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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博物院协中斋展出的院藏清代帝后、嫔妃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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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文溯阁（沈阳故宫建筑）_百度百科
?沈阳故宫建筑
[wén sù gé]
（沈阳故宫建筑）
沈阳故宫院内的文溯阁之所以名扬四海，不仅仅因为它的建筑别具一格，而且因为它是闻名于世的《》的珍藏之所，也是建在宫廷中的最大的一所图书馆。
文溯阁沈阳故宫文溯阁
文溯阁历史沿革
说起来，还有一段来历呢。
清兵入主中原后，汉族反满情绪十分强烈。清朝最初是以武力进行镇压，但也深知民族意识是很难以高压手段消除的，于是便仿效前代“明主”文治之举，企图删削典籍，愚弄百姓，尤其是文人的思想。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乾隆帝设立了“四库文书馆”，下沼征求天下书籍。“全书”即的意思。经十余年后终于编纂成书，共计十六万八干余册，分经、史、文、集四部，所以称之为《》。这是继明朝《永乐大典》之后的另一部巨型丛书，堪称世界丛书之最。丛书编成之后，乾隆皇帝决定在沈阳故宫修建一处楼阁专门珍藏《》。此阁建成后便取名为“文溯阁”，取“溯涧求本”之意，以示自己身处盛世仍不忘祖先开基创业之艰难，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文溯阁的建筑颇为奇特。它是在故宫的西路增建的。故宫西路的宫殿百余间，主要布局却是分为两区，由南至北前部是扮戏房、戏台、，后面是文溯阁。文溯阁是个二层三楼的建筑，它的色彩与其它宫殿截然不同。一般宫殿殿顶都采用黄琉璃瓦绿剪边及五彩饰件，而文溯阁用的则是黑色琉璃瓦绿剪边。这在沈阳故宫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这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迥然不同。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雅清新之感。它之所以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
阁之外观为二层，黑琉璃瓦绿剪边硬山顶，面阔五间，加西侧楼梯间为六间，进深三间。阁下层均出檐廊。阁内为三层，在下层顶板下的空间，东、北、西三面各以回廊的形式增加一层，俗称“仙楼”，两侧各一间之地，正面约两米多宽，使正中三间形成二层空间的敞厅，下层靠北以隔扇分出近二米宽的过道。《》和《》书架分排于阁内各层。[1]
文溯阁楼阁作用
另外，据说以“五行八卦”之说，“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黑是代表水的。而文溯阁是专为存贮清代大百科全书《》所建的楼阁，书忌火，以黑瓦为顶，寓含着“以水克火”之意。而窗柱等不饰红金等暖色也有这一层“取吉避灾”的用意。文溯阁后面，有抄手殿廊连接着仰熙斋，斋后为九间房，其中有芍药圃、等。这是乾隆皇帝“东巡”时的读书之所。纵观整个西路格局，院落层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乱，花草树木点缀其间，的确是读书作画的理想“仙界”。
乾隆皇帝对《》视如珍宝，每次东巡时都要亲自查阅翻检，体味读书之乐。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七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第四次来到盛京，看这里新建的宫殿和文溯阁中盈架而陈的《》后不胜感慨，挥毫命笔，写下了一首长诗：“老方四库集全书，竟得功臣莫幸如。京国略钦渊已汇，陪都今次溯其初。源宁外此园近矣，津以问之庄继者。搜秘探奇力资众，折衷取要意廑予。唐函宋苑实应逊，荀勒刘歆名亦虚。东壁五星斯聚朗，西都七略彼空储。以云过洞在滋尔，敢日络民合是钦。敬免天聪辟，必先敢懈有开余。这首诗的墨迹至今仍高悬于文溯阁中。乾隆帝同时又御笔亲题了两部楹联。北侧的一幅是：“古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中有横额“圣海沿回”。南侧的一幅是：“由鉴古以垂模敦化川流区脉络，本绍闻为典学心传道法验权舆。”
文溯阁文溯阁
在沈阳住了二十余年，走遍了大大小小的街巷和胜迹景观，惟一让我萦绕心怀还略含悲情的地方就是文溯阁。那个故宫深处灰墙绿瓦的建筑我已记不清去了多少次，前些天，全国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为了配合政协委员关于文溯阁《》回归沈阳的提案，约我写一篇关于文溯阁的文章，我再一次来到文溯阁。阁中依然地清空寂寞，望着文溯阁苍凉的楼影，我都有一种世事变幻、物去楼空的怅然。对文溯阁，我既有着一种忘不了的情怀，又有一种空疏的剥离感。我想起了1996年的秋天，那是在文溯阁《》离开沈阳、离开文溯阁30周年之际，沈阳电视台筹拍了一部《文溯阁与〈四库全书〉》专题片，我是这部片子的撰稿人，从而有了充分的理由亲近文溯阁，叩访文溯阁的沧桑，同时又远赴兰州，去探望在黄河岸边那因为书阁分离空怀一腔愁绪的《四库全书》。
那是一个秋雨迷离的午后，院长支运亭先生为我的采访安排好了一切，并亲自陪同介绍文溯阁的建筑规模和历史变迁。他多少有些激动，激动得近乎苍凉。我很理解，作为博物院的院长，面对这故宫中最可葆爱然而却是一座黯然了三十年的空阁，心中自然不会畅快。
当我们看完当年皇帝读书的仰熙斋和《文溯阁记》碑亭后来到文溯阁楼下的时候，只见上楼的大门紧锁着，支院长对楼喊了几声，从楼上打开的窗子上探出的女管理员的身影，原来她正在楼上清扫卫生，为防有人上楼，在里边反锁上了阁门。楼梯很窄，木制斜式，只能容一人行走，二百多年，能上文溯阁的人大概也是屈指可数。
