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传媒--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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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医治“大跃进”的巨大创伤取得显著成果的时候，一场沉重的灾难突然降临，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只有毛泽东撼天震地的革命功勋和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才能发动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也只有毛泽东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所畏惧的性格，才能如此独断专行、一错到底，以致只是在他辞世以后，党才能采取果断措施，结束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严重破坏，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够感到它的流毒和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建立以后３２年的历史作了科学分析和论断。在“文化大革命”部分，公正地指出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这场坏事的直接原因，深刻地探索了发生这场浩劫的国内外其他原因和条件，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十几年过去，人们的思想日益开阔，对各方面情况的了解逐渐增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更加全面。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形势判断错误，理论、思想发生严重偏差，确是主要原因，属于个人品质的缺点，也是难以忽视的因素，开始用各种方式进行探讨。爱之深，责之切，是可以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也暴露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个人崇拜，民主、法制不健全等等。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对这些弊端进行分析，对防止再次发生这种惨剧进行思考，这大概是“文革”发动者没有料到的。“反面教员”可以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此言不虚。　　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社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由于职能、作用等等原因，又显示了一定的特殊性。十年之中，绝大多数时间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全面控制，在周恩来直接管理的短暂时间，也深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它像一面镜子，留下“文化大革命”的轨迹。坏人长期作恶，好人寻机斗争，它都记录得相当清楚。“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文革”的教训永远不应忘记。　　５９　　几十年来，中国人经常在“想不到”状态下生活，这可能是社会激烈变动时期的难免现象。以７０岁上下的一代人来说，三年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除了尚未解放的台湾省），“想不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一纸命令解决反动政府始终未能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想不到”；彭德怀一夜之间由党国大功臣变成大“反党分子”，“想不到”。更“想不到”的许多事情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被批斗凌辱，最后含冤而死，“想不到”；陈伯达不过一个“文化政客”，一夜之间成为位居第四的中央领导人，后来又被彻底打倒，毛泽东说几十年同他从来没有合作过，“想不到”；林彪被定为共产党接班人，还正式写在党章上，迫害狂康生竟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想不到”；“经过长期考验的亲密战友”、曾经成为党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竟要谋害他曾发誓永远效忠的毛主席，阴谋败露后竟叛国出逃，坠机而死，当然更“想不到”。过去“想不到”的多是广大群众和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不同。当时有句流行语：“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可见许多高级干部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时间超过抗日战争，损失难以估计，发动者竟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万万“想不到”。　　我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习惯于按照上级和中央的指示编报，不善于独立思考，政治很不敏锐。但是，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看到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模模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毛泽东１９５９年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说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现在仍然要提倡这种精神。人民日报社得风气之先，立即约请明史专家吴晗赶写这方面的文章，先后发表他写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文。毛泽东肯定这两篇文章，读者反映也很好。《海瑞罢官》的观点与两文并无不同，怎么成了“毒草”呢？毛泽东提倡在先，姚文写作在后，如果不是毛泽东授意、钦定，姚文元哪来这种胆量呢？　　估计这篇文章有“来头”，我们请示在北京的一位中央领导人是否转载。他表示，姚文不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必转载。事后得知，当时不要说我们这层干部，就是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不了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根据毛泽东指示秘密炮制此文的情况。不转载此文符合我们的心愿。《海瑞罢官》在１９６０年写成，所谓“单干风”“翻案风”１９６１年方才出现。说《海瑞罢官》中写的明代“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新中国当时尚未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并且“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这不近似热昏的胡话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报纸不转载“姚文”，完全正常。　　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当时还被蒙在鼓里，想不到自己被一步步推人“另册”。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得宠高升，不仅大抓“枪杆子”，还狠抓“笔杆子”，他早就宣称要成大事必须抓这“两杆子”。他先意承志，垄断毛泽东思想解释权，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编印“语录”，说背“语录”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捷径”。有些领导人不同意这种谬论，说“最高”“最活”不科学，遭到残酷的迫害。　　不转载姚文这种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现象触怒了毛泽东。他命令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得悉，即告知北京各报转载姚文。《人民日报》于１１月３０日将姚文登在《学术研究》版，因为报社设想也希望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总编辑吴冷西按照学术问题的思路主持草拟文长９００多字的编者按语，其中近４００字是引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双百”方针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说明性的话语又占了一定篇幅，报社的意见不多，但很明确：“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上开展一次辩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由周恩来定稿。在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坚决按照这个精神宣传、报道。拥护姚文的相当多，反对姚文的也不少。由于逐渐了解了姚文的“来头”，我们违心地多登拥护稿，并且排在前边；少登反对稿，并且排在后边，但反对者还是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意见。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９日编者组织了一栏《来信摘编》，前面三篇赞成姚文，后面两篇反对，题目是《〈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海瑞罢官〉不是毒草》。后者批判了姚文之后，还说：“为什么吴晗同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因为，最近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２月３日刊载的《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谈得更加直率：“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人民日报》处境日益困难。想说真话，又不能不说一些假话，这种文章就难做了。“最高”“最活”“顶峰”，违反马列主义常识，却成了当时的标准流行语。我们尽可能在文章、标题中不用这些断语，有时实在难以避开，就采用折衷方法，尽可能不把三个词用全。这种小手法当然瞒不过那些阴谋家。我们做的一件好事也被认为是明目张胆“对着干”。“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夕，林彪炙手可热，他把对他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态度提到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解放军报》被指定按照他的意旨于１９６６年２月连续发表几篇社论，宣传“政治决定一切”，“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成果一定能出物质成果”，等等。这里说的政治当然是阶级斗争。《人民日报》也在１９６６年４月份发表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中一篇《政治统帅业务》，根据中央一位领导人的授意，论述“政治和业务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决定业务的方向和性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又要落实到业务上，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我们必须注意把政治和业务结合起来”。