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
17:22:20 | 作者:
　　我们正在告别一个激情改革的年代，正在告别一对曾经创造了历史而现在又将被历史淘汰的英雄们。他们的史诗般的神话正如云烟般地在新世纪的星空下消散。序言序一：想起梁湘袁庚　　梁湘和袁庚是惟一令我在写作此书中心情既沉重又宁静的两个人。 　　日，广东省博物馆一位老者颤巍巍地捧出两人的档案匣，让我查阅。五个小时后，当我抬起头，首先碰触到的是一张泪水盈眶的脸。这位面容枯瘦的老人就这样一直端坐在我的对面，一直默默流着泪。她一字一顿地说，十年了，你是第一个来我这儿查找二人资料的人。 　　一霎间，我背过身去，禁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说，袁庚今天还偶尔露峥嵘，残留在极少数人的视线和印象中，那梁湘早已是彻底地从尘世消失了。对于现在绝大多数深圳人来说，他似乎一直没有存在过一样。如果说，深圳改革是一座中国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最皇皇巍峨的大厦，那梁袁无可争议是两根关键的巨梁。任何一场伟大的改革，都会诞生他所需要的风云人物，梁湘和袁庚就是那种为改革生，为改革死的人。 　　在一些人的眼里，梁湘是一个至死都刚烈生猛的大汉。梁弟梁文森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在48年后忆起哥哥徒步奔赴延安前跟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的情景，流泪了。他说，没想到一个17岁的少年心这么硬。 　　1981年3月，62岁高龄的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 　　这个胸怀大志的刚烈汉子，为了深圳改革敢跟中央领导拍桌子。这个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就累得住进医院”。他顶着一顶顶 “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大刀阔斧地在一片稻田里竖起了近千幢大楼。他真正打开了深圳的局面，“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 　　在最初安排来深圳挂帅时，梁湘并不情愿，为此他与习仲勋大吵过一架。五年后，他黯然离职，临走时对着近千名哭成泪人的干部群众泣声说：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袁庚是一位“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的“空降兵”。 他穿行在斥责与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有人骂他是“李鸿章”，有人说他是“冒险家”，有人说他有些“乌托邦”，但在20多年的好朋友——原《人民日报》记者陈禹山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他并不被热爱，因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1980年3月，这个“不听话”的坏孩子向谷牧提出“公开招聘”，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三年，又凭着胡耀邦授予的“尚方宝剑”，在蛇口开展了一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群众投票直选干部的民主试验。这个 “早熟的民主”，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他还在蛇口竖起了当时振聋发聩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对在蛇口的媒体立下规矩：“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他一再成为全国新闻人物，一再遭到猛烈的抨击。 　　在主政蛇口14年期间，袁庚将一个资产1个亿家底的招商局发展壮大到了身家200亿。其中包括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蛇口平安保险公司，以及平均资本利润率列中国第一位的招商银行。 　　1992年12月，这个 “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演说家的天分的”老人离休了。之后，他“一边在时间的隧道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边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沉淀河底”。 　　梁湘、袁庚为深圳改革初期的并立双雄。命运戏剧性地把两个脾气一样刚烈，志向一样宏大，智慧和胸襟难分上下的人紧紧地捆绑在同一块土地，两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是“对手”。梁湘、袁庚发生过许多矛盾，不断地较量，官司打得硝烟弥漫，直到省里、中央。但两人又喻亮情深。日，梁湘寂去，袁庚不顾年老体弱与疾病，逐车100多公里到广州，在梁湘灵前恸哭失声------这是袁庚退休后仅有的两次亮相政坛之一，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听取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然而，即使是梁湘、袁庚这样在深圳乃至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人物，今天许多深圳人已不知二人为何人了，这不能不让我悚然一惊。 　　是的，我们正在告别一个激情改革的年代，正在告别一对曾经创造了历史而现在又将被历史淘汰的英雄们。他们的史诗般的神话正如云烟般地在新世纪的星空下消散。 　　我们该不该永远记住这一段历史，这一截青春，这一群人？我们为什么一直缺乏与他们对话应具备的心理准备？我们何时才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真实的话本，帮助我们去理解观照这有着极大张力的二十年呢？ 　　在我没日没夜敲击键盘的过程中，眼前不时地闪过一幅幅风云激荡的画面。在二十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深圳及生存在深圳的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发动了一场天下瞩目的社会革命，他们的使命与他们的命运，决定了深圳的进步，他们的悲欢离合、沉浮起落，也成为了深圳改革史的一部分。因此，记住他们就记住了深圳二十年改革的全部曲折和悲壮。 　　一座忘记历史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家园的灵魂。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能承荷得起1000万人口的精神流浪?
