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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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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在哪里 详细一点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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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宁的位置如图示 在 乌鲁木齐西（700KM+）赛里木湖西南（200KM+）
伊宁市（维语：??????????, 拉丁维文：Ghulja），位于新疆西北部，是伊犁河谷内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工业中心。清代曾为伊犁将军驻地，现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的师部所在地。　伊宁市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也是伊犁河谷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伊犁河谷中部，伊犁河北岸，距乌鲁木齐市公路里程702千米。东与伊宁县相邻，南与察布查尔锡 　　伯自治县相接，西北与霍城县相依。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科古琴山，南部为伊犁河冲积平原。伊犁河沿市区南侧流过。属温带亚干旱气 候，气候冬季温暖，夏季凉爽。年均气温8.4℃，年均降水297毫米。全市总面积675.5平方公里，市辖8乡、1镇、1场、8个街道办事处。截止2010年底，辖区常驻人口51.5万人，流动人口约10万，有哈萨克、汉、维、回、蒙古、锡伯、乌兹别克、俄罗斯等35个民族。
伊宁市广场　　伊宁市是祖国西部边陲的一座花园城市，2005年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9被建设部评选为“中国园林城市”，并同成都一起被评为“中国十大新天府”。她北倚天山雪峰，南临悠然西去的伊犁河，四周是美丽的西部大地，－望无际的草原和神秘的森林。市内既有宽敞大道和现代建筑群，又有小巷深处绿荫流水的少数民族人家，比较出名的景区有阿拉木图亚风情园、城市海景乐园、汉家公主纪念馆、民族英雄林则徐纪念馆、伊犁河大桥、拜图拉清真寺、伊宁回族大寺、三区革命烈士陵园、维吾尔民居一条街、汉宾乡果园八角凉亭等，以及遍布周围的雪岭冰川、高山湖泊、森林公园、草原毡房，都是旅游观光、度假休闲的好去处。&/p&伊宁市是伊犁州的首府，其自古为伊犁河谷重要交通和聚落中心。市区面积37平方千米，人口约50万，前身是清朝兴建的宁远城。市区街道呈放射状格局。市内大街小巷白杨夹道，清流环绕，市郊居民庭院内都是果木成林，全市约有果园万亩，每当百花盛开和水果收获的季节，到处飘散着诱人的芳香，被人们誉为“花城”、“白杨城”。白杨、苹果树是伊宁市的市树，玫瑰则是市花。伊宁以盛产苹果闻名海内外，参观果园，品赏鲜果是伊犁旅游的重要项目之一。西郊的汉宾乡果园建有典雅的维吾尔式迎宾凉亭，可开展多种民俗文化活动，被称作伊宁市的“迎宾园”。 　　伊宁市旅游景点众多。市西有占地18公顷的人民公园，园内林木葱郁，花草繁盛，辟有儿童乐园、动物园、博物馆等。三区革命烈士陵园就位于公园后部。人民公园北侧的公园街通西环路，西环路以西是新辟的伊宁市经济合作区，林则徐纪念馆就建在经济合作区中。 　　市东有建于18世纪初的金顶寺遗址。该寺原为著名的喇嘛庙，极盛时供奉喇嘛6000余众，因层顶饰有黄金，金碧辉煌，故名金顶寺，1775年毁于战火。现遗址地面尚散见有黄绿色琉璃砖片及残断佛像。河北承德外八庙之一的安远寺，就是仿金顶寺修建的，故俗称“伊犁庙”。在金顶寺遗址西侧的新华东路上有古朴庄重的中国古典式伊斯兰建筑——伊宁回族大寺。 　　位于伊宁市西北郊19千米巴彦岱乡铁厂沟西山的火龙洞，因山底煤田自燃，常年有含硫磺、白矾等有益人体的蒸气喷出地面，能治疗多种慢性顽症，人们在喷气处挖洞烘烤治病，故俗称“火龙洞”。该处1972年就成立了巴彦岱火龙洞医院，由于疗效显著，求治者络绎不绝。
伊犁河大桥　　伊宁市南郊紧傍伊犁河，1975年在伊犁河的旧渡口上建成了宏伟的伊犁河大桥。该桥距市中心5千米，为双曲拱9孔桥梁，全长300.8米，桥面宽8.5米。大桥河段是伊犁河的主要游览河段，碧水苍茫，心岛罗列，两岸河谷林葱郁，沿河设有滨河公园、游艇码头等游乐设施，是国内外游客必游之地。 　　在伊宁市南门，还有占地18公顷，伊犁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清真寺——拜吐拉清真寺。 　　在伊宁市东北16千米处有伊宁县的吐鲁番圩子旧城。古城遗址由两部分组成，俗称大小金城。传为唐代之弓月城或唐之双河城遗址。 　　在伊宁县东北的麻扎乡有成吉思汗11代孙的陵墓——速檀歪思汗麻扎。其麻扎为中国古典式风格的亭阁建筑。现经修复，成了伊犁麻扎朝拜圣地之一。 　　伊宁市素以边贸重镇闻名，商业发达，有许多繁华的市场。塔西来普开工业品市场，汉人街巴扎等都是国内外游人乐于光顾的地方。编辑本段特产美食伊犁苹果　　产于新疆伊犁河谷地区。伊犁是世界苹果起源地之一，至今仍 存有14万多亩野生苹果林。伊犁河在元代称亦刺河，“亦刺’苹果之意。目前有100多个品种，著名的地方品种有阿波尔特、红蒙派斯、金塔干等。阿波尔特又名哈打果子，果 型大，色泽美观，广圆锥或圆形，平均果重300克，最大果重800克，果面光滑，底色黄绿，布有鲜红色粗条纹或全部红霞：果肉黄白色，质地松脆，汁多，味酸甜，吃起来爽口润心。薰衣草　　有“塞外江南”，“中国十大新天府”之称的新疆伊犁三面环山，日照长，昼夜温差大，气候湿润，冬暖夏凉的逆温带气候，特色农业资源丰富。伊犁有着与地中海岸相似的地理气候，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多种优质芳香植物的重要种植产区。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的新疆伊犁是中国薰衣草生产基地。伊力特曲　　伊犁特曲产于伊犁河谷的肖尔布拉克。该地泉水明澈清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乃是酿造美酒十分难得的水源。酒味纯正，舒心爽口，醇厚甜绵，香气浓郁，回味悠长。在1992年日本东京第四届国际酒类博览会上，新疆的伊犁特曲、伊犁特酿，分别获得金奖和银奖。 　　伊犁的饮食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风味小吃有：奶茶、抓饭、粉汤、风味包子、纳仁、辣罐和血肠、馕、拉面。地方小吃最多的地方就是解放路客运中心周围和红旗路上的美食城。
　　伊宁市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文化风俗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但又各自保持了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维吾尔族的伊犁赛乃木、锡伯族的贝伦、俄罗族的踢踏舞、哈萨克族的赛马、叼羊、姑娘追以及具有民族音韵的阿肯弹唱、伊犁麦西来甫等少数民族传统娱乐活动，为这个西北边城增添了无穷魅力。 　　201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的“恰克恰克”，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项目类别，序号38。&/p&
从乌鲁木齐碾子沟车站坐夜班车第二天早上就到了，690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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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加平：《风云突变的一九六二年》之第一章
作者：吕加平
发布时间：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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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云突变的1962年
一、“七千人大会”1、&毛泽东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就像1927年秋收起义那样第一仗就打了败仗2、&七千人大会召开& 毛泽东再作检讨并强调发扬民主3、&毛泽东说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二、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新战略与发动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1、肯尼迪的美国式侵越“特种战争”2、走入死胡同的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3、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新战略4、肯尼迪发动侵越战争是为了对付中国5、肯尼迪竭力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并企图发动对华核战争
三、苏联恶化中苏关系并制造反华颠覆事件1、&苏联策动新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2、&苏联制造伊塔流血暴乱事件3、&苏联蓄意恶化两国关系和进行反华颠覆活动4、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根源
四、蒋介石蠢蠢欲动& 10万人逃港事件和尼赫鲁打上门来1、&美国支持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2、&港英煽动大陆人大批逃港3、&美英支持尼赫鲁侵华(1)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2)印度在中印边界发动侵占中国领土的军事进攻
附录一、“大规模报复”战略简介附录二、笔者所知的“伊塔事件”
第一章&& 风云突变的1962年
一、“七千人大会”
1、毛泽东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就像1927年秋收起义那样第一仗就打了败仗刚刚进入1962年，中共就于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各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共计7118人。这是中共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以后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在国民经济调整进入关键时刻召开的。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和批准，又因为以刘少奇为首的所有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一致支持拥护和贯彻实行，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958年蓬勃地开展起来，成为全国全党全民的热潮。但这场群众运动一开始就犯有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失误，所以进行不到一年，就已经显露出它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而这时苏共赫鲁晓夫集团为了报复和压服中共和毛泽东，趁此机会背信弃义，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撕毁合同，撤援逼债，勒索刁难，制造种种事端，破坏中国经济建设，损害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科学发展。因为新中国经济科技的现代化发展严重依赖于苏联的援助和指导，毛泽东等所有中国领导人又都缺乏大工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而中共对于赫鲁晓夫苏共领导集团在社会主义旗号掩护下的大国沙文主义殖民手段又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防范，在这内外重压的交错作用之下，也就给中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失调和巨大的困难。这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十一”国庆节送走第三次来访的赫鲁晓夫后在南下视察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的：“唉，天灾人祸啊!”“公元17年，荆州大饥，饥民们到野地掘草根……我们现在也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没有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注1)。