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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这是一个没有伟人而又盛产“政治太监”和“经济汉奸”的时代
这是一个没有伟人而又盛产“政治太监”和“经济汉奸”的时代（1）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显著标志就是具有精神和思维的现象，是精神和思维把人类从低级的动物世界引领到高级的人类社会当中，所以，人类一旦拒斥和抛弃了对精神和思想的追求，那么，人类就会在对基于物质享受的过分贪婪和无度纵欲的放荡之中，而地走向毁灭和崩溃。比如，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对当前的社会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　　下面有必要阐述一下本章标题所提出的两个概念，即“政治太监”和“经济汉奸”。　　所谓的政治太监就是指那些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的既不能在思想、道德和行动上，为整个民族作出先锋示范，又不能在国家和人类的发展中做出有益的贡献，以致当内有奸邪当道、外有强敌环视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姑息养奸和卖国求荣的绥靖政策，这样的政客和拥权者就是政治太监。政治太监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吹嘘”和“行骗”，因为他们从“无为的本质”发出，使一切有关于“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发展”之行动和计划，统统变成了流于表面形式上的花拳绣腿和虚张声势，所以，当他们一旦面临真实战场的时候，他们依靠吹牛的本领而编造出来的那一套，就如古代宫廷中的太监一样，中看不中用了。　　经济汉奸，就是指那些存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的对内依凭手中的权力，对外依靠投降敌对的势力，并通过出卖本土资源和掠夺本国人民，把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和转移到国外的做法，而形成的吃里爬外的一切民族败类和贪腐蛀虫。经济汉奸的看家本领是“见风使舵”和“投机专营”，拿手好戏是“敲骨吸髓”和“不择手段”，他们的这种由“狐狸的狡猾”“奴才的劣性”以及“强盗的残忍”和“魔鬼的贪婪”所铸成的性格，决定了一切有关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运营中的“公平正义”“国家主权”以及“人民生活”和提高“幸福指数”等计划和目标，都完全是为了达到他们欺骗本国人民、掠夺本国人民、盗窃本国人民和投靠帝国主义这一罪恶目的，而预先计划好的阴谋和布下的陷阱。　　“政治太监”和“经济汉奸”的具体表现形式是，那些能够代表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并进行发言的政府官员，以及通过将社会的资源和财富进行资本化运营，来形成少数人能够侵吞和占有多数人劳动的国有企业中的法人和私人业主。“政治太监”和“经济汉奸”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往往一名政府官员或某个(国营或私营)企业中的法人，都同时会兼具有“政治太监”和“经济汉奸”的双重身份。　　“政治太监”和“经济汉奸”现象的形成和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与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发生嬗变、经济上形成腐败，以及在和平时期对人性堕落的倾向缺乏警惕和制约而形成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分析和探寻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根由，大致有如下几点意见和看法：　　第一，从人性角度上看，长期的阶级斗争是造成民众对政治产生精神疲劳和思想厌倦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点并不应该成为那些个曾经与人民同甘共苦和共融于一体的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在丧失了强大的精神向导之后，在骤然之间而改变其政治方向和行动路线的理由和根据。　　进一步讲，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远大政治目标和理想追求的组织，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它的权力高层，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去认识和分析在今后的行动中有哪些潜在的因素(包括那些来自于自身的倾向于堕落的意愿)能够危及到它的存在，同时应该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来改变现行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式，以求达到和平、发展、共荣和共进之目的，恰恰相反，他们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和争夺国家的权力，相互之间采取了无情打击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方法，最终导致了“鹬蚌相争——官僚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和“渔翁得利——国外资本全面侵入和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的被动局面形成。历史地看待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随着其拥有权力的不断增大而发生了显著地提高以后(即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原来的受其本性支配的政治追求和人生态度也就相应地发生扭转和改变，并且伴随着这种扭转和改变幅度的增大，其对政治目标追求的坚定性以及精神和智力的发育都受到巨大地影响。所以，对于一个在精神、情感和智力上皆不能超越和高尚于其同类的为官者来说，巨大的权力无疑对于他本人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不啻于是一种潜在的祸患和灾难。　　换言之，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对信念和道义的追求，那么，势必要造成他与低等动物相区别的显著标志——道德感和精神现象，被严重损毁和破坏，以致当那些个曾经以“英雄主义”气概而无敌于天下的个人，一经背叛和抛弃了原来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而投入到了物欲的泥潭中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人就会堕落成为达到一己之私而不顾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　　第二，智力上的低级和愚钝，是促使当权者沦为政治太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心智作为他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支撑，那么，当他在面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就不知道该采取哪一种方法和策略才更为妥当，所以，长时间地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必然会造成对方因看出其破绽而得寸进尺，以致当其颇为被动地采取一些低眉信首、卑躬屈膝和百般奉承与迎合的补救措施作为应对事态变化的权宜之计的时候，对方就已经彻底地摸透了他的迂腐懦弱的本质和底线。退一步讲，对于这样的人，即使对方给予了他再多一点的时间让他去考虑，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必定是于事无补，因为这正如一个智力不够的小学生面对一道数学难题，即使他的老师给了他更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他也终究是难得其正果的。所以，对于那种秉持人性的弱点作为其执政基础的政党来说，它所产生和形成的领导者必然是弱智和无能的。　　第三，一个人的社会行为，是由他的“心性”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地位共同决定的。而所谓的一个人的“心性”，则是指这个人在情感能力和智力状况上综合形成的“定性”和“定力”。一个为官者如果他的心性太过低级和愚钝，那么，当他在面对物质和精神这两类事物的时候，他必然要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对于一个情感浅薄和智力低下的人来说，其体内涌动的物欲本能，必然要促使他去选择“声、色、犬、马”等这一类的能够使其神经兴奋的物质因素，而对于像精神道德等这样一类的既高于物质同时对物质又能够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的因素，他们从来就是陌生的和恐惧的，所以不喜欢精神道德甚至是排斥和诋毁精神道德的东西，就会成为这些低级的愚蠢之物，在其现实生活中的必然选择。　　第四，当权者的品质败坏和道德沦丧，是造成一个民族大量涌现经济汉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对于一个既缺乏理性而又颇具感性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它的最高当权者，是一个志向高远、智慧超群、情感丰富和思想敏锐的非凡人物，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在他的人格感染和行为示范的带动下，以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作为榜样而逐步地走向繁荣、光明和强盛。比如，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他就是一个高尚的道德榜样和一面光辉的精神旗帜。相反，如果它的最高当权者是一个趣味低级和“心性”卑劣猥琐的小人，那么，它的国家和民族就会在他的带动和示范下，选择以崇拜金钱和贪图享受作为人生的目标来定向和追求，从而造成这个国家和民族必然走向荒淫、堕落、腐败和灭亡。比如，人类历史上一切昏庸无能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等，他们才是造成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破败和衰亡的真正诱因和根源。　　所以，从政治的辐射作用和人性的示范效果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强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强；当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弱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弱。　　中国的政治太监和经济汉奸共同作用于社会，造成和形成了对内欺压本国人民、对外认贼作父和卖国求荣的时代特征。　　今天，“中美国”这个腐朽集团治下的“特色”之邦，其一年的钢产量已经达到了6亿多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信息发布会上透露，2010年全国生产粗钢62665.4万吨，比上年增加5308.7万吨，增长9.26%。2011年中国的钢产量预计6.6亿吨。)，但是在事实上，这个远超日美和雄踞世界第一的钢铁数字，已经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和资源状况被严重地透支、污染和破坏。具体表现在：宝贵的煤炭资源遭到掠夺性地开采、使用和浪费，水资源被大量地挥霍和消耗，巨量的工业排污所导致的江、河、湖、海以及耕地被严重污染，形成了从粮食到动物和植物的全面改性、含毒和变异，大气环境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污染。保守地估算每炼一吨钢大约耗水3.65吨，耗煤1.3吨(国际先进水平是每炼1吨钢，需消耗0.7～0.9吨标准煤,而中国目前每吨钢的能耗约为1.3吨标准煤)，而燃烧一吨标煤约向大气排放2.66～2.72吨的二氧化碳，照此计算下来，中国仅在炼钢这一项上，每年消耗水资源就达24.09亿吨，消耗煤炭资源达8.58亿吨，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22.82～23.34亿吨。今天，在全球性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这个打着“特色社会主义”旗号而干着比罪恶的资本主义之勾当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腌臜政治集团，由于其首脑的智力水平低下，道德伦理纲常败坏，阶级立场日趋走向反动，动物的贪欲本性无止境地膨胀，导致了他们合起伙来进行欺压人民的政治手段不断翻新，形成了在极其顽固地维护和执行邓小平的反动思想路线的前提下，倾整个民族的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和资源为赌注，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招牌，纵人性之贪欲和追求享乐为动力，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为维护一小撮当权者集团的反动统治以及确保他们谋取到手的利益不再失去，公然置全中国人民的呐喊和呼声于不顾，甘愿做帝国主义的随从、帮凶和走狗。　　