其他两篇的主题也是政治落实于业务。这三篇文章立即被诬为“反对突出政治”。这个罪名说明，《人民日报》已经被认为不可救药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失误又造成一个被定为“空前严重”的错误，使《人民日报》雪上加霜。这就是传遍北京的删节《解放军报》社论的错误。当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已经十分紧张，人民日报处境非常被动。总编辑吴冷西经常承担中央分派的临时任务，人民日报社的日常工作由一位副总编辑主持。我也是副总编辑，负责编辑工作。《解放军报》５月４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公布了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这在一些人看来当然是最重要的文章。我事先不知道这篇文章实际上被看作“文化大革命”动员令，毛泽东看过并且一再改过，当时兄弟报纸的社论也不是非转载不可。但考虑《解放军报》这篇社论代表全军的意见，还是安排转载。那位主持全社工作的副总编辑一觉醒来，看到已经做好的版样，坚决主张大加删节。我素来不善争论，劝阻无效后，也就不再固执个人意见。此文相当严谨，我怕编辑删出纰漏，就同一版主编同时动手，在稍嫌重复处删掉五百多字，谁知闯了大祸。第二天迫害狂康生主持会议，严厉指责、追究此事。他不问事情原委，就说《人民日报》出此大错绝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他在会上声色俱厉查原因，狠追动机，大有把《人民日报》一口吞下之势。　　我一直认为主持报社编辑工作，特别是夜班编辑工作，发生这样那样错误的机会比较多，在“文革”前夕斗争十分尖锐之际，发生张三认为是绝大错误李四认为是庸人自扰的情况更多，既然担负领导职务，就要勇于承担责任，所以常作检讨。这次不同，认错再认错，检讨再检讨，就是通不过。几天之后我的工作被调动，副总编辑没有明令撤职，但被派充当时无事可做的专管农业机械化报道的组长。那位主持报社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却安然无事。他也是一位老干部，人品如何全社职工都很了解，在“文革”正式开始后被定为人民日报社的“四大家族”之一受到冲击，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军师和炮手，死整那些不肯同流合污的老干部。“四人帮”垮台前不久，他们在报社的代理人发现此人野心太大，难以驾驭，突然把此人调到一家省报当领导。“文革”结束以后，他钻了已经调离人民日报而新到省的省委和省报又不了解他在“文革”中的表现的空子，略受批判就被放到一边了。他现在住在人民日报宿舍，好像在“文革”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国家实在太大，各种各样的人物实在太多、太复杂了。　　在此之前，我们发现处境险恶，拼命挣扎，希图自保。毛泽东３月底在杭州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要解散北京市委，打倒中宣部“阎王殿”。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从“小道”得悉谈话的点滴情况，首先怀疑是否真实，同时想过他这样谈话是否合乎组织原则。后者只是“一闪念”，立刻自我警惕不能再想，更不敢同他人议论，包括已有多年党龄的妻子。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初说这是党内文件，很快就传播开了。《纪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宣布“要坚决进行一次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是江青在上海邀集一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后写成的，毛泽东修改并同意这个《纪要》。我悄悄想过这说明他对文化领域宏观情况的估计完全错误，更说明我们国家的体制不正常。在政治空气日益紧张，“阶级阵线”日益明朗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可做的事情已经不多。由于同政治蓝图的设计者、斗争机器的操纵者完全断线，我们只能参照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作文章，对吴晗这个完全不能申辩的“靶子”，先是“学术”批判，接着政治讨伐，最后追查历史。对这种手法现在只能说四个字：可恶，无耻。４月１０日，《学术研究》推出两版《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在这份外来的汇编材料前边加了大字“编者按”，说对吴晗的批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他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４月１７日又刊登《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文中不少材料是违反事实的恶谥。这份材料也非出自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之手，但《人民日报》违心地加了“编者按”，诬蔑“原来他是站在亲蒋、崇美、反共立场的人”。　　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野心家惯用“摘编”别人“错误言行”和“罪恶历史”的手法丑化对手，在后者完全不能还口的情况下颠倒是非，置人于死地。当然，这种手法的“始作俑者”也难说是这两个歹徒。在批判胡风的时候，为丑化胡风的历史，不是就用过这种方法吗？因为这些材料违反事实，毫无道理，总会露出马脚，造成害人者预想不到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批判“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速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气势汹汹。当时我想：信口雌黄不算本事，有胆量把你批判的“大毒草”亮出来让大家看看！可能是被报纸上“一言堂”的声势冲昏了头脑，他们真的把“毒草”亮出来了――印成小册子“控制发行”。好了，我很快听许多人说：“这是什么毒草，明明是香花！”当时我真想大喊几声：“事实万岁！“　　《人民日报》在“文革”初期的错误，我都有一份责任，虽然当时只是半是明白半是糊涂地“抬轿子”，当吹鼓手，想以这种丑恶表现求得宽恕。对外屈从雷霆万钧的压力，对报社内部的错误意见稍提异议即行退让，实在愧对共产党员光荣称号，愧对含冤而去的先辈。就是这样“听话”、小心，删节《解放军报》社论的错误出来，还是一人承担后果。可见以退让对横逆，最终是没有好结果的。但在当时有什么办法呢？　　《人民日报》竭力挣扎，幻想“自赎”，可以说费尽心机。４月１６日《北京日报》用三版篇幅刊登了揭露《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人民日报》立即发排，准备转载“表态”。谁知接到通知不得转载。为什么？没有说。连这类“积极”表现都不允许，只有在过去的批判轨道上用功夫：增加篇幅，提高调门，多作标语口号，大造“革命”声势，但是得不到任何肯定之词。也赶写过一些参加“战斗”的社论送请审阅，一概没有下文。透露部队文艺座谈会精神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别家报纸作为社论于４月１８日发表，《人民日报》于１９日转载；起“文化大革命”动员令作用的《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日报》转载时作了删节，被定为天大的错误。此后高炬（据江青自称出自她手）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等定调子、指方向的文章，都是别的报刊先登，《人民日报》转载。政治动向不摸底，领导意图不清楚，党报是没法办的。大家心里明白，糊里糊涂地、彻头彻尾地被扔进“另册”，中央党报不在王府井大街了。　　全社人员惶惶然，我更感到终生难忘的压力，因为我独自承受着删节“文革”动员令的重担。我不怕受处分。共产党员死且不惧，怕什么处分。但是“中央命令《人民日报》公开检讨”的决定使我无地自容。１９４６年，我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作过署名检讨，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次不是个人检讨而是要《人民日报》检讨，而这个报纸是发表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想到个人的错误给党、给党报造成的损失，愧悔之重，歉疚之深，不是当事者绝对难以想象。　　正在全报社上上下下不知所措的时候，天降纶音：毛泽东从《人民日报》在国内外的影响考虑，决定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但要认真吸取教训，不能重犯类似错误。这个喜讯使大家顿释重负，我个人更是喜极而泣。只要《人民日报》能不公开“出丑”，我受什么处分都心甘情愿。　　经过这次重击，人民日报社绝大多数人可说彻底解除了精神武装。但报纸还得出，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准邓拓、吴晗和其他“权威”进行有声无力的批判。由于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只能重复那些说厌了的恶谥：“大阴谋家”“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叛徒”“黑帮”……反复使用，轻重是不管的。５月３１日的报纸最热闹，六个版中五个版是批判文章，都有通栏口号，这在《人民日报》是前所未有的。《人民日报》有过光荣的历史，为中国革命作过应有的贡献。但后人写中国新闻史，除了对“文革”始作俑者作客观评论外，千万不能忘掉《人民日报》这段丑恶的历史。　　我在新岗位上无事可做，在报上公开检讨的思想负担又已解除，编报者变成了读报者。只看哪些人又被点名，批判文章不必浏览。上班时间缩到八小时，干什么呢？读书，读自己想读的书。说来惭愧，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过去只重点看过，《资治通鉴》只读过若干篇章，现在正好补课。“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如此体会人生，也是一种乐趣。　　５月３１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一个会，北京新闻界负责人都到了，人民日报去的人多一些。会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宣布中央决定：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康生接着讲话，他还是以删节《解放军报》社论为由头，大批、大骂《人民日报》。全场鸦雀无声，似乎可以听到康生咬牙的声音。我更是有罪不敢抬头。等康生骂完了，邓小平最后表态结束会议。他批评了《人民日报》，实际上维护了《人民日报》。邓小平最后大声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陈伯达早把班子、文章准备好了。几小时后进驻人民日报社，立即宣布副总编辑以上干部靠边站，还洋洋得意地说：“我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工作的决定被陈伯达轻易否定。陈伯达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人民日报》６月１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作为《人民日报》６月２日社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６０　　“文化大革命”结束２０多年了，“文革”后的一代已经成人。出了不少关于“文革”的书，谈“共性”的多。人民日报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对“文革”时期的事情都有大吹大擂或者隐晦曲折的记录。我有幸长期“靠边站”，但未离开这个单位，所以知道它的一些“个性”。人民日报社要被夺权，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它已被划入“另册”。但由文痞政客陈伯达出面不明不白地夺权，却完全没有想到。此人在“文革”中升为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就更加没有想到。事后我们开玩笑：第四号人物来夺权，抬举人民日报了。　　陈伯达似乎没有自己的“班底”，他的组员都穿军装。