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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重庆市长黄奇帆“懂经济”，到底懂在哪儿？
　　土地储备是重庆经济传奇故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面的高负债运营都是无源之水。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土地资产抵押，银行就没有贷款给你的理由。哪怕你关系再“铁”，但它们却无法给金融监管机构交差。
　　9月下旬，重庆市长黄奇帆等6位地方要员，随同习近平主席出访西雅图，出席了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
　　有人要问，为什么又有黄市长？作为一个重庆人，毕竟吃这一方水长大，当我在新闻中看到黄市长频频露面，心中毕竟有几分欣慰。外界对黄奇帆的评价之一是“懂经济”。
　　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对第二个标签更应好好剖析，这对不少地方官员来说，可能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先看一组数据：
　　2014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0.9%，增速为全国第一。
　　2015年上半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1%，又是全国第一。
　　黄市长厉害吧？重庆经济的亮色有目共睹，背后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有一点也很明确：黄市长对重庆经济长期的“顶层设计”，必然与有力焉。
　　2001年，黄奇帆从上海市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西调重庆，任副市长。至今，黄市长已在重庆深耕了14年，跨越了几个经济小周期。黄奇帆对重庆经济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操盘，我梳理了3个方面。操盘涉及面广，这3方面并不代表全部。
　　其一，清点“钱袋子”
　　土地是地方政府最具价值的“钱袋子”。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意是：中国经济增长有两条“根”，一条是中央政府控制的“银根”，央行发行人民币，第二条是地方控制的“土根”，扩大审批征地，发行“土币”。
　　黄市长对“土根”的操盘技能是一流的。重庆市2002年开始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当时储备了40多万亩地。土地储备这个技能所有地方官都精通得很，但不要忘记这是在2002年。这种土地储备的大力度，显然是超前的，这也是黄市长的远见。
　　实际上，直到2004年，国家才规定当年8月31号以后，全国所有经营性用地出让要“招拍挂”，这也被地产界称为“831大限”。此后，地方大员才越来越认识到，储备土地以挂牌竞标获得高价，这是地方财政的生命线。
　　之前，全国包括重庆的土地出让主要都是“协议转让”，简而言之，就是土地拥有者和地产商私下交易。其中“学问”，不必多言。土地拥有者是谁？有地方政府，也有集体（比如地方国企）。
　　重庆是个老工业城市，国企拥有的土地尤其多，甚至于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厂都可能是某中心地段的“大地主”。《疯狂的石头》就有这么一个桥段：郭涛扮演的保卫科长包世宏，所在的工艺品厂就在市中心有地。
　　这些国企小而散，和地产商的交易相当混乱，开发商低价拿到土地，甚至白拿都可能，有些开发商拥有土地动辄千亩。黄奇帆曾回忆，政府要造一幢公安局的楼，要造人大、政协的办公楼，土地要从开发商手里一块一块买回来。
　　只有土地储备能改变这一切。土地储备的本质，其实就是政府从利益主体，特别是国企手中把土地拿回来，对其进行适当补偿。通过这样的操作，等于把地方最值钱的资产从地方小团体的手中收归地方政府所有。黄奇帆曾说，2002年以后，政府出台这一招，断了很多人的财路，甚至有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
　　土地储备是重庆经济传奇故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面的高负债运营都是无源之水。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土地资产抵押，银行就没有贷款给你的理由。哪怕你关系再“铁”，但它们却无法给金融监管机构交差。
　　显然，黄市长的眼光和远见是重庆城市运营的成功要素之一。实际上，直到现在，上海这样的“先发城市”也还在着力处理如何老国企从市中心搬走，好完成政府土地储备的问题。而重庆这个西部城市，10年前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
　　其二，用好“亲儿子”
　　一个必须注意的细节是，黄奇帆除了先后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和市长之外，还一直兼任另一个重要职务。按照网络公开资料，他从2003年至2011年，一直兼任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中国的高级官员兼任低级职位的现象，只有在特殊背景下才会出现。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朱镕基已是政治局常委，但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部级岗位。外界认为，这和当时国家正推动金融改革有关。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国资委书记”黄市长把“亲儿子”们管得很好，也用得很好。重庆的“八大投”就是最典型的国资平台，它们是重庆城市运营的急先锋。