楼上六楹，每楹都是楠木雕花门格。阳光斜射，当年的金丝楠木书架空落着，乌黑中透着暗红。女管理员张爱群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她似乎对这份工作很骄傲，做得也很尽心，书架擦得一尘不染。楼角的小写字台上摆放着一排《读书》杂志。她说她是《读书》的忠实读者，已经连续订了十几年。我很羡慕她，在文溯阁上的阳光里安闲地读书，这是一种前贤不见、后者难及的享受。然而，能葆有这样一份自甘寂寞的心境，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来的。
窗外雨雾升腾，秋意正浓，楼上到处飘逸着一种书籍和楠木的古色古香。阁中寂静，寂静得让人感觉不到人世间的风尘。如果不是楠木书架上那镌刻着的“集部第××架”的字样，似乎让人再也想不起历史，想不起文溯阁二百余年的沧桑。楠木书架、楠木楼板、楠木门格，都是楠木的，在我的印象中，楠木是帝王的象征，北京十三陵长陵大殿中那矗立的金丝楠木大柱曾令世人惊叹。为了采伐皇帝所用的楠木，不知多少人的生命断送在广西、云南的深山云海中。楠木既带来残酷，又带来文明，如今，我抚摸着二百年前的楠木书架，脚踩这尘封了许多个年头的楠木楼板，与在十三陵中的楠木大柱前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随便驻足在这里的任何一块地方，都仿佛走进了满是文字的历史。它的每一块楼板、每一架书格都告诉我：文字记载，无疑是文明发轫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沧海桑田，英雄枯骨，当历史烟云散尽，世事飘若尘埃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卷帙浩繁的典籍文化更能供后人解读文明演进的足迹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将《》视为同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并列的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尽管《四库全书》不在了，可人们还是那样重视文溯阁，保护文溯阁，都想到这曾经庋藏过《四库全书》的地方凭吊些说不清的东西。一份追慕？一份伤感？一份企盼？曲意幽怀，无不是那部典籍的魅力和文化的感召。
从文溯阁楼上俯视故宫，所见都是各种建筑的飞檐翘角和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整个故宫，也只有在上能有这种感觉。然而文溯阁与凤凰楼远不一样，凤凰楼是乾隆祖上聚会议事、筵宴安寝的地方，所藏的是玉宝玉册、圣容圣训；文溯阁只是一座空楼，一座书去楼空鲜为人知远没有凤凰楼辉煌的藏书楼。同游客熙攘的凤凰楼、八王亭相比，它更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
书去楼空，文溯阁有知，烟雨秋声之中，更显得苍然迷离。
就确切价值而言，文溯阁只是一座藏书楼，而且二百年只藏了两部书，精确点说只有《》一部，那部《》只是一个陪衬。然而这却是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主要典籍、历经二百多年兵燹战乱而完好无损的一部硕大无比的书。它本身，就是一件巍烁古今、震惊世界的壮举。
回溯人类文明发展史，在上下古今的众多国度里，只有中国以厚重浩繁的文化典籍穿越了几千年的岁月沧桑，绵延至今而不衰。这个千古神话无疑有赖于文字的发明。苍颉造字、许慎六书，华夏先民刻龟甲兽骨、铸青铜铭文、凿石鼓盟书、镌竹简经幢、写素涓绫纱、集笔墨纸砚，文明的薪火就这样世代相传，永不熄灭。在这期间，典籍的建设有赖两个方面，一是民间收藏，二是朝廷嵬集。前者人单力薄，往往前功尽弃；后者则能集中一个国家的力量，荟萃几代精英，建设成举世惊叹的文化杰作。这种事多属开国立业之帝王所为，他们在云扫天下之余，大都会垂意典籍，以示文治之功。粗野如元太宗窝阔台尚能于宋端平三年（1236）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编辑经史；粗顽如明太祖朱元璋也能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平定陈友谅后下诏访求遗书。重文学、求隐逸历来是专制时代的帝王们视为羁縻知识分子，消弭反抗思想的无上策略。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恐世人讥其少才德，于是集文人编纂了《》、《》和《文苑英华》三大书，用文人之力，箝文人之口。明成祖朱棣自以得位不正，于是以文治来笼络天下文士编修《永乐大典》，此书“搜罗尽天下之书，纂校尽廷臣之力”，共装成1.1万余册，约3.7亿字，是《》之前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而这一切，都远不及乾隆的气魄，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大事业。
在中国历史上，乾隆虽然说不上是最好的皇帝，但却是最具特色的皇帝。他最突出的特色是好大喜功，在位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实际当政最长的皇帝；南征北战，夸称有“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曾四巡东北、六下江南、九临曲阜；平生喜欢作诗，现存4.3万余首，是中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他什么事情都想做好，甚至做绝，其顶级之处就是编纂《》。
