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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翻译：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下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经济分析家来给我们做一个专业的分析是什么意思？
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下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经济分析家来给我们做一个专业的分析
问题补充：
Each person's view on this issue is not the same as the following, we are honored to have the well-known economic analysts to give us to do a professional analysis
Each person's view on the issue is not the same, the following we had the pleasure of being invited to the well-known economic analysts to tell us what a professional analysis of
Each person is all dissimilar to this question view, below we were honored very much invite the renowned economical analyst to come to us to make a specialized analysis
Everyone's views on this issue is not the same, here we have the honour to be invited to the famous economic analysts to give us a professional analysis
Everybody has different view on this question, now we are very honoured to invite the famous economic analyst to make a specialized analysis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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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对当前经济与财政发展一些重点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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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树立科学理财观问题
　　观念主要是指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对同样的事情，观察的角度和方法不同，看法也会不同，不同的看法会带来不同的行动取向和效果。传统的理财观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不管发展的路径如何，只要能增加财政收入就行，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1)财政好像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才支持发展。现在看，这个目标本身定位就低了，有点急功近利的倾向，容易落入“就财政论财政”的局限当中。上海人的反思是，比财税珍贵的是项目，比项目更珍贵的是土地，我们也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2)要增加财政收入就要上项目，政府就会想方设法增加项目投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投资热。这种做法一方面带来了投资风险的加大。现在政府究竟背了多大的包袱，很难说清楚。显性债务部分可能说得清楚，但是隐性和或有债务部分有多少，其中政府担保的有多少，恐怕哪个城市的政府，包括财政部门都不一定说得清。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投资带来融资的高效率，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投资过热，影响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这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相悖的。(3)要上项目还要上税大利大的项目，并且是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利的项目，由此带来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粗放型增长。实际上，在经济发展中，产业之间存在着内在互动的关系，如果没有相关产业和项目的支撑，也难以获得持续协调的发展。如果把单纯增加税收作为衡量项目效益的目标，必将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对农业投资总是低?过去征收农业税是很低的，现在农业税也全免了，农业本身不创造税收。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因为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小，所以对农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九五”时期山东省对农业的投资只占总投资的5.8%，这几年还在进一步降低，到“十五”的前四年只有3.5%。为什么重复生产、产能过剩?因为钢铁、水泥、纺织这些传统的制造业能够更多地增加税收，所以大家争着上这些项目。为什么经济总是粗放型增长?因为只是看到重化工行业发展快，带来的税收多，而不顾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不计较投资成本。有些地方为了眼前的利益，可以“先上车后买票、先发展后环保”，个别的地方甚至提出“宁可呛死、不要饿死”的荒谬理论，把“以人为本”的中心目标甩在一边、置于脑后。其实能源耗尽、环境污染，将来政府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上述这些传统的理财观念，多年来一直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能够自觉转变观念，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很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也就不再争着上那些产能早已经过剩的重化工制造业项目，而是把投资的重点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上来。 　　树立科学理财观，决非排斥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经济发展要讲效益，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讲效益主要是微观经济主体要做的事情。只有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放开市场、鼓励竞争，才能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益水平，经济发展才能充满生机、活力，蛋糕才能越做越大。公共财政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在经济方面，应该主要是创造市场发展的环境条件、弥补市场缺陷、熨平经济发展周期、促进经济中长期持续协调发展，而并非充当建设主体去直接投资上项目，创造经济增长本身。梨香飘万里，财源滚滚来。只要经济发展的环境好了，就不愁没有资金上项目，只要经济持续发展了，财政收入也就有了来源和保证，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6年上半年，山东省就出现了两个可喜的现象：一是实现了资金净流入，流入资金大于流出资金153亿元，这是近几年没有的。