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石库门黄酒的各个年代所对应的历史、文化...

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_甜梦文库
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
V ‘771329学校代码: 学10246号:022013017後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院 专 姓系: 业: 名:新闻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李静吕新雨教授 2005年4月24日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中文摘要作为近现代上海人生息繁衍的空间,石库门建筑是了解上海人来历、特征以 及理解近现代中圈社会变迁的钥匙。19世纪晚期,石库门住宅应上海移民城市 的需要而诞生,但此时的大众传媒中,“石库门”一词仅仅作为广告出现,、尚未 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来到上海的移民也尚未彤成“|:海人”这一自我身份认同。 20世纪2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石库门住宅也盛极一时,并由以往 的中产阶级住宅变成中下层居民的聚居地。这个时期,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已经成熟,以中下层收入人群为主体的“市民”成为上海人主流的自我认同。石 库门在大众传媒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展现出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部分石库门里弄产权被收归国有。我们可以从大众传媒 中看到,石库门里弄如何成为城市权力最基层的细胞,又怎样被组织和动员到整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中去。国家的需要深刻影响到每一个市民个体的生 活空fn】。20世纪末期到当前是石库门的衰亡时期。土地批租、石库门拆迁与商 品房开发,使石库门里弄及石库门居民迅速被边缘化。但正是在这个石库门即将 成为往事的年代,上海人对石库门的重视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一方面我们 在大众传媒的叙事中看到,真实的石库门里弄及其现在的居民目渐边缘化,成为 现代化的隆隆铁蹄下毫无反抗之力的被改造者;另一方面,石库门这一符号日渐 成为怀旧时尚、商业卖点,成为上海历史与本土文化的象征,一个虚构的20世 纪30年代的海上旧梦。本文运用空间地理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传媒理论、 身份认同理论等若干原理,通过对大众传媒中上海石库门建筑以及石库门居民形象的梳理,分析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今的一百多年问,石库门的产权、空间特征和石库门居民身份的流变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力图展现上海 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关键词大众传媒石库门空间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G20 AbstractThe building of Shikumen.where ordinary Shanghainese haveconducted their everyday life for more thanacentury since 1870,is thevery important key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Shanghainese’S history,background,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for comprehending the changes ofModern China society.Shikumen houses were buiIt forin the later 19“1 century.Only appearingnot aimmigrants’needsinadvertisements of mass media.the word of Shikumen wasculturalassymbol and the immigrants fromShanghainese at thatother places didn’t seem themselvestime.WithShanghai becoming the most famous cityof Asia in 1920s,Shikumen houses flourished greatly and the group of Shanghainese in culturalsensebecametoconsidered themselvesasCitizen.The difierent images of Shikumen in mass medium reflected the complex social conflictsatthoseunevenyears.Afterthe Independent of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most of Shikumen houses’had beenestates of thenation.胎canseefrom mass media how the Shikumenbecame primary cells of city power and were actived to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ism.The nation’S needs affected everyone’Sonliving space deeply.At present,Shanghainese put great emphasis Shikumen.On theonehand,the actual Shikumen houses been marginalized.On culturalarein dangerand Shikumen residents have Shikumen becomesathe other hand, carry thepopularsymbolwhichShanghainese’old dreams about 1930s.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the Space Geography,Marxism Media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Identity,thepaper makesa senseof the changes of Shikumen’S ownership,spacecharacters,and Shikumen residents’identity in the years since 1870 and analyses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which caused those change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hikumen buildingsandtheresidents’image in the mass media.KeyWordMass media,Shikumen,Space,Identity3 引言石库门住宅,指住宅单元出入口采用石库门式样火门的住宅。上海的石库门 住宅起源于1870年前后,其正面大门一般采用花岗石或宁波红石(砂岩)作门框, 配上两扇黑漆厚木大门与一副铜环或铁环。这种住宅的特点是群体布局紧凑,相 互毗连,成片纵向或横向排列,其单体平面及结构则是继承中困传统江南民居四 合院的形式。它最初出现于英租界,其后流传于上海老城厢内外及近郊一带,几 乎遍布全市大小弄堂,成为上海民居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 这类住宅多达20万幢以上『1Io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城市,石库门则是移民的住所。作为近代上海人生息繁衍 的空间,石库门是了解上海人来历、特征以及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钥匙。从 19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上海石库门从最初的富人、中产阶级住宅到20世 纪上半期“七十二家房客”的栖身之处、“亭子问文人”的暂居之地,再到解放后的 大杂院,直到今天成为上海边缘人群及弱势群体的聚居地,其产权、空间特征及 居民的自我身份认同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按空间与产权变迁的线索,本研究将上海石库门住宅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四 个历史阶段:1870年――1927年:石库门的诞生与构建时期。石库门住宅应上海移民城市的需要而诞生,但此时的大众传媒中,“石库门”一词仅仅作为广告出现,尚 未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上海人的自我认同也尚未形成。1927年――1949年:石库门的繁荣与分化时期。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摆脱县级单位身份而正式有了上海市之名,这一时期是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 并繁荣发展的时期。石库门的产权日趋复杂,空间格局发生改变。此时文化地域 意义上的“上海人”已经成熟,以中下层收入人群为主体的“市民”成为上海人 主流的自我认同定位。石库门在大众传媒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展现出当时错 综复杂的社会矛盾。1949年――1989年: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石库门空间的演变时期。我们可以从大众传媒中看到,石库门的产权如何成为城市权力最基层的细胞,又怎样被组 织和动员到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中去。而国家的需要又是如何影响到 每一个市民个体的生活空问。1989年――当前:石库门的衰亡时期。1989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的设想,计划在90年代建成4000万平方米住房,逐步改善上海市民的居住 条件。随后确定拆除3000万平方米危棚简屋,再增建1500万平方米住房12】。 这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批租、石库门拆迁与商品房丌发,也使石库门里弄及石 库门居民迅速被边缘化。但正是在这个石库门即将成为往事的年代,上海人对石 库门的重视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一方面我们在大众传媒的叙事中看到,真 实的石库门里弄及其现在的居民日渐边缘化,成为现代化的隆隆铁蹄下毫无反抗 之力的被改造者;另一方面,石库门这一符号日渐成为怀旧时尚、商业卖点,成 为上海历史与本土文化的象征,一个虚构的20世纪30年代的海上旧梦。