序言序二：但愿我的眼光不会灼伤人　　面对选题如此重大敏感的图书，我想读者首先应该有权知道本书资料的来源：与众多以近乎文学手法反映深圳历程的其它图书不同,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可谓是无心插柳，却历尽曲折。这本书最早动笔于1999年，当时我在为袁庚的传记做准备。我在袁庚身上花了近三年的心血，然而最后一刻却被迫焚烧书稿。我真的陷入了疯魔的境地。为了让我摆脱出来，一位誉满天下亦毁满天下的老人向我谈起了深圳的由来，我才意外地发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深圳------这一段吞吐天下、叱咤风云的历史竟然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刺目的空白，官方也罢，民间也罢，几乎没有任何图书对此作了有价值的深度记载。 　　这意味着，如果任其被岁月湮灭，正像著名网文《深圳，是谁抛弃了你》的作者呙中校质疑繁荣缘何而去，今天，或者三年、五年后，一定会有成千上万人始终无法明白深圳的繁荣从何而来。事实上，所有对这个城市的怀疑、悲观、愤懑、偏见，甚至妖魔化，几乎都来源于我们这代人对这个城市本来面目的真正无知。 　　此后六年，在所有的空隙时间里，我不是泡在深圳市图书馆，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的两次爱情因此而终。从1999年10月至2002年八月，我阅读了馆藏的大量与深圳有关的报刊、杂志、史志、专著，并作了近百万字的笔记。一位在体制内专职研究深圳史的何姓博士，几乎每周日的整个下午与我坐在图书馆旁荔枝公园的石凳上交流一些看法。我们常常在深圳发展的关节点和重大人物政治命运的沉浮上产生巨大的分歧，比如深圳与蛇口早期轰动一时的“四权之争”，或者特区第一风波-----罗湖风波潜流下真正的交锋是什么，如果邓小平不喝止“租界风波”，1982年的深圳会不会被人一锅端了，深圳三次突然被海内外舆论围剿的原因及有若天别的结局，深圳有没有原罪，原罪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许多人一直认为1985年黯然从深圳市委书记任上离开，后来更因“海南汽车事件”被撤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称得上“伟大”二字------我们经常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但探讨的内容一直让两人如伏天饮冰，极为畅快。博士是一个豁达宽容的人，他总是善意告诫我，有很多人在关注研究深圳，也有很多人在竭力忘却深圳。为了快乐，我们有时不需要回头看。 　　我知道，我的眼光一定灼伤了人。或许，只有伤着了一些人，才不会欺骗更多的人。 　　有足够的理由支持我不必要在意别人的研究和现存的记载。坦率地说，我对这些研究者的勇气和目的抱有怀疑。在我看来，不完整的、不严谨的研究的结果本身是在制造新的谬误。我将通过引用一些例子，与读者一道，将深圳二十年里极富争议的事件，如“一万转业工程兵大罢工”、1987年“四十万人大逃港”、日“清水河大爆炸”等，与其他书籍的相关内容和研究报告进行对比。 　　说到这里，我想提及一些被岁月湮灭的资料。其中最易忽略的就是深圳市博物馆。该馆存有中央、广东省委对深圳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指示、批复，有历届市委、政府的重要会议记录，以及梁湘、李灏、厉有为的工作笔记。同样值得期待的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这里独家存有中国改革三老之一------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广东改革开放急先锋吴南生的珍贵史料。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的促成下，先后五次深入，做了三本记录。另一个被遗忘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面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研究深圳的著述。我借栖在中大一位喜欢做兰州拉面的小伙子的宿舍，十四天中啃完了近两百本“大砖头”。 　　但尤其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此前这么多的研究者没有去查找上述资料。我认为，如果不参考这些“实证”，就无法还原历史。我确信，过往的研究者之所以通常避开这些冰冷生硬的“实证”，是因为这些工作是需要下笨功夫，坐冷板凳的，而且也是最容易让他的研究目的和结论感到尴尬的。 　　我还想提及的是那些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而一旦得到就受用无穷的民间日记。1975年来到蛇口的潮汕青年李秋江，见证了蛇口的勃兴与衰忽；1981年随两万大军潇潇南下的王朝贵，感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二十年的苦痛与尊严；1980年偷渡香港，1990年偷渡回深圳的四川著名女作家许东平，用2.3亿商业身家掩埋了一个移民关于诗歌的梦想。这三人用20年汗、血、泪凝铸的细节直逼我心中关于深圳的疑问。 　　最后，我按图索骥采访了一百五十四位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亲历者。这对于了解当时的背景甚为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背景才是真相。 　　要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去伪存真，且尽可能宏观又细节地，抽象又本我的把深圳二十年回顾一遍，无疑是一场人性、良知、道德、学问、勇气的大考验。在我受着煎熬的日子里，我的母亲遽然离去了。我没能听见她的最后一句嘱托，我从深圳赶到湖南一个叫大湾的小村时，看到的只是一张安详平宁的面孔。 　　奔丧回来，面对厚厚的书稿，一霎间，我仿佛醍醐灌顶。我无意也无力去塑造谁。尽管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都宣称自己出生于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可历史总是无情的。二十年来，许多重要的人物现在已被大众遗忘。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在《路易十八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几年后，甚至若干年后，当已经被湮没或者被淡忘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以某种形式得以再现的时候，那将是一出怎样的剧目呢？ 　　希望本书在勾起人们兴趣时，不至于惊扰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这一段历史和其亲历者 第一部分万人四次大逃港　　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 　　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日，深圳建市25周年纪念日。大雾当道，我的目光越过浩淼的烟波，落在隔岸香港的摩天大楼上。我恍然如梦，心底无数的悬念冰结为一个追问：在这条荒凉的海岸线上，历史是怎样错步向前，演绎了一个100万人蹈海求生的梦呢？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 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二十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 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纯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儿》中描述了70年代末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一夜，南岭村有400多名青壮年从张伟基泪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第一部分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
