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我的难题来自写作本身吕新：我的难题来自写作本身平行历史百家号今天向您介绍《小说月报》2018年第3期选载的短篇小说《一夕》与作者吕新。吕新，男，1963年生。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掩面》《黑手高悬》《抚摸》《梅雨》《草青》《成为往事》《阮郎归》《下弦月》，中篇小说《中国屏风》《米黄色的朱红》《绸缎似的村庄》《瓦蓝》《黄花》《哑嗓子》等。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我为什么写作文│吕新一对足够自律的父母抱怨他们的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不善于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我想对他们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这样的事情，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隔膜和生疏的。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少年老成者，小小年纪便思考重大问题，沉重问题，把痛苦与怀疑引向自身，一点点植入自己心灵的？当然有。比如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十二岁便进入爱丁堡大学，研究哲学，终日思考着无数成年人都从来不曾思考过的，从来都不曾留过心、过过脑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孩子应该干的事情么?东方的老年人一定会说，让孩子去玩一会儿吧，别把脑子用坏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与我同岁，是他们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十岁的时候还在吃奶，每天放学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吃奶，然后才开始吃饭。现在想起来，估计他也吸不到什么，因为他已经九岁十岁了，他妈怎么可能还有奶?完全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和慰藉。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是能吃到奶的，因为每次吃完以后，他的嘴唇都是红润的，你想不信都不行。比如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十四岁进入牛津大学，研究希腊哲学，成年后完成著名的政治空想读物《乌托邦》。再比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十五岁进人大学研习哲学，小小年纪便显示出活跃的批判性才华。与休谟、莱布尼茨等人类历史上孤独耀眼的星辰相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只不过是一些最为普通的材料，甚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果最普通下去，那就只能沦为污秽的垃圾。现今时代的人，三十多岁还把自己当做任性撒娇的孩子，四五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的男人女人，仍坚信自己是清纯可爱的男生女生，凡此种种，无不令人作呕，汗毛倒竖，有如面对噩梦。我也是平凡界的一分子，魂魄一脉，自感不是光体，不会晃得人眼睛流泪，从实用价值来说，亦无什么用处。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至四十岁以前，回望来路，在纸上伫立、穿行的时光要远远大于思考学习的时光。十几年间．曾经对于语言有过肆意的铺张和挥霍，很少问为什么，只是在埋头做，只是在低着头奔跑。很多人事实上也是类似的情况，但不少人还不无喜悦与自负地将此种行为称之为耕耘，甚至溢美为辛勤地耕耘。我从未以此种言辞命名过自己的行为。一个人，一个自以为有知识同时还有见识的人，对于世界，对于世界的入深、长度、高度和见方，及其奥秘，到底知道多少，其实极为有限，很可能只是一小块，较为熟悉的也只是自己所了解和知道的那一小块。除去那一小块，窗外的世界，窗外的一切，就都是无比陌生的，门外的每一条道路也都是晦涩难行的。英国人罗素曾有言，在中世纪以前，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常常是集于一身者，而且这样的一个人，并不都是每天都面对书本与墙壁，他同时还是一名真正的体力劳动者。