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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视阈中的新时期初大学校园小说
2010年第10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大学校园小说 《夏》《女大学生宿舍》 现代文化学审视 中国论文网 /5/view-1226493.htm　　摘 要: 长期以来校园文学在文学中处于缺席和沉默的状态。进入新时期,大学校园小说作为客观存在,并未引起研究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其独特的价值逐渐彰显。文章以《夏》和《女大学生宿舍》为切入点,试图把它们放置在现代文化学的视阈中加以审视,从女性意识的复苏、政治文化的影响、青春诗意的抒写等方面挖掘文化潜质,以期对大学校园小说的研究做出微薄的努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单就小说而言,有问题、文化、反思、历史、先锋、乡土、军旅、知青、伤痕、武侠、女性小说等五花八门的叫法。唯独“校园小说”处于弱势地位,很难进入文学史。“大学校园小说”的前行就更艰难了,一部现代文学史,可提的仅钱钟书的《围城》;“十七年”文学史,可提的仅杨沫的《青春之歌》。进入“新时期”以来,大学校园小说有了很大的起色和发展,如康式昭的《大学春秋》,程树榛的《大学时代》,阿真的《女大学生》,马瑞芳的“大学三部曲”――《黑眼睛?蓝眼睛》、《天眼》、《感受四季》,袁越的“大学三部曲”――《大学城》、《大学恋》、《大学梦》,邮亭的“北大三部曲”――《北大女生》、《北大男生》、《北大先生》,李冬莉的《大学无故事》,秦文君的《大一女生》,朱晓琳的《大学之林》,汤吉夫的《大学纪事》等,还有近几年不断涌现的网络校园小说,由于点击率高而出版,如孙睿的《草样年华》,董晓磊的《我不是聪明女生》,杨易唯的《女生宿舍物语》等等,都从特殊的视角,观照“城市包厢”的大学校园生活,透视“大学人”的情感世界,展现他们纷繁复杂的心态,讲述他们青春成长的梦想和伤痕的故事。应该说大学校园小说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可是,直到今天,这一现象尚未被文学史接纳,被研究者注意就更少了。笔者以为大学校园小说为校园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值得探讨的必要。本文不从宏观上去把握,而就新时期初1980年、1982年分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张抗抗的《夏》、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切入,加以分析研究,努力探寻出在大学校园精神成人过程中“大学人”的生存考验、生命思考和生活追求。 　　 　　一、女性意识的复苏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文艺为时代政治服务的大背景下,女性小说的出现是极少的。在男性话语中心的时代,女性被边缘化,甚至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女性作者或作家的缺失;另一方面则为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缺失。“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是被“雄化”,成为“女性”英雄,就是被阉割,成为男性的附庸。不管怎样,都没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当禁止自由思想的紧箍咒一旦去掉,“经济转型带来的意识松动,多元语境削弱了男性精英文化清规戒律的‘导引’,女作家们获得了空前自由地抒发自我和营造世界的机会与可能”{1}。对此,研究者从文化的角度上有深刻的阐述:“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文化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启蒙和人道主义的呼喊与细雨,催生了‘人’的文学的回归,对‘人’的关注――人的情感、价值、尊严――使女性话语的言说获得了独立的空间和契机,女性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重新获得言说的合法性。”{2}女作家们首先意识到的是女性的存在,就像伊甸园中的夏娃发现自己是个女人一样,恢复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她们开始把女性作为一个生存群体去考察,以女性的亲身体验描写女性的气质、女性的命运、女性的追求、女性的烦恼、女性的痛苦,一种女性自我意识渗透进她们的作品。“女作家们具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亲身经历上的创作特点,与男作家们相比,她们的创作更多地与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在一起。”{3}其创作主体具有女性的视角和表现形式,并以女性为创作对象。 　　张抗抗和喻杉就是这样,她们本身是知识女性,有实现自己存在价值的强烈要求,也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因此,她们塑造的女主人公也往往是自立型的知识女性形象――带有强烈自我色彩。