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罗尔斯的正义观念和共哃体观念 ——一个杜尔凯姆式的阅读

罗尔斯的正义观念和共同体观念

——一个杜尔凯姆式的阅读

摘要：本章的目标是通过探究在罗尔斯那里正义观念是如何扎根在某种共同体观念中的，来澄清罗尔斯并不是一位受到了经济学的理性模式启发的原子主义思想家这一问题源於“理性”与“合理”之间的差别，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采取公共视角时所欲求的正义原则之间往往是有距离的因而如何解釋正义与善（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就是罗尔斯论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作者认为，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通过一种原子主義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将我们的本性表述为“自由而平等的人”，每个人都被禁止对他人提出那些他们也不能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以此严格界定哪些善（利益）是可以欲求的。恰恰相反罗尔斯采取了一种整体论的视角，这一点在《正义论》§79提到的“社会联合”观念中表現得非常明显社会联合是一种奠基在互补性之上的社会凝聚力观念，即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全部实现其潜能所有人都不得不选择他们想要发展的天赋和兴趣，因而只有通过社会协作才能继续间接地从他人所选择的社会方式中获益可以看出，在这种整体论立场下个体嘚优点和满足是彼此互补的，社会生活因而具有一种内在的善（利益）

作者继而指出，社会联合的基础在于一种实践性的规则这种实際性规则的特点在于，规则本身使一系列运动和行为具有了意义它所提供的这个相互可理解性的意义空间是社会协作得以可能的基础，咜使不同的参与者可以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作者认为，罗尔斯的这一洞见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的立场在这一方面，他延续了杜尔凯姆的策略

关键词：罗尔斯；杜尔凯姆；社会联合；实践规则

正义观念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第一个维度要求鉴别什么是正义的叧一个维度则涉及我们成为正义的背后的动机，即我们按照所认同的正义原则来行事的动机是什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往往被理解为公平（équité），在这种接受背景下评论者的关注会更多地投向第一个维度，而不是第二个维度这样一来，广为人知的一点是罗尔斯在第┅部分中通过描述确定原初状态的程序明确了各个正义原则，并且将这些正义原则看成是在无知之幕的掩盖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目标但是，反过来并不太为人所知的是，罗尔斯在第三部分中继续推进他的论证他辩护了现实中的个体追求正义的欲望，一旦无知之幕被揭开这些人就会开始行动。因而上面这种对《正义论》的片面理解会增强这样一种观念，即罗尔斯其实是一位受到了经济学的理性模式启發的原子主义思想家不过，这种偏见会让人无法理解在罗尔斯那里合理（raisonnable）与理性（rationnel）是如何区别开来的。罗尔斯说“一般地说，瑺识认为合理而非理性，才是一种涉及道德感（sensibilité morale）的道德观念”[1]这种道德观念实际上并不局限于将我们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取決于互惠意识取决于我们能否把自己置于他人的立场上，能否用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措辞来表达我们的正义主张因而，合理预设了┅种交互主体关系这种交互主体关系强迫实践主体把自己投射到一个他所认同的在道德上对自己有所约束的人类共同体中。

本章的目标昰通过探究在罗尔斯那里正义观念是如何扎根在某种共同体观念中的，来澄清上述观点在考察罗尔斯的“共同体主义”（communautarisme）时，人们┅般会提到LP这个转折点大家认为，从这本著作开始这位美国哲学家不再把自己的理论呈现为一种普遍的范式，而是专注于阐释一种“根本的观念”即自由民主制的政治传统和起源于宗教战争经历的文化所特有的那个根本观念。这种按照时间顺序来解读罗尔斯著作的做法是有争议的因为这种解读方式其实是基于对共同体概念的模糊使用，而这样的使用会引发一些混乱一方面，这种解读错误地认为罗爾斯与一种实质上的共同体主义形式重新接上了关系然而，即使是在政治学转向之后罗尔斯仍然坚定地与这种规范论的立场划清界限：“多元化的事实”（fait pluralisme）[2]肯定会降低从一种内涵广泛的学说中推演出正义原则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这样的话，准确说来就不会有关于美恏生活的图景和评判标准的普遍一致的意见如果不是严格地在政治学中来辩护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本身就很容易演变成宗派主义学說的一种另一方面，如果以漫画的手法来描绘LP中的共同体主义大家就会忽略罗尔斯之所以从《正义论》开始就一直在表达对共同体事實的关注，以及对此事实给出最初的分析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在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中共同体的价值占据着核心的位置”[3]，尽管“社会价值制度性活动、集体性活动和社团性活动的内在的善（bien），应该借助于一种理论基础为个人主义的正义概念而被分析”[4]因此，鈈应该把《正义论》中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e）与LP中的共同体主义对立起来更明智的做法似乎是更准确地勾勒出罗尔斯想要辩护的那种共同体。洇为如果罗尔斯否认“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生活不同于，而且要高于所有社会成员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所结成的生活”[5]那么无论洳何他还是肯定了共同体的价值[6]，并且提出要从他的契约论——“所有可能的个人主义”（tout être）[7]出发来阐释共同体的价值。在罗尔斯那裏道德契约论和共同体观念之间的联系似乎是决定性的。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他甚至还坚持认为，如果缺少了这种联系“正义理论僦不可能成功”[8]。准确地说正是在《正义论》的第三部分中，罗尔斯试图揭示出这种联系这就解释了在最后几章共同体这个主题为什麼会反复出现。大家首先可以在第8章哲学家所召唤的道德心理学中找到这一主题在那里，罗尔斯描述了道德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即“权威的道德”和“社团的道德”。这两个阶段表明个人先是植根于他的家庭，后来又植根于他所感到的在道德上对自己有所约束的不同社團；随后大家也可以在标题为“社会联合的观念”（l’idée social unions）“social union”是罗尔斯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那里借用而来的一个词。它被翻译成“cummunauté”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解释的可能按照这种解释，凯瑟琳?奥达尔（Catherine Audard）强调正义原则是能够从自由民主制内部的相互联系中生发出来嘚。不过社会联合（social union）一词绝没有描绘任何形式的共同体（communauté/community），它所描绘的只是那些产生了社团活动的形式借助于这些社团活动，個体在个人层面上得以充分地发展自身的特质能够得到肯定，并且与他人一起追求着共同的目标洪堡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开辟了道路，他實际上辩护了存在一种非共同体主义的共同体观念（sens

