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养之外，更存诗心，这才是北大最美的传统
2018年5月4日是青年的节日，也是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
学养之外，更存诗心，学者写诗，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像宗白华、俞平伯、吴组缃、林庚等著名学者，都是有影响的诗人；还有一些学者，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写过一首诗，但却有诗歌的大情怀，他们是通过艺术、美学和哲学的思考进入澄明之境，做生命的咏叹和歌唱的诗人。
4月21日下午，“诗心，不在远方在平常：《四月的沉醉》新书沙龙”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笔名四月）携诗集《四月的沉醉》与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以及诗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相聚在言几又书店，共谈诗歌、诗性与诗心。
诗歌，绝不是诗的唯一目的。
诗性直觉，对做学问和写诗都极为重要。
诗心，不在远方，在平常。
*以下文字根据活动录音整理，经过嘉宾审核，略有删减
主持人：首先我想问顾老师一个问题，您一直都是用四月这个笔名去刊发诗歌的，这个笔名有没有什么由来呢？
顾春芳：前几年有一些诗选选了我的一些诗，诗集的编者问我要用笔名还是用本名。
我的名字里有一个春，又出生在农历四月，当时选的作品里面又有和四月有关的诗句，所以“四月”这个名字一刹那就跳到了我的脑海里，自自然然就这样用了。此外，这些年我有意识地做了一个区分，学术著作用我的本名，艺术创作以四月之名。四月也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也希望自己的生命和创作都能保持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祝愿。
今天的活动，我很感慨，恰好在二十年前，也就是199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了我的第一本关于戏剧史的书，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了一次新书签售活动，当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学者，留校任教才一年。当时的景象历历在目，宛然昨天。时隔二十年，我才出我的第一本诗集。
这本诗集是我迄今出版过的书里字数最少的一本，却是写的时间最长的。可见，从某种程度而言，诗歌并不比学术研究轻松，所以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主持人：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戏剧戏曲学和电影学，但是同时也写诗，为什么您会对这样的艺术样式情有独钟呢？
顾春芳：按一般的理解，好像理论和诗歌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理论研究需要理性的思维，学者天天在故纸堆里，考证、考据、爬梳材料，毫无诗意可言。写诗很感性，需要激情和灵感。诗歌成于一个个灵光乍现的时刻。所以这两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在我这里，戏剧的研究和诗歌可以做一体同观。
戏剧和诗的关系本来就非常的密切，戏剧在古希腊时代被称为诗，所以亚里士多德有本书叫《诗学》，其实这本书不是论现代意义上的诗，主要谈的是古希腊的戏剧。而戏剧史上有许多戏剧家，本身也是大诗人，最典型的就是莎士比亚、歌德、马雅可夫斯基、艾略特等人。另外，许多堪称一流的戏剧经典，之所以超越它所在的时代，超越那个时代的一些戏剧的主要原因，往往是这些剧本把握诗性思维，诗性思维使戏剧获得一种内在的、深层的、核心的审美意象，正是这种超越戏剧一般规定性的诗的灵魂和力量，让经典戏剧穿越历史走向未来。这是第一。
第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个没有诗心，缺乏诗歌意识和情怀的人，一辈子可能非常平庸，做不出大学问的。
一个人要想做成大学问，非得有一些诗性的意识，诗的情怀和诗的思维不可。诗歌和做学问有一个共同点：需要敏锐的诗性直觉。
你看我们写诗的时候需要灵光乍现，需要一种捕捉事物的极为敏锐的诗性直觉，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来把握它内在深层的本质。诗是当下生成的，它需要发现世界、感悟事物的敏锐，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直觉和敏锐，思想就不会有灵光。所以诗性思维对于学术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很多人研究理论，一辈子平平淡淡，可能就是因为在诗性的直觉方面稍差一些。