在这种 情况下,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正在走向分裂。本文主要选取1872年一1882年《申报》、1831年《申报》、1958年3―6月 《瓶民晚报》“里弄整风”系列报道、2002年1月――2003年7月《新民晚报》进行分析,定量与思辨方法相结合,兼顾电影、电视、书籍等媒体。选择《申报》 与《新民晚报》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两种报纸是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富有上海本土特色的主流媒体。本文力图探索这上海开埠这100多年问,大众传媒是如何塑造上海石库门以 及石库门中的居民形象,赋予石库门怎样的个性,选择、重复怎样的主题,以及 隐藏、压抑了哪些因素,以此窥看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变迁与现状。但由于篇幅与 理论水平所限,有些问题未能充分展开分析。 第一章开埠之初:石库门的构建与上海人的起源――19世纪晚期《申报》的石库门广告分析第一节大众传媒中最早的石库门“石库门”一词最早在大众传媒上出现,不是作为新闻,而是广告――不管 是1872年《申报》上最早的石库门广告,还是房地产巨头沙逊家族50年不变的石库门广告。这时的石库门在大众传媒中仅仅作为商业信息而出现,还远远不是 文化意义上的。 在《申报》上可以看到的最早一则石库门广告是: 房屋出租启者今有新造厅式楼房一所在石库门内,计十幢,四厢房,后连平屋五问, 坐落石路中三元轩,衡内。倘有贵客欲租者,即请至老闸养德药铺间壁衡内向本号 面议可也。九月二十七日洪元成谨启。(《申报》,1872,第165号。标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而老沙逊洋行在《申报》上的第一个石库门广告为:启者本行今新造市房一所,在宁波路兴仁里西首朝南,石库门六幢,每幢计 六楼六底两厢房,后连披屋三间,井俱全。准于明年二月中旬可能完工,其租价 格外公道,倘欲先为租定者,请至本行经租帐房面议可也。特此布闻。同治十一 年十月二十七日老沙逊洋行启。(Ⅸ申报》,1 872,第206号)(图1)在十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的《申报》上,老沙逊洋行的石库门广告仍没 起什么变化:召祖:兹在河南路恒德里内朝南石库门一所,计六楼六底两厢房后连披屋晒 台水井俱全……如有意者,租价便宜,特此布闻。老沙逊经租帐房启。(《申报》,1882,第3118号,第5页) 随着时间流逝,石库门出租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试看这--N“房屋招租”广告:今有在老闸西、保康里北,博经里新造市楼房六十余幢,石库门楼房四十余 幢,晒台、后披、井俱全,租价起码每幢洋二元五角,余者格外公道。倘欲租者, 请至博经里口庆记经租帐房订租可也。(《申报》,1 882,第3183号) (图1)从以上这些最早的石库门广告,可以看出石库门建筑的一些初始特征: 其一,石库门被建造的目的就不是业主自己居住,它是由房地产商大批建造 并出租牟利的。这点与其他中国传统建筑先就有了根本区别,它是上海近代住宅 商品化的开端。其二,它是由外国资本构筑的空间,虽然也有中国的官僚、富商、地主、买办资本参与其问,但主体一直是外国资本。据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以后,在 上海从事房地产经营的洋行有:老沙逊、新沙逊、怡和、仁记、兆丰、公平、太 平、通和、德和、有恒、泰来、荣康、孟吉礼、永顺、长利、元芳、和记、裕盛、 隆茂、锦名、字林等等。以沙逊家族为例,1880年起已是南京东路房地产第一大户,这一纪录保持达35年之久。在1877--1900年期间,新沙逊洋行占有29处产业,土地面积364.449亩,为上海房地产商中第一把交椅【3】。 其三,石库门的经营,遵循近代房地产业运作的规律,一开始就与大众传媒 相联系。石库门在大众传媒中首先是作为商品而存在,而且很长时间内仅仅是作 为商品而存在。第二节早期石库门空间特征与上海人自我认同的起源石库门住宅空间构造最显著的特征是:中西结台,具有强烈的半殖民地城市 的烙印。它是我国传统居住方式祁西方城市房地产经营方式相互结合的产物。 早期石库门的单元平面基本脱胎于我国传统民居中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住宅 形式,丰要部分为二层楼,后部附属房屋则为单层。它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我困 传统民居中封闭式深宅大院的样式,但面积尺度大人缩小,空M变得局促紧凑r。 如图2所示,它在纵向布置上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平面足对称布局。进门后首 先是一个方整的天井,虽然无法在住宅中留出大宅院,但这个天井也就充当了传 统住宅中庭院的作用,使紧凑、局促的住宅空间增加了一些通透感。正对天井的 是客堂问,有可拆卸的落地长窗面向天井。层平面 二层平面(图2一兴仁里住宅平面图)客堂一般阔约4米,深约6米。中国传统庭院中最主要的空间是厅堂(普通 民宅中称为堂屋),它比西方居住建筑中的起居室多了一种礼仪空问的功能。因 而这一空间除必须处于中心位置,便于生活起居以外,更应是一种正式、庄严的 场所。在石库fj弄堂住宅中的客堂问即是如此。它既有家庭生活中F1常起居空间 功能,又可用于家庭聚会、婚丧礼仪、节日喜庆等J下式活动【4】。 石库门客堂的两侧为次问,天井两侧为左右厢房。客堂后面为通向二楼的横置单跑木扶梯,再后则为后天井。后天井的进深一般为前天井的一半,且有水井一口。后天井之后是单层的灶问、贮藏间等附属用房。前楼、后楼,正房、厢房 的排列,无不反映出中国传统家庭中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特征。 石库门建筑最大的特征莫过于沿弄道…面的“石库门”了。沿弄道一侧的立 面,一般由石库门院墙和两侧略高的厢房山墙组成,形成一个基本封闭的外立面,. 这使住宅基本保持了中围传统住宅建筑对外比较封闭的特征,虽然身居闹市,但 关起门来也可“…统”(图3)。正面即开有“石库门”。早期的石库门一般比较 简单,仅为一简单的石料门框,内配黑漆厚木门扇。稍晚一些开始注重门本身的 装饰,使其成为上海弄堂的醒目一景(图4)。 (图3.早期石库门外立面)(图4.会乐里石库『J)另外,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空间演变趋势之一是随着城市地价上涨,单元面积越来越小。早期石库门建筑的空间固然不能与传统的中国庭院式建筑相比,却比 后期的石库门宽敞许多。它的设计是面向传统中国家庭的,适合中产阶级安顿全 家两、三代人口,当时主要是适应从江浙一带到上海逃避战难的大量地主、乡绅、 富商、官僚的需要。这种布局方式基本能满足中国家庭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居住观9 念。 另一方面,石库门又绝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庭院,它是为适应现代都市的生活 节奏、价值规律,并满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房地产经营方式而产生的。石库门 单元内部紧凑的房问布局体现出房屋价值的经济原则,让使用者能够以最经济的 方式获得最火的使用效能。室内房问的设置,如亭子间,既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多 的使用面积,在人口不多、经济不够富裕的家庭更可以用来出租获利。从外部格 局来说,石库门罩弄的平面源于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就像工厂的集体宿舍,或者 足部队的成排营房,是一种高密度住宅。建筑间距狭窄,缺少大面积室外空间(图 5)。这种平面布置,能使昂贵的城市用地得到高效率的利用,(图5.石库门屋顶俯瞰)可以说,石库门里弄建筑的风格是前所未有的,它适应了上海这座大都市人 多地少的现实条件。而形成石库门这一特殊空间的原因,正是由移民构成的上海 人。 我们现在所说的“上海人”是一个文化意蕴超越地域观点的称呼。公元1291 年上海设县,但上海只是华亭县的一个小镇,长期隶属松江府。当时的上海人自 我介绍时,不会说自己是上海人,只会说“鄙人祖籍华亭县”或“在下松江府上海县人”――按中国人的习惯,抬出一个比自己籍贯知名度更高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没有上海人。近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是在1852年上海开埠以 后随着上海向国际化城市的发展慢慢形成的。20世纪初问世的《上海乡土志》中“户口”一条言道:“同治问人丁共五十余万,三、四十年来,侨寓日多,孳 生日众,居民号称百万,实有八十余万。……本邑人数之名,实由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5]1852年,上海人口为54万,至1949年3月达545万,其中移 民的数额五倍于上海本地人,是当之无愧的移民城市【6】。 有关学者认为,上海吸引移民的原因主要有:10 其一,对外贸易是近代,卜海经济发展的起点,围绕着对外贸易汇聚起许多新 的人口,包括:买办;佣人、厨师、车夫、船夫等苦役;运输工人,等等。1853 年至1862年太平军和清军廪战于苏、浙、皖地区,有十余万难民进入上海租界 避难。战后部份人留届,或办商号、作坊或受雇于人,于是苏浙皖籍人人增。19 世纪50年代黄河决口,苏北地区一片泽幽,“一时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 上海就食”。他们无积蓄、少文化,只能充当脚夫、人力车夫。19世纪60年代 李鸿章办江南制造局,找不到机器技术T人,只有到香港、广东沿海招聘,大量 福建籍技工、管理人员随迁来沪。劳苦人众定居上海,给近代上海人口的迅速增 长创造了基本条件。1895年前后,上海已经形成了近代中国最优越的工业投资 环境。1914年,上海中、外工厂的工人已经达到14万到15万人『71。 其二,上海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对人口的吸引:一方面,近代中国频繁的 战乱把许多人压进了上海。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及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 起义迫使江浙一带大量地主、乡绅、富商、官僚纷纷携眷涌入租界寻求庇护。1852―1890年,上海入I_]迅速增至八十二万五千。这是上海人L】第一次大的增长。战乱因素一直是影响近现代上海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到了20世纪,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八?一三”战事的发生,使上海租界受 到第二次空前的人口大冲击。另外,由于租界的自治特权,许多受本国统治者压 迫和限制的人,或者受敌对势力压迫和限制的人都避居上海租界,或利用上海租 界作活动场所。 其三,租界的畸形繁华吸弓t了人口汇聚。由于商业兴盛,服务性行业和娱乐 性行业非常发达,各地达官贵人赶来做寓公。1892年1月7日《申报》的论说《论本埠地贵》中对此作了精当的论述:“前者粤匪之乱,江浙两省富商巨族避 乱而出,皆以上海为桃源,两省精华荟萃于此,因而房租大贵,真有寸金田地之 说。其后发逆荡平,乃渐有迁回故土者,而房屋亦渐有空旷。继而,迁回之家, 故乡经匪躁躏,满目荒凉不堪居处,不若旅居上海之适意,于是复有搬出者。又 有创业在上海,虽将家眷迁回,而仍以上海为外宅。……现在寓居上海之人,则 多系立有根基,或为行商,或为居户,皆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意。