张抗抗,1950年生于杭州,曾在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喻杉,1962年生于湖南浏阳县农村,1980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相似的经历,使她们在新文学复苏之际把目光投注在大学校园,并且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把女大学生作为考察的焦点,以诗性的抒情塑造新型女大学生的形象,便成为小说中的亮点。这里要说明的是“体验与抒情不同。抒情是主体内心情感的外现,体验是主体因外在客体而产生的感觉。前者是完全主动的,后者是依赖于外在客体的。作者抒情时,无需考虑外在客体的存在;作者体验时,必然存在主体对客体的感觉关系”{4}。大学校园及其生活在其中的“大学人”,也包括作者自己,便成为体验的客体支撑。她们在体验中积累,在积累中发酵,在发酵中酝酿,在酝酿中认知,在认知中发现,在发现中追求。“从80年代初期的女性小说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注重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倡导人性解放,呼唤大写的人,追求理想的爱情,散发着理性主义的气息。”{5}亦如白薇的评价:“当代女性在全方位的社会生活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其特征和内涵在80年代文学中表现得很清晰,她们的思想及行动的纲领是比较单纯而明确的。”{6}这种特征及内涵在于“不同于过去与政治合谋、强行统治人心的理想主义,而是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为解除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的人文关怀”{7}。这种现代意识的确立,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入和深刻。“所谓现代意识,就是作家对人类的未来、现在、过去有着深刻、清醒的认识,也就是不被外在既定的观念所左右的一种创作上的独立品格,一种视野开放式的对新的观念的吸纳能力。从新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们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的清醒认识。”{8}作者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体现在小说里刻骨铭心的个人感受构成了生活的主体,小说的主人公们就是从这里体味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对个人价值和精神的尊重,对个人欲望的表达和肯定,对一个个具体生命体验的重视,是这些女性小说的最鲜明的特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观察世界,分析社会,把握生活,使得此类小说更具女性气息:重感觉的描绘,强调生活的丰富多彩性,于细微处传神。《夏》写某大学中文系的女生岑朗、吕宏,虽然也写到“我”――梁一波这个男性,但主要通过塑造岑朗等当代女大学生的形象,明确地提出了消除社会各种消极思想影响,创造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生活环境的问题。《女大学生宿舍》写了考取武汉某大学中文系的“五朵金花”:“我”――夏雨、骆雪、宋歌、辛甘、匡筐。她们入住305宿舍后经历的评助学金、维修宿舍、勤工俭学、生日晚会等事件,表现了她们在矛盾中渐趋融合的丰富有趣的大学生活。因为小说写得优秀,还被拍成同名电影,影响很大。这两部作品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作品融入深广的社会内容,多视角地反映新时期初期大学校园青年大学生尤其是女性大学生对生活理想、人生价值、文化心理的独特的思考、理解和认同,实际上体现了作者的女性自我意识,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深度。它来自对长期以来社会女性意识淡薄的反抗,又在对人、对个性的思考中获得深化。“深刻的生活感受,在先进世界观的烛照下,必然要提供深刻的思想。”{9}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正是女性文化复苏建构的基础。 　　 　　二、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虽然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但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决策在人们心理的投影,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某种社会文化心理,却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10}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人们的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都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如服饰上,款式的单调,颜色的单一,佩戴领袖的像章,典型地表现在女性的不爱“红妆”爱“武装”上。