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今日中国的虚无主义——解析“神马都是浮云”
对于时代状况的捕捉，通常最受推崇的是个人洞察力，但其实很多时候集体感悟更可靠，而集体感悟又往往浓缩在一些民间流行语中。记得有一段时间，至少在北京，出租车司机中间流传的短语、顺口溜或笑话是当时社会状况最简洁最传神的写照。不过，时至今日，媒介场所似乎已经转移，网络流行语已成社会现象最精确也最精彩的表达。比如，近几年网络流行“被”字句，某人入党了，不说“他入党了”而说“他被入党了”；某人结婚了，不说“他结婚了”而说“他被结婚了”。“被”字并非现在才有，但却只在现在风行网络，原因很简单，它深刻揭示了当今很多中国人的某种尴尬处境：时时处处身不由己，貌似自主选择实则外力使然。不过，我认为，另一网络流行语“神马都是浮云”较“被”字来得更深刻更有意味。本文就想从它说开去。
众所周知，“神马都是浮云”中的“神马”实为“什么”，
“神马都是浮云”实为“什么都是浮云”。把“什么”说成“神马”，包含一种对任何东西都满不在乎、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的态度，正如我们要说“什么东西”却说成“神马东西”，暗示我们对之有点不屑、不在乎、不放在眼里。所以，把“什么都是浮云”说成“神马都是浮云”，并非如其他一些网络用语一样源于网友语文素质低下（用错别字取代标准字），而是源于刻意的偷换，目的是为了把“什么都是浮云”用一种满不在乎的方式说出来。二十世纪西方有一种文学理论，认为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具有“反思性”，即形式不仅在传达内容而且本身就是内容的一种直接显示。据此我们可以说，“神马都是浮云”是一种文学语言，因为它包含了反思性：内容说的是什么都不重要，形式本身就把什么都不重要直接显示出来了。这或许就是“神马都是浮云”比“什么都是浮云”更有表现力的原因。
既然“神马都是浮云”就等于“什么都是浮云”，其字面意思当然非常清楚：一切都是假的。“神马都是浮云”的流行表明今日中国人普遍有一种一切皆假的感觉。如果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正进入虚无主义时代，似乎也说得过去。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像通常那样把“虚无主义”解作贬义词，那么“神马都是浮云”蕴含的要比常规的虚无主义还要多一些。要解读“神马都是浮云”需要区分不同的层次。
首先，“神马都是浮云”涉及的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即人生意义问题。“神马都是浮云”的流行意味着中国人普遍觉得人生根本没有意义，意味着一种本质性的虚无主义已经弥漫于我们中间。
&在这个层次上，“神马都是浮云”可以视为大乘佛教核心教义“万法皆空”的当代通俗表达，是一种宇宙论意义上的人生感悟。据此，“神马都是浮云”便是《金刚经》著名四句偈所讲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四句偈把“万法皆空”解作“一切皆幻”，而“神马都是浮云”说的显然也是“一切皆幻”，二者可谓“若合符节”。当然，我知道这样牵扯到佛教会让很多人糊涂，我也深知关于佛教一切皆幻的说法在学究和佛徒中间向来就聚讼纷纭。有鉴于此，我要赶紧声明，我只是在借用佛教说法来表达我的观点，不一定符合佛教原义。在我看来，“万法皆空”、“一切皆幻”真正要表达的是一种宇宙论层次的虚无主义，即：人生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说一切都是虚幻的或一切都是假的，在这里并不是说一切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说一切都是缺乏实质性意义的。（就此而言，古往今来把佛教的“空”解释为没有真实存在的种种哲学思辨都是些毫无意义的概念游戏。）因此，“神马都是浮云”在宇宙论层次上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生本质的虚无感，那就是：人生在世没有什么东西在根本上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所有的一切在骨子里都是空的。
我曾在别处说过，我本人相信宇宙论层次上的虚无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它揭示了人生的终极真相，即：并不存在某种神圣的使命等待我们去完成，人在宇宙间是一种无目的无价值的生物。我还认为，体会并直面这一事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是极端重要的。我们的自然倾向是否认和逃避这一事实。但在这里我不想对此展开哲学的长篇大论，我只想借助前一段时间被热炒过的于娟日记作些简单说明。
于娟在历经乳腺癌晚期的致命打击之后，终于“悟”了：“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于娟的意思是，她在得癌症前所追求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正常”追求的那些东西，如升职、买车、买房等等，“都是浮云”，并不真正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陪伴孩子、关心父母、和爱人厮守在一起。于娟的想法让我联想到今日好莱坞电影老套的一种主题：除了亲情、爱情，一切（如政治、战争之类）都不重要。我绝不想去亵渎一种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人生感悟，因而我不想轻率否定于娟的想法。我只想举一个面临同样困境却作出不同选择的例子表明于娟的想法不是必然的。我有一个硕士时期的师兄叫苗强，是一个诗人，三十九岁突发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并落下失语症，一年后去世。