其中两位原来在太行山工作，同我相当熟悉；一人在一家大报负责，一人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当领导，“文革”前同我有工作关系。正因为这样，我尽量离他们远远的，怕给他们添麻烦。过了几天，其中一位找我谈话，说删社论是孤立事件，主要责任也不在我，此事已经过去，现在还是要工作，过去做什么还做什么。我略作考虑，坚决谢绝，说我脱离工作已近一月，情况生疏，勉强工作难保不犯错误，还是给我一个学习机会好。谈来谈去，说可以给我派个助手，原是这家大报的副处长（相当《人民日报》的副部主任），人很老实。我说不要再争了，一定要我工作，我当参谋长，他做司令员。他指挥，我承办；我设计，他拍板，除此之外，我是绝难从命的。对方听我说得在理，态度坚决，更重要的是符合他原来的设想，当然就同意了。这是难挨的几个月。虽然我同“司令员”关系不错，在工作中也备加小心，但是宣传的东西同我的思想越来越远。监督工作的滋味非身临其境者是难以体会的。　　“好运”来了。造反派贴出大字报，勒令我第二天下午二时到会议室参加批斗。这表示人民日报的“革命”又深入了一步。在此之前，报社的最高领导――工作组主要抓宣传，负责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导向，报社的“革命”由它控制的造反派负责。人民日报不能像工厂一样“停产闹革命”，也不能像机关、团体一样“停工闹革命”。“革命”不能不出报，我认为这是人民日报社“革命”烈度相对较小的主要原因。“文革”开始之后，北京只保留几家报纸，《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都被迫停刊，《解放军报》有个时期只能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不能登载自己的评论、文章、新闻等任何东西。只有《人民日报》照常出报，传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交流全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登载少量国际新闻和外交文件等等，间或也透一些令“文革”领导恼火的东西。人民日报社在运动中成批打人、游楼只有一次，由几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起，气氛十分紧张，工作组负责人又哭又劝勉强制止。可见他们也怕出现不能控制的“革命”，需要一个出报的秩序。　　１２月２６日，我第一次“亮相”――陪斗。工作组不出面，报社最大的一个“革命组织”主持。所有编委以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有问题的老干部都被勒令陪斗，几十个人弯腰站在台上，相当壮观。“革命群众”可能不大熟悉斗争心理学，只想陪斗的人越多，他们威风越盛，其实这于“革命群众”并不利。这次被斗者是编委张潮，他遭此厄运，只是因为写了一篇好文章。说来可笑，《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介绍战士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文章，他赶写一篇短评，说这位战士苦练杀敌本领，紧握一支手中枪；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胸怀一支战无不胜的思想枪。哈尔滨一个学院的两派“革命群众”为这篇短评争论起来，一派坚决认为这是“二元论”，说一个解放军战士，心里有毛泽东思想这杆枪就足够了，干吗还要手中枪？专门派了人来，要把张潮揪到哈尔滨批斗。人民日报最大一个“革命组织”鉴于这个“走资派”出在报社，报社“革命群众”竟未发现，未批斗，未免有失体面。所以连夜准备，争取率先批斗的主动权。　　人民日报的被斗者能跟斗人的“革命群众”呼口号，我认为是“革命群众”一大疏忽，我是衷心拥护的。当时被斗、陪斗者即使不坐“喷气式”，也得弯腰认罪。我１９３９年在太行山骑马坠崖，腰部受重伤，弯腰久了，十分痛苦。批斗者一般说话不多，呼口号不少，被斗者跟着高呼，一则显示自己还想悔罪，更重要的是可以舒腰伸臂，活动筋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口号很长，挺身高呼，尽可喘气，这是一种不坏的运动，我希望多呼为好。听说许多单位的被斗、陪斗者无此幸运，只能低头弯腰几小时，够苦的。　　过了几天，专场斗我却没有陪斗者，我感到相当孤单。有的“革命群众”知道我腰有毛病，没有要我坐“喷气式”，只是低下头来，身往前倾，以示服罪。也许找不到别的题目，专斗删《解放军报》社论问题。此事真相全社皆知，我早已认罪，毛主席又明确指示接受教训，不必登报检讨，也未提给什么处分，可说事情已经过去，新话实在不多。当时的习惯是革命群众在台下坐着，被斗者在台上低头站着，积极分子走到台前，指手画脚，慷慨激昂，发问、训斥，以示同错误势不两立。一版主编比我小一两岁，已是中年，为表示积极，到台前充当主斗角色。这可以谅解，平素他同我工作关系密切，这时表示积极以划清界限，应该说在情理之中。但他反复追问一个问题：删社论究竟有什么阴谋？使我无法交代。他问得急了，我也豁出去了，就说，删社论，你我同时动手，你删的比我多得多，有几处还是我恢复了的，底稿现在校对组，可以查看。我不知道有什么阴谋，你要知道有阴谋，请当场揭发。好了，就像皮球被扎了―针，这个积极分子马上泄了气，再不那样张牙舞爪。台下两个女同志悄悄议论：“倒叫他反咬了一口。”声音相当熟悉，但是我不敢抬头看。第二次开会斗我的右倾。这是―个老题目，早说疲了。因为彼此都很了解，过去“运动”搞批评自我批评，大家都轻轻批我偏右――不能不批，点到为止；我也检讨有此缺点――不能不讲，纯属应付。因为批评者和我自己都说不出究竟右在什么地方，这种批评、检讨都流于形式。其实，认真检查起来，我不仅说不上右，倒有不少地方应该检查“左”的思想，还有一些“左”的行动，只是程度较轻，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大跃进”以前，我对党的某些政策就有不同看法，但是不多、不强；“大跃进”时不同看法增多，但是藏在心中，很少表现在语言、行动上。这大概就是有些人认为我思想偏右但是抓不住多少具体事例的原因。１９６７年初进入批斗高潮，我是副总编辑，忝为报社当权派之一，当然是“走资派”，在劫难逃。　　这次斗争还是显得仓猝，主要是没有抓住我多少“罪行”。斗争的前半段，基本上是空对空：做为一个老党员应该如何如何，李某未能如何如何。由于举不出具体“罪行”，只讲空道理，显得空洞乏力。后半段抓住我起草的一篇题为《求实》的社论，大批特批。中间几次要我交代写作的动机、策划的经过，我硬着头皮一声不吭。批斗会结束，我对会议主持者说：我有什么错误，应该批斗，我愿意检讨；希望千万不要批到毛主席头上。“求实”是毛主席提的，社论是传达毛主席的教导，有些话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革命所以胜利，严格说就靠求实二字。”这怎么能批？这位同志大吃一惊，连说“不知道，不知道”，最后还委婉地表示感谢我的提醒。这位同志１９６５年大学毕业后才调来人民日报工作，对我并不了解，第二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他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这位同志接受“文革”的教育和教训，以后进步很快，至今还在人民日报工作，相当得力。　　这次批斗会后，我过起相当幸运的新生活――“靠边站”，中间即使做过一些具体工作，也不负任何领导责任，这在当时十分难得。我们有“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规矩，当时的中央推行“文革”路线，如果负一些领导责任，在人民日报负些责任，能不犯令自己内心抱愧的新错误？这时能够“靠边站”，实在求之不得。劳动――锻炼身体，彻底和群众打成一片，解放近２０年还没有过。读书――在几乎被人遗忘的情况下读自己愿读的书，人间最大乐事落到我的头上。　　这时我和另一个副总编辑王揖“集家并屯”，住在一个单元里。名义上两家十一口人，其实在家没有多少人。我的两个女儿去内蒙古、陕北插队，儿子在云南建设兵团劳动。王揖的大儿子在哈尔滨一个学院读书，一个女儿分配在北京当工人，一个去内蒙古建设兵团劳动。我妻（人民日报一个老编辑）去干校锻炼，王揖的妻子在电视台工作，常不在家。我同王揖两人经常关起门议论：“文革”发动者失策，许多造反派糊涂，这么一棍子扫下来，好像都打倒了，其实多数打而不倒。绝顶英明的人竟忘记了“真理永在”、“法不责众”。任何人，包括最有权势者最终不能一手遮天，所以我们这些人不必过分紧张。　　我被勒令到搬运组劳动改造。这是报社体力劳动最重的―个单位，主要运每卷半吨左右的卷筒纸以及印刷厂用的油墨、松香等重物。陆续到这里改造的有袁鹰、李希凡、谭立、师于等人。因为去的人太多，搬运组的旧工衣不够分配，后到者只能穿自己的衣服推纸，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幸亏为时不久，有的人升级进了“牛棚”，有的人从宽解除劳动，最后剩下我和谭立二人。谭原是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权派。　　我有个脾气，不管干什么，要干就干好。刚到搬运组，不是全力以赴，而是拼命以赴。晚上回到家，腰酸腿疼，就想瘫到床上歇歇。但是不行。由于停发工资，每月只有２０元生活费。加上妻的工资，瞻养老人、接济子女以外，所剩无几，每晚要先烤玉米面饼，供当日晚餐和翌日早点、午饭之用。　　经过半个月锻炼，完全适应了搬运组的重体力劳动。半年多下来，我的劳动能力、承担的任务已同一位身体最差的工人相仿。我原来就想，一定不能放过这个锻炼机会，也让工人同志看看我不是只能编稿，也能劳动。还确信不能总是这样乱哄哄，将来还要工作，坐了近２０年办公室，身体也该练练了。肯出力、能劳动，看来是同工人很快打成一片的首要原因。　　搬运组十几个人，半数年已半百，有几位解放前在北京“拉土车”，这是过去的行话，即当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清道夫。有几位从农村招来的农民，认为劳动虽重，比过去种田大有改善。他们多数不识字，只有新补充的两位青年有些文化。这个集体风气好，有活抢着干，偷懒耍滑的受鄙视。从组长到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最高工资六十三元五角，午餐清一色是自家做的玉米面窝头，有的人带一点煮白菜或萝卜条，有的人咸菜都不带，“干咬窝窝头”。我带玉米面饼，从饭食说也同工人打成一片。大家生活虽然艰苦，但无一句怨言。几位老工人还常说：“比解放前强多了，月初准发工资，生活有保障，都成了家。过去不敢想。”　　近２０年，我同搬运组从无接触。上工第二天，我刚刚检讨了“高高在上”的缺点，组长老苏就说：“小赵早就说过，你工作那么忙，怎么顾得上来我们这里。”小赵长期做我的公务员，这时在供应处当管理员，跟搬运组同属一个系统，听说我要来劳动，先把我的为人处世向搬运组工人作了客观介绍。我很感谢这位同志。　　可能听了小赵先入为主的介绍，又看到我确实没有什么“架子”，搬运组的同志很快在思想上把我的“监督劳动”身份解除了，能够无拘无束地谈心，说明已经把我看作“自家人”。有一天老苏同我谈心，这个年过五十的好同志，一米九的个儿，干起活来顶两三个人，解放前一直“拉土车”，不认字。他说：“老李，新社会讲平等，有的人就是看着我们低一等，可她还是当官。”说着说着，这个膀阔腰圆的七尺大汉竟落下泪来。原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老苏到报社工作，端起“铁饭碗”，找到了对象，按规定可到人事科申请结婚补助。接待老苏的副科长说：“搬运工人还结婚？还想申请补助？没有这个规定。”困难没有解决，还被恶语戳伤了心。老苏痛苦地说：“老李，你听听，她把我们当人吗？”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能替副科长检讨几句，送走这种尴尬。那位女同志是抗战中期参加工作的，子女不少，不爱学习，先在校对组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有一定“资历”，工作不好安排，进城后当了人事科副科长。看来党性、能力、贡献能跟资历同步发展当然好，否则必然误事，我们吃这个亏太多了。　　不知道是由于我在劳动改造中表现不错，还是图书馆需要劳动力，造反派突然通知我到图书馆“打扫卫生”。论活儿比在搬运组轻，可我实在不愿意走。因为搬运组有许多感情真挚、不善言词、从未把我看成异类的朋友。早晨，我们坐着卡车到西直门车站拉纸，一路说说笑笑。三伏天，在毫无遮挡的水泥站台上协力推纸，铜钱大的汗珠滴在一起。三九天，西北风卷地而来，我们下铺草袋，上盖补了又补的老羊皮大衣，互相依偎着等卡车来。卷筒纸有时卸在大仓库里，堆得像小山。我们一卷一卷地搬完，又把仓库扫得干干净净，临走时还看上几眼。这就是感情，这就叫热爱自己的工作。现在要同这个集体、这种工作分别了。搬运工人同平板三轮车工人是“见面熟”，我利用在西直门货运站休息喘气的机会对这些工人的方方面面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在日常闲谈中，我对搬运组多数工人的日常生活、家庭收支也有了很多了解。这种积累活知识的机会，也许暂时也许要长期中断了，说怅然若失实不为过。老苏、老冯、老程几乎同时对我说：“老李，你有时间就来搬运组看看。”我几乎掉下泪来。　　我在图书馆专管“打扫卫生”。每天“精雕细刻”，两三小时足能干得很好，以后就可以读书了。