“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学艺术作为主要批判领域,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毛泽东不仅逐渐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否认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价值和思想价值,而且还否定了知识分子赖以自豪的知识的价值,完全打碎了现代以来知识分子以独立自由为安身立命的理想。出于阶级意识也好,出于政治需要也罢,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与贬低直接影响了文艺政策的方向;而同时又作为精神领袖的毛泽东,处在高度一体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其思想与言论又毫不费力地‘深入人心’,并一层层被贯彻与无条件接受。”{11}“建国后十余年间,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随着现实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滑落而被迫退出文学舞台,知识分子的声音也在若隐若现之中终归沉寂(潜藏于地下的又是多么的微弱)。于是中国的文坛迎来了空前绝后的知识分子的真空时代:创作与批评都做了政治的奴隶,知识分子在文学中,乃至在现实中共同走上了精神放逐之路。”{12}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威压,特别是政治权威话语的影响,是文学创作丧失自由空间、知识分子丧失精神根基的主要外部原因,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具有的民粹主义传统,以及这种传统的国家化,也是知识分子自愿接受思想改造,从而产生自我丧失与身份异化的主观原因。“‘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是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界限。”{13}新时期初,虽然提出解放思想,但作家们心有余悸,还不能完全摆脱政治文化的影响。“当某种观念是统治者大力提倡,并随着各种手段的强化和教育步步加深,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融入人们的潜意识,成为人们血液中的一部分之后,往往难以根除。因为,人很难察觉与自己融为一体的观念,或者说人很难察觉自己血液中的异常,尤其是当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应该如此的时候。除非有外力的影响与推动。而且还必须是强有力的持续不断的影响与推动。”{14}也因此,刚刚步入新时期的作者笔下残留一些较重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就不奇怪了。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创作必然会在文本中留下痕迹。
　　《夏》中的吕宏,虽是党小组长,但思想保守、僵化。因为她上大学前在某农场搞宣传工作,政治文化对她影响深远。文本中那些具有强烈色彩的政治话语,便可说明此点,也很能证明此点。如:“社会上的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复杂,我们的校园里怎么就会那么平安无事?‘四人帮’的流毒那么深,我们能离开阶级斗争去培养人才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存在了!这是何等值得注意的倾向!”政治课上,关于“当前主要矛盾”的讨论,吕宏滔滔宏论,连老师和大多数同学都被她的“政治和业务的矛盾”给征服了。特别具有悲剧色彩的一笔在于政治老师,他“眯着眼向大家扫视一遍,用一种满意的口气说:‘很好,今天大家谈得很好。通过讨论,统一了思想……’”这不经意的一笔,作者轻轻带出,却重重地压在读者的心上,留给读者沉沉的思考。按理说,大学政治老师对“政治”的理解应高瞻远瞩,可是没有。这具有讽刺意味也具有警示意味的一笔,充分说明在那特定背景下,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评三好”上,吕宏又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标准,把那些善于交际、唱唱情歌、喜欢发表诗文、提出自己解放思想观点的同学一律排斥在外。《女大学生宿舍》里关于匡筐身世的补叙中,她妈妈“揭发”其爸爸并且离开她爸爸另攀高枝的描写,令人感到人与人的关系受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作者们的这些描写,不仅是写实,而且也表现了作者们的局限。正如评论者说:“如果说此间精英知识分子所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高扬着命名为理想主义与‘启蒙’的旗帜,那么见诸《爱的权利》、《淡淡的晨雾》、《夏》便不言自明,彼时所谓的‘蒙昧’正是政治保守力量的代名词。”{15}可见,政治文化的影响带来的话语困境是客观存在的。