那么，反过来，学术研究对于诗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在于，写诗固然需要灵感，但是成就一个诗人的不仅仅是灵感这一个条件，还有许多其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认为是学养。如果诗人的灵感没有学养作为支撑的话，这个灵感之源很快就会枯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诗人，年轻时写出过很好作品，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可能就泯然众人，我觉得这和学养有极大的关系。
北大的历史上有不少学者都是诗人，比如冯至、宗白华等先生，宗白华先生既是一位美学家，也是位翻译家，还是一位诗人。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最典型的是歌德和席勒；萨特和加缪是哲学家，也写出了传世的戏剧；黑格尔是哲学家，他青年时代和荷尔德林过从甚密，自己也写过精彩的诗；诗人中有学问的也很多，泰戈尔写诗，也谈美；阿多尼斯是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
所以我在想，写诗和学术研究两者在我的生命中没有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并且我觉得能够游走在这样两个世界里特别幸运，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贯通这样两个可爱的世界。
主持人：叶老师和朱老师作为顾老师的师友、同事，请你们谈谈怎么看待诗歌创作跟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用诗心去贯穿美学研究？
叶朗：就顾春芳老师自己的专业来讲，她一直研究戏剧和电影，现在实际上已经扩大到了一般的艺术学、美学还有人文学。最近这一两年她研究《红楼梦》，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契诃夫，研究艺术学和人文学，非常下功夫，非常勤奋，这是她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像她这样勤奋的人我见的不多。她这两年研究《红楼梦》，主要是从研究《红楼梦》里头的戏曲开始的，为此她读了大量有关《红楼梦》的书，我个人过去也涉及过《红楼梦》的研究，但是我读的《红楼梦》的书远远不如顾春芳读得那么多。
她最近写敦煌的文章，因为她跟敦煌的研究院前院长，现在的名誉院长樊锦诗很投缘，樊锦诗希望由她来写自己的传记，现在这本传记已经完成了初稿。前不久宿白先生去世，春芳老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写樊锦诗和北大考古学院的宿白先生的师生情谊。为了要写樊锦诗的传记，顾春芳必须要通读所有关于樊锦诗的资料，这是第一；第二，她还要通读很多关于敦煌学的资料，因为对樊锦诗的研究，不能离开考古学，顾春芳她不是搞考古的，她搞戏剧和电影研究的，和考古没有关系，但是她把能找来的考古学、敦煌学的书全部拿来读，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她利用春节的时间读了很多书，给我看了一下，我是非常吃惊，因为所有这些书她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批语，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坦率地说，我真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来细读经典，细读学术著作。
那么做学术研究和写诗是什么关系？我的看法是，做艺术研究的人，无论研究的是什么艺术，戏剧也好，绘画也好，音乐也好，你必须关注人生，艺术不能脱离人生，而人生要有诗意，这个诗意不仅仅是浪漫，而是超越功利和世俗的精神追求。
我们北大哲学系的老教授张世英先生，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就是讲做一个有诗意的人。海德格尔大家知道，他说要“诗意地栖居”。学者同时又是诗人，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刚才顾春芳已经提到了冯至先生，宗白华先生，还有胡适先生，还有林庚先生，还有吴兴华等，他们都是学者，同时他们都是诗人。我觉得顾春芳是继承了北大这个传统。
从世界诗歌史上来看，学者成为诗人也是一个传统，刚才讲到歌德、泰戈尔都是这样。我们不能要求诗人都是学者，或者说诗人一定要文化修养高，文化水平高，但是一个诗人如果他文化修养高，那么他就有可能在诗歌中融入对人生的哲理性的思考，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对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思考，这样才能使诗歌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刚才提到冯至，冯至的《十四行集》很有名，他的这本诗集就从日常的凡俗的事物中提炼出最高的神性。顾春芳这本诗集里有些诗篇，比如像《致漂泊者》，就是这样的。法国哲学家巴什拉说，“诗人在存在的门槛处言说”，又说“通过一个诗歌形象，灵魂说出自己的在场。”像《致漂泊者》这样一些诗篇，就是灵魂说出自己的在场。
