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很喜欢湖北人，湖北人比江西人素质好多了，_百度知道
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很喜欢湖北人，湖北人比江西人素质好多了，
湖北男人， 江西人是很奸猾。 湖北人真的素质很好，亲身感受的。南昌人最坏，很实在，，很直爽，讲信用，我作为一个北京人，阴险，湖北人比江西人素质好多了 江西骗子多，我很喜欢湖北人我是一个北方人，我喜欢湖北人。，有人情味，有的男人也很有责任感，讲义气，但湖北人素质很有人情味的，很坏的，有风度 湖北人 很 朴实，很宽容，不择手段 ！，虽然靠近湖北
离北京也不远？江西在你眼里是地狱一样，东北，河南，都住过一年以上的，江苏，湖南。相处都很好啊从来没觉得各地人有什么人品上的不同，四川，贵州。不由得想到了佛佗和牛粪的故事，和湖北，山西。我也是北方人。不但江西，山东，江西。在江西住了好几年，为什么专门上来骂江西人呢，天津，更别说各省共性差别了，云贵等等全国的不同地方的人都有在一起共事。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各省的人在人品上有共性真有意思，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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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小孩爱装,上次坐火车到九江看到一些十八九岁的上来火车打牌抽烟，一根接一根的
但是江西人也不怎么坏，有时也有一点善良。
江西人很坏的，去了江西人，都知道江西骗子好多的。。 江西人 阴险 ，狡诈，都是 很 阴险 的 ，时间很短的看不出啦。 日久见人心，江西人最坏了
湖北人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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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北京的故事
每一位选择北京的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理由，也有着大家共同的理由。最近名为“人在北京的故事”的微博突然火爆起来。一张图片，外加一百字便记录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感受。这些人的故事无关性别、籍贯、年龄，他们只是告诉大家在他们心里的那些“北京梦”。
下面的这些人和图片便来自“人在北京的故事”，听听他们的心里话，真实、有趣。我笑了，也哭了。
“我今年86了，从山西来的，我不老，来爬爬长城，活动活动。小伙子，你给我好好拍上一张。” “你等下，把我那帽子递给我。” “等下，等下，我把它戴上。” “好了！”（八达岭长城 ）
网友：像自己的爷爷或者姥爷，认真的老人最可爱
“我来自非洲，来北京留学，这一年最难过的时刻，就是第一次去天安门广场。那儿全是人，所有人都在拍照。当时我来北京刚一个月，站在人群里感觉很孤单。”（ 知春路）
网友：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我在山东念书，在北京工作，今年刚刚毕业…小马年生日之际，大学暗恋的那位山东学长刚好来北京出差。两年后的再次重逢，他单身我单身，我还喜欢着他，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天安门广场)
网友：爱得早爱得深，都不如时间刚刚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珍惜~
“两年半前，我本科毕业旅行时，我们在西藏的色拉寺认识，那会儿他还是部队里的兵哥哥，我永远记得相遇时的寺庙、蓝天和白云，每个情节每句话。我现在毕业了，为了我，他退伍来北京工作。在北京，我们租不大的房子，但是很幸福。我们力量很微薄，但是路在脚下，我们一起走。”（ 朝阳公园）
网友：男生虽笑得很自然但头没往女生这边偏------抱歉我职业病又犯了，我主攻心理学------
“我是一名男护士，家在湖北黄冈，前几天刚到妇产医院面试了，我想留在手术室，帮人家接生孩子，非常喜欢小孩...护理专业是我妈当初逼我报的，但我很喜欢这工作，觉得很崇高，选择这行，对待病人就没有男女之分...每天都会看到生命的开始，结束，我常去教堂，为他们祈祷。”（ 西什库大教堂）
网友：有信仰、有爱心、有职业操守，一个湖北好男儿在北京的暖暖故事。
“我是湖北人，做快递2年了，一直骑着这辆小毛驴到处走。双11时一天要送400多件货，忙到晚上12点。我每天吃饭不太按时，交朋友的时间也没有，遇到客户态度不好时，就忍着，虽然挺苦的，但做一行，要爱一行，每天能接触到很多人，我就挺开心的，我梦想是以后自己能当个老板。”（ 驼房营）
网友：想起上次买酒没有按时送到，电话交涉时顺丰小哥突然失控了一样说：今天太累了，我们是人，别不拿我们当人。于是我默默的去快递点把酒扛了回去……
“我是意大利人，是个艺术家，之前我曾是个模特。我在中国创办了自己的艺术机构。我今年39岁，我不抽烟，坚持运动，跑步，非常注意饮食，这些事情我会坚持一辈子。我只会做那些让自己感觉很好很舒服的事情，对身体有害的我都不会做，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很重要。”（ 尤伦斯）
网友：唉，楼下好多动邪念的网友哈。
“我在医院里，每天画一幅画，药的包装盒就是我的画纸。我21岁嫁给我老伴，他那年27，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调到北京，我追的他，跟了他一辈子，他是司机，我是售票员，一直这么搭着伴。他在病床上躺了八年，走了，我也躺了一年多了，从他走后，每天都在画我和他的故事…”（ 广外三义里）
网友：愿你我垂垂老矣时，亦有良人伴我左右，百看不相厌。
“我是一名空姐，来自南方的小城，不分昼夜起落于陌生的城市。如果你喜欢飞行，到哪都是一样的飞，但最后抵达的是北京时，我会很感慨，来北京三年，这离家乡1461公里，飞行时间2小时30分，最熟悉的是T3停机坪上的飞机，最心安的是看到跑道灯，一路向北飞，就是当初的梦想吧。”（ 首都机场）
网友：这个工作美好的让所有局外人都格外羡慕，但是每当落地之前看到跑道上的灯光，才会感到安心。后来，离家太久，已经不记得家乡什么样了。唯独T3，会让自己感到熟悉。
“我69岁，满族人，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世代住在北京，在福祥胡同，到我这是第九代。我骑三轮车做"胡同游"35年了，30多年前，我是北京第一辆不锈钢车，当时做好一辆车要四千八百块。我还说京城民间快板，做这些事儿，就想把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故事给更多人讲一讲。”（ 南锣鼓巷）
网友：传递北京故事的人。
“我18岁结婚，19岁生子，丈夫吸毒、出轨，离了婚，我自杀过几次…这是我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我今天离开北京，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陶然亭)
网友：幸福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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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开心网简述北京人与北京房（上）
简述北京人与北京房（上）
老北京人的形成
明朝，整个北京城都是汉人的天下。曾经统治北京城长达728年的辽代契丹人、金朝女真人、元代蒙古人三个北方少数民族，被驱赶回长城以北的老家。因此可以说，那时的北京人应该说主要是来自南方的汉人。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强行驱赶原土著汉人、回回等其它民族居民到外城居住，整个内城地域全部归属新移民“旗人”。这对北京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无上的荣耀，也有深深的屈辱。可是无论如何这是历史。而这一历史，则奠定了北京城人文史发展变化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阶段性基础，为后来五彩斑斓的“旗人文化、京师文化、京俗文化”涂上了最初的一笔光彩。
八旗之中历来有亲疏尊卑，像镶黄、正黄和正白旗，属“上三旗”，由皇帝亲统，曰“御林军”，因此住的居中而靠北。我们的老祖宗一向以坐北朝南为尊贵，逐鹿中原就为“面南而王”。
如今，北城南北锣鼓巷的深宅大院跟东城根、西城根、南城根现在正大拆大建的危房改造区鸽子窝般的小破屋子就是不一样。当然，这是总体而言，城根地区也有深宅大院，北城也有穷街陋巷，只不过规模不同而已。八旗之中，汉八旗的地位最低，人数最少，排在蒙八旗之下，因而就只能分布在“外围”东西城根居住。
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整个北京城的居民居住情况，完全是根据地位的尊卑，人为地、强制性地划分居住区域。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说在全国范围是比较特殊的。清初其他一些城市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可即便如此，也决不会如北京城这样的严格与齐整，因为全国毕竟只有一个紫禁城，也只有一个皇上。
北京内城简直是个大兵营，几十万人拱卫着一个皇帝居住。他们不用劳作，吃了268年“铁打的俸禄”，平时操械演练，战时冲锋陷阵。皇上对贵族们的要求很高，有许多的“不准”，例如不准经商，不准流连戏园，不准逛妓院；定期较考骑射，等等。目的只有一个，保持优良传统，不忘本，使大清江山永固，还要随时提防百倍人数于自己的汉人复辟。
如果说驱逐与强占、耀武扬威与忍气吞声是那个时候北京的基调，那后来发生的事情，慢慢地就没那么惊心动魄了。在风平浪静之中，满洲贵族在一步步地、潜移默化地被汉族文化所改变。
常年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女真人，其满族的文字和文化历史相对较短，其内涵也欠完善，远远落后于具有二千多年文明史的以农耕为主人群的汉字和汉文化。满洲贵族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满洲贵族为了统治整个中国，必须学习汉字和汉文化，这点在满洲贵族对子女的教育上尤显突出。
自康熙年间起，恢复了全国贡院科考制度，以汉文化“八股文”为主的科考教科书，也就成为“旗人子弟”的启蒙教材。没过三、四代，大多数满族旗人已经不认识满文了。汉字和汉文化成为了他们学习、科考、做官、处理政务的主要工具和手段。与此同时，通过科考途径，大批的中原、南方、西南、西北地区的汉族精英，带着更先进的汉文化，来到了北京。虽然他们居住在宣武门外、琉璃厂等汉人居住区，但是白天要到内城做官、处理满清政府的政务。这些日常公务活动，使得汉语言、汉文化在满人中间得到进一步的流传。
这个历史进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据记载，满清初期严厉的种族隔离规定和强制性的措施，一开始是贯彻实施了，可越往后就越形同虚设。随着清王朝的逐渐巩固，社会的逐渐安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满汉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随着敌对情绪的逐渐消除，文化、习俗等也开始交融。随着官僚体制演变、膨胀，政令的贯彻越发地不得力，腐败也开始滋生。再往后，随着国力的衰微外患的不止，社会的整体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贵族与平民的界限逐渐模糊，满、汉的分野甚至基本上消失了。
到了乾隆年间，内城已经开始允许汉人经营与居住；到了嘉庆年间，内城的娱乐场所已经逐渐增多；到了晚清，满汉两族除了某些风俗习惯尚略有区别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了。至于到了现在，满族作为一个民族，至少在北京已经基本消失了，相当多的满族人早已认为自己是汉族人了。而在这这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就形成了。“老北京人”实际上是汉人和汉文化对“满人”的融合和同化。
当初为大清国的建立立了汗马功劳的许多“汉奸”，像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等，虽受极大的恩宠，但终归还是受满贵族的猜忌的。清初的时候，除了个别情况，汉族人是很难挤进高层的。在这些急于有所作为的汉人的心里，对自己的汉族出身是恚怒的。而到了清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袁世凯等汉官，已经成为权倾朝廷的重臣，就连满洲贵族已经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了。
沧海桑田，等到民国以后，“旗人”则成了贫穷的代名词，南城殷实的汉族人简直就不拿正眼儿夹他们了，甚至懒得跟他们说话。于是相当多的满族人对自己的种族开始避讳。
两个曾经相互敌视水火不相容，语言风俗甚至进化程度都完全不同的民族彻底地融合，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然而这奇迹主要是在北京发生的。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北京曾是满族的所有“精英”们最集中的地方，同样还是整个汉民族的文化“精粹”之所在，所以他们既改变了北京，同时也被北京所改变。
正是这两个改变，所谓的“老北京人”就形成了。即包括“汉化的旗人”，也包括“旗化的南方汉族精英”，还包括明清以来一直生活在北京外城天桥、前门、花市等地区的土著汉人。