乾隆下令编纂《》的时间是他在位第三十七年的正月，公元纪年是1772年，此时“康乾盛世”已达顶峰，户部存银达到7800万两，是乾隆初年库存的两倍还多。在文化上，当时贤俊蔚兴，人文郁藏，鸿才硕学，比肩接踵，学术之盛，实开数百年来未有之新纪元。这样的国情国力无形中更激起了乾隆的好大喜功之心。
为了完成这一盛大的举动，朝廷专门成立了《》编修馆，乾隆特派他的三位皇子和数位军机大臣来主持这件事。正总裁官16人，除三位皇子外，有刘统勋、于敏中、和珅等人；副总裁官职10人，其中有刘墉、曹秀先等人。具体领导者为总纂官纪晓岚、等。辽阳人王尔烈参与此工程，位列“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最终参加这一浩大工程的人员多达4400余人，其中有360余位学者参加校订和撰写提要，许多人是海内积学之士，历史上的知名学者，如戴震、姚鼐、翁方纲、周永年、邵晋涵、任大椿、俞大猷、朱筠、王念孙等，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所熟知。修成后的《》，征调了各地保举，经考试而录用的3800余名落第举子以工笔小楷缮写了七部。从编纂开始到第一部抄完，共用了10年时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最后一部抄成，共历时15年。
修成的《》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为群经及小学之书，如《易经》、《尚书正义》、《毛诗指说》、《尔雅注疏》等；“史”为纪事之书，如《史记》、《竹书纪年》、《建康实录》、《岁时广记》等；“子”为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如《孔子家语》、《世说新语》、《西京杂记》、《归田录》等；“集”为诗文新曲、散篇零什，如《楚辞章句》、《李太白集》、《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全书著录书籍3500余种，7.9万余卷。全书订成3.6万余册，221万多页，9亿多字，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
这一系列数字叫人眼花缭乱，但它的分类却又极为科学。经、史、子、集“四库”，这种富于诗意的分类法，曾令西方人叹为观止，并从此成为中华典籍的代称。其实，此种分类法并不是乾隆的首创，早在晋代就已成形。晋初荀勖整理政府藏书，变刘歆《七略》之法，分目次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小学；二曰乙部，纪诸子、兵书、术数；三曰丙部，纪历史旧事、皇览杂著；四曰丁部，纪诗赋、图赞、汲冢书。后东晋李充加以调整，以五经为甲部，历史记载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隋唐以后遂沿用此种分法，称为经、史、子、集。《新唐书·艺文志》曾有这样的记载：“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从此，书分四库成为定制，只是到了乾隆这一笑傲历史的举动之后，“四库”一名叫得更响了。
历史的微妙往往让人难以捉摸，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个骑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不仅疆域广大，同时也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煌煌伟业。
乾隆做为一个骑射民族的子孙，聚一代之精英，完成了一项集浩瀚华夏文化之大成的壮举，这不能不让人在品味这位风流皇帝下江南的同时，更欣赏他在文化建设上的丰功伟绩。据说清代统治者能坐稳中原江山，得力于两部书的修纂，一是《康熙字典》，一是《》。为了编这两部书，天下反清英雄志士因此而入彀，被称为“老英雄法”。这原本是一个政治策略。乾隆在“稽古右文”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寓禁于征”，借此消灭清初的史事记载，达到遏止汉人反清观念的政治目的。乾隆此举实际上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着同一本质，只不过他比秦始皇更高明一些罢了。
在文治武功方面，乾隆可能胜过了他的祖上也让他的后代们难以企及，但他的心胸却远没有他的祖父康熙那样宽阔。出于狭隘的民族心理和政治偏见以及江山永固的期望，他借修书之机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其实质，仍然是对各民族武装镇压的继续。
为修《》而征集的图书主要有五个来源。一是各省征集采购之书，称为“采进本”；二是原来清宫内收藏之书，称为“内府本”；三是从清初到乾隆当时奉皇帝命令编撰之书，称为“敕撰本”；四是各藏书家进献之书，称为“进献本”，五是从《永乐大典》里辑逸出来的书，称为“《永乐大典》本”。对民间藏书的征稽，乾隆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反复下诏，奖罚并用，公开表示民间藏汇送京师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尽诱惑，且信誓旦旦。到了1774年，各省运抵京城的图书已达万余种。这时，乾隆撕下伪装，公开下达了禁书令，命将有违碍字句的图书“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并告谕满汉官员，见到诋毁本朝的图书，应“共知切齿”；对搜集到的图书，要“细加核查”。这样，在征集图书及修纂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000余种，大约在7万部以上。另有一些书籍横遭删改，特别是南北宋之交以及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著作，凡认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诲处，如“贼”、“虏”、“夷狄”、“中国”、“女真”等字样均在改窜之列，甚至成段成篇删除。此外，一些被视为小道的有价值的民间文学创作及戏曲、小说以及与正统儒学相抵触的佛教、道教著作、科技、手工业著述等均排斥在《》之外。为此，任松如在《答问·序》中曾给予了有力的挞伐：“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真是中国文献史上的一场灾难。