在这里，我们看到顾春芳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了像冯至、卞之琳这样一些北京大学前辈诗人，对存在的终极意义进行形而上思考的一个传统。
还有一点，艺术门类之间是相通的，所以对艺术有多方面修养的人，往往能够做出突出的成果。就像顾春芳刚才讲的，戏剧和诗歌是相通的，小说和诗歌是相通的。如果你不懂诗歌，那《红楼梦》的研究就深入不进去，大观园就是诗的王国。顾春芳有一个特点，她的艺术修养的面很宽。她刚才讲了研究戏剧是她的本行，同时她也研究电影，研究小说，她最近研究《红楼梦》，她还研究音乐、绘画、书法。她过去对音乐下过功夫，所以她听一场音乐会，很快就能写出一篇音乐评论。她对绘画、书法也下过功夫。她现在经常临碑、临帖，她的画也很有基础，她的字和画都非常好，而这一切都可以成为她诗歌创作的营养。王维，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这个大家都知道；梅兰芳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他的书法和绘画也很精彩，前不久顾春芳还从梅兰芳的笔墨书画和表演艺术的关系来研究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另外如书法家沈鹏，诗也写得很好，一个艺术家，他的跨门类修养宽广，对他取得艺术成就极有帮助。
朱良志：春芳教授跟我认识多年，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是朋友，当然她是戏剧研究专家，我对这个行当基本不懂，但也喜欢读一些东西，也看过一些戏剧，她对戏剧的深刻见解给我印象极深。无论昆曲，还是莎士比亚，她这方面的功力非常了得。她从上海戏剧学院调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做教授，然后我们的接触又更多一些。
她原来说她写诗，我没有读过，后来有一次读到，果然是出手不凡。我不是诗人，但是我喜欢读诗。她的诗我读了以后感觉到有意思，有风骨。首先，她的立意给我印象非常深，同时，光明朗洁，清词丽句，具有内在的风骨和气质，引人入胜。我有幸较早地读到了《四月的沉醉》，给我印象突出的有很多篇，比如说刚才叶老师讲的《致漂泊者》。
“漂泊是漂泊者的故乡”，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界定。“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抛岁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这就是“漂泊是漂泊者的故乡”。
顾春芳诗中内在的命题给我印象很深。比如说《约定》这首诗，那“不是说好了么”的声音总在耳边，拂之难去。时光总是在变，世事总是在变，理想有时候变成一种幻想，所以说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爽约，爽了春花秋月，爽了山高水长，爽了寸段柔肠。世事就是如此，“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也是如此，读来令人震撼，这首诗触及到一些人性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有苏东坡的那种达观和从容，给我们理想的暗示。诗写得似很轻盈，转见沉着；说得痛快，却意陷潸然。这也是我喜欢春芳诗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比如她写敦煌的鸣沙山和月牙泉，那里实际上就是一个诗性的地方，虽然有无数的磨难，大漠风烟中，有一种永远不会干涸的内在的灵泉，她正是把这个感觉写出来了。虽然沙可以埋掉很多东西，但掩埋不掉的是庄严，虽然岁月带走了一切，但是带不走人的心灵中那种内在的从容。所以这个诗我觉得就不简单，不是一个玩弄辞藻的人所能作出的，春芳教授的诗能够触动人的灵魂。
她的诗的写作和她的为人，和她的学术是紧密相连的。她以诗心贯通艺术创作和研究，这本来就是中国传统艺术家所要求的禀赋。中国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诗的，诗是传统艺术的底色。
主持人：李少君老师您作为《诗刊》的副主编，接触过很多诗人，阅诗无数，您认为顾老师作为学者诗人，她的诗歌有什么特点呢？
李少君：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了四月的诗。她的诗我觉得特别宁静、恬淡、从容，或者说有一种神圣感。因为我以前对她的生活不是很了解，一直在考虑为什么她会写出这样一种包含有沉静和澄明的理性的诗歌来。刚刚听了叶老师的介绍，应该说我有点恍然大悟了。中国古人对汉字是充满敬畏的，我一直认为书法其实就是对汉字的致敬。汉字代表的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儒家特别强调这个态度的端正，那么我觉得顾春芳，通过她做的读书笔记，长卷记录心得，能看出来她对这些伟大的文明、伟大的文字、伟大的精神，是非常的虔诚，所以她的诗歌里面能生出一种神圣感。