捅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３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初，袁庚驱车返回阔别二三十年的家乡，准备兴建蛇口工业区，他的回乡见闻也冰冷地印证了吴南生的考察结果。袁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两座旧楼房，深圳充斥的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以及横七竖八的臭水沟，坑坑洼洼的瓦砾堆。
袁庚回到家乡大鹏岛，却已看不到当年的乡亲了。解放初的2万乡亲，到70年代末，只剩下5000多人。大多数人都逃往香港，甚至流落到了英国、美国、荷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牧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谷牧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饥饿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第一部分突破坚冰: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1936年，他年仅14岁，即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十年浩劫结束后，他重新出山，担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惟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它的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 吴南生十分气愤。
叶剑英元帅多次攥着吴南生的手，焦虑地对他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啦，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 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l、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第一部分特区向中央要权
４月５日至２８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此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广东把这个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1979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谷牧当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一肚子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不过，北京迅即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经济特区这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不少。
《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话促使吴南生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强烈地“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原陶铸秘书丁励松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因此“条例”中尽是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如果说得不客气，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让他们赚钱，二才是爱国，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办特区应该让投资者赚钱，他们有钱赚，才会大批来，只有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路转开来后，他们又着手重新草拟“条例”。
就在吴南生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条例》获准通过。
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第一部分1980：“特区第一风波”（1）
1980年的6月13日，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一行六人，乘火车来到了还是一张白纸的深圳。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吴南生的当务之急是在这张白纸上绘出一个壮丽如画的现代化大都市图。
经过两个月的勘测规划，设计团拟订了深圳特区的疆域：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而实际可供开发的面积，约为110平方公里。
市委把新的规划方案直呈国务院，迅速得到批准。
按照原来的设想，深圳市委决定最好是在靠近打算开辟为口岸的皇岗北部划出一片地进行开发，并且作了详细的规划方案。但是开设皇岗口岸，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构想向港英当局传递过信息，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认真会谈过，也没有做任何可行性研究。
一场倾盆大雨使形势逆转直下。
这场大雨从7月27日上午10点开始下，不到两个小时，罗湖一带就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据《共产党员舒成友》一书记载：市领导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赁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得到的规划设计图纸也被泡在水中，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喊救声……
卷起裤腿，在没膝的大水中指挥救灾工作的吴南生，和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彻底明白，欲治深圳，必先治罗湖国门大水。否则，一切都是空耗！