张抗抗则呈现出一种文化的徘徊与滞留,在《淡淡的晨雾》和《夏》中,她的不断突破终于遭到了以道德主义面目出现的阻击便是明证。张抗抗的作品序列,形成了一个自我映照、自我缠绕、自我围困的境域,它从一个侧面标示着1980年初文化的辉煌、陷落与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这是摆在所有作家面前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新时期文学肇始于十年‘文革’的终结之时。政治运动为文学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当要从政治本身开始解除,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带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启动。”{16}因此,消除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是文学走出“蜕变期”的唯一途径。在对反人道、非人性的“文革”历史的反拨中,文学急切地呼唤着失落已久的人性和人情,重新寻找着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如评论者所云:“也许我们面临着又一个如同‘五四’那样充满青春憧憬的文学时代,它期望在新旧交替中有一个切实的进步。从来也不曾有过如此强烈的对于历史的冷峻的反思,也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热烈的对于未来的祈愿。”{17}和大多数作家一样,张抗抗以女性的敏锐和执著关注着社会的现实与人生,不断地在生活的误区中发现着社会的误区。与其他作品相比,《夏》更得当地赋予她的情有独钟的社会话语。“尽管《夏》仍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寓言,而且具体地指涉着七八十年代之交阴晴无定的社会风云,但它不仅关乎思想解放与僵化保守,不仅关乎真诚与伪善,而且关乎个性的成长、真诚且自由地表达思想的可能。”{18} 　　 　　三、青春诗意的抒写 　　 　　《夏》构思于校园,刊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当在张抗抗走出校园不久。《女大学生宿舍》刊于《芳草》1982年第2期,作者喻杉大学尚未毕业。她们正当青春盛年,诗意的年华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校园的体验,凝练着生活的思考。又当改革开放之初,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浪潮大大激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因此,她们以诗性的理解,审视大学校园,以诗意的关怀,再现大学学子们的精神家园的建构。 　　1.价值理念的萌动 　　当社会政治生活走向极端,露出失误,并严重侵入文学领域时,作家们在生活与心灵的割裂中丧失了正常自由的写作状态,这样,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仅能是政治的符码。“十七年”文学,沾染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带有鲜明的功利倾向。“文化大革命”中,交白卷上大学,读书无用,出现了“五四”后的又一次“批孔”,知识被扭曲得一文不值,文艺被逼上单一化模式,文化被提升到高度政治化。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的排挤和沉重的打击,精神家园面临着痛苦的解构和悲苦的失落。“新时期”文艺界解冻,文学创作进入到一个较为自由、宽松的天地。改革开放,国门初开,西方的一些文化理念慢慢进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与“旧”,“保守”与“开放”,“拒绝”与“挣脱”,呈现尴尬与矛盾,萌动与斗争,维护与撕扯。非常时期,作家们敏感地抓住这一现象在大学校园的投影,紧扣精神文化在大学生主体中的萌动与选择,挖掘其心灵深处,剖析其精神境界。“精神文化是关于主体自身的文化,它是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人性、人的本质的把握为基本依循,所建构的有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体系,给人类的整体生命活动提供精神支撑。”{19}对此,张抗抗清醒地加以追问。“与同时期的女作家相比,张抗抗是特别注重理念和理念表达的一个。她的作品总是包含有很多的理性思考和哲学意识,她往往是从生活中获得了某种理念后进行创作的。这在她早期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20}《夏》中的吕宏,“入党多年”,考上大学后成为党小组长,但思想僵化、保守,容不得新鲜的事物、新异的举止。女大学生岑朗送给“我”――梁一波,一张十四五岁少女的泳装照片,却被“我”在球场上不小心从挂着的衣袋里滑落出来。吕宏拿了去,她表现得“笑声有点古怪”、“笑容不见了”、“表情很严肃”、“带着明显的焦急口气”、“神气似乎有点紧张”、“审问我”。从这些细节描写中见出吕宏的世故、狭隘,她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大海边穿泳衣是惊世骇俗,甚至是大逆不道的。 　　