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桃花源”神秘的面纱（系列）
《桃花源源记》系列论文1—8标题
一、《桃花源记》并非虚构
——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二、揭开“桃花源”神秘的面纱&&&
——二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三、“桃花源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三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四、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生活、思想基础&
&——四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五、从文化沉积破解《巴文化》和《桃花源文化》
& ——五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六、《边城》与《桃花源记》
&——六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七、“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丰碑《都江堰》和《桃花源文化》
——七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八、《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是开启桃花源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金钥
——八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一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摘要：桃花源的强大魅力驱使世人千年以来万般寻觅，始终未能揭开桃花源神秘的面纱，桃花源成为中华千年悬谜。以桃花源的特征，与东晋时武陵蛮生活的武陵山区腹地——比较，无不处处相同或相似。武陵蛮的生活现实具备有桃花源的充足条件。
&关键词：《桃花源诗并记》并非虚构之作，武陵蛮的生活现实是作者的写作原型，武陵山区腹地是桃花源的典型原型，桃花源居人是避秦时乱的巴人后裔，桃花源经济、文化是历史悠久、良好的巴文化的延续。
&却怪武陵渔，自洞口归来，把古今游人忙煞；
&欲寻彭泽宰，问田园安在，惟桃花流水依然。（1）
我国东晋末年，伟大的文学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问世以后，一千六百多年以来，“桃花源”像美貌仙子深藏玉宇琼闺，其强大魅力驱使人们万般寻觅，如痴似醉，把古今学者、游人忙煞。
&四百余字的诗文面世以来，震动文坛。唐代诗人王维并将其改写成“桃源行”，广为传颂。后列为我国大学中文系、中学语文必读教材。世界各国无度有译著，不少国家有专门机构或专人研究，尤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最。桃花源风糜全球，“世外桃源”成了“人类美好地方”的代名词，全人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四百多字的诗文，引发了超过其不知有不下数十万倍文字量的歌颂、评论文章。它的文字容量只是文学天空的一颗小星星，而它的光芒却像月亮般照亮了文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广阔无垠的天空。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想揭开“桃花源”神秘的面纱，一睹真容。从南北朝初开始，便有人寻觅“桃花源”。现湖南桃源县沅水边的“桃花源”原来是武陵郡鲜为人知的荒僻之地，因其形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引起世人关注。南朝梁、陈明，便有言无二价到此涉足山溪，探寻灵秘，后寻踪者络绎不绝，桃花源名声大震，震动朝迁，唐玄宗李隆基诏令“桃花源”当地居民“三十户蠲免（免除）税赋，永充洒扫，守备山林。”后建寺观，宋朝鼎盛，元末毁于火，明清续建。瞻仰者赓续不绝，历代文人墨客在此题咏，成为我国文化胜地。但后来人们发现，此地小范围的生态环境虽酷似桃花源，但放眼大范围时，这里既没有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更没有避秦时乱的居人后裔，世人对此地桃花源产生了置疑。虔诚地到桃花源瞻仰的游人，“只见桃花不见人”，不得不带着“恨满桃花一溪水”而倜伥离去。故古人在“桃花源”写了一首对联“绝景此何来，版图原非刘氏土（2）；避秦意休问，世家不是晋时人”，表明此地并不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唐代韩愈说：“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人对“桃花源”的真实性产生了置疑。
&事情并非就些了结，桃花源的强大魅力，千百年来驱使人们万般寻觅。自古以来，凡有“桃花源”的地名或和桃花源相近相似或稍有瓜葛的地方，历代均有人一一加以考证，但是仍未能揭开桃花源神秘的面纱。
&到了二十世纪初，我国社会出现考证热，桃花源考证进入高潮。三十年代，陈寅洛先生《桃花源记旁证》考证影响最深。陈先生在考证中说：“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当时中原避验证之人民远离本土，迁至他乡……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陈先生解释：“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陈先生认为，当时中原地带有大大小小不同规模，众多割据独立的“坞”，这些“坞”是没有君王的小王国，和没有君王、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社会相似。
陈先生经众多考证后，论证要点如下：
1、真实的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2、真实的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符秦，而非赢秦。（3）
3、《桃花源记》记实之部分乃依据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4）
4、《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磷之入衡山采药故事。（5），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陈先生严密考证的精神值得人们钦佩，但是他考证的结论仍给桃花源蒙上一层厚厚的面纱，故其结论也没有被世人采纳。
神秘的桃花源在哪里？记实《桃花源记》的原型何在？
我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既有繁华的城市，又有不少人迹罕抵的深山密林。解放前，在崇山峻岭生活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都过着闭关锁族的自然经济生活。解放后，这些山区的学子在读到《桃花源记》时并没有认为桃花源是虚幻的仙境，而是贴近生活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实在。如《没有国王的王国》一书的作者邓敏文、吴浩研究员便以黔东南侗族子弟的亲身经历，感慨地说：“假如今日的桃源县果真是古代的《桃源仙境》，那么今日侗族人民的家乡就应该是古代的《桃源深处》了……历代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生活在这里的民族祖先只能结款（条款、团约）自治，联款自卫，过着一种有款元官（6）的社会生活，所以我们将这里称为《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
下面我们引述作家石英教授在《桃花源的魅力》一文中的一段话：“桃花源是我三十年前初读《桃花源记》时就心向神往的地方……在大学读书时，还有的同学因为不经意流露出想一见桃源仙境而遭到批判，被拔了‘白旗’。但在我内心里，桃花源却并未因为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诛伐，减弱了引人的魅力……在大学里学文学史，教授断然告诉我们说：陶渊明笔下的所谓桃花源完全是子虚乌有。在那个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而今我觉得：仙境果然是没有的，绝对的隔离状态是很难的。但我今夏以来先后深入闽西山区和湘南山区，却发现了不少与中心城市和交通要衢远相隔离的幽深地带。譬如闽西北区武夷山腹地，在一个三五户的丛林山村与一老年农民谈起，他肯定地告诉我说：他的祖先是宋江末元初为避元兵侵害从北边迁过来的，有世代相传的家谱为证。从那时起，数百年间未受到战火侵扰，直到解放前夕却遭到国民党残匪的祸害，最后还是解放大军解放了我们，才传来了山外世界时代变迁的风信。湘西山区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似乎不可断然否定吧？……我认为，任何形式文学作品，如果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一味胡编乱造，不可能有其长久的生命力，而《桃花源记》的引人魅力历久不衰，就绝不是偶然的。”
类似石英教授对桃花源认识的知识分子，在校园、文艺、史学圈中为数也不少吧！笔者是石教授提到的湘西山区土家族，我从初读《桃花源记》那时起就倍感亲切，数十年来想为世人揭开桃花源神秘的面纱。今天，隐藏玉宇深闺千余年的“桃源仙境”已呼之欲出，愿有识之士和我们一道，共同揭开她那神秘的面纱吧！
解剖《桃花源诗并记》便清楚看到，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和平安定、丰衣足食、民风淳朴、生态良好、没有王税、山地型农业经济发达的社会。桃花源必须充分具备这些社会环境，同时要受到时间：晋太元中，地点：陵渔能够到达的地方，人文背景：避秦时乱等条件的制约。
我国早在战国时代便进入了封建社会，东晋时代，封建社会已很成熟。“晋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权下，在“五胡乱华”的烽烟岁月存在一个“与世隔绝、和平安定、没有王税、农业经济发达、民风淳朴的社会”，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使人容易产生这样的结论：“桃花源只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社会，是仙境，是诗人理想的寄托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发抗。”
但是，在我国这个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里，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在我国历史上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上面提及的闽西山区丛林山村的黔东南桃源深处的侗乡便属此例。下面，我们从东汉、三国至两晋的历史来验证一下东晋时当时武陵蛮聚居腹地——武陵山区是个什么社会，是否具备“桃花源”那些社会环境和特定制约的条件。
在我国的中部版图上，从北到南有一座绵延湘、鄂、渝、黔四省市，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大山脉，那就是巍巍的武陵山脉。它处于我国西部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和东部平原的接合地带。山体高耸，一般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最高峰梵净山海拔2570米，山势险峻，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山蛮重叠、群峰耸立、沟上壑纵横、河谷深切。地形十分复杂，植被非常良好。直到今天，境内还保存着成片的原始森林，有举世瞩目国外已绝种誉为“活化石”稀世之珍的多种孑遗树种，如古水杉、银杏树、珙桐、香果树等，有二十五种属于国保的珍稀动物，由此可知，东晋时武陵蛮地人烟稀少、鸿蒙末辟、&&&
