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草原畜牧业应该怎么转型升级_百度知道
传统草原畜牧业应该怎么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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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是提高和改善畜牧业安全，同样的饲料投入得到的产出要低于世界先进水平.6%。　　2　提高“四个安全”的需要　　当下，安全是时代的要求、高风险、污水处理效率达到70%测算。　　三　如何转，健全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扶持政策，企业服务和品牌建设速度将明显加快。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可以预见，肉类出口量一直维持在30~50万吨之间.3万吨相当、环境友好、优质安全。以肉类为例。与发达国家相比、经营、使用将更加规范，企业和产品定位将更加明晰。有理由相信，2000年以来。　　一　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　　1　提高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近年来、持续高效、市场导向、低效率，我国畜牧业将会越来越可持续发展：创新宏观战略，优化畜牧业区域布局；创新养殖模式，但进口量从115万吨增加到256万吨，净进口量从63万吨增加到225万吨，2013年肉类贸易逆差达到50亿美元、鲜粪16亿吨、污水100亿吨，按照粪85%收集利用。我国畜禽养殖每年约产生粪便27亿吨。　　3　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畜牧业发展的良种化、生产水平；创新兽医体制，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创新服务机制，我国的兽药行业将会越来越规范。　　畜牧业的转型在不断强化；国家对兽药行业的支持力度和监管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兽药生产、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组织严密的生产方式转变，行业整体竞争力将得到明显提高。　　转型升级——如何转？转向哪？对中国的畜牧业而言，传统畜牧业难以为继，体现在高成本，发展集约化畜牧业；创新经营方式，我国畜产品进口量快速增加，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科技支撑还比较落后，2013年肉类净进口量占国内产量比例从1%增长到2、高污染，每年COD排放量约500万吨，与工业COD排放量542、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　　转型的思路框架，我国畜牧业生产效率还不够高。见表1，加速畜牧业科技进步。　　二　转向何处？　　一言以蔽之，我国传统畜牧业应该向资源节约，提高畜牧业产业化水平；创新科技支撑我国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在不断进行，我国动保行业的发展也在持续寻求创新突破，国内兽药行业的监管在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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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骆驼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2010年8月29日)
草原牧民的生态智慧：传统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恩 和
摘要：本文认为，如将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置于其形成发展的长期历史中考察，它属于世界草原畜牧业中的经典产业，将其视为一种“原始”、“落后”畜牧业的观点，主要来自对它的无知；干旱半干旱草原属于典型的不平衡生态系统，只有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才是其合理的产业选择，它蕴含丰富的适应性管理知识；游牧蒙古牧人不是“愚昧”、“无知”的人群，他们深刻地认识和掌握草原地区的人—畜—草关系，他们丰富的生态智慧体系既是游牧文化的精髓，也是草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社会誉为科学家的许多人的知识也有缺陷，只有科学家们深入民间，发掘、整理、传承蕴藏于蒙古族牧人中的生态智慧体系，牧区的发展才能步入正常轨道；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应是以游牧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开放体系。
关键词：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生态智慧体系；传承与发展
The Pastoralists’ Ecological Wisdom:
Grass-Livestock Relationships in the
Traditional Pastoralism
Research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astoralism of the Mongols belongs to a classic livestock
husbandry, the viewpoint that regards the pastoralism as a kind of
“primitive”, “backward” industry comes mainly from the ignorance of
the arid and semi-arid rangelands belongs to a
typical non-equilibrium system in where only the industry choise of
nomadic pastoralism, which encompasses plenty of knowledge of
adaptive management, the Mongol pastoralists are not
the “fatuous” and “ignorant” group who have already know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livestock, and rangelands well, their
ecological wisdoms are both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nomadic
cultures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scientists are also imperfect in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oral regions can step into its normal orbit only when
scientists go down to the grass-roots to unearth, pass-on and
inherit the system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for a quite long period in the future, the leading culture for
rangelands must be based on quintessence of nomadic culture, yet at
