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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济医附院党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职工学习安排表2
点击数: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 日上午，习近平站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讲台前作中共十九大报告，历时近3个半小时。　　这是多年来中共党代会最重大的政治报告，达3.2万字。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一气呵成，赢得全场70余次掌声。　　他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份报告被译成10种外语，并专门请来外籍专家为译文把关。专家们几乎都用“强有力”这个词语来描述习近平的报告。俄罗斯专家奥莉加·米古诺娃说：“我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住，从早上8点看到半夜，忘记了吃午饭和晚饭。”　　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在听了报告后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习近平把中国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体现了中共全党的意愿。国内外媒体把他描述为一个使中国由富变强的领袖。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站了起来。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人民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征程。　　开始第二个5年任期的习近平带领他的执政团队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的5年，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我们一定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共产党“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一、开创性的领导人　　5年前，在新闻中有“社交媒体时代的首位中共掌舵人”之称的习近平首次同记者见面。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记者报道：“习近平入场了。在十几分钟内，即将在未来10年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他透露了他的议程。简单地说，就是让中国重新变得伟大，解决人民的不满，根除腐败。习近平使用了容易被非党员理解的简单语言。”　　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专家约瑟夫·菲尤史密斯说：“他似乎的确拥有迅速开始行动并创新的个性和政治能力。”但更多媒体表示还要“等等看”。而5年来，全世界都看到了习近平是如何来真格的。　　“历史性变革”这个词如今被用来形容1800多天里发生的变化。另一句概括性的话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出台360个重大改革方案、1500多项改革措施，基本确立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　　掀起“反腐风暴”，拿下440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其他中管干部，处分150多万人，追回外逃人员3400多人；　　全面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8900多万名党员队伍变得更加纯洁、更强有力；　　改革国防，重塑军队，200万中国武装力量从思想作风、组织架构到武器装备焕然一新；　　中国经济在2013年至2016年年均增长7.2%，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的2.5%，继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第一引擎；　　贫困人口减少6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　　人民收入增幅超GDP增幅，公众感到生活在中国更安全、更舒适；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善中国人口结构；　　大幅投资科技，空间实验室、深潜器、射电望远镜、量子卫星、大飞机、超级计算机等并行赶超，引发国人自豪感；　　发起史上最大规模污染治理之战，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力推动生态环境督察，大批官员因环保不力受处分；　　实现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挫败香港少数人非法“占中”企图；　　实现钓鱼岛领海日常巡航，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南海仲裁”成为一张废纸；　　动用海陆空力量，成功完成多次海外“大撤侨”；　　人民币“入篮”，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　　同俄美等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带动发展中国家新兴力量崛起，推动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文件，中国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　　做成这些事情的复杂难度可想而知。5年前，习近平刚亮相时，除了他亲和、自信、从容的谈吐之外，外媒更关注的就是他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党的威信降低等各方面的挑战和危机。　　习近平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担当起了关键作用。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那些意志坚定而极具个性的话语直抵人心：“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我们都要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们都做不到，让谁去做？”　　以上变化仅仅是习近平第一个5年任期中出现的。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这正是全世界对中共十九大高度关注的原因。　　习近平的最新施政纲领让人耳目一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再奋斗“两个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表明，习近平将带领中国提前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提出更高现代化目标。之前的中共党代会曾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将创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亿以上人口共同迈入现代化的奇迹。中国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并走向共同富裕，经济总量将成为世界第一，是生机勃勃的世界第一大市场。这样的新时代让人憧憬，乃是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旦夕所盼。　　作为站在时代交汇点上的领导人，习近平当仁不让地成为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　　《时代》周刊把习近平评为年度影响世界的百人之一。他被媒体描述为“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头脑清醒”，既有“钢铁意志”又具“侠骨柔肠”，“稳健而自信”“具有开创性”。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称他“睿智而有远见”，“对国际和国内问题都有着良好的判断”。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评价他是“有极高才智的人，有坚定信念的人，担当现在和创造未来的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艾什中心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者对10国领导人认可度以及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理国内及国际事务信心度方面，习近平都排在第一。　　中共十九大开幕后，《日本经济新闻》说，习近平描绘出了今后约30年的国家蓝图，向国内外释放了信号。他有望为中国夺回世界强国地位的伟业开辟道路。　　二、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　　5年前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习近平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党中央，坚持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需要解决党内尖锐而严峻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其中，腐败是最大挑战。在习近平看来，“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新时代的任何目标都无从谈起。　　从2012年12月初打响反腐“第一枪”，查处当选十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还未满月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到后来几乎每月都有中管干部被查处，最多时“一月打七虎”，习近平施出的铁腕在中共96年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各国也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2014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被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仍出人意料。之前很多中国人不相信中共能调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前任高层领导人。国际社会也不认为，上任不久的新官会有足够能力与胆魄“擒获”这样级别的“大老虎”。　　5年来，一批曾被认为是“铁帽子王”的人物被反腐利剑挑落，除了周永康，还有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被查处的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达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　　有人质疑中共反腐是“纸牌屋”。习近平说：“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还有人称反腐影响经济发展。习近平说：“我看天塌不下来。”　　仅从如此激烈的反腐之战看，习近平的“接力跑”不是平平稳稳的，而是面对“斗争”。这个词，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用了23次，大大超出以往频次。　　从2015年的“胶着状态”，到2016年的“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如今中共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在海外，在逃人员纷纷陷入过街老鼠般的困境；在国内，数以万计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　　面对一些人“该松口气、歇歇脚”的建议，习近平坚决表示不能“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要求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网民画了一幅漫画：习近平骑在“大老虎”背上，挥拳痛击这只猛兽。