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惨遭厄运打击之时念念不忘的不是父母妻子而是他的诗歌，患病期间还写了一本诗集《沉重的睡眠》。现在不妨问一下：于娟和苗强，一个选择“家庭”，一个选择“事业”，哪个更正确呢？坦率地说，我当年显然有点于娟化，觉得苗强“都那样了还写什么诗”。但现在我觉得苗强也无可厚非，怎么选择都行，无所谓正确错误，人到此时不过如掉到冰窟窿里需要一根救命稻草而已。如果于娟和苗强都恢复了健康，他们多半又会回到评职称、买车、买房等“庸俗”追求的路子上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觉得某些东西是真正重要的另一些东西并不真的重要，最终其实都不存在必然的理由。且不说苗强所钟爱的诗歌在今日中国乃至全球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证明其虚妄性（如今除了诗人和诗评家谁还在读诗？），哪怕是于娟所看重的亲情爱情要证明其是人生真正的寄托恐怕也是不堪重负的。亲情和爱情也许依旧不过是当今社会普遍流行的两大神话而已，它们其实也是相当不可靠的。从这个角度讲，于娟“悟”得似乎还不够，正如她（自己承认的）没有足够勇气彻底面对死亡一样，她也许同样没有足够勇气彻底面对人生的真理：一切皆空，“神马都是浮云”。
但是，话又说回来，恰恰是“一切皆空”、“神马都是浮云”之类否定人生意义的词句最清楚地证明了人生意义问题的存在和重要性。当我们口口声声人生毫无意义的时候，我们最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人生意义，最清楚地表明人生意义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正因为我们需要人生意义，我们才会得出人生没有意义的结论，因为那不过是我们寻找人生意义而归于失败的结果。人生实际上没有意义并不意味着人生意义问题是不真实的，相反，人生意义问题乃是人最根本的问题。“意义”在这里不是指“含义”，而是指“价值”，人生意义问题实际上是人生价值问题。由于“价值”在这里又等于“用途”或“用处”，问人生有什么意义或价值就是问人生有什么用途或用处，人生意义问题实为“人有什么用”的问题。我们不时会觉得，人生于宇宙之中，其他事物似乎都有某种用处，唯独人自身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其他事物似乎都为某种目的而活着，人却似乎只是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于是，“人有什么用”或“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就产生了。因而，人生意义问题实际上等于人生目标问题。不过，作为人生目标的目标不是普通目标，必须是唯一重要的目标。因为如果是一般性的目标，比如于娟所谓评职称、买房、买车之类，可能只属于“活着”范畴而不属于“为什么活着”范畴。人生目标必须是人可以为之不再“活着”的目标，即必须是人可以为之献出全部生命的目标。所以，人生目标必须是“终极目标”、神圣目标。细细想来，人最高的需要也许不是马斯洛过于笼统地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而是献身于神圣目标的需要，这或许才是保罗·蒂利希所谓“终极关怀”的确切意思。人是多么希望自己是为某种神圣目标而生的！因为那样的话，人生就将拥有无限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价值，人就不会为空虚无聊而烦恼了。
我认为，人生意义问题的最终根源在于下面一个基本事实：人是灵性动物。在我看来，如果要问人与宇宙间其他事物的区别何在，我认为，不是理性，不是感性，而是灵性。“人是万物之灵”这句古老谚语胜过成千上万哲学家汗牛充栋的著作，因为它说出了人在宇宙间唯一独特的地方：灵性。至于何谓灵性，迄今为止没有比帕斯卡尔说得更明白的了：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苇草”又译“芦苇”，所以，这段话是把人说成是“能思想的芦苇”。我一向认为，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在他悟到的东西和他对该东西的解释上总是存在很大差距。帕斯卡尔也是如此。帕斯卡尔悟到的是本来是灵性，但却被他解释成了思想。思想与灵性之间差距非常之大。帕斯卡尔此处的意思其实不是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而是人是有灵性的芦苇。人与芦苇一样脆弱不堪，但人与芦苇不同的是：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不堪而芦苇却不能（宇宙也不能）。人在宇宙间所多出的正是这一点“意识”，这一点“知晓”。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而是确切意义上的灵性。我所谓灵性不含任何宗教神秘色彩，不假设永恒灵魂的存在。我所谓灵性即灵动之性，指最广意义的“意识”，即最广意义的“知”。当我们说植物人由于丧失了意识不再是真正的人时，我们所谓“意识”就相当于我所谓灵性。人不仅如此这般地活着而且知道自己如此这般地活着，就是因为人有灵性（意识）。
我认为，人生意义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最终正是由此产生的：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来到这茫茫宇宙，度过短短几十年的光阴，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这是无缘无故的吗？我们作为一个如此珍贵的活生生的存在物（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灵”）到宇宙间来转一圈居然是毫无理由的吗？我们不是带着某种神圣的任务来的吗？因此，人生意义问题最终是由人是万物之灵的宇宙处境决定的。