而在现代社会，一位哲学家与一位数学家基本不能对话，一位数学家与一位物理学家也难以沟通。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知识与技能也越来越尖细如针头。张三不懂李四在干什么，王五写出的句子，所说出的话，对于仅仅只有一墙之隔的赵二来说，甚至对于与其同床共枕多年的妻子或丈夫来说，不啻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书。后者如果在心里暗自思忖前者所干的很可能不是人事，也完全正常，完全在社会的情理之中。经过多年的战争般的内心经历或精神炼狱以后，无论紧张也好，不和谐也罢，我与世界的关系已退居其次。数十年所见所闻所想，已证明有东西正在逐年生长或湮灭，重要的已开始在原野上显露出金黄。不再为发表什么，不再为证明自己还存在还有能力而写作，不再低着头奔跑，不再书写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什么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一天不再动手。踏上了这条路，就意味着内心或精神上开始了永远的动荡与沉重，永远都不大可能会有多轻松，自由也由此需要重新定义和认识。会有平静，也许也会有俗世的所渭的欢乐。有人把写作当做耕耘，当做农民种地，当做工人做工，当做每天必做的营生，不创作小说，也要写点散文随笔，甚至随便什么。就像勤劳的农民，两遍地锄完以后，有一点儿空闲，拎一只老母鸡或者牵一头小山羊去集市上碰碰运气。那就是会过日子的人，让自己和家人由贫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甚至富农，甚至地主，女人满足，孩子得意。这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也是一条路，而且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富裕和谐之路。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抵御黑暗，征伐丑恶，就是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不是去赶集，更不是去表演。——摘自小说集《白杨木的春天》《山中白马》自序（1992）文│吕新多少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地感到文字是一种极其柔软的东西，它像一位若即若离的远方亲戚一样，今年看到的是他风尘滚滚的脸，明年看到的是他仓皇如鱼的背影。我常想起一九七一年冬天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戴着一顶人造革皮帽子，坐在桌前用指甲抠着书上的字，那时候它们是坚硬的，所有的文字对我来说都像半途而废的建筑一样。长大成人后，类似的毛病一直未改。一位中文教授说我的小说里病句层出不穷，他希望我能把句子造好，这是第一关。是的，我现在日复一日地练习写作，正在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句子造好，使我的语言完全飞翔起来，在俯视之余，重新认识粗糙的大地和蠕动的人群，以不辜负汉语对我的恩泽。——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名词的重叠与定语的飘移，常常使我小说中的人物显得鬼鬼祟祟，形迹可疑；动词和形容词的错位又常使小说中的一些工具器皿或场所变得来历不明。浅薄的见识和无知的头脑常使我对那些凌驾于小说之上的理论望风而逃。我至今不知道思想、艺术、生活与时代等等的概念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于主题，结构一类的专门术语一无所知。我总是习惯将我所喜欢的一些字和所需要的一些字从字典里取出来，然后按照自己的所好和每一个字的声音与意义排列组合到一起，小说的声音与意义总是由此而来。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写，我觉得写作就是对于文字的顺序、位置的排列与镶嵌。我常想将一部《婚姻法》或一部《水资源管理法》中的文字顺序全部弄乱，然后根据自身的习惯，将乱套了的文字重新组合起来，我想可能会是一部比较崭新的小说。同样，将一部小说的文字顺序弄乱后，可以重新组装成一篇关于国民经济的年度总结报告或一个打击走私与嫖娼活动的通告。不过，后一种组织显然毫无任何意义可言。中国只有那么多的几个汉字，纵使时代如何飞速发展，汉字也不会像人口那样繁殖。从古至今，所有的作家都在成天摆弄这几个汉字，有人摆弄得很好，有人一辈子也不行。在灵性与想象面前，所有的文字都柔情似水，像属于你的一位女人，像你的一副得心应手的眼镜或手杖。灵性与想象的匮乏，使繁体的或简化的汉字在一些人的手中突然沉重如铅，坚硬如铁。