即有腰囊既盈, 欲动还乡之愿者,亦断不至如前此之多而且速,而况远方之人,每每以上海为乐 土:道路则坦坦荡荡,绝无偏颇不平及积秽不净之处;夜间地灯明亮无异白昼, 宵行不烦提灯;巡捕梭巡,宵小无从混迹;阴沟深开,积水不至壅滞;将来自来 水成功之后,各家皆得清洁之水以资食用,其利益见无穷。正不仅码头总会信息 灵通,居者称便而已也。虽日房租稍贵,然在上海旅居之人,譬如能出房金每月 拾元者,其所赚者每年必不下数百金,设或贵至拾陆七元以至二十元而房客亦不 至拾分竭蹶。如因房租太贵而思迁回,决无此理矣。至于他方之人,慕上海之名 者实繁,有徒不啻以上海为板乐之乡而急欲以一到为快,则将来之移居上海者亦 复有人,然则购地造屋者又何虑居者之无人耶?又何虑地价之责耶?吾知现居上海者,以此地为安土而不肯决然舍去。” 人量华人进入租界刺激了租界内房地产经营活动。大多数外商都很快将商业 兴趣转移到房地产经营中来。一些早期的著名洋行如老沙逊、怡和、仁记等纷纷 投巨资从事房地产经营。由于石库门住宅联排式的风格能较好地节省地皮,而单 元内部的空间结构又迎合了中国传统居住习惯,适应了移民对低造价住宅的大量 需求和房地产丌发商人对于最大商业利润的追求,很快流行开来,到20世纪20 年代最为盛行,占了当时民居的四分之三以上。 在整个19世纪晚期,涌进上海租赁石库门居住的人们,还没有形成“上海 人”这一自我认同。一个例证是:19世纪晚期的《申报》上并没有“上海人” 这…称呼。在上述《申报》社论中依次对上海居民有以下称呼:“现在寓居上海之人”、“在上海旅居之人”、“现居卜海者”。这个“现”字很有意味,它表明了当时的上海居民“以前”居住的地点并不在上海,“以后”也并不确定。对他们 而言上海很大程度上只是暂居之地,并没有心理上与身份上的认同。 这从当时的报纸新闻也可对此窥见一斑:~般新闻中对一个人的介绍,首先 会讲他的籍贯、住址、职业,比如说“珠宝掮客南京人孙元才,家住兴仁里七号”, 然后再讲新闻事件。住在上海,在上海谋生,但并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这 是很富有戏剧意味的。介绍一个人时,对居住地段的强调,则是一种对财富、身 份与地位的界定。这也与上海一丌始就作为与传统社会迥异的商品社会特征相联 系。综上可见,早期上海人特征有:移民;居住在石库门中――石库门是上海人的象征,它是建造来给上海人住的,但同时也可以说有了石库门才开始有上海人, 上海人只有进入外国资本所构筑的这种空间里,才开始成为上海人;流动性强;中国最早一批进入商品社会的人。但是,在19世纪晚期,居住在上海的人们还未真正形成作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 第二章19世纪30年代:上海人的社会分层与自我认同的强势话语――1932年《申报》中的石库门形象分析上海成为一个国际性人城市是在什么时候,各方专家学者并无定论,但比较 一致的看法是,1927年国民党政府正式改上海为特别市,使其正式摆脱县级单 位而有了上海市的名称时,它己发育为近代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大都会。到了20 世纪30年代,虽然囤难当头、战乱频仍,但上海由于其租界的特殊地位,反而 成为各方精英荟萃之地,经济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本部分选择了1932年的《申报》进行分析。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申 报》与《新闻报》并驾齐驱,盛极一时。当时的《申报》以政治、经济等硬新闻 为首选,本埠新闻放在靠后的版面,《自由谈》、《本埠增刊》等专副刊则是处于 “报屁股”的地位,与新闻版面风格也迥然不同。《申报》上广告占有重要地位, 每天的封面必定是整版广告,每天的30多个版中,广告一般占据一半以上版面。 本部分拟从《申报》的广告、新闻、专副刊三个部分分析当时石库门的形象 以及上海人的自我认同。第一节‘申报》广告分析:上海人的贫富分化(图6―1932年1月8日《申报》房地产广告版) l、洋房与石库门的分化这一时期《申报》卜每天都有大量各类房地产广告,而其中石库门与洋房的 出租广告比例最大。这两种广告的差别很明显,洋房广告往往强调其“汽车间会 客室浴室冷暖水管白磁浴缸”等现代化设施以及“光线充足空气新鲜”等更为适 合人居的特征。但是字数少、所占广告篇幅小的“豆腐干式”石库门广告却能以 其数量顽强地与洋房广告分庭抗礼,以1932年1月8日本埠增刊第三版为例, 共有36条各类房地产广告,包括十余处石库门住宅的出租或召顶。而洋房广告 的数量亦与此相仿(图6)。2、石库门的整体空间变化与新式里弄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早期石库门建筑――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老式石库门”,由于多是建筑给逃难的豪绅、地主居住,空问多为三开问、五开间。不仅 有起居室、卧室、浴室、厨房,还有晒台、天井和贮藏问。可以供两、兰代同堂 的一家人居住。而随着上海土地价格上涨、城市人口剧增、以及家庭渐趋小型化, 20世纪1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式石库门”由原来的三问二厢住宅改变为单开间 和两问一厢,传统的两层楼也开始变成三层。在1932年《申报》的石库门广告 中,所谓“二楼二底”、“一楼一底”已经出现。这标志着上海人的住宅空间更为 紧凑,而且向高处发展。 新式石库门住宅里弄规模增大,总弄与支弄也有了区分,建筑装饰开始出现 西化倾向。各户入口处一般有半圆形或三角形山花,上有西式砖雕或石雕,在砖 券、柱头等部位也出现西式装饰。但单元面积比老式石库门大为减少,一般多为 单开间一长条布局,通风、日照条件较差。这种里弄今天仍留存很多,如新闸路 斯文里(原名新康里)、兴安路宝康里等。一般上海人把老式石库门里弄和新式 石库门里弄合称为老式里弄。下面这则广告即是新式石库门里弄:圣达里新屋招租:坐落圣母院路巨籁达路转角,新建圣达里,头等石库门住 宅单幢双幢数十宅,市房数幢,式样新颖,装设精致,浴间自来水马桶俱全,极 合卫生。至于交通,廿二路公共汽车直达。租金低廉,小租、开门费一概不收。 有意者请向管门人领看,或驾临南京路外滩新沙逊房子义品银行接洽。(Ⅸ申报》1932-1-8,增刊,三版)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开始出现新式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主要面对中等收入的薪水市民阶层。新式里弄的建筑装修标准和设备标准有很 大提高,花园洋房、豪华别墅争奇斗艳。总弄支弄有了明显区分,并考虑到小汽 车通行和回车的需要。石库门与石库门前的天井取消了,代之以矮院墙。外观已 基本西化(图7)。 (幽7-凡尔登花吲里弄建筑)整体上说,里弄住宅是随租界的扩展方向由东向西发展的。原黄浦区是旱弄 的发源地,保存有最早的石库门住宅。原南市区绝人部分为石库门住宅,建造量 居全市第一。虹口区的石库门住宅也很多,1925年前后更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石 库门里弄住宅,如四JII北路的永安里,溧阳路的瑞康里。昆山路、溧阳路一带的 英国式联排住宅则为花园式里弄的发源地。卢湾区内的石库门数量既多,规模也 很大,如复兴中路的永裕里,有162幢住宅,该区还有少量质量较高的新式里弄。 静安区有规模最大的石库门住宅,如新闸路的东西斯文里,有住宅510幢。此外, 闸北、杨浦、普陀、长宁等区域内,主要以石库门为主。新式里弄以静安区最多, 徐汇区则成为后期高标准花园式里弄与公寓式早弄的新建地【8】。 居住地段的贫富分化深刻影响到上海人的价值观念。在上海人心目中,居住 的地域是有严格等级的:黄浦、静安、卢湾、徐汇、长宁、虹口区的属于“上只 角”,闸北、普陀、南市、杨浦区等大量石库门里弄和棚户区集中的区域归入“下只角”。而在“上只角”地区中,又依路段不同,产生出更具体的“上…下”标准。外滩、江西路一带的金融区,南京路的商业区,淮海中路西段,衡山路一带 的住宅区堪称精华中的精华。 “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形成,同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级差地 租有关。据上海市政局1946年统计,南京路外滩转角处的地价为全市最高,每 亩白银25万两,要比边缘地区最低地价高出916倍【91。此外,租界内的市政管 理采取西方模式,严格、高效而文明,对于市政、卫生、绿化考虑较为周全,对 于各种管理条例的检查落实也较认真,这使居民不仅在住房条件,而且整个居住 环境和生活的便捷程度上都能达到较高水平。华界则无论在规划建设上,还是在 市政管理上都有很大的距离。到了后来,中国的达官权贵本身都住在租界的豪华 公馆里,更不会去考虑如何改善“下只角”的居住条件。3、从“召顶”广告看石库门内部空间分割的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的《申报》上,有很大一部分石库门』“告都是“召顶”。例如:“兹有石库门单幢屋一间出让,坐落东武昌路新兴里二百二十六号,自来水电灯假三楼亭子问俱全,装修完备,有意者至本宅接洽可也。”(《申报》,1932-1-8, 本埠增刊,三版)顶费原是新房客付给迁出房客的一部分不能拆搬的装修物件的折价费。民国 初年,顶费不及装饰物件费用的一半,“八?一三”后顶费增至--j.个月房租, 抗战后变成一笔很大的居住权让渡费,竞以黄金(两)计算。尽管后来市政当局严禁顶费,但不付顶费难以租到房屋[101。召项,也就是召“二房东”花顶费租下房主的数问或数幢房屋再出租。“召顶”的盛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上 海房屋求大于供,房租的昂贵,普通人民所受住房压力之大。原本设计为一家一 户居住的石库门里挤进了多户人家,往往连居住条件极差的亭子间中都挤进一家 人。“七十二家房客”正是那时石库门的写照,石库门成为中下层市民的主要居 住地。 石库门内部空间的被分割,也导致了上海中下层市民居住环境的恶化。1930 年出版的《上海小志》作者胡祥翰在写到上海之“住”时,感慨道:“地面有限, 人口无限,房屋栉比,赁价目增,僦居者月糜不资。交通稍便之处,租费尤昂, 昔时每幢一二金者,今有增至数十金或百金矣,且须小租、挖费及开门钱种种。至房屋开间则愈造愈窄,天井小如一线,灶披窄仅数尺,喻以‘鸽笼’非过也。租昂不克担负,一幢往往居有数家,丛积之物为残余、为排泄,炭气之充塞、火灾之危险、疾病之传染,沪居皆然,此尤为甚。疑以地狱且有过之,佛家视世界为秽土,此真秽土矣。” 可见,为了适应高下不等的生活需要,同时由于兴建者经济投资不同等原因, 在上海一方面年年有简陋的、陈旧的石库门旱弄住宅推出建成,另一方面又有追 求奢侈豪华的欧化里弄、花园洋房建成。一方面中下层市民的居住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富裕阶层享受到越来越多现代化的便利。《申报》上花园洋房广告和石库门广告的分庭抗礼,以及“召顶”广告的盛行,正是这种状况的体现。 同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里也对这此进行了精彩描述,例如,茅盾作于1933 年的散文《上海》『111qb,“二房东”这一节写道:最后,我“看”定了一家了。那是在一条新旧交替的马路旁的一个什么里内. 这一簇房屋的年龄恐怕至少有二十多岁。左右全是簇新的三层楼新式住宅,有“卫 生设备”,房租是以“两”计的。可是这些新房子总有大半空着,而这卑谦的龌 龊的旧里却像装沙田鱼的罐头。上海的畸形的“住宅荒”,在这里也就表现得非常显明。二房东是电车公司里的查票员,四十多岁的矮胖子。……然而他对于“住”一问题,也发表过意见;那是我搬了去的第二天早上-“朋友!这么大一个灶披 楼租你十块钱,天理良心,我并没多要你的!有些人家靠做二房东吃饭的,顶少 也要你十四块。我这房子是搬进来顶费大了,嘿,他妈的,四百块!我只好到三房客身上找点补贴对不对?”“哦,哦,好大的顶费!有多少装修呢?” “有个屁的装修,就只那晒台上的假三层,按月拿八块钱连电灯的房租。我 是借了红头阿三【12】的皮球钱【13】来顶这房子的,我有什么好处?” 