当前，在美日欧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像这种可造成生存环境被严重污染和破坏的工业，是要被严格立项审查和禁止上马生产的。有相关资料显示，截止到日止，美国累计粗钢产量为8847.5万短吨，产能利用率为70.2%，同比增长37.6%;2010年，日本铁钢连盟称，日本粗钢产量接近1.1亿吨，同比增25%「注177」。这些数字表明，像这种依靠大规模地消耗水、电、煤炭资源并可造成对包括大气在内的周边环境形成严重污染的“赔本买卖”，外国人断然是不会去干的。相比之下，中国这个号称“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和“好客亲善”的礼仪之邦，在其人均占有资源少得可怜的情况下「注178」，竟然敢以高于美国的7.5倍、日本的6倍之巨大差距，倾有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孙万代之根本，去大规模地生产和冶炼本不需要如此之巨的昂贵钢铁，想想看，我们消耗大量而又宝贵的自然资源，去生产那些昂贵的钢铁，都用在了什么方面?都干了些什么事情?算一算吧，一套钢制的防盗门平均重约100公斤，全国有13亿人口，以4～5人的组合为一个家庭，除去3亿农村人口不需要安装防盗门之外，还剩有2～2.5亿个家庭需要安装防盗门，那么，共需要消耗钢材0.25～0.2亿吨。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工厂和企事业单位，都需要用铁蒺藜、铁栅栏作围墙，那么，用于制作铁蒺藜和铁栅栏的钢铁又是多少?改革开放后，推行私有化和私有制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家庭轿车犹如满天飞来的蝗虫爬满了各个城市乃至乡村的大街小巷，算一算，中国又因推行家庭小轿车计划而多生产了多少的钢铁和浪费了多少的资源与能源?每天又因成千上万台的小轿车一齐向空气中排放废气而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我们的大气环境?难到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和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国家就不昌盛、人民就不幸福、领土就不完整、主权就不保吗?每人一台私家小轿车拥堵在满是废气的城市道路上，难道就是“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娼盛、幸福美满和康庄大道吗?把节省下来的宝贵资源，用于我们子孙后代的持续发展以及作为开拓新生活空间的必要支撑，难道就不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吗?　　对比近代美日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环境的保护，来反观今日中国的猪狗官僚和反动精英们的做法，可以看到，这些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有头无脑的人渣，在物欲和性欲的驱动下，个个都像被注射了大麻的赌徒和吸客，为了谋求一己私利和放纵肉体的堕落，全然不顾黎民百姓的身心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安危，一个赛过一个地疯狂比拼招商引资的规模、数量和速度，以及GDP疯狂上升和增长的势头。　　
资料：斯诺登在地球找不到立锥之地，说明全世界的正义力量正在沉沦堕落
　　据新闻报道，斯诺登向世界20几个国家提出政治避难申请，但几乎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我们下意识的思维里，斯诺登是为大多数人才揭露法西斯式的全球人权管控而触犯美国法律的，从本质上说，美国的所谓法律已经超越了维护美国本身制度的秩序，变成了对全世界任何公民和组织的法西斯式的无耻侵犯和监控，是全人类的利益大，还是美国少数金融、军火寡头控制下的美国的所谓国家利益大，这应该很清楚。如果世界的正义力量大于这些邪恶的力量，斯诺登就应该得到世界人民的保护，因为他是揭露邪恶的英雄，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些冠以人民名义的所谓国家和社会组织，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政治经济体系下，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淫威，让一个27岁的青年在这个诺大的世界上，无立锥之地，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当今这个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其法西斯的统治已经比空气更加无孔不入，以致让每一个敢于反抗他的人都无路可走!
　　平日里，那些总是以人民为名义，并时常操弄些什么公平、正义概念的政客们，在这次的“斯诺登事件”中，却彻底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所谓的“公平正义”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因为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毕竟不骗子们是用来欺骗人民和混淆视听的遮羞布与障眼法，而是的掷地有声的铿锵言论和有力行动。骗子们过去所惯用的蒙蔽和欺骗世界人民的伎俩，在此时此刻，已经彻底地暴露出它的虚伪、奸诈、无耻和丑恶!他们可以置全世界人民的呼声于不顾，在所谓的利益交换原则中出卖人类最基本的道义和良知。
　　历史和现实总能找到相似之处，当时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横行的时候，那些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出于懦弱和私心，实行妥协投降政策，以致使正义和良知丧失殆尽，但是，蕴藏于人民心中的正义和良知却不会因为邪恶的盛行而泯灭，它终将要被激发出来，正义必然会回归社会，良知必然要降临世界，邪恶也必将受到惩罚和清算，最终遭到可耻地失败的必然是这些个自私的懦弱的资产阶级的政客们，他们放纵邪恶，也必将和邪恶一起灭亡。
　　斯诺登这个渺小的个人，通过他的大无畏的精神，给这个铁桶般的窒息的黑暗世界，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他以他的实际行动让人们深刻思考：人类的自由灵魂，难道要被邪恶的统治带到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中去吗?难道我们每个人不能在自由、协作、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球化的合理社会制度吗?难道我们非要在法西斯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因畏惧、退缩、窒息而走向死亡吗?我们坚信，未来的青年人们会以斯诺登为榜样，勇敢地行动起来，彻底打碎这个重回黑暗的、万恶的旧世界，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公正的、合理的咱新世界。
　　人类一定会走出桎梏，获得新的自由和永生!
　　转自强国论坛：(对原文有删节和改动)
　　五权力剥削
　　权力剥削，即政治手段的压迫;权力剥削必然导致精神上的凌辱。
　　当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职能的日益腐朽和分化，那种依靠土地、矿山、工厂和机器等生产资料的“经典式”的物质剥削，有逐步让位给依靠权力来达到占有目的的趋势。这表明，当代的统治阶级和剥削者，不再单纯地依靠对物质资料的私人占有这种形式——即实物资本，来达到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而是以一种隐蔽转换的手法，即通过把社会赋予给个人的公共权力（土地、森林、河流、矿山以及工厂和建筑等一切生产资料和产品）的人，为了谋取一己私利而上演了一幕幕的权力剥削的丑剧和闹剧。，转化成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样一种途径，来等效地达到对劳动者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压迫的目的。由此，它导致和造成了一切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来把持、支配和占有一切公共资源和财富
　　或许，这种攫取财富手段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以及世界人民对剥削者进行了强烈地反抗和勇敢地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或许是由于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和进步，而导致了那种在原始的生产条件下将大量的奴隶、雇工和平民强制性地控制在田野、山庄以及工厂中的野蛮行径，遭到了普遍地鄙夷、唾弃和反对的缘故。所以，取而代之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以逐步扩大和推广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先进生产手段与显著改善的劳动条件相结合，较大地降低和减轻了工厂主(或农奴主)对雇工的奴役时间和压迫的强度，拯救和解放了大量地被囚禁在劳动场所中的奴隶，使他们在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科技成果和福利待遇的前提下，能够在经济上由“束缚的人”逐步向着“自由的人”的方向转变而形成的社会进步。因此，在这种变化的形势下，当代的统治阶级和剥削者不得不改换了以往通过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剥削，而是采取了相当隐蔽的权力威逼和政治压迫的手段，来达到攫取社会财富和奴役他人的目的。
　　应当看到，人类的这种精神上的进步，是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类先进思想文化，能够深入人心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地成功，密不可分;与人类在物质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的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日益密切地相结合，推动着人类取得了空前地成功，密不可分。所以，这两个方向的文明的共同进步和发展，是促进人类整体解放和使人类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与奴役，并最终以理性战胜感性所取得的又一辉煌胜利。
　　但是，还应当看到，人类文明在遭遇了一系列地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干扰后，已经从曾经达到过的文明高度又跌回到了崇拜肉体欲望的黑暗谷底，因此，无论现代各国采取怎样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方法，企图把人类的再推进到更高一级的层次，都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深入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人类社会内部原有的“阶级结构”和“政治行为”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人类的“基本诉求”和“原始冲动”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人类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殖和存在的方式——家庭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科学技术还被单纯地限定在物质生产和经济运行的领域，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还被当作政治的奴仆和工具而被拒斥在社会的管理大门之外，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才是促成和导致今天的政治依然黑暗和经济依然盲目的真正原因。所以，不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政治行为以及自身的生产方式，一昧地停留在社会的原有水平、状态和层次上去看待和处理问题，人类就永远不能获得真正地解放。
　　人类为什么总是难以跳出和逃脱“历史的周期律”这个怪圈的现象，表明了现时的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无能以及理性对感性的失败，预示了人类在这种持久性地分裂、对立和无限地斗争中，已经陷入了毫无进步意义的时间浪费、资源浪费和生命浪费的颓废境地。
　　从表面上看，权力剥削只不过是物质剥削的一种替代转和换形式，而真正地达到肉体控制和劳动占有，才是一切剥削的本质。权力阶级通过政治行径进行权力压制和强迫作用，归根结蒂是要以这个阶级的全体来控制对整个社会的生产、运行、分配和占有的权力，来达到为这个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获取一己私利的目的，诚然，反观作为资产阶级通过经济的行为来直接占有物质资料并从事压榨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行为，也同样是为了谋求劳动资本与实物资本相结合而达到攫取剩余价值目的。所以，政治权力，是国家机构和国家组织为了保障经济利益，而强制性地迫使社会屈服的一种暴力手段;而经济权力，则是企业部门和商业机构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相对委婉地采取的一种经营措施和管理手段。二者的相同点是都是针对于人来实施控制，不同点是一个以直接的暴力强制而另一个则是以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譬如：政治权力的运行，是以国家的各级政府、组织机构以及各种形式的议会和团体为主导，通过组织、谋划、制定、颁布和实施以政治目标为主旨的纲领和政策，来达到推动和维持现行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下去;而经济权力的运行，则是以资源资本、材料资本、劳动资本、技术资本和货币资本为依托，通过在生产中与劳动力相结合，来达到资本扩大和利润增值的目的。