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已从中共十八大前的75%攀升至2016年的92.9%。　　习近平在人民中建立起威信，并不仅靠“打虎”“灭蝇”的成绩。　　2013年初，他看到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材料，随即作出批示，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刹”，并强调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经过5年持续努力，中共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　　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说：“人民群众原来说一年公款吃喝要吃掉两千亿，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治住它。就这么一个‘八项规定’出来，应该说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可以说“‘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习近平说：“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这番话正是他心路历程的反映。　　浴火重生。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再到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扩展。　　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自律准则一体修订，划出纪律“底线”也标明道德“高线”。热衷于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的人开始失势。5年来，仅副处级以上“裸官”就清理5000多名。依据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2.2万多人。　　2016年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舆论称，中共这样一个大党治理一个大国，在前进道路上面临那么多艰难险阻，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难以形成全党意志统一，难以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就干不成任何事情，更不可能创造人间奇迹、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他的一位同事曾写道，习近平的讲话“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的习近平主动向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起陈望道专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竟将墨汁误当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的典故，并引述他的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他也从父母身上汲取力量。父亲习仲勋和母亲齐心都很早参加革命。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即使身处逆境，“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您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他在回忆五六岁时随母亲买《岳飞传》《岳母刺字》等小人书的故事时说：“‘精忠报国’4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习近平年轻时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他在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　　中共十九大报告9名外籍翻译之一、老挝专家拉姆恩·乔维吉对习近平的亲民印象深刻：“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他不是只在办公室，而是深入到人民中间。他非常平易近人，衣着、说话、笑容等都很接地气，我看到在雨天和烈日下，他不用别人撑伞。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亲切的人。”法国专家福佩吉说：“据我观察，老百姓很喜欢习近平，因为是他带来了改变。”　　过去5年，常常见到的一幕是，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会直接出现在平民百姓中间，引起一片欢呼和手机镜头咔嚓声。　　在北京街头的中式快餐店，他端着盘子，排队买饭，和百姓一起用餐；春节来临，他自办年货，回到插过队的农村看望老乡；他淋着雨同工人交谈，到农民家看谷仓、床铺、灶房、猪圈；他记挂老人，去敬老院不忘查看每日食谱；他关心学生，告诉他们“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地震灾区考察时，他走进帐篷了解安置居民生活，夜深了就在简陋的活动板房中住宿。　　有一次，他在一个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里，走进北京胡同，看望住在大杂院里的居民，询问他们的工作、收入、饮食、取暖情况以及上厕所远不远。北京一家都市报评论，总书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他走遍了中国所有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中共十九大上，他是贵州团代表。这是中国最贫困的省区之一，2016年人均GDP在全国倒数。当他在贵州团讨论会场坐下时，大家一开始并不知道谈话会朝哪个方向走。意外的是，他与代表谈起了“食品”“白酒”和“旅游”。这些是当地人增收的手段。　　媒体对这一场景罕见的详细报道在互联网上获得很高的点击和点赞。　　无疑，人民才是习近平强国战略蓝图中的主角。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013年11月，习近平来到湖南西部贫困的十八洞村。不识字也不会说“官话”的苗族大妈石爬专把习近平迎入家中，非常客气地问习近平：“怎么称呼您？”习近平自我介绍：“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那一次，他和乡亲们在空地上围坐一圈，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建档立卡摸清每户致贫原因，不能“手榴弹炸跳蚤”，要下一番“绣花”功夫。对于石爬专大妈来说，“精准扶贫”就是她和邻居一起用政府发放的扶贫款项和个人存款，投资了一片猕猴桃种植园，以此增加了收入。　　习近平最近在一次座谈会上高兴地说：“3年多时间（十八洞村）摘掉了贫穷帽子，实现了全部脱贫，当年的40个光棍已有一半成了家，而且新娘都是外村人。”　　习近平誓言使中国最后一批4000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全部脱贫。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让13亿多人吃饱穿暖——尽管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他还要让老百姓获得“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历史性变化”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指引。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他推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他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关于医改的重大文件，“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他推进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回应亿万人民“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期待；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人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习近平身上体现了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特别之处在于，这还与他15岁就到农村插队的经历有关。他曾在陕北梁家河农村当了7年知青。“那时候什么活儿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打坝、挑粪……几乎没有歇过。”“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他说。　　他有足够的资历和自信来了解这个大国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始于44年前，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历练多年，都扎扎实实而政绩卓著。　　习近平带领中共，完全围绕人民的利益作出决策——常常是长期的，超前几年到几十年，并且“一张蓝图绘到底”。俄罗斯专家奥莉加·米古诺娃说：“我尊敬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拥有新时代所需的素质。”　　四、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　　为推进21世纪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发起的新一轮改革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他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今地球上的最大奇迹，之后剩下的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到“利益固化的藩篱”。　　中国向何处去？境外一些人充满疑虑。“经济硬着陆”“金融风险爆发”“改革缓慢”“中国崩溃”等论调频现。　　引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习近平重任在肩。他引用诸葛亮的《出师表》表达自己的心情：“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他用“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来进行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他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为此在速度、结构、动力等方面要有新对策。　　2013年4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正式成立，习近平亲任组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说：“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很踊跃，提出了上万条的改革建议。那么重点集中在什么地方呢？……最后总书记一锤定音，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提的一直都是“基础性作用”。讨论时，有人认为新提法跨越太大，建议暂缓，最后是习近平拍板定论，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参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学者回忆说，没有习近平下决心，很多重大改革是难以出来的。　　国企国资、户籍制度、财税金融、农村土地、公立医院……一项项议论多年、阻力重重、牵涉深层次利益调整的改革接续启动，以前不敢想、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逐一砸开。　　