其实毛泽东在1958年8月和第二次访华的赫鲁晓夫谈话以后不久，就开始觉察到“大跃进”出了问题，认识到它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注2)。而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却依然头脑发热，他在9月到江苏常熟农村视察时，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时，竟还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也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还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过，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注3)。然而毛泽东主动地承担了全部的主要责任，他从1958年10月以后就先后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以及庐山会议上，一再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多次主动检讨。毛泽东是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中首先认错检讨的，也是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的(注4)。他在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承认自己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个小孩子，从1958年8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上又对杨尚昆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注5)。在7月23日的讲话时又检讨说：“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别人在别人，过去说陈云、恩来，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600万吨，我找大家谈话，有的人也觉得可行。我6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作，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一个是1070万吨钢，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几千万人上阵，补贴8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像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如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 ╳ ╳有点责任。(但)第一责任是我”(注6)。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毛泽东谈到犯错误原因时则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的，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钉子是他们碰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可以看出，和刘少奇的讲话相比，毛泽东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而刘少奇则注重“人祸”及其责任(注7)。毛泽东不断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和中央犯了错误，并带头纠“左”(注8)。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及早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并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采取了许多纠“左”措施，才使陡起的“共产风”迅速得到了止息(注9)。在纠“左”历程中，他告戒各级干部要划清两个界限，要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注10)。根据毛泽东纠“左”的指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开展调整工作。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中共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对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克服困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经过一年半的经济调整，到1961年底，国家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形势，已显露出了好转的苗头。但是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在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方面很不得力，成效不大。全国城乡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重，工业生产继续大幅度滑坡，党内各级领导对调整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仍不统一，不少地区和部门还在采取观望和徘徊的态度，许多政策落实不下去，极大地影响了调整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改变党内的这种思想状况，国民经济的调整将难以维继。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在日至31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所以在会上向中国发难。周恩来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毛泽东)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愤而提前回国。赫鲁晓夫的挑衅更激怒了毛泽东，他率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压力决不屈服。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迅速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注11)。也就如毛泽东在1959年10月时说的：“他越压，我们越要顶!”
2、七千人大会召开& 毛泽东再作检讨并强调发扬民主正是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毛泽东在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不久，就下决心召开一个大会，以克服内部困难，一心一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因此，他在听取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汇报时，根据陶铸和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会议，一县来两个人，地委来3个人，省市来4个人，中央局也来4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来开。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中央的账要讲清楚。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注12)。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所有领导的同意，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大会，以纠正前几年“左”的错误，充分调动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克服经济困难形势。也就是如大会通知所指出的：“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注13）。为此，中共中央在日，也就是在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半个月后，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负责起草代表中央向大会的工作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日至日先行召开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主要领导100多人参加的高层小型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内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准备。在这次小型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12月20日说：“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这十二年，恐怕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注14)。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从11日到27日上午，七千多名大会代表主要是分组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大会上报告的报告稿。27日下午大会正式开幕，刘少奇讲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1月29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在大会上又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评。他检讨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注15)。“横竖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注16)。“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刘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注17)。他又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注18)。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注19)。他又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注20)。毛泽东在会上还特别强调发扬民主。他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作为一位领导如果不发扬民主，迟早是会要垮台的。人民不拥护你。”“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注21)。他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毛泽东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在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最后垮台了(注22)。他强调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注23)。他针对有人不能批评的情况说：“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注24)。他还批评说：“我们有的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大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讲话”(注25)。他强调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注26)。为了使与会者打消顾虑，敢于讲话，各自承担应负的责任，毛泽东鼓励大家“出气”：“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注27)。他要求会议做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注28)。“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注29)，并要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