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项下来呢?我替他大略一算,他借了高利贷花那么大本钱做二房东似乎当真没有多大好处。“一个人总得住房子呀!我本来住在那边××里”,他随便的举手向西指了 一指:“自己住客堂楼,灶披楼,租出了底下,灶披公用,那不是比这里写意得 多?可是大房东要拆造了,翻造新式房子,就是那边高高的三层楼,我只好搬走。 上海地方房子一翻造,租钱就要涨上一倍。我住不起,只好顶了这幢来,自家也马马虎虎挤紧些。”我相信二房东这番话有一部分的真理。在上海,新房子愈多造,则人们愈加挤得紧些。 “在上海,新房子愈多造,则人们愈加挤得紧些”,这真是沉痛地反映出了 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居住空间的状态。第二节《申报》新闻分析:上海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在1932年《申报》的新闻版中,“石库门”一词仍然非常少见。那时上海市 民大多数居住在石库门房子中,大量的本埠新闻均是发生在里弄内,但是“石库 门”并未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出现,它只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背景。例如:金钱炮轰倒灶披问,十二岁小孩炸伤甚剧 闸北梅园路一六零号盈丰米店,系扬州人支许氏(年三十岁)所设,营业尚 称不恶。迩来为节省起见,将后面灶披间转租与阜宁人苏某居住,苏复另行分租 与住广肇路草房做金钱炮之盐城人郭振湘为堆货之所。不料咋晨零十分,郭以搬 运金钱炮不慎,忽然坍下,压在旁置之火药上。突闻轰然一声,屋宇震摇,该灶 披间即应声而倒。郭适当其冲,面部皮肉腐烂,双gl失明。同时,有苏姓之十二岁男童大毛子头额亦炸伤甚剧……(《申报》,19 32―1-1 8,十一版)政治、经济等硬新闻中也极少出现“石库门”字样,但在一些关于房地产的 新闻中可以看到石库门及其居民的形象。这类新闻最集中的主题是房东与房客之 间的矛盾。在1932年1月短短的…个月中,我们就能看到以下的新闻:1月11日,十一版,《市民联合会保障民住权宣言》:“大通社云,上海市民 联会,以全市居民之房屋赁借权,迭遭大地主大房主所破坏,为此特于前日,成 立民住保障委员会,以资维护。昨并发宣言云,比来我上海市民之赁借权,迭被房东地主破坏,而致全体市民商住两难,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以利民居”之遗教实现上,最大之障碍。……本会忝属市民之集团,本其为市民谋福利之职 责,是以特行附设民住保障委员会,期使法律所规定应从之习惯,不被摇动.总 理平均地权以利民居之遗教,得以确定,则虽有任何困难,非所计也。谨此宣言,上海市民联合会。”1月1 5日,十六版《慎余里房客会议》; 1月1 9日,十五版《亿鑫里案赴京请愿代表回京》;1月19日,十六版《宝山路三德里拆屋纠纷》; 以上这些新闻的背景是:上海住房在十九世纪末随人口激增,房租腾涨。长 期的房荒使石库门房子成为外国资本架设在上海人民身上的一架抽血机。民国 初,南市最热闹的里马路上两上两下的新房一幢月租8元。1927年前后上涨到 五六十元,“八?一三”后又涨到百元。以新沙逊洋行为例,它所拥有的广福里、 广安里等8条里弄,在1915~1931年币值比较稳定的十余年时间,平均增长2 倍。仅这8条里弄租金总额,1915年为144000余银两,到1931年已增加到45 万余银两114]。 另外,上海房子的紧张还产生了“白蚂蚁”和“二房东”。前者以介绍租赁 房屋,抽取佣费为生,犹如蛀房而食的白蚂蚁。“二房东”花顶费租下房主的数 间或数幢房屋再出租,对房客进行再一次盘剥。 外国房地产商为提高土地利用率,还采用高压手段逼住户迁址,以达到翻建 房屋,攫取更高利润的目的。例如《申报》1932年1月19日《宝山路三德里拆 屋纠纷》中讲到:“闸北宝山路三德里房东藉口房屋破旧,欲行拆造,于去年十 二月廿八R,通知各房客,限本年二月一日以前迁移,该里房客接到通知,非常 骇异,佥以建筑坚牢,毫无破坏,不需拆造。当即开全体房客会议,成立自治会, 呈文党政机关,请求制止。并请聘定律师,将法律救济云。”在这个案例中,房 东采取出清租户、修理后加租的办法就是一例。 房租奇高,对于居民及工商业都是严重负担。因无力付租,被大房东诉之法18 院的日有所闻。房东与房客之间矛盾加深。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法租界 众租户就呈请房主减租,次年又有多批商户联名要求减租,延至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终丁引发商店罢市。此后,民国卜10年,民国13年,民国23~24年,减租风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151。 从以上这些新闻中,可以看到上海人已经有作为“上海市民”的自觉,并且 要求作为“市民”的权利:他们成立了“上海市民联合会”,并采取各种方式捍 卫自身的权益,包括成立“民住保障委员会”,登报发表声明,上京请愿,聘请 律师用法律手段束维权,等等。可以说,这一阶段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感已经完全 成熟,而对于居住空间的这种焦灼感则是作为“上海人”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 是这个人群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三节《申报》副刊分析:上海人阶级意识的上升1、亭子间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传媒中,或许“石库门”这三字还未成为一种文化 符号,但是“亭子间”却确乎有特殊的含义了。在《申报》的《自由谈》、《本报 增于0》等副干U中,以亭子问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屡见不鲜。试看几例:亭子问里的嫂嫂 衣食住行,人生的四大要素,而在四要素中,在上海地方“住”的字,最为 困难。坐汽车、住洋房的大腹贾不必说,普通一座楼房,往往住了四五家人家之 多。亭子间,亭子间一家。客堂楼,客堂楼一家。厢楼,厢楼一家。那称呼问题 就要发生了,假如叫嫂嫂,人家必定不明了,不知叫哪一家的嫂嫂……客堂楼上的嫂嫂?还是叫亭子间里的嫂嫂?这样一来,普通嫂嫂、好婆、奶奶之外,必定要冠以特别的名词,所以有亭 子间里的嫂嫂,客堂楼上的好婆,厢楼里的奶奶,隔壁厢房里的姐姐……名称了。 这样称呼,想必坐汽车住洋房的太太,奶奶,小姐们听了,必定要说:啊! 奇怪呀!(《申报》,1932-t-11,本埠增刊)亭子间阶级 丁奴我们知道,自从帝国主义者携其杀人不见血的经济侵略,颁下总攻击令以来, 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便被轰击得粉碎糜烂了。我们眼睛看着,农村经济塌 然崩溃了,随时见着一批一批的游民走向都市里集中,后来,中国政治走不上轨 道,经济问题无法解决,失业者便日更加多,而世界的不景气更益促进其尖锐化。 于是,亭子问阶级,便被确立了。……(《申报》,19 32―1―21,本埠增-t1,一版)上海的空气和阳光 我的朋友A,在一个做汽车夫的二房东家里租了一间后客堂,在间断后客堂与前客堂的板壁上,挂有一张“钟馗捉鬼”的画。这样,便恰恰遮没了后客堂所有的阳光,成为一团漆黑。我的朋友A搬进去以后,便和那位二房东交涉,请他 移开这张画,放进一点点阳光,交涉所得的答复是:“移开可以,但得加一块大 洋”。终于加了一块大洋,我的朋友才从二房东手里买得一线阳光。 不久,我又同一位朋友在邻近法国公园的一条巷堂里,租了了一问亭子间,经验告诉我们:二房东要的租钱是较一般的特别贵,我们问他是什么理由?他的 答覆是:“这房子邻近公园,空气很流通,所以租钱要比较贵。” 两个二房东的话,活画出了一个商品化了的上海,上海是有钱人的上海,穷人便连大自然普惠万物的空气和阳光,都没有自由领受的可能了。上海是富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申报》,1932―1―11,本埠增刊)这些作品的特征有:一是用白话文,与《申报》新闻版的报章文体截然不同;二是叙事明显受左翼文学话语影响――无论是对上海的描述、对社会现状的分析,都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话语。而在这些“亭子间文学”中,石库 门的形象则成为中下层市民生活的象征,区别于“汽车洋房”阶层。 这种左翼文学话语,不仅在《申报》的文学N:Ftl上非常明显,而且在30年代开始流行的另一种大众传媒――电影中也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我国早期著名电影《十字街头》中,对石库门的空间表现与“十里洋场”的都市公共空间形成了二元对比。影片开头是对南京路高层建筑――上海繁华外表的一个扫描。仰角镜头缓慢地扫过一幢又一幢高大的建筑,停留在十字街头上,然后电车开过,镜头随着电车进入了下层居民的生活空间――石库门罩弄。“十字街头”在这里是一种隐喻,既是指剧中主角处在人生的十字街头,也是指故事两个空间转换的地点。在男主人公所居住的陋室中则有两个抢眼的视觉符号――鲁迅肖像和米老鼠玩具。影片末尾,男女主角双双失业,连石库门这一可怜的栖 身之地也被剥夺。即便如此,整个影片的基调仍然是光明的、理想主义的。所以 影片的最后结局是二人在码头相遇,他们要抛弃石库门中的狭小生活,抛弃上海 这“万恶”的都市,到革命区去。 另一部名片《乌鸦与麻雀》诞生较晚,但叙事中的左翼话语是一脉相承的。 故事发生在上海某弄堂的一栋石库门房子罩,伪国防部长侯义伯霸占了孔有文的 房子,孔有文则被赶到狭窄的后客堂。在这栋石库门早包括了以侯义伯为代表的“乌鸦”和以小市民――小商贩肖老板、报馆老校x,t孑L有文、教书先生华洁之为代表的“麻雀”们。解放前夕,侯义伯要赶走所有房客,把房子顶出去捞几个钱。 三家住户慑于侯义伯的淫威,各自为谋,不敢反抗。孔有文想在报馆罩弄个铺位, 但未能如愿,他住的后客堂也遭侯义伯买通的流氓砸毁;华先生欲搬到学校去住, 校长企图利用房子收买他,让他监视罢课学生,被他拒绝,结果被指控“鼓动学 潮”逮捕入狱;萧老板夫妇把仅有的一点黄金首饰和贵重药品押给侯义伯,借钱 去做黄金生意,想赚到钱把房子项下来,结果生意没做成,反被流氓打伤,而且 他们的抵押品也被侯义伯借故侵吞。“麻雀”们辛苦啄食,最终还是被“乌鸦” 逼到悬崖边缘。正在一切矛盾无可解决的一刹那,国民党政府垮台了,三户人家 欢聚一堂。发生在石库门中的微型阶级冲突被历史的转变所解决。在这里,个人 的命运是被融入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中的,这是一种左翼的、历史的叙事方 式。2、左翼话语的历史背景与渊源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起因要归于1927年前后国内外的大批文化人向上 海的汇聚。在北京,北洋军阎对文化人的迫害导致大批文化人士纷纷h居沪上。其次则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伴随着革命转入低潮,一批曾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第一线的文化工作者纷纷四散,有的来到沪上重理笔墨旧业。与此同时, 一些留学日本、苏联、美国的文化人士,出于上海开埠以来在国内所占据的独特 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归国后也寓居于此。于是上海再度成了混乱年代、恐 怖年代文人寻找栖身之地的避风港。而这些困于生计的文人,初涉上海滩,往往 都寄居于上海石库门房子中特有的亭子间1161。 亭子问是石库门房子灶披间上面的一问小屋,其上还有晒台。它原本是用来 堆杂物的,冬暖夏热、空间逼仄、嘈杂不堪,居住条件极差。但在房屋紧张、房租昂贵的上海,亭子间往往被房客再次租出获利。由于亭子间租金便宜,不仅吸引了一批下层居民,而且也吸引了这些初到上海、为生计所扰的文化人,形成上 海独有的“亭子间文学”。 这批文化人来到上海之后,上海文化界盛极一时。