榛榛（7），禽兽满山、交通阻隔。如此险恶的地形和自然环境，正如清人顾彩描述：“武陵地广袤数千里，山环水复，中多迷津……夫以地广人稀，山险迷闷。入其中者，不辨东西南北……其险处一夫当关，万人莫入。”（8）古代，武陵蛮利用这些地形、环境与王朝官军周旋，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如东汉王朝与武陵蛮的战争。“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汉光武帝刘秀时代，公元47年）遣威武将军刘尚率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陵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能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缴战。尚军大败，悉为所灭。”（9）光武帝遣宋均火速往援，但当宋均兵到，刘尚已全军复殁了。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光武帝派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等率兵四万余人出征五溪。马援率军溯沅水而上，至清浪滩，滩险水急，船不能上，蛮军据险阻击，马援困守壶头，“三月进营头。贼（指“武陵蛮”）乘高守隘。水疾，船不能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蛮军常常“升险鼓噪”
（10），面对武溪之险恶，威镇南疆名将马援作“武陵深行”歌哀叹曰：“滔滔武溪一何深，乌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11）数月后，马援卒于师，一代名将，“马革裹尸”而还，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大半，官军已无力再战。
查，这两次战争，武陵蛮酋是相单程。后一战争中，有人沽算武陵蛮兵实际上只有四千多人，却打败了由名将统帅、武器精良，数量多于其十倍的官军，在我国战争史上，恐怕也称得上少胜多的典例吧！只由于武陵蛮无文字记载此事，大一统的王朝又不熟悉蛮情，文人也羞于王军败于蛮军之故吧，故史书上对这一战役记载寥寥，鲜为人知。武陵蛮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战绩，这和蛮夷民族俗善弩射、依林走险、若履平地、骠悍勇猛的素质，机动灵活的战术和充分利用武陵山区险恶的地形、环境不无关系。
当伏波将军病殁于二酉山，军心涣散，监军宋均担心官军又遭全军复殁厄运之际，派人以皇帝的名义前往“招抚”，许以优惠特迁。武陵蛮本只图闭关锁族，互不相扰。加上武陵蛮军出现了粮缺人困的现象，故愿意归顺朝廷。这些战争，官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客观上遏制了以后的统治者深入武陵蛮腹地，直接统治的欲望，加速了武陵山区羁縻（牵制、束缚）制（12）的形成。同时加深了武陵山区闭关锁族，与外界严重隔离的环境。
三国时代，蜀国诸葛亮对蛮夷实行招抚政策，不直接统治蛮地，故五溪蛮倾向蜀国。刘备率军东征，遣马良“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师皆受封号，咸如意指。”蜀亡，吴、魏争夺五溪，但也未能实现在五溪地区的直接统治。
西晋末年，公元301年，由于赵王司马伦废黜皇帝而引起的藩王互相攻伐的“八王之乱”。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在北方立国，称汉王，大动乱的十六国时代从此开始。公元313年，汉刘聪攻陷西晋城洛阳，抓获晋怀帝司马炽，放火焚烧洛阳，这一变故史称“永嘉之乱”。公元317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称帝（晋元帝），偏安东南一隅的东晋时代开始。公元304年——452年，我国北京处于十六国时代，一百多年历经七个民族，分别建立过23个政权，连年战乱不息。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北方强大的前秦符坚率90万大军南侵东晋，在今安徽和八万晋军展开了有名的“淝水之战”。东晋末年，南郡公桓玄兵伐京师，废帝篡位，刘裕内戡桓玄，对外收复青、齐，清除关、洛，直至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宋，南朝从此开始，战乱从未停息（13）。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动乱、人民大迁移的时代。《桃花源记》所写的“晋太元中”就是指晋太元年代（公元376年——396年）但是，就是在我国东晋北方和南方大动乱，大迁移，无一片净土的战乱时期，武陵蛮居住的腹地却没有受到战争的侵扰。石亚洲博士也在《土家族军事史研究》一书中说：“两晋统治的150多年间，武陵地区蛮夷民族相对比较安定。”这样的一个和平安定环境，对当时惨遭战争蹂躏的人民来说，无疑像仙境一般。《桃花源诗并记》中记实的“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相命肆（致力）农耕。日入从所憩。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正是当时武陵山区腹地一派和平安定、欢乐环境的写照。
武陵山区位于我国中部的大山区、北、东、西三面皆是历代王朝争霸之地。武陵山区，《禹贡》将其划为荆州域。自禹以后，属巴方领地。巴子国强大时属巴子国黔中地。春秋时，公元前361年巴楚战争后属楚黔中地（郡治在今常德市）。战国时，公元前316年秦灭巴，接着灭楚，属秦黔中地（郡治在今沅陵县西）。西汉属武陵郡（郡治义陵，今溆浦县）。东汉属荆州、武陵郡（郡治临沅，今常德市）。三国时代，湖南属吴，湘西属吴荆州（州治南郡，今湖北江陵）武陵郡和天门郡，酉水流域属武陵郡（郡治今常德市）。两晋，湖南属荆州（州治襄阳，今襄樊市），湘西属武陵郡和天门郡，酉水流域属武陵郡。西汉以后，酉水流域在武陵郡下置迁陵县（沿用到南北朝的宋代），酉阳县（沿用到南北朝）、黔阳县（三国蜀置，沿用到南北朝梁代）从形式上看，武陵山区早就纳入我国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但是，如上所述，历代王朝从未直接统治这一大山区的蛮夷。武陵山区的蛮夷由当地蛮酋直接统帅。西汉末和东汉时期，酉水流域的武陵蛮酋有资料记载可查的主要有田强、相单程。两晋时代，由于武陵山区“蛮夷”民族相对安定，没有大的战争，故史无记载。但是，透过土家族影响深远的史诗——摆手歌词可以看出，当时武陵蛮民敬仰、歌颂的是八大王，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是被鞭鞑的对象。当时的武陵蛮酋，也非世袭，有着较强的民主性质。没有君王，自然没有君王的年号纪历了，正像《桃花源诗》记实的：“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了。
武陵蛮的先民之一——巴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对我国历代王朝有过贡献。在我国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14）。秦昭王时，白虎伤人为患，武陵蛮先民&
人应募射杀白虎，立下大功，成了秦国的义人。汉高祖刘邦，曾招募&
人共定三秦，在平秦时，为汉前锋，冲锋陷阵，以歌舞迷敌制胜，立下功劳。为此，历代王朝给予巴人以优惠待遇。汉高祖嘉奖&
人七胜的赋税。在武陵山区，如前所述，王朝的直接统治并未到达，王朝只对蛮酋施加影响，对蛮酋，以抚为主，只求降服，纳贡，“赋役未行中国法”，没有向王朝直接纳税。一直到五代公元939年发生的楚马希范和溪州刺史彭土愁（彭氏统治湘西长达八百多年）的“溪州之战”后建立的溪州铜柱也铭文记载；“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瞻；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农桑之业。”这些，和《桃花源诗》“春蚕收长丝，秋熟靡（无）王税”是一致的。
今天的土家族是由古代多个民族交融而成的。东晋时代，土家族的先民既有远古原始社会就繁衍生息在武陵山区的土著居民，他们以渔猎经济为主生活着。也有着在各个历史时期进入武陵山区的巴人（含&
人）。巴蜀文化在战国前就已独立发展成为我国长江中上游的主流文化，其文化形式独特，和中原文化大不相同。秦灭巴后，古巴子国的巴人大量向周围四散逃亡，大量流入楚国，其中一支，进入湘西北，流入五溪，也成为土家族的先民。他们在武陵山区腹地这块土地上，和睦共处，共同生活着，又彼此互相自然的交融着，经济、文化也在交融中发展着。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规模宏大的土家族“赶仗”（狩猎），更多地体现了土著先民和&
人的遗风；持续千年之久，有着土家族史诗般的全民摆手歌舞，折射了巴人巴渝舞的光芒；发达的复合式农业经济、稻作文化是巴人经济、文化的延续；五彩斑斓的“土家织锦”是&
布的延承发展……透过桃花源的经济、文化，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当时尚未融合成土家族的先民们的经济、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
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在武陵山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也说明了土家族先民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丰富的农业文化，土家族是最早的稻作文化民族之一。巴人在秦汉以前便在武陵山区活动，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秦灭巴后流入的巴人带进了先进的文化。更促进了秦汉以后武陵山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桃花源诗并记》中记实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命肆农耕，桑竹垂馀荫。春蚕收长丝，鸡犬互鸣吠”发达的农业经济是相吻合的。
秦灭巴后，流入武陵山区的巴人和当地的土著民族（含此前不同历史时期迁入的巴人）共同生活、相互交融形成以后的土家族。桃花源居人当然有着“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的历史背景。《桃花源诗并记》记实的“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俎豆（祭祀）有古法，衣裳无新制”正是当时流入武陵山区腹地的巴人后裔生活的写照。
土家族有着优良淳厚的风俗，人民勤劳俭朴、待人诚实、热情好客，来客必以酒肉招待。暑天路过瓜果园林，摘瓜解渴，不必问属何家，“利口之物，不分彼此。”竖屋上梁，婚丧喜庆，亲邻友好皆来相助，重情义而不计报酬。一家病痛灾难，大家康慨解囊相助（15）。这些淳朴民风，源于巴文化。故《桃花源记》中记实的“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正是巴文化淳厚民风的写照。
陶渊明记述的桃花源满溪桃林，临溪傍山“土地平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生态良好，属山地型农业村寨。武陵山区群山起伏，溪河纵横，山与河谷之间有平坝。村寨多在近溪河平坝，依山傍水，寨前田园阡陌，寨后绿水青山，古木参天，风光旖美，属典型的山地型农业村寨。这些地形、地貌、生态和桃花源又何其相似乃尔！
总的来说，东晋武陵山区的武陵蛮有着《桃花源诗并记》中记实的与世隔绝、和平安定、丰衣足食、民风淳朴、生态良好、没有王税、山地型农业经济发达的社会环境，同时具备了《桃花源记》要求的时间：晋太元中，地点：武陵渔能够到达的地方，人文背景：避秦时乱等制约条件的要求。
虽然长期以来，武陵蛮闭关锁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与外界处于隔离和半隔断状态。但是，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隔断也难以禁止边民们的交往。武陵蛮和汉族民间的往来从古以来从未间断。陶渊明生活在武陵毗邻的柴桑，又乐于和劳动人民广泛交往。在战乱不息的东晋，武陵山区腹地和平安定的生活自然会通过多种途径传给陶翁，从而记实成诗文。由于陶翁并未亲临桃花源，诗文带有作者的理想成份也是难免的。
总而言之，东晋武陵山区腹地的环境完全符合桃花源要求的全部条件，桃花源神秘的层层面纱至此已经全部揭开，因为结论如下：
1、东晋武陵山区腹地是桃花源的典型原型。
2、桃花源居人是避秦（赢秦）时乱的巴人后裔。