论及古代图书兴废，明代学者胡应麟有“十盛十厄”说。他概括明以前图书的十大厄运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此其一；王莽改制焚烧书典无数，此其二；东汉末董卓部将屠长安书被毁尽，此其三；晋“八王之乱”使政府藏书“糜有孑遗”，此其四；梁元帝城破前焚书14万卷，此其五；隋末宇文化及兵变火烧宫中藏书37万卷，此其六；唐代“安史之乱”使旧籍“亡散殆尽”，此其七；唐未黄巢起义“内库烧为锦绣灰”此其八；北宋末年金陷汴京，“秘阁图书，狼籍泥中”，此其九；南宋末年元兵侵入杭州，图书尽皆遗散，此其十。明代以后，图书之大厄运无过于乾隆的“寓禁于征”，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图书的第十一大厄。
不仅如此，《》修纂期间，乾隆还大兴文字狱。为此我曾在图书馆查阅相关清朝文字狱的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诏征书开始到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清朝未兴一例文字狱，并且对献书者大行奖励之风，其中宁波天一阁范懋柱家进书较多，乾隆亲赐内府《》一部，弄得范家上下感激涕零，可见这位乾隆爷的捣鬼有术。然而，当民间万余册图书征集上来，目的达到后，皇帝即刻变脸，大开杀戒，以三十九年屈大均诗文集内有悖逆语销毁其书并创毁其墓始，到四十八年《》修完止，十年间共兴大小文字狱34起，密度之高，举世骇然。十年中的最后一起是李一《湖涂词》案。文士李一作有《湖涂词》，内有“天湖涂，地湖涂，帝王师相，无非湖涂”等语，被时人乔廷英呈上朝廷。而乔所作诗稿内亦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也被查出，二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一并坐斩，妻媳俱付给功臣之家为奴，真是弄得一塌湖涂。文字记载可查的就有这么多，其他因文字之疑虑而被逮捕拘禁的，尚不知还有多少。
乾隆的目的终于达成，且一石二鸟，焚书与修书这两项截然对立的事物在他手下变幻成为一个绝妙的组合，这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天字号创作。在乾隆那粲然的笑容下，群臣那“分纲列目，见义理之有条；按籍披图，信源流之大备。水四瀛而山五岳，侔此壮观；前千古而后万年，无斯巨帙”的表赞声中，善良的人们惟见那一座巍烁古今的文化丰碑，而淡忘了因文字狱而屈死的冤魂枯骨。
在封建皇权之下历史会变得倾斜，文化良知也会黯淡和哑然。
历史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公平。后人看前人更多的是相信典籍和丰碑，而不是枯骨，何况《》这座丰碑又是那般的厚重。因此后人不仅不会记得文字狱中屈死的冤鬼，甚至也不会记得真正编修《》的功臣。
公正地讲，真正主持编修《》工作的是正总裁官司于敏中、总纂官和，还有陆费墀、戴震、邵晋涵和周永年等学者。这几个人当中，纪昀还算幸运，因“老头子”之传说，人们还多记得这位机智的纪晓岚，现加上后来多种戏说一类电视剧的推波且澜，纪晓岚更是家喻户晓，这是幸运中的幸运。其他几位呢，有几个人能记得？
金坛人于敏中，位列《》的“正总裁官”，许多工作都是在他的主持和具体操办下展开的。虽然列名的“正总裁官”有16人之多，但如和珅与几位皇子们谁能做具体事，只不过挂个虚名而已，正总裁的工作大都是于敏中完成的，他一面要做下面的工作，一面还要做上边的工作，既要对皇帝打马虎眼，还要博得皇帝的欢心。比如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是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但皇帝过后也时有发现，于是朱笔一批“草率讹谬，比比皆是”。板子自然要打到于敏中的身上。
还有，这位饱读诗书的上海人，是乾隆朝的一代名臣，《》中的提要多出自他手，晚年曾两次奉皇命到沈阳文溯阁，校勘《四库全书》的舛错脱漏。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在第二次到沈阳途中，被冰雪困于山海关，因受寒冻，最终客死盛京，一代名臣，成了文溯阁下的他乡之鬼。后人能有几个记得他？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丰碑从来都是血泪和枯骨铸就的，万里长城是这样，大运河是这样，《》也是这样。不同的是，《》是文化人的血泪；学者的血泪；万里长城和大运河是农耕者的血泪，征夫的血泪。
然而，历史似乎又很公平，伟大的工程并未给“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皇帝和他的皇朝带来多大的幸运。构筑万里长城的秦始皇死后不到七年，他的国家宣告灭亡。而修通的隋炀帝下场更为悲惨，他被人勒死于大运河的那一端，当年即告灭国。乾隆皇帝应该说是属于幸运的那一类，他死后大清朝的江山还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后人明白，那是怎样的一百年？
