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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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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篡改历史否认罪行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 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
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5、南京大屠杀背后的真相
南京大屠杀是指在日以后，发生在南京城内(以明城墙为界)，日军对&我&手无寸铁放弃抵抗的军民长达六周的血腥屠杀。
日本兽兵在南京烧杀强奸，无恶不作。中国人血流成河，死难者三十万人以上。
&南京大屠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45年的远东战后法庭即东京审判的以&六人委员会&为核心的控方文件中，东京审判时认定的数据是大概&10余万&和&20余万&，而且地址还是南京及南京附近。
日方无论官方，左翼，右翼都不承认30万这个数字，中方自1945始的实际考察得出的有据可查的&遇难人数&(所有军民死亡数)有四万，五万，八万等数种结论，没有得出超出十万的数据，&30万&是采信受害者回忆等间接证据得出的结论。
&30万&是&遇难人数&，并非&屠杀&了三十万人。
即使是中方，在任何正式场合，正式文件里都没有&屠杀三十万&的说法。 中方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官方考证工作，自1985年邓小平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题词后全部终止，&30万人遇难&被确认为&官方数据&。
1982年后，日方多次表示愿成立两国联合调查小组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调查，中方以&没必要&和&已经定了&加以回绝。
6、日本人惨无人道的&百人斩杀人竞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陈结尾，一间黑洞洞的屋子。每隔12秒，会有一滴水从屋顶落下，一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肖像在墙壁上闪现，瞬间又湮灭在黑暗之中。
&滴答&的水声，重锤一样敲击着每个参观者的心&&持续六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相当于每12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
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在南京城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两名日本军官展开了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以先杀满百人者为胜。到攻入南京时，两人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则杀了106人。
这两个杀人狂魔，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着名的合影。两人并肩跨立，军刀拄地，脸上挂着日军式的骄横微笑。
这张照片冷酷残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标志，也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深植在中国人的心头。
&百人斩&血色凝结十年之后的1947年，这张让人不寒而栗的合影被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发现，随即传回国内。
中国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了追捕、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要求，一场针对这两头嗜血野兽的国际抓捕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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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野史排行南京大屠杀究竟死多少人？“三十五万”只多不少
南京大屠杀究竟死多少人？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5万人。
因为国际政治的需要，而今日本政府还不承认这个数字。近年来，甚至有许多日本人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当然了，否定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多是日本右翼。
&&&&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甚至有日本人拿南京大屠杀的数据统计做文章，竟然称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统计不实，不科学！宣称南京大屠杀的数据不如广岛、长崎的统计地清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30万以上，精确不到万位，详细名单仅仅3000多人。2004年8月6日，广岛公布原子弹受害死难者共253008人，精确到个位，名单详细记载”。
南京当时属战乱发生地，谁能说得清楚当时南京市有多少逃难的人群？其中有多少东北三省逃难的人群？有多少热河逃难的人群？有多少关内各地其它原因逃难的人群？再一个，南京大屠杀当时是先发生上海“八▪一三”战争，而后是无锡、常州等地的百姓破家逃亡，而日本兵是一路跟随逃难的中国人，进入南京市的。南京好歹也是当时的首都,&国民党管理再差,&完整的户口档案,&市民资料总还有的!但而因战乱逃难进入南京逃难的中国人有多少？谁能算计出来？日本右翼政客能否说清南京的地下埋了多少具已经烧成了灰的尸骨？日本政客能够一面“规避日兵的炮火下”，一面细心地统计死亡数据？
况且，日本兵杀人有个特点，它杀人的同时还特别喜欢放火，谁能说得出有多少中国人在日本兵的“刀口和大火”下尸骨无存？另外，南京城外就是不尽的长江，长江距离东海不远，滚滚的长江葬送了多少流出南京城的冤魂？这个数字恐怕只有“N+X”才能够统计地清？
而广岛、长崎则不同，与南京相比，这两个地方就是固化的冰就是日本人的乐园，与南京相比，两市居民生活的太安逸了；所以两地的市民户口数相当稳定。所以调查统计就非常容易，也非常清楚。
如果我来估算的话，死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人，“三十五万”只多不少。
如果日本人还对中国“三十五万”的数字怀疑的话，就请持怀疑态度的人说清当年是日本人到底向滚滚的长江到底向大海投进多少冤死的南京人，其中有多少是外地流浪到该地逃避战乱的中国人？另外，狡辩数字的多与寡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就同《记忆的见证》台词中说的，不管是杀了十万，二十万，还是三十万，难道这不是叫做屠杀吗？？多几个人和少几个人有什么意义？难道“三十五万”就能够称作“大屠杀”，而少了十万就是“积德行善”？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南京大屠杀79周年——你知道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人都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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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79周年——你知道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人都是谁吗？