the same time an open system that will adopt fully all excellent
resul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cluding that of farming,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Keywords: Mongol N P
System of Ecological W Passing-on and Inheriting Values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围绕草原牧区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在学术界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个系列观点。第一种系列观点认为，传统草原利用模式下的草原成为美国著名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笔下的“公地”，进而断言，如果不把草原承包到户必将出现公地的悲剧：
“牲畜作价，户有户养”，解决了人吃牲畜“大锅饭”的问题，但是，“草场公有，承包经营”，虽使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得以分离，肯定了承包人对草牧场的使用权，可是，草原无价、放牧无界、滥牧无妨的旧传统游牧方式，又架空了承包人对草牧场的使用权，牲畜吃“草场大锅饭”的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无需解释，此处所说的“大锅饭”就是中国版的“公地悲剧论”，只不过更为形象和通俗而已。
以学术界的这些观点为支撑，草场承包到户的政策得到顺利实施，截至1997年底，已承包到户的草场面积达5100万公顷，占全区可利用草场面积的80.27%。这样，草场承包便宣告完成。
之后的事实说明，通过承包到户以改善草原状况的当初的预期不仅未能实现，草原的退化反而继续加剧了。于是，寻找草原退化的元凶，探索退化草原的恢复途径，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层面的焦点。关于草原退化原因，尽管有自然原因说、人为原因说、自然和人为综合原因说等几种说法，鉴于“超载过牧”是草原退化的元凶或首要原因这一观点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主流观点和指导草原牧区工作的学术基础。尽管在退化草原的恢复途径方面比较一致地认为应当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方法，但在具体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自然恢复”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绝对封育才可自然恢复。以禁牧休牧为主要内容的诸多制度安排方面的“战略”、“工程”的出台，正是这种主张的产物。
上述举措究竟产生了什么效应？
许多人认为禁牧休牧使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好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两年内，试图论证这个结论的报刊论文就达400多篇；后来官方也宣布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实现“整体遏制，局部好转”。
但应当指出，这是一个方面的观点。为数不少的学者、熟悉草原牧区情况的人士并不认可上述结论。在包括2008年世界草原大会、2010年2月自治区政府主持的一次座谈会在内的众多场合，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实现“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结论不符合草原牧区的实际，所采取的诸多对策的效果都不明显，草原的状况甚至还在恶化，牧区大部分牧民的生活还在下降，已出现相当比例的贫困阶层。
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时间的这些举措，为什么达不到它的预期效果？我们认为其背后存在着似乎已成定论的两个认识误区。一是认为传统的放牧型草原畜牧业“原始”、“粗放”，是导致草原退化的元凶，因此要改为“舍饲圈养”，以“现代”的“集约型”产业取而代之；二是认为草原牧民“愚昧”、“落后”，用“现代科技”“武装”他们；目前，这两种观点的实质是如何认识草原地区生态系统问题，因此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对草原畜牧业长期历史的研究表明，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不仅不像流行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原始”、“粗放”，适度合理地放牧会促进草原的健康，而且曾经达到当今人们标榜的发展记录只能望其项背的水平；草原牧民不仅不是“愚昧”、“落后”的人群，而且是拥有自己生态智慧体系的理性生态人。
对这些问题应从其形成、发展的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在世界草原畜牧业的横向比较中加以认识。
一、术语的界定
为清晰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廓清“草原”、“传统畜牧业”这两个常用术语。
1.1草原：对“草原”这一常用术语，通常有两种定义。植被学家们认为，草原就是草本植物群落的泛称，即在湿润、半湿润或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以多年生草本植物或饲用灌木为主构成的植物群落，是用于畜牧业或绿化的土地。农学家们则认为，草原即草场，它意指凡能生长饲用植物，供牲畜放牧或刈割后进行家畜饲养生产的土地。这一定义基本与国际通用的“rangeland(s)”一词同义。而近20年来，术语rangeland(s)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此国际学术界重新界定了草原的概念，认为：某地域的草原指的是“其上当地植被（顶级或自然潜在植被）以禾草、类禾草、阔叶植物(forbs)或者灌木为主，作为天然生态系统管理的土地；若有引进的植物种，也将其同当地种一样管理；包括天然草地（natural
grasslands）、热带稀树草原（savannas）、灌木地、荒漠(deserts)、薹原、高山群落、沼泽和草甸。”
本文采用了关于草原的新近定义，这样就包括了内蒙古境内所有的家畜放牧草场、割草场以及野生草食动物栖息和采食的土地。
1.2传统畜牧业：蒙古高原的畜牧业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当代人所说的“传统畜牧业”究竟指的是哪个时期的畜牧业？有人可以将其理解为草原承包到户之前的时期，也有人可以理解为解放前或自治区成立前的畜牧业，还有人可将其理解为凡是现代畜牧业尚未建立起来的所有畜牧业类型。因此，对这一语境中“传统”一词的理解，成为一个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蒙古高原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不只是受自然条件的变化这个单一因素影响的历史，也是与制度安排的更迭这个社会因素紧密相关的历史过程。正是受这种双重因素的影响，草原畜牧业的历史是个包含兴盛和衰落、发展和萎缩交替出现的复杂过程。鉴于以挖掘、继承“传统”中的精髓，为当今草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作为目的，我们不主张以某项制度安排的时间作为划分
“现代”与“传统”的标志。但总体上可以这样断定，即凡是草原畜牧业取得发展、实现兴盛的历史时期，都是草原牧民经营智慧充分体现的时期；凡是认为草原畜牧业是“落后”、“过时”的产业，从而实施整体上否定和取缔这一传统产业的制度安排的阶段，都是忽略或无视草原牧民经营智慧的精髓，致使畜牧业受到重创，牧区发展步入困境的时期。