过去山东省的资金总是外流的多，进来的少，而2136年是流出的少，进来的多；二是居民储蓄存款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企业存款也比26年年初增加了528个亿，是上年同期的2倍。反映到财政上，26年上半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31.4%。这说明山东省的投资环境、金融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也是全省经济发展成果显著、经济实力增强、经济效益提高的集中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好财政的调控作用，创造更加优良的发展环境，把这种好的势头保持下去是最重要的。 　　科学理财观与以往理财观相比，就是要把理财的重点放在保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上来，集中研究解决影响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就26年上半年来看，山东省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达66多亿元，增长33.7%，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其实，投资大、增幅高、速度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投资结构是否合理。如26年上半年山东省的钢铁、铝这两个国家重点控制行业的规模以上投资分别下降4.5%和14.1%。但是全部投资中，高新技术投资占的比重仅仅为8.3%，而冶金、化工、造纸、纺织和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新开工的项目占制造业的4%。在这方面说明山东省的投资结构还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少，传统制造业的投资仍然偏高。同时，还应该看到，山东省在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还是不理想。26年上半年全省社会商品消费零售额增长了16%，虽然增幅不算低，但与投资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反差。这几年山东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8%左右。消费增长不理想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保障不健全，储蓄的预期较高；另一方面是第三产业还不够发达。现在居民的消费结构虽然在逐步升级，但除了买房子、买电器、买汽车以外，诸如文化艺术、休闲娱乐、旅游和信息等新的消费方式还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不发达，不仅影响消费，而且还影响就业。因为随着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制造业用人会逐步减少。2世纪肋年代GDP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2万个就业岗位，但到9年代只能增加8万个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恰恰相反，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所以山东省委、省政府对第三产业非常重视。房地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都很大。如果发生波动，势必对钢铁、水泥等相关的行业带来连锁反应，甚至对全省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26年上半年山东省的房地产投资增长了29.4%，这个幅度虽然在全国来看不算高，但是增幅仍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4.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3.5%，明显低于全国21.2%的平均水平。现在山东省的房地产投资仅相当于江苏的7%、浙江的86.5%、广东的7.8%。全国房价平均上涨5.7%，山东省平均上涨4.5%。房地产发展速度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如果这种趋缓的态势继续下去，经济的持续增长恐怕也要受到影响。现在一方面要发展第三产业，又要对房地产控制很严；另一方面要控制投资，又要鼓励消费。如何处理好这些方面的关系，把政策协调一致，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在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时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中国政府正在做的是“在水壶的盖上放石头，同时给水壶加温”。虽然比喻有点过，但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投资，这等于在水壶盖上压石头，控制投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从上到下仍然对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关注，这等于是在水壶底下加温。不少地方的政绩考核仍然以GDP和市政面貌为主，这种情况下，地方的投资冲动怎么能避免?最后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农民失地、税收流失、环境污染。其实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下得到的GDP也只是一种毛收入，得不偿失。有专家指出，我们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是临时降温的权宜之计。如果我们关注的重点、考核办法和增长方式不改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央在治理经济过热的调控政策上已经有了变化，在土地和信贷这两个闸门的调控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中央并没有采取过去那种强硬的行政办法，还是提倡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进行调控，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实施包括能耗指标、环境指标、质量指标等在内的综合调控手段，打好宏观调控的组合拳。另外，我们在研究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还应当注意如何调整外商投资结构和保证国内产业的安全问题。 　　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增长方式是讲了好多年的老问题，但也是多年来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更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容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24年以前，山东省能源产销基本上是平衡的。从24年开始，山东省的能源消耗量首次超过生产量，由能源生产大省变成能源输入省。25年，山东的能源消耗总量为2.36亿吨标准煤，居全国第一位。万元GDP耗能为1.28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1.22吨标准煤高.6吨标准煤，居全国第十九位。“十五”时期山东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大都完成了，但是环境保护的指标没有完成，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削减任务分别超过计划指标的31.7%和8.5%。25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万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2.4万亿立方米，工业废水排放量达到13.9亿吨。