中国古人讲心通天地万物，在她的诗歌里面，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是她的感受力非常的丰富和敏锐，最典型的就是《听风》。我后来了解了一下，这首诗是她在有一段时间耳朵听不见的时候写的。突然听不见外面的声音，有一种宁静感，慢慢的随着听觉的恢复，她听到风声，听到蝉鸣，听到万物的声音，她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和高兴。
另外，我觉得她诗歌中有一种神圣感。刚才叶老师和朱老师说到北大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很巧，我昨天正好读了巴蒂欧的一个对话，巴蒂欧曾经专门研究过张世英关于黑格尔的一个注释，可见张先生是世界范围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哲学家。张先生一直有个观点叫美的神圣感，我非常赞同。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肯定有非常神圣的东西在里面，这种神圣就来自于对精神性的东西、对崇高的东西的东西，对高贵的推崇。在古代美的人格的典范就是君子，君子就是一种典范性的人格。这就是顾春芳作为诗人，她诗歌里神圣感的来源就在这里。
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有个类似的说法，他说诗实际上是人生的目的。他是这么来分析的，他说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是人可以用语言来保存他的情感。大家都知道可能小动物也有情感，你的猫狗也有情感是吧？但只有人类可以用语言来保存他的情感，我们现在读古人的书，孔子的，庄子的，李白的，杜甫的，仍然能够打动我们。我们甚至有时候读杜甫的诗会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用语言把一千年前的情感保留到了现在。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美是生活的最高的形式，布罗茨基还说：“人类最终的目的就是诗歌。”我们没有见过盛唐，我们也不认识李白，不认识杜甫，但是诗给我们留下了盛唐的景象，呈现了李白的形象，杜甫的形象，所以我觉得诗歌应该是人类的目的。
我们为什么来听讲座？为什么要跑到北京大学去听叶老师的课，听朱老师的课？我们就想使自己变得文明起来，那么变得文明起来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是要达到一个美的生活方式，所以诗和美应该说都是人生的终极追求。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诗歌里面就包含一种神圣的宗教性。
西方人碰到困境的时候，也许会去读《圣经》，但是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就想起了诗歌。比如说我们沮丧的时候，会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在分别的时候，会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其实这样的诗歌里面都包含着一种宗教性、神圣性。顾春芳这样的学者诗人写的诗也是一样，有一种精神性的神圣性的东西，保留了一些人类的文明要素。
主持人：三位老师都给了顾老师的诗歌很高的评价，说她能在平常事物中发现诗意，体悟美的神圣性。那么我想请问顾老师，您为什么觉得诗心不是在远方，而在平常呢？
顾春芳：刚才聆听三位老师的一席话，觉得受益无穷，既是分享也是学习，非常感谢叶先生、朱先生，他们两位是我的授业老师，非常感谢李少君先生刚才的一番话，其实我还要感谢的是在座的各位师友，今天冒着雨特意前来。今天就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是对我来说它格外的不平常。我想今天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北京的这一场雨，还有你们的真心和微笑，都会留在我的生命中。
北大艺术学院的同学朗诵《四月的沉醉》
从远方到平常，其实这是一个人不断觉解的过程，智慧不断提升的过程。
我想我们70后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我们目睹过父辈的苦难，我们的人生中保留着关于苦难的记忆，依靠勤奋创造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人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依靠勤奋的读书创造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我们憧憬的远方。但是，正像我在《在G14列车上》这首诗里写的，“妈妈，我走得太远了，远得以至于忘了故乡的地平线”，所以有一天我们渴望回到我们的精神家园。