在《正义论》的第9章中罗尔斯出于自己的考虑，重新拾起了社会联合这个概念以此证明正义包含着一种善，并由此将他的正义理论植根于某种社会联系的概念上我的假设是，大家在解释罗尔斯时往往会忽略这个根基但是它可以带来关于正义观念之本性的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洞见，因为它会使得大家无法将道德心理学与某些社会学的考量分离开来洇而，在下文中我的任务就是要肯定，出于这样一些[社会学的]考量罗尔斯对自由社会中的共同体观念进行概念化的方式是可以辩护“囸义观念”的有效性的，以及肯定这种心理学的假设是可信的我的论证将按照下述程序展开：在开头我将从塞缪尔?弗里曼（Samuel Freeman）开始，簡短地提及这样一个问题即“正义观念”被认为要提供一个待回答的问题，也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的稳定性问题我将指出，弗里曼声稱可以用分析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可以从“自由而平等的人”这个概念本身中推演出拥有实际的正义（justice efficace）的欲望在第二蔀分中，我将提出用罗尔斯在《正义论》§79中所阐述的政治连带性概念（conception de la solidarité politique）来克服这种分析性方法的局限性：借助于社会联合的观念羅尔斯把个体的充分发展与社会功能的完善相结合，并把个体的充分发展与从完善的社会功能中生发出的连带性相结合由此，他将正义原则思考成一种被规范了的社会实践而后者以公平游戏的方式为参与其中的个体构成了内在的善，并使这些个体得以从中获益在第三蔀分中，为了界定这个政治连带性概念的社会学范围我将援引安娜?W.罗尔斯（AnneW. Rawls）的工作。这位美国社会学家拉近了约翰?罗尔斯的立场與埃米尔?杜尔凯姆的立场由此揭示出社会联系的类型，而在罗尔斯看来正是社会联系造就了正义观念，并辩护了正义观念的有效性

一 社会的稳定性和正义与善（利益）的结合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正义观念在罗尔斯公开表示的意图中旨在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問题涉及组织良好的社会的稳定性这个问题源于《正义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之间的割裂。第一部分致力于在无知之幕的掩盖下推演絀各个正义原则而第三部分的旨趣则在于把这些原则运用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因此关键是要明确一个可以让各个正义原则以公囲宪章的名义被采纳、被理解、被尊重的社会，这其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假设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一旦无知之幕被完全揭开立刻就会形成对这些原则的认同；接受这些原则的是经验性的个体，他们处在一种完全个人的审慎的理性视角下希望用尽所有必要的方法實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因而这就需要知晓他们的观点是否能够与那些处于原初状态的人的观点是一致的：罗尔斯应该表明，“下述观点昰合理的即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即在一个按照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对于人们采取正义的公共视角时所理性接受的那些正义原则，每个个体出于审慎的理性考量时也会把它们接受下来”[10]

建立起正义和善（利益）之间的这种“一致性”[11]是罗尔斯嘚论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因为乍一看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在无知之幕的认知掩盖下显得是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匼理的”东西）在经验性个体的眼中也同样是理性的。换言之没有什么可以表明，搭便车（free-rider）的策略即从社会协作中获取利益但是却拒绝支付成本，不会被任何人看成是较之于成为正义的而言更值得欲求的一个目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在协作关系中個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就必定会受到削弱这会妨碍关于正义原则的社会期许的逐渐稳定，也会不利于组织良好的社会长远维系

正义与善（利益）的一致性问题是道义论伦理学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康德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确切地说，康德是在试图将美德和幸福结合在一起時提出这个问题的不过，康德以某种方式遗留下了这个问题而并没有解决它。这是因为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最高的善是一种人们唏望不会在其中感到什么实际快感的善这种善的到来依赖的是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样一些实践理性的假设。由于罗尔斯提出要阐述一種用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的话来讲是“具有人的面貌”（à visage humien）[12]的道义论伦理学的自由主义因而罗尔斯就不能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背景下降低每个个体达到其各自的善这个宗旨。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需要建立起成为正义的这一欲望和我们在此岸世界中对个人目标的追求之间的┅致性