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气的排放在全国是第一位，工业废水的排放列全国第三位。同时水资源、矿产、土地等资源供应也越来越紧张，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明显。根据26年山东省政府提出的综合能耗下降4.5%的目标，有关部门测算，如果按照目前GDP增长15%的速度，26年山东省能源消耗总量仅可增长9.8%，增速须比上年降低1.9个百分点，而26年上半年只降低了.8个百分点。在环保方面，山东省“十五”时期确定的89家燃煤脱硫项目现在仍有55个没有完成，324个南水北调沿线的治污项目，尚有118个还没有动工。全年要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能耗下降4.5%，二氧化硫排放下降4.4%，化学需氧量降低3.2%的目标，压力和难度是非常大的。 　　要实现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的目标，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关键在思想、根本在结构调整、重点在科技创新。目前经济发展高标准、环境资源低标准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各地确定的经济指标普遍都比上一级政府定的指标高，超过1个—2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但是主动把污染排放、能源消耗这些指标提高到比国家、比省规定标准更高的反而很少。山东的万元GDP能耗之所以高，最根本的还是结构问题。节约能源消耗是必要的，但是结构不调整，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方面，我们的服务业比重太低，这是万元GDP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的重要原因。因为服务业消耗的能源是非常少的，只要服务业比重提高了，单位能耗就降下来了，整个行业的能耗水平就降下来了。山东省的服务业发展一直比较滞后，虽然25年服务业的比重相对前几年略有提高，达到了32.1%，但仍然很低，在全国列第三十位，这与山东经济大省的地位确实不相称。据省统计局测算，25年山东省万元服务业增加值的能耗只及工业能耗的19%，如果将服务业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能源消耗就可降低1.2个百分点。依次推算，如果服务业的比重由现在的32.1%提高到“十一五”末的37%，那么山东省的万元GDP能耗将由现在的1.28吨标准煤降为1.2吨标准煤，降低6.2%；如果提高到全国服务业的平均水平4.2%，那么万元CDP能耗将由现在的1.28吨标准煤降为1.15吨标准煤，可以降低1.2%。另一方面，山东省重化工业比重偏高，这是造成万元GDP能耗高、污染严重的直接原因。山东省全部的能源消耗量中，工业能源消耗占到79.5%，而工业又集中在高耗能的重化工业领域，能源、化工、建材、冶金四大生产领域的能源消耗占规模以上工业的81.3%。问题还在于，山东省部分高耗能产业的产能仍然增长过快。25年，山东省的电力、冶金、造纸等十大行业中，新开工的企业比24年增加2265户。在国家最近确定的1户耗能大户中，山东省就占了13户。高耗能必然带来资源紧张，也必然带来高污染，治理的难度和成本会相应加大。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综合能源效率仅为36%，是世界上单位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煤炭回采率只有3%，而西方国家都是5%以上，好的达到7%甚至8%。应该说，节能降耗的潜力、空间都是很大的。要把潜力充分挖掘出来，除严格新上项目的市场准入标准外，最重要、最现实的途径是提高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能力，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这是克服资源和环境约束瓶颈，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方式是关系到是否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山东省委、省政府针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我们也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研究探索，通过加大投入、政策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6年，省财政在支持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等方面安排了2.5亿元用于支持结构调整，1亿元用于支持发展服务业，1亿多元用于支持信息产业化和企业技术进步，还安排了一部分节能节水示范项目和节能创新技术推广资金，最近还要研究建立节能、环保基金。环保投入的力度也明显加大，26年省级安排资金达到4.21亿元，增长幅度为38.7%。但是如何发挥好这些资金的政策引导作用，通过资金引导创新体制和机制，需要认真研究。比如说，在第三产业方面，山东与南方城市最大的差距不是在宾馆饭店上，而主要是在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方面。如何创造好的环境，抓住外资进入的机遇发展金融产业，是相当重要的。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中对GDP和就业贡献最大的主要是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业，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依赖商业、酒店业和交通通讯等传统的服务业，两者的效率是绝对不一样的。山东省现有25个港口，铁路、高速公路也很发达，旅游资源丰富。虽然山东飞机场有七八个，但是济南、青岛、烟台等市这些比较大的机场，加起来不如一个昆明机场的客流量大。所以，发展第三产业不光是上歌厅、下饭馆、逛商店，应该有大思路、大手笔，该出手时就出手。众所周知，深圳有“四个9%”：9%以上的科研机构设在企业，9%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以上的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比例的高低，而在于确立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对于企业提取技术开发费用，山东省政策规定可以占到销售收入的5%，但实际提取比例还不到1%。企业都没有积极性，为什么政府还要去支持?所以26年山东省在制定支持百家企业技术中心的政策中，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企业的科技支出要达到销售收入比重的5%以上，把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致力于培养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在能源建设方面，既要研究如何支持节能降耗，又要研究如何支持开发替代能源、新能源。要研究设立合理的标准，对节能降耗效果明显的大户，应该给予鼓励和奖励。对节能产品、节能先进技术，应该通过政府采购或者政府适当补贴的办法予以支持，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为什么政府要给予支持?因为从产品到产业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形成产业以后被广泛应用，才能降低成本。虽然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些资源税税率提高了，但现在还没完全到位，有些标准还应该提高。哪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性产品需要调低、暂停或者取消出口退税。现在很多产品出口的价格都非常低，但是在国内造成的污染却很重，能源消耗也多，而且出口多了还引起大量的贸易摩擦。我国的贸易顺差24年才3个亿，25年到了1多个亿，26年有专家预测要超过15个亿，但同时，涉及的我国反倾销案连续9年是各个国家中最高的。其实我们在出口贸易环节的收益十分有限，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卖2多美元，我们只赚35美分，真是得不偿失。而且，我们现在出口的产品大约6%都被外国公司所控制。