而恰恰相反,岑朗是一个诚实开朗、大胆开放、不受传统束缚,善于接纳新鲜事物的好学生。泳装照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岑朗“她好像轻轻跺了跺脚”,说:“我不在乎!”“既然那么感兴趣,让她们去看好了……”实际上“表现的是她坦荡开放的精神境界,引起的轩然大波显示出的是新旧观念的冲突及人物不可阻挡地伸张个性情感的强烈要求”{21}。政治课上,关于“当前主要矛盾”的讨论,老师用一种满意的口气结束时,“忽然从右边角落里发出一个清脆好听的声音”,大胆地表述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我想,大学是通向四个现代化的桥梁,有自己的特殊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我们是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走进学校里来的,因此,我觉得是否应该这样认为,学校的主要矛盾就是获取知识与知识贫乏的矛盾……”后来政治考试卷上刚好碰上这样的题目,可岑朗的回答“除了坚持自己的观点、阐述得更详尽以外,还添了这样一段话”:“既然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所有制方面的改造已基本完成,那么为什么主要矛盾仍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呢?我认为这个‘主要矛盾’论是值得怀疑的……”这种观点是大胆的,不惧权威和思维定势,能够联系实际,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所以这种观点是有价值的。尽管老师给她的政治课程不及格,可“并没有怎样影响她的情绪”。针对“系里的空气始终有点沉闷”,岑朗不怕别人议论,大胆找“我”去校门外“约会”,跟“我”讨论组织文学社,办《五味子》墙报。因为“五味子”“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她要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在这种新的生活中,人们将从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为此,她在省级文艺刊物上发表诗歌,给《人民日报》写信。然而“吕宏捧着那张省报,脸色阴沉得出奇”,结果岑朗失去了评“三好”的资格,但她表明“我压根儿不想让分数牵着我走”,依然唱着苏联的情歌,贴着普希金的头像,提着泳装去松花江边的沙滩……从以上的简单分析中足以说明岑朗作为“在苦难的祖国遭受极左路线荼毒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生活追求、精神向度、人生思考。“岑朗的性格深深地渗入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她就像一团火,被思想解放的热潮点燃起来的一团火,在残留着极左路线阴影、思想僵化的吕宏的衬托下,格外鲜明耀眼。她不追求卷面上的好分数,但勤奋读书以求真知;她不以循规蹈矩去换取‘三好’的荣誉,却真正达到了全面发展。她思想活跃,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敢于唱优美抒情的爱情歌曲;她磊落大方,坦然和男同学友好相处,并不理会无聊的闲言碎语。作为一个女大学生,她的言语行动很有现实意义。”{22}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班上不少人对岑朗有议论,说她太过分了”,“有的女同学也很看不惯她”,连政治老师也让她不及格。可见传统的影响、陈腐的观念严重地阻碍了新生精神文化的攀越。
　　但是,“一枝红杏昭示着春天”,“就像月间草要在夜晚散发芳香,得经过长长的一个白天的积蓄和酝酿……”新的价值观念的萌动必将推向涌动。犹如红杏结果,见诸行动。《夏》的续编之一《无雪的冬天》很能说明问题。张抗抗“是一位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与小说观的作家,对创作的内涵与叙述方式的关系的考虑,贯穿于她的许多作品之中”{23}。在《夏》里,岑朗主要还是靠大胆锋利的谈吐,表现了当时思想解放的大学生的精神面貌,而在这篇小说里,岑朗仍然是小说的主人公。她在直接关系到个人利害得失的毕业分配面前,拿出了实际、果决的行动。的确,毕业分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生的十字路口。梁一波曾是岑朗的战友、支持者,“不确定”的未婚夫,但他在这场考验里,“验”出了自己思想上的动摇和脆弱。他其实是个“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人,没有勇气摆脱羁绊,没有勇气面对开拓。如果说在《夏》里,岑朗与吕宏是一种“分化”,那么在这里,岑朗与梁一波是一次新的“分化”。岑朗恰恰是一个“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人。这个常常遭到非议和被视为异端的姑娘,勇敢地到她本可以不去,但却是祖国非常需要她去的地方――大兴安岭的乡村了。在严峻的生活考验面前,在实际的抉择和行动中,岑朗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放出耀眼的光华;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映出宽阔的襟怀;对理想目标的确定,显出坚实的力量。