地敲打了几下然后喊道：“都给我闭嘴，都给我闭嘴，谁要眼红他们吃炒面，谁下次就给我到河曲卖兔子去！”
母亲说完这话，场面上立刻变得安静了许多。因为大家一来看到母亲发火了，是真的发火了，二来，更主要的是这二来，二来听到了母亲那句“到河曲卖兔子”带有惩罚性的话。所以至此打住，闭嘴了，安静了，谁也再没有去胡言乱语。我们知道，母亲向来说话是算数的，倘若谁要再敢多言，下一礼拜准会让谁去卖兔子。说到卖兔子，谁不头疼，谁不发愁？这营生我们多体验过了。如果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那我们家则绝对是没有白吃的炒面。
场面归于平静以后，二姐把母亲重重地瞅了一眼跳地出了院子，四弟、五弟则眨巴着眼睛退到了后炕上。
在二姐率领两个弟弟挑衅我和三弟的时候，我和三弟则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没有反击，没有对骂，没有应战，甚至连一个正眼也没有去看他们。因为顾不上，吃炒面要紧，我们的老主意是：你说你的，我吃我的！你说不饱肚子，但我能吃饱肚子。倘若硬要套用一句名人名言的话，那叫作“吃自己的炒面，让别人说去吧！”
吃过早饭以后，姊妹弟兄们各干各的去了。
我和三弟把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崽子从兔窝中逮住，放入红柳编成的箩筐里面，然后用一根木棍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在了通往土沟村的山道上。
那年，我十岁，三弟八岁。
养兔子，是那个年代大山里唯一可以放开手脚来发展的一种家庭副业。
我在《大山里的孩子没衣裳》一文中曾介绍过，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农民的自留地、小块地、掏坡地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养猪、养羊、养鸡等家庭副业也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限制了。其限制的养殖指标大抵是：三户农民允许养一头猪、一户农民只允许养两只羊和三只鸡。超过了，就会批你斗你捆你打你甚至拽着你去游大街。这一限制，就真的把农民给坑了。请有良知的人们来想一下，如果只靠这一点养殖和从队里分来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粮食（好年景一口人能分到二、三百斤粗粮，赖年景只能分到一、二十斤），农民的生活将如何进行下去？
山里的人们其实是最肯于动脑子的。他们在千方百计地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以便绕开上面的政策来寻找自己的生活门路，用现在的话说叫“见了红灯绕道走。”对于违反政策的事他们向来不敢去碰，他们管这种循规蹈矩的行为叫作“反胃的不吃、反对的不做”。比如等糜黍下来后加工一点笤帚小心翼翼地跑到城里的机关单位去卖；比如在雨后到山上采些蘑菇、中药、地皮菜之类的东西小心谨慎地背到骡马集市上的拐角处去卖；再没有东西可卖了，他们也不去偷不去抢，而是出去卖自己身上的血液——他们喝足了盐水，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乘着夜色走到城里，再拐弯抹角地走到医院，把胳膊甩给“白大褂
”，眼睛一闭，任凭自己身上的鲜血汩汩汩汩地往外流淌，一管子又一管子……因为以上这些东西，包括笤帚、包括蘑菇、包括中药、包括地皮菜、也包括自己身体里那鲜红鲜红的血液，都是城里人所需要的（当然农民兄弟们自己也需要，可他们不能要，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话说，他们为了得到更加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自己这些同样紧俏的东西让度出去），也不是红头文件上所绝对禁止的。
不知是何年何月，山里的人们突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生财”门路——那就是发展家庭的养兔业。养兔子，虽然利润不大（每斤兔子公家收购的价格是五毛三分钱，毛重），但国家总归没有像养猪养羊养鸡那样做出明确的限制，没有把兔子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仅没有限制，有那么一段时间，国家还定期向养殖户敞开收购（好像是每个月的一号和十六号由供销社来集中收购）。据说这是国家战备的需要，将收回来的兔子全部运送到了战火一触即发的中苏边境，有人还说珍宝岛战役就是靠布了兔阵而大获全胜的。具体怎么用兔子去备战去胜利，那已经成为了孔明的木牛流马，当时保密，后来失传，没有人能知晓了。
既然于国家安全有利，于自己生活有利，那就养吧。这叫作“见了绿灯快步跑”！
于是，村里的好多人家开始发展养兔业，我们家发展得更快更好而且更具规模，堪称大山里的楷模。
父亲向来嗅觉比较灵敏，那年养兔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在全村人都还在发闷的时候，父亲连母亲也没告一声，匆匆忙忙地赶了一只羊就到三岔的集上换回了两只优质种兔——青色，红眼，大耳，长毛，外国种系，一公一母，个子明显比中国的家兔要大，名曰“兔”。人们说美国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个“”字，因而断定这种兔子是从地球背面的美帝国主义那里进口过来的。究竟是不是？鬼才知道呢。
母亲对于父亲独断专行做下的这桩买卖显然不甚满意。她对父亲说：“你肯定让城里人骗了，一只羊怎么就给我换回两只兔来？你这就是乡下人常说的那个五马倒六羊、六羊倒七鸡、七鸡倒八兔，八兔最后倒了个叽叽咕嘛。”父亲不无调侃地对母亲说：“你说的不对，应该这样说，我是用一只中国羊换回了两只外国兔，而且是‘’兔——美帝兔。”母亲说：“油兔也好，醋兔也好，兔子再好，它也是个兔子哇，美帝兔咋啦？莫非还能给你长成个骡子，还能给你拉犁耕地？”父亲笑了笑说：“是哩，我就是指望它给咱长成个骡子。你看那个头，美国人的个大，美国兔的个也大，那地方都是大种种。城里人说这两个兔子才刚过两月，正才往大长呀。”说到这里父亲又若有所思地转了个折：“不，不对。咱们不只是让它两个长成骡子，还要让它两个给咱下好多骡驹子哩。”听完这话母亲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讽刺父亲道：“哎呀呀，我的天哪，还要让骡子下骡子呢，亏你还是个六二压！”父亲知道进入了母亲埋下的圈套，说走了嘴，所以再没去争辩，而是跟着母亲哈哈大笑起来。
多少年来，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虽然是一对农民夫妻，但他们经常会用这种诙谐幽默的语言来调侃贫穷的生活和缓解紧张的气氛。
父亲想得很大，一看就是想往大闹腾哩。他拆了当年的驴圈（他说集体都化了，反正大牲口不让个人养了，驴圈放着也是放着），用那些材料在大门口那个靠着土崖向着太阳的地方，盖起了一座一丈多宽八尺多深的兔窝——前门面上不只用条砖垒砌了若干长方形的小窗眼，而且还安装上了两块好大的玻璃窗户，宽敞、明亮、通风、透气、整齐、大方，一看就比乡村里那种传统的兔窝强出了好多倍，有了一种现代化养殖的气息。母亲对父亲说：“你也真是的，怎么把兔窝盖得那样大那样阔，住人呀还是圈骡呀？”父亲对母亲说：“洋兔子住上洋房子，才般配哩，咱们不能亏待了美帝兔！”
是的，父亲没有亏待它们，它们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两个恩恩爱爱的“”兔，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从大洋彼岸的帝国主义来到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一点也没有受到意识形态不同所带来的冷落。当它们在异国他乡碰到了热爱它们的主人，寻找到一所先进而满意的寓所后，立刻打消了先前曾经有过的种种政治忧虑和不安，过起了幸福而美满的生活。安居了便可乐业。在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很快开始履行它们自身的职责——为主人尽心竭力地展开繁衍活动。当然，繁殖问题，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客观地讲，美帝兔的繁殖力就是强，它们每月一窝，一窝十几个，为中国本地兔所望尘莫及！