然而，可悲的是，人生意义问题从本质上说却只有否定性答案：没有神圣的目标赋予人，人没有绝对的重要性，人不得不时时感受自身的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无论你在人世间成就了什么样的丰功伟业，你都可能对杨慎的《临江仙》（《三国演义》的开场词）产生共鸣：“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便是我所说的宇宙论虚无主义。
显然，我这里说的“虚无主义”没有通常那种贬义色彩。很多人一听到“虚无主义”就以为必是某种坏东西，因而听说我认可一种虚无主义就以为我“良心大大的坏”。殊不知，至少就宇宙论层面的“虚无主义”而言，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好是坏，而在于它是否属实。我认可宇宙论虚无主义不是因为它是好东西而是因为它是事实。宇宙论层面的事实，正如哲学家们所说，乃是不得不然、非人力可以改变的东西。宇宙论层面的虚无主义也是如此，它是人类的根本处境，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喜欢与不喜欢都一样。当然，从自然倾向上讲，很少有人喜欢虚无主义，包括宇宙论虚无主义。我自己也是如此。但我愿意承认事实，虽然它很不可爱。
不仅如此，不可爱也不等于一定坏，以为宇宙论虚无主义一定是坏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误解。一切好坏最终都是以人的需要为标准的，但人的需要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此处就涉及人自相矛盾的两种根本需要：一方面需要绝对的皈依，另一方面又需要完全的自由。只有绝对的皈依才能让人生拥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唯有绝对的皈依才能获得某种足以让人无条件追求的神圣目标。但是，绝对的皈依即意味着绝对的服从，而这又绝对地否定了人对自由的渴望。反过来说，人对自由的需要一旦启动似乎很容易导致否定任何神圣使命的存在，从而走向虚无主义。由于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认为任何皈依本质上都是虚妄的，因而我虽然承认皈依是人的一种根本需要但又认为皈依需要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满足的。因此，相比而言，我认为自由的需要才是人真正可以满足的根本性需要。从这个角度说，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萨特主义者，相信人是自由的，人不得不自由；但又相信自由的另一面却是虚无，虚无是自由不可避免的代价。当你意识到自己本质上是自由的生物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你做的任何事情说到底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这样一来，你就很难把任何东西奉为神圣的东西（因为它毕竟是可以替换的），其意义或价值就打了折扣，本质性的虚无就产生了。从这个角度说，“神马都是浮云”一语是双面的，一方面指向虚无，一方指向自由；它不完全是负面的，还具有正面意义：它是今日中国人自由感增强的标志。
其次，“神马都是浮云”意味着中国人普遍丧失了曾经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信仰，意味着一个信仰虚空时代的来临。这个层次我称之为人类学虚无主义。
宇宙论虚无主义意味着人没有被赋予神圣的目标，人生在根本上没有终极的意义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因为虽然人生在客观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仍然可以在主观上有意义有价值。“天地无情人有情”，宇宙没有赋予我们任何意义价值，但我们自身可以为自己制造出意义价值来。这也是我所谓人是灵性动物最根本的表现之一：我们可以把宇宙拟人化（即让宇宙人情化）。我之所以把这点称为人类学层次，因为此时我们的视野从整个宇宙收缩到了人类世界（即中国人习惯的所谓从“天地间”到“人世间”），实质上采用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从人类学层次上说，虚无主义就是指人类自我赋予意义的一切形式都失效了，人放弃了任何意义赋予活动。
从根本上讲，人生意义问题最关键之处在于：意义只能是人类自己赋予的。人生意义问题包含一种难以解决的悖论，那就是：一方面，如果人生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只能是人类自己赋予的；另一方面，如果人生意义只不过是人类自己赋予的话，它就很容易显得是一种不真实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只能内在地赋予，但内在地赋予的意义又似乎不成其为意义，因为意义自然倾向于是外在地（西方人所谓“超验地”）赋予。究其实，人生的意义在根本上必须表现为一种“使命”，否则就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不能给人以绝对的充实感，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意义。但是，“使命”一词本身就暗示它不是自己给自己分派的任务，而是由某种神圣之物分派给自己的任务。因此，人生意义本质上必须是外在赋予的。但我说过，事实又在于：意义只能内在地赋予，因为并不存在外在于人的东西能赋予人以意义。我认为，这是理解人生意义问题必须牢记的基本前提。