　　在朱镕基的财金大改革之后，中国的地方政府不能再向中央政府控股的银行直接“要钱”，但“要钱”需要变通一个主体，即不能由财政部门去借，但可以组建公司，比如地方投融资平台来借。中国的地方债危机之中，多数负债都是这些由地方政府背书的公司借的。
　　但地方负债平台往往存在一个混乱的问题。在2008年的“四万亿”出台之后，甚至很多地方政府抢着成立地方融资平台来分羹一杯。2010年年中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各省、区、直辖市的投融资平台竟然超过8000家，其中县级平台竟接近5000家。
　　平台混乱的负面效应便有两个：一是负债成本会很高，因为金融机构要求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分散的、低级的平台必然利息高；二是平台互相缺乏协调，重复建设严重，且滋生腐败。
　　重庆的办法是搞“八大投”。“八大投”并不是什么神奇故事，因为投融资平台干的事其实都大同小异。但重庆的不同在于，将整个负债平台进行集中化管理，“八大投”几乎涵盖多数想得到的基建领域，它们的业务直插区县，这让低级别平台没有了存在空间。这样的全市“统一负债”，让负债成本更低，建设也更有效率。
　　在城市的高速发展阶段，重庆的负债的确很高，特别是让国开行深陷其中的故事，尤其让人关注。但不可否认，这种对地方国资平台负债体系的重塑，已经足见一位地方大员的过人财技。
　　其三，防住“骗子”
　　前两个方面主要讲的是黄奇帆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作为，第3个方面同样和经济有关，但不局限于经济，或许比经济还要重要。
　　地方大员另一个任务是维护社会的稳定，特别是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前，最容易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能是征地，但在经济下行的现在，这些事件可能更多地和金融集资有关。难道不是吗？
　　黄奇帆之前的公开讲话曾透露一个细节：2013年，重庆市工商局一个简报说，沿海有3个P2P公司到重庆注册，当作新型金融机构落户重庆，作为成绩报给他。他看到后，觉得这件事有很大风险，专门批了一段话，大致意思是重庆在P2P公司有关政策没有规范之前，一个都不许注册。
　　最近，黄市长开始批评P2P了。其实，稍微有点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黄市长说得很有道理。很多P2P对个人投资者承诺的年收益高过20%，甚至40%都有，这种收益从哪里来？以前，楼市、股市或者民间的高利贷可能有这种收益。但如今，这些高收益的渠道还存在吗？还靠谱吗？这种无源之水的高收益，你能信吗？
　　这几天，泛亚交易所的事情开始被媒体热炒，这其中难道没有地方政府的失职？经济下行，地方官父母官要保增长，但更要像黄市长一样防骗子，保一方百姓的财产安全。下列各句中标点无误的一项是 A. 到底哪里是安徒生写作的地方?哪里是他父亲的皮鞋作坊?已经没法弄清了. B. 要有意思才有话说,没有意思硬要说.就是瞎说,意思没有想清楚随便说.就是乱说,那——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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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列各句中标点无误的一项是
A. 到底哪里是安徒生写作的地方？哪里是他父亲的皮鞋作坊？已经没法弄清了。
B. 要有意思才有话说；没有意思硬要说，就是瞎说；意思没有想清楚随便说，就是乱说；那都是没有把话说好。
C. 200毫升38%的盐酸跟足量的大理石反应，可生成一氧化碳多少克？(38%盐酸的密度是1.19克每立方厘米)
D. 同时，在产品的包装上、商标上、说明书的文字、图片上讲究精美，也是完全必要的。
三、填空题
（每空？ 分，共？
8、C（A问号应改为“。”；B前“；”改“。”后“；”改“：”）
三、填空题
科目：高中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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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语文
题型：单选题
下列各句中标点无误的一项是A.到底哪里是安徒生写作的地方?哪里是他父亲的皮鞋作坊?已经没法弄清了。B.要有意思才有话说；没有意思硬要说，就是瞎说；意思没有想清楚随便说，就是乱说；那都是没有把话说好。C.200毫升38％的盐酸跟足量的大理石反应，可生成二氧化碳多少克?(38％盐酸的密度是1.19克／立方厘米)D.同时，在产品的包装上、商标上、说明书的文字、图片上讲究精美，也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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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手机号公元1082年，在苏轼的生命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生如蚁，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一公元1082 年，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在黄州，等着苏轼书写。