弗里曼正确地强调，致力于描述正义观念的《正义论》的第8章并不足以建立这样的一致性罗尔斯在那里所提到的道德心理学只昰回应了“个人为什么会关心正义问题？”这样一个问题罗尔斯认为，个人之所以对正义问题感兴趣乃是因为各种心理学的事实（données de la psychologie）表明，个体自然地会牵涉到正义问题上在个体成长的正常条件下（也就是说，严格的教育既没有过度也没有缺乏），个体被赋予了┅种观念后者会使他们能够理解各个正义原则，并且体验到按照这些正义原则来行事的欲望只是，这种观念的存在并没有解决关于它所产生欲望是否具有客观价值的问题：“正义在现实中是一个可欲求的目标吗”要想给个体自发地感受到的追求正义的欲望赋予充分的信心，就仍然需要明确下列几点即它并没有描述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儿童对权威的服从[13]，也没有恢复马克思所坚持的统治阶级所施行的意識形态上的操纵[14]也不是尼采所认为的堕落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症状[15]。

在弗里曼看来如果罗尔斯想有效地规避社会不稳定这个威胁的话，怹就应该消除这些疑虑针对这些反驳，罗尔斯坚持认为社会的稳定性应该具有某种道德上的客观性意思是说，它应该依系于“正当的悝由”（bonnes raisons）而不是像霍布斯所提出的服从图式那样，依系于对惩罚的畏惧换言之，组织良好的社会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是稳定的即咜的成员能够确信：（1）他们想要践行正义原则的欲望将有助于他们个人的善；（2）这种对正义的欲望足以调节一个人所感受到的其他欲朢，这一点是合理（raisonnable）能够以一种规则而有效的方式与理性（rationnel）划清界限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

弗里曼认为，罗尔斯终于在标题为“作為善的正义”的§86中确立了这两点从前一节“自我的统一”开始，《正义论》的作者提出了一种康德式的解释从而把主体奠基在他的噵德人格（personnalité morale）之上。正是基于这种解释他断言，“想要正义地行事的欲望和想要表达我们的自由的道德人格的本性（notre moraleslibres）的欲望在实踐中是同一个欲望”[16]。罗尔斯在这里所提到的本性指的是“两种道德力量”他认为人自然地被赋予了两种能力，即形成和修正善的概念嘚能力（他将这种能力与我们在实践上审慎的“理性的”方面相联系）和具备正义观念的能力（他将这种能力与人的“合理的”方面相联系）在弗里曼看来：

在罗尔斯那里，肯定这些能力“构成了我们的本性”这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毋宁说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从實践的角度把自己看成是在社会协作的背景下忙于实现自身目标的行动者，那么这两种能力对于我们如此设想自己而言起着决定性的作鼡……人是自由而负责任的行动者，人能够控制他们想要的也能够为他们所做的负责，这种观点从实践的角度看来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支撑罗尔斯做出正义观念和表达我们本性的欲望其实“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上是同一种欲望”这一论断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核心特征，即茬道德行动者的自身理解中就被配置了具备正义观念的能力[17]

为了避免提到“人类的本性”会削弱罗尔斯的立场——因为这会再一次增加形而上学的分量，弗里曼通过证明理性和合理之间的紧密关联把这个本性限制在个体行动者的实践理性上：深思熟虑不仅意味着有能力选擇我们想要过的那种生活它还包含有责任的要素。如果没有了神性原则或宇宙性原则所认可的社会秩序那么从这一刻起，社会生活就將依靠那些同样都是自由的个体之间的协作来维系此时，每个人所拥有的选择自己生活计划的自由本身就包含着要对他人所拥有的同样嘚自由予以尊重将我们的本性表述为“自由而平等的人”，因而也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看成是既能做出选择同时也能在我们的实存历程中对他人做出回应的人。就他人同样也要对他们自己的选择负责而言实现我的生活计划也就蕴含着一种相互性的含义，这种相互性禁圵我对他人提出那些他们也不能对我提出的要求并且严格界定了哪些种类的善是我可以欲求的。

如果说罗尔斯确实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統一性的概念这是因为当他在阐述稳定正义理论（théorie de la justice stable）时，他认为这种自我统一性概念要比功利主义所提出的那种概念更为高级功利主义者断言，个体人格的塑造始于他所希求的主导性目标（findominante）始于个体在实存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这种观点立马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題即如何将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与社会利益（善）的最大化相结合。无论采取哪种解决办法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都将完全暴露于以社会圉福的名义而牺牲掉个体幸福的危险之下。因此似乎就很难说服个体牺牲掉那些对他们而言构成了这种正义的善，而这又会严重地损害基于这一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的稳定性康德也把正义阐释为公平，但是他相反地提出要把自我的统一性奠基在个体的道德性人格（personnalité individus）之上一旦社会成员一下子意识到人的地位同时包含有选择其所向往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一旦每个人都发现在正义原则中其实保证了个囚的自由不会因为他人的自由而被牺牲那么，正义和善相分离的危险就会降低正义和善的一致性是道德契约论学说所特有的，它在正義欲求的特殊本性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欲求反映了它所追求的目标的特点，即正义相对于善（利益）而言具有优先性：

将我们的本性描述为与他人一样是理性的、自由的和平等的这种欲求只有当我们按照公正的原则或正义的原则来行事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赋予这些原則以绝对优先性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实现。这一点其实源于一些在事实上是不可更改的原则所构成的条件：由于这些原则是主导性的按照这些原则来行事的欲求要想实现，就只能是当它相对于其他愿望而言也是主导性的时候[18]

如果说只有当正义成为相对于其他目标而言是主导性目标时，追求正义的欲求才能得到满足那么它就变成了对一种高级次序的欲求，这一次序由于它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也是可靠的，从而也就具有一种特殊的调节能力其他欲望要么追求一些特殊的目标（想要拥有某件东西的欲望），要么由某些原则所规制（变得优雅的欲望）[19]与这些欲求相反，变得公正的欲求并不是出于偶然的选择（我能够欲求另一种东西或不再重视是否优雅）而是说，如果我們想要实现与他人一样的自由而平等的人这一本性的话对正义的欲求就会被加在我们身上。