明白了人生意义问题的悖论，就不难明白赋予人生以意义的最佳方式了，那就是：通过信仰。虽然事实上并不存在赋予人意义的外在事物，但人可以虚构出这样的东西来并对它的存在深信不疑。这便是信仰之所为。我认为，信仰的本质是“以假为真”，把虚构出来的东西当成实际存在的东西。我这里所谓信仰是广义的，不限于常规意义上的宗教（即不等于对人格神的信仰），而是泛指对一切非人神圣物的膜拜。信仰上帝固然是信仰，信仰天道、信仰历史理性、信仰历史发展规律同样是信仰，因为它们都把一种虚构的非人的东西奉为真实存在的东西。通过信仰，人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人生在世的某种神圣使命，人生的意义问题就可以得到实际的解决。当然，在我这样的无神论者看来，由信仰得来的使命实质上是虚构的，因而由信仰给予人的意义实质上也是虚妄不实的。这意味着，在我看来，通过信仰获得意义实质上包含着一种自欺欺人的成分。
另一方面，我又承认，信仰不会因为我这样的无神论者而消灭，即使无神论者是对的，信仰在人类生活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直面真相要求铁石心肠，而铁石心肠往往等于冷酷心肠，于是，与直面真相相比人类更需要慈悲心肠，需要心肠的柔软。所以，信仰固然是自欺欺人，但它是一种“人性化”的自欺欺人。马克思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我认为此说的确触及了宗教最根本性的东西。马克思的话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宗教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心理满足。宗教是一种想象性的补偿活动，它弥补了现实的不足。宗教所提供的满足的确只是想象性的，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满足，有满足似乎总比没有满足好。从这个角度讲，宗教虽然只是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让人生拥有了意义，但它毕竟让人生拥有了意义而不是让人生永远处于虚无状态。或许，这便是宗教之所以不可替代的终极原因。
从这个层次讲，“神马都是浮云”的流行暗示的是人们早已发现的一个事实：今日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主流信仰。过去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只有在把“宗教信仰”限定为人格神信仰的前提下才是有道理的。如果从我所理解的更宽泛意义的宗教信仰来说，中国几千年来不仅从不缺少宗教信仰，而且通常都存在某种主流宗教信仰，即便就现当代历史而言也是如此。比如，中国古代的主流宗教信仰便是儒教信仰。在我看来，时至今日，如果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所谓儒学至少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就是儒教（或儒教的组成部分），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学的。五四打倒孔家店实为打倒儒教信仰，今日某些人试图复兴儒家文化实为试图复兴儒教信仰。我认为，在现当代中国，真正充当过主流宗教信仰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信仰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当代中国出现的信仰丧失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丧失。
今日有些人不愿承认或早已遗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无论主动被动，无论有意无意，马克思主义都曾经是几代中国大多数人真诚的信仰。这种信仰为几代中国大多数人提供了人生的意义。我本人赶上了那个信仰时代的尾巴，因而还记得小时候背诵过保尔·柯察金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生活，因为即使是一场暴病或意外都可能终止生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便是由马克思主义信仰给出的关于人生意义问题的标准答案，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就会对此深信不疑，也不会再为生命意义而苦恼。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所谓当代中国的信仰崩溃其实主要是指文革结束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消失，同时也没有其他信仰取而代之。
我必须声明的是，我试图描述的是实际情况，不是表面现象。中国的学校、媒体、党团组织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未忘记其“职责”，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让马克思主义继续扎根于中国人民心中。比如，我们的政府对媒体进行了严密的控制，我们的大学安排了最大比重的思想政治课程，我们的党搞了无数的红色教育活动。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可谓不紧，也不可谓毫无作用。但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信仰目前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这里的关键在于，信仰是一种极其主观的东西，一个人不信某种东西任何外力都没有办法。你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但你无法让他重新相信他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我们现代中国人大都已经不信儒教，那些儒教复兴论者即便用暴力胁迫也无济于事。同样的道理适合于马克思主义。