她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健康的,值得肯定的!对广大青年的影响也无疑是深刻的、巨大的,应该弘扬的!亦如雷达的评价:“这种探索的目的在于,努力寻找生活中蕴藏的美和人物心灵中的美,并用这种美的力量去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24} 　　2.人格精神的彰显 　　新中国建立后,文化一直处在艰难超越的演变过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过分强调政治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遭到漠视,‘人学’的传统出现断裂。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化语境到来,在西方当代思潮和多种理论话语的冲击下,文化界的新启蒙承接了‘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精神,曾经被‘左’倾思潮钳制的民主自由思想得到发展和传播。”{25}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整个社会经历了阵痛,新旧观念摩擦,中外文化碰撞。作家们的生活也经历了变化、超越,思想也面临矛盾和斗争,决定了作家创作理念的扬弃,精神资源的找寻。“个人生活经验、个体日常积累作为文学创作最感性化的素材,对每个创作者均有直接意义,但如何从个人的体验中找寻精神资源,以及挖掘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则至为关键。”{26}所以,作家们淡化了社会政治悲剧,转而关注人们的文化性格。对人物的性格特质作理智的自觉的审视,以期推动他们人格的正面发展。这种艺术突破,就不仅是题材上的,而且是观念上的。那么,什么是“人格”呢?人格理论认为,人格是一种基本的、稳定的、复杂的心理结构,它包括人的道德意识、人生哲学、实践意向、潜在能力、性格气质以及实践能力等等,是对人内在本质的描述。人格是在传统文化心态和现实社会环境的熏染下,通过个体的认识和社会认识而逐步形成的,它表现为人的行为实践、理想追求和道德践履之中,它既反映出这个人的本质,又能解释和说明这个人的心态和行为。 　　大学校园小说中的“大学人”,由于他们身份的特别、成长环境的特殊、文化教养的特出,因而在他们的人格世界里具有较高的人格精神:热爱科学、向往文明、追求理想、崇尚自由、感受新潮。这些人格精神不断凝聚升华会转化为较强的人格力量,如道德力量、意志力量、智慧力量等等,从而对他人产生感染,对周围产生鼓舞,对社会产生影响。大学校园小说作者敏感地抓住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敏锐地对这一文化现象作出反应、挖掘、表现,意在营造文化氛围、改革教育机制、改善教学环境、建构精神家园,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崇高的道德向往与人格精神,就将永远是历史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重要保障,也必将是文学不朽的生命内核。”{27}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中的“五朵金花”的主体人格的精神是健康向上、热情互助、积极乐观、务实上进、低调平和、诚实善良、乐于思考,一句话,“大学人”以文化思考为支点,强调独立人格的尊重、自主意识的认可、自我存在的价值的认定。如温和的骆雪,虽然是部长的晚女,做人却很低调,从不张扬,要不是照片的“暴露”,同室的女生们并不知道她的父亲是部长。“她虽然生长在部长的膝下,却没有一丝干部子女的娇气和任性,和令人讨厌的优越感。”她心甘情愿地做个能为大家喜爱的“下里巴人”。她暗地里资助同学,热情帮助同学,比如,“为匡筐助学金的事已经跑遍学校了”。这些足以说明骆雪的低调平和、热情善良。“有‘人学’之称的文学,缘其本身所承担的化育人心、纯化灵魂、提升道德的使命,以尊崇人的价值,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关爱为主旨的人道主义,当然应是文学艺术的重要精神支柱。”{28}“五朵金花”中最有个性的人物是匡筐。她的父亲因为母亲的“揭发”被下放到林场改造思想了,直至病死在大山里。她过早地失去父母,养成了她的独立自主、务实进取的精神,如对用公家轿车送女儿上学的辛甘的母亲――S市妇联主任,表示出不屑和不满。她为了自己的生活,从小就挣钱养活自己。在大学还在晚间偷偷地去砖厂拉砖,一晚“包了一万五千块砖,得拖六十多趟呢,至少得干到天亮”。她用汗水和辛劳换得“外快”,以贴补经济的拮据。在修理宿舍过程中,她是积极地支持者和参与者,她拉着“我”朝外走,“我们去备料吧。我刚才顺路借来了小车,又侦察到一个废弃的石灰池里还有不少石灰……”她的“巧手”,把天花板“补得天衣无缝”。不仅如此,匡筐还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这个人呀,对我们现实中许多问题是有我的看法的。”在对待自己的主攻业务方面,她很想成为一个女作家,用从父亲手里接过的笔,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事,去抒写自我,抒写人生。“我毫不怀疑,如今她会达到目的的。她不但才华横溢,而且那样勤奋,那样坚毅,对她这样的人来说,是无坚不摧的。”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匡筐做人有自己的思考准则。