3、毛泽东说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毛泽东不仅在“七千人大会”上要求在中共党内充分发扬民主，而且在很多场合主张在党外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他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而且还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注30)。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放在不分高低、同是“万岁”的平等地位上的。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31)。2月7日，大年初三，“七千人大会”在通过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后，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这次大会是建国以来中共的一次重要会议，尽管在会上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前段工作的功过问题，究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成绩大于错误缺点”？成绩与错误缺点是9个指头与1个指头之比，还是1个指头与9个指头之比等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已露分歧而初显不祥之兆，但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在毛泽东的主持和倡导下，与会者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毛泽东也在全体会议上再次作了自我检讨，这种情况建国后的中共党内是不曾有过的。所以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得知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由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或责任很少时，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共和毛泽东提倡和发扬党内外民主，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注32)。“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又在2月21日召开了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专门讨论关于经济恢复和调整问题，以及具体解决办法。这两个完全是关于经济建设的会议。按常理说，这两个会议结束后国民经济也就进入了全面调整阶段，中共中央将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完成这个调整任务，可以专心专意搞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了。然而也就在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突变，这种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突然巨变，其第一个大事件，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
二、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新战略与发动针对中国的侵越“特种战争”
1、肯尼迪的美国式侵越“特种战争”约翰•肯尼迪(Josehn•F•Kennedy)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以0.1%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Nixon M•Richard)，当选为第35任美国总统，时年43岁。日他宣誓就职，取代前任共和党政府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D•Esehower)，入主白宫。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也最有作为的总统，是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争斗的冷战较量中扭转美国衰退、挫败苏联攻势、使美国振作兴盛起来走向成功的关键人物。他在就职演说时所说的“不要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问你们自己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这句名言，掷地铿锵，激励和振奋了无数美国人，使人永志不忘。他正如美国前任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所评价的：“肯尼迪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同时具有唤醒大众思想的天赋，曾沉着冷静地带领美国人民共渡难关”(注33)。然而也是他，却在越南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了越战泥潭而陷入困境。美国插手越南事务始于二战结束后的杜鲁门民主党政府，由于新中国和苏联承认了胡志明政权，美国认为印度支那由于其“在东南亚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地位”而“面临最紧迫的危险”，因此决定全力支持法国战后为恢复战前殖民统治和宗主国地位而发动的侵越战。1950年2月，杜鲁门政府把印度支那视为又一个冷战战场，开始扩大对法援助，给予1.5亿美元，并承认了由法国扶植起来的、在日军占领期间曾为日本人效劳的保大政权，派出一个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帮助法国人统治印度支那。在1945年到1954年法国侵越战争期间，美国提供了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明确表示：美国“不能再有一个朝鲜，绝不能允许东南亚像一个‘熟透的李子’一样，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决定，一旦中国介入战争，美国将派出海空军力量保卫印度支那，并考虑对中国本土采取海空军行动。到1954年，继任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负担了法国全部军费的88%，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人员达300多人(注34)。1956年法国按照《日内瓦协定》从越南撤军，美国却在南方扶植吴庭艳成为南越总统，派出军事顾问到南越取代法国训练和资助吴军，又成立了《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组织，组成对付北越、老挝和中国的“遏制墙”，以便分裂越南，阻止南北统一，把南越当成美国反共反华的前哨基地。到1960年年底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时，美国对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军援已达70多亿美元，但此时南越人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已成燎原之势，打得美国扶植的南越吴军难以招架。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之前就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支持杜勒斯的对越政策。他在1956年的一次公演讲时就曾说：“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注35)。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劝告他说：“不论你花多少人力和财力，你将一步一步陷入无底的军事和政治泥潭里”(注36)。但他却予以拒绝，并在当上总统后不久决意要在南越发动一场美国式的越南“特种战争”。肯尼迪上台才一个月，即日，被他请来当国防部长的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共和党人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对他说：美国“对付游击队、叛乱和颠覆活动的能力微乎其微”，应该把南越“变成一个实验室，一个研究局部战争的实验室”(注37)。麦克纳马拉的建议正合肯尼迪之意，他便敦促政府制订在南越进行反游击战的新战略，并立即付诸实施(注38)。3月，美国战斗机被命令摧毁越南上空的“敌对飞机”，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南中国海，驻日本冲绳和泰国的美军宣布进入战斗状态。5月5日，即在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结束后不到一个月，肯尼迪政府宣布将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注39)。5月11日，肯尼迪向南越派遣100名军事顾问和400名特种部队官兵，以帮助和指导南越军队进行反游击战，美国开始涉足越南战争。8月初，肯尼迪给吴庭艳写信，答应将南越军队从17万扩大到20万人（注40）。但是肯尼迪由于入侵古巴的“猪湾”惨败，使他威信扫地，焦头烂额。接着又忙于美苏首脑会谈和对付赫鲁晓夫挑起的柏林危机，所以虽然一直想在越南增兵扩战，却始终被拖住在欧洲腾不出手来，没有敢真正动手。直到11月7日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态度变软，作了退让，使柏林危机得以和平结束，他才抽出身来，很快把视线转向亚太的东南亚，开始实施干涉越南、针对中国的侵越“特种战争”计划。一个星期后，即11月15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下达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前一天，他向吴庭艳表示，他打算提供额外的军事装备，并将协助越南训练，增加美国在越军事人员。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的部队所承担的任务……更适合外国白人军队，而不是驻防任务，或者涉及挖出隐蔽在越南大众之中的越共分子的任务。”“我们期望参与到影响军事形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决策过程。”“为南越的政府机构提供行政官员和顾问”，以及“与南越政府联合调查每一个省的形势的人员，以便评测对执行反暴方案有影响的社会、政治、情报和军事因素”。肯尼迪坚持要求吴庭艳将他的“国家置于战争机制，以动员其所有力量”，并“彻底改组”军事系统，“以创建一个有效的军事机构投入战争”（注41）。很明显，肯尼迪是要按照他的战争意愿把南越政府、军队和国家变成全由美国牢牢控制的附属体和战争机器，并由美国军队直接参与决策和作战，以实施他的美国白人式的“特种战争”。根据肯尼迪的这一计划，他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D•Taylor)将军则建议派8000人的美国军队到南越参战（注42）。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已被越共游击队打得难以招架的吴庭艳政权接受了肯尼迪的变南越为美国附属体的计划，美国即就在11月28日决定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美国飞行员也被安排驾驶飞机参与打击越共的空中袭击。进入1962年1月，也就是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时，肯尼迪派往南越的军事顾问已接近3500人。这以后，肯尼迪进一步决定在南越加强美国兵力，参与和指挥吴庭艳军与南越人民武装作战。日，即中共“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美国在西贡成立了以保罗•哈金斯将军为司令的“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南越吴军和先后抵达南越的美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并将作战物资大规模地运往南越。