乾隆死于1799年，即《》编纂完成后的第十七年，这年正好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19世纪已迎面而来。这位89岁的老人留给子孙一个最为糟糕的乱摊子，带着煌煌大国的梦幻、满足与微笑撒手而去。殊不知清朝，乃至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悲剧，就酿成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的皇帝身上。随着18世纪的结束，中国封建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最为不堪回首的腐败和昏暗的世纪。乾隆爷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封建社会竟在他的子孙手中结束。
实际上，早在乾隆下诏修纂《》的时候，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先兆就已露出端倪。
这中间有一个很巧合的现象，即《》始修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是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的著名的《百科全书》正编17卷、图版11卷全部出齐的1772年。启蒙运动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所进行的第二次反对都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提倡科学技术，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它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做了充分的准备，使法国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和北美。而《百科全书》正是在这场运动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介绍各种科学知识，反对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重要工具。以丹尼·狄德罗为中心，许多志同道合的启蒙学者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霍尔巴赫等130余人参加编写工作，而且还团结了一大批当时并不出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以至开明的传教士来为《百科全书》撰写条目，这批人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哲学观点，都强烈地主张通过宣传科学知识、扫除愚昧来痛击反动的封建势力和教会势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科全书派”。
正当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历时30年编撰完成35卷《百科全书》时，、周永年、翁方纲、姚鼐、王念孙、戴震等360余位饱学之士正奉乾隆之命甩着长长的辫子躬身伏案纂修《》。冥冥中的东西方进行了一场文化大碰撞。同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但却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从而也奠定了他们各自祖国迥然不同的历史归宿--一群人在意气风发地敲响封建专制的丧钟，另一群人则孜孜以求地为封建王朝增色添彩。
这是巧合吗？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感慨万端。
回过头去看历史，尽管乾隆修《》的举动或多或少有着同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天下百姓的同一本质，但客观上却为华夏民族留下了一份文化奇观。
中国古书的流传与保存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凡编辑成的往往不易散失，尤其是官修大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大”而难散，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加意保护，这是民间私人藏书所不容易做到的。《》集古书之大成，历经二百多年的战乱世迁而完好无损就是这个道理。从今天华夏民族能葆有《》这个意义看，我们自然不应忘记乾隆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
乾隆皇帝不仅策划了《》的编修，而且还想好了《四库全书》的收藏。
早在《》纂修之初，乾隆即命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内廷四阁，并命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天一阁，访察建造之法。然后绘图上奏。他在奏章中说：天一阁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有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天一”名阁。阁为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阁的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乾隆对天一阁特别信服，随后下诏分建四阁。首先开工的是的和的，二阁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竣工于乾隆四十年（1775）夏。阁成之日，乾隆特赋诗说：“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接下于1775年至1776年在建。