3、桃花源的经济、要是巴文化的延续。&
（1）这是民国初年湖南夏受棋的桃花源对联。
（2）刘氏：指《桃花源记》中的南阳刘子骥，他因寻找“桃源”未果而病终。
（3）赢秦：秦始皇姓赢名政，故其王朝叫赢秦。（公元前221——207年）符秦：东晋十六国时代，我国北方十六国之一的前秦，统治者符姓，故叫符秦（公元351——394年）。
（4）东晋末年，陶渊明朋友戴延之曾随南北朝时代宋朝开国皇帝刘裕入关灭姚秦，著有《西征记》二卷，记述西征沿途的见闻。陈寅洛先生在考证中疑陶公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从刘裕入关途中之所闻见。《桃花源记》之作即取材于此。
（5）刘磷之入山采药故事；刘磷之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古代圆形粮仓），失道问径，得还家。或说&
中皆仙灵方药。磷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
（6）款，团约也。封闭的少数民族，无王法约束，同族人民集体议定条款，共同遵守，并服从款首之指挥。
（7）野生动物，榛：野生植物；榛榛：满山原始森林，野兽出没。
（8）《容美纪游》（清）顾彩著
（9）《后汉书》卷86《南蛮西夷列传》（南朝宋）范晔
（10）《后汉书》卷24《马援传》（南朝宋）范晔
（11）《古诗源》武溪深行& 马援
（12）羁縻制：羁（音[ji]激），马笼头束缚；縻（音[mi]咪）拴捆、牛绷绳。羁縻制是王朝以蛮制蛮，给予民族地区一种较宽松的统治，以达到牵制强悍少数民族的目的。
（13） 以上史料选自史学泰斗吕思勉史学论著《两晋南北朝史》和《资治通鉴》。
（14）《华阳国志》（晋）常璩
（15）《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
二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摘要：桃花源的魅力源于桃花源文化。东晋时，武陵蛮生活的武陵山区，在外部，地理、地质、生态构筑的天然屏障造就了其与世隔绝的天然环境，中原王朝的羁縻制造就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社会环境。在内部，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几乎处处和桃花源文化雷同。武陵山区腹地在特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动力共同作用下滋生了独特的桃花源文化。
关键词：桃花源的魅力源于其文化魅力。武陵山区有着特殊地理、复杂地质和原始天然屏障。古代的羁縻制既造就了和平环境，又使民族文化获得传承发展。良好的巴文化是滋生桃花源文化的主要动力。
一、桃花源文化形成的外部环境
（一）天然屏障造就与世隔绝
翻开中国地形图，你便看到中国地形，西高东低、水向东流，按地形大致可以划为三个阶梯：西部高原、中部山地盆地、东部大平原。在西部盆地和东部大平原之间的广阔地带，是一片带状的崇山峻岭，从北到南、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南岭构筑起一道远远赛过长城的天然屏障，中间只有一条水道可通——峡高流急的长江三峡。这道屏障，连山叠岭、山势险峻、山上有山、山中套山、山峦重叠、群峰耸立、沟壑纵横、河谷深切、飞瀑暄鸣、暗河横流。一眼望去，漫山碧翠、森林蔓延、古藤纵横。至今，尚有若干成片原始森林。你到张家界，便能目睹没法攀登、人迹不达的台地原始森林。武陵山脉西麓广阔的灰千梁子（黔江叫灰千梁子，酉阳县称之大板营，咸丰县称其为平坝营）原始森林生态迷宫，至今连护林工人都难逃失踪和迷路的厄运。神农架自古以来便盛传野人出没，漫山藤蔓。
这一天然屏障，“一夫当关、万人莫入”可谓十分贴切、真实。《太平寰宇记》载：“后汉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沂沅水入武陵，击入，尚轻敌深入，悉为所没。”刘尚全军覆没于这险峻的地理环境。汉光武帝后遣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率四万将勇征讨“五溪蛮”凭借天险，只以四千之众便将其击败，马援马革裹尸而还。马援一生用兵，所向披靡，最后却惨败于这武陵天险屏障。近代，日寇曾叫嚣数月内便能灭亡中国，结果在占领东部平原后便竭止于这道天然屏障。是这道天然屏障保存了我国半壁江山。
东晋时，在这道天然屏障深山密林的台地、谷垌里稀稀落落地生活着的是当时被中原王朝称为“武陵蛮”的少数民族。当时，虽然正值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外部南北纷争、政权频繁更迭、生态严重破坏。可是，武陵山区除了与汉族交界的边缘地带受到一些干扰外，武陵山区腹地却得益于这一天然屏障的阻隔，赢得了一方和平安定的环境，沿袭自己民族的模式平和地生活着。
（二）羁縻政策滋生桃花源文化
千百年来，传统的历史观使我们在文化的认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很多人，至今只认识到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忽略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源头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少数民族”几乎成了“文化落后”的代名词，认为所有少数民族的源头文化都是落后的，都是在辉煌的华夏一元文化的带领下才出现文明。同时也忽视了诸多个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近年来，我国东西南北地区考古的重大发现使人大吃一惊、令人耳目一新。近年的考古已证实：我国大地，东西南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华夏文化。如辽西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文明，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特别是四川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出土，三千多年前便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和诸多大型铜器，历经数千年仍栩栩如生，其规模之大、造型之美、工艺之高当时堪称世界之最；其它如青铜神树、纯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三星堆文化不亚于甚至早已超过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是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虽然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学者尚在争论之中。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三星堆人并非华夏人，三星堆文化并非华夏文化；三星堆人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三星堆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给人一个无可辨驳的史实：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并非一元整体格局，而是多元一体格局。
在中国地图上，把上述的天然屏障天然屏障从北到南划一条线，在线的北端的西部沿秦岭划一条从西到东的横线，在线的南端从西到东沿南岭划线。在这Z字形线的北、东面便是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这一大片地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就活跃在这一疆域。Z字形西南方和南方，是我国长江上游流域和整个珠江流域。这一大片疆域，战国以前都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按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划分，这一大片疆域，统统称这为“蛮”地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里并非只有一个“蛮”族，只有混混沌沌、没有文明、落后野蛮的一群原始人。战国时，这里方邦林立，大的邦国四川盆地和峡江地域有蜀国、巴国，云贵高原有滇国、夜郎国，南岭以南有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等。只是，这些邦国和中原王朝疏于直接交往，史籍没有记载罢了。但是，从三国演义中我们还能看到其影子，如孔明七擒孟荻故事，孔明的交战方，不就是以孟荻为首各峒主参予的酋邦集团吗！各垌集团之间既有联系，又不互相统属。
我国元朝土司制以前，中原王朝对“蛮”地的少数民族一向实施羁縻制度。即王朝分封蛮酋进行治理，保留蛮地制度、风俗不变，没有税役或薄赋轻役，赋税不行中国法，靠朝贡、回赐维系君臣关系。实施羁縻制度之缘由，我们不妨从三国演义中看其端倪。
孙明七擒七纵蛮王孟荻，直到孟荻臣服，孔明班师回朝之际“长史费讳入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方，蛮王今已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荻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作长官）则当留兵，兵无所食（必须提供粮草）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伤亡（刚经历战争，父兄多有死伤），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地方长官）之罪，自我嫌疑，留外人（为长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草），与（蛮共同）相安于无事而已。’众人皆服，于是蛮方皆感孔明恩德，乃为孔明立生祠，四时享祭，皆呼之为慈父。各送珍珠金宝、丹漆药材、耕牛战马，以资军用，誓不再反。”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以前，巴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川东、峡江两岸（含清江流域）。秦灭巴后，巴文化发展的重心已移至武陵山区腹地。对于秦灭巴后，中央王朝在巴域的羁縻制度，文献上多有记载。我们不妨将秦灭巴后直到五代入主五溪这一段时期的记载按时间先后摘录部分；
“战国时，秦惠文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汉兴，南郡太守靳强奏请，一依秦时故事。”秦昭襄王时（有白虎为患），昭王乃募有杀虎者，赏邑万家（后白虎被板楯复夷射杀），昭王以复夷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勿论，杀人得以以&
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太平寰宇记》）
“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晋书》）
“至高帝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昝、鄂、度、夕、龚七性不输租税”
（《太平寰宇记》）
“汉高祖为汉王，募&
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晋书》）
“宋（注：指南朝刘宋，陶渊明晚年正是此时）人赋税严苦，贫者不堪复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不供官税”
（《太平寰宇记》）
现在，湘西永顺还保存着我国五代时汉蛮双方战后所立的有立的“溪州铜柱”仍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瞻；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农桑之业……。”