然而，在如何看待美国兔的问题上也要一分为二。美帝兔的繁殖能力强是强，但它们对生活条件的挑剔也切实过分了，甚至是太过分了，仿佛有意在中国人民面前显摆“美国佬”的阔气和高贵，有时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反感和气愤。它们的讲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讲卫生，它们近乎养成了洁癖，除了吃就躲在阴凉处打扮，那两只前蹄在脸上左一撇右一捺不住气地洗脸，而且一洗就是几个小时，你说讨厌不讨厌？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让谁看你那好看哩？真是臭美！还比如没有个干净的环境马上就会闹病，感冒啦、腹泻啦、中毒啦、精神分裂啦……人得啥病，它得啥病，而且不像是装出来的，得病后非请医生打针吃药好不过来，哪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本色？真是一群娇生惯养的畜牲！你看我们中国的兔子有多好，咋脏也行，哪怕把草扔在粪堆上照样吃得不亦乐乎。二是爱挑食。像我们中国的本地家兔，很好伺候，什么草都可以吃，只要能喂驴的东西它们就会用那个三瓣嘴吃进去、咽下去、拉出去，而且什么时候喂都行，哪像美帝兔，娇滴滴的样子，一天三餐，吃草只吃带奶子的嫩草，比如苦菜、甜苣、燕燕菜之类，对于别的闻都懒得去闻；再说每次吃草前都要求主人用清冽冽的泉子水把草料洗干净，倘或带了些许的泥土气味，也同样不去理睬，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穷讲究。有时候因为下雨或者别的原因，真的没有给它们打回新鲜的草来，我们就把猪草给它们放进去，你说就一顿半顿，将就一下不就过去了？再说啦，猪能吃你就不能吃？虽是进口来的，不也同样在畜牲之列？可它们不，愣是睁着那对红彤彤的眼睛东瞅瞅西看看仿佛在向我们作抗议，有时甚至会表现出自杀式的集体绝食，你说这群畜牲可恶不可恶？人情世理些许不懂，简直让人无法容忍。那种宁缺毋滥，绝不凑合，甚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虽然让人产生过几次敬佩，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厌恶。有几次厌恶到了极点，我和三弟就背过大人提起一只又一只的美帝兔狠劲地往石头墙上摔，边摔还边骂：“臭美，穷酸，打死你个资产阶级，打死你个美帝国主义。”那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恨，恨得咬牙切齿（那次摔死了三只，摔伤了七只）。
看着欣欣向荣的养兔业，看着活蹦乱跳的美帝兔，父亲不无骄傲地对母亲说：“哈哈，你当初说我被城里人骗了，现在看清了吧，羊一年下一个，兔子一月下一窝，你看那只羊换来的这两个兔值不值？”母亲则说：“值甚哩？羊在农业社统一放牧，不会给我们添忙，你看你这美国兔，简直乱了我们的阵营，尽往死噪人哩。”
如母亲所说，这些美帝兔，确实扰乱了我们家的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几个月下来，大兔子还在生养，小兔子们也陆续长大有了生育能力，母亲、女儿，甚至是孙女儿祖孙三代一齐上阵，一个月就能生养出一百多只小兔崽子来。
美帝兔数量如此快速增加，如何能让人招架得住？起先，父母下地捎带着打些草回来就够喂了，兔子多起来以后，营务兔子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孩子们的肩上。说句实话，这些美帝兔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家庭秩序，也干扰我们的念书生活。那段时间，我们的念书时间不得不从整天削减成半天，上午到学校应付老师，下午到山上给兔子打草。这样一来，我们的念书成了捎带，喂兔子倒成了正事。而且给兔子打草则绝不能应付，每天需要二姐带领着我们一群弟妹们东山跑西山逛，打回一箩筐又一箩筐的鲜兔草来，认真合计一下每天至少也得打到一百多斤。给兔子打草极其艰难，不像给驴割草那样选准草坡一把一把地用镰刀割倒就算，兔子草需要东一苗西一苗地从地里先选出来再拔起来。你想拔一百多斤的兔子草，需要跑多少路，弯多少腰，费多少劲，有多么不易？
刘汉溪老师为此找上门上来埋怨父亲：“像这样下去，你的孩子还念甚书哩？让他们专门喂兔子算了。”父亲两手一摊给刘老师解释起来：“你说不喂兔子怎么办？粮款塌下千数块，学费也垒下了几十块，布票全卖了，街上的榆树也卖了，再没有个来钱处，你说该咋哩？好几年了，全家人连一件新衣也没添过，连一顿猪肉味都没闻过，我是指望用这些美国兔打些饥荒哩哇，刘先生你就迁就些哇。”刘老师看下无可救药，悻悻然走了。
不刚是打草，还有一项更加重要和复杂的任务就是卖兔子。长大了的兔子需要我们每月两次向刘老师请个假到供销社排长队去卖，小兔崽子则需要我们利用礼拜天走村串乡沿街叫卖。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使家中的养兔规模保持恒定——数量始终限制在八十只左右。倘若超过了数量，断然养活不了。
公道话说，卖大兔容易，卖小兔子难。卖大兔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对象和价格，而卖小兔则经常是在做着一道永无答案的算术题。
卖小兔子，刚开始在村里，后来到邻村，现在得到外县去，越走越远。
“世上数做甚难哩？数卖小兔子难哩。卖小兔子数甚难哩？数吼吆喝难哩。”
不同的人生经历很难找到共同的人生语言，但共同的人生感慨则绝对来自于相同的人生经历。存在决定意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姐妹弟兄们聚在一块，我们很少去探寻成年以后各奔东西的生活轨迹，而多数情况下则是不厌其烦地回忆那段初来人世共同生活在大山深处的酸甜苦辣。走村串乡卖兔子则是一个既沉重又轻松既有眼泪又有笑声的共同话题。几乎我们每次见面都要围绕这个话题回忆上老半天说笑上老半天，而这个话题出奇一致地最后会让我们姐妹弟兄发出开头那句完全相同的人生感慨。
在我们讲卖兔子的各种各样故事时，母亲一般都会静静地听，可每到我们大发感慨之时，年逾古稀的老母亲就会露出镶了的满嘴假牙乐哈哈价参乎进来：“不信，不信，你们说得也太邪乎了，太扎高没低了。吆喝有甚哩，不就是亮开嗓子吼喊那么几声吗？难道比你们考大学、当教授、当工程师、当作家还难吗？”
听到母亲这样的质疑，我们这些在她老人家眼中已经“成名成家”的孩子们就共同开起了玩笑：“妈妈，你想你是谁呀？你这么伟大的母亲，你生养下来的肯定是些大教授、大工程师和大作家，你咋就没看出来呢？我们小时候你原本就不应该让我们去卖兔子呀。”看到母亲有点不高兴了，我们赶快把话转过来：“倒也好，妈妈，你看你多有远见啊，做做买卖挺好，我们后来如果不是因为怕去卖兔子、怕去吼吆喝，才懒得去当什么教授、工程师和作家哩。”那结论大抵是母亲让我们卖兔子才成就了我们的前途和事业。
母亲又被我们逗得笑了起来，笑得十分甜美，十分厚重，好久好久，合不拢嘴，遮不住假牙。
尽管母亲有所怀疑，但我们说的都是内心深处的感受。
说实话，卖兔子千难万难，最难的不是抬着箩筐走几十里的山路，连续几顿吃不上饭饿得头晕眼花肚子乱叫，面对各色各样的买主在那里作艰难的讨价还价，顾卖兔子而误下课程让刘老师大声呵斥一顿……而是吼那几声要命的吆喝声——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把箩筐往那里一放，站在圪塄畔上两手握成一个话筒状，并不断地旋转着角度，拖着长长的腔调用尽力气吼着：“卖兔子来哟，卖兔子，大耳朵的美帝兔……”
第一次，是我和大哥抬着箩筐出去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那次我们选择的地方是村子北边仅有十余里地的东会村。
大哥那年十三岁，已经上了初中一年级，办事情有了自己的把持。我才九岁，甚也不懂，任由大哥喝号。
走之前，大哥似乎已经想到了即将就要发生的事情，他对父亲说：“别的事倒好办，主要是到了东会吼不出去。吼不出去，人家村子里的人就不知道我们是做甚的，就不会围过来买兔子。”
父亲一个劲地给大哥打气：“都上中学的人了，人常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人一辈子甚也得做哩。有甚吼不出去的，喊几声不就行了。你吼几声之后，那村子里的人自然就传开了。不要怕，胆大些，人常说万事开头难嘛，喊了第一声，第二声就好弄了。”
大哥又对父亲说：“那你教教，怎么喊，喊些甚话句？” &父亲继续循循善诱：“喊些甚话句？卖兔子就喊卖兔子呗。你没见过来村上卖东西的买卖人，张罗的、钉锅的、打铁的、卖针头线脑的、磨剪子铲菜刀的……人家咋喊你就咋喊。”
在仿佛得到了父亲的真传以后，我们出发了。
山里的人们都清楚，用木棍来抬东西，前后两人的个头最好不要相差过大。差距过大，杠杆势必倾斜，重量就会顺势倒向一边。倒向一边，在那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无论如何都难以前进。说实话我和大哥的个头就有点悬殊了。那时他大约长到一米五左右，我尚不足一米一。抬着装有十五个美帝兔的笨重箩筐，为了使我们两人肩膀的受力均匀一点，大哥不断地调整着我们的前后位置，上坡时我到前面他到后面，下坡时再调过来我到后面他到前面。而且他还用了一个细细的绳子纠着箩筐，防止重量滑向我的这面。
“人家咋喊你就咋喊。”一路上大哥都在认真地捉摸父亲说给他的这句话。他让我和他认真地回忆过去来过村上的买卖人曾经用过的吆喝声。我们把各种做买卖的吆喝声都回忆了一遍，大哥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每一种买卖都有其固定的吆喝声调，可惜没有见过卖兔子的，不知道卖兔子该怎样吆喝？”他突然问我：“二小，我念书走了以后，有没有人来咱们村卖过兔子？”我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摇头回答：“没有，没有，你走了的这半年，就来过一次倒烟锅头子的，来过一次担货郎担子的，对了，还来过两次讨吃要饭的，一次是拴人黑眼眼……”大哥见我扯远了赶快打断我的话：“都扯哪去了？谁让你说讨吃要饭的了，他那婶子大娘的吆喝声，咱们能用吗？”比较来比较去，他最后决定就用“磨剪子来哟铲菜刀”那个调子，他觉得这个调子好使，既抑扬顿挫，又易于掌握。于是他把这个调子和卖兔子的内容做了一下新的组装：“卖兔子来哟卖兔子。”组装好以后，他开始了实战练习。他终于用那个抑扬顿挫的调子完整地演绎了一句“卖兔子来哟卖兔子。”调子虽然把握住了，但那声音很怪，既不像他平时的声音，也不像磨刀人的声音。听到他这么怪声怪气地一喊，我不由得心头一紧并打了一个寒战，我立刻下意识地转过头来瞅他，只见他脸红到了脖跟，紧张得舌头连续往外伸了几次。我们相对无言，完全愣在了那里。过了好大一会儿，他眨了眨眼睛、咽了一口唾沫后问我：“二小，你看这样吼行不行？”我没敢说他的声音很怪而是避重就轻地告他：“声音还低。”他又提高嗓门用劲喊了两遍问我：“这个高度咋说？”我方才如实讲道：“高倒和上次来咱们村子那个磨刀的差不多了，就是……”“就是什么？快说出来。”大哥紧急追问，我小声说道：“声音有些抖打，而且有的地方突然就变尖变细了。”大哥低下头沉默良久。