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肯尼迪正式发动了由美国军队直接参战的美国式侵越“特种战争”。自此后美国派往南越的兵力不断增加，战争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从1962年1月底的4000人，到7月增加到8500人，11月时达到1.1万人，到当年年底时美国派往南越的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已达1.2万人。这其中包括13名将领，4500人的特种部队和突击队，1500人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6000人的空军。同时又帮助南越建立起了正规军20.5万人，民卫队10万人，保安队8.5万人，“共和青年组织”10万人。空军扩大一倍，仅作战飞机就有370多架。摩托化部队、工兵部队和别动队正在组建，村保安部队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统一组织和标准化的职业军事力量(注43)，还提供大量军用装备武器等。12月，肯尼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人员比一年前多了大约10－11倍，我们有些伤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装备。我们正在实施战略村计划”。肯尼迪在日以在南越成立“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为标志，正式发动了这场美国式侵越“特种战争”，准备在18个月内消灭南越人民武装部力量，美吴军加强了恐怖军事行动，对南越自卫武装和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为了切断人民同游击队的鱼水关系，肯尼迪又下令大搞饥饿封锁的“战略村”，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大量使用凝固汽油弹和进行灭绝人性的化学毒剂战，并镇压南越佛教徒的反抗。在1962年的一年中，吴庭艳在美国的指使下建立起了计划1.1万个“战略村”中的4000个，把全国39%的人民集中囚禁在这里。这正如吴庭艳所说的：战略村“使共产党得不到便利条件，失去传统的前线，不能发动他们不久之前还能够非常容易地用分散突袭的战术发动的突袭”(注44)。
2、走入死胡同的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之所以要发动侵越“特种战争”，这与他反对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所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要实行他的“灵活反应”新战略有关，而他也正是“怀着要改变艾森豪威尔的许多外交政策的方向和目的”、“不想被艾森豪威尔政府炮制的各种政策声明所束缚”(注45)，才去争当总统和走马上任的。美国在年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的八年执政期间，推行优先发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当时主要是战略空军)在美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急剧削减陆军，在军事战略上所实行的是以核武力量的“多而近”(核武器的数量多，可投掷核弹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多，但导弹射程较近)为特征的和要么不打、要么打先发制人全面核大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附录一)，为了使核武器拥有超过苏联的绝对优势，其核武器的数量由1953年的1350枚增至1960年的2.3万枚，为杜鲁门时期的16倍(注46)。它的冷战对手苏联在1949年8月爆炸成功了第一枚原子弹，5年后即1953年9月，又首次爆炸成功了氢弹，彻底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ehev)1955年主政时起，实行由斯大林开创的、具有“快而远” (核弹和导弹数量不如美国多，但速度快，射程远，TNT爆炸当量大)核反击能力的“火箭(导弹)空间”战略，集中主要防务资源，大力研制洲际导弹，建立和扩充独立于陆海空三军之外的战略火箭军，大大收缩陆军、战略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的发展规模。苏联不仅正在以出乎美国预料的速度扩充和发展导弹核武器，而且其核战略与美国相比更占有明显的超前优势。美苏之间在导弹技术方面和核战略方向上的竞争始于战后的冷战开始之时，五十年代双方加快了研发速度，但美国把发展短程导弹和可以投掷核弹的远程轰炸机作为重点，苏联则把发展“快而远”的中远程导弹和空间技术作为重点。1955年苏联试射成功射程为1600公里的中程导弹，并于第二年开始部署。日，苏联宣布试制成功射程在8000公里的“多级超射程洲际弹道导弹。10月4日，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重184磅的人造地球卫星。仅过了一个月，即11月4日，苏联又发射了重508公斤的第二颗人造卫星。接着，又发射成功了载狗人造卫星。而此时美国的洲际导弹屡试屡败，卫星更是上不了天，直到1958年1月依靠在二战时俘获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努力，才把一颗仅重8 .22公斤用毛泽东的挖苦话来说“只有鸡蛋大的”探险者1号小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但却是无法同苏联的人造卫星和火箭技术相比。苏联按照“快而远”的“火箭空间”战略，在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方面的遥遥领先，强烈震动了美国。这也突出表明美国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时，不仅在远程核导弹和空间技术上已明显落后于苏联，导致美苏之间出现了“导弹差距”和“空间差距”，而且在经济上也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和危机，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使“大规模报复”战略走入了行不通的死胡同。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既不敢打全面核大战，又不敢打常规局部小战，却又要保持庞大的核武器和常规军备的生产能力，还要大量采购和储存常规武器装备。弄得入不敷出，难以维持，陷于内外交困、进退两难的境地，并终于在1960年的“U-2”间谍飞机事件中大败受辱，从此对核武力量日增、核战略攻势日盛的苏联，产生畏惧心理而被迫退让，使美国威信大降，步步被动。
3、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新战略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和以他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中的有识之士如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等，尖锐抨击和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这条使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和军事被动的保守过时战略，并掀起了为时近一年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性公开大辩论。陆军参谋长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提出了与“大规模报复”战略相对抗的“灵活反应”战略，得到肯尼迪的肯定和接受。他力争改变美国衰退危机，并以此为竞选旗号争取民心，终于在1960年的大选中获胜。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以后，以“新边疆”开拓者的勇敢姿态，立即采用“灵活反应”新战略，全面取代落后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着手改变共和党政府这条误国误军的错误战略路线和治国方针，排除万难地振兴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力挽衰退局面。1961年3月，即在他上台后不到两个月，他在致全国的首次国情咨文中就防务问题宣布了这种“灵活反应”战略的目标。他说：“遏阻一切战争，全面战争或有限战争；核战争或常规战争；大战争或小战争；使所有潜在的侵略者确信任何进攻都无济于事，为争端的外交解决提供后盾，确保我们拥有足够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以结束军备竞赛”（注47）。肯尼迪所要实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其理论核心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付不同的威胁，准备打各种战争，特别是打常规战的“有限战争”、“局部战争”或“特种战争”，改变”大规模报复”战略过份依赖核武器作用而把核武力量作为“剑”、以常规军事力量作为“盾”的单一做法，而是针对不同情况灵活地作出不同反应，反过来把常规军事力量当作进攻的“剑”，而把核力量作为防御的“盾”。也就如”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者泰勒将军所说的：将核威慑力量作为“击退敌人原子攻击的防御盾牌”，而把常规部队则当成“用来进行刺杀和攻击的灵活的宝剑”(注48)。肯尼迪实行”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用它作为遏制苏联的主要手段，同时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注重用和平的方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和扩张。肯尼迪认为，当时世界上到处兴起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运动，其主要趋势是亲共产主义。他在1961年晚些时候曾告戒说：“斗争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转移到了非正规战、叛乱和颠覆，然而并未由此变得那么真实。”“人们在家中被剌刀剌死，而不是在战场上被枪击毙”(注49)。对于在落后地区和落后国家这种非核非正规战的反帝反殖局面，他认为只能打核大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失去作用，无法对付。因此他的政府一上台就基本放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只打核战争一种战争方式的方针，提出要根据不同情况准备打四种战争。这四种战争包括：用常规武器打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使用战术核武器打有限战争；使用战略核武器打核大战。肯尼迪政府强调增强常规军事力量，是为了准备同时打在50年代制定的“两个半战争”，即同时在欧洲和亚洲打两场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全面大战，也就是“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的进攻或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别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的军事冲突(注50)。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摒弃除了打核战争就没有其他道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转而采取可以在非核常规战争中大显身手的”灵活反应”战略。“灵活反应”军事战略对于核威慑赋予了新的定义，它认为首先是以优势的核力量使敌方感到没有胜利和生存的希望，从而对发动核战争望而却步，不敢动手；其次是即使敌方使用核武器，美国却能从第一次核打击中生存下来，用保留下来的核武器给对手在第二次打击中予以摧毁，结果也就使对手丧失毁灭美国和打赢战争的信心。因此对于肯尼迪来说，核武器主要不是用来作为战争的武器，而是作为威慑对方迫其退缩罢手的手段。但是肯尼迪更突出地强调美国军队必须有打赢有限战争的能力，他认为，美国军队既要能打核战争，又要能打常规战争；既能打正规的常规战争，又能打非正规的常规战争，如“特种战争”、“反游击战”、“反暴乱”等等，而且要以打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和对付游击战争为主(注51)。也就是说，”灵活反应”战略强调增强常备军事力量，但不放弃、甚至更要大力发展核力量，这也正如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所指出的：“核力量与非核力量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就像与非军事手段互为补充一样。”肯尼迪总统也是这么去做的，在他的任期内，核武器比艾森豪威尔时期增加了15%，核爆炸力的吨位增加了200%，核潜艇增加10艘，民兵式导弹增加400枚(注52)。所以肯尼迪政府根据”灵活反应”战略所采取的方针是：在保持适当平衡的前提下，既要进一步发展战略核力量，又要加快增强常规力量(注53)。于是肯尼迪在当政以后，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陆军增加100万人，海空军得到大力扩充，征兵额增加1－3倍，同时在保持“多而近”核武优势的基础上，又全面追赶苏联的“快而远”核威慑能力和空间技术，并以超前的胆识制定和实施“阿波罗”人类登月计划，以确保美国在核武军备、空间领域和常规军力等各方面对苏联的全面优势。与此同时，肯尼迪又在重视人才、减少失业、加速发展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善人民生活和健康、压制通货膨胀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大刀阔斧地革新除旧，使美国经济迅速回升。他又反对种族隔离，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建立国际和平队，广获人心，终于鼓舞起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和奋发精神，重树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威信，在他上台一年后使美国摆脱了衰退的困境，并在同苏联争夺的冷战较量中逐渐占了上风。而他发动侵越的“特种战争”，则是把越南当作他实施“灵活反应”战略的试验场。