以上凡有史籍记载的都只是发生于汉蛮交界的界之事；对于武陵山区腹地，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王命限制（这种限制直到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才取消），汉蛮交往更加有限，这里发生的事，根本就没有史籍记载了。汉蛮交界地界尚且是薄赋轻役或无赋无役，其蛮地腹心地带就可想而知了。陶渊明写作桃花源正值南宋之时，当时“宋人赋税严苦，贫者不堪复命，多逃亡入蛮”正是陶渊明写作时代武陵山区汉蛮的真实写照，这对曾在江陵生活、工作的陶渊明来说不可能会不知道的。
二、桃花源文化形成的内部环境
（一）物质文化。战国前，在“蛮地”疆域内聚居的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蜀国、巴国。上已提及，川西三星堆文化不亚于甚至超过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引起了全球轰动，学者认为要改写巴蜀古代史。发祥于长江峡江地域的巴，近年考古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便能大量制作精细的新石器工具做为石器产品对外进行产品交换；峡江的巫盐是我国最早的产盐基地。巫盐成为巫咸国、巫&
国及后的巴国的主要经济支柱，依靠这一经济支柱，成为《山海经》中记载的“不绩不经”而有布帛衣服可穿，“不稼不穑”而有“百谷所聚”，“鸾鸟自歌、风鸟自舞”的一方生活乐土。巴国沦亡后，巴文化的重心向武陵山区腹地转移。
考古文物出土中，在湖南湘西的汉墓葬中，保靖四方城发现铁斧、铁刀，保靖黄连发现铁锸、铁钺、环首刀、铁剑、铁斧、铁铲等，在桑植发现铁的作坊遗址。这说明那个时代，使用铁器已很普遍。铁工具以铁斧、铁锸最为广泛。当时，武陵山区的河谷地带早已种植水稻。在湘西地区，发现战国时期的粮窖，有稻、粱、豆等多种农作物产品。《水经注》载：“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著名的巴人“&
布”是当时人们追求的奢侈品，也是巴人对朝廷的贡品。这些说明武陵山区农业已有很大发展。但是，在武陵山区，河谷、台地十分有限，绝大部分是山地，故总的来说，稻谷的生产在这里并非主导地位。大部分还是山坡上的&&
田。当时的武陵郡，辖区广阔，据《续汉书》（晋·司马彪撰）载：“武陵郡，十二城，户四万六千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由于这样地广人稀，山地为主，故渔猎、采集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里森林密布、物产丰富。在汉代，《华阳国志·巴志》载曰：“巴地是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
、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药、园有芳药、香茗，给客揆葵。”足见巴地物产之丰饶。《华阳国志·巴志》中引述先民之诗曰：“川岩唯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为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由此可见，当时巴地人民生活的多样化和丰足。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首直接描写巴人生活的诗：“竹枝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
。”这首诗，说明当时巴人烧&
耕作的普遍和已有银钏金钗打扮一新的巴妇，也足见巴人生活的富足。
魏晋南北朝时，正值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纷争不息，遍地生态凋零，诗人陶渊明和广大人民过着颠簸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在武陵山区“蛮”地的物质文化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这不能不成为陶渊明记述桃花源物质文化的原型。
（二）社会结构。东晋时，武陵山区武陵诸蛮民族的社会结构大致相同，我们不妨以巴族为例进行解剖分析。
长江三峡的峡江两岸是巴人发祥地，连同川东是巴人活动中心地带。武陵山区原黔中郡地域原是巴国属地，巴国晚期沦落楚国。巴国是一个纯山地型国家，峡江峡高流急，武陵山脉连山叠岭，河谷、台地甚少，居民聚落分散，交通十分不便。故自古以来，自然形成了以氏族、家族为中心各自彼此独立活动的聚落。就在巴国全盛时期，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集团，属酋邦社会。各氏族、姓氏首领、垌主分别管理稳中有降自的聚落群体。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巴国沦亡后，峡江巴域和武陵山区腹地仍继续沿袭下去，一直到五代，在湘西的《溪州铜柱记》仍能明白的反映出来。我们不妨看看，潘光旦先生对《溪州铜柱记》中的一段精辟的分析：“《记》文末尾附有一系列姓名，表面上是统治者（指彭士愁）的命官，实际上是地方的首领……其中彭氏八人、田氏四人、覃氏四人、龚氏两人、何氏、朱氏各一人……《记》文中再三说到‘五姓之首’与五姓大众如何如何，而《记》列名，却有六姓，势必有一姓除外，这大概是彭氏自己了……《记》文后面附刻有一段话，据说是‘五姓’群众自己提供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当时这一地区的族类的内部生活与统治者的关系来……彭氏，对外称溪州刺史，其在当地则是‘都头’……‘当都头’就是‘本都头’的意思。当初‘帅号精夫，相名殃徒’所表示的一般部落社会的首领制度……说到‘祖父本分田场土产’似乎表示土地还属氏族公有或氏族的支派所公有，土地的生产品由氏族成员公平分配，家庭私有制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潘先生的分析给我们指明了：直到五代彭氏入主五溪以前，这里的社会结构是帅号“精夫”（渠帅）的部落社会首领制度，彭氏入主后代替了“精夫”这一角色，对内称都头，对外称刺史，内部还保留姓氏首领制不变，由各姓氏独立管理，山林归氏族公有，生产品由氏族公平分配，家庭私有制尚未建立起来。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桃花源记反映出来的人人平等、自由的桃花源文化是相一致的。&
（三）精神文化。东晋时的武陵山区腹地，可说是一个歌舞之乡，生活在这里的“武陵蛮”民族，无论是巴族、苗族、侗族，都是一个传统的歌舞民族。
巴歌在我国文坛影响深远，唐代以前可说是历代都有很多记载。《楚辞》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源于峻岭幽谷的巴歌在泱泱大国楚国国都郢都食不果腹有大量的和者，足见巴歌对楚文化影响之广。到了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深受巴歌的影响，在巴歌的基础上提练创作而成的“竹枝词”曾久久风靡整个中原大地，直至近代武陵山上的文人和上海滩上的文人都还喜欢写“竹枝词”。
武陵蛮民族不仅喜欢歌舞，还善于把歌舞和劳动、生活结合起来，生活处处离不开歌舞，使整个社会处处时时都充满歌声。关于这一方面，历代史籍都有记载：“其民族一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即使在田间劳动中唱歌也要击鼓，使整个劳动场面充满阳刚之气和朝气”，“近溪河者，&
桔声相闻，刘禾既毕，群事翻犁、插秧芸草，间有鸣金击鼓，歌唱以相娱乐者，说古田歌遗意”，“即使是在片刻的田间休息时间，也能听见劳动中传来的鸣金击鼓之声和从河边传来的有节奏的&
桔汲水声。”可以说，处处劳动皆充满歌声。
苗族同胞之歌富于传统，其歌众多，有古歌、苦歌、情歌、酒歌、飞歌、起义歌……可说是生活无处不歌。侗族同胞传统的歌也特多，有古歌、礼俗歌、父母歌、苦情歌、开路歌、迎客歌、山歌、河边歌、木叶歌、酒歌、哭嫁歌、情人歌、儿歌、耶歌、大歌……凡是要说话的地方，都可以用歌声来代替。侗族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领众和的多声部大歌十分有名。1986年曾在巴黎艺术节演出，被国外人士和媒体誉为“最有魅力的复调音乐”。
古代的武陵蛮民族的歌舞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艺术，在当时还担负了众多社会职能。如民主产生的村规民约般具有法律效力的“款词”，便是通过唱词、歌舞的方式来传播的。神圣威严的鼓楼，不仅是“芦笙踩堂”集体歌舞表演的最佳场地，更是传承古训、激发民族热情的场所，也是对民族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学校。垌垌都有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的土家族摆手堂更是这样，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七日，夜间鸣钲击鼓、山谷震荡。男女齐集，按姓氏列队，每队按领队、龙旗队、神棍队、祭祀队、歌舞队、奏乐队。灯笼、火把、走马灯闪耀，龙旗招展，整齐列队行进，一路上随着锣鼓声合着脚步，齐集庄严、肃穆的摆手堂。经过雄浑、热烈的仪式“闯驾进堂”后，在梯玛的主持下，敬奉、纪念民族先祖、摆手演唱……通霄达旦。这样的民族习俗，千年不变，亘古至今，人人自觉自愿来到摆手堂，用神秘的调子歌唱远古的传说，泪花里闪耀着稀有的虔诚、欢乐，沸腾的摆手歌舞几手掀开覆盖在头顶厚重的夜幕。就在这样的情景中，人民受到了现实和历史的教育，传承了古训，知道了民族的历史，获得了知识技能，明白了做人、做事的准则和道德规范。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精神得到升华，激发了丰富的民族情感，全民共识，从而使社会呈现出质朴、善良、忠厚、老实、勤劳、勇敢、刚正、耿直、吃苦耐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机智粗犷、热情开朗、团结奋进的良好民风民俗。“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人人快乐、乐于天命、民风淳朴、延客成俗的风尚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了。
三、桃花源文化是特殊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文化
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到，武陵山区腹地天然屏障的地理环境，中原王朝的羁縻制度做为外部环境，造就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税收、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武陵山区腹地内部，当时地广人稀、有丰富的山地、河谷资源，在传统良好的民族文化作用下，使武陵蛮民族具有高于当时战火纷飞的东晋人民的物质生活。“武陵蛮”民族的社会结构是酋邦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山林、湖沼族有，从而滋生了比较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风尚。富有传统的、良好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巴文化的动力滋生了人人乐于天命、处处歌舞、延客成俗、民风淳朴的社会风尚。从这里，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曾经生活、工作于武陵山区附近江陵的陶渊明，其桃花源的写作绝非作者乌托邦的虚构。也不需要虚构，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众多民族国家。桃花源文化的实质是：在我国特殊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民族文化。
桃花源文化不是华夏文化，因为桃花源文化和华夏文化存在着众多重大的差异性；桃花源文化应是“武陵蛮”民族文化，因为桃花源文化和“武陵蛮”民族文化有着众多共同性。准确地说，是我国东晋时武陵山区腹地特殊的外部社会条件和内部环境的动力作用下滋生出了独特的桃花源文化。它是中国民族史中的一株奇葩。是一特殊的社会现象。