“天下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四百年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写下“天下行书第二”——《祭侄文稿》。在我看来，被称作“天下行书第二”的，应该是李白《上阳台帖》。当然，这只是出于个人偏好。艺术没有第一名，《兰亭集序》的榜首位置，想必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有关，但假如它永远第一，后来的艺术史就没有价值了，后来的艺术家就都可以洗洗睡了。当然我们也不必那么较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第一。无论怎样，《寒食帖》，这“天下行书第三”，要等到《祭侄文稿》三百多年之后，才在苏轼的笔下，恣性挥洒。王羲之《兰亭集序》原稿已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本和冯承素的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褚遂良临绢本和定武本。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寒食帖》，则都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祭侄文稿》和《寒食帖》之间，有五代杨凝式，以超逸的书美境界获得了显著的历史地位;有梅妻鹤子的林逋，书法如秋水明月，干净透澈，一尘不染;有范仲淹，“落笔痛快沉着”。他们的作品，故宫博物院都有收存。其中范仲淹的楷书《道服赞》，笔法瘦硬方正，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说它“行笔瘦劲，风骨峭拔如其人”，《远行帖》和《边事帖》，一律粉花笺本，亦在清劲中见法度，一如他的人格，“庄严清澈，信如其品”。但宋代书法的真正代表，却是“苏黄米蔡”。苏轼《寒食帖》，则被认为是宋人美学的最佳范例。这幅字，是在一个原本与苏轼毫无干系的地方——黄州完成的。也是在这一年，苏轼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字，这词，这文，无不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将近一千年后，我在书房里临写《寒食帖》，心里想着，公元1082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苏轼的生命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二11世纪，那个慷慨收留了苏轼的黄州，实际上还是一片萧索之地。这座位于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汉市仅需一个小时车程，如今早已是满眼繁华，而在当时，却十分寥落荒凉。苏轼在儿子苏迈的陪伴下，一路风尘、踉踉跄跄地到了黄州——一个原本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荒僻之地。那时的他，一身鲜血，遍体鳞伤。乌台诗狱，让他领教了那个朝代的黑暗。所幸，他没有被推上断头台。黄州虽远，毕竟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慢慢适应眼前的黑暗。他的入狱，固然是小人们精诚合作的结果，但不能说与他自己没有干系。那时的他，年轻气盛，对劣行从不妥协，在他的心里，一切都是黑白分明，但对于对方，他无可奈何，自己，却落了一堆把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喜欢写诗，喜欢在诗里发牢骚，他不懂“墙里秋千墙外道”的道理，说到底，是他的生命没有成熟。那成熟不是圆滑，而是接纳。黑暗与苦难，不是在旦夕之间可以扫除的，在消失之前，他要接纳它们，承认它们的存在，甚至学会与它们共处。那段时间，苏轼开始整理自己复杂的心绪。蒋勋说:“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人是有适应性的，他开始适应，而且必须适应这里的生活。从苏轼写给王庆源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黄州最初的行迹: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曾有此适。在给毕仲举的信中，又说: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安在哉?到了黄州，苏轼父子一时无处落脚，只好在一处寺院里暂居。那座寺院，叫定惠院，坐落在城中，东行五十步就是城墙的东门，虽几度兴废，但至今仍在。院中有花木修竹，园池风景，一切都宛如苏轼诗中所言。只是增加了后世仰慕者的题字匾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晚清名臣林则徐写下的一副对联:岭海答传书，七百年佛地因缘，不仅高楼邻白傅;岷峨回远梦，四千里仙踪游戏，尚留名刹配黄州。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抬眼，见杂花满山，竟有海棠一株。海棠是苏轼故乡的名贵花卉，别地向无此花，像黄州这样偏远之地，没有人知道它的名贵。看见那株海棠，苏轼突然生出一种奇幻的感觉。他抬首望天，心想一定是天上的鸿鹄把花种带到了黄州。那株茂盛而孤独的繁华，让他瞬间看到了自己。他惨然一笑，吟出一首诗:江城地瘴蕃草木，唯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当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沉香亭召见杨贵妃，贵妃宿醉未醒，玄宗见她“朱唇酒晕”，笑曰:“岂是妃子醉耶?