一般人都认为，“老北京人”比较讲究理数儿，又称礼教。所谓理数儿，它即含有旗人等级森严做事规矩的痕迹，而更多的则是长达二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准则。
二十世纪初，最让老北京人“露脸”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迅速蔓延全国。“五四”运动至少有三点重要意义。它带来新文化、新思潮、新观念，直接荡涤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旧文化、旧观念、旧传统。其次，中国人民自己站起来，反对外国列强硬压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直接反对屈服外国列强的北洋政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第三，“五四”运动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带来了火种。星火燎原。四十年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大军，一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得到了新生，老北京人也得到了新生。
1949年初，老北京人的人口209.2万人。新北京人的诞生
近代北京人的组成结构的第二次变化，那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当时相对保守、闭塞的北京人来说，不同层次的“老北京人”有不同的深刻感触。上万名老北京人“地下党”公开了自己共产党的身份，二十多万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住进了北京城，他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地方方言，在管理、保卫着这个古老的城市。那些上了年纪的北京平头百姓几乎异口同声地会说：来了好些的人……。
“来了好些的人”，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精英。
打从毛泽东决定定都北京后，全国各地的精英们就络绎不绝地涌了进来。有的是随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城”的，照毛泽东的话是来“赶考的”，而实际上是来“坐江山的”。有的是带几分屈尊、几分感恩戴德、几分受宠若惊给“请”来的，大部分请来是“共商国事”，小部分也可能只是某种点缀。还有的是“投奔”来的，从香港，从美国，摩拳擦掌要来大显身手报效新中国的。还有的是怀着几分惶恐几分侥幸来弃暗投明的，好多专业性工作，没上过学的共产党领导不会干，只好把这些人旧人“留用”，被留用者见了党员、领导就忍不住想跪下谢恩。
如果这些人还不算精英，那世界上就没有精英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自不必说，毛泽东的雄才伟略，为世人所公认，全中国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近三十年。辅佐毛泽东的更是一大群人杰。像党和军队的各级干部们，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洗礼、大浪淘沙，应当说素质都是相当高的，当然这些人中也有个别差一些的。可是从整体上来说，正直、忠诚、责任感，还有精干、信心十足以及嫉恶如仇是他们的基本素质。
而所有有资格来北京参与谋划共商大略的“民主人士”，可以说完全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是饭桶；至于那些“留用”的，则一定是有“一技之长”，有的甚至是要受“依仗”的。再有那些不远千里不请自来的，就算个别的动机也许有待商榷，至少都是些眼光长远胸怀不俗的有志之士，绝非等闲之辈。
1950年北京人口约239万人，也就是说，一年间北京增加“新移民”30万人左右。1957年北京市人口415.4万人，比1949年的人口翻了一番。一个城市，人口在短短的几年内有如此巨大的变迁，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经历了解放之初的“突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小了些，但仍然在不断地扩大着。全国大学毕业生在充实着中央和北京市的知识分子数量；部队干部复员转业落户北京；全国干部频繁地调入北京，而且是只进不出；北京城市的大建设，吸引周边农村农民悄悄地在往里钻。也正是在这相对稳定的人口流动中，“新北京人”诞生了。
新中国的建立，并不等同于以往的朝代更迭政权变换，而是带有根本的性质的整个所有制、整体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彻底地推翻与重建。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后进城来的，可以说是些“完全不同”的一些人。老北京居民的震惊，也许不亚于当初的“鞑子”进城，所不同的是，对前者是感到绝望与屈辱，后者则是惊喜与欢欣。
民主政权建立之后的种种深得民心的措施，使北京的老居民彻底地信服了，衷心地拥戴了，而“解放者”们，越来越处于掌声与鲜花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人们逐渐地、大部分地融入了“北京人”的生活，已经不同于延安时期军队营盘生活。
从政治上、思想意识形态上甚至某些生活方式上来讲，老北京人被迅速地融入到新北京人的行列中。凡不愿意接受新意识形态改造的对立份子被迅速“解决”。在“镇压反革命”、“取消一贯道妓院”、“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揪斗地富反坏”、“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人被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清洗”和“整顿”，新北京人变得“纯洁”了。
从社会生存方式上来讲，老北京城高大的王宫、幽静深深的四合院、繁荣昌盛市井商业、众多的娱乐场所，给30万从“战场”上磨爬滚打多年的新移民准备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他们迅速地融化到老北京人的生活当中。尽管很多人口头不愿意这么说，但实际上是却是这样做的。虽然，新北京人占有这些物质条件的时候，很多是“强占”的，或是象征性“低价占有”的。但是，老北京人还是欢迎新北京人融入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
因此说，解放前的“老北京人”已经在思想观念上被新移民所改造，成为新北京人的成员；而新移民也融化在老北京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二者不断融合，不断发展，绝不是排斥与拒绝的关系。特别是在二十年后，二者的第二代已经达到北京人口的一半数量时，新北京人就基本形成了。他们接受的是共同的教育，在同一片蓝天下学习、工作和生活。
但是，当他们的第三代人自立于社会时，新北京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思维方式，又不被他们所接受。于是，从广义上讲的“新时期北京人”就诞生了。
关于这一点，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面对历史潮流的涌动、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新鲜事物的吸引力，反对派总是少数的。世界人民是如此，中国人是如此，北京人也是如此。一代人不过几十载，在变化的历史大潮中，一代人终归是沧海一粟，总归是要成为历史人物的。
1990年北京市户籍人口1103万人。
新时期北京人
这里说的“新时期北京人”，自然包括北京城原有的居民，当然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定居”了的人。
至于是不是彻底地“定居”了，以及来到北京多长时间了才算是北京人等问题，这里几乎无法界定。因为现代社会一切，“周期”都变短了，比如有些公司，三五年的资历就算老的了；有些当初进京闯荡的人，一旦找到了自我，有了相对稳定的职业，哪怕也只有三五年呢，也可以认为是“老北京”了。而过去，没二三十年工龄是算不上“老”，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有时也不敢妄称自己是老北京人。
自从住房商品化以来，北京城市面貌正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新建商品房遍地开花，购买商品住宅已经没有了户口的限制。因此，有人就把“新时期北京人”定义为在北京购买了住宅的一群人。其实，这个说法是十分不准确的。
对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来讲，其居民住房的情况，没有一个城市的所有住宅都是完全商品化的。作为一级管理城市政府，它最大的责任就是保证全体市民能够平等地享受这个城市的资源，能够有工作，能够有饭吃，能够有衣穿，能够有房住。购买住宅是一个家庭长期劳动收入的积累，不可能一蹴就能得到。因此，世界上绝大部分城市的年轻就业者，要不随父母同住，要不就租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所以说，是否在一个城市内拥有独立住房且拥有房屋的产权，不是决定他是否是这个城市居民的标准。
1949年，北京市是私有住房年代，全市拥有房屋产权的家庭为11万户，而同期北京市居民总户数为44.2万户。那个时期，社会单位的公房住宅很少。也就是说，北京市的家庭有75%左右是租房住。
所以说，“新时期北京人”应该是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的人群。至少包括这三类人：
1．约1100万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北京户籍北京人；
2．约400多万为北京市民提供各项服务的人员和参与城市建设的所谓“农民工”；
3．约400多万外地户籍、而在北京工作和学习的“白领”和“北飘”。
北京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数万名老板娘、农贸市场里几十万做小买卖的、建筑工地上百万第一线建筑工人、服务性行业里众多的从业人员等，外地人总数大约有三百多万人，约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15%。他们居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工棚里，更多的则是自己租房居住。不管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来到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创业者，还是刚刚从农村中学毕业就来北京创荡的毛头小伙子和大姑娘，现在从他们衣着打扮、饮食起居，他们已经溶入了北京这个大社会，不融入，他们就无法生存。尽管他们从事着明显的地域行业传统，精明的浙江人善于做买卖，勤劳的安徽人大多做保姆和清洁工作，湖北人从事装修，河南人搞废旧品回收，东北人爱搞中介服务，西北人喜欢扎堆开饭馆，而更多的江苏、四川等地区的人在建筑工地和工矿企业中充当主力军。他们算“新时期北京人”吗？
对比一下1912年至1959年北京开始控制人口前的基本情况，你可能就琢磨出答案了。
过去老北京是皇城，住在天子脚下，非生产型城市，是纯消费型城市。老北京人称自己是皇都子民，其中一半在旗子弟更天生就是大爷，他们大多不愿意从事“伺候人”的行业。所以，为老北京人提供物资供应和从事服务岗位的，大多是来自天南地北的外地人。有消费就有市场，广袤的市场需求，吸引着大批外地人到北京从事服务型行业，为消费的北京人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北京著名的“八大祥”绸布店，老板都是山东人；琉璃厂的书商都来自河北；晋商在北京贩茶叶开票号；徽商在北京搞商品流通；至于遍布京城山南海北的特色餐馆，老板和厨师都来自外地；就连让老北京人流连痴迷的“国瘁”京剧，还是徽班进京的。
满清王朝灭亡后，国内战争和日寇入侵，三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停止过战争。但北京城的老大爷、新大爷们仍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消闲日子。这一时期，北京城的人口总量变化不大，但是，人口结构却在频繁的变化，其结果是北京商业市场的持续繁荣，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人口的移动引发了市场消费的需求，而不是人口的静止带动市场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吸引来更多的外地人。北京二环路以外空旷的荒野和坟地，甚至风光秀丽后来变成荒芜人烟的海淀皇家三山五园，聚集了大批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的逃难灾民。他们开荒种地，养殖家畜，生儿育女，逐渐形成了更多的北京郊区村庄，他们为皇都子民们提供蔬菜、粮食、鸡鸭肉蛋等副食品。北京的隆福寺、护国寺、揽杆市等“人力市场”，每天清晨都聚集着大批“打另工”的外地人，等着“招工头”给他们提供就业挣钱机会。河北“老妈子”，保定“搓澡的”，唐山“摇煤球的”，张家口“贩皮子的”，山东的“苦力”，河南“收破烂的”遍布京城。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先来的外地人，新来的外地人，直到1949年时，他们都成为老北京200多万人口中的一份子。