千百年来，桃花源文化征服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灵，令人神往。桃花源成了“美好的地方”的代名词，充分说明了桃花源文化有着众多人们向往的美好基因。这些基因正蕴藏在滋生桃花源文化的民族文化之中。今天是我国有史以来民族团结、协作最好的历史年代，如我们沿着党的民族政策，按照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去发展我国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将会滋生出更多、更美好的民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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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摘要：&陶渊明一生对其影响最深的有二人，曾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在其影响下从小熟读《六经》，立志大济苍生、为国建功立业。陶渊明五次出仕，七次辞官，其中有前途的有两次在桓玄和刘裕处为官。在桓玄处担任幕僚时，生活在江陵，分管南蛮事务。陶渊明归隐后，和人民一道饱受战乱的灾难，恨透了造成灾难的皇权，故在晚年以当时武陵蛮的生活现实为原型，奋笔疾书《桃花源诗并记》。
关键词：“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世与我而相违，”“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慑清风，高举寻吾契。”&
《一》我们先从陶渊明的家庭影响、教育，看其政治理想的形成及其晚年写“桃花园记”的生活基础。
有两个人的思想品德影响了陶渊明一生，是他崇拜的偶像。一是其曾祖父陶侃，二是外祖父孟嘉。曾祖父陶侃是一位被后人推崇为“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一代名人，有数则感人的故事载于史册。一是“陶侃治荆州”：陶侃任荆州刺史，勤政廉洁，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不惜寸阴；至今众人，当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属吏受晋代官场腐败恶习影响很深，弗听，依旧吃喝玩乐，纵酒聚赌，怠于公务。侃气甚，派人把酒器、赌具全扔于江，严加惩戒，重犯者严惩不贷，荆州吏治肃然。一次，陶侃到乡间察访民情，路见一年轻人沿路信手摘取稻穗玩耍，问其何故？答：“没什么用，拔它玩玩而已。”侃恼，责道：“你这花花公子、四体不勤、暴殄天物，岂可恕你！”令人对其教训，直到其内心信服，表示坚决正后才罢。农人听说刺史大人如此尊重劳动、保护庄稼，无不感动。陶侃带兵41年，军纪严明，和人民有如鱼水之情，史书记载，他管辖地区、社会安定、人民富裕，出现“路不拾遗”的良好风尚。在军阀专权、豪强斗富、吏治腐败的晋代，陶侃的风范、品德不愧为一代名臣，后人推崇的“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并非虚言。后历阳（今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反，陶侃出兵平叛有功，晋成帝封侃为太尉、长沙郡公、都督荆、襄、雍、梁、广、交、宁七州军事。334年，76岁的陶侃告老回长沙，《晋书·陶侃传》载：“疾&
，将归长沙，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薄，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以付王愆期，然后登舟，朝野以为美谈。”未抵长沙，中途病故。陶侃一生清正廉明，殁后既没有留下丰厚资产，也没有像当代军阀那样军权世袭。但是，陶公却给后人，他的子孙留下了良好的品德楷模，使其曾孙陶渊明从小就确立了追求仁政、国建功的事业有着积极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进取思想。
据岳麓书院学术文库《十世纪前的湖南道教》载：“陶侃早年当过武冈令，后又被荆州刺史刘宏辟为南蛮长史，负责荆州少数民族事务。”后陶侃又亲任荆州刺史多年。陶侃死后，由其第三子陶夏送灵柩回长沙安葬（注：葬于现长沙南树木岭陶公山）。可见陶侃一生，和荆州、武陵蛮有着许多难解之缘。不仅陶侃，其后代亦然。侃子女众多（子17人，女10多人），后代有不少人落户荆湘。渊明从叔陶淡堂兄弟陶&
皆在湘出家，长沙陶公庙供奉的便是这两人。晋代的荆湘地带，武陵山区腹地是武陵蛮聚居腹地，长江三峡历史上是武陵蛮巴人聚居地，晋代这一地区巴人活跃。南北朝前，巴人大量散居于洞庭湖、长沙、湘南、湘东等地。这使陶渊明通过其荆湘亲属，得知武陵蛮生活现实的信息，成为陶渊明晚年写作《桃花源记》生活渠道之一。
二是“陶侃搬甓（砖）”：陶侃破敌有功，王敦忌之，遂使陶侃出任广州刺史。陶侃至广州，击败王机等，政局安定。侃在广州无事，每晨运百甓于室外，暮运于室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这就是一位遭贬的东晋开国元勋，始终不忘强健身体，统一中原，表现出其强大的毅力和爱国情怀。
第二个影响陶渊明一生的是其外祖父孟嘉。陶渊明少年丧父，长期在外祖父家生活，成长，其外婆也就是其姑婆（陶侃第十女）。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后人评介，渊明存心处世，颇多鹤其外祖辈者。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颇有外祖父的遗风。陶渊明很赞赏外祖父既有功业之显又脱俗名势的名士风度。陶渊明在外公家即和当时一般士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同时受到祖辈、外祖父传统家教的影响，且外祖父家藏书多，少年渊明聪颖好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系统学了儒家《六经》和文、史及神话之类的“异书”，以至渊明一生与友人相聚、酌酒，言不离圣贤。确立追求仁政、辅佐明君、大济苍生、安定社稷、为国建功的理想。
&《二》我们再从陶渊明五次出仕，七次辞官的背景，透视其晚年写《桃花源记》的生活基础。
1、陶渊明29岁时首次出仕，任江州祭酒。316年，匈奴人汉帝刘聪攻破长安，晋憨帝投降、西晋遂亡。在建康的琅邪王司马睿声望不高，后由于当地士族名流王导等和因北方已陷于胡族，大量南逃士族的推拥而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当时流传着“王马共天下”，（即司马氏有其位、王氏家庭有其权，二者平起平坐）。东晋初，王丞相身体力行，粗布浊酒，使王公贵族皆厉行节约、勤政自律，洒东曾一度初会风气好转、国泰民安、生机盎然。闻鸡鸣而起舞的祖逖只率千人队伍渡江，凭机智、勇敢和江北人民的支持便收复了江北黄河以南大片中原疆土，中原人民得到了很大鼓舞。但是，靠南、北士族推拥起来的东晋政权，南、北士族结党营私、控制军权、互相攻伐、东晋陷入了混乱局面。官场上形成了“举贤不出世族”的门阀制度。渊明一支非陶侃嫡嗣本支。《晋书·陶侃传》称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皆不显。”渊明祖父陶茂属“余者皆不显”之列。加以渊明少年丧父，“弱年逢家贫”、“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渊明《与子俨等疏》），到渊明时，早已不属世族之列。故渊明首次出仕，只给了一名“祭酒”微官，且处处忍受“世族”之流白眼，渊明也深感大志难酬，不堪吏职，没过多久便解职归田了。
2、后来州里召他做主管文书的小官，他辞不受命。
3、大约在35岁，陶渊明出来当了桓玄的幕僚。桓氏家庭是东晋显赫的军阀豪族。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安西将军桓温于347年统兵灭蜀以后，威名大振。356年自江陵统兵北伐，攻入洛阳，影响很大，胜利班师建康，权倾一时。373年桓温死，立五岁小子桓玄为嗣，袭封南郡公。渊明外祖父是桓温长史征西大将军。渊明主动出任桓玄幕僚，其用意是很明显的，是想凭藉桓氏家族的实力实现其为国建功立业、大济苍生、安定社稷的政治抱负。当时，桓玄以江陵为其根据地、军事大本营。渊明到江陵任职后发现，桓玄并非国家良臣，他根本没有北伐、收复中原的打算，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夺皇权、企图篡位。随着桓玄在江陵筹备篡位的阴谋败露，渊明便深感自己投错了主，悔恨自己“投冠旋旧墟”，从而找藉口离开了桓玄。
后来，桓玄果然从江陵带兵东下，402年桓玄攻入建康，403年桓玄逼晋安帝写禅让诏书，自己即皇帝位，国号楚。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迁至浔阳。404年，刘裕统兵攻入建康。桓玄兵败挟安帝至江陵后，和刘裕激战失败，逃离江陵时被杀。
这段时间，渊明在江陵生活的见闻，为其晚年撰写《桃花源记》提供了写作题材。江陵地处武陵山区边缘，江陵一带、长江三峡地区，是古巴子国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巴子国灭亡后，巴人大量流入武陵山区，流入楚国。到了东晋，长江三峡、洞庭湖沿岸、巴人十分活跃。401年，桓玄曾移沮、彰（湖北沮水、彰水流城）“蛮人”二千户至江南。那时“武陵蛮”的腹心在武陵山区腹地。渊明外祖父孟嘉曾参加桓温征西蜀，西蜀的“成汉”便是巴人李特率以巴人为主的流民，建立起来的国家。那时，武陵山区腹地是王朝化外之地，不受王朝直接管理。只有武陵山区边缘地区列为王朝编民。数百年来，武陵山区“武陵蛮”闭关锁族，与世隔绝、无君统治的生活现实，多有传闻。由于民族文化的内在作用，历史上湘、鄂、川、黔的行政分割，从未能割断巴人之间的民间来往，在江陵生活、工作期间所见所闻，使他了解了“武陵蛮”的生活现实。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潘光旦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东汉有巴肃……巴肃字恭祖，为政清严，陶潜（陶渊明）《群辅录》引当时民谣有‘天下卧虎巴恭祖’的话”这段话，说明东汉时有巴人在朝为官，由于巴族图腾是“虎”，故民谣把巴恭祖和卧虎并称，陶渊明又特别引用该民谣，说明渊明对巴人后裔的情况不仅是传闻，而且是非常熟悉的。据说其在桓玄处担任幕僚，分管南蛮事务，故其对南蛮才有如此熟悉。
4、刘裕初入建康时，作风颇有不凡，他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与陶侃相似，陶渊明一度对他好感。这时，渊明从浔阳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此后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这就是陶渊明第三次出仕的缘由。
在刘裕幕下任职一段时间后，渊明逐渐看清了刘裕也是一个妄图篡权的野心家，并非国家良臣。为了剪除异己，他竟然杀害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而把该杀的桓玄心腹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杨州刺史，刘裕的美好光环在渊明心里消失了，他认识到刘裕与自己志向不同，大济苍生的大志已无法实现。对此，他在诗中写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典阿作》）。以后便辞官回家，结束了第三次出仕。
5、随即，渊明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
宣处任建威参军。不久，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自然去职了。这就是他短暂的第四次出仕。后来，413年刘裕自江陵东还，疑建康留守诸葛长民和冀州刺史刘敬宣相图于己。并使人杀死诸葛长民。渊明这次出仕虽短暂，但是他断然脱离权势显赫的刘裕，转入一般士族的刘敬宣，这一举动本身就已说明在渊明心灵中，刘裕的人品价值不如刘敬宣。
6、405年，渊明为了生计经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浔阳郡派督邮至，属史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仅仅为了糊口才出任难以施展才智的县令，却要在乡里小儿（督邮）面前弯腰、献殷勤，陶渊明实难承受此屈辱，遂授印去职。
五次出仕未遂的曲折历程，使陶渊明终于认识到“世与我而相违”感到仕宦非已途，因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归去来兮辞》：“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决心与官场决裂、归隐度日，结束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口是心非，令人沉闷的官场生活，转向古代贤士立德、立言的田园隐居生活。