造反派工作可以“机动”，我是“监督劳动”，习惯早到晚归，反正回到家里也是读书，还不如图书馆书多。其实，造反派也未闲着，这个时期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甚多，每次出来，先要庆祝，后要学习。庆祝不过喊喊口号，学习相对复杂得多。有的指示很难说有多么正确，却要说出它的伟大意义以及个人的心得体会，这是一件难事。我侥幸没有权利参加这种学习会，偶尔听到隔壁学习会的发言，可以想到与会者的窘状。没道理硬要说些道理，有些人又怯于言词，会议主持者硬要人人表态，这等于强人所难。这时阅览室已经“净化”，除了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鲁迅著作之外，其他书籍一律“下架”，进入参考阅览室。我算图书馆半成员，平日又没有积累多少“民愤”，不仅可以随时进入参考阅览室读书，还可以在其中铺条毯子午睡。读书、休息无人干扰，够幸运了。　　“文革”之中，看不到任何文件，信息十分闭塞，令人深以为苦。不久，情况变化，似乎一夜之间涌出无数小报。领导标榜也力求“舆论―律”，其实各种消息满天飞。许多造反组织办了小报，宣传本派的观点，透露有利于本派的信息。有时“中央文革”小组今日晚间决定的事，翌晨小报就登出来，效率极高。这对我这类“靠边站”、未进“牛棚”、有一定行动自由的旧当权派非常有利。把观点对立的几家小报摆在一起细看，往往能发现许多大信息。有一天傍晚，我下了班，照例到王府井南口买小报，遇到乔冠华。他正在被监督着卖小报。虽然戴着大口罩，我还能认出他来。他卖我买，苦笑而别，想起来怪有意思。　　新闻记者有从报缝中看新闻的本事。《人民日报》有个女记者王金凤，不知为什么被抓起来，在监狱住了四年，一次都未审讯，最后又糊里糊涂被释放了。监狱对她相当优待，发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供她学习。有闲无事，她每天从头版第一行看到第六版末一行。凭着反话正看的经验，经常能从报缝里发现一些大事。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１９７１年国庆，林彪反常地没有露面，还有他的一伙同党。不久，报上批判‘最大的野心家’，又说‘死无葬身之地’，我明白林彪完蛋了。”可见还是看报好，无意中能得到重要信息。　　不久我又接受一个任务：分发红卫兵小报。当时全国各地红卫兵小报多得惊人，大部无偿寄给人民日报社，每天有几麻袋。寄者目的有二：希望《人民日报》择要转载；要求人民日报社代呈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每天分捡、包扎、书写收件人机关和姓名，工作量相当大，造反派当然不肯干这种事，于是想到我这个劳动力，要我干，但是只能分发，不能阅看。我说这个任务我不敢承担，现在情况复杂，小报如有反动内容，送上去谁负责？请另派适当的人。听听这话在理，造反派头头说，你可以看标题，不能看内容。我说，大报都出过题文不符的错误，谁能保证小报不出？我怕犯错误，请另外派人。这话也不易驳斥，他们只好再退一步，说我可以粗粗看看，不能够细看。这就足够了。王府井大街锣鼓、口号喧天，报社大院派战方酣（报社有个特点，“君子动口不动手”。“文革”十年，造反派间从未发生武斗，文斗水平却不低），这个中型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却成为一方净土，满架图书，几堆小报，供我潜心苦读。仅从这个角度说，我很希望“文革”多搞几年。　　总编室一位很爱学习、非常正派的青年干部出于好心，却给我招来意外的麻烦。北京地铁分段试运行，造反派参观，这位同志提议让我跟着受教育。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散散心。参观回来，照例开会谈感受。一片赞颂之声，不外两个意思：这是世界上标准最高的地铁，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成果。大家说完了，头头指名要我也谈谈意见。我知道他想听什么。这是一个大难题。明明“文革”以前早就开工了，近年来不断打派仗，延误了工程进度，怎么能说成是“文革”的光辉成果？明明是一条尚未完成的很朴素的地铁，怎么能说在世界上标准最高？但头头点名了，我不能不说，只好打太极拳：“参观地铁试运行，很兴奋，很受教育。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头头发觉这是兜圈子，打断我的话说：“你到底说说，是不是世界上标准最高的？”我不能闭着眼睛说谎话，只好继续打太极拳：“我看过几个国家的地铁，不多，北京的地铁朴素、实用，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实在不容易。”头头看我顽固不化，只好宣布散会，肯定心里又给我记上一笔账。我这种又劳动又读书、读书多于劳动的生活没有持续很久，“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报社，主要领导“运动”，第一件事是办“学习班”，审查留在报社分散劳动的旧当权派。报社多数当权派在位于京郊房山的“五七干校”接受审查。我们这个“学习班”近２０人，按职位以我最高。前面说过，我一位最好的朋友在“学习班”对我进行了颠倒黑白的突然袭击，我一时成为最受怀疑的重点人物。我的工作和经历可供审查的地方不多，重点集中在早巳审查清楚的１９３８年在晋西统一战线环境中工作的一段历史。“学习班”日常负责人是宣传队一位姓梁的工人，三十几岁，态度粗暴，常识不多，但是认得一些字。听说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机关、团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决策，其他单位的情况我不清楚，从我们这个“学习班”的情况看，由这位师傅领导审查干部，可说严重失当。他在本厂也许工作努力，技术高超，但是主持我们这个“学习班”二十多天，却闹出不少文不对题的笑话。一次他拿出一幅李质同志（我的好友，在晋西是地下党支部书记）的照片问我：“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认识，１９３８年在一起，当时他叫李逸之。”“他戴的是什么？”“军帽。”“帽子上是什么？”“青天白日帽徽。”“他怎么戴这个帽徽？”“当时周总理、朱总司令都戴这个帽徽。”这位师傅似乎非常惊讶。我把八路军、十八集团军的番号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些共产党负责人当时也戴青天白日帽徽简单说了―遍。我心里说，让这样的同志审查我们，要多费多少时间！　　６１　　“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场历时十年的“内乱”“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中央根据铁的事实作出的这个科学论断，我衷心拥护。这次“运动”也是一个永世难忘的反面教员，经过十年熬煎，它使亿万人民，包括很多参加革命很久的干部增长许多见识，特别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体会比十年以前大进一步。这也许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时不曾料到的。　　从这个意义说，人民日报社许多职工的思想变化有相当代表性。　　１９６６年，人民日报社有职工１０００多人，其中新闻业务人员约占三分之一。部主任以上领导骨干多数抗战开始即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参加新闻工作，从少年、青年时代即受党的教育，历经整风审干、“土改三查”以及游击战争锻炼。新中国建立前后调到报社的一批原在城市工作、读书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多数也已成为业务骨干。这两批人都参加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从不同角度接受过审查和考验。１９６４、１９６５两年调进一批研究生、大学生，当时择优选拔，政治素质、知识水平都相当高。由于上述历史原因，这个队伍的成员一直把摆正个人与党的关系放在安身立命的首要位置，勤奋努力争取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舆论队伍。由于党的路线长期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推动历史前进的，所以这个队伍总是同中央“―条心”，有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也能首先进行检查，反求诸己。在“文化大革命”酝酿阶段，党的路线日益偏离实事求是原则，这个队伍也就日渐落后于“潮流”。这是极左路线把它打入“另册”的主要原因。　　从前―段的表现看，这个队伍不被“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信任，不应继续保留，造反派头头嗅觉敏锐，很快四出寻觅安置“老家伙”的场所，初步选定相传宋辽交兵的古战场金沙滩，主要考虑那个地方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据说有利于“走资派”的改造。毛泽东另有想法，批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夺权”是更换领导，“不另起炉灶”是保留队伍，容许大部分业务干部继续工作为我所用。这对“文革”中《人民日报》能够时不时与“文革”唱些反调，对十年后人民日报社迅速复苏起了决定作用。我一直想不透他老人家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　　于是出现了其他单位少有的现象：在人民日报社，只要不担任行政职务，即使行政级别相当高，也算革命群众，继续做原来的工作。有两个记者行政级别十一级，继续外出采访，他们的妻子级别低得多，在别的单位工作，却被定为“走资派”，反复检查不能过关。报社的“运动”相对和缓，当时是一种少有的现象。大概由于坏人要控制它，利用它，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好人想保留它，运用它透露某些于革命、于人民有利的信息。而且它的存在还是某种稳定的象征，对发动“文革”者有一定用处。　　参加革命以来，我已经历不少“运动”，发现这次来头不善。过去的“运动”多是针对各类“群众”和普通干部、知识分子，这次主要对准各级领导，特别是高层、中层领导。而且一反过去“后期处理”的惯例，先打倒几位受广大干部、群众尊敬的高层领导，使大家知所畏惧。不久又把全党公认的也是毛泽东曾经属意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绝大多数人更是没有想到。天下大乱，在劫难逃，具体到我，区区人民日报一个副总编辑算得了什么？　　我想不出个人有何罪行应该交代，又不能不检讨以求过关，就抓住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与实践做文章。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我一度认为抓住了“根本”。我把这种提法看成是对“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概括，对它当然是理解不深，宣传不力。于是反复检查思想偏右，斗争性差，常“和稀泥”；重业务轻政治，违背“人人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愿意同稿子打交道而不愿意同人打交道；等等。当时出现一种怪论：“按照政治态度划分阶级。”我最初认为这个概念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常识，以后听说它来自上边，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能够帮助我找到为什么对据说随处存在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的原因，于是接受下来用于自己的思想检查。事后看，当时的检查不乏过头之处，有些地方荒谬可笑，但是并非蓄意哗众取宠，蓄意无限拔高，希图侥幸过关，而是诚心诚意冥思苦想的结果。从个人说，理论准备不足，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谬论不能看穿，显示政治上极不成熟；从客观形势说，“左”的空气太浓，人们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短时间难以摆脱，闹这种笑话的可能有不少人。写了几次检查，无人表示可否。我最初感到惊讶，以后渐有所悟。这种个人检查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人家是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精髓在两字：夺权。三大改造早已完成，资产阶级在哪里呢？毛泽东说：“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派”呢？