第一次到北京大学见我的导师，那天下午在燕南园56号，叶先生问我：“你为什么要来北京大学？你为什么要读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我的回答是：“我想把读书治学和通达人生的意义结合起来。”叶老师说好，那你就读书吧。后来跟着叶先生学中国美学，要求看许多中国哲学的书，有哲学的，有美学的，老师还建议我去艺术学院之外的文史哲其他院系听课。
有一次在叶老师的美学课上，老师讲到禅宗美学，提到青原惟信的一段话，“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从见山不是山，到见山只是山，这样的一个过程特别让我神往，如果说前面两个阶段基本上都是人处于困惑和烦恼的人生阶段，人所看到的都是功利和知识的图景。如何突破这个精神的困境，到达“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觉得很玄妙，很向往。因为这个境界是个大自在的境界，是充满自由和诗意的境界。
我和世界不再对立，我向世界敞开，万物也向我本真地敞开，而这个境界呈现给我们的正是一个“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平常状态。但是要走到这样的一个平常的状态，要走到这样一个大自在的境界，何其困难，需要精神做漫长的跋涉。
后来我又跟着朱良志老师听了一年的中国美学课。朱老师有一句话，如雷贯耳他总是说——“不要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要从世界的对岸返回世界来”。其实这是哲学中破除主客二分的一种思维方式，破除我和世界万物之间的理性的障蔽，回到本然的我，我和你们，和万事万物就是一个整体，我就在世界之中。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审视世界和平常物象的全新视角。
我还记得当时朱老师非常深情地吟诵了松尾芭蕉的俳句：“当我细细看，哦！一朵荠花，开在篱墙边。”为什么一朵荠菜花开在篱墙边，如此简单的词语，足以成为一首经典的诗。我想了很久。燕南园有很多树，有一种树叫槭树，第一年的种子落下，第二年槭树的树苗就会生长出来。有一天，我在墙角看到一根槭树的细细的枝条从土里探出来，我在它前面站了很久，浮想联翩。不知道是哪一阵风，把这个树籽吹落在这里，如果吹落在这里，不巧刚好有一只小鸟把树籽叼走了，我也就看不到今天的这株槭树了。为什么碰巧是在燕南园而不是别处？为什么在此时而不是彼时？如果在它萌芽的时候，有一场大雪突然让它停止萌芽生根，我也就不能面对它；如果我经过了时并没有回头，我也不能体会这一刹那，这棵柔弱的槭树向我呈现的那样一种生命的庄严。
所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明白了叶老师、朱老师所说的平常事物中蕴含的那样一种广大庄严的奥义。一个微小的事物里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宇宙的问题，所有的此刻、当下都是这种无限的条件造成的一个结果。它向我揭示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向我揭示了心灵安顿于当下的重要意义。瞬间包含永恒。人与万事万物都有不可思议的联系，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万有相通的思想。每一个当下都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大自然就是造物主的诗篇，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诗句，我们本身置身于这不可言说的诗歌之中。这正是美感的神圣性所在。
每一个微小的事物中，都包含着不可思议的永恒。就好比我们今天的这一次聚会，它有许许多多的条件，我的生命里，如果没有遇到这样好的两位老师，没有遇到我这么多的好朋友、好学生，在座的各位同道朋友，也许今天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不能让我们相聚。我们就会发现，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包含着这样不可思议的条件，所以生命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我们珍视。而常人要么就是悔恨过去，要么就是在走向远方的路途中迷失当下。当我明白当下的意义的时候，生命就向我展开了从未有过的一种庄严，就是瞬间即是永恒的体验。
所以我现在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创造，就是珍惜每一个当下。
诗歌是什么？其实诗意和诗心本就是感悟和觉解当下的一种能力，在一个瞬间，在一个当下，这个微小事物的所有意义向你敞开了。诗不是写出来的，诗本来就在那里，你只是发现而已，但在发现的过程中不能光靠灵感，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觉传达得更加准确，所以需要修辞，需要准确的语言，故而需要不停地学习。