解放后，中央决定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型的首都。在短短的的八年中，北京就形成了冶炼、机器制造、化工、纺织、建材、食品加工等门类齐全的生产城市，一线产业工人的人数超过100万，这其中约有一半人员来自外地。就拿北京市建筑队伍来说，新组建的北京市几家建筑公司，他们所招募的建筑工人绝大多数人来自河北省。1957年的十大国庆献礼工程建筑工地上，十几万建筑大军就是这些新北京人。
1958年前后，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逐步取消了农贸市场，粮食等几乎所有商品都实行计划经济下的统购统销。1959年大跃进失败，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城市建设工程纷纷下马，城市开始压缩工人回农村。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中国人的住地、户籍被冻结了；北京人的住地、北京人的范畴更是首当其冲被冻结、被封闭。中国人自由流动，几乎成为不可能。
80年代以后开始改革开发，实行了市场经济，恢复了农贸市场，建起了商品批发市场。北京城近十几年的城市建设，又引来上百万外地建筑大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更喜欢招收外地人，而不愿意招收具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有人继续称他们是“北京大爷”。北京城又恢复到了50年代以前的劳动人口自由流动的局面。你说，现在这200多万从事生产、建设和服务型岗位的外地人，能够不算“新时期的北京人”吗？除非他们自己不这么看待自己。
二十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是知识大爆炸的年代。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新科技、新行业，甚至新知识，层出不穷，而且发展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发展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因此，全世界都在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重视发展智力型高科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最重视的国家发展策略，中国也不例外。
改革开发二十多年来，北京作为全国科研单位最集中的城市，作为拥有全国一半左右高科技人才的城市，作为拥有数量最多高等教育学府的城市，理应站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前列。目前，北京形成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亦庄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园区、CBD现代化经济区、金融街国家级银行保险中心，以及“亚奥村”总部基地区等，已经聚集了上万家中型、大型高科技和新兴企业，世界500强企业有一半以上在北京安营扎寨，金融寡头、跨国公司、集团公司，遍布京城。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在以上行业就业的人员超过300万人，多一半人员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就业人员。其中包括：毕业后选择留京工作的大学生，从外地城市到北京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海归”，有一技之长到北京创业的技术人员，有的外地公司直接把集团总部搬到了北京。这类新兴产业，甚至是垄断产业，它们以机制灵活、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占有，获得了高额的投资回报。所以，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工作人员，工作条件优越，提升机会多，工作报酬高，已经成为高科技人才、海归、优秀大学毕业生们首选的就业岗位。人们把他们叫做“白领”。
北京是全国文艺团体最多的城市，是全国性文艺演出节目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北京是全国传播媒体最多的城市，也是媒体宣传量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在媒体、广告、动漫、演艺等行业最最时髦的今天，满怀一夜出名梦想的年轻一代，纷纷拥到北京，他们把北京当作“梦想成真”的热土。在北影附近，在北广附近，在中戏附近、在音乐学院附近，在CCTV附近，在三里屯后海酒吧，在歌厅夜总会，甚至在怀柔影视基地，聚集着三、四十万这样的“北飘”。
新时期的北京“白领”和成功“北飘”们，在享受高收入工作的同时，也给北京带来了高消费的人群，用现在最时髦的词藻来形容他们叫“时尚”。“时尚”是否是新时期北京人的特点，尚无定论。但是，年轻一代“白领”，肯定是“追求时尚一族”。
2004年9月，由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团市委联合推出的一部反映外来务工人员在京创业的话剧《新北京人》，在北京著名的人民剧场上演，引起轰动。该剧是为召开党的十六大的献礼剧目之一。
《新北京人》说的是在一个大杂院里拆迁搬家的前一天，同住一院的九个外地人，讲述了各自在北京寻梦打工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生活际遇，以及和房东祖孙三代北京人之间对待拆迁问题上的微妙关系，从中折射出北京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使该剧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和鲜明的时代色彩。九位租房房客，从事的行业分别是卖电脑的、卖菜的、送快递的、饭店服务员、装修工人、包工头等。
“北京市十佳外来务工青年”周国允看了《新北京人》后，以自己从一个普通农民到公司副总经理的亲身经历说，北京是个大学校，能培养人，锻炼人。
后来成为“2006年北京市十大志愿者”之一，朝阳区劲松五区卫生保洁员董学法动情地说。“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我忍不住掉泪了，因为它描述的就是我曾经经历过的生活。”
曾经做过快递、现在是北京一家科技发展中心总经理的吴作仁说：“尽管我已经是第二次看这部话剧，但还是掉了两次泪。在北京打工遭遇到过困难和委屈，但同时北京给了我们很多机会。现在我们公司在北京地区的社区服务和递送服务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现有员工1000多人。为了建设新北京，我们要争做新北京人。”
这出话剧的编剧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大四学生，原四川省绵阳市中学99级高中毕业生唐宇，他出生于1981年，是典型的“80后时尚青年”。仅仅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生活了四年，他通过假期打工等方式，观察社会众生，以诸多打工者的生活实例，写出了这样一部具有较深远意义的现实主义话剧。
几乎同出一辙的是，中国著名的话剧编剧大师天津人曹禹，同样仅仅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生活了几年，却在逃难到成都时，写出了著名的话剧剧本《北京人》，那时他也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截止到日，北京市常住人口1538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到383.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4.3%。
截止到日，北京市常住人口2018.6万人，比20年前1990年的1103万人，净增加915.6万人，增加了83%，增加率在世界人口排名前100名大城市中排第一位。二十一世纪初北京市人口
一、人口过快增长
现在北京人口的变化特点是：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增长率位居全国前列；人口婚育年龄推迟、生育孩子数量减少；年龄结构呈纺锤型，儿童少，老人多，青壮年比例突出地高；外来人口迅速增加，2000年，外来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7.8%。随着城市改造、建设的加速，人口分布向近郊区集中；与此同时，人口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位列全国之首。
从人口规模来看，北京市人口从1949年初的209万人发展到2007年底的1633万人，59年增长了7.81倍。在一定的时期，人口增加对北京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目前北京人口规模过多，城市各种功能相互干扰，也影响了作为首都城市的主要功能——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效率。北京土地短缺、引起地价、房价高涨；北京水资源严重短缺，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北京现有的人口规模，从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已经超过了她的承载能力。
从今后人口发展趋势看，人口规模还将继续扩大，人口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迁入（包括户口迁入与非户口迁入）引起的。到2010年，北京人口估计将达到1750万人左右，其中，外来人口将达到500万人左右。
人口年龄结构继续保持纺锤型，儿童人口部分收缩，老年部分扩大。到201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75%，其中户籍人口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1.8%。城市地域将继续扩大，人口分布继续往郊区扩散。
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肯定是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其中包括人口的规模、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等，以及这些变动对北京的社会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也因为首都城市存在着规模扩张的动力。从目前的情况看，北京的人口增长还将继续下去。估计到2010年，即使考虑南水北调完成后给北京增加了新的水资源，但也已接近水资源承载力的上限。
二、控制人口增长
从北京的自然环境条件和首都功能出发，严格控制北京人口的增长，是保证北京作为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可行的作法是正确把握北京的功能定位，调整产业结构，分散现有功能，有意识地把部分纯消费、不生产的人口疏导出去，要超越现有行政区域的限制重新考虑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为1381.9万人，其中暂住人口271.8万，户籍人口1110.1万，农业户口310.2万，城镇居民799.9万。
2005年北京市政府组织的1%人口抽样调查后，对外宣布的数据是，北京市流动人口357.3万，户籍人口1180.7万，农业户口251.9万，城镇居民928.8万，总人口达1538万人。
2005年北京市发改委对外宣称，北京市瞬间人口达到1800万人。
这些数字和叫法有点儿让外行人们发蒙。当然，户籍人口的含义最准确不过了，就是在公安局派出所登记在册的户籍人数，城镇居民都有蓝色塑料封皮的户口本，其余的是农业人口。据公安部门介绍，暂住人口是指在京居住三个月以上，且在公安部门领取“暂住证”的外地户籍人口，也包括在单位集体户口中的非北京户籍人员，如北京高等学校读书的外地生员。流动人口指在京短暂停留，不需要领取“暂住证”的外地人员，包括出差、办事、开会、旅游等人员。北京市发改委对外宣称，2005年北京市“瞬间人口”达到1800万人。人们的理解是，常住人口1538万人，流动人口262万人。因为，发改委宣称北京瞬间人口1800万人的理由，是说北京市每天消耗掉的资源到底有多少，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得在北京吃喝拉潵睡。那么，2005年北京市政府组织的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说，流动人口357.3万，户籍人口1180.7万，就让让外行人们迷乎了，似乎357.3万人是暂住人口，而非流动人口。
2006年，全市出生63498人，出生率为5.34‰；死亡62767人，死亡率为5.28‰，人口自然增长数为731人，自然增长率为0.06‰，北京户籍人口逼近零增长。但是，北京户籍人口1197.6万人，比2005年增加了16.9万人，落户人口基本都是“海归”和外地户籍的大学毕业生。2006年外来人口383.4万人，比2005年增加了26.1万人。
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将控制在1800万左右。北京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一直比较平稳，平均每年约1万多人，增长率约3‰。但是，北京的外地迁入人口数量和流动人口增长势头迅猛，以往每年由外地迁入北京户口的人口数量约在5万左右，但在“十五”期间，全市户籍人口增加了73.2万人，平均每年14.8万人，其中外地学生分配进京或调入北京工作的人口数量达到69.7万人。