习近平推动“官邸制”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此前，对于这项改革，社会一直有呼声，但迟迟没有回应，因为这是向高级官员开刀，要得罪人。舆论称，这是习近平“自我加压”。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网站把习近平称作“我们的组长”。5年来，他挂帅的机构主要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他还宣布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在每一领域，习近平都亲力亲为。他认真审阅重大改革方案的每一稿，逐字逐句亲笔修改。这样保证了政出一门、意志统一，同时通过督察等措施，确保改革不沦为“纸上谈兵”。　　习近平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权威人士介绍，报送给他的请示，不管多晚，即使到了夜里12点，第二天早上都能收到他的批示。　　在习近平领导下，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中国逐步建立。它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国家创新、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开放新格局等系统化的战略和安排。　　为了让官员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他用中国游客到国外买马桶盖和电饭锅的故事来给他们“上课”。　　宏大而鲜明的改革总目标体现了习近平的战略眼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针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理论回答和现实回应，着眼于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加完备、更加稳定、更加管用的制度体系，被舆论称作“第五个现代化”。　　从全面依法治国到美丽中国，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文化自信，习近平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更为深入的部署。他力图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这也体现在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不仅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谋划出一条途径，也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全新社会形态找到了有效对策。　　五、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引领世界最大规模军队在新时代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一跃”。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2014年，他带着400多名高级军官来到福建古田。1929年，毛泽东就在这个村子里作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决定。习近平和他的将军们一起吃85年前红军吃过的红米饭、南瓜汤——这既是形式，也更是内容，意在回顾历史重振革命精神。　　毛泽东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新时代的中国军队面临新形势：从捍卫广阔的陆地、天空和海洋主权，到促进实现国家统一；从保护越来越多的中国海外利益，到反恐维稳以及抢险救灾。　　习近平的头等大事是把全军置于统一而绝对的领导之下，保证军队听党指挥。他在新古田会议上重新强调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传统。他指出，军队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军队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军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包括两名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枪林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数量。　　习近平组建了新的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并制定出台军事法规40余件，以保证军队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和士气高昂。　　他要求军队全面退出经营性活动。这牵涉很多既得利益，不少人劝他能不能留个口子，但他认为“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把这件难事办成了。　　这使得军队可以专注于战斗力这个“唯一和根本”的标准。习近平语重心长对他的将军们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5年前他就指出，我军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国防和军队改革始于2015年底：原来以陆军为核心的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陆军占全军总员额比例历史上首次下降到50%以下；改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将原来的四总部调整组建为15个军委机关部门；成立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新兵种；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军官数量减少30%，几十支部队移防部署……　　过去5年成为中国军队彻底重塑、大踏步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领导管理体系得以确立；科技兴军目标提出；军民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国产航母、隐形战机、大型运输机、先进战略导弹、卫星导航系统等大批高新武器装备研制取得突破；练兵备战从难从严实现高标准常态化。　　变革后的中国军队规模更加精干，结构更加优化，编成更加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型的兵力布势，迈出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的一大步。　　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说：“习主席在关键时刻扶危定倾，力挽狂澜，他对军队的变革是颠覆性的，解决了长期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俄罗斯《独立报》称：“习近平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习近平对军队怀有深情。他是一名“老兵”。1979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就穿上军装，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国防部长的秘书。3年后，来到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仍穿着褪色的军装，有时会背一个军用挎包。他在地方工作时，还担任军队职务。　　如今，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还摆放着他刚工作时的军装照。他说：“从小我就较多接受了我军历史的教育，亲眼目睹了我军很多老一辈领导人的风采，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对军队的真挚感情。”　　但他不愿仅仅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指挥军队。5年中，他到海岛、踏边关、走戈壁，上战舰、进战车、登战机，入班排、看哨所、去前沿，每到一个地方必视察驻地部队。　　他和战士同桌吃自助餐；会伸手去试营房浴室的水热不热；会催促战士抓紧办婚礼；即使时隔多年，他仍能认出曾接见过的基层老兵。一次，他在风雪严寒中爬上海拔1000米陡峭的边防哨所，在登记本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对战士们说：“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　　5年间，习近平主持了两次阅兵。2017年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夕，在内蒙古朱日和基地，习近平身穿绿色迷彩服，登上越野车，检阅野战部队。这是中国领导人一次罕见的野战化沙场阅兵。　　另一次是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他要求将军亲自领队各受阅方阵。俄罗斯等17国官兵亦参与。那次，他提出裁军30万，并强调维护世界和平。　　习近平的军事思想深刻把握了人类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他提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体现的是对实现长久和平的渴望和追求。　　六、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　　　47分钟演讲，30多次掌声。讲到关键处，几乎是一句一掌声。2017年1月，习近平来到日内瓦这个与新中国外交颇具渊源的地方，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现场真诚表示：“习主席，在您领导下，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6年6月，在中欧班列抵达华沙的仪式上，习近平和波兰总统杜达一起有滋有味品尝波兰苹果。如今，波兰苹果等产品已借力“一带一路”出口到中国。　　作为“一带一路”总设计师，习近平为各国加快发展提供了包容性平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5月，习近平主持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首倡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包括七国集团所有成员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派代表出席。　　在国际人士眼中，习近平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推动者。他是首位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元首，讲话让人印象深刻：“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德国《商报》评论称，中国国家主席发表了拥护公正的全球化的主旨演讲，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达沃斯的经济精英年会上成为维护自由贸易最强有力的先锋。　　他着力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促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正确义利观、发展观、安全观，以及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观。他在金砖厦门会晤、杭州G20峰会、北京APEC会议、上海亚信峰会以及其他国际讲坛上宣示这些创新理念，越来越广泛影响着世界。　　5年来，习近平足迹遍及五大洲、57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里程相当于绕地球14圈。据外交部礼宾官员介绍，他的出访日程总是紧张繁忙，活动环环相扣。在南非主持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时，他深夜12点还在参加双边会见；在印度果阿金砖会晤期间，他早晨8点离开酒店，一直工作到午夜快1点返回。　　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20余次，深厚友谊引领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他先后同美国两任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坦诚沟通、增信释疑，为实现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明确方向。　　