因此，有些税种的出口退税完全应该取消。再就是如何建立有利于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如我国的石油价格一直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虽然26年已经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但仍然没有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不利于石油的节约利用。我国目前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43%，有专家预计，到22年我国需要的石油大约6%要从国外进口，石油面临的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25年我国已经支出5多亿美元进口石油，26年国际石油价格一直在7美元/桶以上，进口石油的代价越来越高。能源问题涉及国家的战略安全，一定要从战略高度、世界眼光来看待。我们不仅要在节能降耗上下功夫，还要在发展新能源、替代能源上多做文章。随着能源的短缺、价格的提升，寻找新的替代能源十分必要。山东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水平较低，光伏电池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尚未有效利用，刚皂、海洋能源等尚处于起步阶段，沼气等生物质能利用水平不高，发展的潜力很大。2136年要积极研究有关财政政策，支持替代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刚皂、生物质能技术的产业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能源支撑。
　　环境保护作为公益事业不仅要加大政府的投入，而且要研究探索创新管理机制，重点是研究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建设的跟进，单纯的资金投入无法完全解决污染问题。环保的责任不能完全由政府扛，应该尽快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到企业的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就是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逐步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社会成本企业化。对社会造成的污染，谁造成的污染谁负责。目前的排污费制度不足以治理污染，只要交了钱就可以排污，而且收费的标准很低。许多企业宁肯缴费甚至认罚，也不愿意自己付钱治污。如某省份的一家企业每天偷排废水2万多吨，如果企业自己花钱买设备，改造治理污染，做到达标排放，一年需要费用1多万元，而违规偷排、数罪并罚也不会超过5万元。因为法律法规规定经济罚款不能超过1万元。由于违法成本太低，助长环境违法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个案例尽管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但目前这种排污标准由政府定、许可证由政府发、收费由政府收、罚款也由政府罚，这种完全靠政府治理的办法不可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排污权交易就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将排放量分成若干份额，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要增加排污就要在市场上多购买排污权，减少排污就可以出卖排污权并从中获利，这样企业就有了减少排污的积极性。这是将市场机制引入污染治理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治理污染的办法。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就是让那些为流域安全作出贡献的上游地区，从财政转移支付中得到补助，从受益的地区获取补偿；因上游地区排污对下游造成污染的，上游要承担赔偿责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以此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关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 　　与南方一些先进的省市相比，山东省在县域经济发展上，既有差距，也有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1)县域经济和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较高。25年山东省县(市)和农村人口占6%以上的区共有122个，占全省的89%。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18亿元，占全省GDP的81%；实现地方财政收入54.7亿元，占全省的47%。(2)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差距相对较小。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25年地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区)有137个，其中超过1亿元的14个，超过5亿元的46个，只有5个没有过亿元。(3)县域经济强县不少但突出的不多。山东省有2个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总数列全国第二位。但是百强县排列前十位的，江苏省有6个，广东省有2个，浙江省有2个，山东省最好的荣成市也只排在十四位，文登市排在十八位，排名前十位的一个也没有。虽然山东省县域经济总量大、占的比重高，但是真正突出的不多。这几个特点说明山东省县域经济的总体实力、发展状况是好的。总量大体现出县域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正是因为我们县域经济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地位和作用就更加重要，说明省委省政府抓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对的。发展不平衡、强县不强，体现的是山东省县与县之间以及与南方一些强县之间的差距，说明省委省政府这几年实施“双3战略”(3个强县、3个弱县)和东中西联动、促强扶弱带中间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对进一步增强全省县域经济实力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山东省委、省政府在考察借鉴南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对城乡统筹、工业强县、发展服务业、体制创新等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笔者认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减政放权，创新体制和机制，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据了解，目前无论是强县还是弱县，普遍反映该放的权力没有放下去，主要涉及的还是—些审批权力。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把能放的权限都放下去，进一步建立健全权责统一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样围绕放权就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制度探索，省直管县也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当前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它的两面性，省直管县也不例外。省直管县有利于调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这一点毫无疑问，浙江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青岛市实行财政计划单列，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有几个问题很值得研究。