总之，北京人口这几年来增加得很快，是由两个主要因素促成的。第一，北京的首都地位，促使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口流动。第二，2008年北京要举办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经济”促进北京市大建设，大建设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来大量的外来人口。
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央所在地，人口问题不是北京自己能够完全能够解决的。全国人大代表、宣武区委书记唐大生在2007年的人代会上发言，建议成立“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专题研究北京究竟能承受多少人口，制定控制人口规模的办法，确保首都的科学发展。
北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交通堵塞等问题长期困扰着的特大型城市，这与人口规模过大紧密相关。如果对人口规模不加以有效的控制和引导，将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严重影响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功能的发挥。因此，从北京实际出发，可以借鉴首都规划委员会模式，由国家相关部委、驻京部队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参加，成立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应该是：为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对首都城市功能进行梳理；组织开展人口问题战略研究，编制首都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调控人口增长的相关政策措施，督促检查人口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截至2007年12月底，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4万，流动人口总量为429万，2007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1633万人，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95人。其中由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组成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394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组成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312人；通州、大兴、顺义、昌平组成的城市发展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09人；其他6区县组成的生态涵养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0人，比2006年下降了2人。
笔者注：上文笔者写于2008年1月。
胡耀邦语录；“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一、马寅初的“人口论”
马寅初，字元善，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县浦口镇一个酿酒作坊家庭。
1898年，到上海，在育英书馆读初中，后考上天津北洋大学矿业专业。
1907年，作为官学生，被保送美国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这两所大学均为历届美国总统的摇篮）
1916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和中国银行总司券等职务。驻地和教学地点主要在南河沿“北大三院”，即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所在地。
1927年，军阀张作霖取消北京大学，他愤然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加入国民党，南下，任浙江省财务委员会主任。
1929年，任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委员会委员长。
1937年，辞去公职，到重庆组建重庆商学院，任校长。
日，因反对国民党政府搜瓜民财的“临时财政税”，揭露四大家族祸国殃民的罪行，被蒋介石关进贵州省息峰监狱。在共产党周恩来和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努力下，到1942年改为在重庆家中软禁。抗战胜利后，才得到完全的人生自由。
1945年，在重庆与二十多年未见面的毛泽东重逢。
1949年，离开香港到北平，9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副主席。居住在东城区东总布胡同32号，直至逝世为止。
1951年，自己请命，被毛泽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11月1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不久，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古稀之年，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马不停蹄地进行人口调查，时间长达三年多。上图是马寅初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工作的照片。
1954年，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常委。
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见到毛泽东，他直言不讳地说：“兄弟认为（马寅初口头语，对他的学生也这样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超过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注：1982年）将达到8亿，50年后（注：2007年）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马寅初听了领袖的发话，自然非常高兴，加之当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因而加快了人口问题研究和写作的步伐。几个月的工夫，《新人口论》一书面世，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
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可永远载入中国和世界史册的人口学大作《新人口论》。这是他不辞辛苦，深入全国调查，费了5年时间和心血的结晶。《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举，也令对人口问题研究锲而不舍的马老先生倍受鼓舞。
二、《新人口论》内容提要
《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有十：
1、全国人口增殖太快，年出生率增长达4%，49年至53年增加了7000万人。
2、我国人口多，土地少，如果生产跟不上去，国家很难富强起来。
3、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快。
4、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1955年马寅初向人大会议提交“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
4、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重要观点是“战争和饥饿是降低人口数量的办法之一）
5、我的理论与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6、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资金积累。
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8、为促进科协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10、几点建议。
三、刚直傲骨马寅初
1957年7月，北京大学师生在《人民日报》社论挑唆下批斗马寅初，马寅初强硬反驳批判观点。
1957年底，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因此，马寅初成为没戴右派帽子的右派。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年校庆会上说，“马老要做检查。”康生说，“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姓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一定要在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
这是受了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他们几乎黔驴技穷，搬出了苍白无力、滑稽可笑的论调：“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对此不屑一顾，觉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因为马老先生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人口问题的更大论争就不可能避免，而且到后来更趋白热化了。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
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新人口论》文章达200多篇。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
但从上面派人放出话来说：“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生性不唯上、不惧压，老朽之年接下了上面下的战书，他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59年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总理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有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总理是了解的，不到万不得已，周总理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
日，马寅初迫于“压力”，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还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其它社会职务也一律被罢免，只保留政协委员的待遇。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又一次在家遭到软禁。
至此，中国近8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日，传来周恩来去世的消失。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甩手打在儿子的身上，老泪纵横地说，“我死了，也要去。”
94岁高龄的马寅初亲自到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1979年6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笔者注：历史告诉我们：批错一人，可以为他平反，为他昭雪；可是批错一个理论，特别是真理，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造成的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亲自到马寅初家，代表党中央正式为他平反，并说1957年和1958年对他的二次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他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97岁的马寅初淡然对待，一声不吭。