在我的这本诗集里，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感悟，比如说像《楼外楼上》《造物主的诗篇》《未名湖的石鱼》《流光》《云在青天》《不可言说的言说》，都是表达了我当下的发现和对平常中的深意的发现。就好像很平常的这一杯茶，一杯水，天下江河万千，为什么就是这一杯水在我面前的这个杯子里面？在一杯水的平常中蕴含着不平常，不能不使人因觉解而生成的虔诚和敬畏，不是什么宗教教化下的虔诚，而是一种内在的发现，生命的觉解，更像是一种内在的神圣性的指引。一朵花，在一叶草，一杯茶中，都有着这样的诗意。有没有诗意取决于心灵，所以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今天我的一位好朋友，旅美大提琴家张莹莹老师，会带着她那把一两百年的大提琴来。我们等会儿看到的那把琴，看似平常的一把琴，然而只需想象制造它的木头不知是欧洲哪一片松林里的一棵松树，也不知哪一个伐木工人，砍下这棵树，经过无数个昼夜，在一个制琴师的手中把这棵树变成了一把提琴，然后辗转多少音乐家，到了张莹莹老师手里，她要为我们演奏巴赫，这一刻的平常就是诗意，就可以在事物的平常中发现内在的美和神圣。这种体验我写进了《一把斯特迪瓦里小提琴》这首诗。美感的神圣性就在这里，不在别处；诗心，不在远方在平常，这当下的平常里包含着永恒的无穷无尽。
大提琴演奏家张莹莹女士现场演奏
主持人：其实这种不在远方，而在平常，不在彼岸，而在此生寻找心灵的安顿之所的理念，和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精神旨趣是相通的。能不能请朱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两者的相通之处在哪里呢？
朱良志：我觉得这个春芳刚才这一段话讲的关于这个诗和平常，诗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给我启发非常多的。我们读《周易》，中间他讲乾坤两卦是周易的门户嘛，我们今天有用一个词汇叫简易，这个乾坤实际上就讲简易的道理。乾则易知，坤则简能。那么这个简和易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中间，这两个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信息化时代，越来越繁杂，越来越混乱，我们理不出来头绪。简的精神帮助我们理出头绪。另外一个就是易，平易的易。《周易》讲平易，讲平常，就像禅宗讲平常心即道。文明的发展，很多平常的东西被裹着外在的厚厚的躯壳，我们有时候看不清楚真正的生活。所以当代社会还是需要这种简和易的精神。
没有平常，没有我们生活的展开，就没有诗，诗实际上是用最简洁的语言来击破这种厚厚的躯壳，使我们震聩生活的本真，唤醒我们沉睡在心灵中的那种真性情。
《维摩诘经》中间讲，一切烦恼皆如来所赐，我特别喜欢这句话。烦恼是不觉，佛是觉，觉在不觉中。清净的莲花是在污泥浊水中产生的，由此产生的对生命的直接的体会是有神圣性的，从一定程度上，这是我们唯一的宗教，不从这里做起终究是多余功夫。
我特别喜欢黄庭坚那首诗，“八方去求道，渺渺困多蹊。归來坐虚室，夕阳在吾西。”夕阳就在我的心头，就在我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中。从生活本身出发，从自己的直接感受出发，不是浮光掠影，不是隔靴搔痒，不是做出来的匠气。我研究的不少艺术家，都是反对没有真性情的。因此我是喜欢诗的，诗使我感动。最重要的是告诉人在这个社会中间应该呈现什么样的角色。
主持人：刚才李老师也说到80年代的时候，这个校园诗歌的风头很盛，到了90年代被经济大潮给冲淡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年来，我们对诗人的关注度又在回暖，诗集的销售也挺不错的。那么想请问李老师，对于现在的年轻读者应该怎样去培养对诗歌的感受力和喜好呢？
李少君：其实对诗歌的感受力就是对生活的感受力。诗歌在两个方面特别有它的长处，一个就是它感受力的丰富，再一个就是它想象力的飞扬。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诗人来说，这些可以说是最基本的。
大家刚才说中国文化其是一种比较地重视当下此在、此世的这么一种文化。它为什么这么有生命力呢？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诀窍，就是它具有超越性。王之涣有一句诗其实就解释了这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只有不断的自我超越之后，你才能够对现实，对比较低级的或者说对世俗的有所超越，你的生活才得到一种提升和意义。那么到了诗歌里面，很多受西方诗歌影响的人会特别强调所谓批判性与否定性，很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会更多地注重超越性。
我个人是认为这个超越性是比批判性更加具有真正的精神取向意义和价值的。实际上这个不光在中国，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在反省这个问题，比如巴迪欧他就认为这个只能摧毁但并不能创造什么。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是经常会创造一些超越性的东西来取代原来那些比较低级的，或者说那些比较丑陋的事物的。