　　由于任何一种级别和形式的权力，对于处在不断新老更替中的人类社会来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以自然人类为基础的社会权力体系中，权力作为一种无形的契约和承诺，它随时都可能被当作一种“无形资本”在有关当事人之间进行秘密地转让、传承、接续甚至是买卖，并且它也同样地会按照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利润原则”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所以权力资本就在其转让、传承、接续甚至是买卖和“流通”过程中，实现了权力本身在买卖市场——“官场”中的政治商业化的增值——获得经济利润。对于经济资本，特别是在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股份制金融资本，就包含了以“股票”的形式募集到的“货币资本”的一种权力转让形式。这种面向社会而广泛地聚敛财富的行为，在形式上是通过对社会上的分散经济体，分销和摊派诸如国债、股票和期货等有价证券的“持有权”，来达到在实质上获得占有、支配和使用他人的劳动的一种商业化权力的政治行为，即通过转让所谓的股权、债权和物权等“虚空”的权力形式，来达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征集、再调整和再安排的操作过程，它是社会的集权阶级对分散的社会民众，在抛出利益诱饵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二次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实现权力再剥削的一种形式。这种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的股份制商业运作，造成了对社会的民间财富进行再集中、再调配和再掠夺的作用，形成了对出卖和转让财产控制权和使用权的广大股民，被社会的统治阶级玩弄于掌股之上的既成事实。当然，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权力阶级通过银行家们还会以早已预期好了的“利润回报”和在完全可以操控下的“利润分配”，向一些个别的和分散的股民施以某种“高额回报”，以此来掩盖他们在这种权力控制下的无耻欺诈行径。所以，在以自由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对一个经济共同体，只要取得了该经济体总价值51%的股权(鬼才知道这种权力，是否真正与占该经济体总量的51%的财产实力相吻合)，那么，它就可以获得100%的对该经济体全部资产的经营、支配和使用的权力，从而在其后续的经营活动当中，对阶段性地收益，也就拥有了相对地优势。
　　权力通过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取得一系列地支配形式，譬如，政治权力有：总统、总理、部长、州长和市长等大小不同的等级形式;经济权力有：董事长、总经理、部门经理和业务主管等大小不同的职务权限形式，而产生它的压迫作用和形成剥削的现象。这种权力的压迫和剥削，既是大大小小的政治官僚和经济吸血鬼，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其管理职能和强制性地作用所造成，同时，还是权力直接触动下的阶级压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比如：利用总统、总理、部长和州长等权力职务，就可以进行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和强力规定职务待遇和职务收益等;而依靠董事长、总经理、部门经理和业务主管等职务的便利，也可以在“本职工作”的权限范围内，进行商业贿赂、谋取高额职务待遇、回报和收益，同时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来胁迫下属做某些令他(她)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向社会虚报业绩和编造虚假账目等，来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所以，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二者都可以在具体的运行和操作当中，获得实物手段所不能够带来的高于“实物手段的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这种由权力所带给个人的便利和好处，就是权力持有者从人类社会当中分化出来以后，始终能够拥有比非权力持有者更富有和更威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自由的最根本和隐秘的原因所在。
　　权力，从本质上讲是国家以组织社会的名义，赋予给个人的可以从事某种特殊的活动和行动的条件和便利。实施这种特殊的活动和行动的条件和便利的外在推动力量，就是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保证社会的各项机能能够正常运行下去的强力组织——国家机器的作用。因此，当权力持有者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保证社会机能正常运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借机把个人的私欲同国家的要求(公开宣扬的形式，都是采取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蓄意混杂在一起，以致在履行权力职责的时候，就完全可以把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偷偷地转换成谋取个人私利和发泄个人癖好的阴暗行动，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权力阶级，表面上是打着为了公众利益、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的幌子，而实际上却是干着假公济私和贪赃枉法的丑恶勾当。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在一种假仁假义的虚伪高调中，极不和谐地奏出了“主观为自己”和“客观为他人”的二层皮乐章;所有的非人民国家，也都是一手高举着屠刀另一手摇晃着满把的糖果，恩威兼施地驱赶着它的人民顺从统治阶级的脾气、秉性和意志，蹒跚而前行。在此情形之下，国家一经取得了暂时性地正常运转，那么，国家职能赋予给每个人的权力也就时刻地表现出它在为谋求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个人意志的时候，能够发挥其剥削和压榨的作用。所以，获得权力，就成为一切带有私欲要求的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和满足个人私欲而采取的一种最为便捷、简单和省时、省力的途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权力还是那些为了达到全人类的和平解放和幸福自由的仁人志士与一切反动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有效和必要手段。
　　各种大小不等的权力，既是构成国家政权的有效组成形式，同时也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权力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强制性和压迫作用。在一个特别崇拜权力的国家内，它的国民心性必定是感性的、盲动的、贪婪的、嗜虐的和极端自私的;国家的体制和民族的传统也必定是独裁的、专制的、虚妄的、浮躁的和迂腐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决定了这个国家对人民的统治，是以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欺骗这三种形式来达到和完成的。
　　政治压迫所派生的权力手段下的剥削，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形式下的经济剥削，二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和差别，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进行强力剥夺和无偿占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下的经济剥削，是以私人直接占有被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成果——剩余价值而表现出来，其剥削手段和操作方法都是显而易见和赤裸裸地(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那样)，然而，权力剥削却是在相当地隐蔽和“含混”的条件下，在以貌似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和有益于社会的华丽招牌掩盖下，进行的阴谋压迫和强力掠夺行为，它实质上是少数个人私利集团，对多数人实行的强制性压迫、剥削和掠夺的行为。
　　权力剥削实施的场所是国家的各级政府、机关、企业、事业、文化、教育和卫生等社会性质的部门和单位;策划的主体是各种形式的权力组织、权力机构和权力部门;实施的途径是一切社会性地生产和生活的运营过程;运作的手段是权力威胁、权力控制和权力压迫;所达到的目的就是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以上的一切优厚的物质待遇和精神享受。所以，权力，以独立于劳方和资方的第三种形式，即国家政权的形式，来达到的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无偿占有。权力掠夺的具体表现的形式是：阶级占有、集团占有和帮派占有。这种把统治的权力集中起来，形成以代表社会的名义来占有劳动者劳动成果的现象，被一些为统治阶级所豢养的“经济学家”称作“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现象，但是，于其真实的本质而言，它只能成为统治阶级享受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的罪恶温床。
　　权力阶级在取得了社会的“总代表”资格之后，就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支配和分割社会的不动产。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口号是冠冕堂皇的，行动是“有法”可依的，结果是“英明伟大”的。一切以国家和社会的名义而把人民的财富、劳动者的生命置于任何形势和任何情况下的行为和行动，都是不容置疑的和天经地义的。所以，当这些权力者正大光明地想他们一切敢想之事、做一切敢做之勾当、干一切敢干之行为、发表一切敢发表之言论、吹嘘一切敢吹嘘之功德、享受一切敢享受的荒淫无耻地生活的时候，人民就被打入了牢笼和沦为了奴隶。
　　这些掌握着各种权力的特殊阶层，不但不生产任何物质产品，反而在社会中制造种种诬蔑和鄙视劳动人民的舆论以及他们贪污腐化的借口。他们一边处心积虑地炮制出有关“劳心者治人”和“劳力者治于人”的“生死有命”和“富贵在天”的阶级等级神话，一边贪得无厌地霸占、侵吞和享受劳动者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表现为侵吞和占有他人的文化成果和科技成果两个方面)。 如果说他们的这种丑恶行径也能算得上是对人类的一种“有益贡献”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贡献就全部地是为着怎样愚弄人、控制人、奴役人、虐待人和吃人而费尽心机的罪恶活动。这种活动，在人类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以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为在人类内部之间形成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制约而导致的巨大消耗上，表现为人类在为求得生存、发展和解放的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淘汰”的机制(事物的矛盾本质)。
　　如果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历史地评价统治阶级对人类起到的作用，那么，他们绝不是什么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是在人类中间制造矛盾和形成深刻的思想分歧的罪魁祸首。纵然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卓越不凡的领袖级人物，能够在促进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口处，起到掌舵人和控制者的作用，但是，这种有益的作用也大多是在极为罕见的历史情况下进行和完成的。这一点，正如一列飞驰向前的机车，推动车头前进的动力燃料部分是劳动人民，燃料在内燃机内进行燃烧和释放的过程，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文明建设发生的过程，而约束和促使这些能量能够有效地推动历史前进的 “做功运动”的机制——内燃机活塞的运动，恰恰就是那些人类中的真正精英和极少数的非纯粹废物的统治者所能够起到的作用。这样，人类历史前进的车轮，就在那些作为能量部分的劳动人民的推动下，在人类中的真正精英人物的设计规范下，沿着不断地获得自由和幸福的方向，艰难地地驶向前方!
