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城宁德军分区司令员员是谁

王震上将_百度百科
王震(日-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政治家。生于湖南省马跪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月加入,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常委、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务。
王震上将人物生平
13岁到长沙,先拉,后当铁路搬道工,开始接触中共组织。
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长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队长。
1927年01月,加入。
1927年0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长沙工人暴动,做中共地下交通和兵运工作。
1929年,参与组建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区委和游击队,任特区区委书记,湘鄂赣边区赤卫军第六师政委。
1930年后,任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委、师党委书记,红八军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省军区代理司令员,是湘赣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4年08月,任红六军团政委,在领导下,与军团长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率部西征。
1934年10月到达,与、率领的会师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中央军委分会委员、代理军区司令员。参与创建的工作。
1935年11月,和萧克率红六军团会同红二军团一起继续长征,在、大定、毕节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1936年6月,在与会师后,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一起,坚决反对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
1937年9月,率部进入抗日前线,配合忻口战役,切断敌人交通,有力地打击了敌军。先后两次胜利进行了同蒲北段破击战,连克宁武等七座县城,建立抗日政权,参与创建。尔后,挥师向挺进,建立以为依托的雁北抗日根据地。三五九旅多次重创日军,曾被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在国民党消极抗日、掀起的情况下,为了保卫,率部奉调、米脂、、吴堡、地区,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为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初,率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
1942年,兼任中共延安,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
1944年10月,奉中央命令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任支队司令员。与支队政委一起率部挺进华南抗日,先创建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后又建立以为依托的湘中抗日根据地。
在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8月,率部北返中原,与李先念部会师,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6月,在国民党30多万军队四路围攻时,协助李先念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他率南下支队征战2万余里,途经8省,大小战斗300余次,冲破敌人100多条封锁线,胜利返回延安,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又一奇迹,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
1946年冬,任中共晋绥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后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他率部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及青化砭、羊马河、等战役。
1948年2月,率部取得宜川大捷,为西北战场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主动请缨率部。
1949年5月,率部解放了咸阳、武功、扶风、歧山、等地,并击退了、、部的联合反扑。
1949年6月,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9年7月,他参与指挥,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胡宗南主力4个军43000余人。后克天水,取,解放了青海。1949年9月,率一兵团二军,由西宁挥师北上,翻越祁连雪山,直插,解放酒泉,直逼新疆,促使,为解放大西北、巩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
1953年调任司令员兼政委。
1954年,中央根据他的建议,批准驻新疆部队的八个师集体转业成立新疆军区。
195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将军衔。
1955年,他带领铁道兵部分转业官兵,在黑龙江北大荒建立了第一个。随后,他又率领九个师的铁道兵转业官兵奔赴北大荒,开垦荒原。
1956年,任农垦部部长。
1958年后,他又组织十几万转业官兵、大批支边青年和工程技术人员,奔赴新疆、、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发展农垦事业。
“文化大革命”中,同、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了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
1972年,他参与国务院的业务领导,分管外贸、黄金和等部门的工作。
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坚决支持党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6年后,在国务院分管国防工业部门的工作,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五届全国人大上连任国务院副总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
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日在广州逝世。
王震上将人物评价
的一生是为祖国战斗而奉献的一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开创了北大荒精神的缔造者
企业信用信息七大军区历任司令员
七大军区历任司令员
七大军区历任司令员
北京军区历任司令员&&&& 北京军区成立于1955年4月,其前身是1948年5月组建的华北军区。&&&&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并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现辖:河北、山西两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除外)和北京、天津两市。兵力主要部署在石家庄(第27集团军)、张家口(第65集团军)、保定(第38集团军)。&&&&该军区主要负责我国对蒙古和俄罗斯方向的防务工作及首都北京的卫戍工作。作战方式和武器配置:主要以大兵团联合作战为主,机械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为北京。历任司令员(含原华北军区)是:沈阳军区历任司令员&& 从1955年沈阳军区正式成立至今,虽然大军区机构几经变更,但沈阳军区却和北京军区一样始终未作大的调整,其管辖的范围也未有大的改变。现领导和指挥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三盟一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兵力主要部署在长春(第16集团军)、锦州(第40集团军)和辽阳(第39集团军)。军事实力在七大军区中仅次于北京军区,排名第二位。&&历任司令员依次为:邓华(代,5.03;9.09)陈锡联(3.12)李德生(5.06)刘精松(2.11)王克(5.09)李新良(7.11)梁光烈(9.12)钱国梁(4.12)常万全(7.09)张又侠(2007.09-)济南军区历任司令员&&&&1955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原西北、西南、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六大军区进行扩编,并按城市和省(区)的名字命名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昆明、武汉、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军区,共计12大军区。&&&&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将南京军区管辖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组成福州军区。于是,全国的大军区增加到13个。这是我军历史上大军区机构最多的时期。