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21世纪之后，大家随着物质问题的解决，精神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你看大家说现在经常很多人实际上是主没有信仰，没有精神追求的，那么我觉得当代诗歌也是一样。当代诗歌可能有很多是感受性的，抒情性，多叙事性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精神启迪的诗歌。那么我觉得为什么伟大的古典诗歌永远给我们一种精神的导引，就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里面它是包含意义的。每一个伟大的诗人可以说也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我们经常说李白是道家，杜甫是儒家，王维是禅宗或者说佛教徒，他们背后是有强大的精神背景的。再加上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家，所以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都包含这种精神的意义，伦理的意义，所以钱穆，包括林语堂，都说在中国实际上诗歌有一定的宗教的作用。刚才朱老师、叶老师也都说到了这一点，那么我觉得当代诗歌这方面比较欠缺，当然这个欠缺不仅仅完全是诗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整个的民族，整个的文明在一个新的转向之中，我们能否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或者意义，其实还有待于大家共同的努力。
当代诗歌开始重新出现这么一个热潮，其实我认为就是这种精神的追求，对意义的追求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诗歌可能在这方面能走在前面。我想作为写诗的人应该本身也有这种自觉，应该通过自己的一种修炼、提高、超越真正建立一个人的精神典范或者说榜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诗人的探索，也有待于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进步。
主持人：李老师的话其实回答了我最后要提的一个问题，我最后想问每位老师一个问题，林语堂先生把诗歌称为“中国人的宗教”，诗歌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意义体现在哪里？我们今天读诗，应该去读什么样的诗？
李少君：今天既然是《四月的沉醉》的新书发布会，我就重点给你们推荐两首诗，一首是《听风》，还有一首《霜降》，包括《致漂泊者》《未名湖》《燕南园》，这都是一种可以给予我们精神上启迪和享受的诗歌。特别是《听风》，你能感受到人的一种精神性的展开。
叶朗：我觉得我们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诗歌给人的感觉是理性的成分比较重。当时是启蒙的思潮高涨，强调个性、主体性，很多诗一出来大家感到很好，但是又感到好像是苦思苦想出来的，但是顾春芳的诗，我觉得不是苦思苦想出来的，而是在灵感勃发的时候喷涌出来的。一首诗要有感而发，要有灵性，要有天分，要有才华，同时一首诗的语言、音律、形式，需要学养。
但是我在想这是不是也和时代有关？刚才我没有想得很清楚，提出来跟大家讨论。80年代、90年代，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都是对过去60年代、70年代的社会的反思，文化的反思，所以理性的成分很重。
而到了21世纪，我觉得这种理性反思的热度开始平复下去了，或者说理性的思考已经进入到感性的人生体验的层面。所以当下瞬间的感兴，就可以喷出一连串的诗句。这些诗句有人生体验的深度，尽管是当下的。
我在给顾春芳写的序里提到，废名曾经说，新诗要写得好，一定要写当下完全的诗。那么我觉得顾春芳的诗就是这种当下完全的诗，有一种直接性和完整性。所以我在序言最后又说，四月的沉醉是生命的沉醉，是生命与存在相遇时灵魂的在场，存在的终极意义被心灵照亮。
我前些时候，也讨论了《红楼梦》，我随便在这说一下，跟《四月的沉醉》稍微离得远一点。大家讨论这个曹雪芹，他追求什么？他让这块石头到了人间来走一趟，后来又回去了，回到那个青埂峰，那么它转一圈，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的理解是，曹雪芹他的人生理想或者他的审美理想，都是跟汤显祖有关系，曹雪芹受汤显祖美学思想的影响，就是要追求有情之天下。那么这块石头到人间走了一趟又回去，它不是白白的来的。它感受到有情之天下，不在彼岸，就在此岸，就在当下。