在内廷四阁中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建得最晚，于1781年动工，第二年建成。乾隆亲笔书写《文溯阁记》。其中谈到四阁的立意，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而盛京的“文溯阁”更有合周诗“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可见乾隆在这四阁的建筑及命名上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抄写完毕的《》第一分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体上藏进文渊阁；第二分书于同年秋开始分五批陆续运抵文溯阁；第三分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藏于；第四分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贮进。乾隆当初的想法是将《》只抄写这四部，后来忽然想到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于是复命续缮三部，分藏江苏扬州大观堂之；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浙江杭州圣因寺之，以便士人就近抄录传观。
至此，、，七部《》分藏七阁之中。这是刻本书时代的写本书，弥足珍贵。其中北四阁之书为皇室禁物，与士民无涉；江浙三阁书成后，准许士子入阁抄录，人文荟萃之地，更得《》的垂荫，这对江南文化的发展自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进入19世纪后，随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走上了一条悲壮的历程。
1853年，中的文宗阁和连同藏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此时距乾隆离世还不到60年。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烧毁，及其藏本一并化为灰烬；1861年12月，太平军进攻杭州，藏本散失过半。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七分之书已佚存参半。缅怀畴昔，不能不令人产生典籍散亡之悲也！
还好，余下的三部半书总算熬过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19世纪，走到了20世纪。然而20世纪的近代中国并没有多大的改观，三部半书依然累遭迭难。1915年，藏本运抵北京，先藏古物保护所，后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故宫藏本在日寇侵占热河后，于1933年运到上海，后又迁徙重庆，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收藏。至此，七阁之书，只有文溯阁藏本还算完整，书阁一体。
文溯阁《》会有一个幸运的结局吗？
事情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余下的三部半《》尽管只有沈阳故宫的这一部还藏在文溯阁中，但这一部的命运却又最为多舛。
文溯阁《》的历险开始于1914年。这一年，为拥戴登基，准备影印《》，于是将文溯阁藏本运抵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袁世凯短命的皇帝梦破灭后，此书被冷落在故宫中。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盗售给日本人，并且价格已议定为120万元。此消息传出，首先为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先生获得，他于4月22日率先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对此事。迫于舆论压力，卖书东洋之事遂作罢。这位沈先生生于1886年，卒于1947年，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段砚斋杂文》和《沈兼士语言文字学论文集》。早年留学日本，曾与钱玄同一起师从章太炎，为同盟会会员。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北大任教，校园中有“沈氏三兄弟”之称。沈兼士与鲁迅先生有很深的交往，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他曾同鲁迅、许寿裳等人站在一起，签名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文溯阁《》最终没有流落异邦，我们今天应该感谢这位沈兼士教授，是他的文化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才保全了中国人的体面。沈兼士的所为让我感动，为了追寻他的事迹，我曾求教北京大学的袁行霈先生和他的夫人杨贺松老师，是他们帮我在北大校史办查到了有关沈兼士先生的资料，后来我写成了《不该忘记的沈兼士》一文，总算释然了我对他的一片情结。
1925年，文溯阁《》已离开沈阳十年。这时，沈阳欲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许多东北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准备索回文溯阁《》，由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并言辞恳切地说：“务请诸公秉公持论，允赐发还，将来东省文化日兴，皆出诸公之所赐也，无任感盼之至！”章士钊先生接电后即提出阁议，多方争取，终使文溯阁《》回沈之事落实，并抓紧清点，查经、史、子、集共6144函。于当年8月5日点交完毕，由当时的教育会会长冯子安查收押运回沈。并于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撰写了《文溯阁复运记》，刻嵌在文溯阁东面的宫墙上，以志纪念。