&&&&1967年5月,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隶属于北京军区。&&&&1969年12月,将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1985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将11个大军区合并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七大军区。&&&&&&&&其中的济南军区则是辖区最小的军区,只是主管河南、山东两省军事事务的大军区,也是所有七大军区的战略总预备队,是唯一一个 没有与他国直接接壤的大军区。&&下辖3个集团军(20、26、54集团军),1个武警机动师(武警128师),总兵力愈25万从55年开始,历任司令员依次为:历任司令员杨得志(3.12)&&王新亭(代,7.10)曾思玉(0.01)&&饶守坤(5.06)&&李九龙(0.04)张万年(2.11)&&张太恒(6.11)钱国梁(9.12)陈炳德(4.09)范长龙(2004.09-)南京军区历任司令员&&&&南京军区的前身是机关设在南京市的华东军区,它于日成立,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所属胶东、渤海、鲁中、鲁南、苏中、苏北、鲁中南、江淮、苏南、浙江、皖南、皖北等军区。&&&&1955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将原华东等六大军区扩编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昆明、武汉、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12大军区。&&&&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将南京军区管辖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组成福州军区。&&&&1985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将11个大军区合并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七大军区。又将福州军区撤消,与南京军区合并,统一编为南京军区。&&&&现南京军区领导指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省和上海市5省1市境内的所属武装力量,防区与朝鲜半岛、日本和台湾岛隔海相望,是祖国大陆的东南门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下辖3个集团军(1、12、31集团军),3个武警机动师(武警2师、93师、181师),总兵力愈32万。军区总部设于江苏省南京市。历任司令员(含原华东军区)为:广州军区历任司令员&&&&广州军区下辖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海南五个省军区。&&&&有2个主力集团军即:41、42集团军及海南军区132师,1个武警机动师(武警126师),总兵力愈19万。第41集团军主要驻守在柳州,任务主要是策应成都军区昆明驻军形成对东南亚的军事威胁,对东南亚国家形成压力;&&&&第42集团军主要驻守在惠州,训练内容:登陆和反登陆作战,很可能担当登陆台湾南翼的主攻部队。从作战区域来看,对东南亚作战主要将在境外完成。历任司令员(含原中南军区)是:成都军区历任司令员&&&&成都军区位于我国的大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 7个国家接壤,周边国界线达7000多公里,占我国陆地疆界总长的三分之一.所属部队参加了60年代的对印度作战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越作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都军区是主管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阿里地区除外)、重庆三省一自治区一直辖市军事事务的大军区,总部位于成都。下辖2个集团军(13、14集团军),西藏军区52、53山地旅、2个武警机动师(武警38师、武警41师),总兵力愈28万。总面积232万平方公里,约占祖国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西南边境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神圣使命。历任司令员(含原西南军区)是:兰州军区历任司令员兰州军区现辖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3省2自治区及西藏阿里地区。防区内驻有21、47两个集团军,新疆军区4、6、8、11摩步师、2个武警机动师(武警8师、武警41师),总兵力愈28万。兵力主要部署在宝鸡、临潼、乌鲁木齐、塔城、喀什等地。作战任务主要有:一是配合北京军区对北方敌人入侵的防御;二是遏制疆独,确保新疆内部稳定,对来自中亚地区的反动势力形成威慑和清剿;三是形成对巴基斯坦的保护,印巴之战必要时可对巴实现军援并对印威慑,同时也可确保当海上运输线被美国封锁时,中国拥有巴基斯坦这个出海口。历任司令员(含原西北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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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1962年伊犁---塔城事件纪实收藏
当时的月亮 - 王菲1962年,曾经的“三区革命军”,新疆民族军领袖,后被解放军改编并授予少将军衔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将和祖农·太也夫少将裹挟伊犁和塔城边民大约6.7万人叛逃苏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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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哈萨克族,又有人说他是塔塔尔/俄罗斯族,新中国开国少将。早年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进监狱,1944年释放后后参加新疆三区革命,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1954年10月任伊犁军区司令员。1960年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经中央军委同意后与祖农·铁伊波夫少将去了前苏联,1992年在阿拉木图逝世。 日,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统治,举行武装暴动。不久,这场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亦称“三区革命”。 1945年7月,在伊宁以暴动队伍组成的游击队指挥部为基础,成立新疆民族军,刚刚出狱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投身革命,参加了民族军。 1951年1月,民族军在伊宁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在第5军任职,后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授衔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32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将军。驻塔城的第五军少将军长列斯肯·伊凡诺维奇(俄罗斯族)祖农·太也夫(英:zunun taipov,俄:Зунун Таипов,)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高级将领,新疆伊宁人,维吾尔族。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后移居土耳其。1988年病逝。
1955年贺龙元帅为赛福鼎·艾则孜和马尔果夫少将授衔新疆民族军主要将领
这次事件是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的指示一手策划、指挥实施的。在前苏联特工操纵下伊犁地区首府伊宁市制造骚乱,并煽动民众外逃苏联,3天3夜之间,新疆伊犁地区、阿尔泰地区、塔城地区和博尔塔拉地区共6.7万人外逃苏联。又称“伊塔事件”。 在新疆各边境地区中,塔城地区的逃离者最多,共外逃4万多人,并带走牲畜30多万头,使得40多万亩农田未能播种。许多公社、农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一时陷于解体。伊犁州下直属县、市也有1.6万多人越境,仅霍城县就达1.4万余人,使霍城县经济损失达978.9万元。大批农牧民离开边境地区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进驻,称为“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后来,在发现通过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员无望的情况下,新成立了边境团场并划定了边境带,“三代”人员就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守卫边疆。为稳定新疆局势,防止苏联的渗透、破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件发生后,苏联利用逃苏华侨向新疆继续邮寄包裹,宣传其发达的物质文明[16]。然而实际上,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生活得并不惬意,某些人甚至被强制放牧。苏联对新疆的外逃人员进行了安抚,并试图遣返部分人员但遭到中方拒绝。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当年逃苏的部分人企图返华被中国拒绝。
(1)“克格勃”分子的渗透阴谋