　　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到，当机车内燃机车的气缸与燃料混为一谈的时候，即二者在内容和性质上发生了相关的作用后，作为运行良好中的社会秩序就会遭到破坏，前进的机车就不再是机车，而是一推废铁。这时社会的状态表现为：整个社会已经深深地陷入为争夺各自的利益以及为谋求非分地企图而进行的永无止境地互相欺骗和自相残杀;为统治阶级作为一种腐蚀和涣散的力量已经不能够起到规范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了，而人民也就不能够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得到科学有效地限制和约束。所以，整个社会就会像一列被彻底炸毁了车头的列车那样，七扭八歪地瘫痪在那里，任凭岁月的风雨吹打和时间的缓慢削蚀……。但是，在这部刚刚陷入了瘫痪的列车里，一切还都没有归于沉寂，它还仍然会表现出社会上的那些特权分子，在为自己强行规定出种种优厚地待遇、生杀予夺的权力和特别自由的时候，竟然还会厚颜无耻地把自己享有的这些特权，统统地披上“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嘱托”和“神圣的职责”等一切华丽的词藻。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在干坏事的时候能够更加有恃无恐和不至于受到社会公知的反对和谴责。
　　那些个膨胀着邪恶欲望的极权分子，他们不仅把政治权力和物质利益统揽于一身，而且还用金钱和性贿赂的卑鄙手段，收买一些所谓的“专家”和“学者”，来为他们铺设和制造符合他们利益的所谓“历史规律”和“自然法则”的轨道。他们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强行纳入到按照他们的反动意志所制造的“燃烧室”内，然后，再施以物质利诱和色情刺激的“火花”，以点燃他们人性当中的欲望之火，进而使这些熊熊燃烧起来的火焰，在反动文化宣传、独裁政治统治以及国家暴力的共同作用下，去形成推动这部邪恶的社会机器朝向魔鬼们穷奢极欲的乐园，进行疯狂运转和无耻奔跑的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道德品质的败坏和沦丧，最突出地反应在以张艺谋和赵本山为代表的文化领域，那种展现人性的原始冲动以及丑陋庸俗一面的文艺作品，充斥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是中国统治集团奉行实用主义路线和采取投机主义行为的必然结果。
　　以张艺谋的代表性作品——电影《红高粱》为例，它采取了一种过度夸张地手法来表现一位嫁给麻风病人的年轻妇女，在出嫁途中因需要“小解”而被一伙轿夫抬进红高粱地里实施“顺奸”的一幕。虽然在这一片段上未能看出有任何的“违反妇女意志”和造成“强奸”的迹象，但是，就作者所采用的“艺术手法”而言，则完全是预先就策划好的在主人公的内心里埋进了“渴望被强奸”的冲动因素，而后再通过银幕场面来达到渲染和释放“被压抑的人性”之目的。这种假借“电影艺术”的幌子，来宣扬和扩散人性中的原始冲动和低级行为的做法，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对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业已形成的高尚价值观和良好道德风尚进行诬蔑、祸乱和否定的效果!
　　以赵本三为代表的一伙在文艺舞台上大肆贩卖低级、庸俗、淫邪、丑陋和“搞怪动作”的文化作品，它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在由高、大、全的意识形态而转向矮、小、丑的思想流派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一个别具“特色”的怪胎。赵本山所擅长的偏、奇、怪和假、丑、陋的表现手法，与他过去所养成的庸俗习气和经历过的低级阅历密不可分。他通过撷取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低级的、丑陋的、残缺的和不健康的人物点滴和事件秘闻，来形成他对高尚的、正义的、完美的和健康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歪曲、污蔑、丑化和诋毁的效果，他的这一做法恰好迎合了改革派，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仇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对劳动人民管理国家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进行颠覆和破坏的需要。
　　赵氏一伙的丑陋表演和滑稽动作，固然能够博得人们茶余饭后的哈哈一笑，但是，一阵轻松过后，使人仍不能抹去的是，那个假借“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幌子，而实质上却是大搞复辟倒退的一伙，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进行颠覆破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进行盗窃出卖，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压榨，以及对美帝国主义采取奴颜媚骨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和行为，所带来的罪恶现实和深重灾难。
　六“赵本山文化”现象
　　所谓的“赵本山文化”现象，就是中国当代文化界的一些艺人，以模仿和效法赵本山的舞台表演形式，突出和渲染赵本山的形体语言和表现特征的群体趋同现象。毫无疑问，“赵本山文化”现象，绝不是什么表演艺术的创新和突破，更不是什么先进文化的代表，而是在改革开放所营造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孕育出的一个“怪胎”。赵本山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一种堕落倾向和迷茫状况。
　　如果说，赵本山的表演算得上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它就绝不是什么“阳春白雪”，而且连“下里巴人”都勉为其难。正像社会上一致认同的那样，赵本山舞台表现的看家本领——即突出特点，就是以丑陋、滑稽的肢体动作和搞怪的面部表情，再配以内容平淡庸俗、形式奇特大胆的语言，来形成和达到他怪僻乖戾的艺术风格和哗众取宠的喜剧效果。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喜剧，尽管它具有能够产生滑稽和幽默效果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但是，从艺术的纯洁性和高雅性上来讲，它绝不允许和接受，那种既缺少文化修养又没有专业艺术造诣的低级媚俗之作，以“自然”“纯朴”和“贴近生活”的名义，混迹于精神文化的神圣殿堂。
　　喜剧的主要表现形式有：讽刺喜剧、幽默喜剧、欢乐喜剧、正喜剧、荒诞喜剧与闹剧等类型。在喜剧中，主人公通常以滑稽、幽默和对旁人无伤害以及无不良影响的丑陋、乖僻，来表现生活中的或丑、或美以及或悲、或喜的一面。一般说来，讽刺喜剧以社会生活中的否定事物为对象;欢乐喜剧则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正喜剧从表现生活的否定方面来展现生活中的肯定方面，“笑”不再用来针砭人性的恶习、缺点和卑下，而主要用来歌颂人性的美德、才智和自信;荒诞喜剧则把人生最深层的苦难与接近死亡的扭曲，送进颠倒的喜剧王国;而闹剧则一般属于粗俗喜剧之列，即通过逗乐的举动和蠢笨的戏谑而引人发笑，它缺少深刻严肃的旨趣意蕴。对照与此，赵本山的喜剧应归属于“闹剧”中的一类，即它以看似滑稽、怪诞和幽默而实为“媚俗”“恶搞”和“恶作剧”的自我作践式戏耍，来刻画和反映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展现生活当中既不美好也不丑陋而是“实用的”所作所为现象。通过这种具有浓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表演，能够把历史封存于人们记忆中的经典的、庄严的、崇高的、神圣的和伟大的精神与信念，从人的头脑中彻底地清除干净(即起到“洗脑”的作用)，从而使人们在获得一种积存于心中已久的“思想负担”一旦被瞬时卸载之后，而产生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和效果。这种根植于人类的生理结构和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反应现象，却鬼使神差地被这个出身于农民的“小品王”，给意外地发现了、抓住了、琢磨透了和娴熟地掌握了，因此，他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人性的这种“致命”弱点，而把亿万观众玩弄于股掌之上和控制于刹那之间，使任何一个看了赵本山表演的人，不想笑也得笑，不想鼓掌也得鼓掌，何去何从，已经完全由不得你自己了。赵本山有了这把能够“洞悉人性”的金钥匙，就可以打开任何一扇被社会封闭的“宝藏”大门。
　　不是么，自从赵本山在中央电视台“露脸”成名之后，一路春风得意，世人所垂涎欲滴的功、名、利、禄全都被他占全了。所以，赵本山应当感谢这个崇尚功、名、利、禄的“伟大时代”，是这个“伟大的功利时代”造就了名、利双收和不同凡响的赵本山!