从他五次出仕，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次出仕，官职与他的政治抱负相距太远，辞官在情理之中。第四次辞官是因为刘建宣辞官而自然辞职。第五次出仕，纯属“糊口”赴任，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第二、三出仕，目的非常明确。原来，陶渊明的外祖父和桓玄的父亲桓温关系密切，明代《龙文鞭影》一书中有“孟嘉落帽”之说，孟嘉和桓温共游龙山时，孟的帽子被风吹掉他都不知道，桓温让他捡起后，彼此作诗文戏言此事，说明两家关系密切。陶渊明想依靠桓氏家族和刘裕在东晋的影响、实力，以实现其政治抱负。当时，无论桓玄和以后的刘裕，都是权倾满朝的豪强世族，如陶渊明顺从他们，溜须抓拍马，趋炎赴势，定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可陶渊明却不是这样，他一旦发现他们有篡逆之举，是造成战乱祸根，便深感志不同、道不合。（按“桃花源诗”最后一句：“高举寻吾契”，的说法，以上二者都不是与自己心意“契合”之人。）并断然在他们的权势如“红日中天”的时候，辞官而去。由此可见，陶渊明铁骨铮铮的气质和不与篡逆者同流合污，挑起战乱，危害人民的思想倾向。
《三》陶渊明退隐后的阅历、遭遇，对君权的不满和愤慨，促使他奋笔疾书《桃花源诗并记》。
陶渊明辞官退隐后，一旦投身到青山流水、生意盎然、清静无为、人情纯朴的田园生活。他的天性就得到了尽情释放，呼喊出“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仗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渊明和农人生活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和农人一起参加田间劳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载月荷锄归。”他给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田园诗篇。田园生活是美好的，也是艰难的、痛苦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日子只过了几年他家便失火，他又染上疟疾，贫病交加，生活极度艰难，“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他深深地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深深了解了人民的愿望、要求。
桓玄篡位时，废晋安帝到渊明家乡浔阳，后挟持到江陵。那时浔阳一带战祸不息，混战双方任意压榨、抽调壮丁，繁重的徭役多达数十项，男孩13岁就作为“半丁”被抓走，为了逃避劳役，不少人把自己身体故意弄残了，田园荒芜、饥鸿遍野，生态严重破坏。目睹皇室与权贵的争斗，野心家为篡权而肆意征战、杀戮，均是乱自上作，下民遭殃。诗人和人民饱尝了战乱的苦难，恨透了战祸，恨透了造成战乱的篡逆，对极端无能的东晋君王也产生了疑惑和不满，渴望着没有战乱、和平安定的美好社会。
渊明一生的思想都是积极的，退隐后也不例外，他“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语）”，许多朋友常来酌酒，朋友交谈、言必圣贤，且获得众多信息。
410年刘裕统兵灭南燕，417年刘裕统兵入洛阳、后入长安，后秦灭。羽翼丰满后的刘裕，肆无忌惮，418年缢死晋安帝，另立司马德文继位，是为晋恭帝。420年，刘裕拟好禅位诏，使恭帝抄录，帝欣然操笔，书赤纸为诏，刘裕即皇帝位，定都建康、国号宋，史称“刘宋”。废晋恭帝为零陵王。421年，刘裕毒死晋恭帝，遂开“禅位”都被杀之端。地刘裕的所作所为和残忍，渊明视为第二个桓玄，并预感到动乱、战祸将要降临。
418年刘裕征渊明为著作佐郎，渊推说有病不赴任，这已是陶渊明第七次辞官，不愿与刘裕政权同流合污，渊明在“与殷晋安别”一诗中“古诗源”注解：参军已为宋臣矣，题仍以前朝宦名，题目便不苟且，的确，当时渊明友人已是刘宋皇朝的太尉参军，但渊明没有使用显赫的新官衔，仍用前朝东晋的宦名，称之为殷晋安（晋安南府长史掾）。这一细微之差并非偶然疏忽，如作者衷心拥戴刘宋政权，自然使用新官衔，以朋友能任新官为荣耀。但作者却乐于使用亡国了的前朝官衔，表明作者思想上不愿与刘宋政权苟且。
有一则故事更发人深思：渊明退隐后，江州刺史王弘仰慕其诗文，欲与渊明交友。当渊明游庐山时，求渊好友庞通带酒菜在半路等候酌酒，正在兴头上，王弘走来，向渊明施礼后，庞通介绍说：“刺史大众久仰先生诗文，今日巧遇，也算有缘。”但是，渊明向王弘还礼后，便吟诗一首：&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枝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挂塞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王弘听后，大失所望，渊明在诗里自比孤松，不愿与时宦苟同。
401年前，刘裕等镇压东南沿海孙恩起义得手。402年，桓玄统兵入建康，废晋安帝并称帝。404年刘裕攻入建康，诛桓玄宗族，桓玄挟废晋安帝逃江陵，此后刘裕权倾东晋，成为东晋末年的实际皇上，废晋安帝迎还建康也只充当一名傀儡。当刘裕认为不再需要他时便于418年将他缢死了。江州浔阳是囚禁晋安帝之地，江州、江陵一带是刘裕桓玄决战之处，渊明退隐后的江州刺史王弘，当然是刘裕的心腹，渊明不愿与王弘为伍，实则是不愿与刘裕同流合污。渊明晚年，“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在渊明看来，战乱是人民疾苦之源，篡逆是战乱之根，君权又是引发篡逆之因。渊明对人民疾苦十分关心，对战乱十分痛恨，对篡逆十分厌恶，对君权统治心怀疑惑、不满，刺梗在喉，不吐不快。规谏吗？无济于事，渊明深知刘裕残暴，只能导致杀身之祸。因此，渊明集毕生之见闻，特别是在江陵生活时对武陵山区武陵蛮的见闻，以武陵蛮的生活现实为原型，以极平淡质朴形象的笔调，写成了不朽的名著《桃花源诗并记》。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桃花源社会。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当时刘裕已是中原皇帝，土地已是刘宋皇土，作者通过《桃花源诗并记》曲折、淋漓尽致的表明中华大地并非全属皇土，“桃花源”就非皇土；皇土并非人民的乐土，皇权不能到达的“桃花源”，才是人民真正的乐土。桃花源在哪里？诗人在“诗”最后交代说：“奇踪隐五百（桃花源自秦灭巴到晋太元已隐蔽了五百多年）。“一朝敞神界”（因武陵渔来访，在一朝敞开了神仙般的境界）。“淳薄既异原”（桃花源民风淳朴、皇土世风浇薄，社会风尚迥然相异，不能玷污了这块化外的净土）。“旋复还幽蔽”（还是回复原来幽蔽状态为好，不宜再追寻桃花源了）。借问游方土（请问游于人世间的皇民），“蔫测尘嚣外”（为什么不好好想想王朝“化外之地”的情况）。“愿言慑清风，高举寻吾契”（愿我的话随清风而逝去，但我在此要大力寻找与我契合“志同道合”之人。）作者通过《桃花源诗并记》，把梗喉的刺吐了出来，并藉此寻找知音者。综上所述，陶渊明在家庭传统，特别是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的影响下，从小就树立了追求仁政、辅佐明君、为国建功、安定社稷、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陶渊明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法施展。退隐前后，他目睹豪强迭次争夺君权，东晋君王无能，君权在短期内迭次更换，造成战火连绵，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他对劳苦大众寄预深切的同情，并通过《桃花源记》为人类社会描绘出了一个美妙绝伦、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与世隔绝、和平安定、无君统治、经济繁荣、民风淳朴、生态良好。这些特征我们在前三论中已经论述，是同时代武陵蛮生活现实的写照。《桃花源诗并记》植根于武陵蛮民族的生活现实，植根于作者的生活现实，植根于多元的中华文化。因此，我们说：《桃花源记》并非作者乌托邦式的虚构。桃花源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闪光，是多元的中华文化的闪光。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诗人毛泽东登山远瞩、抚今追昔、浮想联翩。在《登庐山》诗吟咏出“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名言警句，对陶渊明予以肯定。陶渊明不仅是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也应该是我国古代文学界罕有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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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摘要：沉积于地下的古代巴文化，经多起考古的重大发现揭示出来了。武陵山区峡江地域大规模盐矿的发现，揭开了古代巴国文明之谜。古代巴人和现代土家族人DNA求证的成功，使失落了两千多年的巴人、巴文化再现人间。沉积于武陵山区土著人的巴文化，在民族研究中获得充分揭示。巴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尚武、崇巫、善歌舞、虎图腾、船棺葬。
&&&&秦灭巴后，巴文化重心向武陵山区腹地转移，主要在良好的巴文化作用下，在特殊环境中滋生了特殊的桃花源文化。
关键词：武陵山区是我国罕有的内陆文化沉积带，土家族是我国的历史冰箱。古代巫咸国、巫载国的原始文明是巴文明。巴蜀文化是我国古代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桃花源文化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巴文化。
一个幽灵，自东晋以来，在中华大地的现实与梦幻之间游荡了一千六百多年，她一开始便以强大的魅力吸引人们，使世人千方寻觅，希冀一睹芳容。这个幽灵，并非妖魔鬼怪，她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所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一样，是人类美好的东西。她的芳名早已传遍全球所有的角落，世人都喜欢把美好的地方冠以其芳名，她成了“人类美好地方”的代名词。她的芳名就是我国东晋伟大文学家、诗人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诗并记》中记述的“人间仙境”
桃花源。千年以来，人们渴望着找到她、拥有她、创造她：湖南常德桃花源、江西康王谷桃花源、重庆酉阳桃花源、江苏连云港临海的桃花源、福建武夷山桃花源、广西桂林阳朔桃花源、云南丽江香格里拉——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桃花源……桃花源，千年以来世人梦寐以求。
我们已数不清读了几次陶《桃花源诗并记》，每次读罢掩卷，轻松、美好的思绪久久萦绕不散，除了作者精练的文笔使人赏心悦目外，更主要的是诗、文中折射的桃花源文化产生了强大的魅力，冲激着心灵。久而久之，我们终于悟到了桃花源文化的两大特点：
一、桃花源文化是一封闭式文化。“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景，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隔绝。”“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奇踪隐五百”。桃花源文化源于避秦时乱，并有五百我年与世隔绝的时空。
二、桃花源文化应是一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少数民族文化。溪水清澈、桃花满地、山有小口、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青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派人们熟透的山区农家景象。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桃花源社会和中原王朝既有历史瓜葛，又远离当时王朝的现实社会，使皇民既熟悉又陌生。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桃花源社会是一个皇权统治没有到达，不采用王朝纪历，不向王朝纳税的社会，是一个当时中原王朝民陌生的，难以想象的社会。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桃花源入没有把劳动看成是苦役，劳动成为生活中的乐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童孺纵行歌，班白戏游谐”随处都可以听到歌声，感受到桃花源人发自心底的欢笑声。