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把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全国各地城镇开始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日，度过了将近100个春秋的马寅初老先生，在他居住了几十年的东城区东总布胡同32号家中，与世长辞！
四、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
假如：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把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全国各地执行“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那么，到2005年年底，中国国内人口总数可能是8.36亿人。
如果：中国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导致国内经济全面倒退。那么，2005年年底中国人的年均收入水平与台湾相当，中国人比韩国人富有。
阴差阳错的三十年中，中国人为地球多生了5亿穷人。穷人，是指1999年不含房屋土地在内的家庭固定财产人均不足人民币一万元的群体。
五、中国近代人口资料
52 55 58 61 1962
出生人口[万人]
24 82 28 86 2490
总人口[十万人]
48 83 99 89 6730
人口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
19.9 21.4 23.2 17.2 10.2
66 69 72 75 1976
出生人口[万人]
83 02 80 14 2049
总人口[十万人]
21 34 73 97 9326
人口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
24.6 28.5 27.3 27.5 27.1
27.6 18.6 17.3
80 83 86 89 1990
出生人口[万人]
39 07 19 14 2621
总人口[百万人]
87 30 75 27 1143
人口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
14.6 14.4 12.9 13.9 15.7 13.3 13.1 14.3 15.8 16.6 15.8
94 97 00 03
出生人口[万人]
47 45 79 83
总人口[百万人]
99 36 67 92
人口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
11.6 11.5 11.2 10.6 10.4 10.1 9.1
六、年的30年人口增长一倍的主要原因：
1．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人为的非正常死亡因素大大降低。
2．初期，政府鼓励生育，不重视控制人口。过分强调“人定胜天”、“人的因素第一”、“人海战术”的思想，导致政府对人口过分增长的失控。
3．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人均寿命由35岁延长到70多岁，新生儿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在妇女平均生育率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因此1949年以后的人口快速增长不完全因为新生人口的增加，很大程度归因于寿命的延长。解放后30年人口还没有增加1倍，说明当时是适当控制了人口的。
建国以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大为提高，人口死亡率由解放前的25—33‰降至1980年的6.36‰；人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从35岁延长到67.88岁。无疑，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并将继续起着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4．疾病的发生和蔓延，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的身体健康，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建国3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预防为主”的方针指引下，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广大医务人员的艰辛工作，许多种恶性流行病在我国业已灭绝。这自然对保护人民的健康，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解放后我国人口骤增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这期间我国人口出生处于两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53年到1957年。从战后人口增长规律看，由于建国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恢复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人口出生率大增，死亡率下降，形成了第一次生育高峰。这次人口生育高峰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是从1962年到1972年。这次生育高峰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自然灾害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和死亡率的提高，使人口出生率从1962年下半年起发生强烈反弹，一些在困难时期推迟结婚或推迟生育的夫妇补偿性地加强了生育行为。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人口出生处于无政府状态，再次出现生育高峰。
七、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变化
年：鼓励生育政策。
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
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年：开小口，堵大口，形成地方计划生育条例。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期。
到2005年底，北京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1538万人，城市中心区每平方公里近3万人，密度远高于国际上其他大都市。北京新进户籍人口以每年35万人的速度增长着，相当于一年添加一座中等城市。
八、马寅初故居
东总布胡同32号，旧时的门牌是东总布胡同62号，从1950年起住的是北京大学老校长、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他一直住在这里，1981年去世时享年100岁，其夫人在105岁时去世，两人是这条胡同里有名的长寿夫妇。马寅初故居建于1905年，整座建筑为西洋风格。围墙相对较高，西式街门面北，有五步台阶；院内主要建筑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南立面有一组房间凸出墙面，使建筑造型富有变化，墙体抹灰刷黄色。楼房南面与围墙之间构成一个树木繁茂的庭院，典雅、宁静。
2007年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单位，现在院内居住的马老先生的后人。
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占地面积为1092.7平方米；共有房屋43间，其中楼房30间，建筑面积共计444.1平方米。此房购于1950年5月，经修葺马寅初全家入住。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自东城区沙滩迁至海淀区燕园，为避免远道奔波，马寅初被安排在燕南园63号居住过一段时间。
坐落在燕南园东南部的63号院，是一座别致的中西结合、中国南北方建筑风格结合的“凹”字形平房建筑。63号院正门面南，前面有一大片开阔地，气派较大。整体建筑坐落在虎皮石台阶上，周边环绕都是一米左右长的花岗岩条石，建筑四角是仿中国木结构做法的钢筋混凝土半圆形柱子。正南门外有一个凹进去的门栏（中国南方风格，北方少见），两扇大门，两侧各有四扇中式窗户，相当对称；窗下墙（坎墙）是中国式的凹形，建筑层顶是西式钢筋屋架，呈直线三角形，上铺机器瓦（大瓦），但又有中国传统最尊贵屋顶庑殿的一点风格。建筑高度从台阶到檐口有4米左右，柱顶石是圆形，屋檐下突出石块是仿中国传统梁头，但上面没有彩画和雕刻，檩条用水泥制成。当年院内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
马寅初在燕南园63号居住期间，发表了《新人口论》，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又搬回东总布胡同32号。此时的马寅初已是78岁高龄，且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如今叫做“话语权”，满腹经纶而又刚直不阿的他，赋闲了。马寅初毕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够泰然处之，他喜爱这样两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对于智者而言，赋闲至多只能标志宦海失意，决不意味事业无成。马寅初在赋闲期间，完成了百万字之巨的《农书》初稿，可惜《农书》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家人所焚。东总布胡同34号院是北京市保护性四合院建筑，2007年也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单位（见上图）。北京人口与人均住房面积
下表中数字，住宅建筑面积和居住面积均为累计数字；从1976年开始，居民居住水平数字不包括单位的职工宿舍面积。从1988年开始，居民的居住水平数字包括了城镇居民私人建房的面积。
五十六年间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口和住房情况变化表
城市居民居住水平
住宅使 人均居 平房
筑面积 用面积 住面积 比例
203.1 97.1
42.2 164.9 81.2
—— 194.3 78.1
—— 320.5 79.9
—— 276.5
—— 455.6 62.2
70.3 328.1
86.4 447.8 57.7
13.0 169.1
78.9 368.1
90.2 403.1 52.3
22.1 188.2
85.8 379.7
102.4 442.6 53.8
18.6 223.2
94.8 375.3
128.4 510.4 57.6
989.1 131.2 274.1
857.9 96.8 110.8
163.3 572.5 59.8
71.3 335.0 .5 125.1
217.0 640.1 62.0
7.72 44.59
100.2 365.7 .4 125.9
239.8 696.9 65.1 3.5
271.9 417.6 .3 106.9
285.6 799.9 72.1 0.0
16.75 ——
357.3 383.2 .8
296.3 928.8 78.7 33754.9 约 ——
以上统计数据是笔者2007年做的统计数字。
最值得注意的数字是：1949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4.75平方米，那时没有较多的家具和电器，居民居住条件并不显得拥挤。1980年人均住房面积4.79平方米，也就是说，在解放后的三十年中，在“重生产、轻生活”的建国方针下，中国人的基本住房条件30年没有发生变化。在这30年中老房子没有得到修缮，几乎一半的北京市人口挤在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
1980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4.79平方米，包括解放后为干部职工建的楼房住宅面积，大约有100万套左右，楼房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去掉楼房人均住房面积，1980年北京市大约200万户居住平房的城市居民的实际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平方米左右，人均住房面积比解放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1949年美国人均住房面积18平方米，1980年美国人均住房面积31平方米。
1976年唐山地震后，在北京平房院落里冒出了大约200万间“地震棚”。住在平房院落里5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不少人是在“地震棚”里结婚成家的，北京市大约有50万“80后”是在“地震棚”里出生的。
1990年北京市四个城区共有108万户居民居住在二环路内平房大杂院内。2010年还有18万户居民住在亟待改造的大杂院和简易楼里。在年的20年危房改造中，有90万户居民住进了楼房。最幸运的是东城区二环路内的建国门内、朝阳门内、东四十条内和东直门内5个危房改造小区，总计有31000户原住地居民回迁原住地新盖的楼房。大约有80万户老北京居民，在危房改造中被拆迁安置到四环路以外。