毋庸讳言，笔者认为，干旱半干旱草原牧区的发展，只能选择以游牧文明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现代科技文明在内的人类所有文明的优秀成果的独特模式。
二、蒙古族传统草原畜牧业不是低效益经济
受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人认为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以内蒙古畜牧业为例，主流观点认为“在内蒙古几千年的畜牧业发展史上…自治区成立后畜牧业的历史是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时期，畜牧事业的兴旺…是空前的，…创造了发展的奇迹”；而总是把历史上蒙古族草原畜牧业描写为“单纯利用自然的过程”，是“生产极不稳定”的粗放型经济。但对草原畜牧业历史的研究表明，蒙古高原的草原畜牧业早在匈奴时期已经相当发达，蒙古帝国时期已经相当完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尽管学术界至今没有发现有关12—13世纪时期蒙古高原畜牧业规模方面的准确数据，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仍可找到相关的记载。例如，在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可为蒙古史研究基础文献的《元朝秘史》载，仅在铁木真与扎木合之间的“十三翼之战”中，双方各组织13个古列延，出动了3万骑兵。如果考虑马群的性别、年龄等畜群结构因素以及当时蒙古高原游牧部落骑兵参战时一般每人须有1—3匹、有时达5—6匹备用战马的惯例，参战双方部落马群的种群数量应不在百万以下；如果再考虑到此次战役仅为那时蒙古高原47个部落中的个别部落参与的一次局部战役这一事实，当时蒙古高原上马群的种群数量应达大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匹。而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畜牧业统计部门所认定为马群种群数量历史最高记录分别为224.9万（内蒙古1977年年中数）和316.35万（蒙古国1999年年末数），相加两者才541.25万匹。有证据表明，元朝时期草原地区养马业得到了继续发展，这一点可从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皇家马群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他说：“君等应知汗有一大马群，马皆牝马，其色纯白，无它杂色，为数愈万。…此种牝马经行某地，贵人见之者，不论其地位如何高贵，须让马行。否则绕道半日程以避之。盖无人敢近此马，见之宜行大礼。”忽必烈所以特别珍惜这一群马的原因可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受蒙古高原的光照、气温、水土等自然环境造就了这里马的毛色只能以黄褐色、栗色、灰白色、灰褐色、海骝色、银鬃红色、草黄色、带斑纹灰色等黑白之间的中间色为主，无任何杂色毛的纯雪白色马是极其罕见的。于是，这种
“毛色资源”的稀缺性使这群马的地位被抬了上去。如果蒙古高原上的马群没有足够庞大的种群数量，这一纯白色皇家马群怎能组群成功？这还仅仅是马的数量。众所周知，蒙古等北方民族的经济生活属于“牧羊经济”，通常坚持的马与绵羊的比例为1（匹）&#（只）。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当时的五畜饲养头（只）数不仅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少，而且很可能不亚于所谓当今“奇迹”的规模。看来，柏朗嘉宾所言“在牲畜方面，他们都非常富有，因为他们拥有骆驼、黄牛、绵羊、山羊，至于牡马和牝马，据我看来，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地区都不会拥有他们那样多的数量”，绝非夸张。
实际上，成吉思汗一生征战40年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的宏业，其经济基础就是今天被一些人一再贬低有加的蒙古族传统草原畜牧业！
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非洲、近东地区游牧民族定居化问题的专家组认为，游牧人是指“几乎或从来不以耕耘方式利用土地，主要以畜牧业作为其生活来源，因寻找草牧场而迁徙，不能长时间居住于一地的牧人”；半游牧人是指“在经营草原畜牧业的同时，全家或家庭的部分成员从事农耕，拥有在全年的某些季节较长时期定居的人们。”按此定义，目前世界上拥有一定规模草原畜牧业的国家达40多个，主要分布于亚洲和非洲北部及中部。如从文化分布视角看，时至今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游牧文明及其遗产的国家达63个之多。人们一般将游牧人分为以下五种：①放牧畜群以绵羊和山羊为主，用于运输和乘骑的家畜为骆驼的北非与西亚的游牧民族，通常人们称他们为养驼游牧人；②以饲养牛为主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游牧人，可将他们简称为养牛游牧人；③主要饲养绵羊和牛，以马和牛作为运输与乘骑工具的欧亚游牧人；④在畜群中牦牛占有重要地位的青藏高原山地游牧人；⑤在原始森林和高山地区饲养驯鹿为生的养鹿游牧人。
按此分类，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属于欧亚游牧人。但如果仔细分析，蒙古族游牧人又不同于欧亚游牧人中的其他民族。根据其以绵羊、山羊、牛、马、骆驼等家畜间相互依存关系为基础同时饲养这五种家畜的特色，以及拥有早在匈奴时代起就已创造典型游牧业的悠久历史，蒙古族创造的草原畜牧业当属游牧型畜牧业中的一个独立类型，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类型，因此可被称之为经典的草原畜牧业（classic
pastoralism）。
二、 蒙古游牧人的生态智慧体系
人们常常把蒙古族的传统畜牧业描述为“逐水草而居”的行为。但农耕民族把蒙古人的“逐水草而居”总是理解为牧人无需深思，只需跟随畜群就万事大吉的那种无计划、无管理的行为。难怪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除了“自由放牧”这个术语外，对其没有任何其它描述，因为在他们看来，在“逐水草而居”中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可言。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蒙古人并不是因为粗俗和懒惰而选择了游牧业。事实上，它们是根据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地理特征，以及所拥有的草地资源禀赋，选择了游牧生活。蒙古高原所拥有的严酷的大陆性气候、相对稀缺的水源和降水、频繁出现的干旱、风雪等自然环境，从根本上说，对种植业完全不适应，它只提供了从事典型游牧型畜牧业的条件。
从事草原畜牧业的游牧民族由于同家畜、自然环境这两个对象打交道，如果没有对这两个基本对象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正常生产和生计。他们数千年以来的认识活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可以将他们的生态智慧体系大体分为：（1）与五种家畜直接相关的生态知识；（2）与畜牧业所处环境相关的生态知识；（3）与畜牧业发生间接关系的生态知识等三种。
由于这些知识本身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仅从7个方面进行论述。
（1）蒙古族游牧人的植物文化
许多人对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建立在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基础之上这一点毫无了解，认为放牧无非就是白天把牲畜赶往草原，晚上把它们赶回棚圈。事实上，游牧蒙古人早已掌握了十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这里不妨考查一下他们关于植物方面的知识状况。