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春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已开始融化,白杨树鹅黄色的嫩芽挂满枝头,草地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翠绿。天刚蒙蒙亮,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 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一大早这是上哪去?”他问司机。“这是祖龙泰耶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泰耶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岳科长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梨去?” “怎么,不行吗?”“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那就不必了?”祖龙泰耶夫冷冷地说。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岳科长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祖龙泰耶夫,中等个,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鬈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祖龙泰耶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下。祖龙泰耶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 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泰耶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呵……呵……呵……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国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白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 祖龙泰耶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 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 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加之一大批“克格勃”分子,又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秘密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3)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中国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四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但丰泽园里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草,洁净的通道两边松柏树郁郁葱葱,因毛泽东在开始住进丰泽园的时候不准许在他的住处摆放鲜花,工作人员就只好种树种菜。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慢慢地吸着一支烟,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线装本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另一边则摆着毛泽东手书的西厢记的一段,大笔开篇,神采照人的几个大字: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这时卫士小田走了进来:“主席,总理来了。”“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打开一份电报:“这是刚收到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这个事件,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一些人也要去,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0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恩来说着拿出了另一份报告。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向中苏边境驶去。 一晃30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一个漫长而饥饿的冬天来了,于是30年前逃亡到苏联去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 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30年前那个夜晚。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 如同大梦初醒。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 正如30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塔城的苏联侨民俱乐部,和以上等等事件,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照片时间为2011年8月份所摄)这是当时从苏联发给在我国新疆境内苏侨使用的俄语书籍 附注:“1962年伊犁、塔城军民叛逃事件”----1962年在伊犁、塔城军民叛逃苏联事件中,新疆军区祖龙·太耶夫和马尔果夫两名少将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要求去苏联,经中央军委同意后去了苏联,同行的有新疆军区数十名校尉级军官。1962年伊犁、塔城军民叛逃苏联事件中,过去了大约有6万余人,80%是从霍尔果斯口岸(距伊宁市80公里)出去的!1990年苏联解体后,有3万余人聚集在了霍尔果斯口岸以西的潘非洛夫,打着标语,写着“我们是中国人”,结果被武警战士全部挡在了国门之外。这些人主要是居住在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扫葫芦(具体地名不详)。
日,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乌拉斯台,蒙古语,意为杨树)地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统治,举行武装暴动。不久,这场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亦称“三区革命”。三区民族军特克斯第一骑兵团和博尔塔拉第八骑兵团旗帜现在的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现新疆伊宁市三区革命历史纪念馆照片为三区民族军在玛纳斯河畔,三区民族军与解放军会师,两军会师欢庆场面 1945年7月,在伊宁以暴动队伍组成的游击队指挥部为基础,成立新疆民族军。帕里诺夫任总指挥,祖农·太也夫任副总指挥,下辖8个团又4个营,1.5万余人。同月,民族军向塔城、阿勒泰地区进军,尔后挺进准噶尔盆地,9月进抵玛纳斯河西岸,威胁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民族军发展到3万余人。为加强玛纳斯河西岸的兵力,成立了民族军中线指挥部,马尔果夫任步兵1旅政委。
1946年6月,民族军按照三区临时政府和国民党政府“11项和平条款”整编,部队减为6个团1.3万余人。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阿勒泰和玛纳斯地区,民族军奋起抗击。 1949年8月,绥来(今玛纳斯县)、景化(今呼图壁县)、昌吉三县纷纷流传三区要进攻迪化。9月国民党省政府派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为首的代表团到绥来,与民族军中线代表、步兵1团团长马尔果夫会谈。陈方伯代表包尔汉和陶峙岳向三区保证不动用武力。马尔果夫说:我们是正规军,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前决不会进行任何武装攻击。他希望对方保证将征集用于撤退的民间运输工具发还民众,民族军人员下河饮马取水时,对方不要随意开枪。马尔果夫澄清了驻玛纳斯一线的民族军正与国民党军发生军事冲突的谣言。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为迪化军政当局和平起义消除了后顾之忧。
1949年11月,新疆民族军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民族第5军,马尔果夫任民族第5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并兼任伊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由于马尔果夫是三区革命和进步组织的领导骨干,是塔塔尔族有影响的先进分子,1949年12月,中共新疆分局直接吸收马尔果夫为中共党员,不要候补期。首批被发展入党共15人,赛福鼎也在其列。马尔果夫是塔塔尔族最早的中共党员。这张照片是50年代将军合唱团彩照,第3排中间那个大个子就是马尔果夫,第2排那个戴墨镜的将军是李作鹏
1951年1月,民族军在伊宁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后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兼伊犁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