(1)究竟是一个积极性好还是两个积极性好?在研究时发现，无论是发达的县还是欠发达的县，都赞成省直管县。发达的县担心市里集中财力太多，认为省直管后省里不会集中他们更多的财力；欠发达的县盼望省直管后，能够从省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从市一级来说，还是赞成的少，不赞成的多。实际上，这是一个权力、利益分配的问题。(2)究竟是运行成本高了还是低了?从理论上讲，一个行政区管辖6个左右的县(市)比较经济，再多管理成本就高、管理难度就大，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辖区最优规模确定的问题。山东省除了青岛以外，还有86个县(市)，比浙江、江苏、福建、安徽、湖北都多。而且山东省的县(市)人口也比较多，平均每个县(市)人口66万人，过百万人的县(市)就有14个。如果是省直管县，管理的幅度将由原来1：16变成1：86，管理的难度明显加大。一方面，省管县可以减少管理层次和中间环节，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但另一方面，县里跑省里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争取资金肯定会增多，省里还要召开会议、组织培训、办理结算等，需要付出的成本也会成倍增加。综合权衡，成本是高是低需要深入分析。(3)究竟省级有没有这个能力进行省直管县?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从省级的财力来看，调控能力明显不强。省直管县需要省级有雄厚的财力为前提条件，否则不能给所管的县带来真正的实惠。江苏、浙江为什么能搞?因为他们省级财力非常雄厚。安徽是因为中央给的转移支付多，可供分配的财力也多，而山东省级可用财力占全省的比重很低，即使实行省直管县，扶持力度也是有限的。调整体制又很复杂，目前各个市对下的体制都不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操作起来必须兼顾双方的利益，协调难度、工作阻力都非常大。如果不调整，省级就难以满足县级发展的需要，尤其难以承担新增支出的责任。比方说工资，原来是省里弥补一点，市里弥补一点。当然实行省直管县还有其他一些矛盾，如财政体制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矛盾、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县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等，但是这些都不是制约改革的根本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深化，这些制度性的问题都是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县级的地理区位和层次特点决定了县财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通过简化管理环节和层次，适当扩大县级自主权，增强县级财政的主动性和发展活力，对于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有人将目前的省直管县总结为三种模式，即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和湖北模式。但是不管哪种模式，其实质都是坚持财力下移，并建立了有利于县级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山东省多年来一直坚持财力下移的原则，县级财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25年，山东省对51个财政困难县实行了“省市共管，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将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直接算到县、拨付到县，对3个强县、3个弱县也采取了一些直接到县的特殊政策和措施，这些可以说已经具备了省直管县的雏形。但在这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也可以再选择一部分县搞点综合试点，最终建立起符合山东实际、具有山东特色的省直管县模式。这是一项重大而敏感的改革，涉及省、市、县三级政府利益格局和管理权限的调整，需要统筹考虑、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转贴于 看准网
　　目前，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财政最大的问题是县乡问题。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考虑最多的也是县乡问题。仅靠省管县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为了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中央和省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长远看，必须进一步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各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问题。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同志的审计报告里讲，中央转移支付，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村庄，渠道很长，这个水渠是要渗水和被截流的，有时候水流到村里就没有了!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太多，而且涉及面很广。比如，给农民的资金大概涉及十几个部门，分工都很细，无论大项目还是小项目，都由中央部门来审批。审计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5年中央财政分配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按项目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有71项，涉及资金545亿元。具体分配到4.4万多个项目，其中1万元以下的项目占了8825个，平均每个项目4.36万元，甚至2万元的项目都有。许多人对此提出质疑，中央有必要管这么小的项目吗?再就是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现在中央补助地方的财政支出，已占中央总支出的57%，占地方财政支出的45%。也就是说，地方近一半的钱得靠中央转移支付。虽然给地方的是45%，但这45%是通过37个部门分散下达的。所以，一方面集中过多，一方面分配使用分散，地方财政必然困难。另外，中央分配的资金还有很多项目是需要地方配套的。有个县测算，全部收入用于配套都不够。现在分税制改革已经搞了十几年了，但体制没有再作大的调整。目前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财权与事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权与事权的关系，合理确定财力的分配格局。 　　四、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完全平均的收入分配制度，这种平均主义分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极致，严重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克服平均主义取得了很大进步，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拉开了收入分配的档次。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拉大了，而且越来越大。所以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经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实上，平均主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都属于收入分配不公，都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当前看，收入差距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城乡差距。