在1930年“左翼作家联 盟”成立后,更是展开了各种左翼文化活动,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去 照彻现存文学的一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深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也汇成整个三十年代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哲 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教育学的强大历史潮流。一群文化人在上海展开的文 化事业此时也达到巅峰。 在这种背景下,《申报》副刊与上海电影中对石库门的叙述深受左翼话语影 响也是可以理解的了。第四节小结从20世纪30年代大众传媒中石库门的形象可以看出,上海人当时已经有了 强烈的自我认同和城市意识。石库门这一空间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的社会贫富 分化、上海人对居住空间的焦灼感。大批左翼文人迁到上海的石库门中居住,又 促进了当时上海文坛左翼话语的盛行。从以上对《申报》广告、新闻与副刊中的 石库门形象之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上海人有了明显的阶级与贫富分化,但当时 上海人的自我认同还是主要定位在中下层市民身上的。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声音相当强势。 另外,石库门空间的贫富分化,乃至整个上海各居住区域的贫富分化,也深 刻影响了上海人的价值观念与自我认同。住在“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市民有 等级,市民的籍贯也有无形的等级。对于苏北人的特殊态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 子。按说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本来用不着歧视某种籍贯。这种盲目的歧视,实 在是那些尚未达到更高地位的上海人,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意和不成功,通过人为 设定一个虚拟优势位置来反衬自己的优越感,隐含着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另外,因为上海的经济地位和对全国各地的辐射影响,在某些上海人的潜意 识中,还把上海视为中国的“上只角”,瞧不起外地城市。这固然有点经济地位 上的理由,但把它延伸到观念上,则无论如何是一种夜郎自大症。1949年之后, 随着上海与各地人口自然置换的停滞,世代居住在市区的上海人,连同第三代的 苏北人后裔们,还把对外地人的歧视拓展到土著上海农民的身上,一概目之为“乡 下人”,呼之为“阿乡”。这也是值得上海人反思之处吧。 第三章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石库门空间的演变与异化第一节1949年《解放日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石库门产权的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带来了 极深刻的变化,上海的石库门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大潮之中。石库门的产权、 石库门居民的身份都起了深刻变化。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解放日报》创刊。作为中共中央华东 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当时《解放日报》上的公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17】。 6月1日,一则公告宣告了石库门产权转变的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治字第一号 查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等均为非法的反 动组织,自即日起一律着予解散,其机关应即封闭,所有公产、档案应予没收, 并着令各该组织之一切人员立即停止活动,改过自新。本会除对各该组织少数罪大恶板执迷不悟的份子采取坚决镇压方针外,对其普通党员团员与改过自新之人员一本宽大政策,从宽处理。倘有继续进行活动阴谋破坏者,一经查明定予惩办.仰各凛遵,切切此布。 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 (Ⅸ解放日报》,1 949-6―9,六版)解放前,据对市区土地不完全统计,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资本家占有的达 70%左右,其中自然包括大量建筑以出租的石库门里弄。解放后,经过对官僚资 本产业的接收,土地占有情况开始变化。将这些房地产收归国有,是新中国建立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之一。《解放日报》在1949年10月的一篇公告里写 道:“对战争罪犯,官僚资本及反革命首恶分子的房地产,如未经政府没收,其 代管人或经租人,也应即自动向财经委员会房地产管理处报告登记,听候接 管。……因为敌伪所拥有的资财,原都系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我们每个市民都 有责任保护这些物资,使其不受丝毫损失的全部运用到人民的建设事业中去。谁 不这样做,谁就违反了人民大众的利益。”(18] 收归国有的石库门房屋,仍然采取租赁方式租给市民,只是房产的主权发生 了变化。从下面这篇新闻可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 公共房屋承租限期本月底不再延期【本报讯]由于房产处经租的公共房屋申请承祖期限截止本月底止而决不再 延期,故近几天来,公共房屋的住户,为取得合法租赁权起见,连日赴房产处缴 清使用费,送交申请书的非常踊跃,据昨日统计已超过二千余份,经该处签订租 约的也有二百多人,其余现仍在审核中,该处深切希望各公共房屋住户,赶速在月底之前办毕此项申请签约手续,以免因过期而遭受“迁出公房”的损失。(Ⅸ解 放日报》,1949―1O-19,二版)但是,解放初期上海房地产交易并未立即消失,私人租赁关系仍是石库门住 宅中的主旋律。政府对私人租赁关系的监控和管理,则成为这一时期市委机关报 上有关民生的重要主题。虽然这些报道中几乎没有“石库门”一词出现,但从晒 台、灶间、三房客这些专有名词,可以推测出这些矛盾冲突大多数集中在石库门中。在1949年9月――10月的《解放日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下报道:9月16日二版《处理房屋租赁纠纷,法院说明五项原则昨实行集体调解当场成立十九件》 9月21日七版《出顶公共房法院判罚锾》 9月24日七版《过高房租及小费都不合理房东不应该恐吓逼迫房客》10月1日七版Ⅸ解放前房屋顶费以不追回为原则》10月1日七版“社会服务”《三房客二房东租赁权平等租金房捐分摊水电 等费分担》 10月21日八版“社会服务”“私有房屋问题解答之一房租的计算和交付》10月22日八版“社会服务”《私有房屋问题解答之二房屋租赁关系与顶费》10月23日七版《私有房屋问题解答之三押租欠租与房屋修理》 10月24日七版《私有房屋问题解答之四房屋转让与收回自用》 10月25日七版((私有房屋问题解答之五有关房屋的其他问题》1949年9月,《解放日报》公布的法院处理房屋租赁纠纷的五项原则是:(一) 房租问题:因为房屋租金问题很复杂,人民政府尚未规定其具体标准,据调查一 般群众互相协议订立的房租契约,一般是以民国廿六年度房租为基数,每元按 0.6折实单位计算,但也有提高至1.2折实单位或减低至0.3折实单位者。我们现 在除参考上述情形外,并得依房租基数之高低,房屋及其设备之新旧好坏,所在 之地区与交通,房屋之用途,承租人之经济条件及过去是否收过顶费等具体情况 进行协议调解工作。(二)房东问题:过去二房东,除个别少数好的外,大多数 存在着严重的剥削行为,人民政府认为三房客可直接和大房东订房租契约,二房 东不得干涉,倘有困难,三房客愿与二房东订约者听之,但二房东不得有过份的 剥削。(三)房屋迁让问题:原则上不迁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房东得收回 房屋:出租人必须收回自己住用,经确实证明者;房屋破损必须改建并已领到执 照者;承租人以房屋供有违法令之使用者。但收回自用之房屋如过三月空闲不用, 或于一年内继续出租者,原承租人有优先承租权,并得请求赔偿损失。房屋破损 收回改建后,如仍行出租者,原承租人亦有优先承租权。(四)欠租问题:原则 上依新定契约的标准价归还。欠租期间过长,承租人偿还有困难者,可酌情减免。 (五)顶费问题:解放以前的顶费,除个别特殊情形外, 一般的不追究。解放后若仍有顶费、小费、过户费等情形发生者,将予处办。【19l 从以上报道中,可以看到人民政府当时调整私人租赁关系的主要原则: 其一,承认私人对房屋的所有权。法院认定“房屋是一种商品,房主曾付过 资本”【20】,因此可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收取房租。 其二,保护房客的租赁权利。 其三,严厉打击二房东、收取顶费等“剥削行为”。但也尊重现实,并不彻 底取消二房东制度。 对二房东剥削行为的严厉打击,是人民政府保护普通市民利益的重要举措。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随后的“接收”被百姓称为“劫收”,房地产业 也在劫难逃,在不断加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走向灭亡。物价飞涨之下,大家都忙 着换黄金、银元,房屋建设陷于停顿,租赁市场濒临崩溃:和1933年相比,地 价涨了一千倍,而米价涨了五千倍,房租则是战前的七千倍。真正的房东收不到 钱,收到了也是一堆废纸;在失去强制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二房东喧宾夺主,随 行就市大发其财,一幢楼塞进“七十二家房客”,都是二房东的“功劳”。二房东 的剥削行为使得民怨沸腾。 1949年10月,一位名叫史崇威的房客在给《解放同报》的信中满怀辛酸地写道:“我是于抗日战事起即开始居住本市马当路某里弄中,所居者为前后统楼 二间,至今已有十年多,该二房东系另居他处,视本屋为营利工具,晒台上、灶 问内及楼梯上面的屑小空地皆搭建房间出租,小小一幢单开间房屋,共居住三四 十人之多。平日受尽彼剥削欺诈,可谓极矣:过去他收三房客租金之总数,较大 房东收二房东的数目高出三四倍,更在反动时期常利用流氓、地痞之流,常来恐吓威逼搬场,以冀另顶别人。可是现在上海业已解放三月余,他的思想至今未改变,仍本过去手段来剥削我们,最近他付于大房东之租金为近二十折实单位,可 是他要收我们的总数为此数的三倍,计净赚六十折实单位,先生!你看合法吗?……”【21】另一名读者则写道:“我是住在邑庙区计家弄荣华坊内的三房客,在解放以 前,曾遭受到二房东剥削和欺凌,他白住房屋,还要赚一二倍的房租。电灯、自 来水都白用,最使人可恨的是二房东太太;动辄出口骂人,动手打人,盛气凌人, 使每一房客不时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威胁和磨折,但是房客们都敢怒不敢言,因为他和恶势力有勾结的。”【22】 对于这些不平等现象,新成立的人民法院明确认定:“二房东与三房客的租赁权完全平等,租金要平均分摊,水电等费也须合理分担。”但是也并不彻底打 倒二房东,同时认为:“如二房东对于分租房屋需支出内部设备费及有经营房屋、 门户、水电等事项者,可酌收最高不得超过原租金百分之二十的酬劳费。”