“文革”发动者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及迫害狂康生说谁是“走资派”谁就是“走资派”。一条罪状不够，加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帽子，任你真理在手，也能打翻在地。　　“文革”初期，《人民日报》成为以陈伯达为代表的“中央文革”的囊中物，满纸是夺权――夺革命者的权。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先在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为首的编委会的权，当天夜里即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通栏标题，１０００多字的短文，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完全是个冲锋令。经过周密策划，有最高领导人撑腰，有枪杆子作后盾，反革命笔杆子是什么话都说得出的。　　我国革命干部在对敌斗争战场上虽是英雄，对来自背后的屠刀却毫无抵抗力，这是历史的悲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支持下恣意妄为，无人敢公开说一个“不”字。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伙反革命的心态：“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读作披着华丽外衣的反革命派――引者注）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照林彪的说法，夺权要狠，“刮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这股风刮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７日，由于没有遇到抵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高声宣布：“全国除台湾省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参加革命早的老干部当然在劫难逃，稍带长字的新干部即使是最基层的干部也难幸免。我有个亲戚，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就因为有个“长”字――小学校长，也被夺权批斗。这么普及、这么彻底的冲击，在全世界大概史无前例。　　夺权相当顺利，但给“巩固胜利”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出了难题。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７１％，再去掉“走资派”，能够出席十二中全会的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好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１０人为中央委员，勉强凑够法定人数，而被指定扩大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员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部分中央直属机关的人员则占了参加全会人员总数的５７％。全会公报只好不提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人数。毛泽东在全会上就“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半年以后（１９６９年４月）举行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紧接着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把林彪定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在党中央的地位。　　一时被打懵的革命者逐渐清醒过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夺权成功的既得利益者起而镇压，这就是他们始终挂在嘴边的反夺权、反复辟斗争。这种镇压随着他们彻底覆灭方才终止，可以看出他们多么心虚。记得“九大”以后，阴谋家、迫害狂康生在体育馆作报告，我也被批准接受教育。康生大骂刘少奇，说他从来就是坏人；大吹林彪，说党章上写明林是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当时革命群众坐在体育馆四周的椅子上，我们这些“走资派”坐在水泥地上洗耳恭听。康生声震全场，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洋洋得意。我当时没有丝毫学习热情，倒有一种看滑稽戏的感觉。我虽然离决策中枢极远，也还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你康生这不是诋毁毛泽东吗？刘少奇既然从来就是坏人，绝顶英明的毛泽东却长期以他为接班人，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不是故意危害革命吗？你康生那么革命，却长期不起而揭发，一点不感到惭愧吗？当然，当时没有人敢出来说这种话，但无法禁止人们心里不这么想。我们党的形象被这些人严重损害了。　　林彪被定为接班人，还写在党章上，许多人感到非常突然。他在红军时代有战功，在解放战争中有贡献，大家是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未闻他作过什么贡献。１９５９年他取代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不少人认为并不正常。他积极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但所用方法不行。从党的第五副主席被定为接班人、唯一的副主席，更加令人莫名其妙。《人民日报》１９７１年５月１日一版登的一幅大照片很使人反感。林彪以病弱之身，站在毛泽东身旁，胁肩谄笑，显得更加渺小。他的右手中指夹在《毛主席语录》中间，表示正学到这个地方，多么忠诚勤奋！谁知四个多月以后，就因暗害毛泽东阴谋暴露，叛国出逃，在异国摔死，令全国军民“想不到”。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却无一人有此恶行，“文革”，“文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毛主席，你这是干什么？　　人民日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细胞，一个带有某种特殊性的细胞。它经历了夺权和反夺权、非正义和正义的斗争，最后算是保留下来了。共性是它同许多单位一样，经历过冲击、改组等磨难，个性是它的“革命”、业务基本是两套班子，多数时间以后者为主，因为它的业务“通天”。“文革”开始不久，“四人帮”刀笔吏张春桥、姚文元就派来一个代理人，有时以报社最高领导面目出现，有时以领导成员控制或参与《人民日报》的宣传业务，直至“四人帮”被粉碎。此人水平很低，但几年不倒，就靠一套能为错误路线“守家”的本领。中央工作组记者团、社外监督小组、报社革命群众组织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领导或参加报社的“革命”，不知道是领有指示，还是互有默契，他们基本上不干预报社的宣传业务。一个目标两条线，可能是人民日报社跟许多单位最大的不同之点。　　办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这样担负重大政治任务的报纸，需要一批有相当水平的业务人员和相应的职能部门，这就使得报社的机构不能完全“砸烂”，使得参加工作多年、懂得并能坚持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中年干部能够保存下来。他们的作为和影响，使“当权派”少受许多摧残，使《人民日报》在那种舆论高度一致的情况下，能够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经过几年“革命”，报社情况也发生不少变化。首先是造反派变化相当大，一些人看看这个“革命”势头不对，不干了，转而读书，当逍遥派，极少数甚至成了“保皇党”；那些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风头健旺，斗志昂扬，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职。原当权派变化也大，有的作了违心的检查，得到群众其实是当局的谅解，结合到临时领导班子中，做一些情况允许的好事；有的当了造反派的军师、打手，干造反派都未干的坏事；较多的由于“看穿了”，安心读书，听候审查。老实说，经过几年折腾，多数人已经有些“疲”了。　　“九一三”事件像一颗千吨炸弹，使全国人民大为惊骇。听说“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指挥者的毛泽东也大受刺激。事都作死了，话都说绝了：你是怎么看人的？共产党有指名道姓在党章上预立接班人的吗？现在，怎样自圆其说？尴尬，确实尴尬！《人民日报》也不能逃脱这种尴尬。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４年底的三个多个月中，除了署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元旦、国庆社论外，《人民日报》谈论国内事务的社论只有２２篇，每月平均不过半篇多一点。很得宠的康生等人的嘴都自我封闭了，任你无耻善辩，能够说些什么呢！　　“九一三”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形势获得转机。《人民日报》实权虽然仍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但已不能在报上完全封锁周恩来对国事进行整顿的意图和作为。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４日，《人民日报》登载经周恩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发出同“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声音。社论主张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右干扰”。当时报纸对林彪尚未公开点名，但群众都知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就是说的林彪。少奇同志九泉有知，必会一喜一怒。喜，林彪毕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怒，他的令名还得在一段时间内被林彪玷污。１９７４年２月２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第一次公开提出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说真话不容易呀！在此以前，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争取新的胜利》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提出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４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写过三篇社论，同《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意旨写的几篇“突出政治”社论唱反调，受到错误的围攻。现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透露了毛泽东受林彪事件影响之深重，表达了周恩来拨乱反正的决心，也显示了人民日报社一些编辑人员不畏高压、捍卫真理的勇气。邓拓生前有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道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骨气。“九一三事件”从时间来说，把“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从意义来说，表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完全破产。在此之前，“文革”由党中央主席发动和领导，由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等恶人指挥和操纵，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似乎得心应手，无往不利。