“九一八”之后，东北国土沦陷，文溯阁《》与沈阳城一起落入日本人手中，后以伪满洲国国立图书馆之名代为封存。
新中国成立后，文溯阁《》真正回到人民手中。政府为了妥善保管这套书，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据参加此项工作的杨仁凯先生回忆，1950年，他刚来东北工作，就奉命同另三位学者一起到文溯阁整理《》。他们吃住在故宫，一页一页地清理，历近一年，终于将《》整理完毕。四人为了纪念这次颇有意义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曾互相戏称为“文溯阁大学士”。
1950年10月，爆发，在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的形势下，为了保护好《》，连同宋元珍善本图书，再一次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存放在讷河城外一所忆改造成小学校的关帝庙里。1952年夏，讷河水患，又不得不将《》迁运到北安。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1月，《》才得以运回沈阳，存放在沈阳故宫文溯阁院内的新库房里。
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战云密布。出于战备考虑，此书从沈阳故宫文溯阁运抵甘肃。在运出之前，辽宁省图书馆的职工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一番深情，夜以继日地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全书进行了清点和保养。逐函、逐册、逐页地清理，将水迹、斑点、破损等情况详细地记在了清点卡片上，凡发现有破损处均做了修补。还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文溯阁检查纪要》，一并交于。沈阳铁路局备好了专列，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行程近三千公里，于十月底将全书运抵甘肃，藏于兰州市郊的一个战备书库中。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对于跨越了三个世纪的《》来说也许不算太长，但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那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如今，冷战早已结束，而文溯阁《》还沉睡在长城那边的黄土山沟中，这无疑是一种暴殄天物般的浪费。
在一个秋光绚烂的日子里，为拍摄专题片《文溯阁与〈〉》，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兰州。恰值甘肃省图书馆建馆80周年庆典，正在展出馆藏珍品书画，文溯阁《》被从书库中取出经、史、子、集各一函，同敦煌写真本、沈周《山水横幅》、董其昌《行书长卷》等一起展出。
透过玻璃展柜，我们可以见到那装潢考究的《》为长8开本，封面各异，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青色，集部为灰色，分别代表一年四季。史料记载，这四种封面颜色还是的创意。据说陆锡熊在全书抄写近尾声的时候向乾隆建议说，《》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以前对这种说法我未曾留意，但在甘肃见到文溯阁《》后，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它的封面不是绿、红、白、黑，而是绿、红、蓝、灰，与乾隆所讲不一致，但杭州所藏的《四库全书》又确是绿、红、白、黑。与文溯阁本颜色一致的还有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本。毁失的、和文宗阁本的四种颜色不得而知，但从残存的四阁全书中看至少是有两种格式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杭州文澜阁本后来补齐时按史料记载重做了封面？这当是《》的一个谜，尚待专家考证揭示。
参观完，即由馆长陪同去战备书库。从图书馆到市郊的战备书库，还有很长一段路，驱车前往，已近中午。兰州市郊的晚秋笼罩在一片红黄交织的颜色之中，公路两旁不时能见到茅盾笔下那挺拔如哨兵的白杨树，黄黄的叶子像蝴蝶一样飞上飞下。远处的黄土高坡上，沟壑均匀得有如人工摆布，像是一幅展开的壁画，而不时闪出的一树两树红叶，又似壁画上的点晴之笔，灿烂夺目。书库建在一个骄车费了很大劲才进去的山坳中，厚厚的黄土层上，错落着几排砖房，果树掩映，有红红的苹果挂在枝头。大门打开，才见出这里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大院落。院内绿荫垂野，整洁而有秩序。
书库负责人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名叫刘德田，老家河南雎县，是当年新四军彭雪枫的部下。老人淳朴热情，脸上写满了人世沧桑。他一边用大串钥匙打开层层库门，一边向我如数家珍般地讲述《》的发展历史，过后还将他刚刚获奖的论文证书拿给我看。我见那大红证书上写着“甘肃省社科论文特别荣誉奖”的字样，论文的题目是《文溯阁〈〉在甘肃》。另一位书库保管员告诉我，老人吃住在这里几十年，很少回兰州的家，为此老伴同他离了婚，他的最大乐趣就是陪伴这套书。望着老人中山服上那破损的衣领和那满头的银发，我激动沉想了半天才缓过神来。