工程师们粗略算了一下，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五子登科”（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的特区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在酝酿建立特区时，邓小平就明确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
吴南生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时，也白纸黑字表态：“建设特区除了必要的开办费和少量基础工程费用之外，其它大量投资要尽量利用外资，尽力做到不用国家投资，而又能在较短时间内，在若干平方公里面积上建成一个新工业区，并为国家多创外汇。”
吴南生无计可施，急得抓耳挠腮。最后，他只好厚着脸皮向谷牧“化缘”，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 ”
吴南生接着解释:“深圳特区原来有先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回一场大水使我们认识到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既可扩大火车站和口岸的地域，为不久的将来兴建联检大楼和通关桥梁提供土地，又可利用开挖山上10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填高罗湖铁路东至文锦渡路近两平方多公里的低洼地带，使其不受水淹，变成可以兴建高层楼宇的黄金用地。维持罗湖口岸人流东进西出的传统习惯。况且，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
吴南生还介绍说:“我们准备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米投资90元的标准搞好‘五通一平’，这至少要7000万元。不过开发成功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就算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总收入不会少于20亿港元。深圳开发这一盘大棋就下活了，就可以龙腾虎跃了。”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吴南生的设想切实可行，爽快地答应:“行！我先帮你贷3000万元。”
吴南生喜滋滋地，忙向谷牧立下军令状:“有了‘酵母’，特区以后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9月中旬，3000万元贷款打入了特区账户，整个深圳市像过年一样，沉浸在大战前夕紧张而兴奋的气氛中。10月初，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在一间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召开了“群英会”，讨论特区开发第一炮选址问题。
可当讨论到工程师们提出的先开发罗湖小区议案时，一场大战突然爆发。
工程师提出，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的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
但有的领导站出来表示极力反对，说:“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
特别是知道谷牧给了3000万之后，反对声更甚。一位坚决主张开发上步和福田的常委勃然大怒，拍桌质问：“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还是死搬国外所谓加工区的模式？是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还是只靠少数人另搞一套？主要领导成员是集中精力抓好大事，还是整天埋头同外商谈生意？对外商是一视同仁广泛争取，还是只围绕几个熟人兜小圈子？……”
吴南生语重心长地对持反对意见的领导说:“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了组织队伍和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多一年，我们一定不能这样做! ”
按照施工的方案，第一步是开挖罗湖山南面的山坡，回填深圳河北边的洼地，为日后兴建新的联检大楼提供用地；第二步是开挖北面山坡，回填罗湖铁路两旁的低洼水地，铺筑建设路、和平路。
深圳河北岸80万平方米的挖填任务，不出60天便胜利完成。偌大的罗湖山砍去了南边，深圳河北面那片低洼地再也看不见了，平均垫高了一米多，有的地段垫高达1.7米。
但在工程如火如荼进行到11月，一个电报发到中共广东省委去，内容是说：搬罗湖山填铁路的低洼地是未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的。我们是最先来到深圳的人，最了解当地情况，深圳市开发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上步，而不应该放在罗湖。搬罗湖山是错误的，影响了火车通行，请求派人来处理。第一部分1980：“特区第一风波”（2）
不几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来到深圳听取各方对搬罗湖山的意见。
会后，省委对双方的意见作了调查研究，认为深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是正确的，搬掉罗湖山，回填洼地，对开发罗湖小区是最为经济合理的方案，应坚决执行。
12月8日至9日，谷牧和江泽民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等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听取了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其中“罗湖风波”是汇报的重点问题之一。
江泽民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建国后）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得最好。”
据深圳市委书记黄施民回忆，1980年8月，江泽民“下车时适逢暴雨，水淹国门，旅客携鞋捋裤，至为狼狈。江泽民听了争论后说：‘老天爷给我作了一个最好的汇报，你们不用争论了。’”
胡耀邦为“蛇口遭遇卡脖子”震怒
蛇口建设之初，外商打长途联系业务还得跑去广州，这着实急坏了袁庚，他只得与香港一家通讯公司联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打算从香港拉一条海底电缆过来，开通直拨香港的程控电话。是年7月4日，香港招商局与香港大东通信系统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大东公司负责供应及安装设于蛇口工业区的电话交换机以及连接蛇口与深圳两地的微波通信系统。该电话交换机在设备上可供600户使用，可以满足整个蛇口工业区的通信所需；该微波系统将设有微波线路60条，蛇口、深圳、香港之间电话可以自动直拨；并附有电传设备供蛇口与香港及我国内地电信联系。
但是此举犯了“大忌”——邮电通信是国家专控专管的行业，一个企业怎能自办通信？这下可惹怒了某些部门，一时间“泄露国家机密”、“损害国家利益”等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蛇口工业区又是请求，又是汇报，邮电部门总算有了答复：可以自办通信，但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建成后由邮电部门管理。后来，考虑到国产通信设备落后，邮电部门又回复：同意进口设备，但最快3年才能交付使用。