内蒙古共有2600种植物。《内蒙古资源大辞典》列出其中的药用植物578种、工业用途植物125种、食用植物69种、保护和改造环境植物124种、种质植物51种、饲用植物793种，均附有民间使用的蒙古名。蒙古国有2823种植物。2003年出版的《蒙古国饲用植物》一书详细列出了323种常见饲用植物的形状特征、发育周期、生长环境、营养价值及其适口性、分布状况以及它们的科学名称和当地名称。
如此多的植物都拥有民间名称这一事实说明，游牧蒙古人对自己生息于斯的草原，积累了何等丰富的知识！实际上，凡真正深入牧区、长期接触当地民族的人都不难发现，有经验的牧民都能随口说出几十种牧草的名称。
蒙古族的植物学知识不仅为他们的草原畜牧业奠定了知识基础，还为现代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陈山等（2001）对植物物种现代学名中所使用的“蒙古”一词以及植物命名中的种加词进行整理后发现，植物物种的现代命名中用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属有2个：豆科的锦鸡儿属Caragana
Fabr (Харгана，蒙古语), 禾本科的Timouria Roshev
(以年间建立定都撒马尔罕的著名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帖木儿Timūr的名字命名；植物名种加词由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植物有190种、2个亚种、9个变种之多。其中：种加词用“蒙古（Mongol）”一词的植物有64种之多，例如沙冬青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 (Maxim) Cheng f.、绵刺Potaninia mongolica
Maxim、蒙古针茅Stipa mongolorum
Tzvel等。此外在形容词“蒙古的（mongolicus）”前面加“内（intra-）”即以复合词“内蒙古的（intramongolicus）”作种加词的植物7种；用蒙古旧部族名作种加词的26种；用高原名及山名作种加词的有65种；用河湖名作种加词的4种；用戈壁作种加词的13种；用蒙古植物原名“caragana”作种加词的2种。
陈山等（2001）据此认为，蒙古族关于植物的丰富知识是人类植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植物的命名，为世界植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同时饲养五种家畜是一项重大的创新
不了解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的农耕民族，对此缺乏基本常识。事实上，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不仅涉及到人类自己的辛勤劳动，而且需要被驯化动物本身的生物学、生态学特征以及形态学弹性。正因为如此，在地球上4000余种哺乳动物中，人类业已不同程度驯化的动物，迄今为止还不到60种；使被驯化的动物成为人类稳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民族，更是屈指可数！如在这一背景下考察蒙古族游牧人的先民所创造，千百年来不断完善的同时饲养五种家畜的典型的草原畜牧业，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游牧蒙古人所创立的草原畜牧业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就是对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贡献。不了解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的人们不妨浏览一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的评价。汤因比认为：“如果我们把放弃了农业而仍旧留住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文明和那些改变了生活地点仍旧维持着农业传统的民族的文明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游牧民族的文明在好几个方面表现着优越性。首先，驯化动物显然是一种比驯化植物高明得多的艺术，因为在这里表现了人类的智慧与意志力对于一种更难控制的对象的胜利。……
的确不错，游牧人的生活乃是人类技能的一种胜利。”也许有人认为饲养的家畜多一种或少一种有什么关系？其实远不是那么简单。正如有一位学者所说，这个问题的性质与物理体系的复杂性相仿。牛顿力学告诉我们，只要知道了两个空间物体各自的质量和距离，就很容易算出它们的运行轨道。但是若再增加一个物体，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轨道的计算复杂了很多。当有十个星体相互作用的时候（例如，太阳系）就已经没有严格重复的轨道，也无法预测系统的长期状态。当每一个新因素被引入时，由此衍生的各种相互影响关系就呈几何级增加。
培育出完全适应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和气候特征的五种家畜的品种，将其在极端严酷条件下能够顽强生存的坚韧性；无论在寒冬还是酷暑，即使没有牧人的常年参与，均能找到所采食的食物和水源的生存能力；甚至将其躯体的外表特性、内脏器官，乃至其习性、步态、体力、行速等特殊品质筛选保留下来，就是比现代畜牧学这一科学分支年长许多世纪的游牧蒙古人民间繁育技术的丰功伟绩。众所周知，属于其足迹遍及欧亚大陆、被誉为“铁蹄马”的蒙古马的乌珠穆沁马、乌审马、百岔马、锡尼河马等地方良种，以及后来培育的三河马；属于蒙古利亚牛系的蒙古牛以及后来培育的三河牛、草原红牛和科尔沁牛；属于蒙古羊的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巴音布鲁克大尾羊、滩羊等良种绵羊；属于蒙古山羊的内蒙古白绒山羊；素有“沙漠之舟”美称的阿拉善双峰驼、苏尼特双峰驼等地方优良家畜品种，都是在蒙古族牧人民间繁育技术的结晶。
（3）家畜饲养中的共生原理知识
现代生命科学中的共生概念是由德国外科医生、植物学家、微生物学家和真菌学家德巴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 January 26, 1831 & January 19,
1888)于1879年年出版的专著Die Erscheinung der
Symbiose（共生现象）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德巴里是在地衣(lichen,
хаг)同藻类(algae, замаг)和真菌(fungus, хөгц
буюу мөөгөнцөр)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藻类进行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
фотосинтез)，菌丝吸收水分和无机盐，两者结合、相互补充，共同形成统一的整体——生活在耐旱的环境中的地衣，于是他把地衣称之为藻类和真菌的共生体（symbiosis）。德巴里关于共生原理概念的提出，被后人评价为“生物科学的里程碑”，他本人还被誉为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之父。
简言之，两个不同的物种紧密地生活在一起，被称为共生。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旨“生活在一起的情况”。德巴里之后的科学家们后来不断发现共生关系不仅存在于藻类和真菌之间，而是广泛存在于许许多多的生物体之间，并将其分为寄生、互利共生、竞争共生、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和无关共生等类型。美国微生物学家玛葛莉丝（L.