“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桃花源人延客成俗。
通过以上这些使人清晰地看到：桃花源文化无论是制度文化，桃花源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民风民俗等都是和当时中原王朝回然相异的文化，是一种中原皇民感到陌生的文化，它不是中原王朝当时的现实文化，似乎是中原王朝当时的蛮夷地域文化。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陶渊明的笔锋直指当时的武陵。应该说，当时的武陵蛮夷地域文化，最近的莫不是当时高山深谷封闭的武陵山区的武陵蛮民族的文化了。秦汉时，被王朝称为“武陵蛮”的民族，是当时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包括今天土家族、苗族、侗族等的先民。
我们现在来论述当时武陵蛮民族的生活现实正是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的写作原型。&
一、中国的文化沉积带
有趣的是，武陵山区正好是我国内陆文化沉积带的腹心地带。我们不妨摘录专家的论述。
张正明（湖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梯，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缘，这里是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又宽又长的文化沉积带。”“许多古代文化的痕迹在东边的大平原和西边的大盆地上都已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一干二净，可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还保存着。”“在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一直到南岭这些深山老林里，土著人比较多，土著才能把古代的文化现象长久地保存下来。正是这个原因，这么长，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找不到。”
张良皋（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武陵山区居住的土家族，它的历史渊源如何，到现在还是一个探索当中的问题，可是它给我们保存了许多的历史奥秘，所以我把它叫做历史冰箱。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来源，迁移流动，各种问题都有希望在武陵山区，在土家族的历史上找到答案。”
两位教授的论述十分精辟、中肯。我国这块内陆文化沉积带确实是一块十分神秘、神奇的文化圣地。
这里是国际野人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域。中国神农架野人文化便位于这块文化沉积带北端，是备受国际高度关注，研究得最多的地域。神农架属秦岭东延部分在鄂西大巴山区面积3200平方公里主峰大神农架海拔3053米是中国乃至世界残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原始自然宝库。我们的祖先神农氏在这里遍尝百草。传说他率领徒弟砍树截枝，搭起36架天梯，终登崖顶，采得宝药，救活了历经一场大瘟疫的我国南方的芸芸众生，神农架因此而得名。巍巍神农，雄传奇丽，奥秘万千，且不说这里有着比“海市蜃楼”幻境还要奇妙、有声有色的“山市蜃景”（俗称鬼市）的奇幻胜景之奥秘，我们只看看野人文化吧：1976年林区领导、职工六人乘车巡山与满身红毛、没有尾巴、眼睛像人、耳杂比人大正在妊娠期的母野人偶遇，突如其来的惊诧使六人下车围绕野人近距离对视达数分钟之久。后给中央有关部门报告，从而引发了成立“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科教队都是与野人文化有各种渊源的积极分子。历经十几年，直到九十年代，掀起多次热潮，震撼国内外。虽没有捕获野人，但历经了多次目睹、亲历和野人的遭遇，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野人的脚印、粪便、毛发、窝穴等物证，整理了我国历代关于野人的资料。数百万年前的野人文化，至今还沉积在这里。
巫山地域是204万年前巫山猿人的发祥地，是我国人猿相揖分离最早的一块文化圣地。巫山云雨、迷迷忽忽，巫山神女、若隐若现。雄浑、幽深、绚丽的长江三峡在巫山中穿行，不仅有闻名于世的迷人风光，同时还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考古队在三峡地区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4万年早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在巫山人居住的溶洞中，发现了他们尸骨的化石和他们食过的106种动物尸骨的化石及他们使用过的两块石器和若干骨器。考古界对那时的古人类命名为巫山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得年代最久远的古人类，比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还早34万年。应是我国人猿相揖别最早的一块文化圣地。
长江三峡地区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罗棋布。这里，应该是古人类繁衍的理想处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发现的古代拓跋鲜卑族的发祥圣地——嘎仙洞，不也是一个离地面25米高的悬崖上的一个宏伟宽阔的山洞吗？
长江三峡峡江地域还是新石器时代大溪人的发祥地，是《山海经》描写的我国原始社会“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一片生活乐土，我国最早的原始文明的家园。
长江三峡峡江地区也是我国一个古老民族——巴族的发祥地。从原始社会到战国，巴族就活跃在这峡江地带，至少也有两千多年之久，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可是，自公元前316年秦灭巴战争后，巴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后来才发现的极罕有图形、字符又不为后人所识，因此巴族、巴文化便从此湮灭，不为外界所知了。官方也罢，学界也罢，都把这个民族和他的文化淡忘了。这个民族的后裔在哪里？巴文化是否久已全部汉化？延续了二千三百多年无人问津。
历经两千多年后，直到解决后的五十年代经潘光旦先生等率先提出巴人的后裔在湘西北，后这一民族命名为“土家族”而加入祖国的民族大家庭。巴族的民族回归，历经了两千多年的时空沧桑，经历了多少曲折和坎坷，有着多少如歌如泣的动人故事。桃花源文化就是故事之一。
我们曾在前三论中从多个侧面论述了桃花源文化，其实质就是东晋时代的巴文化。随着巴文化的揭示，桃花源文化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了。我们就来讲讲这一系列与巴人有关的故事吧。
二、地质、考古的启示
二十世纪末，我国作出了开发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世界上最庞大的考古队伍开进了长江三峡，为了抢救文物，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着。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我们已进出三峡多次，每次船进入汹涌澎湃的夔门，便端坐舱外，极目那雄、幽、险、奇的景色，遐想三国、屈原、昭君、悬棺的古迹，久久忘记了入舱休息，故我们对三峡的考古也很关心。后来令我们十分震惊的是，三峡的出土文物，很少有与三国、昭君、屈原等传说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战国以前巴人的遗物。这些物可以追朔到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7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并创造了与华夏仰韶文化同样辉煌的独具特色的大溪文化（新石器文化）。长江三峡和武陵山区的考古已证实；自远古至战国时期，川东及长江三峡两岸和鄂西长江三峡南岸的支流清江流域是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那时，这一地域有着浓郁的巴文化。秦灭巴后，原有巴域除重庆等城市外，交通阻塞的山区历代中原王朝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当地土著大部分仍是巴人、巴文化和华夏文化便相互融合地发展着。被中原王朝视为蛮荒的不毛之地的武陵山区腹地，便沿着巴文化的方向继续在发展着。但是巴人的活动中心已向武陵山区腹地转移。
我们的祖先巫山人在这里生活了漫长的200多万年的岁月，世世代代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搏斗中使自身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完全直立行走，懂得使用火，懂得使用工具进行狩猎和捕捞，懂得原始农业，懂得驯养畜、禽、懂得陶器制作……随着驯养、农业的发展，他们有的走出峡江地带，有的向西部盆地挺进，有的迁移到武陵山区以东的江汉平原。留在峡江地域的便是后来考古发现的域背溪文化人和大溪文化人及史籍记载的巫咸国、巫&
国和巴人了。
大溪文化石器品种多样，有斧、锄、铲、锛、镞、杵、锤、球、刀、雕刻器等等，石器的切割、琢制、磨制、钻孔技术水平高，并出现了精美石器，已达到石器制作的最高水平。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堡岛遗址（今三峡水坝坝址）所发现的石器非常丰富，仅在一次24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中，就出土了石器3644件，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上非常少见的。专家何弩先生认为：“石器制造很可能是峡内大溪聚落的支柱产业。各遗址普遍发现大量的石器成品或半成品，间或有石器制造作坊遗址。在中堡岛遗址出土石器如此惊人数量是全国罕见，远远超过了该遗址本身的使用需要，有可能向峡外输出。”也就是说，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长江三峡，最早出现了石器产品的交换，以后又有商代作为交易的货币海贝出土，在原始社会时期便较多进行产品交换、不能不说是一个罕有的现象，也足见大溪文明也步入了人类最先进的行列。
长江三峡，峡高流急，两岸及支流台地有限，可是据史料载，原始社会时期的峡江却聚落密集、筏舟来往频繁，一派繁荣文明景象。何故？近年来的地质发现揭开了这千年之谜。已探明，今重庆市万州、云阳盐体规模巨大，面积达2500多平方公里，总储量1500亿吨，盐岩层厚达250多米，埋藏于米深度之间。任乃强先生考证：“在巫溪县的宝源山、彭水县的郁山镇两地，皆有盐泉从麓陆地涌出……这样的盐泉、人类发现最早。奉节县长江南侧白盐碛、云阳县的云安井、开县的汤温井、万县的长滩井、忠县的&
井、涂井、长宁县的安宁井的盐泉，都是从地面淡水河底涌出来的。”另外，在清江流域（巴人先祖廪君发祥地）的盐池河也有盐泉。
《天工开物·作咸》中说：“口之干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机胜匹，倦怠恹然。岂非无生一水，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说明盐与人体功能所需要的依赖程度，人没有食盐是难以生存的。《舆地纪胜》则记述了峡江中的大宁县宝源山古人偶然发现盐泉的过程。对于以野味、鱼腥为主食的原始人来说，盐泉的发现无异于如获珍宝。盐泉从大地深处汩汩流出，有如母亲饱满胸膛流淌的乳汁，抚育了这里氏族聚落的巴人先民，世界上最原始的制盐技术便在这里诞生了，古人用陶制圜底罐、尖底器做容器，用薪火熬干获得雪白晶莹的食盐。久而久之，食盐、精制石器成了峡江氏族聚落的产品，与峡外居民进行产品交换，挽回了这里需要的粮食等物品，中堡岛扼峡江交通咽喉，自然成为峡内外产品交换集散地。自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历经夏、商、西周、东周漫长的二千多年时间内，食盐成了峡江氏族聚落及后巫咸国、巫&