几位忠心耿耿的开国元勋提些意见被诬为“大闹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大革命”还未取得“全胜”，“九―三事件”发生了，唯一的副主席谋害唯一的主席，事泄叛国出逃坠机而死。有些人虽以强词夺理著称，我也未闻他们对这次丑事有何煌煌解释。陈伯达垮了，林彪死了，江青、康生暂时缩头了，毛泽东只能委托周恩来领导《人民日报》。江青一伙的心腹虽然继续控制人民日报社日常工作，但影响较前要小。周恩来首先整顿人民日报社的领导班子，明确表示“干部问题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不行”。他责成人民日报社“尽快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实行集体领导，统管全局”。几经周折，组成一个七人班子看大样，带头的还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心腹，但因增加了几个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使得某些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文章有了伺机见报的可能。这时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在“文化大革命”框架内少有的新气象：有条件地批判和限制极左。当时相继举行了几个全国性会议，许多参加者异口同声地批判极左和无政府主义，认为这是国家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极左不除，国无宁日”。周恩来对包括人民日报社的几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讲话，批评这些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人民日报社有关编辑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联系上述几个会议中反映的情况，连续刊出几篇传播这些正确声音的评论，以及体现“八大”正确路线的报道，使几年来在报上看不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欣喜、惊异。在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十分尖锐、江青反革命集团窥伺机会反扑的时候，后者突然抓住一个“把柄”。１９７２年中央财经领导部门几位未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到黑龙江视察工作，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人民日报社负责理论宣传的编辑为加重反“左”的宣传力度，约请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人员根据这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写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连同编辑部组织的另两篇批判极左的文章，组成一个版，在１０月１４日刊出，摆开阵势，集中批“左”。由于打准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痛处，这伙狂徒拼死反扑，办法是假借上海工人的名义，制造反面文章，对这个版大举围剿。这种胡搅蛮缠本来有气无力，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立刻反扑过来。人民日报社进入“看大样班子”的王若水同志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周恩来主张反极左，他认为是正确的，江青等人主张批极右，他认为是错误的。究竟哪个对，请毛泽东给予指示。我这时还在靠边站，头脑比较冷静，得知此事，心想坏了：江青一伙必会得到毛泽东支持。果然毛泽东明确批示，说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极右，并把此事交给主张反极左的周恩来处理。我当时想，这一招实在高明，指定周恩来解决，说得轻一些，也是给周恩来出个难题。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周恩来召集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一方是周恩来和给毛泽东写信者，一方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社的军宣队负责人。周恩来势单力孤，江青人多势众，又挟毛泽东自重，气焰嚣张，对周恩来展开围攻。周恩来批评王若水和编那个版的编辑，实际上是保护他们，好人、坏人对此都很清楚。张春桥说：“人民日报这么干，是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作怪。”周恩来却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跟着毛主席走的，红旗是树着的。”江青最后定调子：“这个版（指《人民日报》推出的批极左思潮的版）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要从这篇文章（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从这个版，从理论部（指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入手”，“把邪气压下去”。经过这一番较量，没有给王若水及编版者什么处分，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完全被排除了，这张报纸也就彻底变成“四人帮”制造篡党夺权舆论的工具。有一点还好，人员没有调动，这就给以后向好的方面变化提供了可能。经过这次斗争，我进一步看清楚，尽管形式不同，也有一些起伏，但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对江青等人总是支持的。１９７２年底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人民日报社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批邪”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右倾回潮”，目的是保住他们对人民日报社的绝对控制。１９７４年，又同围剿“长短录俱乐部”结合起来，声势浩大，其压力有时超过“文化大革命”初期。“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当权派无一幸免，气氛虽然紧张，压力比较分散。批判“一股邪气”和同时围剿“长短录俱乐部”情况不同。经过几年折腾，有些造反派整人的本领日益“丰富”，有些过去的被批判者已经变成批判者。后者数目不多，能量不小，手辣心狠，超过许多造反派。　　围剿“长短录俱乐部”是人民日报社“文化大革命”中一件大事，拖的时间很长，牵涉人员较多，整人的一方主要是死硬造反派以及人数不多能量不小的旧当权派转向的军师和打手。被整的一方有部分旧当权派和不带“长”字的老记者、老编辑，还有个别从造反派队伍杀出来的“文革”反对者。５０年代《人民日报》副刊有个“长短录”专栏，登载一些名家“针砭时弊”的杂文，很受读者欢迎，“文革”初期备受造反派诋毁。１９７３年末，来我住的宿舍“掺沙子”的两位工人奉命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这里有个“长短录俱乐部”，坏极了”，“说资本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必须批判、取缔。一位被指为俱乐部成员的老记者给一位业已解脱的老编辑写了封信，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希望他们坚持正义斗争，硬着头皮顶住整人妖风。不知那个老编辑出于何种考虑，把这封信交给造反派头头。后者认为拿到了俱乐部的“组织名单”，按图索骥，大整特整。在这个名单中，论“文革”前的职务以我最高，当然成为批判、追逼的主要对象。斗争之初，整人者虽有不少安排，包括布置眼线，窥伺被怀疑人的行踪，翻一些人老掉牙的众所共知不成问题的旧账，但是没有拿到什么具体材料。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具体材料。“说资本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听起来非常吓人，但是没有任何内容。斗争逐步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反水”，交代的材料最引人注意的是议论江青，也就是“骂江青”。这当然是重磅炸弹，“文革”初期，按照“公安六条”有此一款就可以抓起来。我不会“革命的赖账”（“文革”开始，有人骂了林彪，被人揭发，死不承认，被称为“革命的赖账”），只好承认说过江青犯错误，爱整人。揭发我的那位已近中年的编辑还有“良心”，他当天就向我的当编辑的妻子表白，他所以这样做，实在压力太大，万不得已，希望我谅解他。由于取得维护“旗手”的重大战果，整人者士气高昂，到处撒网。“俱乐部”总部在我住的宿舍，别的宿舍则有分部，一些人在马路上―边走一边谈话，就被定为“马路分部”。小会“挤”，中会“压”，大会“批”，由于张春桥说人民日报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俱乐部”正好坐实他的胡说。那封信上提到的人不必说了，同这些人接触过的人也很紧张，全报社再次陷入恐怖中。外单位能交心的一位老战友劝我沉住气，说毛泽东确实批评过江青等人，你们报社的整人者不会一点不知道，他们不一定敢深追议论江青一事，实在逼急了你就捅出来，看他们怎么办。据我后来观察，这位老战友的判断有道理，造反派以后确实没有沿着这个线索深追，他们的无耻程度赶不上那几个“反水”的旧当权派。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比我年纪略大的旧当权派唱主角。这时我已经蒙受优待，可以坐着听批。这位仁兄过去同我无话不谈，“文革”中期方才分手。他胸有成竹，不躁不火，满口“老李同志”，不时叙旧忆昨，反复劝我“不忙检讨”，先把问题交代清楚，接着掏出一张纸片，历数需要交代的问题，不外何时何处同何人策划何事，如何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之类。因为共事多年，互相知道底细，我当时坐在他的对面，眯着眼睛欣赏对方的表演，对方反而不敢对视。隔着桌子，我竟未发现他脸红，我自己当然也未感到心跳。他能有此表演，实在很不容易。这位聪明人在报社是最早被批斗过的。他可能是吓怕了，自动投到报社最大的造反派帐下当军师，写了―个“作战方案”，详叙摧垮另一个群众组织的计划和方法。后者只有几十个人，基本是中层业务骨干，讲道理，讲政策，是被对立面目为保守的一派。这一派用大字报进行“文斗”的水平甚高，报社不兴武斗，它在论战中常占上风。那位屡次出谋划策的军师被许多人说成“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很难分辩的。这个人数少的组织中有位很有成就的漫画家英韬，文笔之好不亚于画作，连写多张大字报，真名实姓，理直气壮，敦促对立面公布军师写的密信。他那充分的理由，鲁迅的笔法，令对方不敢应战，军师的声誉降到最低点。不想这位仁兄死不回头，又在围剿“长短录俱乐部”时冲锋陷阵。他的打击对象虽然没有选准，还是获得“报偿”，被“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提为“宣传小组”副组长，工作还很卖气力。可惜“四人帮”好梦不长，军师跟着一败涂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可见真理最终总会胜利。这次斗争时间相当长，声势也很大，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被斗者作何结论。因为批斗时举出的事实和使用的语言或者完全属于虚构，或者难以写在纸上。说“文化大革命之短”是一“大罪”，但未抓住有人具体否定这场“革命”的断语，只抓住有人议论过一些太不得人心的“事实”，而这是不容易推翻的。有人确实说过江青犯错误，因为毛泽东这段时间对江青确有批评，如果继续追究，形同帮助“扩散”，而他们必须保护“旗手”的令名。“俱乐部”有的成员在家里放过《洪湖赤卫队》唱片，说他“思想落后”也许可以，但这能定什么罪呢？说“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报社最高领导常出一些初中学生都能避免的洋相，譬如把“钓鱼岛”说成“钩鱼岛”，把“游弋”念成“游戈”，把“墨西哥”改为“黑西哥”，那是他在全社大会上作报告时的精彩表演，成百上千人都听见的，难以说是对他蓄意诋毁……在“文革”最初几年，对任何事情都能不说理由随意处理，甚至秘密谋害毁尸灭迹，国务院有的部长、副部长就是这样惨遭毒手的。