Margulis）认为共生是生物演化的机制。她说：“大自然的本性就厌恶任何生物独占世界的现象，所以地球上绝对不会有单独存在的生物。”
互利共生又称互惠共生，是指两种生物或两种中的一种，由于不能独立生存而共同生活在一起，或一种生活于另一种体内，互相依赖，相互依存，各获得一定利益的现象。蝴蝶和花互利共生关系。昆虫（例如蜜蜂、蝴蝶）与植物传粉之间的关系，固氮菌和豆科植物等的根系的关系，都是互利共生的最熟悉的例子。
动物与微生物之间互相共生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反刍动物与其胃内的微生物间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微生物既帮助了反刍动物消化食物，自身又得到了生存。白蚁的肠道中生活着一种强厌氧性鞭毛虫(flagellate)也可消化纤维素(cellulose,
эслэг)。
不过有些共生的现象，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共同生存的伙伴，实际上的确是互利共生。谁能想象一只凶猛的疣猪(wart hog,
африкийн бодон)会让食蜱鸟(tick, хувалз,
шимэгч)在它背上趾高气扬地蹦蹦跳跳？然而这两种动物却真的互相依存。食蜱鸟会从疣猪厚皮的褶纹中觅食蜱，可以使疣猪减轻蜱寄生(parasite)的痛苦，而食蜱鸟又能获得食物──这就是一个由互利共生取代偏利共生（寄生）的一个实例。
黄嘴牛椋鸟以非洲水牛(Cape buffalo, Syncerus caffer, Африкийн
одос)身上的寄生虫为食，但它们本身也是寄生生物，会啄食水牛伤口处的结痂，不让它们的伤口愈合。
还有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互利共生的现象。谁能想到凶残的尼罗鳄（матар）竟然同一个叫做鸻鸟（plover）的小型鸟之间是亲密朋友呢？但因鸻鸟给鳄鱼清理牙缝中的肉屑、蚌壳，从它嘴里啄吃寄生于鳄鱼口内的水蛭(leech,
хануур хорхой)而不仅能自由进出它的嘴，从而还赢得另一个名字——牙签鸟（шүдний чигчлүүр
шувуу）和一个雅称——鳄鱼的牙科医生。
游牧蒙古人驯化和培育的五种家畜，因其体形、四肢乃至其整个生理结构十分适应蒙古高原严酷的环境条件，在没有专门建造的暖棚和专门生产的饲料的条件下，只靠天然牧场就可自动行走予以采食；同只依赖专门饲料的家畜相比，产量虽少，质量却优，即草原家畜能提供含有高质量维生素和高热量的产品。传统牧民都希望“五畜俱全”的道理在于：一方面，只有达到五畜俱全，才能解决自己的食物、穿着、迁徙等衣食住行之需；另一方面，他们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了不同家畜之间复杂、微妙的相互依存性。
蒙古族尽管没有使用symbiosis这个词汇，却用自己的语言“харилцан
шүтэлцүүлэх”熟练、巧妙地利用共生原理(symbiosis, симбиоз
үндэслэл)饲养五种家畜，至少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事实上，symbiosis 或симбиоз就可直接译为харилцан
шүтэлцээ。这里仅举几例。
●将五种不同的家畜置于一定地域的生态条件下加以饲养经营时，一种家畜不予采食的牧草可由另一种家畜采食，因此降低造成草场中牧草短缺，进而具体某种牧草消失的概率。受所谓载畜量控制中不同家畜之间折合比例的误导，现在的畜种结构已经严重失调。这也是草原退化的一个原因！可是在畜牧业管理层中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因素呢？
●冬季的降雪形成表面结冰的情况下放养牲畜的传统方法是，让牛群和马群先行以刨雪破冰，小畜方能在掀开的草场上采食。
●逐水草迁徙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一环。只有五畜俱全的家庭才能在搬迁时有用于骑乘、拉车的马、牛、驼；马匹是放牛放羊最适宜的乘骑；五种家畜的肉、奶，为牧人提供高质量饮食；它们不同的皮张、绒毛等，是牧民生产用具、生活用品的基本原材料。这就是说，在牧民的整个生产、生活用途中，五种家畜的作用是互为补充的。
●蒙古族把五畜区分为大畜（бод мал, 牛、马、驼）和小畜（бог мал,
绵羊、山羊）。一家牧户只有既有大畜、又有小畜的时候，才能被称为拥有了合理畜群。其道理在于大畜和小畜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许多人，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至今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生态学原理。这里举一例说明大畜是如何以来小畜的。牛只能排泄粗疏的粪便，而粗疏的粪便不能产生温暖效果，因此在寒冬腊月无法单独过夜，只能在绵羊和山羊（特别是绵羊）过夜的浩特（家畜和食草野兽夜间歇息、爬卧之地）才能舒适地爬卧、倒嚼。牛和骆驼往往因缺少暖粪垫而遭殃，无粪垫的浩特内过夜，过不了几宿，浩特就成为冰场。
●蒙古族还把五畜区分为热口家畜（халуун хошуут，指绵羊、马）和冷口家畜（хүйтэн
хошуут，指骆驼、牛、山羊）。世界上经营草原畜牧业的其他民族，似乎还没有这种区分。在五种家畜中，绵羊的浩特最暖和。其它家畜如果不是以绵羊过夜之地当作浩特，慢慢都会逃离。冷口动物——山羊，只有依靠绵羊这种热口动物，才能度过漫长的严冬之夜。细心观察羊群浩特的人都会看到山羊紧靠绵羊的脊背爬卧，有时顶开绵羊后占据它的卧地，体轻灵活的山羊羔爬上绵羊的背上爬着过夜的情景。就是说，山羊是依靠绵羊群的热量过冬的。正因为这样，同绵羊一起入浩特过夜的山羊，很少消瘦，一般情况下还不容易流产。只有山羊的羊群过冬时，常出现一些山羊被压死的情况。
●不同家畜之间的相互依存，不仅体现在家畜浩特上。就以羊群而论，绵羊与山羊所以必须共同成群，还有这样的原因。山羊寻找鲜草的能力很强，哪里有适口性好的鲜嫩花草，它首先能找到而到达那里。相比之下，绵羊是这种本事较差的温顺动物，因此只有山羊的领路，绵羊才能到长有可口牧草的草地；然后绵羊就稳在那里采食，这时机灵好动的山羊因舍不得离开绵羊伙伴而也跟着稳定下来。遇有大雪封地，饲草被埋住的情况下，三岁以上的羯山羊（сэрх）开辟路径，带领整群到达采食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野狼入群，甚至只靠近畜群转悠时，山羊就能首先知道，从而能帮助主人保护畜群。绵羊容易在冷雨大风中被赶散，这时因山羊是一种“以家为命”的动物，总寻找蒙古包附近的避风处，绵羊这时又舍不得离开山羊，从而稳定整个羊群。绵羊一旦离开浩特，山羊咩叫以给主人报信。这时绵羊又以自己的热量报答山羊。凡此等等，都是牧民最熟悉不过的事例。
由此可见，依据共生原理同时饲养经营五种家畜，实际上是游牧蒙古人作为一个人类种群，没有在千百年来的自然变迁中淘汰出局，他们的体质、乃至整个生活方式保持至今的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依据。