4、肯尼迪发动侵越战争是为了对付中国然而，肯尼迪根据“灵活反应”战略而要更深地卷入越南战争的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中国。在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比苏联更为“激进”和“好战”，是更危险更富于“侵略性”的敌人。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曾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越南问题听证会上说：“侵略的工具”是河内，而“侵略的主义”来自北京(注54)。肯尼迪政府担心在越南的失败会像杜鲁门时期丢失中国一样，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从而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而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才符合美国利益。他在成为总统前就说过：“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西亚展开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位置，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东南亚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手中”(注55)。他声称美国必须认真对付这种在不发达国家进行、并得到中国支持的所谓“共产党侵略”的地下战争和丛林山地游击战。因此在肯尼迪政府看来，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并利用中苏分岐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加大威胁，甚至准备同中国打“两个半战争”中的“一个战争”。正是这个原因，肯尼迪在刚上台时就把应付老挝局势作为重要议程，并从所谓“遏制中国”的战略层面上决定军事干预（注56）。与此同时，他又开始插手和干预越南事务，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在5月向总统提议向南越派遣美国军队，以便“提供一个对北越人或中国共产党可能行动的可见威慑”，并且“向所有亚洲国家显示我们意图的坚定性”(注57)。于是肯尼迪在5月11日批准了由麦克纳马拉的副手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领导的并由副国务卿、参联会和中央情报局代表参加的越南特别工作小组所提出的目标：“阻止共产党对南越的统治”(注58)，肯尼迪政府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特别重视得到中国支持和援助的反游击战和所谓反叛乱作战，正如肯尼迪在1962年美国军校毕业典礼上所称的：“如何对付游击战是未来10年里美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美国军校的毕业生有必要具有进行特种战争的能力”(注59)。为此，他下令在巴拿马、冲绳、越南和西德等地建立新的特种作战中心。而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积极在越南部署特种部队，进行被他称为“灌木林火式”战争的“特种战争”，则是”灵活反应”战略在亚洲的一次大规模实施。在此期间，肯尼迪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专门阅读了一些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找出能够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注60)。
5、肯尼迪竭力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并企图发动对华核战争肯尼迪为了遏制中国而发动侵越战争，然而他更企图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成为核国家，为此他甚至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在肯尼迪已被选上总统但还未上任就职的1960年12月份，美国情报部门已初步判定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他们估计由于铀的提炼非常困难，中国制造原子弹所使用的核裂变物质很可能是钚，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将在1961年进入关键阶段，第一颗钚弹可能在1962年制造出来。日肯尼迪入主白宫，这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根据所获情报告诉华盛顿，中国可能在1962年底爆炸核装置，到1965年可能会拥有一小批原子弹(注61)。肯尼迪竭力主张发展核军备，猛烈抨击艾森豪威共和党政府由于推行保守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使美国出现落后于苏联的“导弹差距”。为了扭转美国在核武方面的被动局面，肯尼迪要求在继续保持“多而近”核优势的基础上尽快赶超苏联的“快而远”核能力。但是现在美国在导弹和空间的战略能力方面还没有超过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却又很快就要拥有核武器了，所以情报界和军界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估计使刚刚当上总统的肯尼迪十分紧张，他认为“中国爆炸核武器可能会是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注62)。但是，由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打败过美国，起码说打了个平手，中国又实行坚决的反美政策，并且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和反美战争，这使肯尼迪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战之国，一旦有了核武器就会将它用于战争和扩张，这对美国和世界人类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肯尼迪甚至说，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和苏联“还可以谈一谈”，和中国则“不能与之言”。因此他认为必须在中国还没有研制成功原子弹之前要设法摧毁它的研制设施和试验基地，把中国的核幼芽“掐死在摇篮里”，阻止它成为核国家。而因为中苏之间已经发生裂痕，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抨击已愈加猛烈，这使肯尼迪首先想到可以利用中苏矛盾，争取同苏联合作，共同对付中国研制核武器一事。日，也就是肯尼迪上台以后才22天，他和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oson）、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等主要外交政策助手们在白宫讨论有关美苏首脑会谈问题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也担心中国掌握原子弹技术，肯尼迪的智囊们建议：把争取美苏合作制止中国的核发展，作为向赫鲁晓夫探询的话题之一。他们估计赫鲁晓夫担心核扩散，也许会利用私下的机会表示担心中国成为核大国，总统应主动问赫鲁晓夫：苏联对中国的核发展持什么态度？“苏联真的认为在中共成为核大国之后，避免核战争的机会就会减少吗？苏联有把握确定好战的、扩张主义的中共政策会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以便引导苏联领导人进一步商谈怎样联合限制中国的核发展。他们还建议肯尼迪总统为了获得苏联同意，抑制中共的“侵略性”，实行美苏共同支配的“稳定共存的世界秩序”，应该向赫鲁晓夫强调：中国是美苏面对的共同威胁，如果苏联真心希望世界和平，“即应力劝中共在处理外交关系上要放弃使用武力”，以争取赫鲁晓夫在共同阻止中国掌握核技术成为核国家问题上达成一些谅解。6月份，肯尼迪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及到了这个问题(注63)。然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议上却发现，由于赫鲁晓夫担心如果同美国搞得太近就会应验中国对苏联“与帝国主义妥协、同流合污”的指控，而且赫鲁晓夫在以后对美国的战略攻势中，如不久以后发生的柏林危机，也还需要借助中国在亚太对美国造成压力和牵制，所以尽管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核崛起抱有警觉和反对的态度，却并不打算在这个时候与美国联手制止中共搞核武，因此肯尼迪这次希望与苏联合作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没有成功。但是尽管这使肯尼迪感到失望，他却并没有放松对中国核发展的关注和重视。他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分析中国拥有核武器将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并提出对策。维也纳会议以后，有关部门陆续地提交了报告。参联会认为：“虽然无法具体地勾画出中国获得核武器的政治和军事后果，但中国具有核打击能力肯定会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安全形势、特别是在亚洲，产生明显的影响”；国务院认为：中国核武器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军事方。它将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产生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潮流”的印象，会使它们重新评估中国的军事能力对它们本国的影响，重新评估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它们将更愿意接近中国或疏远美国，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无疑将因此遭到削弱；中情局则更关注中国获得核武器对全球核扩散的影响，其他国家也会效仿中国而相继发展核武器，“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多，又势必会使一些国家丧失理智、增大铤而走险的可能性”(注64)。肯尼迪对于中国在拥有原子弹以后对外政策的变化上更相信情报部门和军界一些官员所认为的：“中国人会因此觉得很强大，而这无疑会反映到他们对周边冲突的态度上：也许他们会觉得美国将更不情愿介入亚洲大陆，中国政策的调门可能会更加强硬，更加好战。”这使肯尼迪恐惧地认为：“装备核武器的中国将会如此的扰乱世界政治面貌，以至到了我们不能容忍的地步。”“除非他们同意在这个领域里停止努力，否则我们将采取行动”(注65)。于是他命令中情局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于当年9月6日举行代号为“高根1”的对华核战争演习，以便为提前防范中国拥有核武器以后可能会对美国和亚洲各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做好准备，并在以后可能发生的美中核战争中可以先发制人地打败和制服中国。