袁庚的老战友、时任蛇口工业区指挥部副总指挥且一直为此事四处奔波、四处碰壁的许智明再也忍无可忍了，他指着有关部门哭骂：“你们他妈的还支不支持改革开放，蛇口连电话也通不了，还怎么改革开放？”
万般无奈之下，袁庚只好把问题 “捅”到北京。
于是， 8月8日，江泽民奉谷牧之命带领工作组冒雨来到深圳，在听取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许智明、郭日凤的工作汇报后，江泽民明确表态说：“通信是个大问题，和外商合作建厂，通信不便是不行的……蛇口工业区为了适应和外商合营的需要，自己筹钱建设由蛇口经深圳通香港的微波电话，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电话建设过程中属于要由深圳市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电局帮助解决的问题，请秦(文俊)书记回去跟他们谈；属于邮电部解决的问题，请秦书记打电话告诉我，我找朱部长帮助解决。”
回到北京不久，江泽民就接到胡耀邦对蛇口工业区建设的重要批示。9月3日，新华社刊出题为“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几个‘卡脖子’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胡耀邦在清样上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式式的官僚主义，特区是否有卡脖子的官僚主义，是否有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
谷牧将此事转交江泽民处理。9月12日上午，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召集会议，由江泽民主持，邮电部、外贸部、海关总署、深圳市委等单位的负责人和干部，以及招商局驻京办事处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江泽民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然后就反映的蛇口工业区建设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最后通过邮电部在8月21日的决定，即在深圳市通信设备解决前，蛇口工业区可先行安装一台进口的专用交换机，可直拨香港等地，由招商局自行管理；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首先由广东省解决，省内解决不了的可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也可以在全国招聘；施工设备在特区内使用免税进口；关于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给铺柏油的问题，在座人定不了，待下午刘田夫(广东省省长)来时再定。江泽民在会上还多次讲到，请大家支持工业区，开点绿灯。
在江泽民的直接过问下，蛇口工业区通信建设飞速进展。日，微波通信站正式建成，蛇口与海内外各地的信息开始沟通，连成一片，其他几个“卡脖子”问题此后也顺利得到解决。第一部分1981：吴南生几乎被20个亿压扁
经中央批准，最初的深圳特区像一个狭长的大饼，长为49公里，南北最宽仅7公里，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根据专家设计的蓝图，市委、市政府决定先期开发上步地区，面积为38.5平方公里。但这么大的面积，仅仅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至少要90元人民币，总开发资金不会低于250个亿。即使第一期只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得近20亿元。
一文钱憋坏英雄汉。20个亿对于刚刚起步的深圳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吴南生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时，叹道:“我的脑袋简直被压扁了。”
吴南生想出了两个绝招。
一是五个手指攒成拳头，集中火力，攻其一点。他的想法是，首先开发0.8平方公里的罗湖。吴南生给大家算了另一笔账，他说，开发这0.8平方公里只需要7200万元。开发出来后，不仅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作为商业用地，还能收入20亿港元。有了这20亿港元，我们就有了下一步开发的资金，就可以一变二，二变四，开发的雪球越滚越大。
另外一招是靠两皮：嘴皮和地皮。就是去游说外商，用嘴皮子把他们“引”进来投资办厂，去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银行筹款。
当时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回忆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当时只有百分之二，现在算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我们是靠自己筹款。靠自己筹款搞基本建设，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他的印象中，市委副书记周鼎特别善于“攻关排雷”。
某一日。周鼎将外地的银行行长们请到深圳来开筹款会，银行家们的提问像连珠炮：借钱是可以的，我们也有点钱，但借钱不是不还的，你们什么时候还？你们还得了吗？你们连条马路连间工厂都没有，什么时候建起来？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生产？你请来这么多的行长，借的越多，还的时间就越长。
周鼎说：你们别担心，我借你们短的，三个月就还你们。
行长们叫道：三个月？我们怕你三年都还不了哟!
周鼎说：怎么还不了，我借你的三个月，再借他的还你嘛。
行长们都笑了，说：你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呀!
“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
最富有想象力的当属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骆锦星。这位为钱急疯了的指挥官想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卖地”，准确地说就是土地出租。
骆锦星想，罗湖小区有0.8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价格租出，那么租金至少有40亿元。拿这40亿元，再去搞通电、通水……通什么都有钱了。还有，办特区不就是要吸引香港人、外国人来投资吗？他们租了地，自然会过来盖大楼；他们盖了楼，几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地。也就是说，我们不花一分钱，让外商从口袋中掏钱出来，替我们造了一片罗湖商业区！划算！
但要把地“租”给洋人，“租”给资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骆锦星回忆说：“说实在话，有些怕。虽然，办这个事情并非我一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怕什么？怕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卖国’呀。为此我借来了一大堆马列著作。说实在话，我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啃这些原巨著。”