真海棠睡未足耳。”唐玄宗以人比花，苏轼则是以花自寓了。初到黄州的日子里，他没事就抄写这首诗，不知不觉之间，竟然抄写了几十本。独自走路，在这无人问候的小城，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只有一株远远的花树，与他相依为伴。这个仓皇疲惫的旅者，愿意像杨贵妃那样，宿醉不醒。竹叶在定惠院绵密的风声中晃动着，苏轼沉沉地睡去，像他诗里写的: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醒来时，窗外依旧是绵密的风声，还夹杂着竹子的清香。于是他觉得，这巢穴虽小，却是那样地温暖。萧萧的风声中，他再次睡去，“昏昏觉还卧，辗转无由足”，但没有做梦。即使做梦，也不会梦到朝廷上的岁月，那岁月已经太远，已被他甩在身后，丢在千里外的皇城中。但有时也有梦。他会梦见故人，梦见自己的父亲、弟弟，梦见司马光、张方平，甚至梦见王安石。这让他在梦醒时分感到一种彻骨的孤寂。这里远离朝阙，朋友都远在他乡，找不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连敌人都没有。寂寞中的孤独者，是他此时唯一确定的身份。在定惠院寓居，他写下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他会在万籁俱寂时刻，漫步于修竹古木之间，谛听风声雨声虫鸣声，也有时去江边，捡上一堆石子，独自在江面上打水漂。还有时，他干脆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笑，偶尔碰上不善言辞的人，无话可说，他就央告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那人或许还要推辞，摇头说:“没有鬼故事。”苏轼则说:“瞎编一个也行!”话落处，扬起一片笑声。三花开花落，风月无边，可以抚慰脑子，却不能安抚肚子。苏轼的俸禄，此时已微薄得可怜。身为谪放官员，朝廷只提供一点微薄的实物配给，正常的俸禄都停止了。而苏轼虽然为官已二十多年，但如他自己所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并无多少积蓄。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更何况，他的家眷也来到黄州相聚，全家团圆的兴奋过后，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横在他们面前:这么多张嘴，拿什么糊口?为了把日子过下去，苏轼决定实行计划经济:月初，他拿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一份份地悬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他用叉子挑一份下来，然后藏起叉子，即便一百五十钱不够用，也不再取。一旦有节余，便放进一只竹筒。等到竹筒里的钱足够多时，他就邀约朋友，或是和夫人王闰之以及侍妾王朝云沽酒共饮。即使维持着这种最低标准的生活，苏轼带到黄州的钱款，大概也只能支撑一年。一年以后该怎么办?妻子忧心忡忡，朋友也跟着着急，只有苏轼淡定如常，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意思是，等钱用光了再作筹划，正所谓水到渠成，无须提前发愁，更不需要提前预支烦恼。等到第二年，家中的银子即将用尽的时候，生计的问题真的有了解决的办法。那时，已经是春暖时节，山谷里的杜鹃花一簇一簇开得耀眼，苏轼穿着单薄的春衫，一眼看见了黄州城东那片荒芜的坡地。马梦得最先发现了那片荒芜的山坡。他是苏轼在汴京时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太学里做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的墙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诗《秋雨叹》，受到围攻，一气之下他辞了官，铁心追随苏轼。苏轼到黄州，他也千里迢迢赶来，与苏轼同甘共苦。马梦得向官府请领了这块地，苏轼从此像鲁滨逊一样，开始荒野求生。那是一片被荒置的野地，大约百余步长短，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做过营地。几十年后，曾经拜相(参知政事)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来黄州拜谒东坡，后来在《吴船录》里，他描述了东坡的景象: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那片被荒弃的土地，苏轼却对它一见倾心，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会对食物太过挑剔。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它位于城东，让苏轼想起他心仪的诗人白居易当年贬谪到忠州做刺史时，也居住在城东，写了《东坡种花二首》，还写了一首《步东坡》，所以，苏轼干脆把这块地，称为“东坡”。他也从此自称“东坡居士”。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里大名鼎鼎的苏轼，此时才算正式出场。四苏东坡不会忘记那一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他在那块名叫东坡的土地上开始尝试做一个农民。苏东坡开始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煽风点火”，因为那些枯草，枝枝柯柯，弯弯曲曲，缠绕在土地上，拒绝着庄稼生长，苏东坡觉得既刺手，又棘手。于是，苏东坡在荒原上点了一把火。今天我们想象他当时呼喊与奔跑的样子，内心都会感到畅快。