正直无私、热情真诚、自主独立、务实上进、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平等的信念向往、深沉的自我寻觅、生活的诗意认识、生命的清醒感悟、人格的现代提升,无不体现出其道德、意志和智慧的力量。而这些正是人格精神的体现。 　　当然,作者也对笔下某些人物的性格弱点,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审视,如任性、自私、骄纵、胆怯、故步自封、变革意识淡薄,这样的描写都有更高的自审价值。卡希尔认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审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人类生活的批判中。”{29}实际上,这样的辨证审视正是源于生活的作家获得的独特感受和领悟在笔下人物身上的投影,通过对人格精神的张扬和反思批判,体现了作者精神理性视角上的关怀、人生哲学层面上的思考、生存文化意义上的叩问,更体现了作者在文化现代化建构中的体验、思考与追求。“所谓文化现代化是指人类特质全面而自由地体现和表达的状态。”{30}因为人始终是文化的主体,现代文化尤为强调人的主体性,而作者彰显人格的精神,并且在人格的精神“溃疡”时,及时补充精神“维生素”,呼唤人格转化及其再造;充分说明作者在现代文化建构中,用文学“武器”探索当代大学校园“大学人”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作者应有的情怀、气度和品格。这正印证了童庆炳先生的话:“文化既然是人类的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既然人与符号与文化是三位一体的,那么文学的文化意义就必然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意义、人与人的对话和沟通境况和人的理想密切相关,一句话是与人的精神关怀密切相关的。”{31}正是这样的精神维度,作家们以深邃的思想去关注现实、参与改革、追求精神价值、注重终极关怀,决定了作者在创作上牢记文学的文化意义。如同谢冕所说:“文学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略一切,但不可忽略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32}
　　3.情感诗意的流淌 　　从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也即内视角看,“十七年”文学中,茹志鹃的《百合花》,新时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小说都采用了内视角手法。《夏》以梁一波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首先由“我”在操场上衣服口袋里滑出照片,以引出相关人物和故事;《女大学生宿舍》以入学为切入点,通过“我”引出同室女大学生的生活乃至身世。两位女作者不约而同地也都运用了作家笔下的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世界、透视生活这种叙述方式。“人物内视角的运用,更需要建立在作家丰富的艺术想象的基础上,作家缺少对描写对象的设身处地的想象本领,就不可能熟练地运用内视角。”{33}新时期以来,女性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是一个显著现象。“第一人称的增多同主体位置的上升存在着微妙的联系。”{34}在一般的观念中,第一人称“我”多多少少都会引起对于作者自身的联想与指认,而在创作过程中,第一人称往往也为作者自身留下痕迹提供了方便,它比第三人称更多地关涉到作者的自我。这就使第一人称叙事先天地具有越出文学文本的可能。前文已述,张抗抗和喻杉都有大学校园亲身经历,喻杉写《女大学生宿舍》时才20岁,张抗抗写《夏》时也才30岁,她们正值青春的诗意年华,天真、烂漫,具有火一样的情怀,正如“夏”的象征意味,而作品描写对象基本上也是20岁左右的女大学生,她们怀揣着梦一般的憧憬,跨入恢复高考不久的大学校园。“喜悦、兴奋、激动、得意,这么些字眼都不足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我终于成为一名女大学生了。”夏雨的话道出了所有大学生的心声。大学校园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荷塘月色,令人心驰神往,而它们本身就富有诗情画意,怎能不使生活在这里的天真活泼的人陶醉呢?她们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首热情奔放的诗。所以相同的性别,相似的校园生活,写起来得心应手,既细致入微,又充满内心体验。“人物内视角的运用,非常有利于表现作家的主观情绪、感觉和气质。”{35}读这两篇小说,明显感到叙述中包含着作者的情感和体验,叙述语言也呈现出强烈的抒情化色彩,它不重外形,而重人物心灵各种微妙活动的探索,画面具有音乐和抒情诗式的艺术魅力,感情的抒发犹如山涧的小溪,汩汩流泻的清泉,清新、明净。 　　为了达到这种审美效果,作者多重视氛围的渲染。“这里所说的氛围,是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这种环境与背景由于有作家内在的情感力量为依托,因而总是呈现出一种纯真的诗情画意之美。”{36}如《女大学生宿舍》开头一段对校园环境的描写:“林木葱郁的山上,盖着碧蓝色琉璃瓦的古雅建筑群,时隐时现。