适逢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找谁为它作序呢？运用多年的文字与母语像乡村里的拖拉机一样突然失灵，在一夜之间变得六亲不认，几乎无数的人在无情无义的文字面前都头破血流，疲态毕露。被人注视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不管这种目光是深情的还是无情的，自我抚摸、作茧自缚则令人安心。谋杀是恐怖的，自杀是幸福的。我愿自杀，不愿被谋杀。是为序。日访谈：我的难题来自写作本身（2003）吕新 △闫文盛△闫文盛：原先我认为喜欢一个作家只要读他的文字就够了，的确，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做无疑是明智和正确的。但我常常掩饰不住自己浅薄的欲望，有时候，见面多了，也免不了后悔。可是我无法预计我即将面对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作家的文字可以和他的为人产生或大或小的出入，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接触您的文字时，我大约20岁左右，现在也没有长大多少，可就是觉得思想中的杂质多了。我曾经一度迷恋您的那种写作方式，尤其是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些短篇小说，我记得有好几次因为看到了它们买下了那些过期的旧杂志。大部分是《收获》。当时，我非常奇怪您可以那样去叙述，有许多的放纵，有一点点拘谨，有一些节制。为此，我曾经尝试着去写——但，你可以猜出来，事实上，是失败了。时代发生了变化，而我在文学的曲径中一次次地误入迷途。的确是这样。我现在开始慢慢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就像明白自己应该穿多大的鞋子才最合脚。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时我在读您的小说时非常奇怪您在涉世不深的年龄可以去写那样的题材，在对人生的把握和对汉字的运用方面都呈现出难得的才情。但显然不只是才情在起作用。现在，对这一点，我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兴趣。在您的初期写作中，最关键的诱因是什么？吕新：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情况，对我来说，当初就是想写，不写就觉得过不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是这样。除了写作，我不喜欢做任何的事情，换句话说，除此以外的任何工作都不能吸引我，甚至连最基本的认同感都没有。我看很多人从事着他们各自的工作，一直到退休，我不能不佩服他们。比如说，一个人能在一个最没意思的场合坚持到最后，待到曲终人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毅力。早期的东西，我觉得节制不够。那时候我也是二十多岁。二十多岁的人能懂得什么叫节制呢？只知道渲泄。有激情，有傻气，有时还要搜寻一些多愁善感的东西，创造一点痛苦，这样做只是为了增加一点重量。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脖子里挂一个十字架，或者别的什么小零碎，也是为了让自己显得重一点，想办法复杂一点，深刻一点。人，感觉自己缺什么，就要想办法补什么。现在看起来，实际上这种事情和年龄没有什么关系。任何年龄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往事如梦。并不是所有的往事都有意思。△闫文盛：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没有读完您的全部作品。有一些作品集子，没有搜集到。为此，我觉得自己提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些断章取义之处。有意思的是，我一直对您的文字保持一种探险般的兴趣，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如此。而您的写作也一直是以探索的面孔出现的。无论是早期的短篇，稍后一些的长篇，还是近期的中长篇，都呈现出这种特征。譬如您在《抚摸》和《夜晚的顺序》中所呈示出的语言的狂欢，在后来的《草青》中一如既往地延续着，甚至有一些“变本加厉”。我觉得，这似乎与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具有紧密的关联。在您的小说中，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指向。