在书库中，老人破例地准许我戴上洁白的口罩和手套翻看了一回《》。手捧二百余年前的装帧精致的写本书，我由衷地溢发出一个读书人的满足，同时又隐隐有读书人的苦涩和沉重，每翻动一页，都有感觉到有无数只古代士子的眼睛盯着我--似乎在说：你很幸运。我细审每页的格局，见每页都是固定的格式，均为红色边栏、界格，四周双边，每页8行，每行21字，书口鱼尾上写“钦定”，下写书名及页码，每书前冠以该书提要，次写该书内容。每册书首页的左上角钤有“文溯阁宝”朱红大印，尾页则盖“乾隆御览之宝”朱印。
在书库中，我特意翻看了一遍辽宁图书馆当年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检查纪要》，认真地记下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基本数字，因为我知道七阁所藏之收的具体册数、卷数是不一致的。纪要上详细地记着：文溯阁《》共计6199函，36313册，79897卷。另有《简明目录》、《总目》、《考证》、《分架图》等39函，265册。同时还藏有《钦定》一部，576函，5020册。
我贪婪地将一函书翻完，并细读了一页。书的用纸是上乘的开化榜纸，比一般的宣纸略厚，翻着手感极好，没有一般线装书的翻页困难似有粘连之感。我一边翻书一边想，抛开它本身的典籍与文物意义，就这小楷字，也算是最珍贵的字帖，哪一个当代书法家的小揩敢和这书上的字相比呢？然而为个念头刚刚冒出，我又鄙视我自己这个憋脚的联想。我深知，《》保存至今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我所能想象出来的。
在离开兰州前，我特意去了一次黄河边。于丛中缓缓行来的黄河，乖乖地、无声地从黄河大铁桥下流过。在这里，我看不见黄河的雄浑、壮阔，倒是觉得它很干涸和营养不良。在旁，坐落着一个“”的雕像，她脸上的线条是那样的圆润，含蓄地流露着安于现状的幸福微笑。站在她的面前，我一下想起了诗人周涛的话：这不是“黄河母亲”，而是一个生了孩子以后发胖改行的舞蹈演员！是那种嫁了一个有钱丈夫的浅薄舞蹈演员所具有的安详和自足，这不是、也不配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母亲！那一刻，我的心情很黯淡，黯淡得有些失望，为什么许多事物深思起来就会觉得怪怪？变形了的黄河母亲，还有那沉睡了许多个年头的《》，怎么就该这样现状依然呢？也许一切重要的因素都不在事物的表面，而是深藏在黯淡所掩盖的痛苦深处。世界就是这样保持着一种平衡，一种存在，当某种因素显示出来的时候，或许绝大多数人又始料不及。
离开战备书库前，我特意同老新四军合了一个影，又给书库的职工拍了一张合照。临走时，老新四军还给我摘了几个院中树上的红苹果。那苹果树已高过库房，少说也有二十年了吧。望着几位守库人泛着紫红色如苹果一样光彩的笑脸，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三十年了，他们守在这四周没有人烟的山沟里，苹果树长大了，他们的青春却留在了这里。不知他们的老伴可理解他们，几千万的辽宁人和炎黄子孙是感谢他们的。
我们的车开出山沟，我一直将头探出窗外，在车后一片黄土烟尘中凝望着山沟中的书库，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但脑海中总是那翻开带有红色界格和鱼尾的一页页书影。
从兰州回到沈阳，已是初冬时节。
我一个人再次来到文溯阁，依然是一个雨天，阁旁的梧桐树叶随着雨滴疏落，前后廊硬山式建筑的文溯阁在秋雨中更显得清峻和与众不同。在整个故宫中，只有这文溯阁呈现一种与皇家氛围不同的淡雅的冷调，从阁顶的瓦件、廊前的柱子到隔扇门窗等都是绿色的。这种冷色的格调不仅与文溯阁作为藏书楼的使用相谐调，而且还会使人想到碧水、蓝天、清风、明月等等，自然产生一种荫凉安静和深远凝重的感觉。我在阁檐下徘徊，仰头即可见到檩枋上的苏式彩画，画面表现的是“白马献书”的典故。大意是说黄河里出现了一匹龙马；龙马的背上驮着一种图；洛水里浮出一只大龟，龟背上刻着文字。这就是传说中图画和文字的起源，后人们称此为“河出图，洛出书”。这故事很能让人产生一些遐想，文字、典籍该是何等样的神圣，而保护和延续这些典籍的生命也该是同样的神圣。站在文溯阁一楼的龙椅之前，我没有再想起乾隆皇帝，而是想起了，想起了、戴震、邵晋涵、周永年，还有沈兼士、张爱群、刘德田。没有这些人，我有什么理由站在这里发思古之幽情？
如今，当我又一次站在文溯阁下，历史已进入了21世纪。盛世尊书，从1983年开始在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一直痴心不改，坚持提案20年，企盼文溯阁《》回归故里，真正实现书阁一体。是啊，历史上的七阁，目前惟一有可能书不损、阁犹在，能够达成书阁一体的就是沈阳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其他的如北京故宫的和承德的也有可能达成书阁一体，但可能性要远比文溯阁小得多。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如开，在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依然要提案解决文溯阁《》回归故里之事。我们期待着，“物回原阁”，“书阁一体”，那将是沈阳的旷世风华。
甘肃新建成的文溯阁其方位和建筑风格都承系了“古制古貌”，外观颇具皇家气派与北京“文渊阁”最为接近，也是“歇山式大屋顶”建筑，外二层内三层，内部用钢筋混泥土厚墙，使用了现代化的防潮设施、防尘设施、防盗设施等甚至防辐射设施，室内温度和湿度都常年保持恒温。
甘肃文溯阁藏书馆主要包括主楼、副楼、办公楼，主楼占地 1900平方米。一二层为展览厅、三楼存放《》影印本，副楼占地 1400平方米，主要用于学术研究所用，而《四库全书》的真本则藏在专门设计的地下室内。
（原载日《南方周末》）
．沈阳故宫[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