微波粼粼的湖边,一溜儿摆着别开生面的校园,朗朗读书声和游泳池中无忧无虑的嬉闹,组成一曲令人心驰神往的大学生活的乐章……”结尾写道:“月光下,湖面上泛着点点银光,树林中流萤飞舞。我和匡筐手挽手,缓缓地走着、走着。我向她倾诉了我的家庭,我的幻想;她也向我打开了心灵的窗扉。”这既是结构上首尾照应的需要,更在于结尾的这段关于校园宁静和谐氛围的渲染,为我和匡筐的进一步倾诉家常、交流身世铺垫下亲近亲切的基础,同学之谊更融洽了,同窗之情也更深厚了,真正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再如《夏》中有这样的文字:“于是夜晚的松花江,像一条嵌花的闪光的银链,静静地垂挂在这一片浩瀚的沙滩裸露的胸前。晚风拍打着波涛,那柔和的水声,像是有谁抖动着银链,铮铮作响。沙滩是温暖而松软的,像母亲的怀抱。倘若倒在沙滩上,呼吸着那清凉而微带一点腥味的水汽,仰望那湛蓝深远的天空,一定会勾起无数儿时的梦幻。”“松花江那金色的沙滩,宽阔而平坦。风在上面吹起波浪似的皱纹,甩手无边地向远方延伸。矫健的游泳者的脚步在靠近江边的沙滩上精致秀美的波纹上印上了杂乱无章的图案。人们有躺的,有卧的,有坐的,有刚从水里走上来的,扑倒在温暖的沙滩上,滚了一身细沙……”常态下,水是平静的、柔顺的、宽阔的、融合的,可以浸润人的心灵、滋养人的性情,实际上是作者自然、谦和、宽容、友善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作者颇费文墨描写如此的环境,着意渲染这样的氛围,从而酿就出一种恬静淡远的优雅情调。 　　在设计情调的基础上,作者又能巧心构图,巧妙地借助视觉感官直接感受到的颜色词汇,如“把校门染得通红”,“闪着耀眼的金光”,“碧蓝色琉璃瓦”,“湖面上泛着点点银光”,“晚霞把校园里高大的杨树顶涂得一片金黄”,“我被一片强烈的白光吵醒了”,“这金色的沙粒里”,“天边露出了橙黄色的云朵和蔚蓝色的天空”等等。作者除了运用一些直接的色彩词以外,还运用一些潜在性的色彩语言,这样会使读者由相关意象联想起相关色彩来,如“那是一片辽阔的大海”的“大海”,“我一闪身,躲进了旁边的丁香树丛”的“丁香树丛”,“北方的夏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大地生气勃勃,蓝天也不像冬季那样空寂,而是挤满了千姿百态的云朵”的“夏天”、“大地”、“冬季”、“云朵”。运用这两方面的色彩词,不仅能够更真实地再现生活的本身,体现其原生态的特质,而且能使描写的对象更加逼真传神。“在文学创作中,如果作家能够巧妙地运用这种语言来描写事物、勾勒画面、塑造人物、表达意旨,就能够引发读者对色彩的多维联想,就能够拓深作品的辽远意境,就能够开掘作品的深层蕴涵,就能够激发读者的丰富想象。”{37} 　　的确,读这样的小说,将使读者沉浸在诗意的微醺中,回味在温馨的陶醉里,因为作者那抒情语言的诗性挥洒,温馨氛围的尽情营造,审美意蕴的全力释放,流露出对大学生活的偏爱,流淌着激情洋溢的诗河,彰显出文本的情调特色。从以上的分析中,已经看出这一点,作者视大学校园为一方圣殿、心灵的净土,以温暖的阳光和诗意的笔墨去感知、去呈现,这种诗化书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意识形态化的任情和矫情,而是源自对大学校园的恋情、热情,出自对“大学人”的盛情和真情,自觉化为青春的激情抒写,诗性的盛情礼赞! 　　从现代文化学的视角扫描新时期初大学校园短篇小说,创作数量不多,获奖的就更少。但女作者刘索拉于1985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你别无选择》不可不提,它“表现了一个新的而又为当时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人生追求――寻找自我”{38}。这个作品塑造的新一代大学生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和创新精神,也有对自身弱点的讽刺与自嘲,这决定了作品将凸显一种强烈的抒情意味;这也决定了它和《夏》、《女大学生宿舍》有很多的相似性,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这里我们探讨的仅是短篇小说。相对于《你别无选择》,此前的《夏》和《女大学生宿舍》,在充满青春气息与创造力的挑战和反抗方面,还不够强烈;在超越社会政治道德主题去追问人的生存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上,还不够深刻;在表现创造自我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疲惫以及执著追求的精神方面,也还不够显豁。但张抗抗、喻杉立足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去思考,勇于突破当时外在的社会重压,以女性特有的敏感锁定大学校园的“大学人”的人格分裂、超越,精神成人,这在教育兴国、科技兴国、实现现代化口号提出的背景下,具有极典型的意义。因为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基地课题文化现代化(06JSAYJ002)之“新时期大学校园小说的现代文化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1} 赵树勤.女性文化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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