到了青家梁峁那个地方，他突然叫我：“二小，停一下，停一下。”我估摸他也累了想休息会儿再走，没想到把箩筐放在地上后，他开始了好长时间的吆喝演练。他像即将正式登台的演员做着最后一次紧张的预演，完全从实战出发，不放过一丁点儿失误，精心调整着每一个音节的起承转合和每一个动作的轻重缓急。
他首先对着北面的那座大山喊了起来：“卖兔子来哟铲菜刀。”他一紧张就把卖兔子和铲菜刀搅和在了一起，逗得我大笑起来。
他很严肃地批评我说：“二小，别笑，你要再笑，到了东会，就由你来吼喊。”我很快停住了笑，看他再怎么练习。
只见他把身体转过来又对着南边的那条深沟喊道：“卖兔子来哟卖兔子，”他这次没有喊错，我当然没有理由再笑，也不敢再笑了。
一遍又一遍，喊不好不会罢休。他不断地喊，我不断地听，有时还能讲评两句。终于喊得很像回事了，直喊的大山有了回音，“崖娃娃”也跟着吆喝了起来。
声音成功以后，他又去做配套的形体动作。他学着以前见过的买卖人，两手握成一个话筒状，并不断地旋转着角度，拖着长长的腔调，用尽力气反复吼着：“卖兔子来哟卖兔子，大耳朵来哟美帝兔……”
练习很顶事，一遍比一遍强了。在我看来，大哥照此发展下去，很有前途，将来绝不亚于我们所见过的那些磨刀人。
太阳快走到了当头顶，大哥胸有成竹地对我说：“二小，练好了，能抖打了，赶快走哇，还有五里地呢。”于是，我们一前一后又抬起了那十五个小美帝。
到了东会，已是正午。那个两山夹着一沟的村庄，鸡鸣狗吠，炊烟袅袅，人们已经开始燃火做饭。
我们刚把箩筐放在离牛犋院不远的那个土圪塄上，正撩起衣襟擦汗，发现一群一队的牛驴骡马驮着耕绳戴着套头从西边的山坡上踢起滚滚黄尘冲了下来，当到了牛犋院门口那个相对平坦的地方或打一个滚儿或撂一个蹶子或撒一个欢儿，再站端正抖抖身上的尘土和草芥，然后悠然自得地回自己圈里吃喝休息去了。
紧接着，我们看到在东山上锄地的人们从另外一个很长很长的土坡子上下来了。他们那种拖拖拉拉松松垮垮的样子，活像一支丢盔卸甲刚刚吃了败仗的残余部队，有的锄头上挑了一小捆柴草，有的手里提着自己的鞋子，有的把草帽子卷起来在前门面上不停地扇凉，有的干脆把衣服搭在肩上赤条条价行走……其精神状态远不能和前面回来的牛驴骡马相提并论。
看着越来越近的人们，我对大哥说：“省事了，咱们到牛犋院的门口放下兔子等他们过来，就不用你犯难吼吆喝了。”大哥紧张地说：“不行、不行，几十号人哩，人太多，围住咱们可不好办，咱们先躲起来，等他们过去了再说。”
我当时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一路练习吆喝，不就是为了让人围过来吗？现在不用吆喝就会有那么多人围过来，为什么要躲起来呢？倘若人家都回去了，再往出吆喝有多难啊？莫非大哥是想故意抖露一下方才在路上学下的本事？
大哥揪了揪我的衣襟说道：“快，快，快快躲起来，丢人哩，败兴哩，丢人败兴没深浅。”随即大哥和我抬起箩筐很快躲到了驴圈后面的一个拐角处。
这么一躲倒真的让人紧张了，像做贼似的。
在那个拐角处，我们圪蹴下来，大气也不敢出一口，生怕有人发现了。我们静静地等待着，等到他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都消失了许久，才探出头来分别做了一次深呼吸，因为憋得实在够戗了。大哥首先站起来，揪了我一把：“二小，能出去了。”然后我们像躲过了一劫似的从那个拐角处钻了出来。
出来以后，我们把箩筐放在那个平坦的地方，也就是刚才牛驴骡马打滚儿撒欢儿、那几十个锄地农民拖拖拉拉所经过的那个地方。
看着街上剩下的活物不多了，不过是跑窜着一两头猪和几只鸡罢了，我们才彻底放松了心情。
我说：“大哥，能吆喝了。”
大哥说：“吆喝哇，等我定匀气的。”
可是等了一大阵还不曾见他吆喝，我就问：“大哥，还没定匀气？”
大哥说：“我心跳得厉害，一下定不匀，你给咱吼吧。”
大哥说让我吼，我的心也立刻“嗵嗵嗵”地跳了起来。
大哥那句话真把我给吓坏了，我仿佛是带着哭声儿怨怪大哥：“你学了一路，我又没学，咋能让我来吆喝？”
看着我说话时已经流出两行眼泪，大哥哄劝我说：“二小，嬉你哩，嬉你哩。我比你大，咋能让你来吆喝？况且你那细声细气的娃娃腔，哪能把人给惊动出来。”
又过了一阵，大哥说：“总得吆喝呀，不然人们一吃午饭都睡了。”他正准备吆喝的时候，突然又转过脸来对我说：“二小，你用手把耳朵捂住，我怕你笑，千万不能笑，一笑我肯定吼不成了。”我点点头应允下来。
大哥终于吼了一声：“卖兔子来哟卖兔子。”但老毛病又犯了，那声音既小又细而且打颤，恐怕除了我能听见再没有任何人能听见了。
我没按耳朵，也没笑，但我给他提意见了：“放开嗓子，像路上那样，把崖娃娃喊出来。”
大哥显然恼羞成怒了。他调过脸来很严肃地吓唬我：“说得轻巧，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你来，你给咱把崖娃娃喊出来。没上中学，甚也不懂，野山沟能吼出崖娃娃来，这村子里咋能吼出崖娃娃来？”
我吓得再没敢吭气。
又过了一阵，他似乎真正鼓足了勇气，地一下站起来就喊。那声音真高，像是扯破了嗓子，猛不防吓得跟前那两只觅食的母鸡拍打着翅膀飞了老高。只可惜这次是半途而废，他只喊了个前半句“买兔子来”就戛然而止了。上次太低了，这次又太高了，就像演员起调子，低了唱不下去、高了唱不起去是一个道理。
我算领教了，这卖吆喝真难，高了不成低了不就。我开始怀疑父亲说得那句话“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声，第二声就好弄了。”这第二声就好弄成这个样子？
这次不成功，让大哥气坏了。他泪汪汪地对我说：“二小，咱再不喊了，什么卖灰营生，什么讨吃要饭的营生！”说完这话，他又过去狠劲地把箩筐踢了几脚，差点把那些美帝国主义全部踢翻在地。
我不敢发表意见了，怕惹得大哥更加生气。
又过了许久，大哥心情终于缓过来了。他对我说：“咱们到前面找一个人家讨口水喝吧，我渴得实在够呛，你渴不？”我实话实说：“大哥，渴也渴，主要是饿得够呛。”大哥斜了我一眼发火道：“你倒真来了，谁不饿啊？讨喝就够灰了，莫非还能去讨吃？”我揪着自己的衣襟子低声对大哥说：“我又没说去讨吃，你凶甚哩，发火干么？”
没想到，就是讨水喝这个主张，才使我们摆脱了那天的困境。大哥真英明。
到了前面那个土打窑子的院里，大哥让我在院子里看住兔子，他走到门口向窑洞里吼道：“婶子大娘，讨口水喝吧。”他连续喊了两遍，听到窑里有了动静，便在门外静静地等那主人端出水来。
事有凑巧。不曾想到，端出水来的不是婶子也不是大娘，而是一个面孔非常熟悉的中年男人。他奶名叫蔼昌，是远近闻名的说书人，我们村里有他的好几门子亲戚，因此每年过罢大年他都要来我们村里走亲戚。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会说书，每当他来了，全村人就挤到他亲戚家的窑洞里，整夜整夜地听他说书。我们小时候的《三侠五义》、《呼延庆打擂》、《说岳全传》、《金镯玉环记》等等故事大抵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大哥听他说书多了，因此相互都很熟悉。他看到大哥就笑嘻嘻地说道：“哎哟，那敢是徐家村的连生子哇。”大哥说：“是哩，是哩，你是蔼昌叔叔？”他说：“是哩哇，快快进屋，快快进屋。”
蔼昌叔叔非常热情。进到屋子，简单寒暄了几句，他把我俩让到炕上，自己就在灶火上忙乎开了。看家中的摆设，就知道他的日子也过得不怎么样，我一个中午都在心里思谋一个斯斯文文的说书人怎么能过这般光景？和他书中说到的那些“闺房”、“绣楼”、“后花园”、“财主”、“小姐”、“少爷”等等令人神往的人物和花天酒地的生活场面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他对我们说：“就我一个人，打光棍哩，邻村上下的，我本打算喝拌汤，你们来了咱们就吃捞饭吧。”大哥适当地谦虚了几句，诸如说就喝吧、省事点吧、千万不要吃了等等，我则一句话都没说，一来岁数小有大哥在前面应酬，二来真的想饱餐一顿，甚至还怕客气多了会使主人随时改变主意。倒是蔼昌叔的意志还比较坚定，他没有因大哥的谦虚而更改了自己的决策。那顿酸捞饭真是吃好了，不只是吃饱了也吃香了，尽管蔼昌叔还一个劲地解释光棍人做不好饭，但我心想倘若每顿饭都能吃上酸捞饭，光棍不光棍还有什么要紧呢？哪怕打上十三辈子的光棍也成。吃了饭，他又东家出西家进地帮我们卖了那些小兔崽子。虽说价格有点低，每个小兔子只卖了五毛钱，但好心的蔼昌叔却让我们记了整整一辈子。
当然这个记忆，不只是因为卖兔子，也因为那顿纯纯粹粹的酸捞饭！
其实，对任何一件事情的看法，大人和孩子是绝对不会一致的。
比如在卖小兔子的问题上，我们最怕的是吆喝，父母则最怕的是安全。每次出动，他们根本不关心你到了一个“两眼墨黑”的地方是怎样吆喝的怎样熬煎的最终是怎样羞愧难当的，他们倒是千叮咛万嘱咐一路上怎样注意不要被山洪冲走不要被野狼提走不要掉到悬崖里摔死不要被坏人拐走或者在迷了路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看着天上的北斗辨清方向再回到这个深受美帝国主义干扰和破坏的家庭等等。
细想起来，父母的担心是绝对有道理的。两个孩子抬着一筐小美帝，经常走在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其危险可想而知。父母想到的那些危险，毫不讳言地说我们多半都碰到过，有时甚至比他们预料的情况还要凶险。但最终天没有塌下来，我们都活过来了，万幸啊，万幸！
现排列几件刻骨铭心的遇险情况，算作对那段岁月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纪念吧。
一九六六年，也就是文革开始了的那一年，人在沟中走，石从天上飞。