他是到访欧盟总部的首位中国元首，并遍访欧洲主要国家，挖掘出每个到访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特殊联系。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中，欧洲国家占近三分之一。他把出访行程一半留给周边，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他访问非洲、拉美、中东，深化全方位外交格局。　　《华尔街日报》文章称，在全球舞台上，习近平主席将中国打造成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选择，拥有独特的政治体系和文化，是一个在贸易、平等和气候变化等方面领先的国家。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的智慧和方案有助于破解“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一直坚持的理念，体现将中国自身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超越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学说。　　习近平的文学艺术积淀使他在国际舞台上颇具沟通力：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能一口气说出10多位俄罗斯作家的名字和大量俄罗斯名著；在访问欧洲时，他提及多位法国和德国文化名人，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以充满文艺色彩的表达阐释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　　他经常用生动语言讲述中国道路：中国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是“大块头”不是“墨菲斯托”，“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习近平以诚待人，温暖细心，流露出率真性情。普京曾谈起，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为他送上生日蛋糕，两人“就着三明治喝伏特加”。2016年7月，刚果（布）总统萨苏第14次访华。习近平向他赠送70多张他历次访华的照片。萨苏的国家历经内战，档案缺失，他表示“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礼物”。　　在为俄罗斯援华老战士颁奖时，习近平看到对方腿脚不便，马上说：“我过去给您颁奖，您就别过来了。”他念故重情，履诺前往澳大利亚看望已故老友培根的家人。　　他和英超曼城俱乐部球星阿奎罗的自拍照引发网友“围观”。在阿根廷愉快地接受印有他名字的10号球衣。他喜爱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排球、拳击，还会抽时间游泳，每次一口气游1000多米。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随访成为中国元首外交的一道亮丽风景。2015年秋，彭丽媛走上联合国讲台，用流利的英文做了两场演讲：一场讲述她的“中国梦”——“我希望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女孩，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就是我的中国梦”；一场讲述她与艾滋孤儿的故事。　　他们的活动细节展现出中国家庭的质朴温情。每当专机舱门打开，他们总是手挽手走下舷梯，服装搭配、举手投足间总有默契。2013年6月，他们在哥斯达黎加走访一户农家。面对主人端来的点心，习近平很自然地拿起一块，表示“我们俩吃一块就行”，说着把点心递到彭丽媛面前，让她掰去一半。　　各国对习近平的到访多给予破格礼遇：俄罗斯国防部和作战指挥中心首次向外国元首打开大门；英国王室用皇家马车迎请习近平夫妇进入白金汉宫；柬埔寨莫尼列太后特意请习近平在西哈努克太皇生前常坐的椅子上就座……　　G20汉堡峰会期间，每阶段会议后都有茶歇，茶歇后习近平总是准时返回会场。这时，有的国家领导人还在会场内外聊天。主持人德国总理默克尔便说：“习主席进入会场了，我们现在可以开会了。”　　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新修订的中共党章，上升为全党的统一意志，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这是中共十九大的最大亮点。　　注入新思想的党章明确提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章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显然，习近平指引的现代化新途径，不同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和殖民扩张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也迥异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2017年，《资本论》出版150年；2018年，《共产党宣言》将迎来发表170年，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将届40周年。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习近平曾专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系统梳理社会主义500年的思想源头和演进。他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对世界上多种主义制度的失败尝试和对社会主义的成功选择，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还从世界各国执政道路、理论、制度发展中寻找镜鉴，得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结论，决定“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报道称，在中国模式中，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光明未来。对全世界雄心勃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践及其理论开拓表明，这不仅将使这个国家走出“历史周期率”、避免“塔西佗陷阱”，还对“历史终结论”作出了另一种回答，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带来新启示。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覆盖了37个国家的调查表明，西方某些国家的支持率下降，在世界事务方面，更多人信任习近平会做正确的事情。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探索发展路径的新时代。（新华社记者孟娜、章利新、李志晖、吴晶采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近日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大亮点，就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且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提出并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1.历史新变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具有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之所以不平凡，在于“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所解决的“难题”和办成的“大事”，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十个方面的工作。这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在价值取向上，由过去一些地方在实践中相对注重以物为本走向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在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上，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生产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生产关系上，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上，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意识形态上，由相对注重打破“思想僵化”走向也注重解决“思想分化”和凝聚共识；在社会发展上，由注重重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上，由“回应挑战”走向更加注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对未来必将产生历史性影响，必将载入史册。 　　2.历史新方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时代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历史性影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和实践依据。这种历史性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时代发展状况、社会发展状况的根本依据。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根据，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从需要方和供给方及其之间的矛盾关系来讲的。需要方，过去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今天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拓展了人民需要的外延，它包括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等，同时也提升了人民需要的内涵和质量。供给方，过去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今天则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平衡，是从发展的范围、领域来讲的；不充分，是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层级来讲的。今天，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强劲，“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我们应当从人民需要的总体状况、社会供给总体状况、人民需要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关系状况，来判定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状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我们理解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逻辑起点、立论基础、哲学方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应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来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都立足于这一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三个意味着”，实质上讲的是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或历史新起点，回答“从何出发”；十九大报告所讲的“五个时代”，实质上讲的是“新时代”的目标，回答“走向何方”：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五个时代”，其本质与核心就是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即从大国迈向强国的伟大飞跃。