“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一段描述。多年以来，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定格在这种抽象的描述中。所有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中30万中国人被日寇杀害。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遇害的？却很少有人追问。遇难者变成了一个数字。数字化是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记住这段惨烈的历史，光有数字显然不够。“受害者不意味着数字，他们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15年馆长的朱成山，感到在这种抽象的记忆中，人们与那段历史越来越远。其实，国内有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论述翔实，还获了奖。但这些文章的叙述语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读者会去读。而国内那些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通俗作品，显得过于情绪化和戏剧化，从而冲淡了史实本身给人的震撼。2007年，随着首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出版，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正在慢慢显露出来。谨以此文，铭记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曾有着鲜活名字和生命的同胞。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牢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湮没在证人证言中的名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2004年，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以从中查到300万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仅镌刻着3000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朱成山的神经。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然而，时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信息，谈何容易？资料的缺乏是编辑者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从哪里寻找严重匮乏的遇难者资料？编辑者们首先从历次对幸存者的调查开始寻找线索。对于幸存者最早的调查始于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为了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也为对日索赔作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曾面向广大市民调查抗战人口和财产损失。当时很多工作人员下到各个街道，向南京市民下发调查表格。同时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说自家的遭遇。由于这次调查主要是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做得并不全面。而且，当时的报告书称，“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但这些证人证言中，还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在一份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者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敌寇入城之际，余因经济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内家具什件被劫，卒未离去。当日下午，即有日兵数人持枪敲击屋门，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内蓄米箱内。同屋高大有则因年迈自宽，前往开门，不意日寇进门怒容满面，向高大有喃喃责问，高因不懂日语，被数人捆绑椅上，以枪击毙。余蹲箱内见此情形，几乎昏绝。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名录中。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编辑者看到了5名被日军杀害双亲的孤儿悲惨的经历。呈文这样写道：具呈报人葛家永，现年十九岁，南京人，暂住润德里二号之一附户亲属处。缘因民国二十六年，南京沦陷，当时生父葛传经，年四十一岁，不幸被日敌暴兵杀死，生母张氏、外婆共计三人同归于尽。难民家前住长乐路小心桥三号，家内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敌抢烧一空，该房屋成为荒地种菜，此损害重大，不堪凄惨，遗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难民当年十一岁，二弟家炎九岁（哑叭），三弟三岁，大妹家贞七岁，二妹家芳五岁，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抚养，救济生命存世者……葛传经以及其妻葛张氏和其丈母，也被收录在《遇难者名录》中。就这样，编辑者们一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名录》中更多的资料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做的两次调查。南京市先后在1984年、1997年做过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这两次寻访工作，可谓是抢救性的。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两次调查的方式，并不让人满意。1984年3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开展了一次为期五个月的幸存者调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还记得那次调查的范围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对南京10个城近郊区55岁以上的人都进行了调查。”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由南京市各区县机关、文化馆、街道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包括部分学校的师生。当时发现了1756名幸存者，形成的证言更是触目惊心。幸存者唐广普描述了他从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15岁的唐广普是中央军的一名士兵。日军攻入到南京后，他与两万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军赶到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开始绑人，从早上四点钟一直绑到下午四点。然后，日本兵让他们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点，日本兵开始屠杀了。他回忆：“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特别重。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他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而那次大屠杀，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诸。调查中，虽然幸存者的基本信息都具备，但是从专业角度看，孙宅巍认为那些口述记录做得非常业余。“除了这些基本信息，还应该问到受难者当时的感受，后来的生活，以及灾难对其日后生活的影响等情况。但是，这次调查并没有涉及。”孙宅巍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调查者水平的问题，参加调查的人大多数缺乏相关的历史知识和采访技巧。幸存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且时隔多年，没有采访者的良好采访技巧是很难描述出生动场景的。调查者的业余性，也是后来几次寻访中最大的问题。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与日本友好团体合作，组织南京11个区县的14000多名高中生对幸存者进行寻访。4个学生作为一个小组，对南京70岁以上老人进行地毯式寻访。