那次大哥和二姐到养马坪去卖兔子，兔子卖得还算顺利，只用了半天时间吧，他们就开始打道回府了。为了省点力气，也省点时间，他们没有走山上的正经路，而是朝一个根本就没有路也不曾有人走过的径直方向跳梁过沟地往回走。其实，这种走法极不合算，不光没有给他们省下了多少力气，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危险。走到石节坡那个地方，似乎豁然开朗了，从没路的大山坡上来到了有路的沟底，而且这条路是用平车拉石头的一条专用通道，顿时觉得比先前好走多了。没想到就在此时，人在沟里行，石从天上来，离他们仅有一二百米远的石头窝子里已经点燃了装有好几斤炸药的炸石炮。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以后，紧接着纷飞的乱石就像雨点一样从天上撒落下来。大哥赶忙把二姐拽了一把，双双扑倒在地，箩筐本能地顶在头上，只听那密集的石头子扑通扑通地掉落下来，有好多就掉落在他们的身边。此时没有任何逃脱的办法，那么密集的石头子像机关枪扫射过来，躲躲不及、藏无法藏，只能听天由命了。过了好几分钟，声音过去了，飞石也落完了，可二姐也吓过去了。大哥拽二姐拽不动，喊二姐喊不应，心想坏了，这十二岁的妹妹莫不是就这样被石子给结果了性命？他赶快站起来检查二姐是否遭了飞石。看遍了，没有。大哥切了“人中”抢救，二姐才慢慢地醒了过来。当大哥和二姐定下神来，抖去身上飘落的石渣和尘土，才觉这事好不凶险！身前身后不到一两米的地方竟落下了好几个鸡蛋大小的石头子，再往前走三四米的地步还落下一块砖头大小的石块来，好悬啊！那石子掉到地面上都能击出一个坑来，倘若掉到人身上还怎生了得？哎呀呀，多亏了老天有眼。
一九六七年，我和二姐到西紫河去卖免子，二姐掉入泉水中，荣花姑姑来相救。
那也是发生在返回途中。
去西紫河，纯粹的山路，单程三十里，往返就是六十里。早上出发，卖过兔子，再返回来足得一天工夫。那年二姐十三，我十一，她大我小，出得门来，她是当然的领导。本来中午我就饿得立不住了，我曾建议向那村子里讨点饭吃或者拿个小兔子来换点饭吃，可二姐死活不同意，她说怕丢人哩。这天底下都是领导说了算，既然二姐批不准，那我们就只好一块饿肚子了。一天水米未进，好不困乏，好不饥饿。往回返的时候，我就觉得提不动腿了，可人的潜能真大，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那三十里路是怎样跌跌撞撞走回来的。到阳婆落山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叫井沟的地方。井沟离村子不甚远了，就几里地。井沟有两眼清泉，村上的人畜吃水都是从这两眼泉子中担回去的。那泉子上面放着一只公用的小木桶，是专门供担水的人们从泉子里往起提水用的。到了这里，二姐说渴死人了，舌头都翻不过身了，咱们拿水桶提些水喝吧。可是提住水桶一看，打不成了。那水桶上原本是有一条绳子的，这天也不知被哪个爱占小便宜的人给解去了。二姐想了想说，要想喝水，倒是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踩着泉子里的石头圪蹬下去打上水再一步一步地提上来。要知道这个做法是相当危险的，泉子是石头砌的，圆形，内径半米多宽，泉口离水面有五六尺，下面的泉水还有丈数深，石头圪蹬上又布满了青苔，很滑，倘若蹬不结实，一旦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如此饥渴，又看到那清冽冽的泉水，怎能轻易放弃？二姐最终还是下去了。她下的时候还算顺利，可提着半桶子水往上走的时候就出事了。只见她刚离开水面左脚一滑就掉了下去。我在泉口上朝下看着这惊险的一幕，立时吓得呆在了那里。她的整个身体已经淹进去了，只有两手还能随着挣扎的节奏交替地探到水面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巧村上的荣花姑姑担水来了，她一看这情形，赶快放下桶担，趴到泉口上把那担杖垂直放了下去。你说，二姐这命也真是够大的，她探出水面来的手正好就逮住了那担杖钩子。等二姐捉稳当了，荣花姑姑才把二姐给拽了上来。二姐上来，我看到她水已是喝足了的，嘴唇子纯粹变成了黑紫的颜色，还趴在地上吐了很多，尽水、没饭。二姐终于得救了，倘是荣花姑姑再迟来几秒钟，恐怕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一九六九年，我和二姐去李家沟子卖兔子，一条大河宽又宽，姐弟二人该咋办？
那年四月初八，李家沟子过庙会。父母临时决定让我和二姐到庙会上卖一筐子美帝国主义。并非礼拜天，我俩是不愿意去的。可父亲说机会难得请个假吧，母亲说礼拜天你大姐大哥就回寻钱来呀，家中一干二净了，全指望这筐兔子哩，不去咋办？父母态度强硬，我们只好去了。
我们村离李家沟子不算远，只有十五里。
一大早我们便抬着那筐沉重的小美帝从西面的山梁上出发了，到散羊的时候（也就是羊出坡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点来钟），从山上来到平川，不曾想一条大河横在面前，挡住了去路。这条河是朱家川流域最大的一条季节性河流，便是夏天，只要没有雨水，河水也不会很大，跳着河床上摆布的踏石就可以过去。昨天，父亲还打听从那个方向上过来的人们，他们都说河水极为平常，是可以通行的。而到了今天，不知怎么搞的，那河水突然就涨了起来，不光踏石被淹得没了影子，而且那水面的宽度也由一丈变成了五、六丈。我们在岸边停住，听着那哗哗啦啦的河流，讨论该咋办哩：是过河，还是折回去？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不要着急，看看再说。父亲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办任何事情都得把帐算好嘛！那么，就让我们来算算这眼前的帐吧，现在过河显然太冒险了，怕是连人带兔都得损失在那河里，那样的话，不仅我们这十余年白活了，那筐美帝国主义这一个月也白活了，多不合算啊！往回折便是最安全了，可是走这么多的路程连一个美帝国主义也没卖出去，岂不冤枉死人了？而且家中还等着用钱呢。等待吧，这个时候好像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等待了。一来看能否等来过河的大人，看看他们敢不敢过河，如敢过，看河水能淹到他们哪里，好让我们做个参考。二来看能否等那河水有所变化，倘若过上一、二个时辰，河水缩减下去也未可见得。若是缩下去，露出踏石，那时涉水过河岂不更加安全可靠？
过了一会儿，便等来了行人。先等来了七老八少的一大拨，没细数，大约有二、三十个，看其花红柳绿的穿戴打扮就可断定是要去赶庙会的。他们在河边上乱哄哄价讨论了一气，最终还是折回去了。临走，那群人里边的一个老头还特意折过头来对我和二姐说：“回哇，水大哩，赶会有甚要紧？命是最重要的。”我和二姐笑了笑没听老头的话，还在那里等着。
又过了一阵，一对青年男女过来了，他们停住脚步和我们拉呱起来。交谈中得知，他们刚刚结婚，男人是北岸管家湾的，女人正是南岸李家沟子的，今天小俩口一准要去赶会，因为那女子的娘家人已割下猪肉端下豆腐打了烧酒等着他们呢！那女的胆子不大，有点犹豫，可那男的很勇敢，说这算甚哩，上次发大水，那水才叫大哩，几丈多深，二柱家的大黄牛四美人家的平车子被冲进河里都是他进去给拉出来的。说到此，愣是拽着那女人脱掉外衣走进了河里，不多时便看到他们走到了对岸。
他们的过河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因为我们看到最深处也不过是淹了他们的半截身子。二姐说，不算太深，再等一下，河水稍小一点，咱就过。
到了中午时分，河水仿佛小了一点。二姐说，过吧，水再涨起来就不好弄了。于是我们就绾起裤子抬着美帝国主义下到了那条河里。我们在岸上已经商量好了，我在前她在后，只看对岸，不看河水，每一步都踏结实了再迈下一步，同时要照顾好前后的距离，以防止在水里把对方拽倒，还有就是一定照住刚才那对年轻夫妻走过的路线慢慢前进，而不敢偏离方向。
我们小心翼翼下到河中，一步一步，越走越深，越走越怕，先淹了脚，又淹了膝，再淹了大腿。那河水的冲击力真大，在岸上看似平静的，可是到了水中，完全是另一种情景，水流速度很快，有几步差一点儿就要把我给冲倒了。看着我迈步不前，只在那里摇晃，二姐在后面不停地鼓励我：“不要慌，不要慌，挺住，挺住，慢慢往前挪，踏稳，踏稳了再换步子，一步一步……”可哪里像二姐说的那样，在水中身体都摇打开了，哪还能踏稳，哪还敢向前换步子？倘若一换步子必倒无疑。你想，下面有水流的冲击，肩膀上还有那筐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压就压吧，还需要用一只手伸在肩膀上死死地捉住杠杆，实在不好掌握平衡。倘是放脱了，那筐美帝国主义也就没命了；倘是不放脱，我们两个也极有可能就没命了。我不敢向前，在那河里也确实支持不住了，我对二姐说：“命要紧，往回折哇。”二姐说：“已到河心的最深处，折和不折一个样了，再走就浅了。”在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幸好荣富大爹出现了，他在收工后要赶到庙会上给八龙爷还愿，过河时，碰到了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不管。他过来一把把箩筐提住，对我们说紧紧捉住木棍，然后生拉硬拽把我们拖到了对岸，我两安全无恙，小美帝亦安全无恙。
到得岸上，荣富大爹大声训斥起我们：“简直是不想活了，这么大的水你们能过来，卖兔子呀还是卖命呀？”我们知道荣富大爹是一片好心，所以只能点头不敢回话。
在那水里浸的时间长了，我们已冷得直打牙战，二姐说：“大爹，你走吧，我俩晒晒太阳。”荣富大爹临走时还一再吩咐：“往回返，倘若河水还是这样，一定不敢鲁莽，哪怕在别处住上一两天，水总有回落的时候，甚时水下去了再回来。”
说句良心话，那天如果不是荣富大爹赶来救急，拐头肯定戳下了——不光我们两人淹进去了，那群美帝国主义也淹进去了。二姐说已经走到了河心最深处，其实不然，大概只走了三分之一不到，因为到了岸上荣富大爹曾经叙述过我们所处的位置，而且后来水的最深处竟然淹到了我们的胸脯。