“高根1”核演习的全过程是：全球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两天后即9月8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戒备状态。12小时后，驻太平洋地区美军接到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命令，台湾的美军基地发射6枚“斗牛士”核导弹，飞向中国大陆预定目标。10小时后驻韩美军队紧急动员，地面部队集结38线，第七舰队舰载攻击机和“大狮星”导弹核潜艇发射的导弹直扑中国的机场、基地、桥梁、通讯设施等。轰炸持续4天，随后美军地面部队攻入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注66)。“高根1”核演习一个月后，即1961年10月，肯尼迪在接受《纽约时报》一名专栏记者采访时说：“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过时了，中国就要有原子弹了，而一旦中国有了原子弹，东南亚都会落入中共之手”(注67)。1962年1月，他指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研究中国发展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和在东南亚地位的影响作出分析，并确信必须对中国的核威胁加以制止。一年后，即日至12日，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一个多月，肯尼迪又举行了代号为“高根2”的第二次对华核战争演习，其演习过程是：美军设想由朝鲜战争引发亚洲战争，并扩大到了欧洲。美军地面部队对中、朝部队使用战术核武器，全球美军进入一级戒备。然后在北约军队对华约军队发起突袭的同时，驻台美军对中国大陆战略目标实施核打击，攻击3天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注68)。
三、苏联蓄意恶化中苏关系并制造反华颠覆事件
1、苏联策动新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国的南线方向已经出现了美国为了针对中国而发动侵越的战争威胁信号，几乎同时，在中国北线方向的西部新疆伊犁塔城边境地区也出了大事，接连发生了苏联制造的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和流血暴乱事件的反华颠覆活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新疆的北疆，它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奎屯直属市组成，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的首府伊宁市是13个民族的聚居地。伊犁全州面积35万平方公里，其西部、西北和东北三面分别与原苏联和蒙古国为界，仅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就长达1500公里。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苏联领事馆直接给职员布置任务，开始指使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进行秘密串连，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苏联领事对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因此伊犁苏侨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的苏侨协会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进行串连登记，与苏联人没有关系但愿意去苏联的人也都进行登记。当年在伊塔地区非法登记的达13186人，苏方都给他们发放了苏侨证或其他苏联证件。1960年间，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各种证件的人占各县市居民总数的25%-40%，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持苏方各种证件的人也不少。1961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后，苏领馆通过各地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和发放苏侨证的活动更加积极，伊宁市苏侨协会秘书扬言：“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者时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裕。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对个别要求退出苏籍的侨民则进行威胁。与此同时，苏方大量向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杂志等宣传品，加大广播宣传，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引诱和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而对于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的苏籍干部，因为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所以苏方尽量不让他们退籍和回苏，要求回苏者不发给入境签证，企图迫使中方允许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而其中的一些人也充当起内奸角色，经常与苏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注69)。日中共“七千人大会”结束，一个月后，即3月份，伊宁、霍尔果斯、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不少边民非法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而在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名迪道夫)、秘书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次。特别是日，季托夫到塔城后一反以往先到当地政府拜会的常规，直接到苏联侨民协会接见居民。他鼓动说：“哈族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季托夫在5天时间里接见与苏侨有亲戚关系的中国公民1573次，并有意将4月7日约见的人推迟到8日下午接见，待人员集合至500余人时，即不经当地政府许可就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他又授权苏侨代表要他们在他走后散布“你们跑我不干涉，你们自己负责”等话。此间，季托夫曾经巴克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和请示。季托夫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就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很多自称是苏侨的人也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甚至扬言要大批逃跑。由于外逃情绪得到苏方和苏侨的鼓动与挑唆，形成了一种舆论气候，边民即就开始了非法越境的去苏行动(注70)。与此同时，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俄罗斯族人祖龙泰耶夫少将和伊宁军分区司令员、也是俄罗斯族人马尔果夫少将，也在4月初以深入边疆牧区调查边防情况为名，亲自到裕民县牧民中间。他们在躲过了当地的党政干部以后，对牧民们说：“大家不是想吃饱吗？我倒有个办法。”“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牧民们担心地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他们煽动说：“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呢。”祖龙泰耶夫又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果夫是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少数民族武装部暴动、史称“三区革命”的早期参加者，全国解放后，暴动的民族军在1949年1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他们两个苏籍干部也就成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但此时他们已被苏联“克格勃”策反成了间谍内奸。他们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边区的牧民们一哄而起，奔走相告，迅速传播可以到苏联去的消息，人们涌到苏侨协会和苏联领事馆急切办理登记(注71)。而苏侨协会和领事馆这时也大规模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并千方百计地鼓动苏联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另有一大批来自苏联的“克格勃”分子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名大肆活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伊宁领事馆等机构更是频繁活动。4月22日，在霍尔果斯，前往苏联的中国边境居民成群结队、拖家拉口、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涌入苏境。不少人开始围攻守关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撕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通向苏境的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一长串汽车队，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去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人群顿时疯狂地朝桥头挤拥而去。解放军边防战士鸣枪警告，但他们的枪很快被夺走，战士被挤倒，人群从倒地的边防战士身上踏了过去，直奔苏境。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宁的四个地区、二十个县，在3000多公里长的西部中苏边境上，外逃人流如滚滚潮水，汹涌地向苏境奔腾了几天几夜(注72)。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在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大量接运和安置外逃群众。苏方一侧的库则温边防站设有临时登记点，科克巴斯塔乌设有四顶帐蓬、一间毡房作临时接待站，内装电话，外停数十辆大小汽车和摩托车，用于接待和运送非法越境外逃的中国边民。各接待站还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的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的克格勃人员坐镇接待站中，热情相迎。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塔城、裕民、霍尔果斯和查布察尔的中苏边境地区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让外逃人群顺利通过。到晚上时，苏方则打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用汽车灯照明，指示向苏境逃跑的方向，有的探照灯直射中国境内达几公里远。苏联边防军还派出大卡车到边界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进行登记、发钱、发粮，并很快将他们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为了鼓动更多的边民外逃，苏方又在边界口子上散布“22日关口子”、“25日关口子”等谣言，传令要求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注73)。而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被苏方派遣或怂恿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很多没有走的人听后兴高采烈，一片欢呼，急不可耐地纷纷抢着外逃.。有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哭着要他们不要外逃，他痛心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但没有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跨过去，直奔苏境。有一辆外逃汽车见他挡道，在他身前停下来后车上的人一边骂他是狗，一边下来两个年轻人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准备把他强行一起带到苏联。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上(注74)。这次由苏联策动的伊塔边民外逃事件，从4月上旬起至5月末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参加外逃的总人数达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几百人了。据伊塔事件后被苏军捕获的人回来反映，苏方对他们说：“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过来不少人，原因是我们从多处开了边界口子。现在我们上级通知我们，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注75)。