“我只是希望祖师爷对租地有论述，只要他们说可以干，我就不怕了！”
万幸的是，他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有关于地租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主张“资为社用”，他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资料表明，苏联有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用美国的技术援助建成的，他们还聘请了一支2万人的美、德、意专家作为“援军”。
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司马鹿、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与市委秘书长丁励松商量了一整夜，结论是：“祖师爷说过，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传出后，一位深谙中国官场“诀窍”的市委领导建议，“还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偿使用吧——”“这样，宣传起来好听，报到上面也好通过一些，事情呢，还是一样的。”
于是，最早的“出租”，就这样以“偷天换日”的形式出笼了。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轰动了香港。翌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明报》争相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
香港德兴公司，抢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兴大厦。
香港中国海外投资公司随后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丰苑大厦。
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1年，仅房地产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罗湖区投资40亿港元，订租土地4.45万平方米。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费”计2.136亿港元，基本解决了深圳搞“五通一平”的开办费用。深圳可以建工业区了！
但这种做法立刻招致了种种批评。某单位曾经公开组织讨论会，主题是：怎样看待“前线保国防，后方卖土地”？有报纸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开吹风:“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一时舆论纷纷。
直到日，深圳才从漩涡中脱身而出。这天，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第一部分1982：神秘的调查组
1981年11月，已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同志在这节骨眼上将一份五千言的《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几点意见》交给了中纪委常委毛铎。当时由毛铎带领的工作组刚进驻深圳。
《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对调查组在深圳引起的反响作了如下描述：
我到深圳以前，办案人员早已捷足先登。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当我听说，深圳特区被列为“重点省的重点区”的时候，我几次试图问个究竟，目的是避免“撞车”，“唱对台戏”。一片好心善意，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的。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对方都回答一个“不知道”。他们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同一般人打招呼。尽管“同吃同住”，但互不来往。尽管在一个餐厅用餐，但他们躲在餐厅的角落里，还竖起一道屏风，像是生怕被人看见似的。餐厅本是“自由论坛的场所”，食客们免不了说三道四。人们称他们为“神秘的人”，“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对于调查组的所作所为，“食客”们很快就议论纷纷起来：
“办案人员一到深圳，就说深圳80%的干部都烂掉了。又说，在这烂掉的80%的干部中，80%的经济收入是非法所得。”
“是的，经济特区是搞经济的。不过，经济特区不见得都是经济犯罪呀。”
“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那么，深圳的高楼大厦又是哪来的？”
“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深圳没有一个经济罪犯。但是。两个80%肯定没有。再说，经济罪犯，也并不是经济特区的特产。”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吧，不也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
“‘文化革命’期间，说我们是走资派，我们不服。后来，说我们不是走资派，‘解放了’，还要我们感谢这，感谢那，还要我们正确对待。要是再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或者小革命，我们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不就是首当其冲的被斗户？”
“我们的忧虑，并不是多余，更不是痴人梦语。经济学界的某些同志，早在1981年夏天，就给我们准备了帽子，就给经济特区下了断语，说经济特区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既然特区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负责人，还不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调查组很快就在1982年的年初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有细心人数了一下，这份调查报告只是在开头用了90个字对特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肯定，接下来就列了“特区建设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相当严重；
经济管理相当混乱；
引进企业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150元,少数人高达200元、300元甚至500元)。
调查组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份调查报告给予了高度关注。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