叛逃 资料来自葛尔夏《历史的回声》节选:1951年2月,有人在伊犁秘密召开了“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讨论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具体内容是:一、新疆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面加上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国徽;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千山万水解放新疆很辛苦,应该回关内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军负责;四、在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下面设一个维吾尔斯坦共和国观察员等。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关系到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涉及新疆党内军内上层。1951年4月,中共新疆分局在西大楼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分局领导和各部门、各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过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干部,赛福鼎·艾则孜、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列斯肯(俄罗斯族)、艾尼瓦尔·贾库林、艾尼瓦尔·汗巴巴、曹达诺夫·扎衣尔、库尔班·马木托夫、阿布里米提·哈吉也夫等等。会议由新疆分局第二书记徐立清主持说:“会议主要讨论批判最近在伊犁开的‘五十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提出的关于维吾尔斯坦共和国的问题,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民族观的原则,进行深入地讨论和批判!”我立即意识到会议内容的重要性,全神贯注地看着王震。王震将军 接着分局第一书记王震同志讲话,开始比较平和地说:“苏联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各有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苏联的联邦制建立在二十世纪十几年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政策。所以,你们提出什么共和国问题,实际上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极端错误行为。”说到这里,王震同志很气愤的站起来,走到北边坐着的民族同志面前,我们都跟着站了起来。王震同志指着赛甫拉也夫大声斥责:“你的肚子这么大,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天天吃抓饭吃的!”我给赛甫拉也夫作了翻译。王震同志又注意到旁边站的列斯肯(民族军军长、俄罗斯族),非常气愤地指着他说:“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长,参加五十一人座谈会,是叛国行为,要杀头!”我听了感到很紧张,没敢给列斯肯翻译“杀头”这个词,可是旁边站的伊敏诺夫用俄语给他翻译了“杀头”的话,把列斯肯吓得快晕倒过去,旁边的人连忙扶他出会场。
这次会上有一次批判维吾尔斯坦共和国问题时,王震同志插话中指着我们戴的民族军勋章和军衔说:“你们勋章上的标帜五星半月牙,为什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俘虏的联合国部队里的土耳其军队标帜一样?”我第一次听说我们戴的勋章军衔和土耳其的一样,回家就把它取掉了,以后也没有见到有人再佩戴过。
当然,《历史的回声》作者葛尔夏可能只是没有见到继续佩戴的人而已,其实五星半月牙勋章在民族军将领中还是有人佩戴的。马尔果夫便是其中之一。注意照片左侧,红圈圈出来的胸章。胸章图案采取我之前贴出的照片三区民族军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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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也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事件和资料,说到这里,先歪个楼,我们先退回去,说说当时的“三区革命”。因为这个“三区革命”以及民族军的成分及其渊源,及其复杂。
其中主要组成部分有:
1、乌斯满、达力克汗(1949年任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在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去世)的阿山哈萨克族武装。这个武装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一手扶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乌斯满和达力克汗都是新疆阿山地区哈萨克人,乌斯满早在30年代就组织武装反抗盛世才,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三区革命胜利后被三区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1947年投靠国民党政府,新疆和平解放后沦落成新疆最猖獗的土匪。1951年2月在青海柴达木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活捉,两个月后在迪化经公审后枪决。
2、新疆伊犁解放组织。该组织成分十分复杂,有大土耳其分子(东突分子)、泛伊斯兰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苏联学习归来的苏共在伊犁地下组织成员、进步青年和伊犁民族起义人员(如巩哈暴动人员)。人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新疆民族军的主力。
3、在南疆蒲犁(今天塔什库尔干)的蒲犁游击队。该游击队主要由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人组成,领导者是从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归来的伊斯哈克伯克(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1949年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去世)。该部队在三区革命时期曾经数次进攻喀什,后来经过和谈,大部经苏联进入伊犁地区。
4、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帮助下建立的塔城战斗小组,领导人是司马义也夫。司马义也夫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的主力骑兵团团长,在新疆平叛战斗中战功卓著。
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源是乌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义,起义导火索是盛世才的“献马运动”,强征暴掠激起民众的反抗。实际上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苏联的态度。新疆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近现代新疆诸大事无一不和苏联(俄国)有关,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与苏联大有干系,苏联为了支持盛世才独霸新疆,甚至还出动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直接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苏联如此明目张胆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个极端亲苏的政权,以确立自己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同时也为自己建立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二战后期盛世才突然从亲苏转向亲蒋后,自然引起苏联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开关押驱逐共产党人,更让斯大林大为光火。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伊犁巩哈暴动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批人员迅速赶往阿拉木图,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贝里亚亲自坐镇指挥,许多在苏联成长、学习的少数民族共产党人被派进新疆,如在盛世才时期返回苏联的前白俄鲍里诺夫、列斯肯,流亡苏联的伊犁地区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进入苏联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受苏联训练的军事指挥人员伊斯哈克伯克、达力克汗等。伊犁革命组织就是这时候由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牵线,联系当地民族宗教势力和进步人士建立起来的。