庆幸的是，那次赶庙会兔子不仅卖了，而且还卖了一个好价钱，一个小美帝卖了八毛钱哩。这样算帐，冒险也值。
我和二姐听了荣富大爹的话，第三日方回得家来，再没有鲁莽。
还有几件事，同样要紧。比如，三弟真的碰上蓝眼睛狼了，六弟真的掉到几十米的深山沟里去了，大哥被大山上滑下来的一坡土给活埋了……然而，我却不想写了！
连绵起伏的大山，把五寨、河曲、保德三县紧紧地揽入自己的怀中。我们村位于大山的腹部，从地图上看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三县交界的那个点上。因此村里仅有的三条弯弯曲曲山路，就像盘旋在大山上的三条长蛇分别伸向了这三个县的境内。东面那条到了五寨，西面那条去了保德，北面这条通向了河曲。
三条路子，我们好不熟悉。因为这些年来，每到周日我们总得选择一条，把那些美帝国主义给抬到不同的方向。因此不仅三条路子熟悉，便是三条路子所连结着的那几十个村庄也甚为熟悉。
走这三条路子，心情会各不相同。
比较起来，东面的路子最为祥和，因为它是山里山外沟通的主要通道，道宽，好走，人多。《走西口》就有这样一句歌词：“大路上人儿多，好和哥哥解忧愁。”说实话，走在这条路上就不愁碰个解忧愁的。而且走上几里便可并入那条盘山公路，不仅容易搭伴，而且可以见到山里人都乐意见到的平车、皮车、汽车，若遇晴好天气，行至山巅，可尽情张望五寨八十里平川之壮观，行此路者，其喜洋洋者矣！走西面的路子也算得上可靠，因为它连结着村子里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和几千亩的牧坡，农忙时可以望见地里劳作的农民，农闲时亦可以到山坡上牧羊的情景，行此路者，亦不用提心吊胆、惊恐万状。而北面那条路子就不同了，山大沟深，崎岖不平，十里之内绝无人烟，冷清寂寞自不必说。想碰个解忧愁的，难啊。最要紧的是那条路子阴气逼人，好生恐怖。走在那路上，或闻怪异的山狐吼叫，或见疯狂的野兽奔突，或想起了发生于此道上的鬼魅故事，冷不丁就会吓出一身汗来。行此道者，满目阴森，惊悚而悲者矣！
其实，这三条路子还会延伸出更加不同的含义。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民风各不同，何况隔了县呢。从这三条路子出去，卖的是同样的兔子，但长的却是不同的见识。五寨人痛快、直爽、实在，绝不和你闲扯，买就买，不买就不买，便是买，也很少和你讨价还价。保德人性直、心热、义气，绝不会花言巧语，买兔子时也少不了和你讨价还价，而一旦成交了，就仿佛交上了朋友，倘若看着你可怜和无助，完全可以不加任何条件领你回家吃上一顿热饭，临走时还免不了搜寻一件穿旧了的衣裳或抓两把干透了的红枣给你带上。河曲人聪明、讲理、会说，嘴皮薄薄的。他们过日子八米二糠，做买卖二厘五毫，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生怕你赚了他们的丁点便宜，便是在他家喝上一瓢冷水，也指不定会在买兔子时折扣一毛钱出来。当然，他们也绝不会有意捉弄于你。
此次我和三弟要去的土沟，是河曲县的一个公社所在地。说是个公社所在地，但也小得可怜，不过几十户人家、二百来口人罢了。只有那山崖下面修建的两排做了供销社、医院、兽医站、农机站的青石门面的窑洞，才勉强可以和大山里的普通村庄区别开来。土沟，离我们村二十五里，不算太远。在此之前，我曾和二姐、三弟分别去过两次，当然不是别的事情，也是因了兔子而去。这是第三次了。
所以，两件愁事今天就同时摆在了我和三弟面前：一是必须再走一次北面那条最为恐怖的山路，二是必须再和那些八米二糠的人打一次交道。
今天还好。一上路就交上了大运。
我和三弟气喘吁吁地抬着那筐小美帝刚刚爬起第一道山坡，就隐隐约约价听到了唢呐的声音。在我和三弟放下箩筐喘气的工夫，那声音似乎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了。过不多久，便看到了一支娶亲的队伍浩浩荡荡价从后面走上来了。前有骡驮大轿，后有驮了红色被褥的马匹，最后面是鼓乐班子，好不气派。想必今天路上不会寂寞了，我的心激动得通通直跳，三弟更是沉不住气了，他在地上跳了八次还转了三圈。到得跟前来，我和三弟赶紧躲到一个草丛中把那路子给让开。等他们过去，我们赶快抬起了那筐美帝兔，尾随在后面。我们上前向那吹鼓手打探，方知他们是给河曲县的胡家坪村娶亲，新娘是岢岚县长塔村的，因为相距六十多里，又尽是些山路，所以前一日就去了新娘家里，今天赶早不赶晚，一大早就让新娘子上轿，务必在上午赶往男方家里，午饭前还要举行婚礼仪式呢。我们又好奇地问那鼓手，这么多路程，一路上怎能吹打下来？那鼓手说，不应说吹打了，刚走路就把人给熬死了，只不过按照乡俗路经村庄的时候应付几声就是了。这我们才清楚过来，刚才的吹打是应付我们那个村子哩。
我们感到踏实了许多。到土沟和胡家坪都是这条山路。等他们到了胡家坪，我们也只剩五里路了。这样算来，我们可以相跟二十里路呢。
路过东会村的时候，鼓乐班子又吹打了起来。他们首先吹了二人台的《打金钱》、又吹了《五哥放羊》，最后还吹了一曲《老两口儿学毛选》。这几个曲子我们都很熟悉，也非常爱听。他们在前面吹，我和三弟在后面不由得随着那乐曲的起伏把那箩筐有节奏地颠了起来，此时的我们已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抬着美帝兔还是抬着大花轿，仿佛已经和那娶亲的队伍完全融为了一体。
岂不知，我们穿的是些破衣烂衫，而他们却穿着花红柳绿；我们抬着的是一个大箩筐，而他们却抬着一顶大花轿；我们的箩筐里装的是美帝兔，他们花轿里却装着一个新娘子；我们是往出“聘”牲灵，他们却是往回娶活人……
过了东会村，音乐戛然而止，我们才如梦初醒，又回到现实中来。
到了胡家坪，我和三弟并未商量，也不知道是咋啦，鬼使神差，到了村外的岔路口，没有拐到通往土沟的那条路上，而是踏着那愈发激荡人心的鼓乐吹奏进了村子，又进了那条挤满看客的巷子，又进了那门口点了旺火、门眉上挂了红布、花炮声响成一片的娶亲的大院。当新娘子下轿的时候，我们也把那筐美帝兔放了下来。只不过，那新郎一膀子把新娘扛回了洞房，我们却把小美帝放在了院子南边一个最不起眼的拐角处。大家争相挤进洞房观看新娘子，却没有任何人来光顾一下我们的小美帝。
好凄惶哟，我们的小美帝！
典礼甚为精彩。当两位戴着红花的新人羞答答价站在屋子前面，婚礼就开始了。首先是“撒镇物”，再是谈恋爱经过、主婚人讲话、支书讲话、拜天地……这些项目倒不新鲜，和我们村上的一模一样。刺激的是最后一个项目。当主持人放了“自由耍新人”的话以后，一群年轻后生一涌而上，拉的拉推的推把两位新人弄成一堆，让他们做拥抱、亲嘴甚至更加高级的动作。本来已经做过了一遍，可有人说看不清楚，要求再来一次“高空作业”。于是，就见有人搬来了一张大长桌子，迅速把新人弄到上面。那男的利索，说抱就抱，说亲就亲，还主动往前探头哩，那女的害羞，老往后扭，老往后退，反复抽扯，差点从高桌上掉了下来。最后那伙年轻人一齐上手，共同帮助，方才把动作进行到底，让人们看了一个真真切切。他们的表演，逗得满院看客笑成一片。这算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在那个年代，这种动作哪里能看上？恐怕唯有河曲了，因为这里历来就以开放而著称。
典礼结束了，那鼓乐班子又吹打起来，还是二人台那些传统曲目。为了突出政治，除《老两口学毛选》外，又加了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河曲县是二人台的故乡，亦被称作民歌的海洋，这里的人十分爱唱。无论那鼓乐班子吹什么调子，总有人争先恐后跟上演唱。有的人还向鼓乐班子点歌，点了以后便跟着来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那场面真是热闹极了。这个点一曲“闹洞房”，那个点一曲“害娃娃”，这个点一曲“打伙计”，那个点一曲“十八摸”……越点越多，越点越荤。最后终于有人忘记了今天是个什么日子，竟大吼一声：“来一个小寡妇上坟。”你说他这一声吼得，让全场顿时就鸦雀无声了。大家面面相觑，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好在主家不在现场，顾忙别的去了，如若听到这般不吉利的语言，定会和他没完。你想人家刚把新娘娶进家，你倒来了个小寡妇上坟，主家知道，岂肯依他？那人自觉说走了嘴，头上蒙了自己的衣衫三步两脚便遛出去了。
音乐就此停了下来。村上看红火的人也就散去了大半。
下来，一个胸前戴了红花的大高个儿男人，站在沿台上大声吆喝着亲戚朋友入席吃饭。随后还下到院子里来，转了一圈，往人群里细细瞅端，看有没有落下重要的客人。
这时有好多讨吃要饭的，不失时机赶进院子，手提着用红布条捆了的一两元钱，到门口轮流说喜道贺。说完了挣上些零碎喜钱，方被主家一边劝说一边用手推到院子的南边——他们老往我们兄弟俩身边推，使我们不住气地往远退，以便和这些乞讨者保持适当距离。
过了一会，一个罗了锅的男人给那群讨吃子们端来了一大盘油糕和一大盘烩菜，并发给了每人一双筷子。不曾想，那罗锅给他们发完后手里还攥着两双，径直向我和三弟走来，一边给我们往前递筷子，一边还叨叨：“快去吃呀？那是你们一伙的，手迟脚慢就让他们抢光了。”这人显然把我和三弟也当成了讨吃要饭的。我们没有接他的筷子，并向他解释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那罗锅没等我们说完，就开始了挖苦：“不一样？知道不一样。他们说喜，你们懒求的连个喜也没说。马上请你们七碟碟八碗碗坐席呀，等得哇。”你说这话说得，简直气死人啦，谁要吃你那油糕，谁要坐你那席了？我们虽然知道他并非有意侮辱，从外表看我们也确实和那些讨吃子相差无几，可你不能以貌取人呀？何况我们的脚下还摆着一筐美帝兔呢，你就不会睁大眼睛看看？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自尊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和三弟提高嗓门和他理论：“你咋就这样欺负人哩，我们和他们的营生不同，你知道不……”还没等我们说出个长圆，就被另一个女人看到了，我们猜测那女人极有可能就是罗锅的老婆。那女人以为我们要嚷架，快步过来，硬硬地斜了我们一眼，拉着那罗锅掉头就走，嘴里还不干不净地扔下一句：“大喜日子，不要和这两个讨吃鬼一般见识。”你说这，“卖兔的”变成“讨吃子”就够灰了吧，咋瞬间又变成“讨吃鬼”了？哎呀，真够缺德的。