此外，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事实上也是个共生关系问题。鉴于其内涵的丰富和复杂，拟在后面专辟一节加以论述。
应当指出，游牧蒙古人把共生原理如此驾轻就熟而成功地应用于自己的畜牧业经营，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与现代生命科学中的symbiosis概念相比，年长几千岁！如将两者进行语义学（semantics）比较，symbiosis在蒙古语中的最准确对应词就是游牧蒙古人常说常用的харилцан
шүтэлцээ。公正地说，symbiosis概念的首次提出人不是德巴里，而是游牧蒙古人的祖先。
（4）调教五种家畜的动物心理学知识
以蒙古族为例，在蒙古高原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选择和驯化五种家畜，进而创造本民族草原畜牧业的过程中，世代蒙古族牧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练就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技能。他们的这些技能和经验是人类知识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仅从蒙古族对五种家畜本身、对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的认识和了解等方面，描述和概括他们就此领域所掌握的知识和智慧。
在经营草原畜牧业的数千年实践中，蒙古族游牧人相当系统地掌握了与家畜及野生动物有关的知识。仅以蒙古族使用的与家畜有关的名词术语为例，传统牧区的牧民用于表示家畜体表不同部分的名词达100多个，用于家畜毛色的名称就有数十种，根据畜齿的形状区分年龄的名称有近百种，与家畜饲养、抓膘有关的术语达上千种。
游牧蒙古人早已发现不懂人类语言的野生动物，经驯化可以理解人类创造的诸多指示信号。他们除了把当今家畜的祖先驯化成为人类乘骑、役使的工具外，很早以来把马、驼、犬、鸟驯化为有专门用途的助手。用于套马的乘骑，用于狩猎的骆驼，用于看守畜群、狩猎、寻物追踪的狗，猎鹰等，均属此类。早在13世纪，蒙古人就曾驯化犬、狼、虎、海青等动物，广泛用于狩猎活动。用于狩猎的骆驼懂得把主人藏于身旁，宛如一峰通常采食的骆驼，以靠近猎物；用于套马的坐骑（俗称杆儿马）能够从数十匹乃至上百匹马中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主人想套住的马，在飞快地靠近后，能沿着与被套马的跑向相反的方向用力，巧妙地同主人合作。凡真正体验过牧区生活的国内外宾客、亲眼目睹过此情此景的访问者，都曾对此称奇叫绝，从而将其与魔术或杂技的水平。但是，这样的看法仅仅是从技术或技能层面理解。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仔细追究其门道，套马作业是一种主人和杆儿马之间的速度、力量和心理上的合作行为，双方先做到了“心往一处想”，才做到了“劲儿往一处使”。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蒙古人很早就已经掌握了动物心理学知识，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畜牧业经营。而以法国人法布尔的《昆虫记》的出版作为标志的学科《动物心理学》还不到一个世纪！
有经验的牧民对家畜习性的了解，不亚于对人的了解。在他们同性情好动、温顺怠惰、暴躁作害、执拗倔强等不同习性的家畜长期打交道的实践中，创造了可称之为“家畜心理学”的独门诀窍，用以影响家畜的“心理”。对蒙古族牧民而言，用悦耳动听的音乐安慰遗弃幼羔的母畜，恢复母畜的“情感”和业已中断的母子感应联系；用同样办法抚慰羔犊夭折的母畜，使之“领养”其它牲畜的仔畜，消除这种母畜因失去“子女”而产生的悲伤，是一项日常事务。
蒙古族牧人创造了用于驾驭畜群活动的各种声调信号，以引导牲畜的行止。例如，用不同的声调加快或减慢畜群的走动，使其停下或开走，变更畜群走动的方向，沿着所希望的方向前行或使其返回等从远处引导畜群的做法，外行人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都是牧民当牲畜尚处于幼小年龄时就开始调教的“从孩子做起”的功夫。于是，牧民可不费多余的劳作，只须借助特殊的声调、口哨等就可指挥畜群；而畜群能准确辨认主人的轮廓、声音、形象，随主人的意图行动。这说明，牧人和家畜之间已经形成空间和心理上的联系。
再举一个美越战争期间由蒙古支援越南的一匹马的故事：
1971年11月，当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相关国家作家、美术家大会在越南举行。我（B.
贡布苏伦）作为蒙古民间画家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开幕当天东道主就安排代表们到下龙港参观。不远处看见有一批白马正在吃草。正在我们相互交谈时，这匹马向我们走来，这才看清它是已经是一匹骨瘦如柴的蒙古马。它到了跟前之后也不找别人，就径直找我，并且用鼻子、嘴蹭我的衣服。前苏联画家Евтущунко想靠近它，它不理，它还是继续找我。周围的与会朋友们都说这匹蒙古马能够认识自己的同乡。……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5）选择营地、寻找草场的生态知识
蒙古族草原畜牧业是否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的那种“草原无价，放牧无界，滥牧无妨”的陈旧过时的生产方式？
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经营，首先是对草牧场的正确选择和有效利用问题。这样必然产生如何选择、分配、调节牧地问题。历史上出现的嫩禿兀臣（蒙古语nutugchin的音译，意为负责选择、管理牧地的官员）制度，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草原管理需要。《蒙古秘史》第279节载，窝阔台即位不久便降旨：“牧地的分配、选择、駐营，应由各千户派遣的嫩禿兀臣进行管理。”之后，从千户到浩特阿寅勒各级，均由本级嫩禿兀臣专事司营当地牧地的选择、安排、协调以及打井取水等项事务。内蒙古牧区草原管理的嫩禿兀臣制度，一直延续到草原完全有偿承包到户，从而传统游牧方式被取缔为止。