巩哈暴动初始,游击队利用国民党势力在伊犁河谷空虚的契机,陆续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曾经一度占领尼勒克。国民党当局派遣接替盛世才担任新疆临时主席的朱绍良匆匆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巩哈暴动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东进的时候,伊犁解放组织秘密得到苏联军火、人员的援助,日夜(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突然在伊宁发动起义。从苏联派遣回来的原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这条公路也是目前通向伊犁的咽喉要道,60年代,为了保证战争时期需要,我国在新疆天山腹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天山公路,就是为了保证一旦312国道被敌人占领,我们还有一个备用公路而修建的)。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三区革命领导人,也是三区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区参加了国民党的国大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接触,1949年坚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年在接受毛主席邀请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因为飞机失事去世,年仅28岁)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根据一些在伊宁的国民党官员事后回忆,这批人员还身着苏军制服,佩带苏军军衔)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国民党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民党守军,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起义部队(内中包括有从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国民党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孤军死守。
民族军的军衔分为士兵、尉官、校官和将官四级,肩章和军服都仿照苏军式样。肩章为蓝、红、白三色,以区分骑兵、步兵和炮兵;帽徽为铁制,中间一内圈为天蓝色,中心是一个橘红色月牙和五角星。伊犁临时政府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儿果斯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
民族军总司令部下设后勤处、政治处、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侦察处、作战处、人事处、总务处等机关。鲍里诺夫为民族军总指挥、瓦尔沙诺菲·米哈伊洛维奇·莫日阿洛夫为总参谋长,阿巴索夫为政治部主任,艾尼(巩哈游击队指挥员)为军事法院院长。总兵力大约15000人,各部队有:
特克斯骑兵第一团
特克斯骑兵第二团
新二台骑兵第三团
蒙古族骑兵营(来自博尔塔拉的土尔扈特蒙古族)
锡伯族独立骑兵连
骑兵补充团(巩留)
回族独立骑兵营
绥定步兵第一团
伊犁步兵第二团
伊犁预备第四团
直属炮兵营
直属警卫营。
步兵编制:每团2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4个班,全团大约2500人。
骑兵团编制:每团4个骑兵连和1个机枪连。每团约1000人。
团设参谋部、政治处、后勤处。有团长、军务副团长、政治副团长、宗教副团长各一。
1945年2月开始,伊犁局势已经稳定下来,革命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民族军和当地游击队的夹击下,塔城国民党守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解放。民族军将塔城游击队改编为额敏骑兵第4团和塔城骑兵第6团,并将原来的二台骑兵第3团和上述两个团合并成立了独立骑兵旅,该旅人员大约2400人,列斯肯为旅长。
D、阿山地区:
独立骑兵团,团长达列力汗。
此时三区民族军总兵力根据民族军司令部干部处处长玉素甫汗·昆拜的记录,“全军共有29650人,战士中60%为哈萨克人”。霍斋·松哈什在他的回忆文章《三区革命武装力量简述》中提到:“作战期间,由苏联而来的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军官是三区革命军军事技术的传播者。三区民族军共17个团,其中13个团是骑兵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
三区民族军和国民党军队对峙在玛纳斯河沿岸,国民党守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奉命抵达迪化,将第46师部署在绥来,在这里成立前线指挥部,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防线。谢义锋的新2军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天的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整编骑兵第1师(马呈祥)接替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指挥的新45师加强伊吾、哈密的防守,其中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
尽管如此,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仍然十分担心迪化将不保,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候,朱绍良曾经八小时内给蒋介石连发三份急电“……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土共存亡,上报党国……恳请钧座速筹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顺应抗战胜利后全国和谈的潮流,开始通过苏联的斡旋与三区政府进行和谈。日,蒋介石在一次关于中苏会谈的讨论会上提出:“苏联政府如果能保证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领土和行政主权,对中共和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支援,中国政府才考虑苏联有关外蒙的要求”。会议后,蒋介石向在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的宋子文连发两道密电,指示可以“允许外蒙战后独立”,但苏联必须承认“东北领土主权和行政之完整,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做任何支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向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如果能在帮助中国评定“新疆变乱”等问题上作出承诺,中国政府可以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斯大林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宋子文关于制止从苏联往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1945年9月,莫洛托夫和王世杰在伦敦就“新疆伊犁事件”磋商时表示,这个事件是临时现象,不久就可以平息,于是在得到苏联的保证后,蒋介石开始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和谈进行了将近半年,在1946年4月终于达成协议,新疆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三区政权也随即发生重大变化,在苏联直接干预下,三区临时政府高层人员中的一部分封建势力、宗教人士和泛突厥人士被清除出领导层,原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在一天夜晚被苏联驻伊犁领事请进领事馆参加联谊会,随即被扣押并迅速送入苏联(后来不知所终)。三区政府的核心现在由从苏联学习归来的进步人士组成,首脑为拥护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宁人,早年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被盛世才关押进监狱,1944年10月出狱后既参加伊犁革命,逐步进入临时政府高层,后担任和谈代表,和谈后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接受毛主席邀请,在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去世,年仅38岁)和阿巴索夫。
三区民族军在和谈后根据协议被改编为6个团: 其中步、骑各3个团,这些部队分别驻扎在伊犁、塔城、阿山境内。后来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三区民族军这个称号及其军衔、服装在三区内部依然沿用。日,和谈后成立的伊犁专署机关报刊登了民族军政治部就征兵工作发布的《告全体同胞书》,内中指出:“我们不但要保留民族军,而且还要在阿克苏、喀什等地组建民族军”。新疆主席张治中也承认这点,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本来三区对军事条款规定,当初有相当诚意付诸实施;可是因为阿山问题(即国民党支持乌斯满背叛三区,转而进攻三区的阿山事件)的发生,一切遂陷入停顿。”1947年夏天,民族军突破了国民党的限制,扩大编制,壮大实力。到1949年8月,民族军共有5个骑兵团和3个步兵团,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骑兵营和大约500人的后勤人员,总兵力达到14020人。拥有各种步枪9088支,短枪184,轻机枪405,重机枪68,迫击炮66,火炮12,高射炮7,掷弹筒55,手榴弹14480,战马5522,运输马匹521,马车311,轻型坦克2,装甲车1,飞机42(可以使用的有14架,6架轰炸机和8架战斗机),军用车辆30。此时民族军的总司令为伊斯哈克伯克,其编制大致如下:
其编制如下:
总指挥部(伊犁,编制3401人)
总指挥:鲍里诺夫(日,和谈协议签字,鲍里诺夫受命连夜返回苏联,接替他职务者为刚从南疆返回的伊斯哈克伯克)。
副总指挥:达力克汗。
参谋长:马加诺夫
政委:卡塞诺夫(维吾尔族)
政治部主任:努尔山德洛夫(后来为曹达诺夫)
总指挥部直属单位:
1、锡伯联络大队,106人。