因此，在总结解放后的前三十年的光辉成就时，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备战备荒、建设三线、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等等，不能忘记，这是在牺牲中国老百姓“基本生活条件”下取得的。
60年代中国在东北大地发现了大油田，中国人把“贫油”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不要忘记，近十万参加“石油会战”的大庆工人阶级，在“干打垒”房子住了十多年的时间。什么叫“干打垒”房子？就是不使用水泥、钢材、玻璃等建筑材料，在地下近2米处挖土而成的“地窝子”，上面覆盖树枝、茅草和泥土，与“野人”居住条件一样。60年代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多次参加“群英会”的大庆铁人王进喜，就住在“干打垒”地窝子里。
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最新数据
根据2011年2月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1997年，常驻人口1240.0万人，住宅建筑面积12451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0.04平方米；
1998年，常驻人口1245.6万人，住宅建筑面积13184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0.58平方米；
1999年，常驻人口1247.2万人，住宅建筑面积14211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1.33平方米；
2000年，常驻人口1363.6万人，住宅建筑面积15196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1.14平方米；
2001年，常驻人口1385.1万人，住宅建筑面积20109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4.51平方米；
2002年，常驻人口1423.2万人，住宅建筑面积22007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5.46平方米；
2003年，常驻人口1456.4万人，住宅建筑面积23847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6.44平方米；
2004年，常驻人口1492.7万人，住宅建筑面积26199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7.55平方米；
2005年，常驻人口1538.0万人，住宅建筑面积28922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8.80平方米；
2006年，常驻人口1581.0万人，住宅建筑面积32665万平方米，人均面积20.66平方米；
2007年，常驻人口1630.0万人，住宅建筑面积34661万平方米，人均面积21.26平方米；
2008年，常驻人口1695.0万人，住宅建筑面积36270万平方米，人均面积21.40平方米；
2009年，常驻人口1755.0万人，住宅建筑面积37736万平方米，人均面积21.50平方米；
2010年，常驻人口1961.9万人，住宅建筑面积38454万平方米，人均面积19.60平方米。
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超过28.81平方米
二套房贷款叫停公积金贷款
日,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落实《关于规范北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宣布自即日起对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受理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业务(含个人住房组合贷款)进行调整。
《通知》规定,个人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房屋套型建筑的面积在90平方米(含)以下的,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
相比以前更为严格的是,《通知》叫停了公寓、别墅及其他高档住宅的第二套住房的贷款。《通知》明确,“所购房屋为第二套住房的个人贷款发放对象仅限于现有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的缴存职工家庭,即现有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28.81平方米(不含)的缴存职工家庭。而第二套住房为公寓、别墅及其他高档住宅的,则不予发放公积金个人贷款。”
根据这一规定，以三口之家计算，现有住房的面积如果超过86.43(即28.81×3)平方米，再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将不能使用公积金贷款。
与此同时,《通知》还收紧了二套房的贷款利率，即将第二套住房的个人贷款利率提高为同期首套个人贷款利率的1.1倍，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此外，对于借款的申请人所购房屋属于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停止受理其个人贷款申请。“两轴——两带——多中心”发展规划
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年）》提出，北京城市规划区按照市区（即中心城市）、卫星城（含县城）、中心镇、一般建制镇四级城镇体系布局。
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年）》修编成果显示，新北京总体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并规划11个新城和多个城市职能中心，来缓解城市中心区的压力。
新北京规划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新城是新的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重要节点，根据新规划，发展新城11个，以疏解中心城区的压力。这些新城分别是：通州、顺义、亦庄、大兴、房山、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延庆、门头沟。未来将重点发展位于东部发展带上的通州、顺义和亦庄3个新城。3个新城应成为北京中心城人口和职能疏解及新的产业聚集的主要地区，形成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
新规划提出，2020年，中心城人口控制在850万人以内，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778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92平方米。中心城应从外延扩展转向调整优化，严格控制中心城地区城市建设规模。中心城规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心地区、围绕中心地区的10个边缘集团以及绿化隔离地区。
平原城市化，山区城镇化
根据北京城市特点和发展要求，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
现阶段，北京将在平原地区重点实现城市化，即重点建设平原地区的卫星城和有条件的中心镇，并选择几个区位、产业基础和环境比较好的卫星城，将其规划建设成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新城，成为分流城区产业、人口和吸引农民进城的重要载体。在山区将重点实现城镇化，即在山区选择一些有一定基础、发展条件比较好的中心镇和一般建制镇，进行重点建设，吸引山区人口、产业等向这些城镇集中。
二环路内要疏散70万人
一、二环路之内70万人口被疏散出去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年）》新规划提出，旧城是指明清时期北京护城河及遗址以内（包括护城河和遗址）的区域。未来要疏导不适合在旧城发展的城市职能和产业，鼓励发展适合旧城传统空间特色的文化事业和旅游业。停止大拆大建，探索适合旧城保护的危房改造模式。在保护旧城街道肌理的前提下，完善旧城区域交通系统。制定符合旧城风貌的市政建设模式。
按照新规划，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中心城区则控制在850万人以内，而二环路内人口总数要控制在90万人。目前，北京二环路内的旧城区现有户籍人口160万人，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几年内，将有70万人口被疏散出去。
二、三年内疏散二环路内50万人到郊区住保障性住房
北京市政府决定，三年内50万人将搬进保障房。通过用新房对百姓的住房进行保障外，北京还将通过危改房的修缮提供保障性住房。二环内有一些住户疏散后，腾出来的房子可扩大一部分居民的居住条件。
2007年全市计划完成530万平方米政策房的开工量，实际完成了590万平方米，2008年政策房的开工目标是800万平方米。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将提供17—18万套政策房，到2008年年底前预计将分配7万多套房源。按照“十一五期间经济适用房建设1500万平方米、廉租房建设150万平方米、两限房1500万平方米”的目标，这些房源将很快形成实物供应，可能到2010年或2012年的时候，将有约50万户居民搬到新家。
三、东城区要外迁15万人口
东城区面临地域狭小、人口稠密，必须向郊区疏散人口。东城区内囊括的北京历史古城风貌保护区占全北京市总数的一半以上，但因生活便利等原因，旧城居民不愿迁出，这一直是旧城保护的重大难题。东城区要实现区域内的风貌保护，还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困难。因此在区域外建设保障性住房进行定向安置居民是一种解决途径。
据了解，目前这个新区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已经启动，初步选址在朝阳区，但具体的地方还需要市规划部门和市政部门做进一步的确定。目前正在积极筹集资金，力争2008年能够在新区建设上有突破。
在“十一五”期间的后三年，东城区将引导该区15万人左右居民外迁，占到现在全区总人口的18%。为鼓励居民外迁，目前东城区已制订了相关的优惠措施，置换新房的政策是老城区内按1∶1比例置换，三四环1∶2，五环以外1∶2.5，比例内面积新旧房可以相抵。这种外迁都是在居民自愿的情况下实现，没有硬性指标。新区内建设的政策性保障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居民也可以采取货币补偿的形式自己到外城区买房。
四、由“拆迁式疏散”到“申请式疏散”
2008年北京市政府宣布，为改造旧城居民住房条件，北京启动“申请式疏散”，对外迁居民给予货币补助、优先供应保障住房等优惠政策，鼓励居民迁出旧城，降低旧城人口密度。
2008年北京城四区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房屋修缮和市政改造工作，对城内44条胡同、1474个院落进行改造，涉及居民1万户。
北京市建委住房保障办副主任李西燕说，改造重点有四方面：基本完成对五类危险住房的改造；对文保遗迹，重点四合院进行修缮、整治，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结合重点区域改造，完善市政基础设施；适当疏散旧城人口，优先解决低收入家庭困难住房。市政府安排10亿专项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直管公房房屋修缮及外迁补助，各区还要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相应配套资金。私房由产权人负责修缮，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单位自管房产由各产权单位负责修缮。
李西燕说，旧城人口疏散要坚持居民自愿原则，由原来的“拆迁式疏散”，改为“申请式疏散”。愿意迁出原居住房屋的，政府提供多种安置方式，符合保障住房供应条件的居民，优先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优先审核供应。比如，在崇文区草厂三到十条地区，愿意自愿搬走的政府给你安排弘善地区的房源，不愿走的您就在这儿，政府出钱帮你修房改善条件，来去都可以自由选择。
李西燕表示，本次改造将原来不规则的私搭乱建进行统一规整，在正式房屋前，将自建房改成厨房，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结构上与正式房分开，待将来具备条件后再逐步拆除。院内地面全部进行硬化，并铺设渗水仿古砖。院内空地部分统一种植花草。
李西燕还明确表示，旧城内危房改造的任务必须由政府承担，不能交给开发商，开发商会追求利润、容积率和规划面积。解放初期四十年北京市城市建设
北京解放初期，旧城共有住宅1354万平方米，94%是平房，房屋的产权绝大部分属于私人。按照建设部《房屋完损等级标准》，房屋按其完损程度分为五类，一、二类为质量好和较好的房屋，三类为旧房，四、五类是危险房。当时，北京城三类以上的好房占60%以上，五类危险房只占5%左右，危房主要集中在北城和南城的关厢地区。