活动之前，教育局给每个小组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甚至还给了冲胶卷的经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意组织教师代表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提问，如何笔录。但调查的结果却令他们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强回忆，那些中学生的报告五成以上非常粗糙，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调查中几个重要的时间、地点信息不详，就无法使用。”编辑《名录》时，这些调查表着实让编辑者头疼。颜玉凡记得，有的调查表字迹非常潦草，她经常要拿着表请馆里的同事帮助辨认。“有时候，前文本来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她’了。记录中还有很多宏观的描述，像'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但有效信息很少。”结果回来的2460份调查表，最终只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调查不仅需要系统的训练和组织，与被访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访谈也非常重要。对此，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幸存者调查的张连红深有体会。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老奶奶，12岁在孝陵卫砍柴时被日本兵强暴了。以后的岁月里，她曾两次嫁人，因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败了。她看到张连红经常陪一个邻居老太太聊天，觉得他人不错，才对他开口。而此前，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她的两任前夫。张连红记得那个老奶奶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你无法想象一个80岁的老人，家里比年轻人还干净。由于日本兵的强暴，在她心中对脏特别敏感。我采访她的时候，她一个人住，而且一天到晚都不关门。”这种细节化的东西，非专业的采访者是很难挖掘出来的。而遗憾的是，由于教学、研究等工作压力，现在张连红已经很少做幸存者调查了。1984年调查出来的1756名幸存者，现在也只剩下了400人。私人日记中的记忆约翰拉贝《名录》的另一个资料来源是近年来披露的留存在海外的私人日记。1937年，大屠杀来临之际，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没有跟随他们的朋友撤出南京，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成立了安全区，并挽救了25万南京市民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忆。长期以来，这些私人日记一直没有公诸于世。1996年8月，朱成山突然收到一个寄自德国柏林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长达87页的“拉贝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和“拉贝先生简历”。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是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被南京老百姓称为“活菩萨”。而战后，他却没有像他在安全区的同事那样，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关于他的信息也没有再出现。但朱成山相信拉贝一定留下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1995年当张纯如来到纪念馆寻找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时，朱成山建议她到德国寻访拉贝的足迹。“当时，我只是给她提供一些线索，并没料到她真的会去查找。”更没想到的是，她找到了拉贝先生的外甥女赖因哈特夫人，并且发现了尘封59年的《拉贝日记》。赖因哈特夫人正是根据张纯如留给她的地址，给朱成山寄来了拉贝的资料。朱成山赶紧请人翻译，并对资料的内容和真实性做了研究和考证。在这过程中，赖因哈特夫人受到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陈宪中、邵子平等邀请，于日，在美国首次向世界公布了《拉贝日记》。后来，纪念馆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从拉贝亲属那里征集了2460页的《拉贝日记》和拉贝收藏的128张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复制件，他当年在南京使用的信笺、木箱、烟袋，以及拉贝夫妇的墓碑等一批文物。《拉贝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南京城破后，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一个细节让后来读过此书的颜玉凡潸然泪下：“有一次，拉贝要回德国。得知这个消息后，安全区里的妇女们给拉贝跪下，求他不要走。我能体会到那些难民当时的无助，拉贝在他们心中简直就像救星一样。”事实也确实如此。大屠杀期间，拉贝不但收留了无数市民，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很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他不止一次英勇地把闯进安全区的日本兵赶出去。在日的日记中，拉贝附上了他在前一日写的南京事态报告，开列了88起日寇的暴行。其中，一位名为秦王氏的22岁少妇，日被日军从安全区难民收容所拉出，此后杳无音信。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妪，在三牌楼火车站被日军强奸达十余次。但文中没有写明她的资料。面对这些无名受害者，编辑者们也只能放弃了。除了拉贝，当年安全区的明妮·魏特琳、贝德士等，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尘封在海外的档案即便加上后来披露的海外私人日记，中国大陆所有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到2000年也只有200万字，历史研究需要史实作为支撑。于是，国内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2000年，在南京大学中国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组织下，一个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科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六十余位教授、学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搜集史料的活动。2003年曾赴日本东京搜集史料的王卫星，提起在日本的经历，仍感慨良多。从南京去日本，要到上海浦东机场乘飞机。因为航班是早上10时起飞，一般人会选择头一天在上海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踏踏实实上飞机。但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一宿住宿费，王卫星选择乘夜里12时的火车到上海。由于是过路车，根本没有座位，他只能提着行李一路站到上海。在东京查资料的两个月，王卫星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日本防卫厅的军方档案复印手续非常繁琐，要填写申请书，留下在日本的通讯地址。为了保护档案，不能直接复印，需要照相、制版，然后才能复制。而这个过程，至少要三个月以上。王卫星决定抄写。他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我全是原文抄录，即便是原文中的错字，也原样抄回来。回来以后再翻译。”东京的物价很高，为了节省开支，他吃了两个月的面条。“张老师筹点钱不容易，我们都想节省一点儿，把钱尽量用在收集资料上。”结束在东京的工作，乘机返回中国时，王卫星带回的资料有20公斤，为此还补了飞机货票。历时5年，学者们先后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台湾搜集史料，共搜集、整理、翻译了1500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这些封存在海外的档案，为《名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杨夏鸣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了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全部资料。