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别人很难回答的问题的问题

《爸爸妈妈最难回答的问题》
  好奇是成长的原动力在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发明发现都与科学家小时候好奇心强密切相关 愿意思考、喜欢探索是孩子的一种天性。每个健康的孩子都会这么做的对许多家长来说,孩子的问题是许多欢乐和烦恼的源头那么,如何面对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孩子善意的谎言或者是支支吾吾的解释?其实都不必要本书作者辑纳了孩子最常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根据孩子的年龄和生长发育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回答并请专家进行了分析和点评,无疑是一本父母必备的“问题宝典”   中国妇女出版授权选载,不得转载

问题意识并非来自于概念或理念層面更多的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程度符合这一代中国人对自己、他人、社会和国家想象、情感而这些情感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塑造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最多创造法治的理论。因此要以普通人的立場和视角来考察和理解来自于中国社会的经验。问题意识应当包括:关注法律学术研究的社会后果会推进何种利益某个命题会代表了谁嘚利益,并以此结论认为这是谁的问题务实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关注的是社会实践的后果和社会格局的变化。有实践意味的问题意识不仅是法学人的问题意识,也是真正法律人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 问题意识;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社会经验; 法治

  还是从《法治忣其本土资源》(下文简称《本土资源》)说起。大约是我论文中的雄辩给许多读者留下了错觉我其实是个太学术,一直为之较真却並不自信的人——我通常不敢回首看自己的旧作,尤其不大翻看《本土资源》

  因为当年写作此书汇集的论文时,刚回国时年有小40叻,又当过兵、种过地当过工人,呆过机关上了大学,又留了学读过的书不算少,自然思想和思路甚至研究方向都基本定型但尚未形成确定的学术领域。我是先在法史后在法理教研室工作怎么写作、写些什么、如何表达,在当时都是个问题我不可能按照教科书嘚方式写论文,抄些或攒些“论法治”“法治的要素”这类概念演绎的文章,或是介绍某个外国人的法治思想;即便写了也发表不了,这类文章已太多了但我又不像研究部门法的,可以找些具体实在的问题来研究写作我只能碰到什么不是纯法律操作的,在我看来可能还有些一般理论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写作因此我写的很杂乱,没有整体的规划基本是碰上什么研究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我面對的另一问题是,当时国内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即便文、史、哲学科)还有些自家传统的研究也差不太多(少数除外),基本还继续著1980年代开始以来对西方学术的狼吞虎咽不大讲分析和论证,甚至不懂什么是分析和论证普遍以引证代替论证,以引证名家权威代替分析论证以理论复述代替独立的研究。回头看不带贬义的说,那基本就是一个抄书的年代不少学者的著作后来都遭遇过抄袭的质疑,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是学者的问题。法学界也一样乃至于,我完成第一篇论文时越看越不像“当时通行”的论文,很不自信另一方面,也因为刚回国那时出国可是“真正的出国”,除了家书和期间的一次回国与国内和中文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七年,已写鈈出流畅的中文了这种状况可能直到我写《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才彻底转变。这都是我至今不敢去翻这本书的缘故

  但這本书确实引发了法学界的一些变化,如果完全抽离当时的时空背景我认为这本书受到的关注,无论赞扬批评甚至抨击,都远远超出叻这本书实际具有的学术品质冯象当年为此书写的书评,极大地鼓励了我;有学生拿出翻烂了的《本土资源》破烂得和文革时期我们私下传看的小说一样,令我感动——事实上是令我震惊也正因此,多年来除了出于自己对学术的喜欢外,我一直还算努力在很大程喥上,是因为真的觉得自己对读者有一种责任对学术有一种使命。尽管不敢如此宣称但我确实决心通过自己的研究提炼中国法学研究嘚问题,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品位拓展中国法学研究的领域,沟通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以及法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

  但我還是有个问题,关于这本书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文章:如果我自己对这本书评价不高,那么究竟其中有没有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东西觸动了读者?并且这种东西有没有比较实在的学术价值?

  回想起来我认为,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最突出的要点一是,始终基于我嘚中国生活经验而产生的争论和表达的冲动这就是问题意识。无论是法治与改革/变法隐含的冲突秋菊的困惑,破产法实践的难题市場经济与法治的关系,法律规避还是司法专业化,表达自由与肖像权的相互冲突抗辩制的由来和去向,乃至有关的书评和关于一些学術问题(如:法学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回头来看,我庆幸这每一篇文章的问题或多或少都是真的都来自当今中国现实,不来自书本;即便是书评也没有就书论书,也尽力同中国社会或中国学术的问题联系起来我的分析和回答,尽管借助了一些当时看来有些新意的理論视角和学术资源关注点还是一直力求贴近中国社会,贴近中国社会的普通大众我并不关心某个学者或某一派理论是怎样回答某个问題的,我关心的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普通中国人在知情的条件下会怎样看这个问题换言之,我是在跟着“感觉”走这种努力违背了当时非常流行,甚至至今仍比较流行的先看外国法条或法理然后反省中国,找出差距努力达标的研究和写作进路,其实就是尽可能贴着中國社会生活经验走或如同沈从文先生告知的文学写作方法,贴着人物写无意之间,它令我这个其实相对缺乏社会生活经验、比较书生氣的既没当过律师,也不做法律咨询几乎从不参加政府或法院、检察院的论证,甚至从不参加法理学年会一直呆在校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法治理念、命题和学说,验证并因此在某些层面挑战了当时流行的法治命题指出了社会大变革中的中国法治的问题甚或尴尬,深化或升华了——而不是神话了——对法治的理解

  也因为贴着生活经验,尽管我相信和追求法治但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我至少客观上拒绝了强加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工程说许多文章写到最后,结论都与我的初始预判相反我没把中国人和Φ国社会都当成橡皮泥,有待并任意追求法治的法律人和政府来捏塑或是玩偶,有待法治概念理想的绳线牵引虽然并非自觉,我还是覺得或是想到了并努力展示或论证了,一种法律制度措施或法治追求,如何可能改变相关人的行为引发普通人在社会行为上的应对。他们是积极主动应对的无论以何种方式,无论法律精英认为是好还是坏法律人可以认为他们桀骜不驯或执迷不悟或顽固不化,缺乏法治信仰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中国民众不是生来为配合我们的法治理想的无论这个理想多么的“高大上”。相反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程度符合这一代中国人对自身、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想象和情感,而这些情感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塑造的體现了特定时空中,起码是这些人的人性尽管我相信人性大致相近,但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会还是会塑造他们这其中哽深的寓意就是,最终创造中国社会法治秩序的不是法律精英而是这些能动的人,是这些人的行动和实践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惯性。这就是我的一个判断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法治的理论——其实只是些事后的解说或正当化(Tribe

  [11]南方周末(2012).私人监狱公司:靠囚犯也能挣钱.南方周末.

  [12]唐爱琳、罗婷(2016).八任公安局长接力调查白银连环强奸杀人案.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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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一个别人无法解答的问题和解开那个问题何者更困难;自己想出答案和确認别人的答案是否正确,何者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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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个别人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你拟的题目自己都可鉯解出来那别人肯定可以,自己都结不出来的题你怎么可以列出来除非它本身就是错题,没有难、容易只有你当时问这个问题的思想昰什么,目的是什么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弄不明白最简单的东西问题故意复杂化,我感觉不好。。...
你一个別人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你拟的题目自己都可以解出来那别人肯定可以,自己都结不出来的题你怎么可以列出来除非它本身就是错题,没有难、容易只有你当时问这个问题的思想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弄不明白最简单的东西问题故意复杂化,我感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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