但反过来想，倒是罗锅夫妇惊醒了我们。倘若不是他俩来这一手，我们沉浸在热闹当中，还不得听完了下午的吹打，再去观看晚上的闹洞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心里一个劲地诅咒着那对可恶的罗锅夫妇。
我和三弟迅速抬起箩筐，走出娶亲大院。出得大门，回过头来，一齐骂道：“罗锅子，母老虎，你们都，不得好死。”
这个世界，总有些人不干好事。你说好端端的一个热闹场面，被一个点歌的呆祸搅了，好端端的一个舒畅心情，被那罗锅夫妻给搅了。
的确，我们的情绪被搅坏了。就是那一盘油糕、就是那一盘烩菜，就是那两双筷子、就是那几句损人的话，一下子就把情绪坏了，而且坏到了极点。以至于不停地让我和三弟迁怒于兔子，迁怒于父母，迁怒于那个穷家……
我们不自觉地寻找着任何发泄的目标和报复的机会。
走在胡家坪的河畔上，我咬着牙说我真想一脚把这筐美帝国主义蹬进河里，三弟也咬着牙说我真想闹上一包毒药，回去把美帝国主义彻底消灭干净。我又咬着牙说我真想折回去拿一把刀子把那对罗锅夫妻给捅了，三弟又咬着牙说我真想折回去闹上一包炸药把那个娶亲的院子“轰”地一声炸成平地……
就这样咬着牙一递一句地说，不知不觉已到了那个叫作土沟的村子。
到了土沟已是下午出工的时分，社员们正扛着锄头拉拉遛遛向南山那边走去。
我和三弟一起合计，如像往常那样磨磨蹭蹭，一个小兔子非五毛以上不卖，今天这些兔子绝对是卖不出去了。
先是合计卖兔子，没几句话就又合计起了我们心头所纠结着的那团怨恨，这次一不小心便把仇恨的矛头指向了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
“二哥，咱们今天在外面受了气，你说说咱们的父母知道吗？他们可怜咱们吗？十来岁就这样疯跑上了，世上哪有咱们这样的苦孩子？”
“还可怜哩？回去不打咱们就够好了，你见父母几时可怜过咱们，便是真的让狼提走了，父母也不会到山沟里去寻找，也不会为咱哭上两声流上些泪水。”
三弟点点头，又无奈地抠着小指头。
“就因为父母养的孩子多了。美帝兔过于能生养，咱们的母亲不是照样能生养？一口气养下十来个，人人要吃要喝，要穿要戴，他们养活不过，才逼着咱们出来卖兔子，才不把咱当个人看待，若是养上一两个，哪里还舍得让咱小小年纪就这样子出来量盐卖菜？”
“本来咱们念书挺灵的，可是就这样七误八误的，小时卖兔子，大了肯定是个跟牛抓粪，一辈子也算是灰了，没好日子过了。”三弟小小年纪就能够想到我们的未来，让我很为吃惊。
“三弟，全家十几张嘴哩，卖来卖去，连个饱饭也吃不到，咱们以后也慢些碰坎哇。”
“我看今天就慢些碰坎哇，把那筐帝国主义再抬回去，就说卖不了，兴许以后就不用咱出来了。”三弟把话说得又更进了一步。
“那万万不可，那么沉，再抬回去，往死熬呀，还不如就地倒了圪崂好。”我愈发上火了，对着那筐兔子就是一脚。
“那样回去定然交待不了，想必父母会打死咱们的。”
三弟的话让我们一起回想起了很多次挨打的情景。
我们讨论了一顿，终于想下了一个非常痛快的做法——今天绝不和那些难缠的买主磨牙了，来他个大甩卖，平时最少五毛，今天三毛也行二毛也行，给几个算几个。这地方的人不是爱占小便宜吗，尽管让他们占去算球啦。
看到对面来了几个手里拿着针线活的妇女，我就在那里高声吆喝：“卖兔子来哟卖兔子，三毛钱一个美帝兔。”那几个妇女赶忙走过来问道：“多少钱一个？”我们说：“三毛钱一个。”她们惊讶地问：“以前不是五毛钱吗，难道美帝国主义也能降价？”我们说：“今天就是想给你们一个便宜哩。”你说那人心就是没尽，其中一个妇女还想占更多的便宜，问我们：“二毛卖不卖？”我们说：“随你。”于是那几个妇女乐呵呵价每人买走了一只。不一会儿，就跑过一大群人来逮便宜，三下两下就把兔子抢光了。后来又跑来些人，一看兔子没有了，拍着大腿直是怪怨自己听到的迟了，自己的脚步慢了，这么个大便宜愣是没有逮上。看那样子真是痛心疾首。他们还一再问我们明天能不能再抬来一筐子？在他们眼里，我们家似乎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加工厂，只要有人定货，一按电纽就可成批地生产出来。我们一本正经地说：“来呀，来呀，一准来呀，明天过来白白地送你们呀，等得哇！”
我们和那罗锅子竟然用了同一个词，把场给收了。
贱卖了那筐兔子，已是大半后晌。按说该赶快打马回程了。二十五里山路，紧走慢走，回去恐怕天也就黑了。
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早已饿了，那满肚子的炒面在路上就消化光了。倘不是顾及脸面，完全应该接住筷子走上前去和那些讨吃子疯抢一气。说实在的，此时此地，不论以何种方式给自己的肚子里装进去些油糕烩菜，都应该看作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高明选择。要知道那样的饭菜在我们眼里是何等的稀缺何等的重要，尤其是在肚子呱呱乱叫的时候。孔老夫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食色性也”。当代一位伟人也说过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他首先揭示了人类的衣食住行问题。圣人伟人尚且能对吃饭问题有这么清醒的认识，深受饥饿困扰的老百姓能不知道吃饭的重要？
油糕烩菜，确实是晋西北的一种最好的农家饭菜。除了娶儿聘女、过年过节、招待最为尊贵的客人，平时是绝然吃不到的。
但人的尊严比油糕烩菜更加重要，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所以无论饿到何种程度，我和三弟也绝不会因为放弃那样一个和乞讨者同场竞技的机会而产生丝毫的懊悔。这是一条底线。
要在往常，即便饿得头发晕眼发黑，我们也会以顽强的毅力，用那两条完全酸软了的下肢支撑起沉重的躯体（其实并不沉重，两个人当时的体重加起来也不足三十公斤）走完剩余的路程。说实在的，这种走路，既是对心理素质的考验，也对生理极限的挑战。
而今天，我和三弟一反常态，思想解放了，认识提高了，胆子也大了，我们下定决心要彻底理顺卖兔子与饿肚子的关系。人不能总在劳累、受辱和饥饿的交织中去卖兔子。
今天务必解决了这个问题，再做返程的打算。
各种怨愤经过长时间发酵而酿造出的烈酒今天终于正式出窖了。
这个决心，也许与在胡家坪碰到的那两盘油糕烩菜有着直接关系，也许没有任何关系。但至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根导火线。
我扛着箩筐，三弟提着木棍，径直走到供销社。在那个青石门面的窑洞前，我们稍作打量，把箩筐和木棍放在沿台上，然后像很有钱的主儿大摇大摆地走进去问那个站门市的漂亮姑娘卖甚吃的哩，那姑娘用满口河曲话细声慢语地回答有黑枣、柿饼子、饼干子，还有七色糖豆哩……我和三弟一合计，糖豆以前吃过，黑枣以前也吃过，要吃就吃些没吃过的稀罕东西。于是一块二买了一斤饼干，三毛钱买了一斤柿饼。然后又大大方方地向那售货员张口借得一大茶缸子开水，到外面的沿台上坐下便吃喝开了。
那饼干是太原食品厂出的，那柿饼是从运城进过来的，两种东西各是各的个香法，不要说吃到嘴里有多么美好，就是能浓浓地闻上一鼻子，恐怕也会成为人世间的一大享受。我们吃着这些香美的食品，不禁又发了一顿感慨。
我们边吃边赞美那饼干和柿饼的好吃，边吃边诅咒那对罗锅夫妇的狗眼看人低，边吃边表扬那年轻姑娘的漂亮和会说，边吃边憧憬着能够经常吃到饼干柿饼的共产主义……最后，竟又和罗锅端出来的那两盘饭菜较上了劲，在反反复复的比较当中，我们把饼干柿饼夸了个天花乱坠，而把油糕烩菜贬了个一文不值，觉得油糕烩菜不就是些普通的农家饭菜，有甚了不起的，逢年过节我们也可以吃到，哪里能和饼干柿饼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终日享用的高级食品相提并论？
后来学了《阿正传》，每每想起来，就有点好笑，觉得我和三弟也仿佛阿过或者过。
贱卖兔子，是一种报复；吃饼干柿饼，同样是一种报复。至于是对罗锅夫妇的报复，还是对父母的报复，还是对美帝兔的报复，还是对那贫穷家庭的报复？就说不清了。不管怎样，我和三弟现在如释重负，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心理学家认为，报复是一种怨恨积累的释放。而这种释放，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保护。
此前，在我们身上所积累的怨恨也确实是够多了。这些年，出去卖兔子，受苦和受罪全搁在外，单是那受气就能把人折磨个半死。
俗话说“好出门不如歹在家”，何况我们是两个小孩子出门，还抬着一筐美帝国主义，还要把美帝国主义卖出去卖上个好价钱，你完全可以想象到其中艰辛与酸楚。
无缘无故，让人家误会了，让人家奚落了，让人家侮辱了，你能怎么样，你又敢怎么样？要个头没个头，要力气没力气，不论碰到何种情况，你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哪里敢和人家说个长短论个高低？
有些事情简直让人不堪回首：那次在后沟有人说好先捉兔子再送过钱来而把兔子捉走了人却没了影踪，那次在阳宅一大群人围过来不是议论兔子而是议论二姐那身破衣烂衫把二姐羞得躲没躲法藏没藏法，那次在阴塔两个年轻后生看下我们孩子家不能怎么样愣是明目张胆地把好几只兔子给抢了去，那次在火山有几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小后生把自家的狗子喊过来追我们咬我们，吓得我们惊慌失措他们却乐得哈哈大笑……