『231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解放日报》在这一时期关于石库门的报道主要集中 于对租赁关系的调整和管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确立公平、公『F原则, 站在维护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清除旧时代的不合理现象,以体现政府的合法性。 同时尊重了旧时代法律的一定传承,并未对社会立刻进行激进的改革。这些举措 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上述第二例中的房客就满怀感激地写道:“解放后,二房东仍旧使用他一贯伎俩,我再也忍不住,我知道现在不允许再有这种不合理的情 形存在,我鼓足了勇气,向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一一邑庙区接管委员 会第二办事处要求处理这件事,该办事处接受了这件事,并于翌日给我们作了合 理调解,一一不允许二房东有过份剥削,就是住房子和用水电都要和房客一样的 付钱,不允许对房客有欺凌的行为。人民政府真是我们人民的政府,他帮助我们 解决了问题。”政府对私人租赁关系持承认与保护态度,与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 息息相关。在1949年10月全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所通过的《共同纲 领》第四章“经济政策”中,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成份由五种成份 组成,即:(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 (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此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仍然是合法的。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据1950年底统计,上海市公用土地占12.4%, 私人占74%,外国人占13.6%。其后,通过国家征用,对战犯、汉奸、反革命首 恶分子产业的清理接收,公有土地比例继续增加。另外,房地产商业务少、税费 高,纷纷“资不抵债”,很多物业通过军事管制、征用、接管、代管、受让等形 式被交给了有关部门。 1952年4月,上海市人民法院裁定扣押犹太人大房产商哈同遗孀16处房地 产:第二年,在征用的哈同花园土地上修建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 1954年由24家外商经租的15244幢房屋全部由市房地产公司经租部接办。 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市进行了对房地产业和出租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 市区公有土地从12.4%上升到44.4%,此后国家相继出台了限制私地买卖、出 租:私有房屋买卖,基地不准作价,由国家收回;1963年起公家单位租用私地 改为征用……诸多措施收紧了房地产买和卖的口子,上海房地产业“随风而逝”。 【24] 以下几节,本文将从1956年《新民晚报》中的“里弄整风”系列报道入手, 对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以后,石库门产权、空间的流变,以及居 民身份与自我认同的变迁加以分析。第二节20世纪50年代《新民晚报》对“里弄居民”的建构20世纪50年代的《新民晚报》E,“石库门”一词仍不常见。但是“里弄” 是极为普遍的用法。 1958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在全市发起“里弄整风”运动,“一方而是放手 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彻底揭发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方面的三个 主义,狠狠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改进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鸣放和 争辩,在居民中进行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25】《新 民晚报》配合展丌系列报道,历时整整4个月,发表社论、消息、通讯、小评论、 散文、图片报道等各类作品275篇,形式多样,规模浩大。1、《新民晚报》对“里弄居民”的身份界定新民晚报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作“里弄整风”的报道,与其定位是分不开的。在1959年6月9臼夏衍《在新民报的讲话》中讲到:“报纸必需要分工,要 选定一定的对象,如《新闻日报》是以工商业为对象;《大公报》是以民族资产 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为对象;《文汇报》是以青年群为学习性的报纸;《解放日报》 是以工农大众、政府机关的和一般的工作干部为对象;《大报》、《亦报》是以落后的群众为对象的。”“新民报如能深入里弄,销五万十万份,提高他们文化水平、政治思想,放 弃少数的进步知识分子读者,勇敢地去做,能完成这一任务,其劝甚伟。这样做, 在政治意义上也是很好的。” “上海各日报,都有不同的对象,新民报的对象,我认为除去你们革新内容 计划上所选定以中小工商业者,广大的店员、里弄居民为对象外,还要加上家庭 妇女。……看报都是有阶级性的,编辑、采访、写作都要看清楚,是给中小商人、 广大的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看的。” “上海的广大的落后的无人照顾的群众,由新民报担当承受起来,配合政府 的任务,来作宣传教育的工作,来为他们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 经过一个长时期后,读者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报纸的内容也跟着读者的需要 逐步改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新民报的大贡献。”f261 根掘以上论述,可以简单地为新民报的主要读者对象――里弄居民作一个界定:居住在上海早弄中,除了大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学生、 工农大众、干部等等以外的那部分居民。他们可能是小工商业者、家庭妇女、老 人、儿童、无、Ik者,也可能与其他部分的市民有交集,但总的来说被定义为知识 文化水平落后、觉悟低、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居于中下层的人们。这种划分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建构论者提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概念,就Hall在『WhoNeedsIdentity?J一文中的看法,他指出认同绝非本质主义所说的认同,而是一个片段和变动的过程,是使用历史、语言以及文化资源而改变 (Becoming),而非是(Being)某种特定主体的过程。认同是一个交会点,它连 结了制造主体的过程以及告诉我们在社会上应采取何种主体性的言说和活动,建 构了我们在社会上的主体性,而这种建构是根据我们和他人有所区分的感觉以及 某种缺乏(Lack)的感觉而建立的过程127】。在这里,认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 方面社会主体被召唤,另一方面主体也会采取某种特殊的社会定位。大众传媒便 是这种建构进行的主要场域之一。 从相关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报纸将这部分“里弄居民”的数量定位在 130万人[281。而报纸的任务,就是配合政府的任务,对这部分“上海的广大的 落后的无人照顾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 从具体的方法上说,则是在宣传上要突出本地特色。如当时的新民报总编辑 赵超构所言:“新民报的读者有90%是本市居民,因此就要着重本地风光,通过 本市的许多生动的事实来进行宣传。”【29】2、“六好”――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里弄居民形象里再整风运动的目的,一方面是改进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工作,改进政府与群 众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在居民中进行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 育。但是事实上有关后者的报道数量要大大超过前者。可以说,里弄整风的主要 目的是对“罩弄居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里弄整风”系列报道中,有一个典型的里弄旧式家庭妇女“老虎娘”的 画像:“自私心很厉害的老虎娘占不到便宜要闹,吃点小亏要骂山门。她专买些 后门货,还喜欢赌博叉麻将,她的生活不但庸俗,而且圈子十分狭小,烦恼却不少,恼了自己,也恼了别人。”【301旧式里弄的典型生活则是:“蕃衍里十八号里共住着八户人家,男女老幼卅 余口。过去他们长期不相往来。张家水烧开了,李家不问;王家饭烧焦了,赵家 当作没闻到。更突出的是亭子间的李明珠和楼下灶披问的陈福根,为了公用电灯 一件小事,闹得四年来相互不曾开过一次口;楼下厢房问的周秀绵和王玉文,为 了孩子吵架,搞得相互见面都是噘起嘴。”【31】 针对以上改造对象,《新民晚报》对理想的里弄居民界定的标准是“六好”: “第一好:爱国、爱党政治思想好:第二好:劳动、T作、学习好;第三好:勤 俭持家、清沽卫生好;第四好:扶养老人、教育子女好;第五好:团结友爱、互 助合作好;第六好:社会主义道德风气好。”『32]L里想的罩弄生活是:“环境优 美整洁,全家老小,勤勤俭俭,T.干净净,邻里家人,和睦团结,老人得到尊敬, 孩子有良好教养,事事以‘六好’为标准,家庭中充满幸福愉快的气氛。”【33】 仅以1958年5月8日四版为例,就有《尊婆爱媳一好百好》、《好邻居》、 《汤大姐关心人》、《老妈妈也要赶“六好”》等四篇以“六好”为主题的报道。 改造落后的里弄居民,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J下如一篇评论 中所说:“百多万的里弄居民,说它的广度,有如海洋;说它的深度,有如地心: 说它的微密度,有如人体的细胞。而我们里弄整风所做的,就是要在这个汪洋大 海上掀起波涛;向地心早钻探宝藏;就每一个细胞上注射社会主义精神以促进整 体的事业。”f341改造的方式则是进行思想教育――“就在于在家庭生活巾,是不是也能像在生产和工作中一样,让政治高高地挂帅,社会主义思想高高地挂帅?”f351具体 的手段是开会、学习、贴大字报等等。改造的速度则是“跃进”,1958年5月12 日四版的《亭子间变迁记》,就讲述了在里弄整风的感召下,一个住在亭子问的 家庭妇女是如何从懒惰好赌变得勤劳节俭持家。类似的“转变”报道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新民晚报》上将旧里弄居民特点定义为“自私、庸俗、爱占小 便宜,爱骂爱闹,生活圈子小”等等,旧里弄关系是“邻里老死不相往来,为了 小事不断起争执”。由于里弄中居民经济层次相对较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对 居住空间的争夺也导致了邻里磨擦不断。应该说这反映了一定的真实状况。