2、苏联制造伊塔流血暴乱事件但是这次伊塔事件并没有因此而结束。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自治州首府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却仍在继续发展。5月14日和15日，有100多人到伊宁苏联领事馆说，中国政府允许他们走了，要求苏领馆签证放行。但领馆的人则要他们找中国政府开具证明才同意签证。这些人没有苏方的允许，又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好在中苏边界线离伊宁市只有几十百把公里，并不很远，路也好走，于是人们就开始步行外逃。5月中下旬，伊宁市步行外逃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班车取道不远的霍尔果斯关口逃苏，伊宁发往霍城的班车票仅27、28两天就售出800余张。5月29日，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事馆的汽车经过时，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群众示意，人群中即有人高喊“我们掌柜的来了。”下午，由于车辆不足，车站暂停售票，人们大为不满，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1000余人。这时，人声鼎沸，秩序混乱，并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的情况。前来处理问题的自治州州长也被愤怒的人群围住，强迫他给他们开具去苏联的证明。随后，聚集在车站的人群在有人指挥下，分成三路直奔州政府、州党委和苏联领事馆。苏联领事塔查尔金对要求去苏联的中国边民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管卖票，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办理回苏联的手续。”这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到苏领馆的人调转方向直奔州政府和州党委(注76)。在这批向州政府和州党委进发的人群中，有一批年青人手持棍棒什物，一边走一边高喊“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在马路上行走的汉族群众不问青红皂白地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大打出手。他们边打边朝州政府大院冲去，站岗的门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后面的人群一窝锋地涌进了州政府大院里。他们用棍棒、砖头、石块砸烂了岗楼，砸毁了传达室的门窗。一辆吉普车被团团围住，有人喊“砸!”，人群顿时把车棚车窗全部砸烂，受伤的州干部在车里还没有来得及爬出来，小车已被掀翻。又有人高喊：“烧车!烧!”汽车即被暴徒点燃，火光熊熊，浓烟滚滚，警卫战士和州政府其他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救出了车里受伤的同志。这时，冲到州政府大院里的至少有两三千人，而在州政府外面的斯大林大街、街心广场和延伸出去的各条街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看热闹和起哄助威的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政府办公大楼“砰、砰”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州政府办公大楼是一幢黄色哥德式建筑，共有4层，楼内100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不远的州党委大院内，另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闹事人群中的首要分子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在他们的煽动和指挥下，冲进州政府办公大楼的闹事群众，抢劫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所有被他占领的办公室中的东西。他们继续往上攻，州委干部坚守在办公大楼的楼顶平台上，暴徒们强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双方僵持不下。几个小时后，围攻人群又转而包围了州党委，他们高呼反动口号，挑动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正带领工作组在检查工作，听到暴乱消息后立即从军分区赶到州党委。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道：“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的可以逐级反映，不要……。”“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人群在一阵阵狂热叫喊声中向大门冲击，曹达诺夫和州党委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院里。这时伊犁军分区警卫连战士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向里冲击的人群。但仅仅过了几分钟，黑压压的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战士被迫步步后退。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和伊犁各地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的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暴徒们的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在州政府办公大楼楼顶上，坚守人员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他们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下面有些人被打伤。围攻者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政府干部趁机冲了出来。在州党委大院里，围攻人群还没有要撤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大楼前。警卫连长在门前路上划了一道横线，郑重宣布：“谁超过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但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喊“冲!冲!……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人们马上前呼后拥地冲过了警戒线。连长一咬牙，挥手下令开枪，战士们一齐朝天鸣枪。人群愣了一下，停住了脚步，但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开枪，可是人群仍是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战士们只得用枪向前面一排人的腿部射击，顿时十几人被击倒，更多人被挤倒或卧倒。人群发出惊呼：“开枪了!开枪了!”……惊慌失措的人们纷纷后退，鼠窜奔逃而去(注77)。很多人则是逃向苏联领事馆，以求得苏联的嘉奖和庇护。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塔边民外逃和暴乱事件，这是二战以后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冲关越境集体外逃和流血暴乱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注78)。对于这次暴乱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境内的新疆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注79)。据事后调查，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45人，而且闹事的组织指挥者在事件中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联领事、副领事和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事馆前的闹事群众。苏方一再重申说：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这就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伊犁州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此外，冲击州政府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次日，即5月30日，苏领事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竟带了一些邮袋回国，里面装的可能都是被抢来的中方秘密文件和档案(注80)。
（作者按：1959年至1960年，笔者在新疆伊宁农四师工作锻练，1960下半年回京。几年后从一位来自伊宁的熟人处得知了1962年5月伊塔事件时他亲眼所见所闻的实际情况。因为此事的始发地就在笔者原先工作单位不远的客运汽车站，而且笔者对伊宁的市容市貌风土人情等也非常熟悉，所以听后印象极深，有身临其境、历历在目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他讲述的情况比现在所有见诸文字的报道叙述要严重得多，而且他说确有苏联领事馆的克格勃特工在后策划、煽动和组织指挥，我方侦察人员也有所准备，苏联特工和内奸的活动都有拍摄记录，只是至今没有公布罢了—见附录二介绍。）