好些年了，我们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压抑着自己的愤恨，哪怕碰上天大的委屈，都用流泪和哽咽的方式默默地忍受了。想来只要能完成父母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只要能把美帝国主义换成几张买盐打醋交学费的人民币，便是被人打碎牙也得和着血一口吞进肚子里去。
可以说，父亲那句“人善不死，人穷不死，人能懒死”的警世名言，每时每刻都在鼓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才使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去面对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而把卖兔子的伟大事业英勇顽强地进行到底。
然而，那每一次流泪都是一种情绪的沉积，每一次哽咽都是一种能量聚合。沉积和聚合得多了，必然会引起火山的喷发。
想必今天敢于站起来和那罗锅子理论，就是自我尊严的觉醒，而接下来的行为，如敢于自作主张把美帝国主义减价卖掉，敢于自作主张去供销社里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享受到的饼干柿饼，则完全是一种怨愤的释放和压抑的宣泄。
吃喝过了，我和三弟终于以轻松而美好的姿态踏上了反程的山路。
然而，这种姿态很快就被变幻莫测的老天爷击了个粉碎，更大的痛苦和恐惧又悄然降临到了我们身上。
返回到东会，也就是上午我和三弟兴高采烈跟在娶亲队伍中“不知是抬着美兔还是抬着大花轿”的那个村子，感觉天气一下就不对劲了——黑云滚滚，冷风飕飕，麻雀乱飞，鸡鸣狗吠。
所有迹象表明，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临。
还有十多里山路，而且是最令人恐惧的那段山路，我和三弟立刻加快脚步，近乎小跑起来，想望在大雨之前赶回村庄。
我们终于被大雨夹在了山上。
到了半山腰，随着两声闷雷响过，大雨倾盆而至。在万般无奈的雨水浸泡中，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避雨的去处——侯家崖，一个早已被遗弃了的破败村落。
这个村落，在日本人侵略进来的时候，最为兴旺。沟沟岔岔，几十间窑洞，住着满满当当的人家。这里山大沟深，前有悬崖绝壁，后有大山遮挡，甚为险要和隐蔽。所以那个时候周围的山民们把这里看成是最安全的处所。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残害，投亲的投亲靠友的靠友，千方百计借宿在这里。而等日本人从晋西北撤退以后，这里一下子就冷清了。又过了几年，政府让整体移民，这里的人们分别搬到了附近的几个村庄，于是就剩下了那些残垣断壁。现在有少数窑洞还立落在那里，但大多数已塌得不成样子了。
我外祖父家就是候家崖的。母亲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岁，所以对那片废墟很有感情。小的时候，她就经常领我们来这里砍柴割草。来了以后，就领我们转那些破败院落，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讲到伤心处，母亲难免会流一些泪水出来。所以，我们对那里的院子以及院子的主人以及主人现在的去向也就有了大体的了解。
天本来就黑了，又加上大雨如注，眼前顿时成了一团漆黑。我和三弟在的雨水中前后拉扯着那根木棍，慢慢摸索着向侯家崖走去。经过艰难的摸爬滚打，终于来到了最为近便的那个破院。我们知道这是侯大姥爷家住过的院子，母亲小时候扎着小辫儿曾经在这里和她那些并服姊妹们一起吃过住过耍过。东面的那两间土窑洞早已塌成了一个小土坡，并被一人来高的蒿草所覆盖；西面的那间直口子石窑洞还算硬气，只是前门面上有几块石头突出来了，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地进了这个敞口子的烂石窑。
我们首先把破衣服全脱下来，拧去了雨水。
和白天不同，和母亲领着我们更不同，雨夜的废墟特别恐怖。听着暴雨对山体的猛烈抽打，听着沟壕里发下来的那轰轰隆隆的洪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破窑洞门口，我们兄弟两个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手里抖抖簌簌握着那根棍，以预防来自任何方面的不测。
三弟战战兢兢地在我的耳边说道：“二哥，咱以后出门，千万得带个火柴，这里边黑洞洞的，很怕。”
“别怕，怕甚哩，下过了雨，大人就来寻咱们呀，等得哇。”其实我何尝不怕，但面对比自己小两岁的三弟，只能这么说话，而且一不小心又引用了一次“等得哇”。
“二哥，这烂窑里有蛇哩，上一次我们来这里掏鸟就发现了一条，两三尺长，是荣贵给打死的。”
“三弟，别说了，好天气蛇才出来，一下雨蛇就缩在洞里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二哥，这门口冷得历害，咱们到窑掌子去哇。”
“好的，咱们慢慢地往里摸索。”
我摸着东面的墙，三弟摸着西面的墙往里面走去。那窑本来不算太深，几步就可以走到后墙。但我们像排地雷那样，先用木棍在前面敲打着探路，然后慢慢地向前挪动。
突然，三弟“哇”得一声，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感觉他的身上已抖成了一块。他这样一弄，差点把我吓死。“三弟，咋啦，摸见蛇了？”我急忙问他。
三弟十分紧张地说：“那，那，那面有个柜子。”
我说：“你太过紧张了，几十年不住人，哪来的什么柜子？”
无论如何紧张，我也得打起精神来去验证一下三弟的说法。我过去一摸，三弟说得没错，果然是一个柜子，而且很大。再摸那上头，还放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
三弟问我：“二哥怎么回事情？”
我定了定神，瞎猜测着说：“没啥，没啥，听说这地方经常有人来耍钱，想必是赌博汉们准备下的，今天这么大的雨，他们被夹在外面，不会来了。”我们就再没多想这件事情。
再往里走，发现地下还铺着一些柴草，这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一个刚刚准备好的赌场。
这倒真的不是什么无端的猜测。那个年代规矩很硬，不让人们在村子里耍赌。倘若在村子里发现了赌摊，在场者都得去坐禁闭或者劳动改造，家里人还得承担连带责任，村干部也逃脱不了干系。所以侯家崖那个三不管（三县交界处，谁家也不去管）的废弃村落，倒成了方圆几十里的赌徒们相聚的一个理想场所。我们经常听村上的人们私下议论，谁又在侯家崖输了谁又在侯家崖赢了等等事情。感觉那里是个出新闻的地方。
到了半夜，雨还下个不停，想必赌徒们不会来了，父母也不可能寻来了，不知不觉就在那摊柴草上睡着了。
我突然听见三弟怪怪地吼叫了几声，许是梦魇住了，赶紧把他推醒。问他咋了？他说梦见长舌头鬼了。于是，我们两个又紧紧地依靠在一起说了几句壮胆儿的话。
说完话，饿得睡不着了。我俩爬起来走向那顶柜子，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些什么吃喝？首先摸住了河曲产的一盘夏果子，再伸手往里探，又摸捞见一碗烩菜一碗蒸馍，再就没啦。
真是蹊跷极了！上午碰了一盘油糕一盘烩菜，晚上竟在一个几十年不住人的破窑里又碰上这种东西。上午那油糕烩菜不仅没有吃上，而且还带来了一肚子气。这破窑里的吃的究竟是谁放的，又是什么兆头，又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我和三弟仔细闻了闻，觉得不曾有什么发霉变质的味道，甚至还算新鲜。我们断定，这些吃的并未隔夜，就是今天置办下的。
“二哥，敢吃不敢吃？”
“我看吃吧，俗话说见吃不吃有罪，今天上午那罗锅子递过筷子来，倘若我们将计就计，也不会惹出后面那些事来。”
“主人不在，吃了会不会有麻烦？”
“咱们不要吃光，吃上些剩下些，估计不会有甚麻烦。何况，今天雨下成这样，绝不会有人来了。”
于是，我们在极度饥饿中先把一盘夏果吃完，每人又吃了一个馍头，因为没有筷子，所以就没有打动那碗烩菜。吃了一点东西，不甚饿了，接着又在柴草上睡了回去。
估计到了后半夜或者就快明了，感觉那地上的柴草非常潮湿，三弟提议到柜子上睡吧，我也觉得这个主意极好。因为柜子不宽，所以只能轮流着去睡。三弟睡了些时候，我也上去睡了些时候。
第二天早晨，雨终于停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俩从那个可怕而又神奇的窑洞出来，拔腿就跑。因为这时我们心里实在着急，一来怕赌徒过来找我们的麻烦，二来怕误下上学刘老师找我们的麻烦。
刚刚走到梁头，就听到了吼人的声音。过一会就发现父亲手提了一根大棍急匆匆价迎面走了过来。父亲说他一夜未曾合眼，只是雨水过大不能行动，早上雨停了就赶快出门。
母亲看到我兄弟两人跟着父亲回来了，放开嗓子就哭。边哭边数说着，说她积下德了，并不曾葬了良心，所以才能平安无事。又说她昨天一个白天眼皮就跳个没完，知道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又说她一整夜都不安什么好心了，怕是凶多吉少了，再也见不到我那二、三小子了。呜呜，呜呜呜。
父母并不问白天卖兔子那些事儿，最关心的是大雨来了之后，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我和三弟就一五一十地给他们做了讲解。没想到，不讲便罢，一讲母亲吓得抖成了一团，父亲也吓得满脸没有了一点血色。
这次回来，父母不只是宽宏大量，没有细究我和三弟贱卖兔子和擅吃饼干柿饼之类的违纪问题，而且还表现出了空前的怜爱之情，很长时间没派我和三弟出去做“量盐卖菜”的兔子买卖。