大观园的那些事，贾宝玉和那些姐姐妹妹，这些生活里头就是有情之天下的体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人躺在床上说笑话，贾宝玉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林黛玉以为什么重要的事，然后贾宝玉说那有一个耗子洞，洞里头的一些小耗子去偷东西。王蒙对这段话有个评价，说两个人躺在床上说说笑话什么的，就是有情之天下的体现，就在此岸，就在当下。
所以在当下的很普通的生活里，刚才讲到的一朵花或者一朵白云，或者未名湖的石头，燕南园的二月兰，在这里，都体现了人生的神圣价值的追求。
所以我觉得到了21世纪，诗人好像是不是比80年代、90年代的人生体验更深致了，这个时候诗就不需要苦思苦想，它一下子就喷涌而出。我想这个可能不仅是顾春芳个人的一种特点，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预示着这个时代诗歌的特点。
顾春芳: 非常感动，也很感慨。当下是什么？就我个人来说，当下对今日的我来说，就是细雨霏霏，就是人间冷暖，就是师恩如海，就是真情瞩望；就是我行走困难的伤腿；就是挚友的陪伴左右；就是远在千里之外两次勇敢战胜死神的父亲对我的期盼；就是和这世界上所有平常人一样，在生命的同一时刻，同一分钟既处在巨大的喜悦，也处在巨大的沉痛。这就是人生的平常！
然而，所有的此刻、当下都蕴含無限的意义，诗是当下的觉解和发现，在一瞬间事物向我们敞开它的意义，向我们揭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向我们揭示心灵安顿于当下的重要意义。
诗意是对当下的神圣性的觉解和发现，这种发现是智慧层面的，它会导引出人的德行，这就是中国哲学讲的天人合一和万有相通。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生发出对万事万物的那样一种深沉的爱。这种爱不是道德从外在要求我们的，是我们从内心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诗心诗意，那么我想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违背自己内在的一种审美理解。这是一种生命自觉的美的要求，而不是外在的法律规则层面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先生把诗歌定义为中国人的宗教，我觉得很深刻。正如我在后记中说的，诗歌使中国人在精神世界里过着一种高贵的生活。诗歌如此深切地影响并深入中国社会，她教会中国人在任何时候保持至善和良知，她教会中国人富有同情心的生活；她教会中国人在大自然中体会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她教会中国人在质朴的生活中追求生命的意义，让充满艰难的生活变得更有希望，让有限的人生变得更值得度过。诗歌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就在于提升心灵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执着热爱，并为个体的生命浇灌力量，正是这种热爱，正是这种个体生命所受到的力量、希望和信心的浇灌，才使诗歌具有了类似宗教的力量。
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我觉得诗歌是承载人类高贵的精神的一个神圣器皿，诗歌绝对不是倾吐个人心灵垃圾的场所。
所以我不喜欢一切在诗歌中倾吐心灵垃圾的那些诗。我觉得诗歌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神圣器皿。由此，诗人是一群什么人？诗人首先应该是真人，真人就是回到生命的本真的那样一种人，他需要绝假存真。诗人是那种童心灿然的人。
张世英先生最近讲的要做一个有诗意的人，就讲到要回到童心灿然的状态。诗人还是可以进入澄明之境的那样一种人。因此我觉得由智慧的层面会生发出道德理性，爱自己，爱可爱的生命，爱众生，爱每一个人，以一个比较整全的观点来看万事万物，然后生发出一种对万事万物的爱。
另外，我觉得北大历史上的了不起的学者，第一个特点是视做学问为自己的生命所在，第二就是爱我们的这个民族，爱我们的这个国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正是因为爱而生发出一种忧患意识。
北大历史上的许多学者，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写过一首诗，但却有诗歌的大情怀。诗歌绝不是诗的唯一目的，作为文字留存的诗歌不是诗的终极目的。比如我认为有些顶着诗歌头衔的人不是诗人，而像叶先生或者是朱先生，他们是通过艺术、美学和哲学的思考进入澄明之境，在做生命的咏叹和歌唱的诗人。这就是我对诗和诗人的理解。
最后，附上《四月的沉醉》中的《燕南园》，如果去北大，记得到这里看看。
春天从另一半树中苏醒。
都是宇宙中最永恒的杰作。
那燃烧着的二月兰的紫色，
蔓延在万物葱茏的野地，
向大地传达的沉思与想象。
它见证着那一方残破的书包，
常青藤厌弃一切荒谬的束缚
在历史的风化中守望着夜空，
头顶有灿烂星辰的照亮。
转载自译林出版社，已获授权。根据当天谈话整理，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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