对里 弄居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望也是良好的,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可是, 在40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新民晚报》对里弄居民和里弄关系几乎有着同样 的描述。可见,如果里弄居民的居住空间和经济文化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根本改善, 对居民自身进行思想教育能否取得根本效果,是值得怀疑的。第三节石库门中的国家主题在数百篇里弄整风报道中,涉及的主题非常繁杂,包括里弄清洁、安全保卫、 户口管理、节约粮食、支持农业、消灭麻雀、消灭赌博、防火、改善邻里关系、 购买公债、消除文盲现象、儿童教育等等。其中混合着多种政治、经济因素。比 如说大跃进时期“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口号,体现在房屋上,便有挤压绿化 用地、建立工人新村、缩减各单位用房等等新闻报道,而这些都用里弄整风的形 式体现出来。可以说,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在“里弄”这一社会最基层 的细胞中折射出来。而这种体现方式又是非常具有里弄特色的。 仅以1958年5月12日一版的“凤阳路上好风光同寿里等七条里弄整风运 动气象万千”专版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下列主题:《高挂政治帅旗支持亲人搞生产》:思想改造;Ⅸ建设社会主义送子弟上山下乡》:支持农村生产;《只要勤俭持家家庭自然愉快》:勤俭持家勤俭建国;《过同寿里记所闻见》:诗歌,表现里弄新气象;《小镜头》:摄影,表现爱护花草、聿F里和睦; 《婆媳间上下和睦灶间里邻居相助》:家庭和睦,邻里关系好;Ⅸ孩子们的转变》:儿童教育;《爱花老人》:摄影报道,改造里弄环境;《团结好办事》:改造人际关系;《人新?风气新》:小评论;Ⅸ好榜样》:评论;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本文仅挑选“卫生”以及“节约粮食”这两个里弄整风 的重要主题简单论述。 1、卫生 在里弄整风报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动员群众进行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活动 的。建国前的里弄,被描述为肮脏、黑暗、卖淫吸毒者与黑势力的聚居地,罪恶 的渊薮。例如,建国前的得善里弄堂,外观是“弄内是乌黑一片,只有弄堂口的 一副馄饨担上,燃着一点惨淡的灯光”,弄堂里的房子是“每一级的梯板上都积着几分厚的灰土”。弄堂里的人也是肮脏堕落没有出路的:“馄饨担的边上,围着 几个食客,他们都污秽极了,头发既长且乱,眼睑早藏着眼屎,鼻子下挂着鼻涕,衣服又破又薄,天气是那么冷,他们都把头窝在肩膀下面,还不住的发抖。进了 弄堂,黑暗中只听得咝咝地一片号寒的声音。走了几步,偶然把电筒一照,看见 一个人僵卧在墙脚下,是倒毙的。” 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里弄则被描述为“水晶一样,一尘不染的地方”『36]。 几乎同期进行的宗旨为“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37】 的爱国卫生运动理所当然地在里弄整风里反映了出来。正如1958年4月1同一 版《锦绣里的战斗》所描述:“除七害突击月开始了!普陀区锦绣里三千七百多 居民组成的除七害大军,今天一早,冒着霏霏的春雨,向苍蝇蚊子臭虫等展开了 歼灭战。” 为何“卫生”会与“爱国”相联系?为何国家要以动员群众的方式普及公共 卫生观念? 米歇尔?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论述了医学知识和权力体制的关 系,他认为公共卫生运动的特点,便是把疾病的起源置放在居住环境(habitation), 而家庭作为居住地的社会单位,当然不再像以前一样具有疾病治疗的功能,相反 是疾病的温床,而治疗疾病的社会空间则必须是医院。公共卫生运动,并不是一 个自然的科学发展结果,而是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是让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控制 劳动阶级的体制得以确寺-1381。现代的工qk社会体制,是一个要求将社会所有资源,包括人――劳动力都能有效规划起来的一个系统。它需要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卫生就变得很重要。它不再是个人的习惯问题,而被上升到文明社会的象征 这一高度。 在我国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卫生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 风气,它与中国近现代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息息相关。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自 然经济缓慢的生产节奏、分散的生产方式形成松懈散漫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缺少 公共生活的陶冶和公共道德的规范。而适应社会主义下业化的需求,在全社会倡 导良好的卫生习惯与整齐有序的生活方式,也并非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次创意, 五四新文化的创导者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就曾把清洁卫生,建设 文明生活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1391。一项无关意识形态的生活习惯,不仅与强身 保种相联系,还成为中国思想启蒙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社会风俗变革的一大特色, 也是爱国卫生运动的起源。 正如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所苦:“环境卫生, 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并提出“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 耻辱”的口号,强调“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 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在上海,里弄整风运动的主旨 不仅是改善市民的生活状况,也是强化维护公共卫生、住房、居住环境、秩序这一民族国家的责任,确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2、节约粮食 在“里弄整风”系列报道中,“节约粮食”是无法忽视的一个主题。 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号召里再居民节约粮食,方法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号召居民不要囤积粮食――实际上,居民家中那些粮食的数量根本谈不上“囤积”(《每月吃饱何劳“积谷”--4'贩上缴余粮十九斤》『40]);号召居民不要养鸡,因为养鸡太浪费粮食(《“杀鸡会”人人满意》、《老人送鸡》【41】): 开展“除四害”,全民动员消灭麻雀――其实是把粮食短缺的原因归咎于麻雀; 在各里弄中展丌辩论,教育居民粮食是够吃的(《粮食辩论喜丰收》)『42]:以及 在报纸上连续进行评论,教育居民要以主人翁的态度,继续模范地遵守国家粮食 供应制度,对家庭用粮要合理安排,精打细算,节约粮食,特别要克服浪费粮食 现象,等等。 当时的粮食究竟够不够吃呢?有一段新闻是这样写的:“本市的里弄整风运动,绝大部分区已转入大争大 辩阶段。徐汇、卢湾、闸北、邑庙等区已开始出现群众性的争辩高潮。卢湾区共 有十四个地区办事处,现已有八个地区结束了粮食计划供应问题的争辩。徐汇区 已有八十九个居委会展开了争辩。共开了六百三十四个小组会,其中争辫粮食供 应问题的五百二十一个,劳动就业问题的六十九个,人口问题的三十一个,家务劳动问题的七个。”i431从粮食供应问题所占讨论组的比例可以看出,这应该是 当时里弄整风中的老大难问题。另一篇新闻里写道:“居民马桂芬过去认为粮食不够吃,通过辩论,她说: ‘所以不够吃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粮食安排不妥当。’居民王国云说:‘这次辩论, 使我更明确了节约粮食对支援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对于粮食问题,蓬莱区大 吉路第一居委会三百多居民也进行了三天的辩论,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不但搞 清了粮食够吃不够吃的问题,许多居民还都把自己平日节约下来的粮食,退回给 粮食店,让给个别的缺粮户。”【44】很容易看出,其实当时供应居民的粮食是不够吃的。国家不惜采取措施严格 限制居民粮食供应,跟当时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如一篇报纸评论所说:“从投资看,今年上海基本建设的投资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一半。……今天的上海之所以为上海,早已不是以南京路的热闹为特征,而是 以一年之内修建六百九十八个工厂这么一件事来代表了。做一个上海人,这就意 味着我们要努力满足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在今年拿出一万台拖拉机,二万五千台水泵……”『451 人类历史上对民族国家的锻造都必须从工业革命开始,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 现代化,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走工业化的道路已经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无法选择的天命,它是现代化开始的标志。自从中国被西方的洋枪重舰打破国门之后,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国人百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供应生产资料与国防设备的重工业。在长年战乱、百废俱兴的建国初年,国家的积累极其薄弱,为了实现社会主 义工业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农业以及普通城市居民的剥夺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抹杀、削弱个人的存在,以换取国家整体的强盛,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果,不可简单地加以否认。但这种做法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后果,直到今 天我们还没有探讨完。第四节石库门空间的固定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异化 在1958年的《新民晚报》上有这样两篇报道:《逗留客地非生计安心回家搞生产》 西郊区北新泾镇蒲松南路二五弄十九号方桂珍的堂弟方应富和一一二弄十 九号全洪的弟弟全明,两人都是临时户口。全明本在泰州种田,四个月前到上海, 准备跟哥哥学皮匠。因为他没有粮票,每天不得不到附近点心店去排队买熟食品。 方应富家在盐城,也是种田的,春节的时候来上海,跟着姊姊摆摊做买卖,可是, 做买卖也不一定能赚钱,生活也不安定。