我不止一次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作为您的小说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我觉得任何讨论都形不成什么，最关键的应该是作家的意识在起作用。结合您早期的文字来看，您的创作凸现着一个潜伏和绵延的过程。向生活的开掘越深，您对它的把握便越加接近了本质。是啊，它原本如此芜杂，慌张，在混乱的背景中显现着秩序。可以详细谈谈您的看法吗？吕新：我不想谈论我的看法，更不想详细谈。我的看法和这个社会，和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什么看法，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谈论写作，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度日如年的事情，不仅没有幸福可言，连一种愉快的情绪也谈不上。没意思啊。我不愿意回头看，过去的早就过去了，看了又能怎么样。我经常看见有些人在很详尽地，一点一滴地讨论一个东西，我总是不明白，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更有甚者，还有人煞有介事地不断提出这个，又提出那个，像是发现了什么新东西一样。有一年冬天，我在一个地方等车，看见旁边有两个屠夫正在认真地剥一只羊，周围还有一些人，每个人都在说话，各抒己见，人云亦云，完全是一幅后来我们常见的作品讨论会的场景。后来，又来了一个人，把那只剥好的羊一下拿走了，绝尘而去。发言的人都傻了，哑口无言，很快就都散了，讨论会也就此结束。我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的想法和看法都讲出来，我不认为把自己的事说给别人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闫文盛：对您的作品，尽管喜欢，但我始终感到了一种难度。阅读的难度。我不清楚是不是自己一开始就错了。或者说，我像大多数读者一样，对小说的意义和脉络感兴趣。我记得在对唐晋进行访谈的时候曾经谈到了相关的一点。我提到他的小说文字。他说：阅读起来有无障碍？我觉得没有。您的小说是另一种质地。我能够判断它的优良，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游刃有余的解读的路子。我想，我又错了。可我还没有摆脱这些。这么多年来，只有您的文字让我产生类似的感觉。欲罢不能。真的，可能没有一个比这更合适的词了。我想，在您的生活的核心部位，在文字的内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它们比单纯地活着更加重要。您最初不是写诗吗？从后来您写出的小说来看，它们也的确更像诗。对于作者，它具有一种强大的引力。对于具备一定鉴赏力的读者，也同样如此。不过，我总觉得有许多事情您悬而未决。生活难以定论。今天和昨天难以定论。现在我常常想起夏天的情形，在楼梯口，您站着，送我出来，您的眼睛闪烁，拍拍我的肩，说：好好写作，好好生活。我想您可能忘了这个细节。在小说和现实之间，或许，您离文字更近。我想知道：目下的生活，对您的写作构成了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文学，您还有别的喜好吗？我的另一个意思是说，在您的心目中，文学具有多大程度的抵抗力？它可以抗拒生存的磨蚀和世俗的侵吞吗？吕新：说到文学具有多大程度的抵抗力，对我来说，需多大就有多大。对我来说，还不存在抵御什么与抗拒什么的问题，文学本身的力量和魅力会使一切黯然失色。这样的问题，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往哪边倒的问题，甚至会成为一次痛苦的抉择，但对我来说不是个事。说到悬而未决，我觉得可能所有的人都悬而未决。就事情本身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保险的，一劳永逸的。变化难道不好吗？如果一切都提前浇铸好了，人生还能叫人生吗？世界还能叫世界吗？△闫文盛：我不止一次对您的写作产生忧虑。因为有许多人的状态在显示着自身的不足，并反证着生存的凌乱。杂质充斥了我们的周际。我不知道，一个人，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抗拒这些？是信念吗？或许，但现实是多维的。信念大概能够在总体上起作用，但在一些微妙的瞬间，有许多外在的力量可以去腐蚀人的心灵空间。我想知道，这么多年来，您有无遇到一些来自写作自身以及之外的难题，您是如何克服它们的？吕新：我的难题应该来自写作本身，即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能否真正写出想写的东西。《一夕》精彩预览一灰砖，黄瓦，红门。门外有树，不过很可能也不是什么很稀罕的树，不是杨树就是柳树，要是一些没见过的树，也应该会引起他们注意的。进去之前，先把自行车拴到了树下。怕不保险，还拴了两根绳子，车把上一根，后座上一根，都和树系在一起。