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制约，以及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在社会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我国在2年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4，目前已达到.5。城乡收入差距在25年达到3.22：1。全部居民储蓄中，8%集中在城市。农村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住房条件都非常差。许多贫困的家庭连子女上小学、中学的费用都负担不起，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农村医疗方面，过去搞赤脚医生制度，效果是世界公认的。说中国不简单，这么大的农村，农民看病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越来越难，有句顺口溜叫“小病拖、大病捱、快死才往医院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看病反而成了很大的问题。农民住房方面，条件也很差，甚至人畜混住的都有，这边养牲口，那边住人吃饭，真是有点目不忍睹!到农村看看这种差距，比这几个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所以有观点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迈入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行列，而这种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破解的难题。 　　2.行业间的差距。主要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差距。由于垄断的存在，垄断企业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带来垄断系统的高收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24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平均工资差距扩大1.6倍。目前电力、电讯、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金融行业的收入水平众所周知，一方面收入水平很高，一方面政府为金融不良资产埋单。政府到底为金融不良资产埋单花了多少钱?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数字是5万亿元15万亿元相当于什么水平?相当于我们国家GDP的1／3。其实，责任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垄断行业。从经济学上的理念看，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就不是理性的经济人，关键还是国家在分配领域存在着制度上的缺失，这种由体 制、机制造成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3.地区和部门的差距。主要是国家公务员收入水平的差距。国家公务员不管在哪里工作，工资标准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津贴、补贴的标准。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部门间占有的资源不同，有收费、有罚款、占有资产多的部门就好过，致使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公务员的津、补贴差距越来越大。同是公务员，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公务员收入只有发达地区公务员收入的十几分之一。从山东省清理津、补贴的情况看，收入最高的地区与收入最低的地区，部门间收入最高与最低的差距都是好几倍。本来国家对补贴的条件或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年不少地方单位在国家规定之外又出台了许多新的政策，其名目之多、发放之滥到了惊人的地步，现在基本上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谁有钱谁就发。严格地说，公务员的这类收入大多都是违反财经纪律的，但是这几年谁也没有把它作为违纪来对待。许多单位特别是收入较低的单位，领导压力也很大，不惜违规创收来赚钱。因为发放福利补贴多少好像成了衡量单位领导的本事大小，是否关心下属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做法的后果绝不仅是扭曲了分配制度、导致分配不公，更重要的是加剧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和公务员的形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只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因为分配不公引发的历史问题和教训应该深刻汲取。实事求是地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无论是哪个阶层的收入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分配差距、分配不公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人讲连续提高收入形成的幸福感开始逐步消失。现在是欠发达地区的人看发达地区心理不平、乡下人看城里人心理不平、弱势部门和群体看强势群体心理不平、普通群众看干部阶层心理不平，各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鸿沟在逐步扩大。因此，尽快理顺分配关系，矫正已经严重倾斜的分配结构，不单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1.靠发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用发展中的办法解决。公共财政只能弥补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不可能完全弥补由发展差距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公共财政来解决由发展差距造成的分配差距，有一定难度。发展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说明，居民收入非均等化程度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会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当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出现萎缩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居民收入的差距才开始缩小。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馅饼做大了，才能为公平分配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解决地区收入差距还是城乡收入差距，都必须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使更多的人在发展中受益。目前要解决城乡差距，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加速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创造必要的条件。近几年，我们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重点，坚持“少取、多子、放活”的方针，建立了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财政在实行“三减免”、“三补贴”的同时，对农业的投入不断加大。