当天，我和三弟要去上学，父母说啥也不让。白天用一把大铁锁子把我俩锁在了家里，中午还背着其他姊妹兄弟给我俩偷吃了一顿面条加荷包鸡蛋。
第二天，我们去了学校。一上去，就听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
后沟村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和本村一个特别精干的小伙好上了，私定了终身。这位姑娘的父母嫌那位小伙家成分不好，怕受到连累，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结果，这位女子在侯家崖的山梁上找了一棵爬娃娃树拴了根麻绳就把头伸进去了。那小伙子听说这事后，也拿了一根麻绳吊到了同一棵爬娃娃树上。哎呀呀，世上还有这等痴情的男女哩！按照乡俗讲究，这种屈死了的小口，是不准回村、不准进坟、不准用棺柩的，只能各背一顶柜子，在野外祭奠打发了事。许是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动了老天。那老天爷竟整整地为他们哭了一夜！
事情就出在前天，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天的上午。
卖兔子来哟美帝兔
太阳快一杆子高的时候，母亲将熬好的半锅山药稀饭往炕头一掼，烦躁地催促起来：“娃们，娃们，阳婆都照在屁股上了，还不快些起炕啊？七天才等来一个礼拜天，营生攒下一大堆，靠谁做啊？没有人替你们的。”
看到我们没啥动静，母亲再次提高了嗓门：“懒死鬼，真是一群懒死鬼，你父亲下地都快歇头歇了，看看你们那德行，一个一个，是不是都欠挨打的哩，啊？”
见我们起床的动作不甚利索，母亲习惯性地从炉台上揽起笤帚把来，在炕沿上狠劲地敲打。我们都知道这笤帚把的厉害，倘或不按母亲的指示办事，敲打的目标定然会由炕沿迅即转移到我们的身上。谁愿意啊？一睁眼就遭受一顿皮肉之苦。于是我们一个个迅速冲出被窝，将破衣烂衫披挂在身上，然后围成一圈，揉着迷迷糊糊并不想睁开的眼睛无可奈何地端起了黑瓷大碗。
母亲俨然是家里的一个生产队长，很快就在我们“吸溜溜”的喝饭声中将各路人马的营生安排了个妥妥帖帖。
母亲安排营生，向来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一天，除了在三岔中学读书的大姐大哥和没有些许劳动能力的三妹六弟（那时七弟还未出生）外，其余孩子都领到了和自己年龄以及体力并不太相称的营生：二姐带领四弟上午到西山上打柴下午到沟中抬水，以解决燃火做饭和人畜吃水问题；五弟在家中看管四岁的三妹和两岁的六弟，最要紧的不是怕弟妹吃不上喝不上，而是怕弟妹掉到院子外面的山沟里摔死或被走进村子里的野狼给提走；我和三弟的任务是到河曲县的土沟村去卖小兔崽子。因为十几个小兔崽子已经满月了，如不按时出窝，不仅会影响母兔的下次怀孕，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说可持续发展大概严重了，其实是勉强维持这个家庭的基本的生存状态而已。
那个时代，饭是吃不饱的。中午还能吃一顿结硬一些的东西，早晚则是不断地重复着清一色的山药煮稀饭，村里人管这种饭叫“清汤灌大肚”。
这种清汤灌大肚的饭，是顶不了大事的。当时喝个两三碗好像是填满了肚子，但那是假象，等撒过一泡尿后马上就会饥肠辘辘起来。
吃着这种清汤灌大肚的饭，念书还能将就下来。但那也仅仅是一种将就。每到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孩子们再也没力气保持原来的坐姿了，甚至连脑袋也挺不直了，一个个爬在桌子上，歪斜着头来听老师的讲课。其实，课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因为肠胃在激烈地打架，心里头尽是盘算着些吃饭的问题，其场面如同一摊霜打过了的庄稼。
而要劳动，光靠这样清汤灌大肚的稀饭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支撑下来的。这一点母亲非常清楚。所以每到礼拜天的早上，母亲总会在平常山药煮稀饭的基础上再给我们增加一道“硬食”。这道“硬食”便是山里人再熟悉不过的那碗“炒面”了。
有些原始而古朴的乡村吃法，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已经消声匿迹了。吃炒面就是如此。
说到炒面，人们大概很快会想起我国北方地区食堂里或饭馆里卖的那种香喷喷的油炒面食。其实那种炒面和这种炒面，原本就不是一回事情，风马牛不相及。饭店里的炒面，是对煮好的白面条的一种深加工或精加工，以增加其美味。用鸡蛋炒了称素炒，用过油肉炒了称肉炒。但我说的乡村里的那种炒面，是把各种粮食（那个时候多以玉米和高粱为主，也适当掺和些莜麦、豌豆或谷糠之类的东西）在铁锅上炒熟了，再用石磨磨成的面粉。这种炒面，放在碗中加些稀饭汤子用筷子一搅和就可以食用，非常简便易行。当然，还有更加省事的办法，在没有汤水没有碗筷的情况下，随手抓入嘴中也可当饭来吃。然而那搅和的工序却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这种搅和不是在碗里头借助稀饭汤子和木头筷子来实现的，而是在嘴里加进了自己的唾液靠着舌头强有力的翻动来完成的。否则，怎能吞咽下去？
母亲在安排过营生以后，就像以往过礼拜一样，顺手把炒面笸箩子搁到了炕头上。看着一个个齐刷刷伸过来的黑瓷大碗，母亲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她一边用自己的筷子做着阻拦状，一边根据以往抢炒面的教训迅速重申了吃炒面的纪律：“不要抢，不要抢，人人有份，每人一铁勺。”说完这话，每一个黑瓷大碗都按着规矩递到了母亲身旁。母亲将所有的黑瓷大碗顺次摆成一个圈儿，然后用那个祖上传下来的铁勺子来给大家分配炒面。如母亲所说，每个碗里一勺子，不多不少，不偏三向四，挖多了母亲还会在炒面笸箩子的上方抖擞一下勺子，挖少了母亲还会用另一只手再捏上一圪撮补充进去，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工作做得十分精细十分公平，不佩服不行。分完以后，在孩子们拌炒面的中间，母亲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接着补充到：“二、三小子，今天早回不来，可以放开肚皮吃饱。”既然母亲放话让我们吃饱，那我们还怕甚哩，那我们不就可以亲自上手了？于是，我和三弟，三下五除二，将分来的那份吃完，然后挤到圈子的前面，将手伸到笸箩子里，大把大把地把炒面抓入自己的黑瓷大碗，高效率地拌起炒面来，又高效率地吃起炒面来。吃快了，难免会往外面撒落一些。
看到我和三弟狼吞虎咽，姐弟们哪里还能坐得住？他们眼馋的眼馋，眼红的眼红，羡慕得直咽口水。
他们在一旁，有的用筷子敲击瓷碗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有的直接用言语来挑衅和挖苦我和三弟。其实，我们清楚，这种挑衅既是冲着我和三弟来的，更是冲着母亲这个吃饭的总设计师来的。二姐说：“那炒面是家里的，身体可是自己的，招架把肚皮撑破流出肠肚来的哇。”四弟五弟就像平常那样不失时机地跟着二姐起哄道：“撑就撑破吧，憋死了也总比饿死了要强。”二姐再次引逗：“虽然大人放话了，但也不能像猪吃食那样，里一半外一半地瞎撒活吧，又不是吃贼哩。”四弟五弟也赶快附和：“就是呀，就是像猪吃食子一样，里一半外一半。”二姐再次攻击：“兔子卖了卖不了还是个‘’，倒把炒面给抖打进了好几碗，真是不上算。”二姐上过数学，知道“”是个未知数，四弟和五弟刚刚上小学根本不清楚“”的含义，可是他们仍然在那里跟着瞎起哄：“就是，就是，就是，三大五碗的，还不是？”大概是因为跟着二姐使用了“”这个新名词，说完话以后四弟五弟竟然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笑过以后，他们又跟着二姐把目光一齐转向了母亲：“妈，妈，妈妈，你还不赶快把碗筷给夺下来，再让他们吃下去，就真的了，不光把咱们家吃穷了，也把他们自己撑死了，出了人命多不上算啊？”看到姐弟们乱哄哄的越说越来劲越说越邪乎了，母亲不得不再次拿起笤帚把来维持秩序，她在炕沿上狠劲地敲打了几下然后喊道：“都给我闭嘴，都给我闭嘴，谁要眼红他们吃炒面，谁下次就给我到河曲卖兔子去！”
母亲说完这话，场面上立刻变得安静了许多。因为大家一来看到母亲发火了，是真的发火了，二来，更主要的是这二来，二来听到了母亲那句“到河曲卖兔子”带有惩罚性的话。所以至此打住，闭嘴了，安静了，谁也再没有去胡言乱语。我们知道，母亲向来说话是算数的，倘若谁要再敢多言，下一礼拜准会让谁去卖兔子。说到卖兔子，谁不头疼，谁不发愁？这营生我们多体验过了。如果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那我们家则绝对是没有白吃的炒面。
场面归于平静以后，二姐把母亲重重地瞅了一眼跳地出了院子，四弟、五弟则眨巴着眼睛退到了后炕上。
在二姐率领两个弟弟挑衅我和三弟的时候，我和三弟则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没有反击，没有对骂，没有应战，甚至连一个正眼也没有去看他们。因为顾不上，吃炒面要紧，我们的老主意是：你说你的，我吃我的！你说不饱肚子，但我能吃饱肚子。倘若硬要套用一句名人名言的话，那叫作“吃自己的炒面，让别人说去吧！”
吃过早饭以后，姊妹弟兄们各干各的去了。
我和三弟把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崽子从兔窝中逮住，放入红柳编成的箩筐里面，然后用一根木棍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在了通往土沟村的山道上。
那年，我十岁，三弟八岁。
养兔子，是那个年代大山里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