因为后面还有孟春花和她的徒弟等着要上场，另外还有从扑县来的一男一女要表演魔术，所以他们俩人只唱了一个小段就出来了。前后大概也就不过二十来分钟，一出来就发现拴在树下的两辆自行车都不见了。八墩怀里抱着胡琴，“咦”了一声。二丑朝四周看看，看见不远处有几个人在那里站着，有人正看着他们笑，当下就有些明白了。二丑说：“哎呀，我看出来了，这可是个灰地方，那么烂的车子也有人能看在眼里。”八墩说：“只能说明这个地方还有比咱们更穷的人呢。”二丑说：“这地方不能再来了，再来，闹不好连裤子也得丢了。”八墩说：“要丢也丢你的，我这裤子给人也没人要。”二丑看了一眼八墩，八墩穿的是一条补了很多补丁的旧棉裤，看上去又厚又笨，确实是那种扔到路上也没人要的东西。这才秋天，八墩就已经提前穿上了那么笨重的棉裤，平时走路也是慢得不能再慢，几乎就是一步一挪。二丑干瘦，又是个急性子，就经常在路上又喊又叫的，嫌八墩走得慢。二丑认为他是太胖的缘故，但八墩却说自己是因为腿疼的缘故，腿一疼起来，钻心地疼，能一步一挪地走，已经十分不容易了。从干河到凉都，中间还隔着一个叫四姑的地方，这半年多来，他们俩人就在这三个县来回转悠。转悠得多了，原来不认识的也差不多都面熟了，常常会碰到一些看过他们演唱的人。有人看见了，就说，哎，前两天不是才唱过吗，咋又来了？是没走还是又来了？听到别人这样问，两个人就笑，很不好意思地笑，也是觉得脸上热辣辣的，很有些没脸呢。在一个长着两棵沙枣树的院子里，围了一圈人在看他们，二丑打着竹板，八墩拉着二胡，两个人很卖力地唱着。因为担心别人说他们唱得不好，二丑无论在声音还是动作上都极其地用力，竹板上的彩绸不断地从他的脸前飘过，有时会缠绕到他的头上或脖子上。一圈人就那么看着，后来终于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上来给了他们二十块钱。二丑把钱装好以后，整个人快要蹦起来了，声嘶力竭地唱道：“感谢感谢真感谢，感谢这位大哥哥的好恩情！”人群里传来笑声。有人对二丑说，你最少比人家大二十多岁呢。二丑说，那也是大哥哥，大三十岁也是。旁边又有人说，干他们这种事的，就得嘴甜一点儿，会说话才行。嘴要是再不甜，那就更没活路了。二二丑和八墩他们这种唱法，最大的好处是从来也不需要正式登台表演，当然也从来没有人给他们搭台，搭了他们也用不起。他们随时都能开始，也随时都能结束，人家的门外、屋檐下、院子里，说唱马上就能唱，说不唱了，胡琴一收，背上行李就能走。除了这些，他们这一路的和别的演唱者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别人都是轻轻松松地在表演，而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背后还要背着行李，多是被褥一类的东西，用一根绳子通过两个肩膀把行李捆在背后。唱的时候，背后的行李会随着身体的运动也跟着一起运动、起伏，明显是一种累赘和难受，让人看了唏嘘，觉得心里很是不好受。这其实也是一种表演的策略或者方法，因为大部分的人看到那种情景都会替他们感到吃力和艰辛，沿街乞讨一样的卖唱已经够可怜了，还得背着行李唱，所以也就能得到更多的同情。还有的时候也确是没有地方放行李或来不及放。不过，这样背着行李唱，也只适合像二丑这样的身材干瘦的人，太胖的不行，像八墩那样的就不行，背后背着一卷东西，还要放开嗓子唱，会非常地费劲，甚至常常会出不上气来。二丑对八墩说，咱们两个人表演，我背着就行了，你就不用背了。其实八墩也不是一个怕吃苦很爱占便宜的人，他也常在背后背一点儿东西，尽管不是被褥，有时是两件棉衣，或者一个帆布提包。因为八墩还要站着拉胡琴，边拉边唱，背得太重了确实也会对他造成新的困难。他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专门找那些家里有喜事的人家，结婚的，老人或孩子过生日，过满月的，还有就是刚刚盖起新房的，所有这些人家，都很需要及时地听到一些让他们的心里感到安慰和高兴的好话、吉祥话。不过后来逐渐发现，结婚的人家多半是不需要他们这种人来道喜助兴的，早些年还行，这会儿则完全不行了，所有结婚的人家都不再需要他们了。每一家结婚的都张灯结彩，有正经的音响，所有来的宾客也都穿戴整齐，亮闪闪的汽车唰唰地一辆接着一辆。有的人家还要放礼炮，就像在进行一场战争，小钢炮一样排成一排蹲在地上，上面挽着红绸，时辰一到，巨大的轰隆声立刻响成一片。一开始他们还不明白那些结婚的人家为啥总是把他们撵出来，是怕他们唱得不好吗？后来有人告诉了他们真正的原因，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担心他们唱不好，而是压根就不想让他们这号人出现在年轻人的婚礼上。嫌你们寒碜哩，不体面呢，知道哇？你们也不想一想，这会儿有哪个年轻人还能把你们这种表演放在眼里？你们往那一站，那差不多就是往人家脸上抹黑呢。别多想，啥原因也没有，这是唯一的原因。一个常给别人的婚礼当总管的人这样对他们说。从那以后，他们也就知道了，凡是再看见有结婚的，他们便不再去碰钉子，最多只是远远地看上几眼，知道那样的喜庆场面与他们这种人无关。