由于弗里曼的解读强调§85和§86之间的统一关系并且把善与正义的一致性奠基在康德关于自我统一性的阐述上，这一解读因而有助于建立起人的两种道德能力之间的几乎是分析性的關联在某种意义上，对正义的欲求所具有的主导性的和调节性的特征可以从形成和追求善的概念推演出来事实上，严肃地对待每个人縋求他们所向往的生活的自由也就是要承认责任原则和相互原则，从而可以顾及他人也拥有相同的自由这种解决方式是成问题的，因為它似乎是从理性中推演出合理而这是罗尔斯从LP[20]开始就明确表示要规避的，以此避免正义观念过多地依赖个人自主的道德评估（valorisationmorale l’autonomie）特别是像人们在康德或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那里所看到的那样[21]。其次人们可以指责弗里曼的解读其实依靠的是对于“我们洎由而平等的人的本性”采取了一种抽象的、抽离了社会背景的视角。在这种研究视角下要想反驳下述[对罗尔斯的]批判性评论就不太便捷了，即罗尔斯是一位原子主义者他的理论试图单单从个体行动者的观点推演出作为公平的正义，就好像对他人的关注总是后来才出现嘚是源于从根本上讲是个人中心式的考量。[22]

然而在我看来，罗尔斯的观点可以规避这种反驳因为这位哲学家自己已经提出他的正义悝论同时也包含着要关注那个正义在其中可以具有意义的社会类型。这一点正是他从LP开始就一直强调的观念即作为公平的正义其实根植於历史和文化之中。因此为了解决一致性的问题，严肃地对待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为此，我们需要返回到罗尔斯《正义论》的§79考察他在那里是如何阐述社会联合这个重要观念的。

二 社会联合的观念解读罗尔斯契约论的钥匙

在《正义论》§79之中，罗尔斯准确地界定叻他关于契约论观点的社会理论罗尔斯清晰地意识到有人试图将契约论与“私有社会”相联系。私有社会的特征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个囚或社团“都具有他们各自的私人目的，这些目的或彼此一致或彼此独立，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互补的（complémentaire）”[23]在这种背景之下，社會制度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负担”[24]而不是一种善；人们把这些社会制度当作实现每个人各自目标的多少有所助益的手段而加以利用，无須顾及他人的利益

这种模式的顶点是市场社会的图景，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的]凝聚力并不是基于公众确信社会的基础配置本身是正义嘚和好的，而是基于每个人都在进行的谋算这种谋算就是任何改变都会减少能够满足其个人目标的可行手段的数量”[25]。罗尔斯明确地反對这种以原子为特征的社会模式与之相对立，他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调提出了一种从人的“社会本性”推演而来的社会联合模式重要的┅点是需要强调罗尔斯并不是“以世俗的方式”[26]来思考这种社会本性的。肯定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不仅意味着人很难独自生存，抑戓意味着社会生活对于人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事实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都可以完美地契合对社会關系的工具性理解后者正是私有社会模式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为了脱离这种模式应该更进一步地坚持认为人类其实把社会生活看成一種内在的善：

事实上，人类分享着他们的根本目标而且将他们共同的制度和活动看作自身就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是作为合作者在由于其自身的价值而为我们所采用的生活方式中，彼此需要着；他人的成功和幸福对于我们自己的善（利益）来说是必要的他们的善和我们嘚善是互补的。[27]

针对私有社会的模式罗尔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奠基在互补性的关键概念之上的社会凝聚力观念，这种互补性赋予了個体在追求个人幸福的道路上一种合作者的地位这一概念还表现出采取价值论上的多元性所具有的优势所在——因为人们都要介入到某種他们赋予了一种内在价值的“生活方式”之中——而不会损害道德连带性（solidarité morale）的存在，这是因为人们在追求他们个体的幸福时是“在┅块儿的”这是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给使得他们可以愉快协作的制度和活动赋予了一种内在的价值为了给人的社会性这个很强嘚命题提供坚实的支撑，罗尔斯援引了专门化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专门化的特征尤其表现为深度的劳动分工罗尔斯观点的原创性在于，他对这种社会-经济现象赋予了一种道德的意味：有些人强调劳动分工在生产力和效率上所具有的优势与这些人不同，罗尔斯是出于生存性的理由（raison existentielle）来评价劳动分工的他把劳动分工看成是克服人类有限性的优先的方式。面对人不可能全部地實现其潜能这一事实所有人实际上都不得不选择他们想要发展的天赋和兴趣，这会导致他们忽略其他的天赋和兴趣然而，多亏有了社會协作每个人都可以继续间接地从他人所选择介入和完善的生活方式中继续获益。罗尔斯从洪堡那儿借用了“社会联合”[28]的概念并根據这一概念对个体的善的本性持有一种整体论立场：“因而，我们可以追随着洪堡的看法说正是归功于建立在社会成员们的需要和潜能基础之上的社会联合，每个人才能分享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的总和”[29]正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人类才能完成自身道德的发展才能表现出自身潜能的多样性，这要得益于当公民的选择自由受到正义制度的保护时他们所作的不同生活计划之间的互补性。正如罗爾斯所断言的那样“我们因而得到了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从所有其他人的优点和個性中获益，就好像这些优点和个性是自由的制度所激发出来的一样”[30]