主流信仰消失了，绝大多数人似乎不再有任何信仰，因此可以说，“神马都是浮云”指的是这一状况。
我认为，即便这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也不一定是坏事。如今，“信仰真空”、“精神沦丧”之类说法充斥于那些“忧国忧民”的文人学者笔下。像儒教复兴之类论调开始兴起，试图填补这片空白，让中国人重新拥有一种官方化的主流信仰。但是，他们不知道，传统那种官方化的主流信仰其实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需的，相反官方化主流信仰的消失乃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因为它意味着政教合一模式的解体，意味着全体人民的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和解放。事实证明，政教合一的信仰乃是一种被控制的信仰，其丧失并不一定意味着信仰本身的丧失，很可能意味着信仰控制的消失和自由信仰的来临。即便我们需要信仰，也不需要复兴官方化的主流信仰，只需要允许人民在非官方的各种信仰之间自由选择。当干预信仰的那只官方大手消失以后，信仰会变得更真实更纯粹。因此，“神马都是浮云”如果描述的是信仰真空的话，它也许只是过渡时期的状况，不自由的一元信仰消失之后可能会有短时期的信仰真空，但这段信仰真空也可能很快代之以自由多元信仰时代的到来。所以，即使承认信仰对人类精神生活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哀叹当今时代“没有信仰”、缅怀一元信仰的“美好时代”都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头脑错乱的表现：我们的心灵好不容易得到了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你却“不懂得珍惜”，渴望回到完全被操控的状态中去，你不是头脑错乱是什么？
当然，我承认，信仰自由的获得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信仰的可靠性。一元信仰的最大优势在于绝对的可靠性，因为只有一个选项的选择实际上不是选择；多元信仰意味着信仰者必须在多个的信仰中实际完成一次或多次选择，这就很容易削弱信仰的神圣性从而使信仰显得不是百分之百地可靠。当你只能信基督教的时候，伊斯兰教、犹太教之类都是绝对的异端邪说，你的信仰是绝对可靠的；但如果你不仅可以信基督教，还可以信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等的时候，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承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具有某种可靠性，你对基督教的信仰就包含了某种任意性，因而你的信仰就不再具有绝对可靠性了。但是，由于大多数信仰者不仅需要信仰同时也需要自由信仰而非强制信仰，也由于多元信仰的存在乃是地球上无法消除的事实，走向自由多元信仰时代仍然是一种进步，是利大于弊的。
第三，“神马都是浮云”还意味着今日很多中国人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没有价值），没什么东西值得严肃对待。这个层次我称之为社会学虚无主义。
本来，从广义上讲只有宇宙论层次和人类学层次之分，因而人类学层次包含了社会学层次；但为了表明世俗化时代（无信仰时代）虚无主义的特殊性，我强行把社会学层次独立出来，让它成为另一个层次。当然，这意味着，前述人类学层次只是狭义的人类学层次，只涉及信仰与否与人生有无价值之间的关系。现在，我要谈的是另一层次的问题，即：如果信仰消失了，人是否还可以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从而认真对待某些东西？
首先必须明白，社会学虚无主义不是人类学虚无主义必然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不仅丧失了主流信仰而且丧失了一切信仰，他是否一定会丧失区分重要与不重要、有价值与无价值的标准呢？我认为不一定。什么都不信仰并不意味着天就塌了。无信仰只是意味着人生非神圣化或世俗化了。但非神圣化或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人生一定失去了方向，只是意味着人生的方向变得不再那么确定和不可改变了。
世俗化前提下的人生价值有两种基本来源：一是自我赋予，二是社会赋予。所谓自我赋予是说，虽然一个人不再有任何信仰，但他仍然有一种方式赋予某种东西绝对的重要性，成为他人生（至少某一阶段）的最高目标，那就是：心理投入。人可以通过心理的而非宗教的方式赋予某种东西绝对价值，方式就是选择把自己的全部心理能量（即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精力”）完全投注在该东西上。最典型的莫过于某些女人对爱情的执着。对其他人来说，爱情只是人生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对这些女人来说，爱情就是一切，没有爱情人生就毫无意义。举凡不是出于信仰却把某种东西奉为绝对的“偏执狂”，都是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赋予者。这种心理赋予式其特点是很不稳定，会随着人的心态变化而变化。