2、警卫连 ,280人,连长塞勒别乌·买提索夫。
3、后勤部,部长拉索洛夫(乌兹别克人)。
4、医院,119人。
5、警备营,498人,营长瓦利诺夫。
6、后卫团,1359人,团长沙木萨克,参谋长巴吾开依,政委沙迪阔夫,政治部主任努尔塔约夫·阿吉。
7、军事学校,校长努尔迪耶夫,副校长艾山·居努斯 各战斗团建制如下:
1、乌苏步兵一团,驻扎乌苏,团长马尔库甫·艾斯卡阔夫,参谋长拉玛桑,政委卡依木·木沙,全团1837人。
2、伊宁步兵二团,驻扎安集海,团长阿依吐安,全团1989人。
3、沙湾骑兵团,驻扎沙湾,团长叶蔑诺夫·买买提明,参谋长盖玛迪耶夫·买力克(塔塔尔族),政委拉克莫夫·阿不列孜,政治部主任卡依达尔,全团1108人。
4、和丰骑兵第二团,团长玉素甫汗·昆拜,副团长加尔各答·巴巴黎阔夫,参谋长沃斯帕诺夫·拉玛桑。
5、炮兵大队,驻扎安集海,大队长阿斯哈提·帖毕波夫,参谋长索里坦·阿里,政委莫沙耶夫,政治部主任沙木沙克,全队323人。
6、摩托车厂,厂长波尔比耶夫(俄罗斯族人),全厂216人。
7、乌苏军医院,院长拉恰提·卡比约林(塔塔尔族),全院27人。
8、恰特骑兵一团,团长叶斯帖蔑斯·波拉里,该团为空后备团,负责战时动员征集新兵。
9、特克斯骑兵团,驻扎玉勒都斯,团长毛列诺夫(柯尔克孜),后来由艾里耶夫·哈密提接任,参谋长阿马诺夫,政委库尔巴诺夫,政治部主任马木托夫·库尔班,全团1037人。
10、迪化骑兵第三团,团长巴达里汗·苏古尔巴耶夫,副团长艾山·居努斯,参谋长斯德阔夫·沙拉依丁,政治部主任艾波杜瓦利,全团1225人。
11、塔城骑兵第四团,团长斯塔丁阔夫(俄罗斯),参谋长努克索夫,政委巴勒喀什·巴甫洛夫,全团1315人。
乌斯满投靠国民党政府后,三区政府在阿山建立了北线军事司令部。指挥官为达力里汗·苏古尔巴耶夫,其下属单位包括:
1、承化卫戍第六大队,大队长卡斯莫夫·艾波拉卡提,参谋长努拉克买提。政委托克特,全队296人。
2、医院,院长阿卡提(塔塔尔),30人。
3、承化骑兵第三团。
4、和丰骑兵第二团。
5、塔城骑兵第四团。
6、蒙古骑兵营,营长叶儿迪,政委叶蔑诺夫·托克特,全营588人。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取得决战性胜利,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就与王震谈到了进军新疆的问题。6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进行谈判,谈判期间,苏联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进军新疆,并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三区革命力量。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遣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力群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负责与三区政府联系。
日,邓力群带领3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取道阿拉木图到达伊宁,经过苏联领事的安排与三区领导人会晤,并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电台联系,这就是在新疆和平解放期间著名的“力群台”。通过力群台,中共中央了解了有关三区的详细情况。
事实上这并非三区领导人和中共的第一次接触,早在1946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作为新疆国大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时候,就在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日深夜,25岁的阿巴索夫独自一人秘密前往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阿巴索夫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提出:“请中国共产党把人民革命党接受为自己的下属组织,请中央派干部来领导工作,请派技术干部携带电台到新疆工作”,董必武当晚即电告中央,电报说:“新疆国大代表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原伊宁起义首领之一,来会我,称在新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新疆解放区公开,在迪化和其他地点还是秘密的。现有15000人。领导同盟的共11人,曾要求加入联共。联共以苏联外交关系,未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董必武的来电,第二天周恩来亲自起草复电刘少奇签发。复电说:“甲、望向阿同志询问:1、新疆整个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及其发展。2、新共同盟之具体主张。3、阿同志可否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
乙、……并向阿同志声明下列各点:1、中共愿与新共联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2、派去之代表,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3、新共同盟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4、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去梅园新村会见董必武,董必武安装中央指示答复了阿巴索夫,并派遣彭国安(在新疆化名王南迪)带电台一部随同阿巴索夫回新疆。1月4日,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和彭国安携带中共中央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返回迪化,彭国安住在阿巴索夫的家中,但是因为彭带去的电台功率太小未能和延安建立直接联系,但是这个电台在彭来到伊宁后,经常抄收新华社的消息在三区进行公布和宣传。
邓力群的到来标志着三区革命正式接受中共的直接领导。8月17日,邓力群会见了阿合买提江和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将中共中央的希冀和意见向三区党政军领导做了通报。8月18日,毛主席以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阿合买提江发来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派遣代表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0日,阿合买提江回电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即刻赴京。8月22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罗志澄人从伊宁出发,取道苏联前往北平,8月27日,他们所乘坐的苏联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撞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提起来让人痛心,阿合买提江当时才38岁,而阿巴索夫仅28岁,这两位就是三区的首脑,而伊斯哈克伯克和达列力汗都是三区民族军的军事最高指挥人员,同机遇难,等于三区突然丧失了全部的党政军一把手)。三区政府又派遣了以赛福鼎为首的代表团前去北平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毛主席亲自批准了赛福鼎的入党申请,并决定新共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直接转入中国共产党,“可以不要预备期”。
新疆和平解放时期,三区民族军派遣部队开赴新疆各地迎接西北野战军的到来。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任命列斯肯为军长,马尔果夫为副军长兼任参谋长,顿星云为政委、曹达诺夫为副政委,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序列:
军长列斯肯,政委顿星云
第13师:师长叶蔑诺夫·买买提明,政委马洪山。驻扎喀什
37团驻扎阿克苏,团长巴依扎阔夫·阿曼托尔,政委王刚真
38团驻扎喀什,团长马木托夫·库尔班
39团驻扎和田,团长艾波德列依木·沙木沙克,政委黄威。
第14师:师长依不拉依木·巴依,政委胡真。
40团驻扎乌鲁木齐,团长约瑟夫·马克苏提江,政委董善生。
41团驻扎防城,团长艾列克桑克,政委张师峰。
42团驻扎伊宁,团长乌斯曼·拉玛桑。
第43骑兵团,原民族军承化骑兵团,又称承化骑兵第一团,团长巴达里汗·苏古尔巴耶夫。
第44骑兵团,又称果子沟骑兵第二团,团长苏发宏,政委崔宝成。
这些部队在后来新疆剿匪战斗中都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司马义也夫指挥的原三区民族军骑兵东出伊吾,成功解救伊吾之围,功劳最为显著。根据1950年9月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马尔果夫的一个统计资料,当时五军全军中哈萨克族人6866人,维吾尔族人5567人,柯尔克孜族人206人,回族229人,汉族人92人,塔塔尔族人185人,俄罗斯族人487人,蒙古族人731人,达斡尔族人21人,锡伯族人159人,塔吉克族人8人,乌兹别克族人183人,共计14840人。50年代,第5军除13师38团和14师40团保留外,其他部队就地转业。被保留的两个团1969年还在北疆地区野战部队序列负责北疆防务 ,经过解放军的大规模精简,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三区民族军到此终于成为历史的一个名词,但是民族军留下的影响极其深远,一些民族军将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其中马尔果夫后来成为伊犁军分区司令,曹达诺夫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三区革命”民族军的武器装备民族军的肩章民族军的奖章,苏式风格颇重 民族军运动会获奖人员合影,从战士的装束上看,有着浓厚的苏联色彩