事实求是地讲，解放以后，受公私合营、出租改经租等一系列私房充公政策的影响，绝大部分私房主失去了对房屋进行大修、翻盖的热情，甚至连日常的维修保养都也不做，这也加快了平房的损害程度。到1958年时，北京市平房区的房屋，60%左右由政府经营管理；到1966年，全部私房充公以后，各区房管局和单位房管部门管理的“公房”住宅达1680万平方米。由于政府财力物力有限，公房又实行低房租政策，房屋管理部门没有财力大规模地对危房进行大修、翻盖，四、五类危险房变得越来越多。人民群众不断向各级政府反映，强烈呼吁要求改变“危（险）积（水）漏（雨）”地区的住房状况。
北京市大规模开展危旧房改造始于1958年，主要是扩宽道路和建设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工程而拆迁的旧房区，除了工人体育场是在农田上盖起之外，其余九大建筑都是在拆除旧平房的地方建设的，拆掉的旧房区内有一半以上是三类以上的好房子。1958年大跃进时期，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十年完成旧城改造”的规划，加快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但因财力有限，在拆迁最多的1958年，也只拆了54万平方米。60年代初起，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住房需求不断扩大。因此，北京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将大量人口安插进私人四合院，无空房时甚至鼓励居民在空地上自行建房。由于居住者并非产权所有者，使得相当一部分房屋未能得到妥善维护。由于忽视了对旧房的维护工作，加上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旧房区的居住状况日趋恶化。由于忽视了对旧房的维护工作，加上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旧房区的居住状况日趋恶化。
1949年北京市人均住宅使用面积4.75平方米，虽然15年间北京市新建住宅1700万平方米，但是1965年的人均住宅使用面积反而降低为3.68平方米，为建国58年的最低点。1970年人均住宅使用面积上升为4.36平方米，不是因为五年建造了183万平方米房子，而是因为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到五七干校、“地富反坏右”被赶到农村，其中约100万人失去了北京市城镇户口。
北京市大规模危旧房改造的第二个时期是在年。在“节约闹革命”的口号下，拆除了50多万平方米旧房，改建成135万平方米号称“一脚踢”（一脚能把墙踢出一个大窟窿）的暂时住二十年的“简易楼”。这种改造方式建设周期短，见效快，居民的居住面积有所扩大，但是住宅标准过低，不久就成为各区的“包袱”，居民的意见很大。1968年以后，又推行“拆一建三，分二余一”的滚雪球的改建方法，即改造一片危房区，在另外一个地方建设三倍于拆除面积的新房子，将其中2/3的面积安置拆迁居民，余下的1/3作为扩大改造的周转房。实施结果，这种做法周期太长，不但雪球没有滚起来，而且人口自然增殖和结婚分户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改建的速度，缺房问题日见严重。
从1973年起，房地产管理局和北京市规划联合调查，确定了29片，共200万平方米的破旧危房区。从1974年起，由市财政投资，在4个城区各选定一片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都最低的危房区（东城青年湖、西城北营房、崇文金鱼池、宣武陶然亭等）进行成片的危房改造，采取“滚雪球”的方式，拆平房，建5、6层楼房，“拆一建三、分二余一”。
北京旧城区改扩建的第三个高潮期始于1974年，为了调动各单位建设住宅的积极性，允许各单位在自己的用地范围内，拆除旧房，见缝插针地建设自住宿舍楼。这一政策整整持续了15年。虽然建房面积大增，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住房紧张的矛盾，但是，这种缺少整体规划的做法，严重地破坏了旧城房屋的整体布局，一座座六层住宅楼，从平房区杂乱无章地“冒”了出来。有地无钱的单位与有钱无地的单位合作，建起住宅楼一家分一半，煤球场里建起了住宅，拆掉浴池建职工宿舍楼，区属企业也擅自拆掉产权不属于自己的民宅。这种见缝插针建房屋但无人承担基础设施增容投资的做法，使得本就十分短缺的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变得更加紧张。此外，在内城王府和文物古迹内和附近地区插建的楼房，破坏了古都的原有风貌。在此期间，受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平房区居民自己手中掌握了不少建筑材料，政府不但没有对此加强管理，反而推行允许住户“接、推、扩”平房的政策，鼓励居民搭棚，结果旧城区四合院的居民一下子就盖了200多万平方米的棚房。此后又不断地扩建、加大，到1990年时棚房的面积翻了一番还多，使得环境舒适的四合院80%以上成为杂乱无章的大杂院。
原本建国初期，北京旧城内仅有5%不到的房屋是危房，而等到1974年，一场大雨就致使旧城房屋倒塌4000多间。以致于专家给予50—80年代所做改造的评价是“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
1974年以后，在住宅需求加剧的情况下，在南城的天坛南、东部的东大桥、北部的安定门和房山的燕山石油化工区开始集中建设住宅区，1975年又开始规划建设“前三门”住宅区。大大增加了住宅的投资比例，然而，这无不带有应急的色彩，带来一定的问题。存在规划密度高、建筑标准低、生活设施不全、市政设施不配套的问题，但是也应急解决了部分城市居民的居住困难。
北京市在兴建前三门和团结湖小区过程中，首次提出住宅建设的“六统”方针，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投资，统一建设、统一分配和统一管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1975年又重新强调在民用建筑上实行“六统”的办法进行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设，并报国务院，于1975年5月得到批准。翌年，便在前三门住宅工程上正式实施。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但北京市还是集中财力，在三年内建设起40余栋9—12层的高层建筑，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建设高层住宅楼，创造了北京建筑史、特别是住宅建设上的多项之最，为北京今后成片开发建设居住小区积累了经验。
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被批准施行，可是，这一方案确定了对旧城进行“逐步改建”的方针，肯定了“以旧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建”的规划方案，使“我们失去了最后一次重新考虑北京规划模式的机会”。
80—90年代，北京旧城改造还是一种政府行为，由市、区政府投资，不以盈利为目的，小规模地进行。改造方式有：
1．对旧宅进行零星翻建与大修：在公房租金过低、无法以租养房、房屋质量日趋下降的情况下，市政府不得不以收取新建住宅的部分租金和财政补贴和的方式，平均每年翻建10万平方米左右住房。到80年代末，通过这种方式改造的旧房累计有300—400万平方米左右。实施单位是各区的房屋管理部门。
2．旧宅基本复原：拆除私建棚屋，恢复原有庭院格局，在原有建筑结构状况尚好的情况下，梁柱不动，只作局部墙体、门窗翻修。维修对象主要是单位占用的旧城民宅。实施部门是房屋的使用单位。
3．原基重建：基本维持院落格局，在原房基上以较高标准重建住宅，重建对象主要是一些具有特殊用途的房屋，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财政拨款。
4．成片危房改造：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为主要目的，原住居民基本上都能回迁。70—80年代，北京内城的危房改造大多采取这种形式，但受政府财力和新足见开发公司开发实力的限制，改造的危改片不多。全市每年新住宅竣工面积大约在200万平方米左右，实施单位是各区政府组建的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这种由政府推动的危旧房改造，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对破旧的住宅区实施紧急救治的做法，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居住在破旧平房区的居民，家家盼望“危改”，在拆迁过程中很少出现“钉子户”。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危改项目采取政府、单位和开发公司的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建设，政府无偿划拨用于建设的土地并减免部分税收，被拆迁单位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开发公司建起的房屋除了安置原驻地居民外，剩余的房屋面积主要提供给政府，政府用来安置住房困难的公务员和教师等人，其购房款由政府财政来提供。
在此期间，方庄住宅区把住宅像其它商品一样公开出售给拥有资金的单位，如银行、海关、中央单位等，也包括少数富裕起来的个体户。就这样，商品房的概念首次在京城出现。
解放初期的四十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市民拆迁分配住房，是按照“福利性分房”的原则进行的，即考虑拆迁居民原有住房的数量，更按照拆迁居民的家庭结构，按户分配住房，居民个人不用掏钱。
80年代末，东城区有条默默无闻的菊儿胡同被列为北京危房改造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好评如潮，当时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都表示满意，北京各界也看到旧城改造的希望。
总之，北京市这四十年的危房改造工作，基本上属于“小打小闹”型，对旧城的真正的大规模拆迁和建设起于1990年。
解放后四十年住宅建设缺少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性
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计划经济的时期，人民政府消灭了商品房市场，包揽了房屋的建设和分配，不过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无力建房，造成了房屋的紧缺。因而建国后四十年里，人们的住房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建国后的前30年，政府给干部职工分配福利房子，但投入建房的资金很少。
上图是我国住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表（）。
从1949年到1978年，除了少部分历史遗留下来的私有房产外，超过90%的住房投资是由国家提供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一直强调“先积累后消费”，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很少投资建房，从1958年到1978年住房改革之前，住房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一直就没有超过8%，其他国家，诸如日本、苏联、美国和法国等国，其住房方面的投资占到期总得基本建设资金的15%~30%。相比之下，中国的住房投资严重不足。政府解释说：“国家如果拿出这样多的钱来修建职工住宅，就势必挤掉工业化，挤掉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做是不符合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福利房一直紧缺
中国1949年人均住房面积4.9平方米，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3.6平方米约一张床大小，还不如1949年，比1959年下降了20%。与中国相比，1977年美国人均住房面积18平方米，日本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联邦德国人均住房面积25平方米，法国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前苏联人均住房面积12.5平方米，匈牙利人均住房面积21平方米，南斯拉夫人均住房面积15平方米，罗马尼亚人均住房面积9.6平方米，台湾人均住房面积16平方米，南朝鲜（韩国）人均住房面积12平方米。（数据来源：转引自商业部:《调研资料》1981年第56期）
政府无力建房，许多民众的住房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6年9月，全国99个城市中，要求解决住宅问题的职工有110万户，加上到1956年底截至新增加的缺房职工，估计有250万人左右，若按照五年计划前四年职工住宅平均造价57元每平米计算，要投资28亿5千万。这些钱相当于1956年工业建设投资的44%。”（《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建国后30年，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可谓没有明显改善。30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949年的4.