3、苏联蓄意恶化两国关系和进行反华颠覆活动苏联制造新疆伊塔外逃和暴乱事件，进行反华颠覆活动，是赫鲁晓夫这几年先利用中国巩固自己所篡夺来的权力和地位，然后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必然结果。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用政变手段于1953年11月取代马林科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由于在党内地位不稳，在国外也不受尊崇，而当时新中国刚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同时苏联这时也需要中国在远东、亚太地区帮助苏联在东方战线顶住美国的军事压力，赫鲁晓夫为了取得中国的支持，便在对华援助上，特别在军援上一度有了一些质的提升。斯大林去世仅两个月，苏方对前来莫斯科谈判海军装备的代表就大为热情，由过去只肯卖旧货变成愿意帮助中国造新舰，从而在1953年6月签订了对中国海军发展有重大作用的《六•四协定》。1954年秋天，赫鲁晓夫不顾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伏罗希洛夫等人反对，决定全面提升援华军备质量，并扩大军援范围，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中国人真正感受到苏联的友谊并做出回报。1954年新中国国庆五周年前夕，赫鲁晓夫率领庞大代表团首次访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主动提出交还旅顺基地并废除斯大林时代一些不平等协定，承诺增加对华援助项目和提供先进设备。这时，毛泽东利用赫鲁晓夫急需得到中国支持的机会，不失时机地向他提出苏联对中国能否在核武器方面提供帮助的要求。赫鲁晓夫大吃一惊，推脱说中国的全部电力都投进去搞核武器都不够，企图婉言拒绝，但毛泽东坚持要搞，被迫之下只得勉强答应代培一些核技术人员。同年10月下旬，西德加入北约，引起苏联和东欧的极度紧张，一些居民开始抢购面包，存储备战物品。随后，赫鲁晓夫成立华约组织同北约对抗，并希望中国加入。毛泽东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拒绝入伙，不过仍于1955年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前往出席华约成立会议。在会议期间，当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军队应统一装备，以利作战，彭德怀趁机进言说我军武器已落后于苏军现役装备十年，苏方听后表示可以提供苏军现役的新装备，并且输出技术由中国自行生产。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战斗机，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并被命名为“歼－5”。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了自动步枪、半自动步枪、轻机枪、T－54A坦克、85毫米加农炮、大口径火炮、高炮等样品和图纸等技术资料，中国均仿制成功，这使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到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大飞跃，达到和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时开始的。二十大后，国际上掀起反苏反共浪潮，东欧也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第二年夏天，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并在主席团会议的表决中以多胜少地将他罢免。但赫鲁晓夫在国防部长朱可夫的鼎力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夺取了苏联党政军最高权力。但由于国内外反对他的力量极其强大，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他急切希望得到毛泽东和中共的支持。而毛泽东和中共虽然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不满，但考虑到这是苏共内部事务，所以没有加以干预，并且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中共表态后，处境困难的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和中共相当感激，在核技术上有所松动，他不顾军方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作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必须访苏对他表示支持。于是，中苏在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随后毛泽东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表态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然而进入1958年以后，由于赫鲁晓夫已经稳固了他的个人地位，苏联又研制成功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具备了对美国本土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手段，不再急需“中国牌”了。而中国此时掀起了口号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隐含着也把“老大哥”包括在内，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受到威胁，便对中国由以帮助为主转为加强限制。对帮助建设起来的原子反应堆和核工厂，其一些关键技术不予提供，对来华专家也有很大保留，研制工作主要靠中方人员自己进行。后来在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时又因提出所有权归苏联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之事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发生激烈争执，并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拒绝，毛泽东严厉指出，在军事上不能办“合作社”。再加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苏共便开始恶化两国关系，并不断制造影响两国关系的事件，怀恨在心的赫鲁晓夫决定不再履行援华协议。当时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运往中国，但赫鲁晓夫在最后一刻决定停运。到1959年6月，也就在中共庐山会议前一个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出于国际形势，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实际上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苏中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注81)。同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再次“吵得一塌糊涂”而闹翻。苏联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遂使中苏关系紧张起来。一年后，即1960年6月，苏联方面开始积极加强对中国的边防防范，对苏中边境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卡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侵占中国领土，还在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等(注82)。一个月后，即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以所谓中方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他们的建议并且向他们散发宣示中苏分歧的三篇文章为借口，单方面宣布在一个月内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并停止履行大多数合同，而这却是赫鲁晓夫不同苏共其他领导人商量的个人决定。10天以后，即7月26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全部撤完，同时终止按以前达成的合同应向中国派遣的900名苏联专家。28号一到，苏联果然开始了撤专家行动，在机器还在运转的情况下，在中国16个城市、500－600个单位工作的苏联专家马上就走，全部撤离，使中国生产和经济受到极大损失（注83）。8月上旬，毛泽东在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时对苏联不断恶化中苏关系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愤愤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惟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印度相同了，可以诚心合作了。对中国撤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注84）。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引起中国上下的一致愤慨，后来研制出的第一颗原子弹便以停止援助的时间“596”来命名，以示争气(注85)。8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明确提出要从最坏处着眼，准备苏联人在宣传上封锁、组织上分裂、政治上颠覆、军事上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利用它来挑起战争。他又特别谈到最近苏方派飞机沿边界侦察中国检查站、巡逻队以及在新疆某地派边防部队包围放牧的中国少数民族牧民，捉去一公社副社长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说：“赫鲁晓夫主张世界搞缓和，同美国关系缓和，但是他对中国却要搞点紧张。看来中苏边境上已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状态”(注86)。而也在这个月，果然应了毛泽东的预计，中苏之间发生了第一次边境事端，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格尔山口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从日到9月底，苏方共撤走专家1390名，撕毁两国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与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注87），同时大幅度地减少了对中国的军事及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援助。苏联政府不仅要专家们带走大批关键性图纸、计划和资料，而且还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原材料，其中新型材料就达1691种，并且还要求中国提前付清贷款。这以后，两国边境冲突也不断增加，愈演愈烈。中国在西北、东北与苏联的边界线长达7300公里，北部与蒙古相邻，边界线4500公里。从1962年起，苏联重新在蒙古境内派军布防，矛头直指中国，这迫使中国开始对东北内蒙和西北新疆长达一万多公里原来没有设防的边境进行设防。可是中国还没完成设防，苏联却在月间，也就是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一、二个月，突然在新疆伊宁塔城地区制造了策动数万中国边民逃往苏联和5月的流血暴乱事件的反华颠覆活动。
4、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根源然而，苏联之所以能够在新疆伊塔地区制造边民外逃和暴乱事件，还有更深层的历史根源，苏联对新疆，尤其对伊犁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人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对于这个历史根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教授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教授，在1999年8月专程到新疆自治区和伊犁自治州档案馆查阅有关这次事件的很多史料，并由李开慧教授写出《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一文作了详细介绍。笔者对该文一些有关伊塔事件本身的资料在前面已经作了摘要引用，对其历史根源部分，笔者将其摘录缩写如下：沙皇俄国在向东扩张时，对中国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早已染指。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南线沿海大门后，沙皇政府趁机在北线进逼中国，于1851年迫使软弱无能的满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轻易地攫取了在伊犁和塔城地区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和领事裁判权等各种特权，并将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俄政府又通过同满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还于1871年派军队进犯伊犁，占据固尔扎即现在的伊宁市达10年之久。后来中国将领左宗棠率军入疆，奋战数年，终于重新夺回新疆，并于1881年2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接收了伊犁。但该地区当时维、回、哈等民族的居民中，已有7万人迁入俄境。到1884年时，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有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因此，伊犁境内的各个民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