这次里弄整风中,他们认识到农村的人 不应耽在上海,因此都已决定:4月初回苏北老家去。(Ⅸ新民晚报》,1958-4-1,四版) 《欢送儿孙还乡》鲁班路三八三弄104号郑开责老夫妻的女儿、儿媳、外孙等四人都是外来人 口,经过里弄整风,他们觉悟到青年人不回去种地的话,粮食从什么地方来,在 上海又吃什么?因此积极动员女儿等还乡。4月2日那天,两老欢欢喜喜地把女 儿、女婿送回乡下去了。(《新民晚报》,1958-5-2,四版)建国前,农民流动进上海是非常自然的事,农闲的时候到上海来做点小生意、 打打工赚点钱,在亲戚家住下,或者是租住便宜的亭子间。过得顺利的话就在上 海定居,或许还会陆续接引亲戚朋友来上海,不顺利就又回家去种地。上海本来 就是一个移民的城市,上海人本来大部分来源于苏北人、江浙移民。据1950年 对上海人口籍贯的调查,构成上海市民主体的是江浙两省人。其中江苏人48%,浙江人26%,上海本地籍15%,再次是广东人、安徽人、山东人,分别占2%左右【46】。一份上海户口对上海人来说也不是很重要。租住前客堂、后厢房、亭子间的房客,又有几个是上海户口呢?人们看重机会和挑战,谋生是调节都市人口的主要杠杆。在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来上海的移民多少有其性格上破旧求进的特点。在上海前所未见的商品社会,移民们逐渐改变着各自在农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特性和心态,卷入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渐渐铸成了见多识广,灵活投机, 精明求利的特点。大致在三十年代,一个不仅在地域意义上,并且兼具经济和文化上特点的城市人群体――上海人便逐步形成了。可是从建国后建立严厉的户籍制度以来,上海人的身份固定了。许多人家的 一家几口人,只因为住址不同,就突然有了城里人、乡下人与临时户口、正式户 口之分。建国Ij{『上海人口入大于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外省市移民。建国后 上海人口出大于入,从1949―1983年,上海市区净迁出人口总数达253万。输出 支援全国建设,工业技术人才、商业服务人员、文教卫生、专业学者等。人口增 长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增长率。上海人口一直在不断膨胀,但“入超”和“出超” 则反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城市机制。 人不再可以自由迁入迁出,对户口也就有了特殊感情。因为上海生活是相对 富裕闲适的。户口成了能否过都市生活和取得上海人身份的第一需要。所以建国 后四十年中,上海人的界定被修正为只是在户口簿上登记为出生在上海的常住户 口居民。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上海人”淡化了,而纯粹地域意义上的上海人渐渐成了上海人主体。石库门住宅诞生之时,是移民的栖身之地,自此它开始变成上海人身上固定 的空间。而建国后的数十年中,上海人居住空间的增长速度远远及不上人口的增 长速度。1949年以后,石库门的所有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洋行、大公司的房 产都公私合营归了政府属下的房产局和房屋机构管理,由他们以低租金租给无房 户居住,由于产权归公,人口不断增长、租金过低但又要维持一定租金总量等原 因,原来独门独户的里弄住宅中普遍住进了多户人家;另外,原先的一些中、小 私人产权的石库门住户,在1949年前后的动荡时局中,收入水平难以稳定,经 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迫使他们将独户居住的里弄租给外人,形成多户合用 一个里弄单元的状况,这使里弄住宅很快就处于超负荷的使用状态1471。 1958年的新民晚报上曾登出一首题为《本市居住问题远景》的诗歌:棚户改建楼房,阁楼搬进客堂,百年破烂房屋,十年翻建一光,加强修理养护,提高服务质量,屋无危险漏雨,人无三代同房,幢幢抽水马桶,家家煤气厨房,里弄处处整洁,阴沟条条畅通,宅前宅后绿化,室内室外飘香,贯彻多快好 省,提昌革新独创,密切联系群众,生产大放光芒,政治思想挂帅,全面实现理想。”【48】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五十年代上海人的居住理想,和八十年代末期并无不同, 三十年来,普通上海居民的居住空间并未得到多大改善。上海人居住条件之差, 人均面积之少,过去和现在都是出了名的。几代同室,矮小的房间里还搭着阁楼; 新婚夫妇与年迈父母对床而卧,中间只隔一道布幔……这无奈与尴尬,曾是无数 上海家庭心中的痛。这既有旧时代遗留的问题,也有建国后决策失误。1950.1976 年的27年间,全市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不到10亿元,建房面积1500万平方米。 解放初3.9平方米,1978年人均4.5平方米。1993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6.4平 方米,但人均2.5平方米以下的家庭还有4.2万户f49]。建国后上海住宅投资之 少,很大原因是上海的大部分工农业积累被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体系建设。 国家的工业化需求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生活空间,影响了上海人的个性特征。也导 致了1989年以后上海市轰轰烈烈的住房制度改革。 第四章当前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上海人自我认同的分裂――2002年1月至2003年7月《新民晚报》分析1989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的设想,1992年上海市启动土地批租, 旧城改造中大批里弄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写字楼和高档住宅。至1999 年底,上海市中心城区高层建筑总数达3185幢,总建筑面积5455万平方米,上 海已成为世界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城市150]。 本雅明说过,凡是变成影像的,总是一些即将消失的东西。萨是在石库门即 将成为往事的年代,石库门被作为上海历史文化的象征,上海人对石库门的重视 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新民晚报》由上海市委主管,历史悠久,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也是 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在市民中具有很大影响。本研究选取了该报2002 年1月到2003年7月这一年半时问内的132篇以石库门为主题或背景的文章进 行分析。从体裁上讲,共有新闻作品73条(其中消息、简讯19条,图片新闻 21条,通讯、特写33篇),专副刊散文评论56篇,长篇连载小说1部,广告2条。第一节正在消失的石库门与石库门中作为弱势群体的上海人1、广告分析;退出商品交换领域的石库门与19世纪70年代石库门广告在报纸上渐渐登场,以及20世纪30年代石库 门广告在报纸上的盛极一时不同,在《新民晚报》一年半的报纸.k只找到两条与 石库门有关的广告。而且并不是石库门自身的广告:商行招商信息 上房绿建紧跟北外滩开发,抢滩东大名路817号高阳商务大楼,开发以“怀 旧、民居”为主题,集观光旅游、休闲购物,具“石库门风情”的民俗礼品坊。 (Ⅸ新民晚报》,2003―3―31,2 7版) 鸿鸿里商行招商上房绿建公司投资开发沪上怀旧购物新景点,老上海复古石库门经典内装饰,与将引进的“有轨电车”构成北外滩一道既怀旧又新潮的亮丽风景线。(Ⅸ新 民晚报》,2003-4-14,27版)没有什么比广告更能说明问题。当“石库门”广告变成了“石库门风情”广 告,当为出租而建的石库门住宅退出商品交换领域,它实际上已经就已退出了主 流社会的视野,其中的居民也逐渐沦为社会边缘人群。 2、图片新闻分析:对基层社会细胞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新民晚报》上大量以石库门为主题的图片新闻。从2002年 1月至2003年7月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这类图片报道就有21条之多,例如《石 库门里迎新春》、《老年舞龙队大显身手》、《老城厢与白鹭鸟结缘》等等。这些报道多发表于新闻版,内容则主要是“四季歌”式的――春节时就是写春联、舞龙、慰问孤寡老人,元宵节就是赏灯游园,“八一”就是武警官兵与残疾人联欢,还 有社区文化活动、居委会党支书勤政爱民等等。 图片新闻本来应该是捕捉动态新闻事件中一瞬即逝的画面,将历史用图像凝 固下来的一种独到新闻报道形式,可是这些以石库门为主题或背景的图片新闻严 格来说几乎没有新闻价值,而是作为一种版面上无关紧要的视觉点缀而存在。它 们通常也没有什么时效性,编辑可以一压上星期,再在版面有空时安上去。以《新 民晚报》2002年9月16日二版的图片新闻《空调穿衣》为例,很平常的事情, 只因为套上了“石库门”的光环,就可以登上报纸。因为“石库门”本身就已经 成为构成新闻价值的元素。 这种石库门图片新闻为什么能大量存在?一篇新闻中通过居委会干部之口 如此描述:“我们老城厢马路小、弄堂多、房子旧、生活条件比较差,孤寡老人 又特别多,特别需要温暖。”这是典型的石库门叙事。石库门是贫困人群、下岗 工人、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的聚居地,代表着上海最底层的社会,同时也是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居委会的运作区域。因此,媒体需要通过对石库门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运作的报道,来展示社会的稳定运行。3、拆迁相关报道分析:被遮蔽的是什么?1989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的设想,计划在90年代建成4000万 平方米住房,逐步改善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随后确定拆除365万平方米危棚简 屋,再增建1500万平方米住房。1992年,上海提出利用土地资源,将IEl区改造 与商业设施改造、涉外房地产开发结合起来的方案,吸引和筹集国内外资金。土 地批租,这一被比喻为“用上代人的钱”的方案,推动了上海房地产市场。上海 实施的旧区改造,仅2001年就拆迁644.5万平方米旧区房屋,9.9万户居民接受 动迁151]。 配合着这一宏大的城市住房改造工程,拆迁与改造成为了石库门相关新闻最 集中的主题。在《新民晚报》大量的新闻报道中,石库门住宅破旧、落后,是现 代性的对立面,是被改造的对象。看看以下这些新闻标题便可了然:《顺昌路一 处民宅居民诉苦衷群猫大闹石库门》、《昔日杂乱无序路不平如今巷净藤绿添浮雕――老弄堂真正成了“小花园”》、《“同乐坊”居民同乐“总表分装”得实惠》、 《花好月圆回“娘家”――记“久兴里”动迁居民中秋聚会》、《今有广厦千万问申城百姓话人居变化》,等等。 《新民晚报》的报道中,石库门居民是如何看待拆迁的呢?略举一例: 老上海夸新上海改革开放前的淮海中路东段全是些老式民居,店面也都是些小杂铺,如今是 高档商务楼一幢又一幢,诸如新时代、上海、金钟、香港、力宝等现代广场一个 又一个。每每与老伴走过,我都要赞叹不已。而我的许多为市政建设先期动迁出 去的老邻居再回到这块老土地“走一走、看一看”时,都说“老土地变化太大了, 阿拉都勿认得了”。 我家边上的太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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