5平方米降至3. 6平方米。”（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目标的逻辑演进，张丽凤，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9）
国家还一再压低福利房的标准，但一方面随意建奢华的机关大楼
资金捉襟见肘，国家为建更多房子，便一再降低住宅标准：“文化大革命”中，城市住宅标准设计每户建筑面积从年的五十多平米降为三十多平米，每平米的造价从一百元降低为三十多元。大庆出现“干打垒”住宅，建住宅不用砖瓦木材。”
但是政府一方面又随意建奢华的机关大楼。“比如在今天都还称得上相当奢华的北京西郊招待所（今友谊宾馆）、北京市委大楼（位于崇文区台基厂，1955年设计，1956年完成，全部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平均造价160元/平米）、景山后街的两栋军队机关宿舍大楼，其建设和竣工时间都是在百废待兴、勤俭建国的1950年代。在住房极为紧张的重庆、哈尔滨、广州等市，书记院、高干楼如雨后春笋。”（《居有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民众不满住房环境要求改善，被政府批为无理取闹：“申请不到房子就大吵大闹”
1952年，北大分配给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周一良的是原燕京大学外国教员保姆的住房——燕东园24号。这处房屋终年不见阳光，楼梯狭窄、坡度过高。周一良夫妇在这里从39岁住到82岁，多次摔倒骨折。
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在清华园中，三代人的四口之家，只能长期蜗居于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中（集体公用厕所，炉灶拥挤在走廊上）。这里虽然没有出现两对新婚夫妇同住一间房的情形，但同在清华工作的新婚夫妇只能分居而分不到一间宿舍的现象，却曾长期存在。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的写照。（蓝旗营的三个家庭，曾昭奋，《读书》，2007年第6期）
大学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糟糕如此，普通百姓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民众不满住房环境，要求改善，却被政府批评为无理取闹：“有些职工要结婚，要接家属，申请不到房子就大吵大闹，说是政府不顾全自己的困难，有的夫妻不在一个城市住，两三年不见面，就大闹情绪，说是无情的银河，把他们隔绝了。”当时政府为减轻住宅压力，一方面限制农民进城，一方面把职工家属下放农村，使夫妻分居合法化：“可以不来城市的职工家属，鼓励其留在农村；不需要住在城市的职工家属，可以动员其回乡生产，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对于家属不住在本市的职工，可规定适当的休假制度，让其回家团聚。”（《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众的住房条件依然没有改善，据1985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40%的居民住在不到4平方米的空间，而一对年轻夫妻通常和一对老夫妻以及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60%的家庭内没有下水道设施，71%以上的居民没有厨房。1995年武汉市有40%的居民住房困难，具体如下：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
9%；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 0% ;老少二代同住一室的占4.
2%;己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单放床的占8.6%。（中国住房双轨制改革及其不平等性，李基铉，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3期）
官员没跟民众“同甘共苦”：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
当时政府官员负责制定福利房的标准，他们很轻易为自己制定更优厚的住房标准。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市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特甲级可享受200平方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平方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平方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平方米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平方米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平方米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平方米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平方米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尽管那时房屋短缺，官员并没跟百姓“同甘共苦”，干部住房条件与民众的差距越来越大，民众编写顺口自嘲：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
1983年国务院文件承认问题，并下发通知整改：“全国城镇建设了大批住宅，住房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但近两年来，许多地区和部门擅自制订住宅标准，任意突破国家有关规定，为领导干部新建的住宅面积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脱离了我国国情，脱离了群众。”
为了加强对住宅标准的管理，该文件还特意规定各级别的住房标准：一、严格控制住宅建筑面积标准……一般职工家庭为42—50平方米（均为建筑面积，下同)；县、处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60—70平方米；厅、局、地委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80—90平方米。
1983年政府只承认了官员住房“超标”，并没有向自身的住房特权开刀，因此这份文件并没有解决干部与民众之间住房差距的问题。1988年中国社会调查系统于北京市对1000户居民进行了入户户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住房分配存在以政治身份和行政级别为基础的群体差异:(1)干部与工人的差异。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的住房状况明显好于企业工人和商业职工，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是8.1338平方米，比工人(包括商业职工)高出2.1331平方米。(2)党员与群众的差异。党员的人均使用面积为8.133平方米，比群众高出1.188平方米。(3)中央和地方的差异。中央机关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为9.123平方米，比市属机关干部高0.
187平方米。”（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李斌，社会学研究，2002年）
官员还掌管福利房的分配，民众为分到房子不时给领导送礼的、递条子
官员不但福利房的分配标准，还掌握着福利房的分配，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从中寻租。民众为了能分到房子，经常得给领导送礼的、递条子。
1983年研究者记录了某研究所福利房分配过程：“住房调配方法采取上下结合、全所平衡，公布方案，征求意见，最后由所务会议讨论通过，党委审定，行政领导签发，发榜公布。然而，在分配过程中，有些并未照此执行。如有位造反派头头，共有四口人，两个孩子最大的才上初中，自报还有两个临时户口，第一批分配时，一榜方案上分配给他一个朝南十二平方有阳台、煤气、大卫生的单间套，加一个朝北两间二十余平方有阳台、煤气、大卫生的小套，群众意见非常集中，非常强烈，多数意见反对这个方案，因此，在第一批分配时不得不撤销这个方案。当时有的群众就说:“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看着好了，最后领导还会分配给他的。现在不报恩，以后没机会了。”有的则说:“不会吧?领导不能那样无视群众意见，一意孤行吧。”然而，在第二批分配时，果然上了第二榜，而且，说明不再发第三榜，抛开所务会议一锤定了音，这种做法在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公房怎样分配得公平合理——M研究所分房情况剖析，黄勤，《社会科学》，1984年02期
1993年调查显示，民众认为分配不公平，工人和干部或领导意见等不应成为分配的条件
对于福利房的分配制度和实际结果，多数民众认为分配十分不公平的。1993年研究人员对上海和天津民众的调查显示，“认为您单位的住房分配是否公平?”将回答中表示“很公平”或“公平”的个案加起来，天津为36%，上海为25%。很显然，大多数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民众认为，住房分配一系列标准当中，最重要的次序分别是：1、住房困难程度；2、婚后无房；3、等房结婚这三项。此外，天津市民将职工年龄和工龄也列为主要的标准之一。（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李斌，社会学研究，2002年）
“在调查中受访者认为，工人和干部或是不是党员这样的政治条件不应该成为住房分配的前提条件，领导人的意见也不应该是重要的分房依据。但是人们还是承认，“与单位领导人搞好关系”，特别是“与分房委员会领导搞好关系”是能否分到住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认为，与直接领导搞好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说明，一方面人们一般不喜欢在单位分房中掺入人为的因素，而另一方面，现实地看，处理好这些人为的因素又是得到住房的重要条件。”ruiren491112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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