26年，全省财政安排用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达到47多亿元，这相对于农村产业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来讲差距还很大，但如果能利用这些资金把农民的积极性和社会资金充分调动起来，就会全面激活农村的要素市场，形成一股难以想像的巨大力量，农民增收的潜力将会变成现实。新农村建设光靠政府支持是不行的，必须启发农民主动想办法增加收入，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的意愿，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2.靠制度改革解决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从制度设计入手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比如说，垄断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人，要遏制其追求自身利益这种本能的冲动，把希望寄托在垄断行业的自我改革、自我控制是不切实际的，必须破除垄断和行业准入、公平合理地参与市场竞争。如果有了这个前提，工资再高、发钱再多，别人也不会指手画脚。现在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都有《反垄断法》，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应尽快出台，依靠法律制度规范约束垄断行业的行为。同样，清理规范津贴也不能简单地归并一块、取消一块就完了，关键是还要靠制度改革把钱控制起来，通过加强部门单位的财务管理，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切断其掌握的国有资产、行政权力与发放津贴的链条，把资源配置的权利交给市场，杜绝权利部门化的现象，达到釜底抽薪、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3.靠完善公共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有这样一句话比较流行，“初次分配由市场来管，再分配由政府来管”。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主要是通过经济和行政的手段来实现的。从经济手段上来看，可以采取南方一些省市的做法，你既然有钱多发就要向国家多交1元钱，用于欠发达地区、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同时通过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加、减法两种方式并用，从而达到“限高、稳中、托低”的目的。另外，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以及鼓励富人捐赠等方式调节收入差距。税收手段也很重要。个人所得税刚刚修订，物业税正在积极探索中，遗产税现在没有开征。遗产税是一种古老的税种，国外的税率都是高达7%之多，国外征收遗产税主要是针对不劳而获者，有句话叫富不过三代。我国对开征遗产税已经探讨很多年了，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如金融资产的界定就很难，遗产税计征中遗产减负债也很难操作，如向亲戚打个借条，说他欠我多少钱，这笔钱就扣出来，不用纳税，这个很难防范。另外，开征遗产税，担心资产可能转移到国外，技术问题比较难处理。再加上世界上有取消遗产税的趋势，所以这个税种一直没出台。但是，美国当时公布取消遗产税的时候，12多个大富豪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提出“请对我们征税”。美国取消遗产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储蓄率太低，而我国与国外的情况完全不同，是否开征遗产税需要深入研究。对捐赠收入给予减免税也是非常必要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讲，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美国第二大富翁、股神巴菲特，最近决定将财富的85%，大约375亿美元逐步捐给5家基金会。对捐赠收入给予税收优惠，既能鼓励富人致富后不忘奉献社会，又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培养良好的社会美德，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从行政手段上来看，中央有严格的纪律规定，要求坚决取消在国家统一政策之外自行设立的各种津、补贴项目。并且规范津、补贴后，一律不准自行新设津、补贴项目，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对违反规定的，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发放津、补贴的，要依照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非常严肃。 　　五、关于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讲过一句话，“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可能就会好了”。这话说得很形象。其实，这种情况何止在北京，哪个城市都有这种情况。它不仅折射的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对经济干预得太深，对审批管制得太多，把权力看得太重。尽管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但是政府的职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府仍然担当了过多的角色，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如有的地方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公务员接待必须使用当地酒、为房地产商推销商品房、为商业演出摊派戏票等。问题背后的症结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政府具有无限权力的体制尚未得到根本转变。政府越位严重，是典型的滥用权力，典型的行政管理职能的错位。 　　当前议论最多的就是政府投资的驱动作用问题，政府的导演角色体现在从直接投资到银行贷款以及大力度招商引资等多个方面。据有关方面统计，26年1—5月份全国12个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开工项目中，地方项目占了94%，有9个产能过剩项目的国内贷款继续增长，仅钢铁就增长45%以上。这些贷款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或明或暗的政府担保，大家都怕在投资热中掉队。现在存在这样一种心态，人家发展快了，我掉下来了怎么办?激情燃烧，令人担忧。有关方面调查，在5份可多选的有效回答中，有66%的经济学家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列为经济过热的第一位原因，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能直接干预经济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把握不好投资方向，不如市场主体对投资前景的反应灵敏。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仍然担当主导市场投资的角色，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有专家提醒，宏观调控中一定要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及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的危害保持高度警惕，而不能一味地指责市场失灵和企业盲目的投资行为。这种状况如果不彻底扭转，持续下去经济恐怕会出现大问题。 　　政府的职能范围决定了财政活动的范围。