“四人帮”在其末日到来之前，已经不大容易这样干了。经过这个时期的较量，由于毛泽东对继续反右的大力支持和明确表态，“四人帮”自认为取得新一轮伟大胜利。主张反对极左的周恩来完全被排除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报社内主张反“左”的积极力量暂时难说一个“不”字。混合组成的“看大样班子”彻底解体，姚文元宣布：“人民日报建班子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和宣传小组，实权完全操纵在“四人帮”手中，只是“结合”了个别旧当权派作为陪衬。在报社“五七干校”改造的一些被划入“另册”的人继续“留级”；一些原在报社工作新发现有“问题”的人，被送到干校劳动；几个被认为问题较多的，如贺敬之、王若水等，被强行送到工厂、公社劳动，这比在干校改造还重一级。“四人帮”在报社的代理人找我谈话，要我去卢沟桥公社，同贺敬之几个人一样；又说对我优待，两个星期可以回家看看。我说，劳动是好事，我虽然在报社的三个干校劳动过，那毕竟没有脱离机关，很想直接到群众中锻炼一段时间。领导给我提供这个机会，非常感谢。我想问问，我究竟以什么名义到公社去？是劳动改造？监督劳动？体验生活？还是帮助工作？请明确告诉我，我好向群众说明我的身份，免得犯新错误。这一下问住了，此人“呵呵”几声，沉吟半晌，说道：“这倒没有讨论过。这么办吧，你可以不下去，在家里写检讨，有空也看点书，不要到处乱跑。”我就是要他这句话，这个草包。从此，我就彻底逍遥了。１９７５年初，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立即大刀阔斧地在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当年９月１５日，他在一个会议上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是整顿。”报社一位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老编辑悄悄告诉我：“讲得痛快！简直是向那些人宣战。”整顿顺应党心民心，时间不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各行各业迅速出现多年未有的秩序和发展、建设的新气象。群众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但《人民日报》上几乎全未反映。在已经绝对控制人民日报社的“四人帮”看来，整顿就是“复辟”，就是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在毛泽东眼中，邓小平的整顿超过了他所允许的限度，所以认为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败坏他晚年不顾一切全力以赴的伟大事业。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天安门事件”必然爆发的根本原因。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是非、善恶、忠奸本来清清楚楚，却遭到残酷的镇压。毛泽东的错误批示，伤透了千千万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心。当时我在北京“治病”，听说毛泽东病情很重，我希望那个批示是在不明真相或者神智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事后得知，《人民日报》在这个事件中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带着几个人，炮制了一篇颠倒黑白的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其中有的内容是移花接木，有的是向壁虚构，当时却成为给这个事件定性的主要根据。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就是按照这篇通讯推演出来的。由于作恶心虚，通讯不敢署作者姓名，而写“本报工农兵通讯员本报记者”，也就是要这份报纸为这种恶行负责。我在东单人行道上看到有的行人把这张报纸撕成碎片，踩到脚下，我一面为自己长期服务的报纸遭到玷污痛心疾首，一面敬佩这位是非分明、无所畏惧的市民。在那个时兴追究“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代，这种举动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人民日报》完全变质了，变成“四人帮”的工具了。１９７３年，“四人帮”根据毛泽东“批极右”的指示，假借“批林整风”，影射攻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一年中炮制影射文章５７０多篇，读者说《人民日报》成了“四人帮”的“帮报”。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整顿极有效果，“四人帮”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的表演更加恶劣。批邓的通讯、新闻、评论几乎占了少量国际新闻和外事新闻以外的全部版面，要闻版、政治版不必说了，历来很少受其他宣传任务影响的经济版也改成“批邓专版”。从１９７６年２月下旬开始的七个多月中，先后抛出５２个版，２４２篇文章，内容相同，标题都差不多，颠倒黑白，恶毒攻击邓小平。神州大地全无公理了。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跌跌撞撞回到宿舍，十几分钟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想回东单煤渣胡同却走到东四。折回宿舍，关起门来，自饮祭酒。多么苦涩，多少联想。旷世伟人走了，留给后人无穷思念，在当时还有无限的迷惘，令人思绪万千，真像一团乱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袖。正如邓小平所科学概括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和苦斗。当时我概括不出这种明确的语言，但有这样朴素的想法。我没有赶上红军时代，毛泽东开辟苏区，１９３５年扭转乾坤挽救革命，对此我只有书本知识。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掌握全局，运筹帷幄，指挥我军，调动敌人，英明博大，所向披靡，我是亲眼见到的。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巨事业中，毛泽东的功劳怎么说也不为高，这个认识我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动摇。谈到我个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的今天，更是刻骨铭心。毛泽东晚年悍然发动并固执坚持“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新中国整垮了，这个重大失误，我又觉得怎么说也不为过。“文革”结束已有一代人之久，它的后果，例如对人的思想、感情的影响，有的现在还能感觉到。毛泽东晚年曾经评价“文化大革命”，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又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说明他最后还没有醒悟。我最初听到这种说法感到滑稽，“打倒”至于“一切”，“内战”至于“全面”，怎么能同“基本正确”连在一起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我百学不倦，其论断的逻辑力量令我五体投地。一个“四卷”，一个对“文革”的论断，似乎出于两人之口。“四人帮”罪恶滔天，搞共产党最忌讳的反党小组织，谁都看得清楚。毛泽东却说“上半年不能解决，下半年解决，今年不能解决，明年解决”。对彭德怀那个内容正确、手续正常的建议书能一棍子打死，马上解决，对江青一伙却如此下不得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甚至想，以毛泽东的权力、影响和他晚年的固执、偏狭，只要他在世，“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结束的。在他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坏人如果继续利用他的“圈阅”做坏事，说不定还会制造出几个“天安门事件”。想到这些真让人不寒而栗。“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我认为，第一坏在毛泽东制定和坚持一条错误路线，第二坏在信用林彪、江青一伙恶人。听说他同江青早已分开生活，但他对江青的小批评大支持，引发一些老革命的无穷感慨：“投鼠忌器”。滴水洞的信我是在“靠边站”情况下看到的，可见传得很广。也许可以说那是“文革”前期的事。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文革”已穷途末路了，江青还私自召集十二个省和自治区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说内容，完全错误；论国法、党法，至少是非法活动。毛泽东发现了却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只此而已。毛泽东逝世，“四人帮”遭到沉重打击。“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九一三”以后，由于思想相投，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四人帮”可说为所欲为。现在，他们再没有新“语录”可用，再不能靠假报告、真建议取得支持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对他们是又支持又限制。支持：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上政治局常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当上政治局委员，江青名为政治局委员，实际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当时安排干部号称讲究德才资，这四个人符合其中哪条哪款？没有毛泽东支持，他们绝对不可能这样飞黄腾达。每遇批“左”、批右的争论，他们一般都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限制：主要表现在始终没有让他们取得最高职位和权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做的一大好事，“四人帮”如果取得最高职位和权力，事情就复杂多了。“四人帮”人心丧尽，极端孤立，但是还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垂死挣扎，在《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６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抛出最后一张王牌：“按既定方针办”。听说这是毛泽东病重时对个别问题表示的意见，而且是说“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把它篡改成毛泽东“临终嘱咐”即“遗嘱”。他们自封拥有解释权，把“按既定方针办”解释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七八年再来一次”。从９月１６日起，在《人民日报》报眼的“语录”栏中，在各种体裁的文字里，甚至在新闻标题上，塞满“按既定方针办”，９月２０日报纸上竟有几十处之多。他们不仅重文，而且抓武。“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妄图借此夺取全国最高权力。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王记“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全国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四人帮”准备登基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为害多年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终被粉碎。十年内乱至此结束。十年时间耽误了太多的事情，也有很大的收获：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彻底看清了“文革”的巨大危害。