新的历史方位要求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思考。既要在实践各个领域和层面思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进而实现强起来的方向和方略；也要在理论层面思考如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好理论准备，即提出新理论、作出新概括。 　　3.历史新使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着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蕴含着中心任务，中心任务蕴含着历史使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要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进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中心任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质是实现人民幸福；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实质，是要牢固树立并落实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解决由大国成为强国问题提出来的，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因此，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进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根本问题，就意味着要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时刻牢记这种历史使命。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推进“四个伟大”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论断，它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根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需要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四个伟大”：第一，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且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上，来理解和把握“四个伟大”。第二，推进“四个伟大”的实质，是为实现伟大梦想、完成历史使命确定根本路径，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确定总体框架。第三，既要理解和把握“四个伟大”各自的内涵及其意义，更要理解和把握“四个伟大”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内涵及其意义。“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意义重大。第四，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 　　4.时代新课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它所解答的时代课题。 　　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的主要矛盾，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必然提出新的重大时代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都聚焦于回答当时提出的时代课题，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时代课题，无不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关乎中国去往哪里、走向何方。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根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根据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要解答的时代课题就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中，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根据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地审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实质、意义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面对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思考：怎样理解中华民族要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怎样理解要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这些影响时代发展之根本问题的思考，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对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时代课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八个明确”；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十四个坚持”。 　　5.时代新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 　　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历史新变革、历史新方位、矛盾新转化、历史新使命、时代新课题，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理论创新，尤其是基于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中，为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解答新的重大时代课题的进程中形成、提出的。这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实践基础。正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物质成果一样，人们也创造自己的思想成果，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只能在所处的时代中创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具有典型的内生性特质和鲜明的时代色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八个明确”的基本内涵、“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等丰富内容。“八个明确”的基本内涵主要从理论上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及其内在逻辑主要是：一是根本主题和奋斗目标。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二是主要矛盾和以人民中心。明确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导向，为实现大国成为强国提供价值引领。三是推进“两大布局”和坚定“四个自信”。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方略。四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实现大国成为强国的根本路径。五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为大国成为强国提供法治保障。六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强国必须强军，这是实现大国成为强国的军事和国防保障。七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为实现大国成为强国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八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这是为实现大国成为强国提供政治保证。这八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分别是从主题目标、价值导向、总体方略、根本路径、法治保障、国防保障、国际环境、政治保证来讲的。“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主要从实践上回答“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基本方略着力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致力于强起来，聚焦于“两大布局”。 　　6.理论新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一飞跃，源于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解答；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所进行的思考；聚焦于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分析和解决；形成于对推进“四个伟大”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认识和把握。要言之，历史新变革、历史新方位、矛盾新转化、历史新使命、时代新课题和成果新拓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坚实基础和立论根据。我们应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 　