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另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其基本精神和主要措施“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
使特区感到压力更大的是，这个文件还有一个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吴南生等人看了，不禁愣了起来。试办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如今就提出“租界”问题，实在令人费解后怕。
“租界”本来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清朝政府昏庸无能的产物，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总担心特区会变成旧中国的租界，甚至把同外商合作连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经济特区把海外资本吸引进来成片开发土地，这是在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是我国主权的自觉运用，这与丧权辱国的“租界”毫无共同之处啊！第一部分任仲夷向胡耀邦写检查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
任仲夷会后找到胡耀邦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让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
胡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仲夷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他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
第二天，任仲夷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还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任一一作了解释。
还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话。任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要他对下面严加管理。
最后，耀邦对任仲夷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任仲夷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任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这是任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惟一的一次自我检查。任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任仲夷，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任仲夷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他：“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传阅吗？” 任仲夷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他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
但任讲了之后，胡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第一部分小平首次南行
日上午10时05分，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梁灵光、广州军区政委王猛的陪同下乘坐专列来到深圳。老人说：“办特区是我的主张，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此时，特区正深陷在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特区是不是新租界等等非议和责难搅成的漩涡中，左冲右突，难以自拔。特区迫切需要中央最高层对她3年来的改革开放打一个分。
中午12时06分，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半，在深圳新园6栋二楼会议室（现深圳迎宾馆6号楼），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王震、杨尚昆汇报了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邓小平听完汇报出人意外地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果然，登上22层国际商业大厦，到渔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家做客……小平一路上没有对深圳、对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不过在26日上午，参观蛇口工业区，在七楼会议室，当袁庚向他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时，说好不发表意见的邓小平开始“食言”，听后说了一个字：“好！” 并应一名机灵的服务员的请求，欣然为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随后分乘海军的679号和674号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往中山温泉。
邓小平视察完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回京后的2月24日，即找来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他用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严肃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邓小平还提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并且，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此外，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以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为核心的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旋风迅速席卷大江南北。为贯彻落实邓小平谈话的意见，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由有关省、市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同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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