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民族军众多官兵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50年代初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如马尔果夫和祖龙·太也夫,祖龙·太也夫后来移居土耳其,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当然这都是话题外的话了。
附注1:1955年授衔的来自新疆民族军的将领
赛福鼎·艾则孜,新疆阿图什县人,维吾尔族人,在三区革命中任三区军事法庭秘书、临时政府教育厅厅长,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委员,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前进报》总编辑,人民民主同盟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新疆伊宁人,维吾尔族人,在三区革命中任排长、民族军指挥部科长、副参谋长、骑兵团长。建国后任解放军师长兼南疆军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祖龙·太也夫。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
曹达诺夫·扎依尔,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人,三区革命中任骑兵营参谋长、步兵第四团参谋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解放军第5军副政委,新疆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亲历者忆62年伊犁塔城逃亡:到了苏联才知祖国的好 1959年秋,作为“右派”份子,我被“流放”到新疆。翌年10月,被新疆教育厅调派到塔城。  塔城距乌鲁木齐千里之遥,紧靠中苏边界,晚上可看到苏联那边的灯光。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达斡尔、回、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城里有三所中学,其中两所是民族中学,我所在的塔城三中是一所汉族中学。校长是一位和善长者,对我很客气,生活待遇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教师对我也很友好,看不见异样的脸色。跟教育厅比,判若两个世界。  校长为安排我的工作颇感为难,他坦诚地对我说:“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敢叫你教语文,可不可以改教数学?”我如实相告,我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只好安排我到教务处,做些了解教学情况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听课。听课后要跟上课教师交换意见,还要向教导主任汇报。  这样,我不成了管教师的人了吗?显然与我身份不符。再有,我虽然从教育厅调来,但对教学是一窍不通,怎敢对别人指手划脚?因而给我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没办法,只好热炒热卖,找来几本教学法书籍,记了些新名词,煞有介事地和同事们商讨起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问题。不过,这时我已吸取教育厅的教训,牢记不要“乱说乱动”的训示,交换意见也好,汇报也好,我总是挑好的说,抹得上下都满意。生活教会了我圆滑世故。  过了三个月,精简下放运动从自治区发展到地市县级,学校也属精简范围,领导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写申请,表决心,我当然也不例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递交了申请书。不到半月,学校宣布我的申请已被光荣批准,而且是唯一被批准的人。  感谢校长这位好心人的苦心运筹,可能是怕直接点我下放会使我感到难堪,才搞了这个人人写申请的庄严过场。其实他们心中早就有数,我这个被教育厅视为多余的人,在这边陲小城也是一个多余的。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只要头上有这顶帽子什么不幸都可能随时降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我的直接上司教导主任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大姐,积极为我张罗下放地点。她爱人是塔城县蚕书记兼十月公社党委书记,她说就到她爱人那个公社去,日后也好有个照顾,而且那里还有自治区科委几个下放汉族干部,可以住在一起作伴。自从打成右派以来,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关心我的人。  老大姐的关爱大大缓解了我被抛弃的孤独感。我振作起精神,用发给我的最后一笔三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农业科技书籍,决心弃文务农,在广阔的田野上去重写自己的青春。从那天起,我就和单位彻底脱离关系,一无所有,成为赤条条的一介农夫,我的生活阅历也从狭小的单位扩大到纷繁万象的下层社会,让生命去接受更惊心动魄的考验。  十月公社离塔城40多里,我落户的新光大队一队是个农业队,离公社又有20余里。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口前,背倚巍峨雪山,面临波状莽原,用今天眼光看,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但当时我是一穷困潦倒的流放者,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我被安排到生产队长家居住,主人是哈萨克族,能说简单的汉语,夫妇俩加一个小女孩,三口之家。男主人剽悍爽直,女主人文静温柔,夫妻性格迥异,但相处甚得。  他们待我如亲人,照顾有加,劳动安排拔草等轻活,能干多少干多少,伙食不是牛奶煮面条,就是炖羊肉,比在单位强多了,不到一月,我就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贱民身份。我如实告诉他我是右派,他说公社已经通知过他了。他问我什么叫右派,我觉得简单几句汉话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就打比方说:“右派分子就是你们这里从前的巴依(哈语”地主“音译)。”  他笑了笑,摇摇头:“不,你不是,你不是。”在这个憨厚纯朴的哈萨克人面前,语言显得多么苍白,习惯用政治概念图解世界的人怎么也无法理解表现在平民百姓身上那博大的胸怀。  我吃住在他家,大队每月只给他家拨一份我的口粮,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已是没有工资的人,不可能交伙食费,而他们根本就不在意。我不好意思白吃白住,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就是劳作之余帮助他们带带小孩。孩子只有一岁多,正呀呀学语,我用汉语教她叫“爸爸”、“妈妈”、“叔叔”,哭闹时为她拉拉小提琴,这孩子具有哈萨克人特有的音乐禀赋,只要一听到琴声就不哭了。  孩子也很亲近我,收工回家,老远就向我扑来,抱着我“叔叔,叔叔”叫个不停。在这远离故乡、亲人的边塞山村,在受够世人白眼的屈辱之后,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间至情温暖了我那颗冰凉的心,改变了我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偏执态度,相信人性的火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熄灭。
1962年春天,塔城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边民外逃苏联的“伊(犁)塔(城)事件”,我目击了这次重大事件的一个侧面。  4月的边疆,风和日丽,冰雪解冻,大地复苏,草原吐绿。牛羊走出圈棚在牧场上转悠,蛰居一冬的农民忙着准备春耕,草原一片宁静。一天,村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三五成群的陌生人骑着马这家站站,那家停停,好像商量着什么,离去一拨,又来一拨。这反常现象引起了我们几个下放干部的警惕,担心是不是要出什么乱子,便悄悄去向平时相处甚好的年轻人打听。  他们说,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回老家了,到苏联去。他们解释说,他们父辈原来是苏联人,是30年代苏联搞集体农庄时逃到新疆来的。傍晚,我的房主人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公社开会布置明早集体越境到苏联去,问我跟不跟他们一起走。我感到事情太突然,太重大,沉思良久,无言以对。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不再谈这事,就进里屋去取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十多张十元的人民币,说:“这钱在那边也用不上,就送给您吧。”我推辞不过,听他也说得在理,就收下了。我也拿出在乌鲁木齐工作时买的一件灯芯绒茄克衫,脱下身上的毛衣毛裤、皮鞋,尽其所有,全部送给了他,以感谢他们夫妇对我的兄弟情谊。晚上他们收拾东西,通宵未睡,我在炕上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何去何从,难下决断。  半夜时分,村子开始喧闹起来,鸡呜犬吠,牛哞马嘶。走出房门一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套车,装东西,能带走的只有衣被等物,牲畜、家具、农具等大宗家产都毫不可惜地舍弃了。队长套好自家的车,便去组织各家各户准备上路。一时间,呼儿唤女,扶老携幼,车轮转动,首尾相接,庞大车队浩浩荡荡开出村子。像归去的游子,像出征的战士,走得那么匆忙,去得那么从容,没有一丝眷恋,没有半点戚容。这大概就是游牧民族的豪爽天性吧。