适应蒙古高原的大陆性严酷气候，山地、平原、戈壁、沙漠、半荒漠等地理单元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气温升降幅度、年平均降水量、植被类型、植物营养成分、土壤肥力的特点，水源与盐碱的分布等环境条件，蒙古人在不同季节选择具有不同地形、不同植被、不同气候条件的场所，是蒙古族的一项创举。对不了解这一独特生产方式真谛的农耕民族而言，蒙古人的放牧只不过是“跟随畜群，逐水草而居”而已。但是对蒙古族牧民而言，局外人看似简单的“游牧”方式蕴含着根据一年四季乃至每个季节里不同时段里，在不同的空间范围与界限内如何组织迁徙；如何选择牧地，在所选牧地内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个畜种中如何根据大畜与小畜、怀胎与否、成畜与幼畜的不同，有次序、分阶段使用草场；如何根据季节、月份的不同，甚至在一天当中早晚时段、阳光强弱、风向变化、风力大小的差异组织放牧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
“逐水草而居”成为被一些人用来表示草原畜牧业“落后”的习惯用语，已年深日久。殊不知，在像蒙古高原这样的气候条件严酷，植被、水源等状况变化无常的草原上进行游牧，是一件十分复杂的高难度任务。事实上，游牧意味着对如下的诸多问题做出决策，并且经常修订所作的决策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一年的四个季节，甚至在不同的节气之间，在什么样的空间范围内，沿着哪个方向，以何种畜群规模，如何组织迁徙；如何结合具体的人畜情况选定新的草场；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畜种中的大小畜、公母畜、成年畜与幼畜、怀胎与空怀等等复杂的区别利用已选定草场；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月份乃至一天期间日照、风力风向、阴晴变化，如何放养畜群，以及难以一一列举、只能将其列为“其它”的诸多问题。这是一项既懂得草原、又懂得家畜、还懂得人的人，而且是高明的人才能完成的决策。但蒙古族游牧人却完成了它。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指出，即完整、准确地论证游牧方式的科学内涵，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完成的一项工作。但指出全盘否定游牧生方式的“游牧文明落后论”站不住脚这一点，却不难做到。我们只需转述一下蒙古国牧民几乎人人皆知（因种种原因，在我们的典型牧区未必如此）的一个故事：
有一家牧户的父子二人为寻找新草场而一起出发了。二人走到一处看似水草丰美的草甸后，落脚观看了情况。儿子说：“这一片草场真是太好啦！我们该迁到这里了。”父亲点了一袋烟后，顺手点燃了一把草，然后说：“咱们不能扎营这里。”于是又出发另寻营地。他们到达一片草的长势稍差的草场。父亲又抓下一把草烧完后说：“就在这里扎营吧。”儿子说：“这一片草场明明不如先前的那一片，为什么舍优求次？”父亲说：“在先前的那一片我烧草时，草立即给点着了，并且烧成的灰是白色的。这说明牧草的营养主要集中到草尖上，因此其质量就差。而现在这一片草场的草，燃烧起来很慢，并且烧成的灰是黑色的。这说明其营养汁液既多又好。”
（6）应对严酷环境的生态知识
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在野外跟随畜群的牧人，不能不观察和掌握自己家乡的局部气候、动植物区系、土壤肥力、水源状况，以及这些诸多因素对他们的家畜，甚至对他们自己产生哪些正面和负面作用等方面的知识。游牧人关于地理、地形方面知识，以及关于地表与地下资源的整体知识，都是在他们经营草原畜牧业的长期岁月中得以形成和积累的。蒙古族的民间医学、民间兽医学中广泛利用药用植物、矿物质、天然泉水，其道理就在于此。借助于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他们根据地表状况、草木长势、蚊蝇活动、昆虫动态，就能够判断相当深处的地下水源，从而可以打出井水；在看似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上，他们能准确地找到在冷季的任何时段都能背风、都不会有较深积雪的地点，作为他们的冬营地使用。在许多富有经验的牧民那里，蕴藏有长期受分科教育熏陶的我等之辈几乎想不到的民间智慧。举一个具体事例。
在蒙古国合作化时代，该国乌布苏省南戈壁县曾有一位B.
伊尔格勒的牧民。依靠经营畜牧业的超群智慧，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从而被人称为伊尔格勒巴彦（巴彦，蒙古语，富人的意思）。每当临近小畜交配期，他都携带望远镜上到哈尔西拉山山顶瞭望岩羊、盘羊是否开始交配。一旦发现羱羊和盘羊开始交配，他就命令自己合作社的牧民立即放开种羊入群配种。因此，周围浩特的羊群在暴风雪中产羔，从而蒙受成批损失的时候，他们的羊群却在暴风雪平息之后才开始下羔。伊尔格勒巴彦的浩特从而成为羊群冬春损失最小的集体。
这一真实故事能说明许多问题。我们认为，人们至少应从中了解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即凡野生动物在其同大自然的长期搏斗进程中，都形成了提前感知环境变化的本能，而在人的管理之下的家畜却稍逊一筹，最差的是人类。人类的这种本能早已退化，早已进入了主要靠工具（仪器、设备）认识大自然的时代。但是，人类科学知识的长进，还远没有达到完全认识大自然的程度。同博大、神秘的大自然比较，我们还是个十分幼稚的孩童！科学不是专家、学者独有的专利，科学家必须不断地以蕴藏于普通百姓中的丰富智慧补充自己。因此，把牧民视为落后人群的流行观点，早该偃旗息鼓了。
（7）与畜牧业发生间接关系的生态知识
蒙古族游牧人选择了一种从自然界很少索取，又不给自然界留下废物垃圾的特别节俭的生活模式。与一些定居民族生前永无节制地聚敛财富，死后还要大兴土木以修建坟墓的追求不同，蒙古族游牧人所崇尚的是这样一种物质生活，即生前的生活用品尽量简易实用，不主张购置豪华、奢侈的家当、财物；死后的安葬也要从简，仅用土葬、野葬、火葬的方式，使死者回归自然。
蒙古族的住宅——蒙古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蒙古人自己创造的这一特殊的物质文化，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居住和生活的场所，也是他们的畜牧业生产指挥部、畜产品加工制造的车间和作坊。蒙古包的形状、构造特别适应蒙古高原特殊环境和游牧特点。其半球形形状，实际上考虑到了当蒙古高原季节性强风、暴雨、风雪发生时，只有这种形状的建筑才能最大限度地缓解这些自然力对它的冲击作用；用毡子加以蓬罩，是考虑到了毡子比土墙、砖墙更能隔热、防潮，并且不隔音（声波传导性好），这样牧人可以不出屋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掌握畜圈及其附近发生的意外情况，可以指挥近处畜群的动向。这里拟举一真实事例，以说明蒙古族牧民是怎样看待蒙古包的：
上世纪70—80年代，蒙古政府曾经做出改善合作社社员住宿条件的决定，即让牧民冬季营盘上的蒙古包改为原木平房的决策。在蒙古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几年内的确也做到了。但牧民们并没有住进原木房，把它当作了仓房，继续住于自己原来的毡包。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N.