《光明日报》（日 06版）（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韩庆祥）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具有最深层最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理论是一个政党、一定阶级的价值理想，具有更现实更同步的斗争实践指导性。中国是“东方人类历史的开端”，中国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最优秀成果，是世界共产主义者进行伟大斗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先进理论反映着文化的普遍性，彰显真理意义；优秀文化体现着理论的特殊性，蕴含生命价值。文化是理论最高实现形式，理论是文化基本价值实践。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了人文底蕴、气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创新发展赋予了时代内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文化实现觉醒 　　“文化的觉醒，从根本讲是个人本位（英美）社会向社会本位（苏联）社会思想、意识的觉醒。”（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促使人们警醒与清醒。而这种警醒与清醒，正是产生文化自觉的前奏，用这种文化警醒与清醒，引领社会意识的觉醒。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以伦理本位社会为核心的文化觉醒的过程。 　　致力民族独立、获得人民解放，实现中国文化第一次伟大觉醒。“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说，文化是古老中国的全部记忆。正如英国学者罗素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演讲时所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文化使然，国家意识薄弱是近代国人之大写真。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巴黎晨报记者行经离上海不远地方，看到人们大多若无其事，不禁感到惶惑，甚至莫名其妙。而日德国发布恢复征兵消息时，柏林一位60多岁女房东闻讯欢喜过度，倒地而亡。这一鲜明对照，不在其事件本身，而在于文化。中国的家族观念在其全部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且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之说，久而形成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的价值理念。近代以来，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无数志士仁人面对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常常陷入“家”与“国”的文化反思。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在《新纪元》中这样说：“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嘉兴南湖红船革命理想启航到延安窑洞艰难探寻，再到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示，28年的浴血奋战，让这个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民族获得了新生、实现了伟大觉醒。民族的觉醒本质上是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形成根基在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根源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斗争实践。在中国伦理本位社会文化大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唤醒“人民观念”，赋予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社会意识”新的时代内涵，才最终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历史飞跃。 　　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文化再次伟大觉醒。以农耕文明起家的中华民族，惯以“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思想治国理政，千百年来始终把解决百姓温饱问题放在首位，逐步形成了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经济理念和文化观念。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曾一度超越发展阶段，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致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巨大损失。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马克思认为，一定经济形态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态。这场“革命”推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伟大觉醒，那么也应是中国文化的伟大觉醒。邓小平曾经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所以说，这次“觉醒”从本质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打破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自上而下的单向权力推动，变成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下结合的双向良性互动，才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根本扭转、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涵养党内政治文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文化又一次伟大觉醒。一个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其文化的复兴。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与使命，必须首先建设好党内政治文化，确保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一个时期里，有些地方和部门，由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严，由于封建腐朽文化影响和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现象蔓延，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盛行，系统性、塌方式、家族式腐败不时出现。党内严重腐败从表面上看是党的作风建设薄弱问题，但根子都在文化。 　　人的思想观念来源于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文化。我国有过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一些旧文化、旧思想对每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浸润身心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任人唯亲等封建思想残余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侵蚀着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从严管党治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朝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果，形成压倒性态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要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抓起，坚持不懈与中国文化的糟粕、封建思想的残余做斗争，彻底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流毒，匡正政治生态、引领社会风尚，真正建立起新时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厚沃土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始终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生相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生长在中国文化这一沃土上的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革命的、道德的和大同的思想元素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中国革命文化的炽热激情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创造，构筑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脊梁。 　　重视变革与革命的文化传统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当代中国革命理论与传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既重视伦理与秩序，也重视变革与革命。儒家典籍《周易》讴歌商汤、周武王推翻暴政的革命行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大事矣哉。”“革命”“变通”“革故鼎新”等词汇均出自于此。孟子、荀子也对汤武革命进行了褒扬。齐宣王曾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算不算犯上作乱？孟子回答，夏桀、商纣已经失去君王的基本德行，是毁仁害义的独夫民贼，诛杀流放这些人，不属于犯上弑君。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也认为把商汤、周武王的行为看成弑君犯上是错误的。他说君主的地位并不是永恒固定的，商汤、周武王奉行道义，为天下人谋福利、除祸害，因而天下人归顺他们。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般人眼里纯然的愚忠愚孝文化，而是同时也蕴含着变革与革命的文化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中国命运何去何从，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救国救亡运动。辛亥革命尽管赶走了封建皇帝，但旧文化、旧思想始终难以驱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中国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希望，特别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了革命文化的内涵、作用与特点：“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文化中的革命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相融合，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胆识和气魄，产生并造就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革命的人民。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理论，也锤炼出了更具人类文明进步意义的革命文化。从土地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实行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延安整风再到正风反腐，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在勇于自我革命与善于领导革命中实现超越和发展的革命文化史。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信念。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立身做人的价值遵循。中国道德文化从本质上讲是“自我”修养的文化，既脱俗于自然又融入自然，始终关注生命的意义；既来源于物质又高于物质，始终关照生命的价值。经过千百年不断演变，逐步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礼义廉耻”“仁者爱人”“孝悌忠信”“忠恕之道”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传统道德观，这不仅给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关系，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化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基于“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三个概念，形成了一种系统的道德观。