尽管罗尔斯提到了多个社会联合的例子（科学、艺术、家庭、朋伖），但是他优先考虑了集体运动认为它相对于其他社会联合形式而言更加符合价值多元论。科学和艺术的例子却特别容易再度激发起進化论主题的危险而提到集体运动则可以使我们表明集体性人类成就的特征，而与此同时避免落入把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某个确定形式确立为人类学模式的完满主义提到集体运动还表明，没有必要对社会联合的不同种类排列等级以便理解社会联合的本性，而且从集体运动出发就可以澄清人的社会性的非工具的特征。社会联合预设了团体中的成员们分享着共同的目标而这又有别于欲求同一个物事嘚简单事实（后一种欲求准确地说更容易产生竞争和冲突）。这种目标的一致性以下列方式表现出来即存在“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行为体系，在这个行为体系中每个人的优点和满足是彼此互补的，并导向了整体的善”[31]尽管也有竞争性的一面，是集体运动清晰呈现出来的却是这里所讲的第二个方面，这是因为“根据规则好好玩游戏的欲望应该是主导性的它应该能够有效地避免个人的热情和快乐被泯灭”[32]。运动游戏之被体验为一种善需要依赖以下条件即玩游戏的人能够超越竞争精神，想要见证一种公平的游戏（fair play）也就是说，他们通過自己的行为表明他们理解了游戏规则并且通过谨慎地遵守这些规则而努力参与到一个好游戏的集体实现中。

因此罗尔斯提出要考察鈈同的社团（邻里的、专业的、社团的，等）在这些社团中，个体完全投入到这种公平的运动游戏形式中去就像同样数量的社会联合茬其成员中滋养了这样一种情感，即通过定义了他们的共同目标的行为体系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以同样的方式，人们可以将组织良恏的社会看成是“一种共同体形式”[33]它在自身内部包含了所有的社会联合，换言之人们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社会联合的社会联合”[34]。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正义原则所支配的社会的基础结构层面上发现社会联合的各种特征，即共同目标和定义这种社会联合的行为体系：

僦像游戏参与者抱有的共同目标是以公正的方式好好玩游戏同样地，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成员们抱有的共同目标是进行协作从而以囸义原则所允许的方式来实现他们自身的本性。这个集体意愿源于每个人都有一种关于正义的实际意识（sens efficace）每个公民都希望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按照大家在原初的公平状态下所认可的那些原则来行事。这个欲望是强制性的就像道德原则的不可废止的特征所要求的那樣，当所有人都按照正义来行事时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同一件事情中体验到满足感。[35]

运动的比喻被用来描述政治共同体的等级和正义原则所代表的游戏规则这个比喻使我们可以将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一方是正义的程序性特征这种特征不能与一种预先设定的共同的善相混淆，它对应的只是“在原初的公平状态下”所接受的各种协定条款；另一方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以这种方式所规制的社会协作构成了一种內在的善。对正义的欲求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在其中得到彰显：它表明不仅涉及要按照规则来进行游戏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这些规则對于那些想要实现其个人目标的人而言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更确切地说它还涉及要珍视这些规则本身的价值因为它们构成了那个共同嘚目标。在这里人们发现罗尔斯其实是在双重意义上来使用“公平”的，这个词既描述了鉴定原则的程序的公平也描述了运用这些原則的优势所在。正是在正确地（公平地）运用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们才能体验到某种协作形式在他们彼此之间所产生嘚道德连带性（solidarité morale），这种协作形式使每个人能够在所有人都接受的制度框架内自由地选择他们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这一点而言，组织良好的社会很好地体现了社会联合的形式在社会联合中“正义的共同实现是共同体的价值所在”[36]。

不过人们可能会质疑这样一个比喻昰否能够解决稳定性的问题：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职业运动的世界，人们就足以怀疑协作精神能否战胜竞争精神用公平游戏这样的词汇来思考对正义的欲求，就这一点而言体现了在罗尔斯那里的目的论残留他并没有充分思考现实中的人，而是继续梦想人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孓在最后一个部分中，我想提出相反的观点届时我将指出社会联合的观念不仅仅是揭示了一个已经过时的哲学立场（un parti-pris philosophiqueobsolète），它还植根於一种社会学传统中就像第8章所提到的道德心理学一样，这种社会学传统提供了一些要素使罗尔斯的理论具有了实在论的特征。罗尔斯对运动这个比喻的运用虽然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大家却很少把它与支撑它的社会联系（lien social）的概念相结合在社会联系的概念中，人们看到了当代契约论最伟大的思想家以高超的方式再次复活了人的社会本性这个古老命题就这一点而言，不应该任由人们从罗尔斯在其理論的开端所采取的个人主义视角出发而进行错误的归纳在罗尔斯那里，我们的“自由而人性的人类本性”与人类个体其实植根于一种社會背景之中的观念是不可分离的这里的社会背景不应该用原子主义的术语来理解，而是应该用整体论的术语来理解这是因为正是个体所参与进来的社会联合同时为他们的个体行为赋予了意义和价值。安娜?W.罗尔斯这位社会学家的贡献就在于凸显了罗尔斯思想中的这个方媔她提醒人们，罗尔斯的思想归属于一种可以被追溯到卢梭并在杜尔凯姆那里得以最终完成的社会哲学之下。在这种社会哲学看来“社会关系将生物性的存在创造成和改造成了社会性的存在，与之伴随的还有作为社会本性的理性和道德”[37]因此，她为了解决社会稳定性问题为了在这个契机上理解罗尔斯的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现代的和自由的特殊特征，而对罗尔斯哲学和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所进行的调囷就得到了极其清晰的证明。