其实，不光是他们这种流浪狗一样的散兵游勇，就连那些三五个人、七八十来个人的吹打班子也通通没人要了，只有乡间出殡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些人的身影，那也早已成为他们唯一的去处。坐在灵堂旁边的帆布棚子里，隔一会儿吹打一阵，停下来的时候就喝着棚子里炉子上烧开的水，穿着白色孝服的人在他们的视线里走来走去。三昨天，在鸿毛镇，看见白花花的一堆人正在办丧事，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一曲高亢嘹亮的悲音，是一阵如泣如诉的唢呐声，吹的是北路道情。听到那声音，二丑和八墩几乎同时停住，就站在纸灰飞舞的街上听了一会儿。如果不带任何偏见来说，那唢呐吹得真是好，一声声直往人的心里钻，之后又一片一片地荡开，荡到漫山遍野，黄叶飘零，以至于让专门以拉胡琴为生的八墩也不得不承认吹得人真是肝肠寸断。两个人忽然来了兴趣，决定过灵棚那边去看看，看看是哪一个班子，是谁在吹，说不定还认得呢。过去一看，才发现是一个只有四个人的班子，领头的那个吹唢呐的不认得，却认得其中那个拉二胡的，是六道沟的永康。二丑用一个手势和那个叫永康的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站在旁边看他们吹打。旁边的灵棚里正在烧纸，白花花的人在棺材前跪了好几排，纸灰飘扬，不断地有黑色的纸灰飘到人的脸前。过了一会儿，烧完纸，他们那边的吹打也暂时停了下来。那个叫永康的年轻人把手里的二胡放到一张桌子上，然后就过来和二丑说话，叫了二丑一声“叔”，先掏出烟敬他们。八墩不抽烟，二丑点了一支。身边和周围全是艳丽的花圈和纸人纸鹤，他们也不敢硬靠，怕给人家靠坏了。说起来，这个叫永康的年轻人却是正经的科班出身，他是凉都艺校毕业的，在学校学的就是二胡专业。除了二胡，永康还会笛子和钢琴。不过，来到社会上以后，那两种已完全用不上，只有二胡还有用。可是，在一个几个人的班子里，一个人常常要顶好几个人用，你不能只会一种乐器，那几乎就等于是在吃闲饭，那谁能养活得起你，拉二胡的还必须同时会吹笙，甚至鼓板和唢呐也得能来两下。这样，永康就又学会了笙、鼓板和唢呐。刚才就是，二丑和八墩也都看到了，永康背靠着身后的帆布棚子，拉一会儿二胡，然后趁唢呐响起的间隙，把二胡放下，又十分熟练地拿起放在一旁的笙，捧在脸前等着。二丑抽着烟，问永康他们是哪天来的，来了几天了。永康说昨晚上才来。二丑又问这一个事情完了，总共能给多少。永康说不知道，一切都是老板在做，联系业务，与主家商谈，最后结算，从来都是由老板出面。永康边说边指了一下先前吹唢呐的那个人。除了正式的价钱，另外每吹打一场，每个人还能得到一盒烟，大方一点儿的东家给两盒。已经三十好几的永康成家还没几年，那可能稍微有一点儿和所做的事情有关，别人都说他们是专门吃死人饭的，不过他一直都在努力赚钱。他爹活着的那时候，还曾经托付过二丑，帮助他物色对象，一开始还真是挺费劲的。后来，可能很多人也都想明白了，男人，不管他是干啥的，只要能挣钱就行，就很顺利地成了家，还有了两个孩子。二丑对他说，你这么好的手艺，又会那么多乐器，我早就说不愁找不到。永康说，我那点儿东西根本不算啥，一个人出去不好混，我们老板那才叫厉害呢。刚才你们也都听见了吧，唢呐吹得不赖吧？不光是唢呐，别的乐器，没有他不会的。除了吹打，另外还很会谈判，跟着他，挺省心的。听永康这样说，二丑忽然多少有些凄伤。这么一个只有四个人的吹打班子，都有和人谈判的权利，而他和八墩，却从来都没有过那种资格。多少年了，从来都是别人说了算，人家同意，你才能开口，且给多少是多少。八墩的唱词里就有一句“大婶大嫂快来看，给多给少不烦恼”，那就是说给别人听的，不计较给多少，也没有资格和理由计较。可是，人家要是不愿意，你也只能背起行李走人，再没啥好说的，人家不想让你唱，你总不能赖在门上不走吧。另外他们也不敢，因为有的地方的狗很厉害，常常一进村就呼啦一下围上来一群，有时候已经出了村，它们还在后面汪汪地追赶，他们不得不一边抵挡，一边仓皇撤退。后来，他们渐渐地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越是偏远穷苦的地方，那里的狗就越厉害，因为平时很少能见到生人，看见一个就不会轻易放过。以后，凡是狗多的那些地方就再也不去了。听见唢呐吱吱地响了两声，那是休息结束，新一轮的吹打又要开始了的信号，永康就和二丑告了别，重新回到帆布棚子里，操起二胡。正要打算走的时候，从棺材下面忽然伸出一只手来，二丑和八墩都吓了一跳……很快又有一个人爬了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碗，原来是一个给棺材上油的人。……——摘自短篇小说《一夕》，作者吕新，原刊《广西文学》，《小说月报》2018年第3期选载中篇小说许春樵月光粉碎选自《长江文艺》2018年第1期潘小平雪打灯选自《大家》2018年第1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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