所谓社会赋予，是指那些无信仰的人可以通过接受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把某些东西视为最重要的，从而实际上找到其人生（至少某一阶段）的最高目标。尼采说，上帝死了，人必须成为超人。但我认为，上帝死了，人通常不必成为超人，只需成为社会人就行了。比如，就道德而言，上帝死了不等于道德毁灭了，只不过意味着道德不再是上帝规定的而是社会促成的。没有神人还得活着，并且必须通过社会活着，因而人不可能“怎么都行”，道德依旧存在，是非善恶标准依旧存在。同理，任何人，即使不再有任何信仰，在一个大卫·里斯曼所谓“他人引导”的社会中仍然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仍然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因而，世俗化时代的人往往可以一定程度上外在地获得人生意义问题的答案。此时，什么应该认真什么不必认真虽然可能无法“自我引导”，但还是可以“他人引导”的。
因而，仅当这两种赋予方式都失效时，社会学层次的虚无主义才会产生。社会学虚无主义就是指，一个人既不能通过社会赋予也不能通过自我赋予获得相对明确的人生目标，因而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生价值感。在这种意义上，“神马都是浮云”体现的是今日很多中国人的一种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感觉。就其暗含某种自暴自弃而言，可以称之为一种“颓废”现象。颓废是一个微妙的词，很难准确界定，我这里借用来指一种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觉得无所谓的意志消沉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某些道学家（并且往往还是假道学家）所谓是非善恶标准的丧失。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与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里涉及的是人生价值问题而非伦理道德问题。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并不意味着他就不会觉得“神马都是浮云”；反之，一个人觉得“神马都是浮云”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道德上的对错与价值上的高低并不是严格对应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善的就是重要的。精神萎靡并不等于没有道德，颓废者不等于无德者。
另外，颓废也不一定意味着犬儒。颓废的本质是对人生绝望，犬儒的本质却是对社会绝望。同样属于悲观绝望者，犬儒主义者本来上是有人生目标的，那就是对社会前景的关心，只不过他们觉得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只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颓废者却什么都不关心，包括社会前景在内，因而他们的灰心丧气是针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而言的。
关于颓废产生的原因，我们当然可以笼统地说成是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或“后极权社会”的结果。但正如一切概括的解释一样，它显得过于空洞，尚需做细致的填充工作。对此，本文不再赘述。
最后，我想说说如何看待我所谓社会学虚无主义的问题。“神马都是浮云”的确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一股颓废之风；但是，我们不能一看到颓废之风流行就联想到精神堕落，觉得天要塌了，像九斤老太似地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不要说这股颓废之风究竟有多大多强尚在未知之数，即使有相当规模和强度，也还要具体分析。
记得《战国策》上有赵威后一段今日听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如果把这段话中隐含的推论方式称为“赵威后逻辑”，那么可以说，赵威后逻辑至今仍然存在于很多中国人头脑中：对所谓“无用者”即使不杀之后快也应全力改造。按此逻辑，颓废者理当或者被消灭或者被改造。这也许就是连很多搞文学艺术的人也不由自主地对所谓虚无主义、精神颓废忧心忡忡、呼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因。因此，鉴于我们有过太多强制个人做非其所愿之事的事实，把颓废视为一种个人权利也许是一种更好的视角。可以说，颓废与不颓废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损害别人，就应该得到尊重，别人尤其是政府无权干预。从这个角度讲，“神马都是浮云”的流行可视为中国人的人权得到拓展的标志，因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真正取得进步的一种表现。那种一见虚无主义就反对，尤其是试图诉诸自上而下的精神教化“加以克服”的做法，乃是传统和现代中国漠视个人自由的惯性思维在作怪。中国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须学会尊重个人自由，而容忍虚无主义、容忍颓废，乃是尊重个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此说来，什么时候我们对“神马都是浮云”完全见怪不怪了，我们的社会就更开放了，我们的心态就更健康了。
2011年7月初稿
2012年8月定稿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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