这些资料，60年来一直尘封在美国，直到今天才全部展现在国人面前。里面大量的证人证言，不但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还为编辑者们提供了很多遇难者的信息。那些逝去的面孔幸存者素描《名录》编辑将近尾声时，朱成山觉得只有名字和简单资料，那些遇难者还是很抽象。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有很多遇难者生前的照片。照片中，那些逝者一个个笑靥如花，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大屠杀来临时，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无情地摧毁了。“如果我们能找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形象，那对于今人来说，将是极大的震撼。”但70年前的中国，有照片的人寥寥无几。“能照得起相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当时，有些积蓄的人家都逃出南京了，大屠杀中遇难的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他们怎么可能有照片呢？”况且，经历70年，那些老照片能保存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记者从一份档案上看到，1945年一位父亲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呈文后面，曾经附上两张他遇难儿子的照片。60年后，这份档案上标明，照片已遗失。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面向社会征集过遇难者照片，但几年过去了，只收集到二十几张照片，有的还是画像。这与三十万的死难者人数太不相称了。怎样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商场里有人正在用电脑给顾客画像。这一幕触动了他的神经。“可不可以采用电脑画像的方式来给遇难者画像呢？”回到馆里，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寻找电脑画像的设备。几经寻找，他们终于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于刑事侦查的电脑画像软件。软件中存着几百张人的五官类型，按照幸存者的描述，把这些五官拼起来，遇难者的形象不就出来了吗？这个发现，让他们非常激动。软件买来后，纪念馆工作人员燕龙溪和司机小孙开着车，带着设备开始了对幸存者的走访。时隔70年，那些幸存的老人还能否记得当年亲人的相貌，燕龙溪没有把握。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很多老人都清晰地向他描绘出那些逝去的脸。那段惨痛的经历，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画像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燕龙溪发现一个问题。由于这套系统原来是为公安部门作刑事侦查用的，所以图谱中没有老人和小孩的资料。怎么办？他们只好求助于软件开发商。为此，两个山西工程师特意赶到南京来为他们改进系统。图谱需要大量真人的照片作素材。燕龙溪又拿着照相机，到幼儿园和小学去给孩子拍照。“当时也不敢告诉人家是为了给遇难者画遗像用的，怕人家忌讳嘛！只能含糊地说，留作素材。”一辆车，两个人。一年间，燕龙溪他们在南京跑了将近10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幸存者，360多幅遇难者的遗像画出来了。70年后，很多幸存者看到死去亲朋的形象，非常激动。他们：“像！像！就是他……”有的幸存者知道这个消息，全家扶老携幼到馆里来画像。给燕龙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当年是国民党守军。去年夏天，他自己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到馆里画像。临走时，燕龙溪怕老人出事，想送他回去。可老爷子执意要自己骑车回家。虽然大部分幸存者都对电脑画像很认可。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满意，梁强说：“电脑画像毕竟是拼起来的，很多人像都是平面的。一个人像不像，有时候就是一个神态。”电脑拼出来的人，显然没有表情。为了能画出更生动的遗像，纪念馆联系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玉彪，请他来为遇难者画像。张玉彪爽快地答应了。几个月间，张玉彪跟着燕龙溪走访了30多个幸存者。画像前，张玉彪会先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与遇难者找到联系。那些惨烈的历史，深深触动了他。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幸存者常志强。1937年，常志强只有9岁。大屠杀来临时，他与父母、姐姐和四个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疯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现，瞬时杀害了他的6个亲人。他的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坚持着给他年仅两岁的小弟弟喂奶。常志强看到母亲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赶忙用小手捂上去，嘴里还念叨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我给你捂着……”但常志强留不住妈妈的生命，他两岁的小弟弟，最终也被活活冻死了。说到此处，80岁的老人已经老泪纵横。记者在南京采访时，记录了常志强遭遇的影片《南京》还在南京放映。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常志强也接受了各地记者采访。反复地回忆显然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戴着检测心脏的仪器，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记者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惨痛的历史。当老人看到记者从张玉彪那里带来的他小弟弟的画像时，非常高兴，点着头说：“像，真像！这就是小发。我这么可爱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对于接触到大量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的编辑者来说，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学者都对记者强调要“理性地研究”这段历史。王卫星说，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让人类从悲剧中吸取教训。大屠杀不是哪个民族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以这样的情怀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会增长仇恨，只能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加珍惜和平。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觉得，某种程度跟我们的叙述方式有关。张纯如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叙述，人道，是人类共同的语言。”2005年，在南京召开的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以色列学者说：“我希望，当人类再有灾难发生时，我们不再成为受害者，不再成为旁观者，更不成为加害者。”这，也许就是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意义所在。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07年本期作者：黄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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