马克思认为，这三种价值都是内在的、自由的和终极的善；个人只有生活在与他人、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自我决定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这些，都与中国道德文化高度吻合，它既是非政治的、没有任何社会强制性的道德实践，也是在与他人的合理关系中自我发展的积极的人生境界。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家底，也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中华大地生存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为彻底摒弃资产阶级虚假的、欺骗的、口是心非的，以及夸大其词的道德教义，探索人类至善理论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念、道德实践和道德标准，我们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践，创新运用中华道德传统中向上向善的思想价值，逐步形成了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传承和弘扬中华道德传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自决的自由”“自我价值实现”增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底蕴。 　　经典的大同思想经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中“大同思想”是以追求公天下理想为主要特征的。大同的文化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美好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则需要遵循天下为公的大道。一个没有私念的公天下的社会，是贤能得其所用，人与人之间真诚而和睦的社会。从道家“小国寡民”社会构想，到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形成，再到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理想天国等，正是在大同文化感召下，中国人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这种理想追求一直活跃在历代先贤和志士的精神世界里，并被全体中国人民所选择和接受。 　　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人们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始终不渝。孙中山先生把“天下为公”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是以大同思想来理解共产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大同思想是异质同构，高度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无产主义”“贫富均财”。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进行详尽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对立，阶级和国家消亡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相一致。应该说，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缘由。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厚根基和根本动因。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新境界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始终离不开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做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现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不断自我改造、自我革命逐步形成的。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价值理想、精神理念，既是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宝贵精神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让中国人民实现“自我觉醒”，也逐渐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价值共识，更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增添了强劲动力。 　　“为人民服务”理念为人类社会获得精神自由与解放打开了一扇窗户。“为人民服务”是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因公牺牲的普通战士张思德开追悼会时提出的。70多年间，“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被广大群众所认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甚至传播于世界。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首要的是“自我解放”，只有自我得到解放、获得自我精神自由，才能推动全人类的解放。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对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这个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启悟全体民众对本民族的精神文化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自主、自觉地对内心世界实现有效的整合、统一和完善，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人。而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其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正在于此。 　　我们党之所以长期坚持与封建主义特别是“官本位”思想作斗争，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我解放”，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因为，在漫长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不同等级的官员享受不同等级待遇，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生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文化是几千年封建等级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文化的构成中占主导地位，也一直束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道德伦理的重塑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是促使人类社会实现从“自我”意识觉醒到“忘我”境界升华的价值观完善。它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人冲出思想牢笼，获得自我解放，达到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为中国文化在本民族恰当定位，也为人类社会文明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进步打开了一扇心灵窗户。 　　“共同富裕”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财富独立与自由开辟了一条通道。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多次论述过共同富裕问题。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富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财富”问题。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进步的杠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既是人类追求财富、增加财富的历史，也是财富不断异化的历史。《论语》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说明，富贵之“道”，既不是损人利己，也不是巧取豪夺，而是仁义之“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异化劳动是财富异化的根源，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而获得财富的。也就是说，劳动创造财富，但异化的劳动却使财富走了样，让人们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独立与自由，也由此产生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和剥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财富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我们提倡的“共同富裕”，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既需要勤劳致富，也需要合法致富；既是物质上共富，也是精神上共富。这就将我们党对“富裕”特别是“财富”本质的认识从“物”提高到了“人”的高度，实现了从“共同富裕”到“自由全面发展”的跃升。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始终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坚持做到独立自主，互帮互助，共享共建，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一步步践行“共同富裕”思想中形成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必须树立劳动创造财富、能力发展财富、人本支撑财富的观念，摈弃金钱财富、权力财富、资本财富的思想；必须处理好财富与社会发展、财富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抵制以财富创造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必须大力倡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财富，反对少部分人垄断国家大部分财富，摆脱人成为物的奴隶的羁绊，等等。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对财富本质规律的认识，也为实现人的财富独立与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构建新的世界经济文化形态开辟出一条思想通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与进步点亮了一盏明灯。当今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时刻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隐患不断加剧；军备竞赛和核竞赛逐步升级、局部战争持续暴发、恐怖主义事件频起；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疾病肆虐、粮食短缺等问题，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被一系列世界性、全球性难题所困扰。人类社会未来将走向何方？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都无益于人类永续发展和世界持续繁荣。