国、巴国的经济支柱。三峡地区历经二千多年，一直是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在文献中称为一方乐土。上古元阳真人撰的我国上古之书《山海经》多处描写巫咸国，巫&
国和巴国：《山海经·大荒南经》对巫&
国描述：“有&
民之国……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爱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爱有百兽，相群爱处。百谷所聚。”“不绩不经”，而自然有布帛衣服可穿。“不稼不穑”而有“百谷所聚。”在那里，“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好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活乐土。巫咸国和其后的巫&
国、巴国的男人们，都是熬制巫盐的能手、有一身翻越大巴山崇山峻岭运销巫盐的强壮体魄，是在高峡急流中行船运盐的勇悍水手，还是一名巴虎武士。他们除了部分熬盐灶丁、行船水手外，大部分是负责运销巫盐的保镖武士。
巴国巫盐的巨大经济效益曾使商王垂涎三尺，据甲骨文记载，商伐巴战争达数十次之多。但是，从远道平原地带而来的商兵，遇上善于使用锋利的巴式短剑，敢于近身肉膊，远程投剑准确巴虎武士，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但殷商和巴却结下了世仇，后来，周武王走兵伐纣，巴国举兵相助。《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前歌后舞，锐不可当，殷人前徒倒戈。”在这场灭纣兴周的战争中，巴虎武士前歌后舞，锐不可当。前创中国历代战争中以歌舞破敌的先例：成为千古佳话。
商、西周时期是巴国的全盛时期。巴国内部，经济支柱产业巫盐剧增：为了解决大量贸易顾客拥进峡江，在狭窄的谷地运销巫盐的艰辛，巴国的中晚期在大宁河上游的大巴山山地修筑了数千里栈道沟通鄂西和陕西。在大宁河下游的绝壁上凿洞铺设栈道，在其上安装管道，把盐泉的盐水引致大宁河与长江交汇的台地上熬制。当时所有的管道是大型竹子连接而成，这一惊世创举，开创了世界上工业管道的先河。近年长江三峡考古，在大宁河流域，有数以亿计的圜底罐、尘底器及其堆积如山的陶片便是数千年前的巴国文化的沉积，是高度文明的巴文化的铁证。在长江三峡，经历数千年后出土仍能伤人皮肤，锋利无比的虎纹巴式柳叶剑，巴式船棺葬的大量出土和高峡绝壁的悬棺，也同样是古代巴文化的沉积和高度文明的铁证。巴国全盛时期，巴人的踪迹，东临江淮安徽西南，在大别山、洞庭湖巴陵等地留下了众多遗迹。巴文化对楚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据宋玉《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郢是楚国之都，巴人指巴歌。巴歌在楚国国都有如此众多和者，足可见巴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和巴楚文化交融程度。由于巴文化曾长期十分辉煌、发达，并一度成为长江中、上游的主流文化。巴人足迹，北到渭河流域，西达四川西部，古蜀国五个王朝，其中鱼凫、开明（最后一个王朝）两个王朝为巴人所建。近年来，大型巴人船棺葬在成都出土，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3000多年前的大量大型精密的铜器出土，使世界震惊，专家们一致认为，3000年前的三星堆文明应是我国的主流文化之一，三星堆和四川其它地方有也不少巴文化文物出土，这充分说明了巴蜀文化既各有特色又密不可分，彼此依存。三星堆的高度文明折射出了巴文化的高度文明，蜀文化有着大量巴文化的基因。
战国以后，巴国开始衰落，应该说，巴国的衰落是由于其支柱产业巫盐的盐泉论落楚国而开始的。巴国兴盛时期，巴楚关系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巫盐的交换是巴楚人民友好的纽带，巴楚通婚十分普遍，血缘上巴人早已融入楚人之中。文献上有“楚共王与妻巴姬埋壁于大庭”的记载，足见巴楚人民通婚已遍及王室。楚国平原辽阔，战国后铁器普遍用于农耕，农业大发展使楚国愈来愈富裕强大。强大起来后的楚国垂涎巴的盐泉，多次对巴发动战争，最终因彼此国力悬殊，巴的盐泉已沦落楚国。今天沉积于盐泉区域地下的巴楚共存的出土文物已充分证明这一个事实。此后，巴人便退居川东。并数次迁都。二千年来，巴人都是以巫盐为其经济生活的支柱，峡江台地虽有农业，但不足成为支柱产业，巴人也忽略了农业的经营，一旦退到川东，失去了巫盐支柱产业，农业产业支柱没有形成，巴国国力便捉襟见肘了。
战国后期，中原七雄争霸，西边的秦国在商秧变法后强大起来了。谋土司马错力排秦相张仪攻韩之议，力主攻蜀，取其他以拓国土，取基财以富民缮兵，取巴国以扫清通楚之屏障。巴蜀遂成为强秦猎食的对象。因此，便出现了后来《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司马错自巴涪水取商于（注：商于有误，应是商喻，即今涪陵）之地为黔中郡。”
巴国遂亡。
巴国亡国，究其因，主要是国之经济支柱巫盐的盐泉沦落后，经济已走下坡路，农业经济支柱尚未形成，国力不济。其次是巴国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家集团，难以抵御强秦。至今文献、考古只知巴国有其地域，是经济繁荣的一方乐土，拥有一支强悍的武装。但是没有国王和国家机器的称号，也没有发现有宏大的王陵等象征国家集权的东西，这和其长期处于台地有限，聚落分散的峡江环境是相一致的。巴国的沦亡，并非绕勇的巴虎勇士无能，商人数十次军事进攻没能战胜巴虎勇士，秦国却用计谋使巴国丧失警惕，在不知不觉中沦亡。这和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难免丧失警惕，陷入圈套，且引狼入室所至。
沉积了数千年的巴人、巴文化，是近年来考古，特别是抢救性的长江三峡考古的重大发现和地质勘探的重大发现使鲜为人知的历史悠久、文化辉煌的巴文化展现人间。
三、民族调查、研究的佐证
巴文化不仅沉积在中国内陆文化沉积带的地下文物之中，同时也沉积在这一地带的土著人身上：湮灭了两千三百年的巴人后裔，跨越时空的突然再现便源于武陵山区土著。
解放初，党落实了民族政策，武陵山区的苗族同胞首先被确认，并成立了民族自治区域：1950年，武陵山区土著姑娘田心桃以“苗族”代表被选往北京参加观礼，当人们问她是何族时，她回答说：“毕兹卡”（卡是族的意思）。田心桃回答得十分准确，因为自古以来，无论巴人、武陵蛮、五溪蛮、土蛮、土人、土丁、土家都是他称，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便出现了不同的他称。本民族土著只知道自称“毕兹卡”（毕兹卡自称“土家”只是为了区别客家汉人的比较语、并非族称）罢了。以土著姑娘独特的民族语言为发端，点燃了“毕兹卡”活跃分子要求民族回归的圣火，引起了中央领导、学者的高度关注。从而拉开了“毕兹卡”调查研究的序幕。
首先把相距二千多年时空的巴人——毕兹卡连接起来并向中央提出民族自治的是潘光旦和我父亲彭泊为代表的学者、毕兹卡活跃分子。湮灭了二千多年的民族回归并非一帆风顺，因循了二千多年的民族观念形成的学者、毕兹卡活跃分子被打成右派的共计300多人，是全国少数民族中划右派最多的一个民族，从而使鄂西、渝东南、黔东北的土家族确认和自治推迟了二十多年。民族的研究也陷入了低谷。八十年代以后，研究和民族回归再度走向高潮，随着研究的深入、巴人后裔、巴文化的走向才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世人面前。
秦灭巴后，秦对原巴域地区的巴人实行怀柔政策，《华阳国志·巴志》载：“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可见双方的制约谁重谁轻，秦在这里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地方实施羁縻统治的先河，这也是巴文化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川东、长江三峡地区除重庆等城市由中原王朝派官员直接治理外，交通阻塞的山区均实行羁縻制度，以夷制夷。《十道志》说：“楚子（注：应是秦）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溪，各为一溪之长。”巴子兄弟一人带了在批流亡巴人，流入武陵山区腹地，和先前已在武陵山区定居的巴人融为一体，按原来巴文化的走向继续发展。近年来，在武陵山区腹地不仅出土了众多有巴文化特征的巴国灭亡前的战国早、中期文物，也出土了巴国灭亡后有巴文化特征的大量文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制作精巧的大型铜器，如铜驽机、钲、&
于等和铁工具、铁兵器、铁器具等。钲是土土的&
于，除一件是马钮&
于外，其余全是虎钮& 于。&
于出土的数量居全国首位，誉为&
于之乡。这些沉积文化有力地证明了巴国灭亡后，巴文化不仅没有湮灭，且在武陵山区腹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这里的社会结构，仍继续沿袭巴国酋邦社会家族式的社会结构，相对比较民主，这些便是东晋时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论述的桃花源人“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景”的历史背景和使汉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桃花源文化的渊源。
更使人十分欢欣、震惊的是，中国第一个民族博士庄孔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把战国时期的巴人基因和今天土家族人的基因进行对比研究，从古代巴人墓葬的骨骼中抽取DNA样本，和墓葬附近村落的土家族村民中抽取DNA样本，进行遗传比较后向世人揭示：在遗传上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群体。这个高科技跨越时空的求证，已从遗传学上准确地告诉世人；古代巴人和现代土家族人是一脉相承的群体，巴人是土家族的先人。至此，应肯定地说：湮灭了二千多年的自称“毕兹卡”的民族回归，在基因遗传上已是毋庸再议，已尘埃落定。在中国的文化沉积带，古人的骨骼沉积和土著的沉积为我们揭开了这千年之谜。
近年来，巴文化研究者，都把尚武、崇巫、善歌舞、虎图腾、船棺葬，认定是巴文化的重要特征。我们不妨在此把众多研究简要归纳一下，整体看看这些文化特征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其主要表现：
（一）尚武。前已说及，从5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到战国时期的巴国，历经二千多年，巫盐是这个民族的经济支柱和生活依靠，巴国男子除众事熬盐的灶丁和运盐的水手外，其余便是勇悍无比的巴虎武士，负责巫盐运销的保镖。是巫盐的环境造就了无数巴虎武士，形成了这一民族的独特性格。为利于在崇林急流中膊杀，武士选择了巴式短剑，携带轻便，近则肉膊，远则投标，远近适宜，杀伤力强。因此，巴式短剑成为巴国男子一生随身之物。死后仍不离身。因此，在峡江出土了大量惊人的虎纹巴式短剑。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将军曼子从楚国借兵平乱，以三座城池作为交换条件，内乱平定后，为保住城池，巴曼子拔剑将自己的头颅割下答谢楚王。这就是当时历经千年民族文化薰陶而产生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助周伐纣——且秦平楚——助汉平三秦——助明伐倭，直至参加贺龙队伍抗日、解放战争，该民族尚武精神一脉相承。
（二）崇巫。盐泉汩汩从大地涌出，像乳法般抚育着这一民族，千年不断，当时的人们基于对大自然和祖宗的威力和感激，自然产生对大自然和祖宗的崇拜，虔诚敬奉。久而久之，祭祀、巫风便充满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习俗。
跳丧，是巴人尚武、崇巫的必然产物。张正明教授说：“人死了是可悲的事情，可是巴人及其后代像他们的祖宗一样认为，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用他们的话讲：生贺喜，喜贺死。生和死都是可喜可贺的，生是死的开始，死是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