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财政职能转变，通过调整财政收支范围和收支结构以及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可以带动和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财政方面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通过财政改革规范政府行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让外行看得懂，内行人说得清，这个很重要，但改革的目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是能够促进政府职能的调整和转变。作为反映政府职能的预算收支科目，我们国家一直沿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一套做法，这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本来应由社会投资的一般竞争性领域的项目也要政府来投资，不利于规范政府活动、转变政府职能，不利于公共财政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新的政府收支分类可以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职能的特征和政府活动的范围，既可以反映政府部门所有的收入来源和性质，包括预算外资金、社保资金，又可以反映出政府支出的内容和方向。如新的支出功能分类，简单地说，就是按照政府的主要职能活动来分类。过去是按经费性质将预算支出分为基建费、行政费、事业费等，看不出部门的职能是什么，很抽象，各个部门都一样，究竟干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而按政府职能活动设置科目，政府的钱究竟做了哪些事，做每件事花了多少钱，在预算上能清楚地反映出来。如果说支出功能分类反映政府支出的内容和方向，那么经济分类则反映了支出的具体用途。如教育支出，在原科目下，国家对教育究竟投入了多少钱，分散在好多科目里记账，一本账上是反映不出来的。现在按支出功能分类，无论是基建费还是事业费，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都能集中地反映出来。而按经济分类则可以看出这些钱，是盖了办公楼、买了设备、还是发了工资，一清二楚。这种设置很显然有利于规范政府的行为，有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此外，要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改革，这三项改革对规范政府行为也是十分有益的。 　　2.强化财政预算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作用。大家都知道，预算一经确定通过，就具有法律效力。在西方国家，预算的约束作用是很强的。最近美国新泽西州政府关门的事件就很有趣、很能说明问题。根据新泽西州的宪法，州议会必须在当年7月1日以前，通过一项平衡预算方案，否则州政府就无权使用任何财政开支。然而议会的议员并未就预算案达成一致，州长无奈之下下达了“关门令”，州内所有非特殊领域的政府部门将停止运行。这件事说明一个问题，政府“缺钱关门”让人看到了一种非常硬、非常有序的财政约束体制，法定预算案里面没有的项目以及超过预算案规定的数额，政府都不得支出、挪用。26年的《中国青年报》也有一则报道，湖北省常宁市一位村主任以一名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将常宁市财政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认定财政局超出25年度财政预算购买2台小轿车的行为违法，并将违法购置的轿车收归国库，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这确实是民主与法制的一大进步，是纳税人权利的觉醒，不管结果如何，精神可佳。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公共财政预算约束的软化。其实，在目前我们的财政支出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比比皆是。最近公布的25年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报告中指出，48个部门违法违规违纪资金总计55亿元，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好像并没把它看得很严重。这些都是预算软化的表现。我们不仅预算里没有的，像安排买车的钱可以照样买，而且还有政府不该干的事也照样干，因不符合WTO规则补贴政策而受到西方国家指责的事情也不少。我国加入WTO以后，类似的事情都应该非常小心，不该干的事、不能干的事就不应该干。在民主与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里，我们要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强化预算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作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依法行政。 　　3.改变财政的支持方式，促进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机构是否需要存在?规模需要多大?理论界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这是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研究的复杂问题。美国的一个案例很有启示作用。2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美国人从这次灾难中认识到，必要的政府职能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是有效的，一味地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乃至以“小政府”为借口，推卸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是十分危险的。美国人的醒悟、反思，对我们当前研究乡镇机构改革问题很有借鉴意义。当前起码我们应该考虑两个问题：(1)管理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地理位置等；(2)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异以及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程度。我国农村广大、人口众多，就山东省平均每个乡镇人口在4万人以上。如果按照现在的乡镇行政编制设置，大概一般都是七八十人，一个人要为5人服务。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农村社会稳定也面临着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弱化直至撤销乡镇机构肯定是不现实的。从实际情况看，在乡镇机构改革方面，多年来许多地方都把重点放在精简机构和人员上面，但是由于受人员分流渠道、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工作很难做、效果并不明显。26年国务院提出把职能转变作为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减人减事的工作还需要继续做，这是大局的需要，但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七站八所”可以撤，但是对农民的公益性服务不能撤，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乡镇政府转型，由命令型转为服务型。一些地方通过改变财政的支持方式，由“以钱养人”变为“以钱养事”的做法，很值得提倡和推广。过去是做不做事都要发工资，现在是钱随事走，你只有做事了，而且把事做好了，为农民服务好了，才能拿到钱，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可以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应，既能减轻机构人员压力，又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贴于 看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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