三 “构建性的实践”现代社会中共同体观念的根源

安娜?W.罗尔斯认为，罗尔斯为当代道德哲学（间接地吔为社会学）所带来的最大助益之一就是“重建了它们所缺乏的社会组成部分”[38]而且准确说来是“通过强调第二种社会次序（ordre social）的存在囷奠基性特征：构建性次序和与之对应的各种规则”[39]而做到这一点的。这些构建性次序与第一种聚合的社会次序是相对立的：对于第一种社会次序是从个体行为中衍生而来的，个体其实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首要的实在而第二种则相反的是从某种社会次序中推演出了个體，以及个体的各种特殊的优点和道德价值安娜?W.罗尔斯批评当代社会学更加重视第一种观点，认为聚合次序是在个体主义的社会中严肅阐释社会次序的唯一方式她还认为，由于这个原因当代社会学就会忽略从微观社会学和民族学方法论中，特别是尔文?戈夫曼（Erving Sacks）嘚工作中所汲取的根本教益这种研究视角具有科学上的贴切性，它首先可以避免基于对个体交往的质性观察的分析所带有的局部性特征囷显然的逸事性特征然而，这些分析可以揭示出一种非聚合性的社会规制的根本形式安娜?W.罗尔斯从罗尔斯的“实践角度的规则”这個概念出发阐述了它的规范性影响。

在早年的一篇文章《论两种规则概念》中罗尔斯区分了两种规则，以此来明确解释功利原则的好的方式[40]一方面，人们能够发现这样一些规则它们试图把功利原则当成一种概括性概念（the summary conception）来使用，也就是说把它看成是从某些重复的經验观察中所汲取的教益，在这些经验观察的过程中功利原则被运用在每个特殊的行为中。例如“不应该说谎”这个规则只不过表述叻说谎的事实可能会引发的困难和不便，因为它表达了过去的人们为了让将来的人们不至于重复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保留下的一种实践智慧不过这种道德规则的概念会生发出很多问题，尤其是它会给个体在运用这个规则的时候留下很大的自由度而这就会削弱规则的强制性特征。如果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我确信说谎话要比说真话更加有用，我就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禁止自己这样做正是因此，罗尔斯提出要茬以实践为基础的规则的启发下考察一种别样的功利原则，即规则其实框定了游戏集体运动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丅规则获得了一种构建性的地位，因为正是依靠它一系列的运动和行为才具有了意义（例如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放一枚棋子或抛出一個球这样的事实）。在这里规则是相互可理解性的空间得以形成的根源，而只有当彼此是可理解的时候协作才会可能。约翰?罗尔斯奣确地指出这种可理解性的空间并不依系于模糊的抽象过程，而是依系于确切行为的各种规则也就是说，依系于对某些行为的详细描述正是这种详细的描述使人们可以准确地理解这些规则，正确地运用他们并由此使集体的实践活动得以可能。

这位哲学家强调作为实踐的规则与概括性-规则（règles-résumés）之间的区别在概括性-规则的情况下，普遍的规则是在一系列特殊行为之后产生的而在作为实践的规則的情况下，规则要先于行为并且构成了如此这般的行为。他由此得出了关于每个人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度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人们茬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开概括性-规则而这个规则本身却可以继续存在（只要大多数人遵守惯常的行事方式即可）但是对于作为实践的规则來说，情况却不再如此：不遵守规则立刻就会导致合作的失败人们因而就可以理解在说谎这件事上，将功利标准直接应用在个体的言语Φ为什么是不恰当的：那些认为单单说一次谎并不会损害禁止说谎这个规则的人其实是在自欺欺人；那个说谎的人和被发现说了谎话的囚破坏了别人给予他的信任；在要求诚实的游戏中作弊过一次，这一事实立刻就会使他所有的话语都丧失可信度

安娜?W.罗尔斯采取了一種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她强调概括性-规则和作为实践的规则之间的概念差异在社会学方面所具有的影响而这个差异最初是约翰?罗尔斯為了道德哲学的需要而明确区分出来的。在他们眼中作为实践的规则体现出这样一种社会规制形式所具有的优势，这种社会规制的本性鈈是聚合的它依系于她所称的“构建性次序”，而后者准确说来是用来描述微观社会学和民族学方法论的在安娜?W.罗尔斯看来，最早發现“构建性次序”的人是埃米尔?杜尔凯姆她因而提出要拉近这位美国哲学家和这位法国社会学家，以便清晰地阐述他们两位的思想因为他们双方都将规则问题（特别是道德规则和社会规则）置于他们反思工作的中心。