　　如果认为“赵本山文化”现象，仅仅是停留在以形体上的滑稽造型和荒诞的“搞怪”动作，再辅以语言上的爆料设计和诙谐戏谑，来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并达到“逗乐”的效果，那么，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在这些貌似平常的艺术表演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极不易为人们所识破和察觉的阴暗动机，即它借助于经过“嫁接”和“整容处理”过的语言对白，来表达、释放和发泄潜藏于心中的诅咒、憎恨和恶毒攻击之意。这种“暗中放箭”的行为背后，是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在统治阶级的层层压迫下——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共同交织造成的社会罗网，而把那种被生活的重压践踏和扭曲的人格以及被压抑而发生畸变的人性诉求，以“奇特喷射”的方式，进行表现、释放和发泄出来的心理行为和行动。君不见，那句“感谢你八辈儿祖宗”和“要不，让他老爷来跟你说说”等一类的台词，除了在形式上能够产生一点“逗乐”的效果以外，在本质上还蓄意潜藏了一种恶毒攻击的意向。这种恶毒的攻击意向，就是那些被欺凌和被压迫的弱势群体，明面上不敢对社会的“权力阶级”和“强势人物”表现出敌对和不满，而在暗地里却早已经积聚起了强烈的攻击欲望和报复的心理。因此，一边是由统治阶级和强势集团，披着各种阳光外衣所蓄意制造的剥削、压迫、奴役和虐待的禽兽行径，另一边是由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和弱势群体，所被迫聚积起来的隐藏于各种表现形式之下的反剥削、反压迫、反虐待和反奴役的敌对情绪;二者在赵本山的作品(小品)和表现艺术当中，都同时找到了进行“释放”和“发泄”的缺口，以至当这两大敌对的社会群体，在共同欣赏这类的艺术表演的时候，都能各自对号入座而找到为心中所暗暗认同的真实存在和客观事实。
　　“赵本山文化”现象在政治上的空泛、无能和无为，恰好迎合了这一时代对上一时代进行颠覆、反叛和祸乱的文化需要。因为一方面，它能够从现实的角度，把存在于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丑陋和怪癖和盘托出并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它非但不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否定和批判，反而是以恭顺的行为对之大加赞美、宣扬和散布。结果，阴暗丑陋的东西得道升天，阳光和美好的东西，相对地被冷落、嘲弄和诋毁，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既成现实是：“见义而不勇为”“见利而忘义”“人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金钱至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官商勾结，警匪一家”“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洋人的屁比中国的香”“笑贫不笑娼”“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和“嘻嘻哈哈，你好我好全都好，绵羊豺狼一家亲”的人妖颠倒现象猖獗。这种由政治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所一手操纵和造成的反映到文化领域中的折中主义、实用主义、功利思潮和阶级调和论，把社会主义中国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所建立和确立的高尚的人文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彻底地颠覆、粉碎和破坏了，以致使这些至今仍然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里的魑魅魍魉，还在以“十倍的努力”和“百倍的疯狂”，继续推进“赵本山文化”现象的泛滥和蔓延。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分裂中国、投靠洋人、建立“独立王国”和全面彻底地实现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反动社会制度的罪恶图谋。
　　赵本山连续三年(指01、02和05年)在春晚上的“卖拐”现象，充分说明了“实用主义”是贯穿于“赵本山文化”现象的思想主干，这在客观上与“黑猫白猫论”不谋而合。所以，无论是社会上的达官显贵，还是市井上的地痞无赖，都能够在“赵本山文化”现象中找到个人阴暗行为的合理支撑点，找到丑陋人生价值观在社会的主要媒体上被公然宣扬、贩卖和传播的罪恶市场。观赏赵本山的表演，使那些卑鄙不法之徒，既能在当下的情境中，找到尽情释放猥琐、狎亵心理所带来的乐趣和快感，又能在事后的回味当中，看到自己品行当中尚存在一点“优越”与“长处”，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那邪恶的立场和肆虐的信念，以致使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对之皆大欢喜，并一致把他奉为这个时代的“上上宾”。
　　存在于中国某个特殊阶层人物本性中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口蜜腹剑式的矫情和伪装，在对待“赵本山文化”现象时，更加暴露出了他们的真实本质，即这些人在口头和表面上虽然表现出对赵氏文化的欣赏和宽容之意，而在骨子里却又极端地鄙视和轻蔑他的低级、浅薄和庸俗，这一点赵本山在自己的小品中就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咱到哪儿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个农民，不能丢掉农民的本色!”诚然，如果他们仅仅只是对待赵本山一个人而“口蜜腹剑”也就罢了，因为这不会伤及到更多的社会群体，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他“耍狗坨子”式的丑陋表演，把这种“瘟疫”传染给整个社会，即通过让他上“央视”上“春晚”进“政协”和飘“国际舞台”，并通过拍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来使整个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都感染上“赵本山文化”的低级、媚俗、丑陋和奴气的毒素，以此达到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和作践全中国农民的目的。
　　今天，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果真是像赵本山一班人那样被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尊贵”层次了吗?其实，根本不然。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真正达到了今天所不能达到的主人翁的崇高地位，比如：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卖菜出身的吴桂贤和工人出身的倪志福都当上了副总理，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他们才真正享有崇高的主人翁地位。环顾现实，看看那铺天盖地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吧，看看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吧，看看他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和住的什么吧，看看他们的子女上学、就业、就医和健康状况吧。尽管在最近几年，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民工——“三农”的问题上投入了一些精力和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广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还远远没有达到像赵本山的小品那样被“央视”连年推崇的特殊高度，如果有谁说达到了，那纯粹是胡说八道。铁的事实是，近十几年来，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承下来的沿袭了几千年的盘剥农民、欺压农民和愚弄农民的恶劣风气，又甚嚣尘上和卷土重来，那些被农民和农民工的血汗养得肠肥脑满的村长、乡长、县长、市长以及工头、老板、资本家和城市中的一切能够雇佣和欺压他们的人，在他(她)们的身上盘剥到的好处和寻到的开心还少吗?赵本山的“农民形象”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央视”的喜爱，这其中难道没有拿农民的憨厚、朴实和外加一点狡黠的性格进行“开涮”以达到“开心”和“作乐”的目的和动机在内吗?揭开和撕下什么“创新文艺形式、活跃文化舞台、满足精神生活需要”和“上下同乐、雅俗共赏”等一切冠冕堂皇的伪装和华丽的词藻，暴露出的恰恰是中国现行社会的那种丑恶、畸形和不良的心态——嘲弄弱者，曲解和丑化农民!
　　“赵本山文化”现象，正如同《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现象一样，对那些深居简出的达官贵人、太太和小姐们来说，从乡下来的刘姥姥的粗俗鄙陋之举，正是他们这些饱甘餍食的寄生虫们，对其求之不得的“好玩耍、好笑料和好消遣”的地方，而刘姥姥也并非真正的木讷之人，她也深谙这些常年居住在深宅大院内的老爷、少爷、太太和小姐们的脾气秉性和内心的需要，故此，她就顺其自然地半疯半傻和半推半就地发起了“飙子劲儿”来表演给他(她)们看，如此一来，刘姥姥也就越发变得受达官贵人们喜爱了。但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所使用的这点雕虫小技，只不过是为了贪图得到一些太太、小姐和丫鬟们穿剩下的一些旧衣服而已，而赵本山刻意表演给社会所赚取的却远远不是几件旧衣服，而是在整个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诺大地“荣国府”内的亿万商业利润。量她刘姥姥再有手段，也注定逃脱不了一个农村老妪的命运，而赵本山稍加“着意运筹”，就是一个腰缠万贯和富贾全国的大亨了!同样的行为和同样的目的，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身份差别却可比之于天壤，为此，有谁还会不顾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而片面地说：“赵本山所获得的一切，是由于赵氏表演艺术的精湛和先天具有的才华所带来的呢?”完全不是。这是把数千年前的腐臭僵尸从心灵荒芜的坟茔地里挖掘出来，再借助于我们“伟大的中央电视台”的科技文明的力量，把这腐烂僵尸的霉渣、臭气和毒气散布到更远和更广的地方去，使更多的人受到它的毒害和伤害而已。
　　鲁迅先生在评价《红楼梦》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对于“赵本山文化”现象，道义和良知给出的评价是：“贪官污吏看到了巧取和豪夺，地主、买办、资本家和商人看到了投机和利润，文人和掮客看到了阴谋和手段，科技工作者看到了虚伪和谄媚，工人看到了剥削和掠夺，农民看到了屈辱和压迫，未立业的少年看到的是好玩和逗乐，而地痞流氓则看到了软磨硬泡和暴力。”所以，三百六十行，行行皆能在赵本山的“文化腐尸”中，发现其各为所用的“营养成分”。
　　“赵本山文化”现象，同电影《武训传》中宣扬的奴才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你们打(我)吧!打一拳给二个钱，踢一脚给三个钱”。武训出卖的是个人的人格和尊严，换取的是一点点屈辱的微薄利益，而赵本山在“中央电视台”公然装扮和表演的“瞎子”“瘸子”“老太太”和“卖拐”等恶俗小品，出卖的不仅仅是中国农民和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和形象，而且损毁的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诚实守信、乐于奉献、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可贵精神。可就是凭借赵氏的这等低级、粗俗和恶劣的表演，收获的竟然是名人、艺术家、政协委员和巨额的出场费、广告费、电视剧制作权以及连年在社会的“公众投票”中获得“第一名”的头衔。任何一个有稍许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对此都能觉察到这是中国社会精神颓废、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的表现。这种因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拜金主义而导致人格的扭曲和心理变态的社会问题，反映到精神文化领域，就是造成在某一艺术细节中的低级、庸俗、下流和猥琐的落败现象，以致当国家和政府恣意放纵这种可以吞噬一切道德、良知和正义感的恶劣文化肆意泛滥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和社会便陷入了一派醉生梦死的黑暗之中。
　　改革开放时代涌现出的奇特文化小丑，同中世纪存在于欧洲宫廷中的“弄臣”现象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古代宫廷中特别设置的“弄臣”是为满足封建帝王在闲暇无聊之余，消遣解闷儿和打发寂寞时光而御用的，而如今效法“赵本山文化”现象，所调教出来的一群文化小丑，难道不正是为了那些在“新时代”的土壤中滋长出来的一大批达官贵人，用来消闲解闷儿和从精神上玩弄、侮辱弱势群体而蓄意安排的吗?难道不是为了让那些深受社会的重压、遭遇生存的威胁和终日在高度紧张的体力透支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人士，在看到那些“赵氏的”和“仿赵氏的”丑陋的、怪诞的和滑稽的表演的时候，通过“嘻嘻哈哈”式的精神放松，来忘记和了却社会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之不公正的罪恶现实吗?“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条厚黑学的处世之道，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已经被这些个披着人皮的魔鬼演绎得出神入化了。他们通过各种文化宣传的形式，比如：伤痕文学、大腿舞、肚皮舞、复古戏剧、黄色电影、滥情电视、暴力色情游戏、无良的专家学者讲座、反面典型演讲，以及具有阴谋性质的图片和成果展览等，通过一切社会的媒体和公共的渠道而将这些精神鸦片注入每一个置身于这个社会环境当中的人体内，使他们彻底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和辨别真伪的判断力。
　　“赵本山文化”现象，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导向、经济特征和人性状况是相适应的。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应当更正为“人性状态决定经济基础”和“经济基础主导上层建筑”。我们知道，“赵本山文化”的艺术表现特点是，以庸俗、残缺、丑陋、怪诞、不协调和不完整的肢体动作与面部造型，配以简单、原始、直白和有恶意嫁接色彩的语言表达，来形成其荒诞、滑稽和幽默的艺术效果。这一点，正是赵本山善于发现人性的弱点和利用人性的癖好的高明之处。通过语言的刺激、面部的表情以及肢体的动作，赵本山能够出人意料地达到搔人阴痒之处的目的，从而使他在一步步地诱导观众尽情地释放人生的郁闷和低级猥琐的癖好之中，如鱼得水地把现实的问题和人物的心理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从而给观众造成一种能够在视觉、听觉和心理的感受上，领略到了从未有过的“新奇”和“畅快”的效果。一些貌似平平常常的言语和心理活动，在他那里经过一番大胆地跨越习惯性思维地“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极具喜剧效果的艺术材料。同样，那种平素里潜藏于人性中的某些阴暗怪癖的动机和不良习惯，在偶遇到由他所创造和提供的以“艺术的名份”进行宣泄和排解的契机的时候，就产生了愉悦和快感，就达到了以迎合堕落的人性需要为的目的至高“艺术效果”。所以，“赵本山文化”带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通过排解和释放潜藏于人性之中的阴暗动机和不良嗜好，来使人们在戏谑的爆笑中获得快感。但是，这种艺术有它最不可克服的浅薄之处，就在于人们捧腹大笑之后，难以在精神的层面激起涟漪，更不会促使人们经过理性的思考之后，能对社会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追忆，所以，赵氏的“艺术效果”就像过年燃放的烟花爆竹一样，“砰”的一声过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就是这样一种造诣并不深厚，艺术价值并不高雅的粗俗、鄙陋之作，却能够最广泛地迎合和满足现行社会上那些原本就不高尚但却急需使之高尚的社会人群的心理，以致当他的小品连年在央视“春晚”上播出以后，就能够连年在网上获得高居榜首的投票，以至成为在改革开放数十年的时间里，被“一致公认”和“最受群众欢迎”的小品王。