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基于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深入思考给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向全世界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蕴含了多样与平等、包容和普惠的精神，充满着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担当和大智慧，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思想精髓，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使命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人类社会唯有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唯有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唯有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唯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唯有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社会才能真正摆脱困境、面向未来、走向光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国人民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上，为化解世界矛盾冲突、解决各种争端分歧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而点亮的一盏智慧明灯。（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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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实践机理　
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特征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置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加以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德法结合的内在逻辑，认真汲取德法并举的历史经验，优化法治与德治的实现机制及途径，更好地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内在逻辑 　　一般来讲，法治与德治是国家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尽管二者存在差异，但在目标上殊途同归。法治以其权威性与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规劝性与自律性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因此，社会主义法律必须内含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规范，无论从立法、执法、司法层面都应充分发挥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使法律的效果真正契合公平正义价值观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道德的教化，道德为法治的实施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践行的底线和保证，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得以有效解决。尤其是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和现象，如果仅依靠道德力量，可能难以形成有效约束。这时候就必须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治理。比如，当前一些见危不救、见利忘义等失德现象，必须从立法层面上予以规制，清晰界定行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实施严格的惩戒措施，才能真正免除助者的后顾之忧，使行为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 　　所以，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并行不悖，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仅有法治而没有德治，法治就难以获得人民群众的诚服；而仅有德治没有法治，德治就会没有约束力，难以执行和有效落实。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上，最早把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成功典范，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管仲。管仲虽是先秦法家学派的先驱，但实际上，其在主张法治的同时，也很注重道德的培养和德政的建设。在《管子·牧民》一书中，管仲一开始就提出了礼、义、廉、耻这四条道德准则，并把它们视为治理国家的“四维”，明确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他看来，礼、义、廉、耻是治国之纲，道德准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到了汉代，人们更加重视“德法并举、德法结合”。汉初在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基础上，提出“仁义不施、德政不兴”，并对治国纲领作出重大调整与完善，加强了对道德的教育和培养，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并确立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治指导思想。唐代则继续将法治和德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两大法宝，明确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的治国策略。这些举措都为唐初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必要基础，宋元明清时期也都基本延续了德法合治的传统。 　　历史经验表明，要创造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就要把法治和德治结合并运用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既是对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优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实践机制 　　坚持“以德养法”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和遵行。只有坚持以道德为滋养，法治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思想道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力支撑，为法治有效实施创造良好条件。在实际生活中，既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更要提升法治工作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坚持“以法增德”观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道德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底线。只有坚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和刚性约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用法律的权威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以法治的力量推进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既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同时也要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营造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 　　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和示范者，他们能否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至关重要。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员干部学法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对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培养，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切实增强全社会例行法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在道德上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进而促进法治与德治的和谐同行。（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李志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核心要点：　　■ 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有着共同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政治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　　■ 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原则。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又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　　■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任务和崭新课题。要以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内在精神，引导全党同志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 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动员全党同志自觉加强党性锻炼，经常进行党性分析，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凸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有着共同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政治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保证党的政治方向对头、政治原则坚定、政治路线正确，才能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力量，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而共同奋斗。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道理就在这里。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就决定，我们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毛泽东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