后世儿孙千万永远记住这个反面教员。６２“文革”期间，我三上干校。三个地方：房山、叶县、昌平。三项内容：劳动、读书、挨批。劳动不很重；批，说的人听的人都“疲”了；倒是读书很有意思。幸亏长期在干校，如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当编辑，怎么得了？同许多“五七干校”相比，人民日报社干校宽松得多。报社有个老记者，“文革”前被调到一个高级领导机关工作，“文革”后又回到报社。他在那个机关经历“文革”，长期在干校“学习”。那是一个“先进”干校，首先校址选得“好”，位于江西一个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方，据说这有利于机关工作人员改造；劳动极重，为的是使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至于读书，那是没有时间，甚至禁止的。我的另一位老战友长期在报社工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被调到一个文化领导机关，“文革”时组成一个全系统联合干校，学员排起队来，完全称得上当代中国文化名人大检阅。学校里劳动强度之高，控制监督之严，这位老友向我介绍时犹有余悸。报社干校管理相对宽松，首要原因我认为来自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０日的一个批示：“人民日报三分之一的人下去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作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人工作，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要坚持下去。”在此之前，１９６８年９月，陈伯达为首的驻人民日报工作组，在北京郊区房山县利用解放军一个农场办起人民日报干校，部分职工前往锻炼，多数旧当权派到干校接受审查、改造。干校内设“牛棚”，监督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最初管理也很严厉，有的学员（不是旧当权派）一旦被认为有其他严重问题，也不能乱说乱动。有人反映小菜太咸，有的炊食员立即再加一大把盐，说“叫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再提意见！”１９６８年秋收以前，报社的旧当权派分处两地接受审查，一在房山“五七干校”，一在报社“学习班”。秋收以后“学习班”并到干校。由于农活少了，干校主要任务转为审查干部。不久，“牛棚”解散，旧当权派和革命群众混合编班，据说这种方法便于教育旧当权派。旧当权派接受审查时，从人民日报“五七干校”的情况看，一种是大包大揽。干革命总会发生缺点错误，据我的体会，搞新闻工作出纰漏的机会更多。有个同志遇到造反派指出错误缺点，不管有无全都承认。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就答“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纲到顶了，使造反派难以追问还有什么动机。这个同志经验丰富，知道最后还能核实，到时候再说。一种是十分较真。你提出我的错误缺点，不只是主要事实，连分寸、情节都要分辨清楚。有时来来往往，经过几个回合，造反派十分恼火，幸喜没有发生打人现象。我是第三种，属于中间状态。我承认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愿意接受同志们批评帮助，这是发自内心的实话。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毛主席指示理解不深，是工作做不好的主要原因，但从未反对毛主席，这也是实话。我认为有时候未能实践毛主席的教导同反对毛主席是两回事。共产党是我的母亲，社会主义是毕生的追求，我自己从来没有并且不能允许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人说我是老滑头，可是举不出我“三反”的具体事例。管我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老班是个排长，他有一次对我说，“你只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就可以考虑解放你。”我知道，只要我承认是“三反分子”，就可以反证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我说：“我本来不是‘三反分子’，勉强承认了，我是说假话，军宣队是信假话，都不好，你说是吗？”不久，在中央解决内蒙古两派斗争问题的会议上，迫害狂康生毫无根据地说了句“李质是坏人”，这下坏了。李质同志是湖北人，“文革”开始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１９３８年在晋西担任一个单位的秘密共产党支部书记，是我那段历史的证明人之一。在那个盛行株连的时代，李质既然被康生诬为坏人，他所证明的李庄自然不是好东西，我的解放问题当然拖下来了。“祸兮福所伏”，我的靠边站时间延长了，在干校读书时间也延长了，不能做工作因而不犯“批周公”“批邓”之类新错误的幸运自然也光顾了。直到审查几年之后，证明李质确实是个好人，我的解放问题才有了转机。我的解放时间推迟，还有一个插曲。“文革”时天津清理敌伪档案，发现一个名册，内载一名男子“李庄”，国民党员，１９４８年在天津参加公务员训练。这个材料转到人民日报社，起初并未引起多大重视。因为１９４８年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驻在平山县里庄村，几十个人可以证明，断无分身到蒋占区天津受训之术，名册中所载“李庄”显属同名。但是，当时我的专案组中某君坚持要把此事调查清楚，每隔一段时间必去天津一次。后来天津公安机关通知报社派人前往处理此君案件，原来他在天津一个公园同一青年女子风流鬼混，被当场捉获。他交代他不让重名一事顺利落案，是因为隔些时间要去天津偿风流债，还能车费报销，补助照领，不想疏忽大意，终致东窗事发。我的专案组成员几经更迭，除某君外，其余同志都能按照实事求是精神秉公办事，很负责，很辛苦，把我多年想找而没有找到的人和过去写的文章都找到了，非常感谢这些同志。听两位老同志说，经过这次严格审查，他们档案中留有问号的一些事情都“释疑”了，由于不少当事人年纪已大，这种事情带有抢救性质，可以算得“文革”一大“功绩”吧。管理干校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然是“三忠于”“四无限”的，我当时也是努力学习的。但有的做法使我十分反感，以致控制不住大发作一次。我被编在总编室小组，一位厚颜无耻、比我大一岁的老干部也在这一组。他是报社一度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文革”中期开始受冲击，“文革”中后期成为造反派的高级打手，丑恶表演淋漓尽致。１９６８年底他正在“转向”，主要方法是尽一切可能表现“积极”，以证明军宣队的一切作为都很正确、得体。有一次开小组会，检查对毛主席的态度，人人都要发言，也就是“人人过关”。我估计这是小组最高领导者（军宣队成员）的“发明创造”，其实这个题目出得很蠢。各小组行政领导人（不是军宣队成员）之间有个无形的竞赛：看谁的小组成员检查得更“触及灵魂”。当时干部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反对毛主席”，能坦白交代这个错误意味着彻底“触及灵魂”，有望“洗心革面”。几个人含含糊糊说了这个错误，立即受到表扬，认为“向党交了心就是好同志”。做这种交代的同志我都熟悉，平日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交代时也说不出缘由、根据和具体事实，我听着听着就憋了一肚子气。那位前副总编辑抢着发言，他说他不是一般地反对毛主席，而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果然与众不同，比前边的发言大进一步，彻底得不能再彻底。大家都在炕上坐着，瞪着眼睛看他。我一下子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要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必须如实交代，深刻检讨。如果不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偏要信口乱说，哗众邀奖，就是自觉地犯新罪。”我继续对他也是对大家说：“我们检讨错误，应该实事求是，实话实说，这才叫触及灵魂。如果瞎编乱造，信口胡说，就是有意骗人。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后人看到他们的父亲、祖父的档案，这个反对毛主席，那个也反对毛主席，他们会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孤立？为什么这么招人反对？我们的革命是怎么胜利的？”我这人素来口吃，这时又很激动，结结巴巴说完，竟难过得泪流满面。我很少在大庭广众中落泪，这时郁于中发于外，不顾一切全倒出来。这些话可能有点感染力，在座的不少人点头动容。行政小组长是位淳朴的工农干部，对党忠诚，待人宽厚，同我十分要好，没有追究我的失态。督阵的军宣队同志静静地坐着，也没有说什么。我到干校时间较晚，田间农事高潮已过，只剩下场上一些零活，比搬运组的劳动强度差远了。“运动”，对旧当权派已批斗多次，可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没有多少新话。“牛棚”已经撤销，旧当权派都到各组。有人开始对一些可能结合者表现某种亲近。被认为有问题的准备补充检查，没问题的谨言慎行，准备回城。造反派事情已经不多，不少人变成逍遥派。军宣队认为受控制的“革命秩序”初步建立起来了。一次少见的恶作剧促进了受军宣队控制的秩序的建立。报社老记者刘衡同志很有才华，在５０年代中期以前写的一些通讯很受读者欢迎。她是湖北人，父亲为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写信向女儿诉冤。刘衡让他向领导人中的共产党员说明真相，结果被说成包庇父亲，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有事向党员领导人说，是我们这种“三八式”党员的坚定信念和正常做法。谁能想到在反右斗争中概不适用。她因此被划为右派，家庭随即破裂。她因为自己毫无错误，坚决按照党章办事，又被升格为“顽固右派”，工作、生活都遭了大难。“文革”期间，她在干校“牛棚”劳动改造。造反派几个青年要杀杀她的犟劲，一个夜间，把她挟持到野外，逼她亲口承认是“顽固右派”，否则就挖坑活埋。她坚持斗争，拒不承认。“神鬼怕正人。”活埋一事最后也没有实现。军宣队怕出活埋大事，悄悄提醒造反派今后不能再这样无法无天，同时定了一些规矩，杜绝此类恶事。刘衡同志的“顽固右派”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现年近８０，仍在笔耕，但健康已受到严重损害。反右派运动给几十万党与非党优秀分子造成极大的痛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比较彻底，受到受害者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干革命总是向前看的，许多受害同志在新的岗位上为革命作出突出的贡献。我被分在总编室小组，身份有些特殊：没有解放的旧当权派，大会、小会批判过，可能因为没有什么新说法，正式宣布“挂起来”；开“革命群众”的会避着我，日常生活同大家又无大区别；在当局看来是个多余的人，在有的人眼中有时又像个学习“顾问”。不知道哪位天才为显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创造了“早请示晚汇报”这种虔诚的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我们干校学到手了。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敬谨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我估计这是从人民日报知识分子成堆这个实际出发，对原发明的丰富、提高。我对《语录》比较熟悉，又写过几次书面检查，完成任务尚不感觉特别吃力，抄抄拼拼就能应付。同室两位过去不搞编辑业务的同志十分为难，有时从晚上九时憋到十一时。看无别人，也发牢骚：“老李，挑土、担粮我都不怕，就怕这个晚汇报。这是谁发明的？缺德。”每遇同室领导人出去开会，这两个同志就稍感轻松，我可以代找一些《语录》供他们参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点用处了。几人同住一室，人家集中精力写汇报，我也不能休息。好在我带了精装“毛选”四卷，又搞惯了夜班，这时正好安心精读。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当然不能持久，干校搬迁回北京昌平，就自然停止了。林彪发布“一号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