　　如果说在赵本山未成名成家之前，他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民，那么，在他出道成名之后，就绝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了，而是一个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农民的本色”而在实际的行动上完全受现行社会各种阴暗力量控制和左右的江湖艺人。所以，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思想特征，造就了赵本山的特别文化现象，这就是今天风行于中国社会而经久不衰的“赵本山文化”现象的根源所在。
　　我们不能奢望赵本山自己会去解开“赵本山文化”现象之谜，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去做而故意不去这样做，而是由于他想去这样做他也根本没有能力达到。所以，本文通过对“赵本山文化”现象的层层剖析，来深刻触动社会的各种利害关系和政治的“玄机”，旨在希望广大的社会民众，能够认清和看透“赵本山文化”现象背后所隐藏的“非赵本山文化因素”的驱动和作用，以达到增强明辨是非和提高保护自己的能力。
　　形成赵本山庸俗文化的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赵本山本人，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为谋生而在不经意间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化领域中的一介“村夫”而已。其实，操纵赵本山“成功”和“成名”的背后，是那蓄谋已久的对人民的仇视、对公平正义的仇视，以及对在毛泽东带领下的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怀有恐惧和仇恨心理的一伙，所以当他们打出的“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和“娱乐生活”的幌子之后，所推行的全部都是旨在祸乱、践踏和摧毁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和正义、美好和善良、理想和信念、奋斗和意志的精神毒素和文化垃圾，他们、只有他们才真正是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人类的幕后黑手。
　　七赵本山购买飞机现象
　　赵本山花费两亿元人民币，从加拿大定购了属于行政级别专用的设有17个座位的小型豪华私人飞机，不日将运抵沈阳「注182」。这一消息，不啻于是一枚重磅炸弹，立刻在整个中华大地炸响了。
　　网络、报刊、杂志、电台和电视，纷纷以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宣传和报道了赵本山购买飞机的真实性，并且在附有图片和图像的情况下，将所购飞机的外观、型号、功能、特点、内部设置以及产地和造价等信息，详细地展示和介绍给了广大的网民、读者、听众和观众。
　　在相关的报道中，不乏一有些人，对赵本山做出的如此“非常举动”，给出了体现着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享乐观的分析、议论和评价。由此可以看出，赵本山这个擅长以“弄怪相”“说俏皮嗑”和“搞滑稽动作”而跻身于亿万富豪榜的中国当代农民，已经成为了广大民众心目中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
　　难倒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凭劳动致富”政策激励下的中国人民，都已经真正达到了可以花费上亿元去购买私人飞机的程度了吗?难倒在大多数国民当中，随便拉出一个，都可以轻松拍出五十五万，去香港长江商学院“高级经理人培训班”，学习什么CEO课程来包装自己了吗?更难倒在中国偏远的农村山区，是否也都已经繁荣得灯红酒绿，甚至连普通的农民都可以大把地挥霍钞票和随意地嫖娼了?
　　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在赵本山向媒体透露他在加拿大定制的小型飞机不日将运抵沈阳的消息前不久，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却因经济贫困而上吊自缢在自己的宿舍中。从“哈尔滨宝马撞人案”“黑砖窑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到“邓玉娇案件”“罗彩霞案”“杭州飙车案”“吉林通钢事件”“湖北荆州天价捞尸事件”“黑龙江鹤岗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等等一连串出现的事件和现象上看，它都在证明和控诉着三十年来已经蜕化变质的中国社会，表面上打着“改革开放”和“凭劳动致富”的招牌和幌子，而实质上却是在复辟和推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和“人吃人”的黑暗制度和反动体系。尤其是在最近一个时期，媒体暴露出来的二万亿美元外汇问题、东海石油资源问题「注183」、“钓鱼岛”主权问题、南海石油资源问题「注184」、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中印边境领土争端问题「注185」、朝核问题、各地煤矿连年不断发生的爆炸案、多省接连发生的谋杀智障者以伪造“矿难事故”进行敲诈案「注186」，以及意欲向美军开放新疆“瓦罕走廊「注187」”等，这些都更进一步地说明了现行的中国社会，已经堕入了无可救药的罪恶深渊!
　　人类过去的二百多年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的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是腐朽、罪恶和反动的。而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同样表明：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体育和上层建筑等一切领域，由社会主义的神圣殿堂一步步地滑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深渊，并且其经历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与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所经历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稍有点文化素养的人，只要翻开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就可以看到其中所引证的大量的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强迫、剥削和敲诈劳工，尤其是针对一些六岁甚至是连五岁都不到的幼年童工的血泪事实「注188」，表明今天这个表面上光鲜、荣华、仁义、道德、慈善和先进与文明的社会，实际上却是一个多么的黑暗、虚伪、卑鄙、邪恶、凶残和反动与无耻的堕落世界。
　　今天的这个世界，它把它的一切反人民的罪恶计划、阴谋和图谋，统统掩盖在由那些单纯的、无知的和甘当附庸的人们所被动装点的闪亮的、光鲜的、灿烂的和辉煌的招牌之下，形成了这个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科技、文化和劳动的成果，统统被当作动力和燃料，而投入进了由剥削阶级和统治集团所阴谋制造的能够吞噬一切劳动者血汗和生命的毁灭整个民族未来的“魔鬼机器”中去的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中国广大城市中的“厂长负责制”和“砸三铁”——即打破“铁工资”“铁饭碗”和“铁交椅”，实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到后来渐次上演的“国有企业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上市”“职工买断工龄——下岗”;发生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和“土地长期租赁制度”;以及后来又在全国普遍展开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改革，渐进推行的“国退民进”和“允许民营企业收购和并购国营企业”的政策。在特区和沿海，从推行“一国两制”的澳人治澳、港人治港，到波及内地的全面推行私有化改革，并最终以颁布和实行《物权法》为标志，达到将私有化的改革成果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有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等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与国际接轨”，而将中华民族强行绑缚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强盗的战车上;再通过出卖中华民族的根本性利益——领土和领海主权、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而与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势力打得一片火热。在对外关系上，从“与越南发生军事冲突”到“与北朝鲜分道扬镳”，继而再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亲密合作，伴随着这一切而导致后来发生的“六.四事件”“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以钱抵命现象”“忍气消灾事件”“达赖被西方政要频繁接见”以及“新疆分裂势力在美国受到欢迎和支持”，还有官方从来不敢公开宣布的卑鄙内幕——美国前总统卡特在日记中披露出来的“那个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暗中默许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及江泽民擅自“划定中俄边境有争议的一百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归俄方所有”。为了加入WTO，中国政府不惜将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来所积攒下的六百吨黄金运往美国作抵押，以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美国对台军售”事件、中印边境领土争端、东海石油资源和钓鱼岛被日本染指和霸占、南沙中沙群岛被菲律宾和越南觊觎和侵占等一系列地丧权辱国的事件。在国际上，为了挽救行将覆灭的资本主义势力，不惜把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血汗财富——两万七千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投入到美国的“两房债券”和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以及“垃圾股市”上;而在国内，却无视日益走向对抗性质的贫富两极分化，置人民的生死安危和正义呼声于不顾，顽固地坚持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和反公平正义的反动路线和纲领，并以颠覆公有制、全面私有化、制造通货膨胀、提高医疗费用、提高住房费用、提高教育费用，以及恶意发行股票、出售基金和有价证券等，大肆收刮民脂民膏，形成了从国内榨取全中国人民的血汗，去满足国外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侵略和或挥霍需要的罪恶事实和行动。
　　“劳动致富”这句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作为标榜“政治新路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特色神话，在今天已经被“赵本山购买飞机”的现象打得粉碎。
　　赵本山的“购买飞机现象”，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奇特文化小丑，给中国现行的这个所谓的“特色社会”，重重地添上的一笔反对公平正义和反对高尚文明的黑暗“和谐色彩”。
　　赵本山“购买飞机现象”的形成，既有他背后潜藏的复杂社会原因，同时又有当前时代的浮躁人性特征。
　　首先，说他它背后潜藏了复杂的社会原因，是指赵本山所生活的环境，曾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比较深厚，但经济欠发达、交通阻隔和信息闭塞的中国东北落后农村的情况。其间，赵本山所能接触和看到的无非是新中国成立后，尚不发达的农村经济、超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现实贫乏的物质供给。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状况下，他所能吸收和汲取到的精神养料，无非是当时社会的政治风尚、古老的文化传统以及从旧的民俗当中传承下来的低级艺术而杂糅在一起的文化。这就决定了赵本山的艺术生涯必然是：第一，以草根文化为立命之本，然后在艺术表演的内容上，或“继承和弘扬那个时代的精神主题”，或“根据现实利益的需要而灵活地调整艺术表现的形式”，凡此二者必居其一;第二，结合个人的性格特点，并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或选择当时流行的新文化形式——现代京剧样板戏，或选择民间流传的陈旧艺术体裁——二人转，凡此二者也必居其一。所以，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和进程来看，要想让一个中国普通的农民自始至终地坚持和弘扬“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啻于让一个家养的鸭子去“展翅高飞”，或者让它与天鹅“比翼齐飞”。从东北落后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的角度上看，口头上学唱几句京剧样板戏未尝不可，但是要想真枪实弹地拿到舞台上表演，让广大观众认可和接受，那就不是他个人的能力、家庭素养和环境条件所能允许的了，加之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再想让赵氏去表演现代京剧样板戏，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赵本山必然选择以地方戏“二人转”作为立身之本，并根据社会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作为他判断“利与弊”和“得与失”的晴雨表，以此决定什么时候打出保护自己的“遮阳伞”或“避雨罩”，就完全取决于他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积累所决定的素质。
　　其次，说他又表现出了当前时代的浮躁人性特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它为每一个性情浮躁、品格低劣、道德败坏的人，利用社会的舞台来贩卖个人的阴暗心理以及抒发内心的不良动机，提供了绝佳条件和大好时机。无需什么道德高尚、造诣深厚和心系于民众，只要你揣摩准了统治阶级的不良心思和作恶企图，并顺从他们的意愿起到推波助澜和助纣为虐的作用，那么，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或市井无赖，都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得道升天和飞黄腾达。所以这些人或以“功臣”、“英雄”和“明星”而自居，或以“杰出”“先进”和“模范”而自傲，或以“专家”“精英”和“学者”而自诩……，总之，一切市井无赖和地痞流氓，不管其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他能够伺候得主人惬意和舒服，博得主人的青睐和赏识，那么，哪怕他是一条懒猫和馋猫，皆可成为“社会名流”和“人上之人”!