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自己无论站立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火在荒原上燃起来，像有一支画笔，涂改了大地上的景物。大火将尽时，露出来的不仅是满目瓦砾，竟然还有一口暗井。那是来自上天的犒赏，帮助他解决了灌溉的问题。这让苏东坡大喜过望，说:“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那意思是，吃饱肚子还是奢望，但是至少，不必为水源发愁了。苏东坡买来了一头牛，还有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收纳着他的时光与命运。劳作时，苏东坡头戴竹笠，在田间挥汗。第一年种下的麦子在时光中发育，不断抬高他的视线，让他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怀有乐观的想象。孔孟老庄、四书五经，此时都没了用场。他日复一日地观赏着眼前的天然大书，对它在每个瞬间里的细微变化深感痴迷。我们没有必要把苏东坡的那段耕作生涯过于审美化，像陶渊明所写，“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因为对于苏东坡本人来说，他的所有努力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求生。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曾体验过稼穑之苦，也没有在广阔天地里练过红心，但我相信，农民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职业之一。对苏东坡而言，这艰辛是具体的，甚至比官场还要牢固地控制着他的身体。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来。但他是对土地折腰，不是对官场折腰。相比之下，还是对土地折腰好些——当他从田野里直起身，他的腰身可以站得像树干一样笔直，而在官场上，他的腰每时每刻都是弯的，即使睡觉、做梦，那腰也是弯的。李公麟《孝经图》卷中的这个细节，就是对这一身体命运的生动记录。一个人生下来，原本是健康的，但官场会把他培养成残疾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疾，死无全尸，因为在死后，他的灵魂也是弯曲的。土地是讲理的，它至少会承认一个人的付出，一分耕耘，几分收获。他的劳动生涯再苦再累，他的心是自由的。土地征用了他的身体，却使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在这里，他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官场培养表演艺术家，他们脸上可以变换出无数种表情，但没有一种表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都是演技派，而苏东坡是本色派，他不会装，也装不像——他的表演课永远及不了格。官场上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认为，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官位不能丢;而对于苏东坡来说则刚好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一定要从他身上剥夺什么，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舍不得丢掉。苏东坡站在烈日下的麦田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日复一日地经受着风吹和日晒，人变得又黑又瘦。他的臂膀和双腿，从来也没有像这样酸胀，从酸胀转为肿痛，又从肿痛转为了麻木。而他的情绪，也由屈辱、悲愤，转化为平淡，甚至喜悦。那喜悦是麦田带给他的——那一年，湖北大旱，幸运的是，苏东坡种的麦子，长势旺盛，芒种一过，麦子就已成熟。这是田野上最动人的时刻，苏东坡一家在风起云涌的麦田里，抢收麦子。他让妻子用小麦与小米掺杂，将生米做成熟饭。他吃得香，只是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说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闰之则把它称作“新鲜二红饭”。但苏东坡心中的自我满足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他经历了一次神奇的萃取，用他艰辛而诚实的劳动，把大自然的精华萃取出来。一个黄昏里，他从田里返回住处。吱呀一声，沉重的门被推开了。朴素的农舍里没有太多的东西，只有简易的床榻，有吃饭和读书兼顾的桌子，有长长的木柜放在地上，上面或许摆放着一面女人用来梳妆的镜子——那是唯一可以美化他们的事物。太阳的余光从屋檐的齿边斜射进窗格，一些灰尘的微粒在方形的光中飘动，证明屋子里的空气不是绝对静止。生活是那样自然而然，他好像与生俱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繁华的汴京、皇宫、朝廷，好像都是不切实际的梦。这里似乎只有季节，却看不见具体的日子。但他并不失望，因为季节的轮回里，就蕴藏着未来的希望，这是至关重要的。独自啜饮几杯薄酒，晃动的灯影，映照出一张瘦长的脸。苏东坡提起笔，将笔尖在砚台上掭得越来越细，然后神态安然地，给朋友们写信。这段时间，为他留下最多文字的就是书信尺牍。他说:“我现在在东坡种稻，虽然劳苦，却也有快乐。我有屋五间，果树和蔬菜十余畦，桑树一百余棵，我耕田妻养蚕，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后来，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听说苏东坡在耕田糊口，就给他带来了一批柑橘树苗。