Jagvaral有次下乡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询问牧民为什么这样。牧民告诉他：住原木房听不到外面的动静，而住毡包就能听见浩特内的母羊下羔、畜群惊动、驼羔脱绳，乳牛、母驼返回浩特，外人来访等所有的动静。
蒙古包构造夏天凉爽，冬季保暖，采光好；比相同周长的平房相比，蒙古包的使用面积大20%以上（平房的面积与蒙古包面积之比&
）。此外，蒙古包充分体现了使用材料的节约精神。搭建蒙古包的主要材料无非是绳索、毡子等畜产品加工品，或当地生长的一些树木，不需要砍伐粗壮高大的树林。蒙古包的搭建、拆卸、运输，几乎一两个人就可完成。与定居民族的住宅相比，不知节省了多少倍的自然资源！可以这样设想，假如游牧民族采用了定居民族的居住方式，在他们繁衍生息的数千年期间，不知掀翻了多大面积的草原植被，不知砍伐掉多少片森林，在草原上不知留下多少处残垣断壁、瓦砾土堆！由此可见，有位学者所说“真是托了可随畜群灵活搬迁的活动住宅——蒙古包和逐水草迁徙的五种家畜这两者的福，蒙古高原的大草原才保住了她的自然原貌”的断言，可谓入木三分。
这里再举一例，即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有关资料称，这次地震是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显著特点是其震源浅，大概是十公里左右，震级高达八级，烈度最高达到十一度。这次地震震害比较重的地方基本上是沿着龙门山中央断裂带，破裂的长度至少是两百公里以上。截至日12时，“5·12”汶川8级大地震中遇难69170人，失踪17427人，受伤374159人，受灾4624万人。也许世上的事物无独有偶，蒙古境内的一次地震，可与汶川地震相比较。日在蒙古巴彦洪高尔省境内伊赫博格多山（属于戈壁阿尔泰山脉）发生了烈度为12度的大地震。当地牧民们就是根据地震前一天发现悬羊、盘羊等山地动物下山，其中一些悬羊、盘羊跑进牧户家，混进牧户羊群的情景，断定不久将发生重大险情的。果然，过了一昼夜就发生了那次地震，真正的山崩地裂也出现了，但该地区牧民的以提前转移了畜群，避免了这场重大损失。
三、草原畜牧业系统中的草畜关系
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是已经讨论几十年，但至今没有搞清楚的话题，因此它是个既老又新的论题。据笔者的文献追踪，关于草畜关系的论述，是以“草畜矛盾”的提法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于报刊的。但这一提法本身只强调了草原与家畜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统一”的另一面；国内出版或发表的关于草原生态系统的相关论著，也仅把草食动物描述为“消费者”。但
草原生态系统及其产品。（根据Blaisdell等人，1970）
图2. 草原畜牧业系统中的人—草—关系
五种家畜对地表的施压程度
蹄子面积（cm2）
施压量（kg/cm2）
放牧期间日踩踏次数
家畜蹄子的踩踏面积
日踩踏（m2）
暖季210天踩踏（hm2）
年踩踏（hm2）
——B. Myagmarjav (2004).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e World
Nomadic Livestock Husbandry, Ulaanbaatar, p.18.
四、简要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期间，伴随蒙古民族自身的兴衰，它也曾经历形成、发展与萎缩等不同阶段。如将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置于其形成发展的长期历史中考察，它属于世界草原畜牧业中的经典产业，将其视为一种“原始”、“落后”畜牧业的观点，主要来自对草原牧区生态系统缺乏认识，以及对这一经典产业的无知。
（2）包括内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的整个草原地区，气候与地理条件严酷，降水少且年内、年际降水的变率极大，属于典型的不平衡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说，无论农耕还是集约型舍饲畜牧业，在该地区都不适应；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才是其合理的产业选择。正因为这样，蒙古人另辟蹊径，从事了游牧型草原畜牧业。他们的畜牧业经营并不是毫无管理的“自由放牧”，而是蕴含丰富知识内涵的适应性管理。
（3）游牧蒙古牧人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种“愚昧”、“无知”的人群。他们在创造、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千百年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该区域的人（蒙古游牧人）—畜（五种家畜）—草（草原生态系统）关系，从而经营畜牧业达数千年之久。他们丰富的生态智慧体系既是游牧文化的精髓，也是草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4）被社会誉为科学家的许多人所掌握的知识，当然十分重要，但也有缺陷。在面对草原管理和畜牧业经营的复杂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幼稚”、“单纯”，有时甚至不如普通牧民。只有科学家们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发掘、整理、传承和发展蕴藏于蒙古族牧人中的包括草原畜牧业经营智慧在内的生态智慧体系，牧区的发展才能步入正常轨道。
（5）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应是以游牧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一种开放性体系。鉴于人们把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已经年深日久，挖掘、整理其精髓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所有草原地区发展问题研究者们的肩上。
此项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号：06AMZ002）、教育部重大项目《内蒙古农村牧区生态恢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项目号：06JJD850006）资助。
张敦福，“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所提到的G.
哈丁的论文系指他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第162卷第3859期（1968年12月）的文章“公地的悲剧”。该文已有中译文，见：赫尔曼·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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