　　在赵本山从最初的一介不入流的东北农民艺人，到他后来变成“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的中国当代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其传奇色彩和发迹的历程，重重地浓缩了中国近代社会人文思想败坏的历史过程和伦理道德堕落的轨迹。
　　赵本山之流在不经意间打向“特色神话”的第一发炮弹，是把从东北“二人转”中提炼出来的低级、庸俗、放荡、猥亵、奴性和狡诈之精华，揉和在他的小品艺术之中，形成了巧借文化艺术的外壳，而把“虚伪、奸诈、矫情、做作和无耻”的精神毒素，透过文艺表演的舞台，传播到广大观众心灵中去的“赵氏文化”之专利。赵本山文化现象，表面上是借“保持乡土气息、传承民间艺术、活跃文化舞台、繁荣文化事业和传播先进思想”的名义，而背地里却是把他从现行社会的精神走向中嗅觉出来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假借地方“小品”的艺术形式，传播给观众，使每一个看过他的表演的人，在开怀放荡的怪笑之中，把那蓄意污染民众灵魂的“致癌物质”——低级、媚俗、丑陋、放荡、猥亵、奴性和狡诈，悄然地散布到人们的精神食粮之中。
　　在现代中国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赵本山大红大紫的现象，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是因为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能够有一个与之臭味相投的“中央电视台”的存在。中央电视台，通过中央政府赋予给他们的“国家形象”和“正义舌喉”的便利条件，来把赵本山这个“时代的宠物”，多次地邀请到他们的强大“视听演播室”里，以制造和形成一种可致中国人民的精神思想和道德良知于错乱和崩溃境地的“精神毒气弹”，然后，再通过现代媒体的强大宣传作用，而最大限度地抛射出去，以造成最具杀伤力和破坏力的爆炸结果。这种处心积虑的和蓄谋已久的故意造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迷失和道德败坏的行为，是那些凌驾于人民之上并攫取到了巨大的权力一伙，在实施复辟罪恶的政治路线的过程中，所精心导演的一幕颠覆人民的国家和摧毁人民对公平正义坚守信念的闹剧。
　　赵氏之所以能够长时期地地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并以他精心培育和严密策划的独家绝活——“滑稽喜剧”作为武器，在“凭劳动致富”的幌子掩护下，乘着市场经济的快车，来把中国人民调教、引导和驯化成为一个个满脸怪相、口是心非、蠢蠢欲动、奴性乍起和心存非分之想的奸佞和骗子，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他的背后有一个以祸国殃民为其宗旨的反动集团的撑腰!
　　赵本山之流下意识地打向“特色神话”的第二发炮弹，就是发生在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里“花自己的钱，买自己的飞机”和“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一奇观壮举上。“猫祖宗”给改革开放定下的基调不就是“凭劳动致富”吗?但是，你赵氏即便再有能耐，又怎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从赵氏1990年混进“春晚”算起)，仅凭他那“歪瓜劣枣”似的丑陋表演，得以聚敛起数以亿计的巨额财富呢?以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算术水平来估算，即使你赵本山表演一个“小品”节目的时间是二十分钟，每分钟的报酬是一千元，二十年里不吃不喝一天不落地平均每天表演五场，并且挣来的钱一分不花全部存进银行，一共是365天×5场/天×20分/场×1000元/分=元，即三千六百五十万元，这离两亿元还差一亿六千三百五十万元之巨，那么，这巨大的差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毫无疑问，是那个借改革开放的旗号而全面推行私有化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以及实行市场化经济体制和化公为私的一系列行动，给了这个当代文化小丑得以由“虫”变“龙”的条件和机会。是那些个掌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权的逆潮流而动的政治骗子，在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投机商人、文化走狗以及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在一起，而蓄意制造的“政治导向”“经济制度”和“文化氛围”催生出来的“名人效应”“明星效应”“精英言论”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思想，以及“压迫有理”和“剥削有功”等一系列的反人民言论所共同催化和孕育出来的一个丑陋怪物。这个丑陋怪物，先是借助于中央电视台形成“名人效应”，然后再就是通过策划和投资电影以及电视连续剧，进一步提高他的个人影响和社会的知名度，第三就是通过“开公司”“做广告”“办慈善募捐”和“参加CEO 培训”等，来进一步扩大、巩固和提高以赵本山为中心的“赵氏文化集团”的社会影响和地位。总之，赵本山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历史大颠覆和社会大倒退时代的幸运儿，完全是搭上了这个改革开放时代形成的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魔鬼快车，才得以日进斗金、腰缠万贯和富甲一方!
　　不少已经被魔鬼的汤药灌得神魂颠倒了的弱智儿，甚至在报刊和网络上，公开发表文章为赵氏的行为喝彩和辩解。例如日，在某油田报上就有那么一个化名为“人民”的白痴，写了一篇名为“赵本山为何不能买飞机”的文章。其中，他以似乎很通情达理和贴近人情的分析，对“赵本山购买飞机现象”，大加赞美了一番，并且还刻意套近乎地写道：“‘毕竟本山大叔是花自己的钱，掏自己的腰包’买属于自己的飞机，‘关他人何事呢?’”末了，又意犹未尽地释放出这样的反问：“赵本山斥资2亿元购买飞机，只不过是把所有明星想做而没能力去做，有能力做的而不敢去做的事做了而已。就从这一点上，赵本山就比那些人活得坦荡和真诚。你说呢?”日，【MSN.中文网】引自《羊城晚报》的一篇文章“赵本山买飞机不值得大惊小怪「注189」”，文中同样写道：“做慈善、做好人，跟生活水平升级之间并不冲突。只要赵本山有钱，只要他的钱不是来自对民脂民膏的攫取和搜刮，为了工作生活方便舒适，买架飞机和普通人买辆汽车一样，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其实，真的不必对赵本山买飞机上纲上线。不说赵大叔每逢灾难慷慨解囊，不说他的财富积累源于个人努力，不说老赵尽责带动一大批二人转演员‘致富’……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不为钱所役的积极人生态度”。文章中还透露出了赵本山之流购买私人飞机的真实社会背景：而且在政策层面，“2009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高峰论坛”上传出的消息称，国家支持民间购买私人飞机;也就是说，买私人飞机不但是政府允许的，也已经成为了国内部分人的消费潮流。至此，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原来，私人购买飞机是有政府在背后支持、怂恿和倡导的结果。
　　好一个“花自己的钱，掏自己的腰包”购买属于自己的飞机!一辈子在农田里，辛辛苦苦、本本分分种地的农民，他怎么不“花自己的钱，掏自己的腰包”去买“属于自己的飞机”呢?一辈子在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做工的工人，他怎么不“花自己的钱，掏自己的腰包”去买“属于自己的飞机”呢?一个被逼下了岗，迫于无奈而自谋职业的工人，他怎么不“花自己的钱，掏自己的腰包”去买“属于自己的飞机”呢?一个少有土地或者丧失了土地，不得不进城打工，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农民工，他怎么不“花自己的钱，掏自己的腰包”去买“属于自己的飞机”呢?一个兢兢业业的教师、一名刻苦钻研的科术人员、一个诚实经营的地摊小贩、……，他们怎么都不“花自己的钱，掏自己的腰包”去买“属于自己的飞机”呢?