这让他沉醉在《楚辞》“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灿烂辞句里。他在诗里自嘲:“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假如我们能够于公元1082年在黄州与苏东坡相遇，这个男人的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他不再是二十年前初入汴京的那个单纯俊美的少年，也不像三年前离开御史台监狱时那样面色憔悴苍白，此时的苏东坡，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铜，两鬓皆白，以至于假若他在梦里还乡，从前的发妻都会认不出他来，此时的他，早已“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天夜晚，苏东坡坐在灯下，看见墙壁上的瘦影，自己竟悚然一惊。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他赶忙叫人来画，只要他画轮廓，不要画五官。画稿完成时，每个人都说像，只看轮廓，就知道这是苏东坡。五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苏东坡原本就出身于农家，假如他不曾离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场与文场两条战线上尽得风流，他或许会在故乡眉州继承祖业，去经营自家的土地，最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此时，他在官场上转了一圈，结局还是回到土地上，做一介农夫。好像一切都不曾开始，就已结束。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对于一个农夫来说，田野家园，构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而对苏东坡来说，田野即使大面积地控制了他的视线，在他的心里也只占了一个角落。他的心里还有诗，有梦，有一个更加深厚和广阔的精神空间等待他去完成。他的精神半径是无限的。我想那时，不安和痛苦仍然会时时袭来。那是文墨荒疏带来的荒凉感，对于苏东坡这样的文人，“会引起一种特殊的饥饿感”。每当夜里，苏东坡一个人静下来，他的心底便会幽幽地想起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但在苏东坡的案头，那人的诗集翻开着，苏东坡偶尔闲暇，便会读上几句。读诗与写诗，其实都是一个选定自我的过程。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诗，他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公元4世纪的东晋，有一个诗人，曾经当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但这一串威赫的名声拴不住他的心，终于，他当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在鄱阳湖边一个名叫斜川的地方，写下《归园田居》这些诗歌，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不朽的散文。陶渊明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在苏东坡的时代亦不例外。那段时光里，陶渊明成了苏东坡最好的对话者。他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陶渊明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汁液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炜说:“他们都是出入‘丛林’(指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时至今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他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数千年，王国维只筛选出四个人，分别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这四个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上一个一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到公元1101年(苏东坡去世)，此后近一千年(12 世纪到20世纪)，一个名额也没占上。假如从这四者中再选，我独选苏东坡，因为苏东坡身处的宋代，中国历史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中，机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几乎是冰炭同炉。苏东坡就是宋代这只炉子里冶炼出来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里创造的奇迹，既空前，也绝后。但他不是横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的辅垫，那个人就是陶渊明。(本文摘自《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祝勇著，浦睿文化出品，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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