村子里的人都走了,只剩我们几个汉族下放人员,不得不聚在一起商议去留,多数人主张走,我主张去边界看看再说。于是我们立即套了一辆马车,尾随而去。走到与其他村落交汇的路口处,只见各路车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路口,又加入一支两支车队。  上了通往边界的公路以后,马车、牛车、人流形成多路纵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只能缓缓蠕动。年轻人的歌声笑声,小孩的啼哭声,赶车人吆牲口的叫骂声,此起彼落。这景象只在过去描写战争的影片里见到过。平时只要一个钟头就可到达边界的路程,这天竟走了整整一天,下午5点才到达边界。  想象中的边界一定森严壁垒,其实完全不是。沿我国一侧看不到一根界桩,一个哨所,一兵一卒。脚下一条约莫十多米宽的干涸小河就是边界。那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我国边界一侧完全不设防,号称和平边界。  对面景象就大不同了,过河就是一道铁丝网,网后是一条20多米宽的松士带,据说兔子跑过这里都会留下脚迹,更不要说偷渡者;松土带后是边防公路,装甲巡逻车间隔几分钟就驶过一辆,如临大敌。今天与往日不同的是苏联一侧边界铁丝网拉开了一个大缺口,后面是黑压压一大片临时搭建的帐篷,看样子早就做好了接待逃亡者的准备。这边的车队越过小河就从这个缺口进入苏联。  我们几个人想到对岸看个究竟,也跟着车队进入了铁丝网。这里车马喧嚣,人头攒动,高大的苏联军官,威严地虎视着人群,不时用马鞭指指点点,大声呵斥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军人来给饿了一天的逃亡者分发面包,是苏联电影里见过的那种切成块的黑面包。有个汉族小伙子不识好歹,拼命往里挤,站在一旁维持秩序的军官,扬手就是几皮鞭,抽得小伙子抱头钻进了人群。  那军官趾高气扬,怒目圆瞪,挥鞭打人如打牲口的神态,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老大哥的形象在我心中顿时一落千丈。我马上问同伴见此情景有何想法,是去是留?几个原先决心逃异地的人这时都改变了主意,同声回答:回去!我们立即驾车离开了这个只呆了半个钟头的国度。  这次难忘的经历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民族感情。不管自己怎样受过同胞的凌辱,一旦面对异国民族欺负自己的同胞时,会不由自主地忘却宿怨,认同自己的民族。由此,我也联想到教育理论上的一个严肃的命题:抽象的道德理念,只有融入活生生的情感体验,才可能转化为有血有肉的道德行为。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边民大规模越境,共有6万多人去了苏联,起因据说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有关。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以前有不少从苏联跑过来的农牧民,没有苏联护照。20世纪50年代后期,领事馆开始给他们颁发苏联护照,领到护照的人就可以回国。当时我国生活极度困难,边境牧民都想到苏联去过好日子,要求领取护照的人越来越多,领事馆难以甄别,就说,你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加上苏联特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便引发了这次有组织的越境狂潮。伊犁地区的民众事前层层动员,统一了行动时间、路线、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少数民族干部负责组织指挥,一呼百应。加之我国边界当时没有驻军,地方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阻止如此大规模的越境行动。就这样,几万人的越境行动,竟在一两天内完成了,而且异常平静。
逃亡到那边的人,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白丁,统统被发往边远地区放羊,一呆就是十年,在荒芜人烟的地方,意志被慢慢消磨,纵使无限的后悔也无法归家;他们的子女与牛羊为伴,辗转于各个牧场,有能力的人渐渐离开牧场来到城市;这才换来他们的子女可以与当地人同享一片天空的机会。
曾经驻守塔城的三区民族军改编的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日,民族军在伊宁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治委员,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任副军长兼参谋长。1954年10月,第5军军部改编为改为伊犁军区,第5军番号即予撤销。1949年底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塔城三区民族军的内务处官兵,金发碧眼的占半。有很多俄罗斯人。驻塔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十四师四十一团1950年合影照片四十一团的前身——塔城三区民族军干部合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四十一团官兵修建公园劳动纪念碑。王振将军身着民族军冬装在给战士们讲话赛福鼎以五军首长身份视察部队
我军历史上第二次出现的苏军军服民族军建立初期的女战士穿苏军军服、佩带尉官军饺的新疆民族军女医务工作者日,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举行武装暴动。不久,这场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亦称“三区革命”。日,在伊宁以暴动队伍组成的游击队指挥部为基础,成立新疆民族军。帕里诺夫任总指挥,祖农•太也夫任副总指挥,玛加诺夫任参谋长,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辖8个团又4个营共,1.5万余人。同年7月,民族军主力在苏联红军援助下,向塔城、阿尔泰地区进军,尔后挺进准噶尔腹地。9月下旬,进抵玛纳斯河西岸,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威胁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民族军发展到13个团共约3万人。据民族军司令部干部处处长玉素甫汗•昆拜的记录,“全军共有29650人,战士中60%为哈萨克人”。霍斋•松哈什在他的回忆文章《三区革命武装力量简述》中提到∶“作战期间,由苏联而来的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军官是三区革命军军事技术的传播者。三区民族军共17个团,其中13个团是骑兵团,2个独立骑兵师,5个步兵旅”。民族军从组织上到装备上都得到苏联的帮助,穿苏式军服,并实行苏联军饺制,上自司令,下至列兵,均佩带军饺标志。民族军的军饺分为士兵、尉官、校官和将官四级,肩章和军服都仿照苏军式样。肩章为蓝、红、白三色,以区分骑兵、步兵和炮兵;帽徽为铁制,中间一内圈为天蓝色,中心是一个橘红色月牙和五角星。1946年6月,民族军按照三区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定的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即“11项和平条款”)进行整编,部队减为6个团共1.3万余人。1947年,国民党政府撕毁协议,武装进攻阿尔泰和玛纳斯地区。民族军奋起抗击,保卫了三区。到1949年8月,民族军共有5个骑兵团和3个步兵团,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骑兵营和大约500人的后勤人员,总兵力达到14020人。拥有各种步枪9088支,短枪184,轻机枪405,重机枪68,迫击炮66,火炮12,高射炮7,掷弹筒55,手榴弹14480,战马5522,运输马匹521,马车311,轻型坦克2,装甲车1,飞机42(可以使用的有14架,6架轰炸机和8架战斗机),军用车辆30。
从1948年起,民族军参照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原则教育部队,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得到改善。1949年10月,民族军为接应人民解放军入疆,自玛纳斯河以西分别进至东疆和南疆。12月上旬,民族军一部到达迪化,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会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日,民族军在伊宁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治委员,伊斯哈科夫•马尔果夫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曹达诺夫•扎伊尔任副政治委员,努利耶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共1.3万余人,归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建制。改编为第五军后,暂时保留军饺制和苏式军服,但开始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八一五角星帽徽。因此说,新疆民族军(第五军)是第二支曾经穿过苏联军服的我军部队。不久,第五军不再实行军饺制,服装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一式样。为了加强对这支民族军的领导,第一野战军领导决定从第一兵团抽调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到第五军工作,在该军迅速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使这支民族军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改编后的部分民族军军官、士兵合影。从他们的衣著上可以看出“中苏合壁”的特征∶佩带苏式肩章、八一五角星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少数戴大檐帽,多数戴解放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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