　　好一个“赵本山斥资2亿元购买飞机，只不过是把所有明星想做而没能力去做，有能力做的而不敢去做的事做了而已。就从这一点上，赵本山就比那些人活得坦荡和真诚。”农村进城打工农民、城市下岗工人、商海小商小贩、贫困道路上的莘莘学子，他们当中哪一个不想斥资2亿元买架私人飞机，也活得个“坦荡”“真诚”“痛快”和“潇洒”，可是，他们坦荡、真诚、痛快和潇洒得了吗?
　　好一个“做慈善、做好人，跟生活水平升级之间并不冲突”!一个本分的农民、一个勤劳的工人、一个守法的商人、一个下岗工人、一个血汗打工者、一名辛勤教师、一个刻苦专研的科技人员，他们难道就不知道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大把大把地掏出钱来，往这捐、向那送，为山区贫困学生助学、帮助白血病患者康复、支援盲人得以重建光明?但是，他们的能力有多大?存款又有几何?自己的工作问题、住房问题、就医问题、孩子的上学问题、父母的赡养问题，以及将来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老病死问题，又有谁来为他们分忧、考虑和解决呢?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些个贫困学生、生活陷入困顿的人、疾病患者和伤残者，又都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的悲惨和困顿的呢?这难道不与近三十年来，颠覆公有制经济基础、全面推行私有化、大搞剥削和压迫、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仰强权者的鼻息、看洋人的眼色、为美帝舔腚吃屎和投怀送抱的所谓“大国战略”“和谐世界”以及“互利共赢”的卖国政策，没有必然的关系和联系吗?
　　好一个“只要赵本山有钱，只要他的钱不是来自对民脂民膏的攫取和搜刮，为了工作生活方便舒适，买架飞机和普通人买辆汽车一样，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请那些瞪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都扪心自问一下，不用说全国，就单单只以东北三省为例，唱二人转、演小品的人究竟有多少?以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县城来计算，最保守地统计从事这种演艺的专业人员也得有20～50人，再加上各个乡一级和村一级的业余组织，总共也不会有少于200～500个业余人员从事这方面的演艺，并且在东三省中，黑龙江省共有11个地级市、19个县级市、47个县;辽宁省共有14个地级市、17个县级市、19个县、8个自治县;吉林省共有7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19个县级市、20个县、18个自治县;将东三省的市、县总共合计起来共有190个，那么，从事这种演艺生涯的专业人员就达人，业余人员就达3人之多，可是，在这3个王本山、李本山、刘本山……和张本山当中，怎么就没有第二个像赵本山那样既不是通过搜刮民脂民膏，也不是以巧取豪夺，而单单只是凭“诚实劳动”就能成为腰缠亿万的富翁呢?诚然，如果对赵本山斥资2亿元购买私人飞机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话，那么，就应该值得对3个王本山、李本山、刘本山……和张本山为什么没有成为和赵本山一样的亿万富翁，而重重地大惊小怪一番了!
　　好一个“不必对赵本山买飞机上纲上线。不说赵本山每逢灾难慷慨解囊，不说他的财富积累源于个人努力，不说赵本山尽责带动一大批二人转演员‘致富’……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不为钱所役的积极人生态度”!你们这些昧着良心的乌龟、王八蛋们，怎么总是信口胡诌呢?赵本山为灾区、为贫困学生捐出去的钱，表面上看去是属于他个人和凭个人的努力挣得的，但是，实际上这是整个中国社会利用不平等的分配制度，所造成的对广大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进行公开的掠夺和最无情的剥夺与压榨的结果。例如：一个所谓的“明星”、“歌星”和“大腕儿”的一次出场费就达几万和几十万，一个所谓的“名人”几秒钟的广告费就值几十万到几百万，一个企业的老总或高管的年薪就可以拿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一个政府或企事业中的贪官凭借手中的权力就可以聚敛到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和几十亿的巨额财富。
　　为了确凿地证明统治阶级是怎样利用不合理的社会机制，来剥削、压榨和掠夺劳动人民的，下面就从一个人的生理机能和运动功能的角度，来科学地论证统治阶级及其为之服务的一切走狗，是怎样获得大量的金钱以致变得一夜暴富起来的。
　　1840年，德国医生、物理学家迈尔(J.R.Mayer，)从生理和物理学的角度，在研究人体内化学能与热能转换问题时，得出“如果人体各种形式能的输入、支出是平衡的，那么所有这些能在量上必定是守恒的”结论。同样，1867年，马克思在他的震惊世界之作——《资本论》当中，第一次从人类的最普通和最一般的生存行为和劳动过程当中(体现为脑力和体能的消耗)，深刻地揭露了一切隐蔽在商品经济运行下的社会，其本质都是统治阶级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由社会的政治架构所赋予），来强制造成不平等的社会分工，进而在各种形式的物质生产和经济运行中，根据劳动产出（以产品的形式）和劳动消耗（亦是以产品的形式）之间存在着能量不等值的差额关系，达到掠夺和无偿占有劳动者的超额劳动成果——剩余价值的目的「注190」。根据查找相关专业资料和作数据对比，发现从事体力劳动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二者每天在体能上的消耗相差并不是很大。若以“千卡”来表示能量单位，一般中等强度的体力劳动者，每天平均消耗千卡的热量，重体力劳动者每天平均消耗千卡的热量，而脑力劳动者每天平均消耗千卡的热量，重体力劳动者消耗的热量比脑力劳动者平均高出千卡，所以通过计算可以看到，即使是重力劳动者每天消耗的热量也平均不到脑力劳动者的1.4~1.6倍。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这种对体能的补偿和与报酬的获得，却恰好是颠倒过来的，即一个脑力活动者(更准确地说，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不都是可以称之为劳动的)的社会收入(或回报)，从超出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几倍、几十倍，甚至可以达到几百倍甚至是成千和上万倍「注191」之大，虽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社会的分工上，存在着复杂程度的不同，但是，就每一种具体劳动着的人来看，他在从事各种劳动的同时，都包含了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人的脑力活动和消耗，而那种所谓的“毫不动脑”的纯粹的体力劳动，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那种把统治阶级的政治强权行为，完全与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劳动人民和自然科学家、技术工作者，对客观世界和有关人类自身的研究、分析、思考以及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等同和混淆起来，是别有用心的。因此，那句流行于中国民间的用来揶揄人的话“你一顿能吃几碗干饭，你自己还不知道么？”从一个侧面恰好反映和揭示出统治阶级是怎样的一伙“不知道自己一顿能吃几碗干饭”的既无知又无耻的反动政治小丑和社会垃圾的深刻道理。
　　既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为赵本山之流创造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大把大把地赚到钞票的机会，那么，赵本山如果再稍加“着意运筹”一点，大把大把地钞票岂不就翻着筋头地和源源不断地滚进来了吗?而一旦有了花也花不完的钞票，他赵本山——这个有着像神一样光环的家伙，自然而然地不也就心高气盛起来了吗?所以，赵本山随便从手指缝里漏出点儿“小钱儿”，送给穷人做上学的学费和治病的花销，那岂不是更能表现出赵氏的“普度众生”之高风亮节和与众不同的道德风范吗?所以，一个人，一旦拥有了雄厚物质基础和巨额的金钱，那么，无论在肉体的欲望上还是在精神的追求上，他都会尽其所能去调动所有的社会因素，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和达到他个人的人性上的双重需要。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赵本山在拥有了金钱和名望之后，就能够“慷慨解囊救助灾区”和“不为钱所役的积极人生态度”之真正的原因所在。
　　难道大红大紫和富甲一方的赵本山，完全可以不顾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因素，而只需要有他的“天才”和“禀赋”就能够得道升天和万事大吉吗?不然，真正使赵本山如日中天和财源滚滚的客观原因，是赵氏作品的表演形式和思想内容，都恰好暗合了当代中国社会，由于政治蜕变所造成的思想文化颓废和精神道德堕落的历史大倒退和国家大颠覆之事实和现状的需要。不是吗，赵本山的“嘴斜眼歪”之舞台怪相，不恰好印证了那些个心术不正的当权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丑恶弄权心态吗?不是吗，赵本山的油腔滑调和口是心非的“大忽悠”语言技巧，不恰好反映了“改开”三十年来，作恶的统治阶级，一贯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先富带后富”“发展是硬道理”“黑猫白猫论”“韬光养晦”和“不争论”等模糊概念和含混不清的政治妖术，来忽悠、欺骗和蒙蔽那些纯真、善良、朴实和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吗?不是以“初级阶段理论”“一国两制”和“市场经济”为指导，而炮制和出笼了“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租赁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以及城市中的“砸三铁”“下岗”“分流”“买断工龄”“企业兼并重组”“教育、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股份制)”“外交上韬光养晦”“政治上补资本主义的课”和颁布“物权法”等一系列的复辟旧制度和推行私有化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吗?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和造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无端地诋毁和否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思想体系进行严重地破坏和摧残，极大地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抹杀和掩盖了敌我关系，大兴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之风，窝藏、侵吞、掩盖和转移巨额的人民财产，对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曲意逢迎和百般顺从，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