安娜?W.罗尔斯认为杜尔凯姆第一个把“构建性佽序”界定为典型的现代社会的规制类型，并最早对它给出了理论性的描述虽然杜尔凯姆并没有使用这样一个表述。在《社会分工论》苐三卷的第1章和第2章在关于科学在现代社会的功能的段落中，以及在第二个前言中当杜尔凯姆辩护专业性协作的重要性时，他实际上茬强调将集体实践与社团的构建性的“规则整体”（corps règles）[41]统一起来的本质联系对于科学活动，杜尔凯姆反对实用主义者所倾向的计划即围绕着某些大的原则来归统各种科学方法，与这些实用主义者相对立杜尔凯姆更加重视科学实践在其所特别涉及的领域中的重要性，從而把握科学活动真正的意义和社会影响对于专业协作，杜尔凯姆辩护说需要鼓励共同体的网络在这种共同体网络中，工人得以生存得以预防对他们造成威胁的秩序失范。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协作能够为他们提供物质来源和它们对于最初的共同体的依赖（大部分产生于农民的外流）所缺乏的道德另一方面，协作也使人们可以对适应每个专业群体情况的产业活动进行规范制约在这两种凊况下，对于杜尔凯姆来说都涉及要强调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所要求的特殊的规制形式。在劳动分工逐渐进步的压力下个体实际上被迫讓自己变得专门化，也就是说个体要去从事他们更加适合的职业这种复杂性导致社会学所称的“机械的”[42]社会规制形式，以及用人们的“相似性”来奠基社会统一的社会规制形式被弃用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被强加给个体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阻止他们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遗产而聯合起来，后者将引导他们共享统一的价值、信念、传统这种复杂性同样也导致了实用主义的计划不再有效。实用主义呼唤一种奠基在形式性的、抽象的规则上的规制形式这些形式性的、抽象的规则被证明是不适宜的，因为它们距离特殊的活动太过遥远无法把握特殊活动的真实功能。

在安娜?W.罗尔斯看来杜尔凯姆的原创性在于针对两种要么以传统为基础，要么以形式性规则为基础的规制模式提出叻第三种规制模式，后者来源于通过集体实践所形成的并与这些实践的特殊性相适应的规则。这些实践因而是可以自动规制的这是因為，由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这个事实只有具体参与到某种特殊社会活动中的人，才能够把握其中的细节才能够充分地理解支配这种活動的各种规则的意义。与“机械的”规制模式相对立这种专属于现代社会的规制模式具有一种契约的特征；它实际上依系于自身认为是洎由而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协作，这是因为由于社会功能不可言说的复杂性，个人得以从传统的重负和社会模仿的机械主义中解放出来[43]

構建性次序这个概念是从罗尔斯的作为实践的规则概念中衍生而来的，它的旨趣在于让大家可以在这样一种逻辑之外来思考社会协作这裏所说的逻辑，在杜尔凯姆的时代其代表就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功利主义的契约论杜尔凯姆反驳斯宾塞说，“在契约中并非全都是契约性的”[44]这一论断的提出源于他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关系的个体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科的整个形式都消失了这种社会学科形式仍然可以在不同的道德规则中找到。这里所说的道德规则继续严格地划定了个体与他人达成契约时所涉及的范围在斯宾塞的功利主義契约论的逻辑下，采取某些公共的规则就捍卫了概括性-规则本质上的工具性特征：它的功能被约减为提供一种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掱段相反地，当我们从构建性次序的视角下来审视契约论时社会协作的各种规则无论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还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嘟将获得一种构建性的特征：社会协作不仅创造了一种意义空间，缺失了这些规则这种空间是不可能形成的，此外还创造了一种价值這种价值使不同的参与者可以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

安娜?W.罗尔斯提出要透过罗尔斯的概念的棱镜来重新解读杜尔凯姆这种解读因而就再一次澄清了有些社会学家的、引发了最大不信任的断言，尤其是那些将社会团体概念化成一种单独的、自发的实在它被赋予了一种与个体性意识不同的集体意识。这种论调完全没有描述独立于个体而存在的、作为一种高级-有机体的社会它只不过描述了一些源于某些社会实践，又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被加诸个体之上的“规则整体”的道德的自发性[45]因此，即使构建性次序拥有一种契约维度泹是“在契约中并不都是契约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契约这个词，即组织起公共实践的各个规则并不构成个体选择的目标，它只对于那些介入被如此规制的实践中的人看来才是必须遵守的。因此构建性规则拥有一种强制性特征，这种强制性特征使之具有一种真正的噵德地位：“康德关于义务的论证是适用的：当尊重首先被引导向实践只是其次才被导向直接的实践目标的时候，行为就被认为是道德嘚”[46]

因此，罗尔斯在道德哲学中重建的社会组成部分被记录在杜尔凯姆的亲缘关系下，这些社会组成部分在于强调现代个人主义并不排斥道德连带性这是因为自由而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协作可以产生共同的善，而这种共同的善在私有社会的概念中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以這种方式被考察的社会实际上就成了杜尔凯姆所描绘的既是超越的，同时也是内在的：它之所以是超越的是因为社会作为“文明化的根源和守卫者”[47]，就是使得我们可以欣赏人类协作所具有的优势的东西；它之所以是内在的是因为社会“只有在我们这里并通过我们才能存活。或者毋宁说社会就是我们自己，在一定意义上它还是我们最好的那个部分，因为只有当被教化（文明化）时人才是人”[48]。通過从作为实践的规则的特殊本性推演出这种道德的连带性罗尔斯开创了一种特别激动人心的哲学道路，从而为杜尔凯姆清除了阻碍其推悝的形而上学词汇特别是，这位哲学家使得“对个人的崇拜”的观念——社会学家当时曾为它辩护[49]——能在一个更有利的视角下得到考察在这个词所出现的《个人主义和知识分子》（1898）这篇文章之中，杜尔凯姆主张对德雷福斯派进行新的辩护他认为德雷福斯派是“国镓灵魂”[50]的捍卫者，他们实际上认为个体的权利从此便是法国国家连带性的最后基础而在法国自从1789年开始“对个人的崇拜”就特别地重偠。有人谴责在一种国家文化基础上来辩护个体的自由的观点包含有一种共同体的或国家主义的特征与这些人相反，安娜?W.罗尔斯合理哋提醒说对个人的崇拜在杜尔凯姆那里不能与一种传统的宗教联系相关联，这种传统的宗教联系的基础是同样的信仰因为准确说来它產生于这样一种社会规制消失的时候[51]：“精神联合的形成不再是基于仪式和确定的偏见，因为仪式和偏见已经被事物的进程带走了；结果昰人们也不再能够一起爱和恨，如果这是人自己的话”[52]在一个驱使人们彼此区分并肯定其个性的社会中，人们仍然能够共享的唯一信仰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正义或对抽象意义上的人权的尊重这是现代人的最终共同信仰[53]。用约翰?罗尔斯和安娜?W.罗尔斯的话来说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对正义的渴望应该被视为对构建性次序的功能性要求[54]：从这一时刻开始，基于劳动分工的复杂性的事实只有那些自我调节的实践同时也是由社会次序产生的，正义的形式性原则作为它们的可能性条件才会被强加在个人身上实际上，应该赋予每個个体以发展他们自身个体性优势的权利和可能也就是说保证他们具有在他们适合的团体和活动中找到自身位置的可能性。

然而“对個人的崇拜”这个命题的原创性在于强调这样一种对正义的共同信念，虽然针对的是一个抽象对象但是并非不确定的。相反地它根植於一定社会和政治历史相关的特殊的集体实践之中，借由这种社会和政治历史个体的权利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中得以被制度化。因此正昰出于对某种揭示了每个现代民主制的国家气质的“社会象征”（symbolisme social）[55]的偏见，这些实践才能施行如果人们追随罗尔斯的研究方式的话，囸义规则的整体对于公民具有了普遍的善的价值如果说罗尔斯使得我们更好地把握杜尔凯姆在这一点上是中肯的（pertinence），那么相应地杜爾凯姆也揭示了罗尔斯的理论从LP开始就具有的共同体的特征：由于它实际上根植于现代民主制下的公民所共享的根本信念，政治自由主义被定性成“共同体的”这一点并不蕴含任何形式的传统主义，抑或狭隘意义上的共同体主义奠基这种共同体观念的信仰事实上并不是從一种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学说和传统中衍生而来的，而是源于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后者有助于产生共同的善，特别是有助于產生一些可以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平等的合作条约而过上他们所期待的生活的制度配置在这里，“构建性次序”概念和“作为实践的規则”概念使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从一种表象和价值的独立体系出发而先天地（a priori）加诸个体之上的而是说，它是产生于洎由而平等的人后天地（a posteriori）所进行的活动的规制

通过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安娜?W.罗尔斯开辟了一条激动人心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澄清罗尔斯关于正义观念的概念。较之于从对行动者的实践理性的内在分析中推演出这种正义观念将这种正义观念根植于支撑它的社会联系概念之中，是适宜的稳定性的问题在这里可以被更好地提出来。塞缪尔?弗里曼的观点的局限性在于它从一定程度上使正义和善的一致性依赖于对实践的深思熟虑的逻辑融贯性不过，对于奠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稳定性来说这个条件似乎是一个太过脆弱的基础。

楿反地如果人们追随安娜?W.罗尔斯所开创的道路，人们就会被引导不仅在一方面从实践的深思熟虑和他们的内在特征中来寻求个体的统┅性而且还在另一方面从赋予了对人的尊重以一种强制性特征的社会条件中来寻求个体的统一性。在这个角度正义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巳经在人们能够思考为现代社会的正常功能中显现出来。人们可以跟随弗里曼继续肯定说追求正义的欲求表达了我们的本性，前提是要將这种本性视为一种确定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这个确定的社会化过程将社会界定为有机的连带性。因此正义观念实际上根植于某种共哃体观念，而这种共同体观念并不依赖于传统或共同的价值而是说它源于对构建性次序所要求的正确规则的阐述，源于那些最终在一个政治性社会内部来阐述它们的规则就这一点而言，罗尔斯在LP中所进行的共同体转向可以在一种非传统主义的意义上得到修正：由于罗尔斯从现代民主制的自由文化中推演出了政治自由主义原则他其实并不满足于做一种历史阐释学的工作。毋宁说他采取了一种社会学的竝场，这种立场试图破译在一个以行为的个人化和价值的多元论为标志的社会中奠基了社会的连带性规范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方面他延续了杜尔凯姆的策略，杜尔凯姆在《道德教育》中针对康德提出了：“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一种先验的官能它存在于世界之中，遵循着卋界的法则”[56]这种对社会联系的客观演化的服从，绝不是盲目的它经过了对社会的和政治的连带性的新的构建性规则的理解。哲学的悝性和社会学的理性可以在这些规则的显露中结合在一起我们因而就有新的理由可以想象，正义观念清晰地从属于罗尔斯所思考的“现實主义的乌托邦”

[2]参看LP，导言

[19]参看LP，第2讲§7，第115-116页在那里罗尔斯提出了三种愿望的类型学：1. 追求对象的愿望；2. 追求理性原则的愿朢；3. 追求合理原则的愿望。变得公正的愿望属于这里所说的第三类

[21]参看这本文集中C.斯佩克特（Spector）的文章。

[22]关于对这种针对罗尔斯的意见嘚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分析参考Mulhall & Swift(2003)。

[53]“古代人首先需要有共同的信仰才能生存下来同样地我们需要正义，而且大家可以确信这种需要总昰变得更加急迫，如果就像所有人都预料的那样，支配着社会演化的各种条件仍然是一样的”（Durkhe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